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版 序 经过十余年的交流、消化和创造，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被我国新闻界所接受，被我国民族文化所认同了。

只要是揭示某类事物深层本质和某种领域基本规律的学问，哪怕一开始还显粗糙，哪怕刚一诞生难免带有某种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的独特色彩，但它终究要日渐精细，一步步跨越国界，被世界各民族所共享。产生于西方的传播学，是有它的科学内涵的，无论是它贯穿的科学方法论，还是它所贡奉的众多科学结论，都有很强的普适性。大家都承认，信息论是通行于世界的地地道道的科学了，而信息论的奠基作——《通信的数学理论》，在传播学里被称为《传播的数学理论》，也被尊为传播学的奠基之作。仅这一点便可说明，传播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与现代科学是相近相像的。当然，“舶来品”是需要介绍才有销路的，传播学需要经由中国人的研究和宣传，才能真正“拿过来”为我所用。十余年间，国内已形成虽不算浩大但却初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队伍和教学队伍，涌现出一批虽非壮观但也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支队伍是年轻有为的队伍，李彬同志不愧是其中的一员；这些成果堪称开拓性的著述，李彬的《传播学引论》是问世较晚却饶有特色的一部。

毋庸讳言，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学科，总是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美国的传统学派如此，欧洲的批判学派也不例外。这就注定了，西方传播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在诸多研究结论中，总有其不尽科学的成分，总会有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相逆反的内容。这是不足为奇的现象，不能成为把传播学视为“资产阶级货色”而弃之门外的理由。但是，在研究和介绍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坚持对传播学已有成果全面而具体的分析，坚持立足于本国国情的消化和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述而不作”，照搬照抄，是不可取的。李彬同志的《传播学引论》的确是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在成书之前，其中的一些章节作为论文发表在期刊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一再被转载摘登。可以说，《传播学引论》是一部信息密度很大的著作，其中不乏独创性见解，行文中又常常妙语连珠。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并非普遍性法则，但在李彬“文”“人”相符得没有什么折扣了。思路开放而又严谨，思维敏捷而又准确，表达流畅而又简洁，写作与讲课都没有什么多余的话，这是听过他的课和读过他的文章的人的共同感受。这样的思维特征，使他在科学研究中稳健深沉，受益匪浅。

传播学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传到中国才刚过十年，我们对它的研究——包括李彬所做的努力，都仅仅是一个起端，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在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传播学在我国可望有个大的发展，像李彬他们这批跨世纪的人才，是有用武之地，可以大有作为的，现有的不足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健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