有人从社会网络那里开挖打地道， 又有人从语言运用那里开挖打地道， 结果，两个地道口在语用学那里汇合。 ——本书作者 第一版他序（一） ——季羡林 钱冠连教授的近著《汉语文化语用学》，即将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蒙他垂青，索序于我。这实在出我意料，真是受宠若惊。谈到语用学，要说我一点都不懂，那不是谦虚，而是虚伪。要说我懂得很多，那无疑是吹牛。我的水平大概处于小学与中学之间。我读钱先生这一部近著的过程，就是我学习的过程。这绝不是像书中所说的那样的“语用策略”，而全是大实话。以我这样的水平竟敢佛头着粪来写什么“序”，岂非天大的笑话! 然而我却感谢钱先生的殷殷感情，情不可却，又感谢本书中那些前无古人的精辟的见解，开我茅塞，把我的水平一下子从中小学提高到大学预科。我立即动手来写这一篇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本书的内容，宛如游夏诸贤，不敢赞一辞。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借题发挥。 多少年来，我就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国际学术之林中，中国学者的声音几乎一点都听不到？中国的文化积淀不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差，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也不比世界上任何民族低。在国外，在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新学说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彪炳宇内，煞是热闹。有的学说简直像“蟪蛄不知春秋”，生命并不长久。我曾套用赵瓯北的诗：“江山年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十天。”然而，反观国内，则噤若寒蝉，一片寂静。 原因何在呢？ 要找原因，并不困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专就语言学而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差不多，我现在先置而不谈，——有个别的学者患了明显的“贾桂病”，总觉得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在“老外”面前挺不起腰板来。一提到中国的语言理论，他们的鼻子都想笑歪。大部分搞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的学者，他们那一套分析的方法，我总觉得是受了西方的影响。这影响自《马氏文通》以来就存在于我们的汉语研究中。最近几年，我才豁然顿悟，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同中国的汉语不是一码事。西方的基本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其中当然包括中国的基本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表现在语言上，就形成了西方与中国的语言的差异，在中国首先是汉语。这个问题相当复杂，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简而言之，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西方印欧语言有形态变化，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尽量用语法变化的形式来表达得尽可能清楚。而汉文则既无形态变化，词类的区分又往往并不泾渭分明，总之是有点模糊。汉语的模糊性，多少年来就受到了谴责。有人说——是不是鲁迅先生？——中国人语言模糊就说明思想糊涂。鲁迅先生等人，曾企图改造汉语，有一段时期使用“的”“地”“底”三个字，把英文historically译为“历史底地”，一时成为严肃的笑话。从世界最新科学的发展来看，万事万物没有哪一个是绝对清楚的。汉语的优点正在于它的模糊。研究汉语，就首先应该抓住汉语的这个特点，用西方语言的理论来硬套是不行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立自己的理论。有人把中国学者没有发出声音称为“失语症”。找准了病源，开个药方，并不是办不到的事情。 在西方学者方面，他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或者潜意识地，难免还有“天之骄子”的思想。他们昧于东西文化的根本区别，他们不知道，研究人文社会科学，西方的资料只占一半的分量。钱冠连教授说得好：“缺了以汉语为语料的语用学专著的语用学学科，就像缺了一个方面军的大集团军那样不可思议。”语用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何独不然!可惜目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还不算多。东方和西方都有懵懵懂懂者。只有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多了起来，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才能真正成为完整的学科。看来要想完成这个理想的任务，只能等到21世纪了。 我的借题发挥就到此为止。现在再回到钱冠连教授的这一部《汉语文化语用学》这里来。我那一套一得之愚，钱先生未必都会同意。但是，他写作本书的基本精神，我认为，却是同我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的。因此，尽管我在决意写这一篇序时心中确有诚惶诚恐之感，可是，现在写完一看，并没有离题太远，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1997年3月7日 一气呵成，时窗外春风吹拂，柳露鹅黄 第一版他序（二） ——王宗炎 语用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可是在中国的际遇不错。热心把语用学引进的，大有其人；努力把语用学发展的，也有好几个。在这些引进者和发展者当中，钱冠连先生占有显著的位置。 搞语用学，钱先生有好些优势。第一，他年富力强，而且思想敏捷。第二，他得到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编辑按）领导的支持。第三，1992年他有机会到国外深造，在那里读了不少名著，并且与各国学者接触，获得了启发和激励。 眼前这本书——《汉语文化语用学》——是钱先生长期研究的成果。本书有丰富的汉语材料，国外的语用学著作与它是无可比拟的。这个优点一眼就能看出，本文用不着多讲。我个人关心的倒是，钱先生多年来锲而不舍，他的理论建设最后在哪里表现出来。 据钱先生在《读书》杂志发表的文章说，他啃外国著作虽则啃了十多年，可是只有最近才发现，语用学原来是“人文网络言语学”。“我们在做语言环境的奴隶，不折不扣的奴隶。”“我们是在受非语言环境的左右，也受语言性环境（上下文）的左右。”在语用学文献中，这样尖锐而干脆的话是很少看到的。 社会人文网络由什么组成呢？钱先生说，由人（自然的人，这在语言系统之外）和社会（这也在语言系统之外）共同组成。语用是一种功能系统，它“完全建立在社会行为之上”，“完全建立在人和人文网络对语言干涉的基础之上”。 对于上面这种判断，我是赞同的，但是想补充两点： 第一，社会人文网络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在不断地变，社会也在不断地变。就中国来说，把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人文网络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人文网络相比，分明大不一样。与此相应，汉语的语用规范也应该有不少地方改变了。 第二，一个人与社会人文网络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人在社会人文网络中的行为，是完全被动的呢，还是仍有一定的能动性、主动性呢？从许多人的经验看来，人虽然受到社会的制约，可还不是被五花大绑捆得死死的。 当奴隶是不自由的，然而一个人“当了奴隶”依然有某种程度的选择权；人处在社会人文网络中，当然要受到种种的限制，然而同时他也获得多方面的指引和支持。人有失也有得，不能只怪罪社会而不感谢社会，这是我的看法。这个看法对不对，请钱先生赐教。 1997年5月2日 于中山大学回春楼 面对三位先生的期待 ——第一版作者自序 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 作为一家之言，我知道这声音既不是玉磬击明堂，又不是朱瑟奏雅室，但我还是冒险喊出，自有它难解的情结。 1992～1993年，我有幸在国际语用学会研究中心（设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大学）搞合作研究，接触到浩如烟海的语用学资料。然而令我脸红的是，竟没有一本中国人写的语用学专著，更没有以汉语为语料、以汉语文化为背景的语用学专著！我们当然不必把这事儿扯到中国人行不行的问题上去。因为中国人的本领是世界公认的。但是，缺口必须填补。事情总得要人做起来。 早在出国之先，就有三位先生的话如重锤时时敲在我的心上。　 吕叔湘：“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陈平，1991）此外吕先生还“一直为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往来、‘两张皮’的现象深为忧虑”（沈家煊，1996）。 王宗炎（1994）：“中国的学者不研究中国问题、汉语问题，拿不出本土的材料来，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许国璋（1991）：“语言学界的学术活动，大体分两类：中文系学人以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的研究为主；外文系学人以介绍、解释国外诸语言学派的论点为主。两者未见汇合。”此外他“欢迎引进， 但不欢迎照搬；欢迎借鉴外国资料，更欢迎开发本国资源”（刘润清，1995）。 于是，我们面对一种忧虑。于是，我们又面对殷切甚或焦急的期待，极有意义的期待。说期待是“殷切甚或焦急”，是因为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类似的号召，不知道发过多少次了，却不曾见落到实处的响应。不落实，期待只能是无期之待，于是才有了吕先生的“深为忧虑”。说期待是“极有意义”，是因为实践这个期待，在战略上、战术上，对我国语言学界甚至其他学界，是一种思维定势上的改造。有过这样的说法：大陆提出问题，海外解决；海外提出理论，大陆引用。听到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感到寒心？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湖北的一次语言学年会上，报告过这样的消息：在一次国际语言学会议上，有洋人说，中国还没有语言学。在那次国际会议上，我国的一位颇有成就、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只能作为旁听代表。凄凉也罢，气愤也罢，我们都得认了。 短短的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语言学研究有了惊人的发展。欢呼一下也可以。但是，上面三位先生的话，言犹在耳。新的任务直逼我们面前。 与其袖手旁观，不如从自己做起。我要做做“自己家里的事情”，试着把“两张皮”弄成一张皮，努力“拿出本土的材料来”，用心“开发本国资源”。即使我做得有毛病甚至大有毛病，我的同胞也会谅解我的。我这样想着，也就做起来了。 但是，写一本以汉语文化为背景的语用学专著的念头早就起了。1990年我在全国首届语用学研讨会后的一个综述报告中问道：“在一套符号系统里可以生存、发展的语用学，在另外一套（语言）符号系统里就没有解释能力了，这说得过去吗？”当时，在我的头脑里，“另外一套语言符号系统”就是指的汉语。 就是上面这些原因催生了本书。 本书写作时，国外的语用学资料不谓不多了，引进也不少。可是，这本书里，它们只会被拿来与汉语对照，不会当成基本框架。理由有二。其中之一是：上面三位先生的教诲一定是有一番道理的。我想老老实实地实践一下，试探一下，“隔壁人家的事情”怎样和“自己家里的事情”联系呢？联系了有什么好处呢？“拿出本土材料”会别有一番什么样的天地呢？ “开发本国资源”会有什么样的景观呢？理由之二是：不同的文化就会生出不同的言语行为，不同的言语行为，就会生出不同的语用策略，于是就会抽象出不同的语用原理与原则。为什么一定要拿西方语言（比如说英语）的语用原理与原则来代替汉语的语用原理与原则呢？我承认你根据你的实际抽象出来的理论是对的，你为什么就不能承认我根据我的实际抽象出来的理论是对的呢？本书作者无意故意和洋人闹别扭以自抬，并且认为，能为我用的洋而故意不用，这是毫无意义的标新立异。但是，如下的信念是不会错的：从汉语的事实里抽象出来的语用原理与策略，绝不会矮人家半截儿。这里，权将拙著第一章第一节里的一段话先引用如下： 《汉语文化语用学》不可能是搬用英语文化语用学的原理作为“帽子”，然后采取西洋帽子＋汉语例子的貌合神离模式。汉语文化语用学，只能是从地道的汉语文化事实出发，抽象出真正符合汉语文化的语用原理、原则与策略。可以预料到，汉语文化语用学既有部分地与别种语言文化语用学相覆盖的理论、原则与策略，更有汉语文化独特的理论、原则与策略。理想的汉语文化语用学，应该是汉语文化与语用规律的水乳交融，从语料到术语到原则到策略，都应该是地地道道的汉语文化本性。 但愿本书真能如此。 此书于1990年10月开始着笔，但是，上面说过，写此书的念头早在1990年初就生发了。此后，由于一种科学上的好奇心，又不想踩着洋人的脚印走到底，便真正地留心起汉语材料来。另一方面，又毫无恶意地但有意识地寻找了一些“冒犯”洋人的题目做了开来。这样干的结果，便产生了一批在全国高校外语学刊上出现的论文：《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言语假信息——兼论 Grice 合作原则的拯救》《不合作现象》《面相身势与话语必须和谐：一条会话合作原则》《语用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语用学：语言适应理论〉评述》《语言符号的局限与语用学》《言语的生命意识》《论构建语用推理模式的出发点》《文化共核对翻译和语用失误的调剂》《语言功能不完备现象》《新格赖斯语用机制新在哪里？》等。当我现在系统地构建这本书的框架的时候，便不无趣味地发现，这一系列的文章，基本上都并非巧合地围绕着一个思路，即：在借用外面东西的时候，也在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东西。适合中国特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比较清楚了，是汉语文化的语用原则，就必须向汉语文化的本性回归。现在写出的这本书，当然是上面系列文章的思路的发展，尽管如此，这些文章也不能像砖头那样搬来就往墙上砌，必须修改、补充，因为原来的文章毕竟有大量的英语 文化背景。 审阅过本书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的先生有：中山大学的王宗炎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戚雨村教授、河南大学的徐盛桓教授、复旦大学的熊学亮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的易仲良教授、北京大学的高一虹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陈宏薇教授、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编辑按）的周换琴副教授。没有他们无私地贡献各种意见，本书不可能有如今这个样子的。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并在此表达我的谢意。 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在我写作此书的过程中，给了我许多细致的帮助和鼓励。1996年的广州的春节，十余天寒潮氤氲，冷雨纷飞，是几十年之仅见，在我面对电脑的硬屏冷盘操作之时，此书的责任编辑北方来电慰问。虽然隔着千里，话筒传过来的声气，却也是温温的、暖暖的了。后来他还邮来了禅宗方面的资料，助我禅宗公案那一章的写作。信中说：“人生痛快事，文思泉涌时。能找到一个开创性的课题做，一展智慧才华，幸莫大焉。”我明白，虽然我离这一境界尚远，出版社如此鼓励他们的作者，用心却也良苦！我想，这个出版社对作者的工作做得这样细致，一能使读者明白他们的极高声誉是如何得来，二能督促我竭力殚精，务必不使热望付之东流。　 另外，我还想感谢贤惠的妻子，是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务，让我得以潜心写作，神闲气定地思考，遂有今日之果（但不敢断言为“正果”）。 语用学大家巨擘如林，自知“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既然不是黄钟大音，拙著就权充竹管律吕之声。这本写语言运用的书，按说，它本身应该是思想绵密，语言清澄；不说文采壮丽、引辔挥鞭吧，至少也应该会词切理。可是，写成之后，除了感觉自己尚能老老实实从汉语实际出发以外，还深感瑕疵颇多，或一叩而语穷，或一发不可收拾。这两个极端都不好。愧矣! 作者 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996年7月23日 1997年《汉语文化语用学》问世后，从各方面传来了与它有关的一些消息。有些外语院校以它为教材或必读书，一些中文系也以它为教材开了课（这正是作者的初衷之一：多年来，中文系与外语系学人两不搭界的事，如块垒在胸，此书能为两界学人做一点穿针引线之事，也是我响应了前辈的号召），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它，日本《言语》杂志1998年第1期（Vol. 27）报导了我在中国第五届语用学大会（1997年8月，长春）上就本书的发言，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Jef Verschueren 在同一个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对此书也有一些积极评价，国际语用学会会刊PRAGMATICS 11：1（March，2001）对它有一短小介绍，日本关西大学一副教授在日本《语言》杂志（2000年第5期）详细介绍了《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也传来关于韩国某大学索讨此书作为教材的事，后来广东省给了它一个小小的社科奖。再后来便传来南京大学社科文献价值评估中心（此名不甚确）关于此书较多被引用的消息。 上面这些消息都远远不能证明这本书就真正有价值。一本书有无价值或许能在50年后看出一点眉目。我的意思仅仅是，著书立说，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声音。只要是自己的声音，无论强弱，无论对错，甚至有许多可以挑剔的东西，读者还是愿意倾听的。——这也许是这本书能给我自己的一点启示。我理解我的外语同事们专注于对国外理论的介绍与解释，他们 也能理解我在介绍与解释国外理论的同时，掺和一点自己的声音。趁本书入选教育部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之机，我愿意说出这样的想法与愿意倾听 我的读者共勉。 这次再版，增加了两节。一节是“语用学的哲学渊源”，另一节是“国内外语用学选题对比研究”。我以为这两节对愿意研究语用学的人会稍有帮助的（选题是研究最关键的一步）。也趁再版之机，对初版的排版与文字错误做了一些订正。在这一耗时费力的劳作中，第二版的责任编辑尽心尽力，多次与我磋商，尽可能将一切误讹之处改正了过来。我特别感谢我的 挚友、湖北民族学院的汤贤均教授与精美的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编译者、香港大学的李北达教授对此书摘误指谬、详细匡修。后者来信说，他“对书中的错误采取了零容忍度”。对错误的零容忍度就是对科学的百分之百的忠诚。 作者 于羊城冬收斋 2001年4月15日 阅读指南 第一章 导 论 本书第一章的第五节与第六节，分别介绍了国外与国内语用学的发展概况，资料丰富，叙述详细。第五节“国外语用学发展概况”用心在为汉语界的读者提供一点方便，外语界较熟悉这方面情况的读者可以略读，甚至跳过不读。第六节介绍国内语用学发展概况，“刘勰的语用观”部分，外语界读者可详读，汉语界读者则可略读；“作为独立学科的语用学研究起步的十年”以后的部分，外语界和汉语界的读者可分别作出详览或略读处理，不必逐一追章索句。第七节专论国内外语用学选题对比研究，对青年学者们有导向作用，或可详读。 第二章 语境干涉 对语境实质的认识，直接关系到下面这一命题：语用学实质上就是人文网络言语学。 语境干涉——对语音、句式的干涉，对说话人（使用策略）的干涉——就是社会人文网络干涉我们说话，这是一开口就要发生的事，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出来。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语用学可以叫作人文网络言语学。 从很多方面可以论证出语用学是对语言符号局限性的补偿。因此，必须重视语言符号局限性的说明。 这一章突出了语境句与零语境句的对立，明确这两个术语的对立的好处是：（1）迅速抓住语法和语用学的区别；（2）几乎就抓住了语用学的主要内容。 第三章 附着（于人的）符号束的参与 一切伴随着人、附着于人的符号，如声、气、息、面部符号、身势符号、伴随的物理符号（物体），形成了一个与话语同步的符号集合，于是成为符号束。 为什么它们是语用学研究的对象呢？因为有的（如伴随物）具有超载意义；有的（面相身势）可以补充信息量的不足，鉴别信息的真假，调理话不对题，澄清模糊不清的方式，甚至可以代替话语在谈话的一切层次上发挥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在面相身势体系中最顽固地被保留了下来）；有的（如声、气、息）是将意向含义渗透到话语里去的极重要的手段。 第四章 智力干涉 从言语事实中发现，语用推理走纯粹形式化的路子走不通，于是人的智力就必须进入语用推理之中。听话人不断寻找并抓住合适感觉的过程，这也就是所谓的智力干涉。 要得到话语的特殊含义或一般含义，可以用逻辑的、直觉的、认知的、语言的（句法的）、非语言的（其他符号的），诸般综合手段，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参照语境，通过智力干涉，找出真实的话语含义，这就是语用推理的基本出发点。 语用推理模式只能大——把握几项基本的出发点，不能小——毋须细致的纯粹的形式化手段。这几个大的出发点是：简单自然、混成符号束同时工作、语境干涉推理、智力干涉推理。 第五章 语用原则与策略 本章花了很大的气力去讨论五花八门的、有趣又繁杂的语用策略。为什么呢？因为不这样就对下面这样的结论不信服： 五花八门的策略，与其说为了交际成功，倒不如说就是接受了社会人文网络（社会文化、风俗习惯、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历史事件等）对人的干涉。 明白这一点就是接近了语用学的实质：语用功能理论系统完全建立在语言符号关系之外，换句话说，完全建立在人对语言干涉的基础之上!用“功能不完备原理”去解释，就是说，语用功能理论系统完全是靠语言系统之外的人及社会这两个系统补充而成的。 第六章 语用的体现关系 语用学不在符号层次上操作，为什么本章要不厌其详地介绍句法、文学、翻译、甚至禅宗公案呢？ 为了说明语用学“三带一理论”的渗透事实。“三带一理论”解释了语用分析可以在句法、文学与翻译等方面体现出来，也在语言运用的某些特殊场合（如禅宗公案）中体现出来。不妨这样认为，这种关系也就是语用分析介入了其他学科，比如说，介入了句法，介入了文学，介入了翻译，介入了禅宗公案，等等。 如果这样做成功了，就会体味到语用学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有生气的、有生命力的学科。 第七章 宽式语用学的一个例子：会话分析 本章只须注意：（1）为什么要研究对话；（2）对话的结构形式和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对话的连贯机制。 第八章 语用学：人文网络言语学 这一章很短，但却令人割舍不下。结论再明白不过了，我们不再重复。只是建议读者：钱钟书等人关于符号系统与意识形态“相互重叠”的论述非常有意思，反复琢磨，真有一种洞穿的体味。 只要你一说话，这个人文网络就跑出来纠缠你，它也要“说话”，并且还真能操纵你!前面七章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会儿，你只需要做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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