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反腐态势及其评估

研究系统性预防和惩治腐败方略，必须关注腐败和反腐态势。评估腐败态势，是设计系统性预防和惩治腐败方略的前提。本部分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提出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的包括腐败在内的历史性难题，对这些历史性难题，不可掉以轻心。针对理论界提出的反腐正在出现“拐点论”，提出应该慎提反腐正在出现“拐点论”。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恒、毫不动摇。受国际国内环境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仍然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的队伍和自身状况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迫切要求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全党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坚定不移地反腐败。社会公平性问题，影响着腐败发生的态势。要科学看待中国腐败出现的新样式，如“大忽悠”现象、腐败低幼现象、临时机构腐败现象和“逆向淘汰”现象等。专家学者和纪检监察部门必须树立科学的反腐战绩观，要高度负责地引导人民群众的反腐言行。用渲染打“大老虎”狗血剧的办法，满足市侩猎奇心态，有可能置中国反腐斗争于非常被动的境地，有可能导致党的元气大伤。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以维护党的勃勃生机为最高使命。许多学者和国际组织正在试图准确、及时地衡量腐败程度，但目前，尚找不到衡量不同国家腐败程度的统一标准。中国腐败频度测度的研究刚刚起步，少数学者关注中国腐败发生频率的变化情况，难度很大。本部分提出衡量腐败程度的看法： 理论上讲，可以利用间接的方式，相对地测出腐败频度。如果在现期的控制腐败频度中引入时滞期，则可以用经过处理后的控制腐败频度来表示腐败频度。

第一节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的历史性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但与马克思当年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构想有所不同。马克思没有排除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但更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的严重紧张和激烈冲突中产生。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统治薄弱的环节发生并取得成功。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以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为指导，直接实践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张。
落后的近代中国尽管遭受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蹂躏，但中国人民毕竟没有经历漫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成功实现了历史性飞跃，迈上了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这样的渊源背景，注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将面临一些独具特色的历史性难题。
例如，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而深刻的跨越，结束了自明朝中叶以来日益衰颓的趋势。从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民发现： 当西方国家疯狂攫取世界财富，成长为列强时，中国人不得不为了获得民族富强的初始前提条件——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为了取得发展国家、振兴民族的前提条件——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人用了100年的时间。还要再用10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
处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征途中的中国人民还发现： 在我国努力实现工业化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得不承担双重使命，一是实现传统工业化，另一个则是要实现以新科技革命——包括信息化、生物化学工程、新材料等为标志的更高级的现代化。
中国作为一个起点低、底子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抢先一步占据巨大科技优势，已经对绝大多数发展国家形成无形压力的情况下，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继而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使得社会主义中国面临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困难。
又如，环顾今日全球，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正在为各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历史机遇。当代中国，几乎没有人反对开放政策。中国人民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加快发展，要注意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如果有争论的话，也仅仅表现在怎样开放上，而不是发生在要不要开放上。
对外开放不是免费的午餐。从理论上说，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追赶世界先进国家，具有后发优势，也就是直接吸收先进国家已经发展出来的高科技成果，迅速地实现现代化。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绝对不愿意在瓦解苏联之后，再培养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对手。尽管对社会主义国家技术封锁的“巴黎统筹组织”已取消了，但是，西方一些反华势力出于围攻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考虑，严防新技术流入社会主义中国，实质上的禁运、限制和歧视从来没有停止过。
苏联解体后，西方敌对势力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实行“西化”“分化”的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变成资本主义的附庸国。这些年来，不断借助人权、民主、民族、宗教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发难于我。我国发生的数起暴恐事件中，不断闪烁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鬼怪魅影。如同老虎一定要吃人一样，他们的这种政治图谋不会因为美妙的外交辞令的粉饰而有丝毫的改变。我们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存在完全的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同西方国家的较量和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因而必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西方国家不论是从战略格局上来说，还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都绝不会希望看到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和发展的。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我们的领导、颠覆我们的社会制度。因此，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之间的渗透反渗透、颠覆反颠覆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
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在与资本主义打交道过程中，既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吸收外国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资金，又要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侵袭，坚决抵制和粉碎西方敌对势力搞渗透、颠覆、和平演变的政治图谋，这的确是社会主义中国需要应对的一个高难度的历史课题。
再如，作为新生事物，社会主义脱胎于腐朽的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而存在，保留了资本主义社会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有用成分，又增添了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和文化水平相当落后，资本主义未来得及充分发展，甚至还有不少封建主义遗留毒素的背景中产生的。
革封建主义的老命，本来是资产阶级的天然使命，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中国无产阶级只好接过反封建的大旗。封建制度毕竟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封建遗毒不会在一个早晨清理干净。列宁说过，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入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在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但难免存在封建遗毒。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主要表现在家长制、宗法关系和等级特权思想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奇特的景观或难题： 一方面铲除封建主义遗毒，但要防止将中华民族文化一概当作封建文化加以全盘否定的做法和倾向； 另一方面，不得不借鉴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属于人类文明范畴的一切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价值的东西，但必须十分小心地警惕封建主义的侵蚀和资本主义的进攻。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现实的封建遗毒和资产阶级的各种腐朽思想结合起来，共同侵蚀社会主义思想观念。比如社会上流行的“关系网”，实质上封建主义的特权思想、宗法关系、行帮习气同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唯利是图等言行相结合。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崇洋媚外现象，实质上是封建奴性和资产阶级的买办性相结合。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腐败典型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交易平台上相遇的是两个角色，一是拥有权力的官员，二是拥有金钱的资本商人。从本质上来看，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是腐败的根源。从本质根源上来说，造就这两个角色的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里，人们对权力有天然的崇拜。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封建特权的生动写照。这些封建遗毒正严重地败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党风和政风。如果说封建遗毒强化了现实人们对权力的崇拜，那么，强烈刺激人们对金钱崇拜的非资本莫属。巴尔扎克用吝啬鬼葛朗台形象地挖苦了资本的贪婪，而马克思则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资本的天才批判，揭示了资本为了高额利润不惜上绞架所表现的疯狂逐利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引进资本。而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时候，又以极强的渗透力向其他领域扩散，按照资本逻辑的面目塑造着中国。一旦等价交换原则浸透到政治领域，难以避免导致政治行为的资本化。资本运作离不开货币作为媒介，货币特有的职能所产生的诱惑力，极容易使人产生对它的崇拜，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观念，从而形成诸如贪污、受贿、诈骗、走私等丑恶现象的思想基础。资本和封建遗毒对腐败发生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又与对外开放带来的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叠加在一起，共同形成当前我国腐败高发并难以遏制的原因。
既要又要利用资本繁荣经济，又要防止具有疯狂贪婪逻辑的资本对政治生活的侵害； 既要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又要清除封建主义的遗毒，这是的确是又一场高水平的政治和思想较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艰难曲折中取得胜利的，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和未来。在坚信社会主义中国必将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同时，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还要关注肩上沉甸甸的历史重任。

第二节慎提反腐正在出现“拐点”
正确判断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的态势，是有效制订反腐方略的前提。2012年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打虎拍蝇”，捷报频传。据此，理论界有学者提出一个判断，十八大之后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拐点正在出现。”此论点与十九大关于“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的论点不相符合，与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公报中关于“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面从严治党绝不能半途而废，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和执着，把‘严’字长期坚持下去，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基本精神不相符，更与中国当前反腐态势不符合。我们认为，应当充分肯定这些年来取得的反腐成就，反腐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处于巩固和发展压倒性胜利阶段，但不可盲目乐观。全党应清醒地认识到，受国际国内环境各种因素的影响，党面临的执政环境依然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要警惕腐败现象的反弹，应慎提反腐正在出现“拐点”。
第一，导致中国腐败发生的根源，具有顽固性、特殊性和社会历史性特点，绝非短时间内可以消除。权钱交易是典型的腐败样式，而现实中国社会，没有根除掉产生拜金主义的土壤，没有根除掉狂热追求权力并公权私用的动力。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出现的，而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仍然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策层面上尚允许资本的存在，党员干部将长期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存在着有“钱”而缺少“权”的资本一方与有“权”而缺少“钱”的领导干部一方相结合，发生交易，产生腐败现象的发生的危险性。利用资本的政策，有利于繁荣经济，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也需要注意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需要警惕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一般而言，封建社会容易产生崇拜权力的恶劣风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写照。中国有过漫长的封建历史，现实中国还存在不少封建主义的遗毒，存在着过度崇拜权力并公权私用的危险性。国内滋生腐败的因素，又与对外开放活动带来的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叠加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当前我国腐败高发多发并且经过一段时间有效治理又死灰复燃的社会历史性根源。
第二，相比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相比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于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尚需进一步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转换为管理国家、有效治理腐败的效能； 尚需进一步将腐败存量和增量一并清零，彻底净化政治生态，彻底实现政治清明； 我国遏制腐败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体系尚需进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相比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于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竞争的格局，相比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构建有效遏制腐败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体系，需要进一步实现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需要进一步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转换为管理国家、有效治理腐败的效能，以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锻造有效遏制腐败的利器； 尚需进一步将腐败存量和增量一并清零，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以彻底实现政治清明，彻底克服政治腐败这一世界性顽疾。
即便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治理腐败的制度体系，也仅仅取得了有效遏制腐败的必要条件，并不绝对地意味着具备了让党和人民满意的治理腐败的能力。治理腐败的制度体系与治理腐败的能力有密切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治理腐败的制度体系完备了，并不意味着治理腐败的能力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增强了。提高治理腐败的能力，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学习的长期过程。
即便形成了治理腐败的法规体系，尚需提高严格执行制度的能力。中国是人情社会，有遇事有找熟人、让人情介入法律和权力领域的习惯，缺少遵纪守法、按照法律规章办事的习惯。让长期生活在人情社会里的人们，形成良好的落实反腐法规的习惯，养成严格执纪执法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第三，全面落实“行贿受贿一起查”尚需时日。将消除党内的腐败现象与清理产生腐败的社会土壤结合起来，体制内外兼修，这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反腐斗争的历史经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党员干部提出了牢记“两个务必”的要求，也敲响了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警钟。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开展了针对党员干部腐败现象的“三反”运动，也开展了针对社会不法商人的“五反”运动，才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清明时代。当前，我国有大量的针对党员干部反腐防腐的法规条款，但缺乏制约行贿者的法律规章，行贿者拉拢腐蚀领导干部的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在“重受贿轻行贿”的立法理念没有彻底转变为“行贿与受贿并重惩罚”之前，一些行贿者依然故我，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尚未完善之际，以低成本拉拢腐蚀体制内的党员干部，获取高额回报，这是体制内发生严重腐败现象的社会土壤。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关于“行贿受贿一起查”的基本精神，彻底清理腐败发生的社会土壤，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
第四，从干部队伍来看，党员领导干部当前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面临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这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关键时刻，也是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1949年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早已全部离开各级工作岗位，“文革”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也已基本退出工作岗位，大批的“70后”“80后”干部成为县处级地厅级领导班子的骨干。年轻干部思维活跃，朝气勃勃，容易接受新事物。他们没有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血与火的考验，没有直接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阅历，甚至尚有许多年轻干部没有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作经历。年轻干部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的锻炼和艰苦复杂环境的考验，缺乏系统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缺乏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系统全面深入广泛的了解。一些干部的世界观、权力观、利益观、事业观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尤其要提出来的是，有些年轻干部没有讲政治的良好习惯，即便是讲了政治，但缺乏讲政治的高超能力，缺乏明辨政治大是大非的能力。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来说，培养党性修养，防腐拒变，是一个长期锻炼不断提高的过程。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为我们充分认识和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我国社会利益结构调整中的公平或公正问题尚待彻底解决，难免存在发生腐败的社会现实性条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实施新加坡那样的高薪养廉的政策。绝大部分体制内的党员干部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但其在全社会各个阶层里算不上高收入阶层，不可能与“大款”“土豪”比肩。面临收入相对较低的局面，受党教育多年且思想先进的党员干部，也许不会有抱怨之词，继续勤勉地工作，但个别思想相对落后、将物质利益看得较重的党员干部，容易产生在正当收入之外的利益补偿心理。全社会范围里解决好分配不均衡问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尚需时日，党员干部将长期面临收入不高的考验。
第六，我国实行对外全面开放的政策，干部频繁对外交往，资本主义国家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必然对我国干部队伍形成不小的思想冲击和价值观念上的冲击，增加了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越来越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将会比以往更加疯狂地实施分化、西化我国的图谋，对涉外人员的渗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裸官”现象与大量贪官将外逃作为后路，说明党员干部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的考验，反腐追逃追赃工作任重道远。
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往往关注贪污贿赂之类的腐败现象，而不去注意政治理想政治原则政治纪律方面的腐败现象。西方敌对势力往往通过文化渗透塑造各国人民的价值观。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西方反共反华势力对我国的渗透破坏活动愈加猖獗，加紧实施高校讲坛、网络平台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发生虽然没有硝烟、但却非常激烈甚至有时是你死我活的交锋和搏杀。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之间的渗透反渗透、颠覆反颠覆的斗争，铸魂与“蛀”魂、固本与“毁”根、爱国与卖国的较量，将空前尖锐、激烈和复杂。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取消国家的边界。虚拟世界里，依然存在着激烈的国际阶级斗争。如何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背景下，抵御西方文化的渗透，坚定理想信念，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超强的干部队伍，确实不是一项轻而易举就可以圆满完成的任务。
第七，腐败形式本身具有多变性。一种类型的腐败得到有效遏制后，另外一种新的腐败样式又产生了。腐败分子不断变换手法，腐败现象不断更新形态，一浪接着一浪，顽强地与反腐力量较量着。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既有以往没有消化掉的存量，也有新发生的增量。过去发生的腐败问题，有的比较好地解决了，有的尚未很好地解决，作为存量，与现实中新出现的腐败形式并存，加剧了反腐败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目前的腐败态势和亟待解决的腐败问题出现新特点新样式，腐败现象由一般商品流通向金融、证券、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领域延伸，腐败分子从事腐败活动的目的，已从对消费资料的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侵占，从对财物的积累发展到对资本的积聚，从对资本的侵占发展到对权力资源的争夺。资本循环所需要的资金量是巨大的，还有源源不断不得中断的需求。一旦贪腐资金转身为资本，投向矿山、房地产、金融等产业，介入了渴望无限扩张的资本循环，所需要的资金量将是无穷大的。投入资本的巨额性决定了贪腐资金的巨额性，投入资本的连续性决定了贪腐分子难以金盆洗手善罢甘休。这就是为什么当代大的贪腐案涉及金额以数亿计的原因，也解释了有些腐败分子在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中为什么依然不收手、不收敛的原因。如此高频发生的腐败现象，不是一天滋生出来的，也不会在短时间里能够遏制的。
第八，目前查处的腐败现象表明，在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环境里，依然存在相当数量的置党法党规于不顾、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仍然存在不少侵害群众利益的“蝇贪”，有的腐败案件的性质恶劣，腐败程度不断升级，富有团伙性，涉案人员很多，不断出现“串案”“窝案”“案中案”。2012年后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有一些显著的特点，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窝案串案增多，大量出现集体腐败案，有地区出现“塌方式腐败”。十八大以来，中央严厉查处了三个涉及众多人数的贿选案： 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和辽宁拉票贿选案，涉案人数之多、性质之恶劣、情节之严重，触目惊心、令人警醒、发人深思。由多种因素长期累积而形成的腐败高发期，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彻底克服的。
第九，反腐频度的拐点与腐败频度的拐点是两个不同的拐点。当前中国腐败态势是否出现了由高频向低频的“拐点”，尚待考证。即使当前腐败高发的态势得到有效遏制，并不意味着反腐方略就要改变节奏，改变十八以来的反腐力度和强度。尽管当前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初步有了“不敢腐”的格局，但“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远远没有实现。有些腐败活动花样翻新，转移到地下，披上合法的外衣，隐蔽性更强，查处的难度加大。全党同志不要相信中国反腐倡廉当前已经出现了“拐点”，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密切关注腐败的新态势，防止反弹。要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工夫，密切关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新动向新表现，坚决防止回潮复燃。赵乐际同志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里指出：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特别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围猎’和甘于被‘围猎’交织等问题依然突出，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希望学者们花点工夫，既要借鉴古代和外国有效应对腐败多发高发态势的成功经验，更要密切跟踪现实中国的腐败态势，深入调查研究，预判未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将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腐败现象，有针对性地研究制订反腐方略，以防范和遏制具有许多新的特点的腐败现象。
第十，压倒性反腐的阶段性胜利需要进一步巩固。即便是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我国的反腐正在出现“拐点”，但问题在于，经过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艰苦努力取得的反腐成果，是否能够得到巩固和稳定？退一步讲，即便是腐败蔓延的态势出现了“拐点”，是否意味着产生了反腐策略上的“拐点”？即便是出现了腐败频度的拐点，但考虑到腐败的反弹性，也不应该从策略上立即转入反腐方略的“拐点”期。反腐败与人类对疾病的斗争一样，永远在路上。一种疾病暂时克服了，人类又要面临新的病原体变种。已经医好的某种疾病，恢复期过后，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潜伏于身体内的病原体有可能再度繁殖或者变异，使疾病再次发作或反复发作。由于党内外、国内外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党的健康肌体也感染了不少病菌，一些党员、干部在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作风状况上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很容易被病毒攻击而感染。人类与腐败现象斗争是长期的历史性难题，中国共产党与腐败现象的斗争也具有持久性曲折性复杂性。自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一直抓反腐工作，反腐的制度规章车载斗量，法办的腐败分子多如牛毛，但至今并没有清除党内的腐败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将反腐定义为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严峻的政治斗争，竭尽全力地抓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但腐败现象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根本原因是腐败的病原体具有抗打击性，一时难以根除，需要长久地遏制。如果在反腐倡廉建设取得阶段性时，热衷于寻找出现反腐“拐点”的依据，臆造所谓的反腐“拐点”为由，改变既定的强力反腐的节奏和步点，一些已经初步遏制的腐败现象很可能死灰复燃，故伎重演，那样的话，将透支人民群众对党中央倾力反腐的信任，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需要不断巩固阶段性成果，需要警钟长鸣，常抓不懈。正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的： 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精神，坚定不移抓下去。

第三节“大忽悠”是可笑的低能者

法国大革命风云人物拿破仑的侄子波拿巴，是法国历史上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但是，他利用法国阶级斗争造成的局势和条件，还靠着流荡江湖练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