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总序

广西地处西南，依山傍海，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从古至今，广西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发展，并 在历史的潮流中吸取异质文化的元素,呈现出多元和开放的特点。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广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聚落、戏剧、宗教、习俗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了一大批优秀华侨以及国内外著名的文化巨匠，也留下了形态多样、内容丰富、数量巨大、保存完整的文化资源。因此，对它们进行保存、整理、挖 掘、提炼，加深对广西文化内涵的研究，从而更好地延续传统、迈向未来，无疑是一项具有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的工作。

广西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对外交流与贸易频繁且深广。近代以来，广西又是华侨之乡，大批的桂籍人士远渡重洋、打拼创业，他们传播了广西文化，推动了中外语言文化交往。深入研究地方文献，还原这段历史，一定能够增进广西与海外广大华侨的情感联系和心理共鸣。在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对中国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桂籍名人辈出，其中像马君武、王力、秦似、梁宗岱、王宗炎等都是广西地方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的思想资源长期未被区内外的研究者重视。如果我们对这些大师的翻译、创作、言论等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进行全面、深入的挖掘与研究，以指导现实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

目前，国务院批复了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这对于该地区 包括文化和教育等在内的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大利好。处在全球化和资讯迅猛发展的时代，“越是地方或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21世纪，中国各省、直辖市都在向内深挖文化资源，向外传播文化精华和发扬当地族群性格优点，建立认同，寻求发展。在不进则退的严峻形势面前，我们要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文化强国建设”为指导，努力发掘、保存、整理、研究和阐释地方语言资源、文化和传播资源，然后推向世界。

语言、文化和传播紧密联系，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统一体，其中语言是载体，文化是客体，传播是渠道，因此只有通过传播，才能使东西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成为可能。有鉴于此，如果我们对广西境内及广西籍人士开展的欧美语言、文化、翻译活动进行挖掘和深入研究，便可从中发现早期广西先贤如何弘扬民族文化、引进西方文化思想，进而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做出巨大贡献的心路历程。同时，以外国语言、文化、翻译传播研究为契机，亦有助于将广西地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联系在一起，进而将广西推向世界。

广西民族大学拥有广西高校中唯一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也是全国民族院校中唯一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学科队伍结构合理，研究方向齐全，目标定位科学合理，建设规划目标明确，切实可行，在学科建设过程中紧紧围绕学校“民族性、区域性、国际性”三性合一的办学定位，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方面都能很好地结合民族和东盟，服务广西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同时服务国家战略，不断夯实区域与国别研究、语言学、外国文学与文化、翻译与传播几个核心学科方向之内涵，并不断拓展新的学科领域，成功培育了比较文学/译介学、外国文学与文论、东南亚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研究等特色学科方向，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内涵式发展，在外语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学科已由原来的外国语学院发展成为外国语学院和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两个学院，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侧重东南亚语言、文学、文化研究，外国语学院则侧重欧美国家的语言、文学、文化研究。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决定编选“外国语言文化传播研究丛书”，旨在结集本团队成员近年来有关外国语言文化传播研究的相关成果，同时也吸纳海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的优秀成果。入选作家均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作品有较强的原创性和鲜明的特色，研究方法具有可操作性，作品深层次揭示了外国语言文化与传播的本质。本丛书为一套开放性丛书，除收入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成员的成果外，也收入国内外同人的优秀研究成果。所收著作须经丛书编委会评审通过。我们期待本丛书的编选和出版能够为打造学术精品、推动我国外国语言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起到积极和实际的作用。

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外国语言文化传播研究丛书”编委会

序.一

不久前，张旭师弟在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状况下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为他的新作写个序。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不擅长写序呀，而且我很忙！

接着，他的书名令我眼前一亮：《心田的音乐——翻译家黎翠珍的英译世界》。我隐约记得，多年前他提过要研究师傅的翻译人生。当时，我没有当真。心里想，黎老师是把英语名著翻译成粤语演出本的高手，你不懂广东话，怎么研究呢？

然而，当我捧着书稿一页一页往下看时，我觉得很感动，也很惭愧。感动的是，张旭是如此用心地收集资料，如此仔细地检视老师的人生轨迹，又如此精辟地用“心田的音乐”五个字来概括老师那独特而高超的翻译艺术。当然，他也很聪明地侧重研究老师在英译方面的成就，而把粤语译本先放一边。也许他正在暗中努力学习粤语，过几年，再冷不防抛出个专著，研究师傅那出类拔萃的粤语演出本翻译及其语言艺术呢。

读着师弟的用心之作，我感到非常惭愧。我是黎翠珍老师门下的第一位博士生，在她的学生群体中被称为“大师姐”；我也一直崇拜师傅的语言艺术、敬重她的宽宏气度、敬仰她的处事方式、欣赏她像顽童一样的性格。而我，却没能像张旭师弟那样，用心地去研究师傅的翻译人生，把她的经验、她的人生态度、她的优秀学人境界用文字记录下来以润泽后辈。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就有幸成为黎老师的学生。那时，她还在香港大学英文系任教，我则从中山大学英文系毕业留校任教不久，便获得一个机会到香港大学进修“现代英国文学及翻译”课程。我选修了黎老师开设的一门“英国文学”课程——“劳伦斯著作研究”。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黎老师当时身材挺拔、高挑，身穿长风衣，一手插在口袋里，在讲台上潇洒地来回走动，满怀激情地讲述劳伦斯（D. H. Lawrence）著作的特点及其意义。当时，班上有一大群学生都是她的粉丝，称呼她为“Ms. Lai”。每次课后他们都在评赞：“Ms. Lai讲得真好！”“Ms. Lai好cool！”此后，Ms. Lai酷酷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回到中山大学英语系任教数年后，我觉得自己须要再度进修才能与时俱进了。于是，趁一次到香港大学访问的机会，我专程拜访了黎老师。那时，她已从香港大学转到香港浸会大学任翻译学讲座教授，创建了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一职。一见面，我就跟她说，我想来跟她读翻译研究方面的博士学位。她一听很高兴，立即叫秘书把申请表打印出来给我填写。此次的拜访及她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香港回到中山大学不到一个月，我就收到了香港浸会大学发出的博士生入学通知书，还有全额的奖学金。

我在香港浸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黎老师不仅是我在学业上的导师，而且她的人生智慧、处事风格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指引着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求新、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完善自我。还记得在我博士学习初时，黎老师跟我有两个口头约定： 一、平时要在翻译研究中心学习，以便和其他硕士生、博士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也给翻译中心增添“人气”；二、离开香港到内地或到其他地方要请假，万一发生意外，学校可以伸出援手。遵守约定对我来说并不难，不过第一次的请假方式就被老师批评了。那一周，我要回广州两三天，随手在笔记本里撕下一页纸，写了个请假条就递交给老师。黎老师看后，皱了皱眉头对我说，做事那么随随便便的，将来怎么做大事？本来是习以为常的一件小事，被老师批评，对我的触动还蛮大的。我开始观察周围教职员工的办事习惯，发现香港浸会大学的行政人员，事无巨细，一律认真地、规范地处理，小如假条也要写上时间、事由及申请人签名等。慢慢地，我明白了，香港人办事效率高，他们的成功之道可见于细微之处。

我到香港浸会大学不久，黎老师就被学校委任为文学院的院长，她就更忙了。不过，她总能忙中抽闲来和我们几位博士生一起吃饭，饭间总能以她那顽童般的性格把气氛调动得轻松愉快。因此，在我们几个博士生眼中，师傅虽然外表威严，对事、对人要求甚高，但内心有时像个顽皮的孩童，希望和年轻人一起玩。别人认为翻译是件苦活，她却说“好玩”。她也像很多人一样，有自己崇拜的偶像。她的偶像是周恩来总理和时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的谢志伟博士。她崇拜有才、有德、有颜值的人（跟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

黎老师虽然在闲聊时“活泼”“调皮”“好玩”，在原则问题上却毫不含糊。我博士毕业前夕，刚好遇到香港大学有个招聘翻译讲师的机会，我在香港的亲戚朋友都认为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劝我全力争取留在香港工作。我自己也心动了，于是，就填表申请，并在推荐人一栏填上了黎老师的名字。事后才告诉老师。她听后大发雷霆，认为我在这件事情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不经推荐人批准便擅自写上她的名字，先斩后奏，不可取；二是舍去自己在内地大学努力奋斗创造的良好基础，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去争取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职位，太愚蠢。她直截了当地说：“赶紧收拾你的行囊回到中山大学去，那里是你最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师傅的一番逆耳忠言击醒了我，我赶紧收回申请，乖乖地回到我原来工作的地方——中山大学。一年后，我升为教授，并当上了英文系主任。

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遇到机会与选择。自从博士毕业时犯过错误后，凡遇到机会做选择时，我都自然而然地请教老师，因为我相信她的智慧、她的眼光。2003年，得到老师的认同，我离开了工作二十多年的中山大学到澳门大学发展，在澳门留下了自己的汗水与足迹，也有了收获；2018年，还是得到老师的鼓励，我在面临退休之年转身成为澳门大学张昆仑书院的院长。每当我通过WhatsApp与老师分享我在书院和学生的活动照片时，她都高兴地给我鼓励、鼓励、再鼓励。黎老师真的是我终身的良师益友！

我的书架上摆放着黎翠珍翻译剧本系列（十八册粤语演出本）。该系列由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香港分会）联合出版。看着这些被张旭师弟称为“鬼斧神工之作”的翻译作品，我的脑海里翻滚着十二年前海豹剧团（Seals）演出的画面。那是2006年12月30日，我专程从澳门到香港大会堂，欣赏由黎老师翻译成广东话、黄清霞执导的契诃夫名剧《三姊妹》（我在香港大学进修时也旁听过黄清霞老师的戏剧课）。演出完毕，观众掌声雷动，久久不息。翻译家黎翠珍和导演黄清霞被邀请到台上接受鲜花，台下观众的掌声几乎要把大会堂的屋顶掀翻！我置身其中，感动得热泪盈眶。

脑海中的画面一幅幅闪过，时间定格在2017年5月12日，我们共同的好朋友Kirsten Malmkjaer 到访澳门，我带她去香港探访黎翠珍老师。老师对老友的深情表于言行。她不仅请吃中午饭，饭后还带我们到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一家十分高级的、英伦风格的WG茶馆，三人十分愉悦地“小资”了一番。当天，我把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拉了不少“仇恨”。同时，有不少朋友看到黎老师，随即点赞、发表议论。黄国文教授说：“Jane 还是那个样子！记得当年她在中大作报告，朗读、表演戏剧片段，真是令人佩服！”；邵璐说：“Jane 把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成可表演的舞台粤语版！她不但教授戏剧翻译，还长期授课口译！很幽默有才的老师！”……

2018年7月3—6日，第六届国际翻译及跨文化研讨会在浸会大学召开，我和我的博士生们相约，从各地高校赶来香港参会。会议期间，大家非常高兴能再次见到敬爱的“师傅”黎教授，于是，留下了一张张“三代同堂”的大合照。

十分感谢张旭师弟给我这个机会，用“序”的形式写出我对黎老师的感激之情！

2018年11月1日

于澳门大学

序.二

师弟张旭研究恩师黎翠珍教授，用心用力，居然写成了一本 书！令我惊叹不已，同时也让我自惭形秽。从张旭的书里，“好玩”这个耳熟能详的词又跳了出来，脑海中恩师黎教授的样子顿时跃然于前。

初识恩师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时，在内地还少见有香港学者。黎教授和另一位香港女教师在一起，谈笑风生。我觉得她很“好玩”，谈话不多便被她的“好玩”所吸引，并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97年，大师姐张美芳进入香港浸会大学攻读翻译学博士。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她找到了我，说黎教授托她问我好，并问我是否有意向攻读博士学位。这个突如其来的问候让我受宠若惊，我以为黎教授早已忘掉我了！当时，我在海南大学工作，远在孤岛，交通尚不便利，但生活平静舒适。有些朋友动员我返回广州工作，正在纠结中。回来意味着工作节奏加快，压力变大，而且必须攻读博士学位、提升能力。可是，我孩子尚小，要读博士必须离家至少三年。纠结中，日子很快过去，转眼师姐毕业，有了空位，黎教授再次托她问我是否要申请这个名额。那时，我已经打定主意要读博士，可是我在语言学、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之间很难抉择，而且都有心仪的导师和喜欢的方向。最终，“好玩”的黎教授和翻译教学研究强烈地吸引了我，让我下定决心去香港浸会大学读书。

2001年，“五一”劳动节刚过，我入校报到，见到了久违的黎教授，还有经常跟她一起活动的张佩瑶教授。她们热情地欢迎我到来，并给我安排工作间。张教授的研究生诺敏悄悄告诉我两位老师的“习性”和许多注意事项。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黎教授首先给我一个“下马威”，她悄悄嘱咐学院所有的秘书和职工，只能称呼我的名字，不要称我“教授”（当时我已经是教授了），让我心里有“归零”的感觉，以学生的规范要求自己。直到毕业答辩通过后，大家才改口称我教授或者博士。我非常理解黎教授的苦心，正是这一举措让我从一开始就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忘记过去的成绩，从零开始，从头迈步，日后我也经常把这个故事讲给我自己的博士生，尤其是年龄稍大的学生。

入学之后，黎教授告诉我学校和学院对博士生的种种规定，除了每个月我要写汇报之外，她有空就会召见我。每次见面，在谈论和汇报自己的研究之前，黎教授总喜欢让我先朗读一段英语文学作品。她从书架上随手挑选一本，诗歌、散文，或者小说，随意（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挑选一段，由我来朗读，她来纠正。她会仔细给我讲解这段文字的背景，让我体会应有的情绪和语音语调、如何表达情绪、如何传达原文作者的感情。这样的训练是我从未遇到过的，有挑战，有压力，更多的是体会到了语言的趣味，更体会到了导师的“好玩”。“好玩”，这是她的口头禅。往往困难的事情在她看来都很“好玩”。她常常问我：“这个好玩吗？”如果我能体会出语言的乐趣，从朗诵中感觉到“好玩”，她就会开怀大笑。出声朗读自己写下的东西，成为我日后检查、修改文稿的一个习惯，我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

入学后不久，我们向老师提议：在翻译学研究中心举办一个学术沙龙，博士生和老师们都可以来主讲，大家一起讨论。黎教授和张教授欣然采纳，随后积极操持。翻译学沙龙一直坚持至今，每个月的沙龙是师生们相聚的节日，不仅仅是为了听取主讲人的报告，更是为了参与讨论，以及从两位教授别有风趣的点评中获得灵感，让研究更加“好玩”。

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往往是最令人纠结的阶段，一些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在梦中纠缠。我们有时候谈起这些难点，一旦有了答案，她就会击掌叫绝：“这个好玩吧！”就这样让人感受到研究的乐趣。让学生从枯燥的研究中获得乐趣，也成了我日后指导学生的追求之一。

毕业前夕，由于连日奋战，压力很大，我口腔感染，高烧不退，亲爱的导师在家里请钟点工为我煮了苹果水，用保温桶拎到办公室，看着我喝下。这个民间秘方还真管用，高烧终于退了。当时，华南仍有“SARS”（非典）的威胁，导师担心参加答辩的评委会有所顾虑，以为我高烧是感染了“SARS”病毒，开始想请评委们戴口罩参加答辩会，后来又觉得此举不妥，就让我戴着口罩答辩。事后回想起那个场面，挺滑稽的，也是因我的导师“好玩”，才会想出这样的主意。每每忆及此事，她很为自己这个“好玩”的主意开心。

毕业后，有一次张佩瑶老师在沙田组织了一个活动，纪念黎教授从教五十周年。她召集了黎教授历届毕业的学生，用各种形式回忆自己做学生的故事。那一天，黎教授非常开心，像孩子一样开怀大笑，活动结束后又问我“好玩吗？”张教授离世后，黎教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哀思之中。她年事已高，时常有恙，我和师姐张美芳只要去香港，一定会去看望她。记得去年我去香港城市大学开会，她获知消息后，体贴地约我在又一城见面。我提前十分钟来到她指定的地点，却发现她早已端坐在桌边等我。我们互诉思念，谈天说地，每每谈到开心处，她的脸上又浮现出 “顽皮”的笑容，时不时地问“是不是很好玩呀？”令我感到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回来后很久，她的举手投足依旧浮现在我脑海……

我认识黎教授多年，她开朗的性格和幽默的风格一如既往，表面上挺“好玩”，其实是她豁达的生活观所致。老师对待生活、对待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心态非常好，什么困难都能坦然面对。我从未见她愁眉不展或者“吐槽”工作，这样的生活态度对学生影响极大。恩师的生活态度一直以来都深深地影响着我。多年来，她节假日都在老人院陪伴老年朋友，即便是身体欠佳的时候也不忘为社会做贡献。

今天读师弟张旭研究恩师的书，让我在文字间又一次见到了“好玩”的恩师。在这本书里，师弟张旭采取了文献细读、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展示了黎教授的求学过程和学术成就，文中所言再次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念及恩师。我自愧功力不逮，难以成文，谨以此文记录自己的心声，勉强为序。

2018年11月1日

于白云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