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正本 慎始 认识李燕杰老师是多年前的事了，而走近李燕杰老师却是今年我最想要做的事。 第一次进入李燕杰老师的书房，我被扑面而来的层层叠叠的书籍弄得有点儿手足无措。我侧着身子穿过狭小的过道，来到李老师面前。过道原本并不狭窄，只因为两边堆满了高高的书籍，所以可供人通行的地方变小了。 李老师坐在客厅的一条长形软面沙发上，他戴着黑框眼镜，头发有些稀疏但非常有光泽，显得整齐有精神，完全想象不出这是个八十五岁的老人。沙发靠着的墙壁上挂满了难得一见的名家书法作品，有一面红旗在其中特别醒目，那是国际文艺促进联合会刚刚颁发给李老师被评为“世界当代八大文化圣贤”的旗帜。 客厅被书籍覆盖，我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李老师指了指我身后，我回头一看才注意到在这叠架起来很高的书堆后面是一把软面沙发椅子。椅子夹在书堆和大的玻璃橱窗中间。橱窗里面密密麻麻放满了书籍和一些仿真古艺术品，造型各异，形态逼真。我稳稳地坐下，发现面前放着的是一面茶几，被书层层压着，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小书堆呢。我看着窗外阳光洒下来，温暖地落在窗口的一摞书上。房间充满了柔和的阳光和书香的气味。 家风正、国风清 我见过无数大老板、大领导等人的大办公室，但坐在这个窄小的满是书的房间里，深陷在藏书大家李老师的书城中，这一刻，我觉得来拜访李老师实在是一件荣幸而幸福的事儿。 李燕杰老师这些年坚持和癌症抗争，很多人都说他是老当益壮的大忙人。但他从不丧失生活的乐趣，幸福家庭是他生命活力的来源。李老师曾诙谐地说：“我们家是合理搭配：一个爸、一个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又生了儿子，女儿又生了女儿。家里有教授，有医生，就像搭积木，严丝合缝，谁也离不开谁。”李老师回忆起自己的人生，总是说最难忘的是祖国的恩情、父母的恩情。 家文化是生命的起点 李燕杰：承平好。不知道最近你在忙什么，这段时间里，我常常在思索，思索自己这一生。人生其实短暂得很，回头看去，我忘不了父母的恩情，忘不了为国捐躯的烈士，想起来总是眼泪涟涟。 冯承平：李老师回想往事的时候感念的都是父母和他人的恩情，实在让我非常感动。平时一家人有机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李老师是否也会给儿孙们一些教导呢？ 李燕杰：我常提醒儿孙不忘祖国、不忘祖先。我的儿孙有的在国内，也有的在国外，一年到头见面的次数并不多。过年是一家人难得团聚的日子，一家四十多口一起吃饭的场面甚是壮观。每次团聚，我总会给每人一个有意义的礼物，比如今年我给每一位亲人发一枚国徽，要求他们把国徽亲手别在胸口上。我的生命走过这么长的路，看过很多的风云变化，在我这个年纪深深感觉到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爱自己的祖国。不论身在何处，永远铭记你是炎黄子孙。 今年过年，儿孙回国，下飞机后没有直接回到家中，而是先去了墓地，祭拜祖先。说实话我心里非常感动，这比先来看我更让我高兴，不忘本是李家的家规，远游的子女虽然长期经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却依旧不忘民族的文化，敬畏祖先。这就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基因啊。在吃团圆饭的时候我当众表扬了儿子和孙子的行为，鼓励大家多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把这样的情怀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亲朋好友。 冯承平：李老师，我为你鼓掌，好的家风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你今年85岁高龄了，凭借乐观的心态和积极的治疗态度，一直活得很有气色，很多年轻人活得都还比不上你老人家精彩。他们时常闷闷不乐，做事没有热情，遇到挫折很容易放弃，甚至做出危害自身和危害社会的事情来。一是不能自己很好地疏导心里的情绪，二是在身边没有建立良好的关系，方向感太差，找不到倾诉的出口。为什么会这样？我思考后感觉到是家风的断层导致新长成的一代没有了幸福生活的根基，李老师觉得呢？ 李燕杰：社会上出现的很多问题，有一些能够靠经济的发展、物质的富裕、科技的突破、医学的进步来解决，比如贫困、疾病、少数的犯罪等等；但是有一些问题用物质的满足、法律的制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比如城市的冷漠、心灵的扭曲，等等。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的确是因为没有家文化的滋养造成的啊。这些年轻人都活得不够踏实，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浮躁的心性会害得自己一事无成。 冯承平：是啊，家文化理应是个人成长的心灵关怀。对人类而言，家庭至关重要。它无处不在，无论人类社会遭遇多大的挫折、世界如何变迁，它都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在家庭中成长，并在自己成年后组织新的家庭以培育下一代，当人的肉体散去，灵魂还会被后人供养在家中，可见中国的家庭观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人从生到死的一切过程。 李燕杰：家庭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家风的熏陶。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直到成年，都带有家庭生活，即家风长期熏陶所留下的烙印。家风熏陶的效果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刻意教育、塑造的痕迹，印痕深刻，而且持久。 几乎每个中国人生来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传统家风的影响和制约。正是这些看似非常简单、实则蕴含深刻道理的家风家训，给我们带来温馨、安全、抚慰和支撑，也带来保家进而卫国的责任和使命。 习仲勋，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脚踏实地，对子孙后辈同样要求他们踏踏实实做人。习老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的一个小家庭里，又恰逢战火纷飞的乱世。他凭借着一腔热情和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了，还参与建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度。1966年，习仲勋被批斗，惨遭隔离，在那段黑暗的岁月，多少家庭的情感被撕裂，多少人的命运被阻断，可是他艰难而顽强地坚持了下来，终于从黑夜驶向了黎明。 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人整人的时代，习仲勋从来不整人。与人为善是他一生践行的品质。习仲勋坚韧的品质像大树一般，他的心灵仿佛获得了大自然的智慧，扎扎实实地汲取营养，成长为更茁壮的自己。对子女的要求也是如此。 习仲勋很爱孩子，也特别重视从严教子。他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花布鞋。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回忆说：“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一样穿’。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他的儿子习近平秉承了他的作风，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为百姓做事。年轻的习近平，响应党的号召，不满16岁就下乡插队。他来到陕西的小村镇，住窑洞，干粗活，吃野菜……完完全全融入田间生活，深受乡亲们的赞扬。习近平的踏实不仅表现在生活上，也同样体现在学习上。在习近平看来，实践和学习永远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有机体。当年，他来到偏僻的小乡村，扛着一个陈旧的小箱子。里面沉甸甸地装着满满一箱书。他白天和农民一起干又重又累的活儿，晚上一个人点着一盏微黄的煤油灯，一页一页地翻读“砖一样厚”的经典作品。马列主义的思想在黑夜中弥漫开，在习近平的脑海中日渐清晰和完善起来。 “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了，习近平考入了清华大学。从高等学府毕业后，他留在了政府部门工作，跑跑转转，中国的东西南北，农村、小镇、城市都留下了习近平毫不疲倦的身影。他曾坦诚地说，对他一生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老乡亲”。他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收获了人生最丰厚的馈赠——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的作风，而这也是他的父亲习仲勋从小对他的教育，他耳濡目染习得的。 冯承平：李老师，我要为习氏家风竖起大拇指。踏踏实实就是最好的品质，偌大的中国没有一点儿踏实的品质怎么能平稳前进呢？面对源远流长的传统家训、家文化，若是毛躁激进，又怎么能汲取营养为现在人所用呢？我也为您鼓掌。前两天，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习仲勋传》，在里面跳跃出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就是李老师您的名字。习仲勋热 爱青年，说您是深受广大青年喜爱的艺术家。李燕杰：哈哈，过奖。 我们正聊着，突然听见“咚咚”的两声敲门声，透过铁门传来一位女子的声音：“李老师，我来看您了。”那声音柔和而圆润。我忙站起身来前去开门。我把这位女子引了进来，她谦虚地和李老师握手寒暄，也朝我微笑点头，礼貌周到。我仔细端详了她一番，她个子不高，约莫五十来岁，杏眼桃面，简朴又干练。她就是史青星，是李燕杰老师的朋友，也是李老师的学生。因十分敬重李燕杰老师，故而经常过来拜访。史老师说话思路非常清晰，是一个对社会和对人生都执著热情的人，听她说话是一种享受。 李燕杰：史青星，你来啦，坐坐坐。我和承平正在聊中国的家庭文化，你也来加入我们的话题吧。刚刚承平说得好！人在家庭中经历了无数岁月的磨洗，有的培养了好品质，也有的形成了坏品质，好的品质和坏的品质都是家风作用的结果。颜之推在他的《颜氏家训》中提出孩子的教育应该从小抓起，生活习惯、品德操行这些都是子孙成长发展之本。这对我们当代人而言同样有教育意义。习近平曾经强调，青年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就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这个扣扣子的比喻恰如其分，内涵丰富，对家庭教育来说同样适用。 史青星：习近平的扣子论说得太好了，好品质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孩子的家教就是“第一颗扣子”，虽然人生道路很长，但所有的道德修养都是从小时候的家庭教育开始的。当代有很多名家，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跟小时候的家教有很大的关系。 李燕杰：是的。我和南怀瑾先生曾相识，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好的教养是我认为很可贵的东西。 他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的成就与他的家庭教养有很大关系。南怀瑾先生曾在公开场合谈到他小时候的家庭教育。八岁起会背《朱柏庐治家格言》。这是南家的指定教材，家里的 孩子不背这篇文章不行。“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南怀瑾先生到九十高龄，每天晚上还亲自在屋里转一圈，查看一下窗户关好了没有，门有没有锁好。八、九岁时受的教育影响的是南怀瑾的一生，那些文字早已融化在他的生命里，“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早已成了习惯。 南家在教育孩子人格成长方面有一个独特的方式——功过格。家中的书房里贴了一张纸，纸上画有一百个框框，有些是三十个框框，一张一张放在上面。每天孩子们读完书后，南怀瑾的父亲坐在后面发话：“想一想，有没有做错事？有，拿起黑笔在框框里点个黑点。有没有做好事？有，拿起红笔在框框里点个红点。比如，某某人没有橘子吃，我送一个橘子给他，就在框里点个红点，算一件好事。”每天的思想行为都用红红黑黑的点在纸上描画出来。南怀瑾先生严谨而又谦和的气质影响了海峡两岸许多人。 谈到国学，也令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来。在那个食不饱腹的战争年代，我的童年过得并不愉快，战火随时能让人丧生，饥饿也时时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就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我背会了《三字经》《道德经》，四大名著也如数家珍。现在的人或许很难想象这是什么样一种场景。我的父亲喜好中国文化，他是清华大学国学系的研究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后来，又转到北京大学继续读研，导师为三沈、二马、二周（即：沈伊默、沈兼士、沈士元、马衡、马裕藻、周树人、周作人）。他常在家里组织国学班，教授《易经》《道德经》《三字经》。每天清晨，我都能见到父亲背手踱步和学生们一起念书，当年我还很小，耳濡目染竟然就会背了。这些人生经历让我在战火纷飞，饥寒交迫中体会到了人类的幸福。 我的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同样是文学爱好者，几乎每周都要来我家坐坐，在生活都很拮据的年代，他和父亲常常在一起欢天喜地地聊《水浒传》《三国演义》，让生活稍微变得轻松一点儿。就这样我在不知不觉中熟悉了这些经典名著，感受着中国文化的氛围，这让我的内心更加扎实。这样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我后来热爱写诗歌、散文、创办过文艺社团，不能不说与这样的家风、家教相关。 冯承平：我想顺着李老师的思路说下去。家庭是一切文化的基础。一个孩子最初在家庭里接触人类文明的教育，比如，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学着用筷子吃饭。我小时候是在农村度过的，早上喝粥，拌点咸菜，吃点素菜 包子，偶尔遇上进村卖油条的小贩就能吃上金黄松脆的油条……这些饮食文化影响的是一个人的基础味蕾，长大以后不论我吃到多少各地美食，忘不了的始终是儿时的味道。 有一次，朋友约我去西餐厅吃饭，不一会儿牛排、意大利面端上桌来，我看见面前摆满了刀刀叉叉，拿着比画了两下，发现无法掌控盘里的菜，最后无奈地叫服务员拿了一双筷子来。吃了五分熟的牛排，我难受了一个晚上，并在心里默念打死也不去西餐厅。在北京呆了很多年，吃了很多美食，而母亲从乡下捎来的野菜、果子是我的最爱。所以，我总说自己骨子里是一个农民，没有忘记泥土的味道。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小单元，在这个小天地里我们扮演自己的角色，每天看着亲人扮演其他的角色。人自呱呱坠地起就要学着跟兄弟姐妹玩闹，和父母长辈交流，和邻里街坊相处。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建立人生最初的关系网，学会分享，学会尊重，并向他人学习，收获人生经验。这是一生第一站，在这里我们获得爱，懂得爱，并用爱照亮自己今后的人生路。冰心老人小时候在父爱、母爱的滋养下对人生有十分美好的体验，一生信奉爱的哲学，母爱、童真和自然是她的创作中倾力展现的东西，读她的散文，像沐浴着爱的慈光，使我们对一草一木、一饭一蔬都心存感恩。在这种心态下，自然能够把爱散播给更多的人。 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这些东西凝聚成家庭文化，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一种独特的气质。中国自古十分提倡孝道，旧时为人子女者侍奉父母，晚间服侍就寝，早上省视问安，就如《礼记?曲礼上》所说：“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中国古代书生大体都有温文尔雅的气质，与他们接受的恭谦教育密不可分。 有一个著名的对联：“芝兰君子德，松柏古人心。”表达了我们心中的家风。一个人的教养大都源于少儿时代的教育，一个谦谦君子背后，是一个家族博大和煦的家风。 * * * * * 自古以来老祖宗教导我们：忠孝传家、勤俭持家、尊老爱幼、明事知礼……这些，是家风家教的永恒主题，家风家教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家风家教，让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赐予儿女们无穷的正能量。 孝义家风 史青星：冯老师博学多才，又结合您的实际生活来谈论，让我们对于家庭文化的思考更加深入。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两位老师，为什么中国是一个如此重视家庭生活的国家？ 李燕杰：史青星追本溯源，好问求知的习惯还是没有变啊。从先秦到明清，中国维持了长达两千多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宗族制度和农耕文明是密不可分的。土地把人们牢固地捆绑在一起，人们手持简易、轻便的劳动工具在土地上挥汗如雨，两千年来劳动工具都没有向重型机械化发展，一代代的人们都同样地把终生埋葬在土地里。在宽广的天地间，个人的力量渺小而微弱，人们必须依靠集体的劳作来抵挡自然界的灾害。什么样的团体最可靠？当然是那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人。家庭成为中国人的血脉，是中国人相互依赖的情感依托。当人们成年后，不得不离开家庭，他们的心灵依旧把家庭当作最亲密的港湾，并寻求一种能够和以往的家庭联系在一起的方式，这个纽带随着人口的繁衍日益发展，最后变成了扩大的家庭组织——宗族。 冯承平：嗯，我的家乡就有祠堂，那是宗族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小的时候，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事件都要在宗族的祠堂里由大家长主持商讨通过，哪家哪户婚丧嫁娶也需要在祠堂里举行仪式，每年秋天丰收时需要在祠堂里庆贺，逢年过节需要在祠堂里祭祀祖宗……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宗族一旦形成，在它的管辖范围内就有相应的规章，即族规、宗规，影响和控制家族中成员的的行为举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宗族里推举出来的有威望的大家长在能力上超群，在德行上出众，能够合理地处理家族内部的事宜，繁荣家族经济，团结家族成员，抵御外族侵袭。 我的家乡风俗是一年至少有两次要邀请祖先的灵魂回家与家人团聚。每年过年期间，除了健在的亲戚之间走家串户外，也需要去坟地祭拜死去的祖先。南方春节期间，气候已经开始回暖，人们在家过完除夕和大年初一后，不分男女老少，举家带着食品、酒、金银纸钱去家庭或宗族的墓地扫墓，花花绿绿的影子穿梭在冬末野草遍地的大山上。竹篾编织的篮子里装着去世的亲人生前爱吃的酒肉，后辈把食物一一摆在墓碑前，还需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呼唤祖先来品尝过年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清明节是更为重要的祭祀时节，外地的亲人不论多远都会在这一天团聚，一起举行较为隆重的祭祀仪式。秋天来临，当打下金黄色的谷子时，我们也会在自家享用之前，先供奉给祖灵品尝。 史青星：冯老师谈到祭祀，我也挺有感触。祭祀的根本在于对祖先的崇拜，中国人认为祖先有灵性，所以对他们敬重；我们也敬重山川、大江、大河，因为它们在中国人眼中都是有灵性的东西。敬故而有孝。古人说：“百善孝为先”，所以提倡“孝道”。 但是孝在今天做得并不好，人们认为孝道就是忠君，把孝和忠一起打倒，觉得孝在封建社会之所以被提倡，是因为它能为政治目的服务，是对绝对权威的迷信，并大张旗鼓地说孝违背了自由的人性，还举出传统观念中不适宜的孝行为，比如“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有一个疑问，孝是封建残余吗？ 李燕杰：人云亦云的到底是多数，没有多少人真正自己思索过孝的内涵。在早期，孝是极富有人性的，孔子是（非常）反对思维僵化的一个人，他提出的孝道也是符合当时人性和时代精神的。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证实一下。 曾子锄瓜，不小心斩断了瓜的根。父亲曾皙非常生气，举起一根大棍就向曾子的臂膀打过来。曾子摔倒在地，不省人事。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曾子高兴地站起来，走近曾皙问候道：“刚才我得罪了父亲大人，您因为教导我而用力打我，您有没有受伤？”曾子随后退下去回到房里，边弹琴边唱歌，想让父亲听见，知道他的身体早已恢复了健康。 孔子听说了这些情况就发怒，告诉弟子们说：“如果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门。” 曾参自认为无罪，托人向孔子请教。孔子对来人说：“你没听说过吗？昔日舜侍奉父亲，父亲使唤他，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要杀他，却找不到他。父亲轻轻地打他，他就站在那里忍受，父亲用大棍打他，他就逃跑，因此他的父亲没有背上不义之父的罪名，而他自己也没有失去为人之子的孝心。如今曾参侍奉父亲，把身体交给暴怒的父亲，父亲要打死他，他也 不回避。他如果真的死了就会陷父于不义，相比之下，哪个更为不孝？另外，他不是天子的臣民吗？杀了天子的臣民，又会犯多大的罪？”曾参听后，说：“我的罪过很大呀！”于是造访孔子向他谢罪。 孔子论孝说得很精辟：父母的命令，不做是否合理的分辨，一味听从的愚孝是陷父母于不义之不孝。这就是三不孝中的一不孝“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光是这一点的论述就足以让几代人汗颜，因为现实中有很多长辈生硬的面孔背后是毫无见识。当然，还有另外两不孝，“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和“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即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不孝。第二种不孝有时代价值，想想现代社会有多少啃老族，不努力工作挣取收入奉养父母，却硬生生、毫无内疚感地啃老，他们应该在孔老夫子这儿好好反思一下。第三种不孝则不太符合现代社会的现实。孝道是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要符合人类总体发展的需求。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有限，人口的数量也相当有限，所以孝很大的目的是人口繁衍，维持家族的人口数量是家庭繁荣兴盛的基础，所以才会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为了要有后代，不告知父母就自作主张结了婚，可人们还是认为这和告知父母的结果一样，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孝。 而现代社会，人口的繁衍已经到了一个上线，社会发展需要适当限制人口的繁衍，显然，再拿“无后为大”的要求让现在的孩子接受是不明智的。可见，古人所提倡的孝不仅是一味地孝顺，让父母有吃的、有穿的，对父母的话不加辨别地听从，而是要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好，尊严能够提高，精神上能够快乐。人们对于不孝的行为会非常明确地指出来，以警示他人不要犯类似的错误。 史青星：李老师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文化的断层造成很多长辈挟持了孝道，动用孝赋予的权力，逼迫儿女接受违背人性的事情，动辄以断绝关系为胁迫，让儿女倍受压力。这种孝道显然是不合理的。我想起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故事： 东汉时有一个人叫郭巨，家境贫困，郭巨有一个老母和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老母疼爱孙子，有饭自己舍不得吃，都留给孙子。郭巨对妻子说：“本来能让母亲吃上饭就已经很困难了，再有儿子分享她的饭食，老人家恐怕就会饿死了。”于是夫妻俩忍痛抱着孩子来到野外，准备埋掉儿子。 这个故事里的郭巨自认为这种行为是从孝道出发，但其实从我们现在看来，不但违背了正常的人性，还会让他的母亲也陷入不义的境地。这种行孝的方式会让不明所以然的人纷纷倒孝。 冯承平：史青星能够把传统的东西拿出来在现实中检验、辩论，十分有趣。我佩服李老师，每次听您讲话都能让我有所收获。 我受到了启发，再补充两点。孝不仅是社会应该提倡的美好道德，也是个人用来提升自己的武器。孝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能使一个人养成良好的心性，“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一个人爱自己的父母，对别人的父母就不会有厌恶之情，一个人敬重自己的父母，也会对别人的父母有敬重之情。孝能培养一个人的美好品德，“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理。”一个孝敬父母的人，才会真正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 史青星：对，汉代曾把“孝”作为治理天下最根本的要义，特别注重对人品德的考察。汉代选举官员只有两个标准，即“孝”和“廉”。有人想要做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在家孝敬父母；为人清廉不贪。孝是一切教育的开始，也是一切教育的归宿。所以说：“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 * * * * * 孝不仅不是封建残余，还应该是任何时代都不能放弃的宝石。然而，在社会转型期，人际关系日渐复杂，社会分工明确，每个人都是社会大机器上一个随时可以被取代的零件，不再像在宗族社会那样拥有稳固的身份。大家庭分解成一个个的小家庭，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父母照料未成年人，并让他们接受教育是法律义务，子女长大后赡养父母亦是法律义务。法律的健全令人欣慰，而人性的缺失令人痛心，它演化成亲情的寡淡和亲子的失和，也发生了各种忤逆不孝的事情。 家风为何会失落在今天 史青星：今年春节期间，央视播出的特别栏目“家风是什么”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家风获得众人的关注是一件好事，说明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家庭文明和经济建设一样重要，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家风的失落。正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们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渐渐忽视家庭文化的坚守，以至于今天不得不把如此重要而又平凡的事当作一个大话题来讨论。周边有一些人似乎觉得探讨家风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在大家族式微的今天，家族意识不断地消减，家风已无处传承。 家风失落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个方面是现代社会家族的衰落和家庭教育的缺失。当代的家庭由四世同堂演变成为二世或一世家庭，很多人只关注自己的三口之家，甚至远离自己原来的家庭。当代人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教育、自由平等的启蒙式教育和科教的专业化教育，而人心之鄙俗却不见有所改变，就是因为重视情感和意志的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教育上发挥的作用太小了。 李燕杰：史青星提到这个问题，我来阐述一下吧。家族意识建立在宗法社会的基础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大家族形成一个稳固的集体，每一个家族中的个体都有不可被取代的身份。家族为了生存繁衍、壮大繁荣，就要建立明确的家规、族规，开办家族学堂，前者为了从小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作风和意志品德，后者读书学习为了光耀门楣，两者相辅相成，配合着形成了良性循环。宗法社会的基础是小农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形态。近代以来，中国时局动荡变幻，西方国家入侵，中国本土社会也发生急剧变化，封建王朝的轰然坍塌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这一切导致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分崩瓦解，新中国的建立更是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宗族社会的经济基础也随之不复存焉。 别看我老了，但是我非常喜欢看书，我在十几年前就看过《白鹿原》，非常精彩。小说《白鹿原》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描绘宗族自治的繁荣景象，比如，逢年过节要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族中的大事、要事必须经由族长召集族中长老去宗族祠堂商议决定，每隔一段时间组织人编修家谱、族谱，族中如有人犯了族规就由有威望的族长当着全族人的面实施惩罚，等等。这些在过去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今天已经成为遥远而陌生的记忆。《白鹿原》宛如一首民间族风的挽歌，令人神往。神往之后，我们也要明白，我们评价一种生活方式或观念，作为对文化传承的欣赏是一部分，但最重要的还是看它是否仍然适应当下的社会环境。宗法制的大家庭并不适合当下的社会环境，我们要批判地吸收这种家族形式里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激动人心的一个拐点便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洗荡中华大地，吹化了坚冰，吹绿了草地。“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嘹亮的号角，是鲜明的旗帜，很多人放开手脚在大风大浪中奋勇搏击，凭借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才智迅速积累财富。在中国的家庭为经济条件的改善拼尽全力努力奋斗的时候，人们却把家庭教育远远地抛在了脑后。家风被人们从脑海中抹去，金钱观、价值观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外，农村也迅速融进这一巨大变化的浪潮中，农村是保存宗法社会的基地，而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家庭教育断代十分严重，宗法制度几乎不再存在。 传统大家族不断解体，父母与未婚子女一起生活的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中国家庭的主要模式。计划生育政策和现代人生育意愿的降低，导致家庭少子化、独子化现象增多，下一代几乎无不成为“小太阳”和“小皇帝”，进而造成整个家庭逐渐偏离了孝敬老人、尊重传统、传承家风的方向。 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期间必然经历人口流动，尤其是乡村青壮年人口流动到城镇的过程——中国正处于这种人口流动的高峰时期。狭小乡村范围内“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以及与父母一起生活共同塑造和传承家风的传统，无法避免地被城镇“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以及不受或少受父母教导规范的生活所取代。 冯承平：我来谈谈另一个原因——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丢弃。辛亥革命使中国的王旗发生了变换，这几乎意味着封建统治者倡导的意识形态，即儒家传统文化突然变得毫无价值。紧随其后发起的五四运动是全盘性反传统思潮，现在看来有的是一些矫枉过正的行为。“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化传统成为国家积贫积弱、挨打受欺的替罪羊，变成“西方话语”和“革命话语”批判的靶子，被弃之如敝履。而家风传统是重灾区之一，导致中国一度出现砸烂祖先牌位、烧毁家谱族谱、漠视家训家风的恶劣现象。孔家店被打倒，文言文被取代，人们陷入反叛传统的浪潮中，变成了祖先的逆子。那个时候的人以学习传统经、史、子、集为耻，认为学习近代数、理、化、医才能拯救民族和国家。 诚如小说《白鹿原》所描写，鹿兆鹏离开白鹿原到外面就读新校，在接受新知识之后转过身来反对传统的宗族。新学校孕育着经由西方传来的启蒙风暴，铺天盖地般卷走了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对宗族社会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诸如此类的批评实在不胜枚举。社会革命的暴风雨在酝酿，新时代来临，传统文化并未复兴，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文化再一次遭到清洗。 家风传统的流失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它不仅加重了中国当下伦理失范、道德滑坡、人情冷漠、人际疏离的程度，而且对中国人传统的“家国天下”观念造成了极大冲击和破坏，以至于出现“国而不家”的现象——看见跌倒的老人扶还是不扶，竟然成为当下中国的一大道德困境！ 近些年，人们开始慢慢地回归传统，追本溯源，传统文化和道德中充满智慧的部分是滋养民族成长的因子，是促进社会和谐和发展的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