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绝地天通

  今人多以为伏羲、黄帝为最早之巫觋，实则不然，是对吾国文化之误解。须知伏羲、黄帝等先祖，兼知命与革命两者而有之，其圣德广播上下四方，其精神周流往来古今，非巫觋之所能及也。巫觋徒有知天命之能力，而无革天命之功德，故不可同日而语。上古之世，如伏羲、黄帝均是内圣外王，道术并用。因其有道而显术以推及于民，民心所向，偕归往之，故称之曰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足见王之本义，便是以一贯三，通天晓地，旁及于人。

何以通天晓地？伏羲画卦，黄帝作甲子，教授于民，上可知天意，下能达地理，中间使人顺天地自然而行，便能顶天立地，均是其义。后来圣王不继，便产生了徒有小道之巫觋和专于术数之阴阳家及再后之术士，此时，道术已然分化为两者。若仅局限于巫或术，则大违圣王作易之旨。有道不以术显，则功德难起；有术不以进道，则易为流弊，乱人心神。所以后来则出现了“绝地天通”之事体。

 所谓绝地天通，就字义表面而言，即是隔绝人与天地相通之意。如此，则有人问，天地原来是相通否？

 《国语?楚语下》云，昭王问于观射父曰： 《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是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楚昭王所问之事见《尚书?吕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观射父所言，乃以为天地之间并无物质性之通道，所谓交通天地，乃是巫觋与上天之精神沟通，否认天地间通道之存在，然而楚昭王所问也并非空穴来风，无稽之谈。天地间通道之确然存在，是记录于今人视为神话传说之典籍《山海经》等书中。此种通道之载体多为山。     

如《山海经?海外西经》言：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

又《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然则《淮南子?地形训》中，对通天途径之描述更为确切、完备、典型，所指便是吾国神话中至为著名之昆仑山：昆仑之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昆仑山之高度，《淮南子?地形训》中记为“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历三次“或上倍之”，经凉风山、悬圃二处，方能“乃维上天”，抵达太帝之居。此实为一等比级数，公比为2，须升至昆仑山高度之8倍（2的3次方）以上方能抵于天。计算下来，则“天”之高度约九万里。后人写登天，形容天之高有九万里即是出于此。譬如李白之名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悬圃”之“悬”，又作“县”、“玄”。

《楚辞?天问》云：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王逸注：昆仑，山名也，在西北，元气所出。其巅曰县圃，乃上通于天也。

通天之所除名山以外，尚有神木，亦见于《淮南子?地形训》：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此“天地之中”，与M?埃利亚德（Eliade）所论述之“宇宙轴心”（axis mundi，拉丁文）相符，埃氏谓此种象征屡见于亚洲诸民族。

以上之记载，无论今人以为神话也好，事实也罢，因时隔太久，已不可考，则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只是说明吾国上古文化中极为重大、重要之观念——通天。而登葆山、灵山之类，即上古传说中所谓之“天梯”，而“群巫所从上下”、“十巫从此升降”，正是言巫觋进行天地间之沟通。袁珂释“十巫从此升降”云：

即从此上下于天，宣神旨、达民情之意。灵山，盖山中天梯也。诸巫所操之主业，实巫而非医也。

又释开明之东六巫神话云：此经（《山海经?海内西经》）诸巫神话要无非灵山诸巫神话之异闻也。故郭璞注以为“皆神医也”；然细按之，毋宁曰皆神巫也。此诸巫无非神之臂佐，其职任为上下于天、宣达神旨人情，至于采药疗死，特其余技耳。

袁珂所言，确为灼见。上古巫医同源，群巫升降之所既“百药爰在”，则巫觋以“鸿术”而为帝医，自不过其余事而已。

2、巫史与天官

司马迁作《史记》，其“八书”之中专列《天官书》以论星占，专列《历书》以论历法。    尝言：“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人，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汉?贾谊云：“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医卜之中。”实则以卜士而高居庙堂之上者，自殷周以至于明清，皆不绝于人。

《汉书?艺文志》云：“《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此当得是后世“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说法之最早来源。而精通五行阴阳之术者，更是以“扬于王庭”为耀。《尚书?洪范》云：“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周礼?春官》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礼记?月令》载立冬之月，天子“命太史衅龟筴，占兆，审卦吉凶。”注云：“占兆者，玩《龟书》之繇文。审卦者，审《易》之休咎。皆所以豫明其理而待用也。衅龟而占兆，衅筴而审卦吉凶，太史之职也。”足见三代之时，占筮对于国家之重要，乃是由太史亲自执掌《龟书》及三《易》等典籍。太史是何官职?比之后世辅相之官也！（而今《龟书》及《连山》、《归藏》两种《易》书已然失传，唯有《周易》唯一得以流传，实乃大憾之事体矣）。《周礼?春官》云：“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上春衅龟，祭祀先卜。”《史记?龟策列传》言：“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此等均是以君国大事而请以专门官员进行占卜之记载。就以上记载可见，殷周之时，专设太卜之职，且夫国家每遇重大变故，则必以卜筮占断吉凶。所谓卜筮者，乃言以灼裂龟甲占其吉凶为卜，以蓍草排布卦象察其祸福为筮。此外另有专门占梦之术，并设有占梦官，《汉书?艺文志》云：“众占非一，以梦为大”，周代太卜掌“三梦之法”。至今甲骨文中尚有大量龟卜及梦占之记载。而西汉王莽篡国之后，建立“新朝”，刘歆曾与王莽共事，关系密切，王莽建立“新朝”后，封刘歆为“嘉新公”，称国师，刘歆又建置《周官经》博士，于是全国兴起国师之说。《汉书?刘向子歆列传》云：“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颍叔。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刘歆是史上名重一时之国师，章太炎先生曾言：“孔子殁，名实足以抗者，汉之刘歆”（《检论?订孔上》）。时有李通之父李守，“身长九尺，容貌绝异，为人严毅，居家如官廷”。因“好星历谶纪”，曾师从刘歆，做了王莽之宗卿师。新朝末年，李通常自父亲李守处听到“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之预言谶语，便悄然寻找到刘秀，说动其起义克莾（典出《后汉书?李通传》）。尔后果然“布衣唱义，助成大业”，“自为宰相”。

据《后汉书》所载，任文公“以占术驰名”而任司空掾；郭宪有道，绝王莽而隐，因光武而显，受刘秀征拜为博士（古之博士，乃司国家图书之职，通古今，以备顾问。秦始皇时，有博士70人。汉代博士为太常属官，官秩为六百石，员额多至十人。汉武帝采用公孙弘建议，设五经博士，专掌经学传授。唐代时设置国子、太学、四门等博士。另有律学、书写、算学，府学、州学、县学博士之称，均为教授官，非中央学官专称。魏晋以后，常任用精于礼仪之人为太常博士，掌宫廷礼仪；任用通晓音律之人为太乐博士，掌宫廷祭祀、享宴作乐歌舞；任用精通医术之人为术医博士、医药博士；任用精通天文、星历、卜筮之术者为天文博士、漏刻博士、历博士、太卜博士、卜博士等，专掌天文、历法、占卜等事。博士之选用，西汉及东汉前皆采取征拜与荐举之法，且有甚高标准，诚如《汉书?成帝纪》中之言，博士须是“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之人。及至东汉，任博士还须通过考试，唯精于五经之人，方能荐为博士。）；许杨以术数而显，又因王莽之变而隐，治水益民，造福百姓，其卒，邓晨“为杨起庙，图画形象，百姓思其功绩，皆祭祀之”；高获“素善天文，晓遁甲”，禀直不屈，敢抗圣意，敢犯帝尊，却济百姓于水火，辞官“还遁江南，卒于石城，石城人思之，共为立祠。”谢夷吾“少为郡吏，学风角占侯”，“举孝廉，为寿张令”，因勤政爱民“有善绩”，班固则为文向帝举荐，于是任荆州刺史；杨由以文学掾而常语预太守，其功自不可没；李郃顺天应命，不与权臣相往，五迁尚书令，继任司空复为司徒，功盖天下；又有大将军杨春卿、国老杨统、杨厚一家三代，俱以“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杨春卿“善图谶学”，为白帝公孙述将；汉明帝感念杨统年高德劭，敬称为国老父师，（“泱泱三老，实作父师”）；杨厚自幼常随父杨统入朝问对，及至年长，又屡解太后、顺帝、梁太后之惑，且辞官不受，返乡修黄老教授学生。杨氏祖孙三人，以图谶命卜之学而立，兼善天下，俱为国家所重，不可不谓贤人。

汉代之时，更有上谷太守公沙穆，字文乂，“为善士，举孝廉，尚书侍郎，昭陵令，上谷太守”（《谢承书》）；单飏，字武宣，“举孝廉”、“拜尚书”；江夏太守韩说，字叔儒，“博通《五经》”、“举孝廉”；代郡太守、侍中苏竟；蜀国都尉董扶，字茂安，“少游太学，与乡人任安齐名，俱事同郡杨厚，学图谶”，“灵帝时，大将军何进荐扶，征拜侍中，甚见器重”。

三国之时，居庙堂为王侯所敬或所用者，有虞翻、朱建平、周宣、管辂、周群、杜琼、吴范、刘惇、李譔等人（《三国志》）。

两晋之时，又有弘农太守郭璞及其外孙建威参军杜不愆，谏义大夫陈训、占侯官戴洋、著作郎干宝、广武将军韩友、司马督淳于智，光禄大夫、太常卜珝、太史令、西海太守黄泓、太师王嘉、太常郭黁（音伦，香之意）、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关中侯台产。

南北朝时，有太史令张渊；太史令兼中书侍郎晁崇；钜鹿太守耿玄；司徒崔浩；徐州刺史王春；散骑侍郎宋景业；光禄大夫李业兴；中书舍人吴遵世；通直常侍（官名，备皇帝顾问）赵辅和；信州刺史綦母怀文；谘议参军庾曼倩（庾诜子、庾季才父，详见本书《附录?点评千古易人》）；容城令徐路；通直散骑常侍孙僧化；算生博士殷绍；幽州刺史刘灵助；御史贾子儒；开府行参军解法选；太尉陆法和；定州刺史蒋昇；太史令张胄玄。

隋朝文帝时有通直散骑常侍、均州刺史庾季才、谏议大夫由吾道荣；炀帝时有太史令庾质（季才之子，惜炀帝每不受谏，质屈死狱中）；有盲人章仇太翼（卢太翼)；有太史丞耿询；有光州刺史韦鼎；有开府（高级官名）来和；太府少卿、开府萧吉；

唐代为吾国史上至盛之时，历289年之久。其间涌现出各类高人义士，又不乏以卜者而居庙堂，修己达人，兼济天下之辈。有刑部尚书崔善为（天学世家之后、权会之子）；太史令薛颐；济州刺史、御史大夫李嗣真；吏部尚书、中书令、顾命大臣褚遂良；太史令、水衡都尉尚献甫、太乐令裴知古、礼部侍郎、汝州刺史严善思、御史大夫、剑南节度使金梁凤、太常丞吕才；太史令史良；天官侍郎张敬之。

五代之时，战乱并起，群雄割据。史载之高士，寥寥无几，抑或如古人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也乎？纵如此，可记其数者，亦有后晋司天监马重绩、赵延义。

宋代之时，辽、金相峙，当此之际，宋国有秘书省著作佐郎刘羲叟；户部尚书、太府卿赵修己；司农少卿王处讷；司天监王熙元；工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苗训；司天监苗守信；尚书工部员外郎楚芝兰；权知少监史序；殿中丞周克明；司天监丞楚衍；嘉晟侯魏汉津；辽国有司天少监王白；金国有司天台管勾武祯。

元代之时，有光禄大夫、太保刘秉忠；广宁王、太师耶律楚材；嘉议大夫、礼部尚书瞻思；太师、赵国公田忠良；大司徒、魏国公靳德进；奉直大夫、秘书监丞张康、翰林供奉范椁。

明代之时，有诚意伯、太师刘基；荣禄大夫、上柱国公、少师姚广孝；太常少卿袁珙、袁衷彻父子、钦天监正皇甫仲和。

以上皆居于庙堂之上之卜者，而卜者散落于民间，则沦为术士。其间有真隐之士，亦更不乏借此混迹江湖之流。贾谊所谓“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医卜之中”，实则是指怡然隐身于医卜之列、行医以悬壶济世，借卜以指点群伦，“和光同尘”于广大人民中之大贤大德，而并非动辄即以占卜行当为营生之人。

古来之医者便不必说了，虽处江湖之远，却以救死扶伤为本分，官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医者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上古之时，名医之代表譬如神农，其遍尝百草之传说至今仍然流传甚广，家喻户晓；其次是黄帝，《黄帝内经》约成于春秋战国之际，虽非出于黄帝之手，而却传于黄帝之道，至今仍为中医学所推重之第一宝典。处“江湖之远”的医家，大家耳熟能详者，譬如扁鹊、华佗、张仲景、皇甫谧、葛洪、孙思邈、钱乙、朱丹溪、李时珍、叶天士、徐大椿、王维德……

而散落于江湖之卜士代表，一般皆不欲留名，唯立功德于世，此种德行，杜甫有名句相喻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或散见与诸史册笔记，或化名载于正史，或只传说于江湖。譬如汉代焦赣（字延寿）之师孟喜，实际孟喜之名亦是伪托，譬如今世流行之“化名”，固其本为一民间隐士，而姑且以“孟喜”名之。史上此类“不居庙堂而处医卜”之圣贤高士，实不胜枚举，如汉代不仕而隐之蜀中严君平，高风亮节，风骨特异，其人事迹，至今仍传说不绝，尤在川中，为人所乐道。

严君平恒可为江湖圣人之典范，后世有人将之归入道家，亦有人冠之以“大儒”之名，无论儒家道家，由此可见，实皆一家，因何而有别异哉？

战国时有唐举，汉代之有景鸾、李南、段翳、廖扶、折像、朗顗、襄楷、陈寔、任安；晋代之步熊、严卿、隗炤、索紞，南北朝时有王早、荆次德、许遵、皇甫玉、李顺兴、檀特师、魏宁、庾诜、信都芳、麹绍、吴士、赵琼、强练；隋唐之际，又有乙弗弘礼、大才子王勃、药王孙思邈、袁天罡、张憬藏、王远知、张果老、一行和尚、武攸绪、李元恺、卫大经、桑道茂、杜生；五代时有王处士、及至北宋时，处“江湖之远”者，又及陈抟之师，即是当世之一大隐，朱熹言：“邵子发明先天图，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周易参同契考异?附录》）张岷言：“先生少事北海之才挺之，挺之闻道于汶阳穆修伯长，伯长以上虽有其传，未之详也。”（《邵子全书?附录》），张岷所说，即是言邵雍有授业之师乃北海李之才，李之才又得受于穆修，穆修以上虽有其传，却已不可考焉。而朱震则以为“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汉上易传?表》）无论如何，所考至多言及陈抟则止，陈抟之师承渊源如何，则并无定说。明朝之时，尚有沈周、周述学；清朝之时，又有汪沨、王宏撰、蒋平阶、此一节所录，乃是方外高人之传，皆以贤明著称。

另又据史书所载，言之凿凿之卜士高人，时处江湖以于民，时居庙堂以伴君，譬如秦汉时之许负，汉代之唐檀、许曼、赵彦、樊志张、樊英、荀淑；三国时之司马徽、朱建平、周宣、管辂，唐朝之袁天纲；宋时之徐复、王老志、孙守荣；辽国之魏璘、耶律乙不哥；金国之麻九畴、杜时昇、武亢、李懋、胡德新；元代之李俊民、廖应淮、彭复、李国同；明代之张中、仝寅（音同）；清代之魏禧、邱维屏、章攀桂、刘禄、张永祚、戴尚文。

  以上所罗列之人，率都身负绝学，或立功，或立德，或立言，或全三不朽而于一身，足以为后世之范。作者特将此中人物自《二十四史》中遴选出来，加以著译，成为附录之书，供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