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创业活动的区域差异
111我国的（省际）区域创业活动差异显著
已经出版的三个年度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揭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创业态势和特性上的差异，但是，使用GEM的方法无法揭示国内不同地区间在创业态势上的差异，因此，我们研究团队根据GEM的定义，开发了衡量我国区域创业态势的指标: 将成立时间不长于42个月的企业视为创业企业，我们将过去连续三年累计新增的私营企业数视为该地区当年拥有的创业企业数创业企业绝大部分是以私营企业为主，在统计数据中无法找到其他类型的创业企业的数值。，这一数值可以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到。劳动人口数我们选取了全国人口第五次普查数据中15~64岁之间的人口数。用这两组数据计算得到区域的创业率，即每万成年人口中的创业企业数量，并称为CPEA指数(中国私营企业创业指数)。
根据上面的计算方法，对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由于数据原因，暂不考虑台湾、香港和澳门）分别计算了从1996年至2004年9年的CPEA指数。对比各个省、市、自治区的CPEA指数，发现存在着一些特征，不同省、市、自治区的创业活跃度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以2004年的CPEA指数为标准，将区域分成创业活动高活跃地区(大于25)、比较活跃地区(12~25)、不活跃地区(7~12)、沉寂地区(低于7)。
处于高活跃的地区是京津地区（北京、天津）、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珠三角地区（广东）。这些省、市都是处于东部沿海地区; 上海从2002年至2004年连续三年居于榜首，而北京连续三年居于其次，并且上海与北京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直辖市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这也预示着它们在未来几年将会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形势; 但是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近三年当中每年只表现出了微量的增长势态。
处于比较活跃地区的分别是辽宁、福建、山东、湖北、重庆、四川、宁夏、新疆八个地区。这些区域历年的增长速度都比较稳定; 如果将这些地区再进一步区分的话，东部沿海省、市明显高于中部内陆省、市。
处于不活跃地区的分别是河北、内蒙古、山西、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海南、云南、甘肃、青海12个地区。整体上这些省、市、自治区增长速度比较缓慢，但是有些省份起伏不定，甚至有些下降的趋势; 其中山西、吉林、江西、河南、湖南五省一直保持着增长的趋势，但是河北、内蒙古、安徽、海南、云南、甘肃、青海则不稳定，有些年份呈现出下降的势态。
处于沉寂地区的分别是黑龙江、广西、贵州、西藏、陕西五个地区。其中陕西在2000年以来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其他四个地方处于较低的水平。
从CPEA指数的计算结果看，东部沿海省市的创业活动比较活跃，以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尤为突出，珠三角明显要逊色于前两者，京津地区和上海的创业活动在近三年以来持续呈现出较强的增长速度; 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创业活动在不断地提高，呈现出较好的势态; 西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比较落后。
112城市间创业环境的差异
由于创业是一个区域过程，中国的地域差距很大，因此，在2004年全球创业观察中国研究团队组织开展了城市创业环境与政策研究，力图发现改善城市创业环境的途径和提出政策建议。研究选择了国内的主要城市: 北京、上海、深圳、济南、天津和成都。访谈了6个城市的210个专家。研究发现: 
（1） 城市间的创业环境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创业环境差异小的方面分别是: 市场开放程度、妇女创业、基础设施、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政府项目、教育培训、政府政策及研发转移; 创业环境差异大的方面分别是: 创业文化、创业动机、创业机会。
（2） 软环境的差异大于硬环境。差异最大的方面在于创业文化。创业文化对创业具有显著影响。创业文化好的地方，创业环境也好。创业文化好主要表现在把创业视为一种人生事业、对成功的创业者表示尊敬和羡慕，以及媒体积极宣传创业者的成功故事等。
2005年我们在上一年研究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把城市创业环境和政策研究扩大到17个主要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杭州、济南、武汉、沈阳、重庆、成都、西安、昆明、南昌、澳门、长春、银川。17个城市的15所大学参与了此研究项目。访谈的专家超过700人。除了验证上面的发现在更大的范围内成立以外，还有下列发现: 
（1） 政府项目、市场开放程度和创业文化等环境要素是影响城市创业机会的关键因素。同时，研究还发现，创业环境各要素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说明创业环境各要素之间也是互相影响的，这表明对一个城市创业环境的评价是各因素综合评价的体现。
（2） 城市创业机会关键受到政府项目、创业文化、市场开放程度、商务环境等环境要素的影响，其他环境要素在评价创业机会的影响程度上略显次要。
（3） 除了创业文化外，创业环境差异的最大方面是金融支持、知识产权、政府政策和政府项目等方面。
113从制度环境看中国创业环境存在明显弱项
创业环境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环境。制度环境由规范的制度、认知的制度和规制的制度三个维度组成。规范的制度反映社会对创业者和创业活动的尊敬程度，与文化、社会规范有关。认知的制度与人们的知识、技能和信息获取有关; 而规制的制度则包括法律、制度、规定和政府政策等促进和限制行为的方面。
我们的研究发现: 城市创业的认知环境和规制环境属于弱项，即在相关的知识、技能和信息获取、法律、制度、政府政策方面较弱; 在规范环境上，各城市得分普遍很高，这说明中国社会主流是个鼓励创业的社会。不过，细分之后还发现，鼓励创业的含义指认同创业成功、宣传创业者; 但是，在鼓励创新和创造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同样的态度。
1.2区域创业的相关研究
从国际的研究成果看，围绕着区域创业的相关研究对于我们提高区域创业环境和政策的分析效果是有意义的，而且，未来的区域创业研究将落脚在对区域创业体的分析和评价上。从深化区域创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角度看，了解有关区域创业的研究成果是必要的。
121影响区域创业活动的因素
Bartik(2001)研究美国区域的不同特征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认为人口密度、行业集中度、政府税收、金融市场中的创业投资等方面的区域差异决定了创业活动的差异。Armington和Acs(2002)以美国的创业活动为研究对象，不同的是选取的因素指标不一样，且更深入一步研究了不同行业中的区域创业差异，他们指出行业集中度、人口增长率、收入增长率以及人力资本是区域创业活动存在差异的决定因素。失业率对于区域创业活动没有产生明显影响，但在某些行业中却显现出了显著的正影响。Lee, Florida和Acs (2004)也以美国的数据研究创业活动，但是他们主要关注于人的因素方面，认为区域人口的创造力、人口的增长率、收入增长率以及人力资本都是区域创业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Sutaria和Hicks(2004) 集中于研究区域制造企业的创业活动，得出失业率变化、人口增长率、产业进出的动态、区域金融资本是区域创业差异的显著决定因素，但是失业率水平、收入增长率却没有显现出显著的影响。Fritsch和Mueller(2005)研究德国的创业活动，发现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失业率水平是区域创业差异的显著决定因素，同时区域的创新水平、创业文化也是显著决定因素，但是人口密度却没有显现出显著的影响效果。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是采用的数据来源不同而导致研究的对象不一样，或者是分析的影响因素不同，或者是分析同一因素但考察的角度不一样，比如失业因素中有的考察失业率水平，有的考察失业变化率。对创业活动影响因素的另一类研究是分析创业活动与特定因素的关系。例如，金融条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Myers 和Majluf(1984)等学者通过模型分析认为，金融市场的因素，包括权益和债务市场因素制约公司的外部资本筹集能力。创业企业难于获得外部资本的原因是存在信息缺口或无力就创业结果制订合约。研究发现，资本约束的存在导致企业规模分布的倾斜，资本约束越严重，企业规模的分布越倾斜。这意味着小企业即便有好的投资项目也没有能力筹集资金。Evans, David 和Leighton等（1989）研究发现，个人是否决定成为创业者与个人获得资本的可能性呈正比。而且，创业者越容易获得外部资源，就越容易生存。Klein （2000）等研究经济转型国家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时认为，由于这些经济形态中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自身也面临调整过程，它们难于对新兴企业的需求做出反应。
Schoonhoven 和Romanelli 等（2001）对创业活动和创业起源、产业演化与创业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涉及学习、社会流动、科学发现、地方法规等与创业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关注创业活动的影响因素。
122对创业环境的认识
创业环境在本质的意义上是一种制度环境（Desai, Gompers和Lerner, 2003）。制度环境由规范的制度(Normative Institution)、认知的制度（Cognitive Institution）和规制的制度（Regulatory Institution）三个维度组成（Scott,1995）。Spencer和Gomez（2003）认为规范的制度反映社会对创业者和创业活动的尊敬程度，与文化、社会规范有关。认知的制度与人们的知识、技能和信息获取有关; 而规制的制度则包括法律、制度、规定和政府政策等促进和限制行为的方面。Spencer和Gomez利用Scott提出的分析制度环境的三个维度研究了国家的制度结构与创业活动的关系，分析不同的制度环境维度与创业活动类型之间的关系。
Stott Shane（2003）认为创业的环境方面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包括收入、资本税和财产税，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低通货膨胀率和稳定的经济条件。政治环境包括自由、法律和财产保护有力措施、地方分权。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对创业的社会尊敬、创业的压力和特定的文化信仰。
Reynolds（2000，2001，2002）研究提出了反映创业环境的条件，认为可以从9个方面刻画一个国家的创业环境。包括资金条件、政府项目、政府政策、研究开发转移、市场变化和壁垒、教育和培训、有形基础设施、商业环境、文化和社会规范等。
Rowen（硅谷优势，中文版，2002）等在总结硅谷作为创业和创新精神的栖息地时提出了8个条件。《创业与地方经济发展》（OECD，2003年）报告认为阻碍创业主要有12个因素，例如，缺乏社会和商业网络、金融约束、缺乏知识和技能、不合理的政府规制等。
在研究欧洲的新兴经济国家后，Desai, Gompers和Lerner（2003）发现，创造更大的公平和更好的财产权利的保护有利于创业活动。Saxenian（1996）通过研究美国两个创业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硅谷和128公路后则发现，两个地区创业活动的差异与文化和制度环境因素有关。李钟文（硅谷优势，中文版，2002）等对硅谷的系统研究认为，创业企业取得成功需要四个基本条件，包括适合的产品、合适的团队、资本来源和合适的基础体系。
作为国内唯一参加全球创业观察的研究机构。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已经发布了全球创业观察2002年、2003年和2005年中国报告，就中国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和类型特征、创业环境的优劣势、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创业政策进行了研究（姜彦福等,2003）。
123区域创业体系
Van de Ven(1993)在研究Aldrich (1979,1990)等学者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创业的成果时发现，宏观的基础设施结构对创业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前人没有研究这些基础设施的构成要素有哪些。因此，他研究提出创业过程的产业基础设施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制度安排、资源禀赋和专有功能（表11）。该研究已经明确认识到创业体系是重要的，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许多创业企业是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而且社区的发展不仅需要出现大量的企业，而且需要相关的基础设施、公共机构和在先进的生产体系中有与之相配合的公司。表11Van de Ven提出的创业的产业基础设施组成（1993）制度安排
—合法化（创造信任）
—治理（规范、规则、法规、法律）
—技术标准
资源禀赋
—科学/技术研究
—融资和保险安排
—人才资源池（培训和资格）
专有功能
—技术开发功能: R&D、测试、制造、营销
—创新网络/资源渠道活动: 普通物品（科学、融资和劳动力）的购买者—供应商—渠道
—市场创造和消费者需求Spilling(1996)从创业体系的角度研究重大事件（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区域发展的影响。Spilling认为创业体系由一个地理区域内所有的经济参与者和环境要素组成。
最近的研究是Neck等（2004）从创业体系的角度研究新企业的创立。他们的研究发现，孵化器组织、衍生公司、非正式和正式组织、有形基础设施和区域文化对高技术创业活动有积极影响（图11）。
图11根据创始人的报告频率构造的Bulder县创业体系（Neck,2004）
目前在学术研究上，把创业当作一个体系研究的理论文献很少。上述三篇是最为相关的。直接研究区域创业体系的文献还没有看到。
从体系角度对区域创业的评价研究从20世纪末起受到重视。不过，这里的所谓区域是从全球角度定义，实际上研究的是不同国家的创业体系。迄今最为有名的国际研究是由Reynolds（2000）等创建创业过程模型，其核心是创业环境条件影响创业机会和创业能力，并合成为创业活动，从而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贡献。
2002年后，参加全球创业观察的国家中，像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开展了该国内的区域创业研究，但是在研究方法论上仍然沿用了GEM的方法。虽然在研究上把创业环境当作一个体系看，但是，并没有研究区域创业体系本身。另一项区域的（严格地说是国家的）创业评价研究启动于2005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动了一个创业指标项目（EIP），旨在建立一个衡量创业水平、类型、影响因素、政策和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目前该研究处于初期阶段。
在区域创业体系研究上，有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有待探讨： 一是区域创业体系的构成和功能问题; 二是区域的创业起源和模式问题; 三是区域创业的政策。这不仅是国际研究中关注的问题，也是国内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十分缺乏。
124区域创业政策
创业政策最近几年才开始被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委员会、联合国国际发展组织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开始考察、研究发展创业活动对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并试图探寻提高区域创业活动水平的解决方案。到目前，只有少数几位研究学者进行了有关创业政策的研究。(Kayne, 1999;  Lundstrom和Stevenson, 2001;  Verheul, Wennekers, Thurik和Audretsch, 2001;  Wennekers和Thurik, 2001)。
创业政策本质上就是刺激创业(Degadh, 2004;  Lundstrom和Stevenson, 2001)。创业政策的作用是用来减少初创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Hart, 2003)。创业政策是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业活动水平的手段或策略，更确切一点地说创业政策是在开始前阶段、开始阶段以及开始后42个月的阶段里的创业过程，通过设计和传递动力、技能和机会这三要素来鼓励更多的人选择创业，使他们开始步入创业幼儿和早期阶段(Lundstrom和Stevenson, 2001)。创业政策就是政府通过地区、产业及国家来促进创业活动，创业政策的范围很广，从地区到国家，从低技术经济到高技术经济，它全面地概括了政府的管理能力，从制度政策到经济发展，进而改善贫穷局面(Hart，2003)。总之，创业政策就是政府通过地区、产业及国家促进创业活动的各项政策集合。
创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哪些因素是创业的促进因素，以及如何通过合理的政策促进这些因素的形成和发挥应有的作用呢？Lundstrom 和 Stevenson (2001) 通过对10个具有不同的人口、GDP、人口增长和创业活跃程度国家和地区的研究（6个欧盟国家和4个亚太国家地区），提出了创业政策的框架和类型。
根据他们的研究，创业活动是动机、技能和机会相结合的结果，促进创业的政策是围绕这三要素制定的。创业政策框架是围绕动机、技能和机会这三要素建立的框架。他们认为制定创业政策应该： （1）在个人层次上激发人们进行创业; （2）使创业者获得创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3）为潜在创业者提供资源和环境支持。
他们还在三要素基础上提出了创业政策体系，包括6个方面的内容，即促进创业文化，开展创业教育，减少进入障碍，启动资金/金融支持，商务支持以及目标群体。进一步分析发现，创业文化属于动机要素范畴; 减少进入障碍、启动资金/金融支持和商务支持属于机会要素范畴; 创业教育则既属于动机要素也属于技能要素范畴，而目标群体（即潜在创业者们）最终会与这些政策体系整合，并创建新企业。
他们根据1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发展层级阶段、政府角色、创业发展动态以及自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等一系列因素，并根据制定创业政策过程应遵循的政策结构和过程、目标策略和计划、促进发展创业阶段以及鼓励人们成为创业者等要素组合，提出四种类型的创业政策。一国政府通常以某一创业政策类型为主，其他的创业政策类型为辅，而且除了爱尔兰，其他国家均把细分创业政策作为参考。
还有不少的学者对影响创业者创业选择给出不同的模型框架。Kayne (1999) 把创业政策定义为集中在新企业的出现及增长上，他认为创业政策应该包括: 
第一，创业共识，主要包括三个内容。（1）把发展创业视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2）在地区发展政策中区别小企业政策和创业政策; （3）重视创业者。
第二，税收和规制环境。政府通过减少税收及降低制度要求，来减少人们创业的成本，并促进人们创业。
第三，资金的获取，尤其是创业初期的权益投资是重要的。国家通过鼓励商业银行为企业进行融资、贷款以及建立基金项目等计划促进创业。
第四，创业教育。通过学校的创业课程进行教育培训，使更多的人对创业产生兴趣。
第五，知识资本。大学及相关的研究机构产生了不少的人才，他们通过知识积累，为国家的创新和技术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所以政府要积极鼓励私人部门与大学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并推广知识。
他还提出在创业政策上应实施下列内容: （1）为出色创业者颁发各种奖项; （2）缩短申请流程的规章制度; （3）建立养老基金、创业投资以及增加大学基金的投入，为提高人们的创业技能、知识，沟通、解决问题能力，理解能力等进行创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