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时期的孕育，到文王、周公和孔子及孟子，上溯远古、下启秦汉，直至此后历代的逐步完善;从满天星斗、遍地开花的远古文化，再到唯儒独尊、三教合流的历史流变，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三皇五帝时期的筚路蓝缕、茹毛饮血，到神农尝百草，至《黄帝内经》中医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从德治安帮的文王，到制礼作乐的周公，从孔子创立儒学，再到孟子对儒学的完善，从以“仁”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再到神秘诡异的巴蜀文明，从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士，再到特色鲜明的西藏文化……这是一个怎样的长路漫漫、求索不断的过程。回顾上述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轨迹。
第一节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三皇五帝〖*2〗一、 伏羲氏的文化启蒙： 伏羲八卦伏羲，又作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太昊”，《史记·五帝本纪》作“伏犧”，风姓，相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君王，建都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县)，为华夏人文始祖，故有“百王先”“三皇之首”“上上圣人”的美誉。
伏羲氏大约生活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据《帝王世纪》《通鉴外记》等文献记载，伏羲氏人首蛇身，与女娲兄妹成婚，繁衍子嗣，是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伏羲氏勤于观察实践，在总结前人生产、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亘古常新的伏羲文化。对此，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补史记·三皇本记》中做了详尽的记述： “太昊太皞庖牺氏……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汉）司马迁： 《史记·补三皇本纪》，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伏羲创设的以八卦为核心远古文化，是中华文明之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太平御览》载： “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所谓的“方坛”即正方形土台，伏羲氏站在土台之上，根据土圭观测日影，并将观测到的日影详加记录和总结，于是就形成了八卦。因此，八卦之“卦”为会意字，从圭从卜。“圭”者，即土圭，就是为观测日影而用泥做成的土柱。“卜”者，测度之意。伏羲又根据“龙马之图” 画出了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的具体位置，这就是伏羲八卦图。
这种源于实际观测而得的八卦，其基本单位为爻，是记述日影变化的专门符号。爻分阴阳两类，阳爻“—”表示阳光，阴爻“”表示月光;每卦又有三爻，以表天、地、人三才。三才的天部，就是古代的星象之学，史称天文，包括了整个天体的运行和气象的变化。三才的地部，则是观测日影以计算年期的方法，以地理来展示万物生长变化的全过程。三才的人部，则将天文、地理和人事结合，以便按照这些规律进行生产和生活。每卦的次序均是自下而上的，最下者为初爻，中间者为二爻，最上者为三爻。八卦代表了八种基本物象： 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艮为山，兑为泽，坎为水，离为火，此为“经卦”。由八个经卦中的两个为一组的排列组合，就构成了六十四卦。
第一章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伏羲氏首创八卦，并利用八卦占卜吉凶，是古人对现实世界的初步认识和把握方式，中国哲学即萌生于此。这也是后世《周易》的思想基础。因此，作为史前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伏羲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是维系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的精神纽带，开华夏文明之先。
二、 神农氏(炎帝)的文化贡献： 神农百草
神农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农业和中医药的发明者，生于姜水之岸(今宝鸡境内)。他是继伏羲之后，又一个对中华民族贡献颇多的传奇人物。相传在神农氏之前，百姓赖以为生的手段主要是打猎和采集，但由于人口迅速增加，传统的禽兽和蔬果之获，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生存的起码需求，一时间，尽快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成了整个社会的头等大事。一天，神农氏看见一只红色的小鸟，正衔着一棵五色九穗谷飞行，在掠过神农氏头顶的瞬间，九穗谷掉到了地上，神农氏马上将这株九穗谷拾起来埋在了土里，后来竟长出了一片谷子。神农氏将谷穗放进嘴里一尝，感觉美味异常，于是他立刻教人砍倒树木，烧掉野草，用斧子、锄头、耒耜等工具，开垦土地，种上谷子，还教民打井，汲水灌溉农作物，为百姓提供口粮。受此启发，神农氏又试种百草，从中培育出了菽、麦、稷、稻四种作物，加上此前的谷子，恰为五种作物，因此后人尊其为“五谷爷”或“五谷帝仙”。故《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氏据天时之宜，分地之利，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教民耕作，使黎民得以富足，创生了原始农业，故号“神农”。他还教给百姓用火、烧陶和纺织等诸项技艺，因功绩显赫，以火德而王，故又名炎帝。
神农氏还被尊为传统中医中药之祖。神农之先，百姓长期生食瓜果蚌蛤为生，腥臊恶臭伤及腹胃，因此经常有人中毒受害而亡，寿命极短。神农氏为“宣药疗疾”，使百姓益寿延年，跋山涉水，走遍三湘大地，遍尝百草，了解百草之平毒寒温的药性，总结出“五味”之效，教百姓食用不同的草药治疗不同的疾病，并将自己的实践过程逐一加以记录，“味尝草木作方书”，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中药学经典之作——《神农本草经》的滥觞。故唐人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记》载： “神农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尝百草，始有医药。”（汉）司马迁： 《史记·补三皇本纪》，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相传神农为玲珑玉体，能见其肺腑五脏，因能化解药毒。《淮南子·修务训》亦载： 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据传神农氏为解百姓疾病之痛，曾亲口尝百草，发现了具有解毒祛病、养生保健之效的中药，使百姓不复为疾病所困。后因尝百足之虫(一说断肠草)，中毒后死于茶乡，人们将其遗体运回祖居地柘城安葬，建祠以供后世崇祭。
三、 轩辕氏(黄帝)的文化成就： 《黄帝内经》
轩辕氏黄帝是与炎帝齐名的一位史前氏族英雄。据传轩辕为有熊(今河南新郑)国君少典次子，故号有熊氏。其本姓公孙，及长居于姬水，故改姓姬，因居于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西北)，亦号轩辕氏。轩辕氏生而聪颖，能言善辩，素有人望，因此被拥为有熊氏部族的首领。他联合炎帝，打败了以蚩尤为首的九黎族的入侵，遂代神农氏而立，成为华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由于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史载轩辕氏统一诸部落之后，大力发展农业，种百谷草木，观察鸟兽之迹，创造文字;他发明了纺织技术，开始缝制衣冠，使其部众成为冠带之民。他制造舟车，并发明指南车，使天堑变通途，由此诞生了中国古代交通业;他还定算数，制音律，史载他派大挠作甲子，以十天干配十二地支以纪时日，以甲子、乙丑，直至癸亥，六十年为一周期，这就是沿用至今的干支纪年法，即后世道教的六十元辰。
除此之外，还有托为轩辕氏所作的《黄帝内经》传世。《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它以华夏民族先祖“黄帝”为冠，是我国传统中医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此书在全面研究人的生理、病理、诊断、药物及其疗效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病症： 指人体不正常的观象，如发热、腹泻、休克等。、诊法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以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为基础，反映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
《黄帝内经》以黄帝、岐伯等问答的形式写成，原书十八卷，其中《素问》和《针经》(唐以后传本改为《灵枢》)各九卷。《黄帝内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凡人与自然、摄生、防病、生理、脏腑、经络、病征病征： 指病症的具体参数，如体温的高低、心跳次数等。、诊断、治疗、中药、方剂、针刺灸熨、导引、按摩，以及五运六气等学说莫不赅备，是中国中医理论的渊薮，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在治疗理论上，《黄帝内经》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针对病起、病中、病因逐一提出医治方案，力求因势利导，对症下药。
《黄帝内经》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中国先秦时代的百科全书，书中对于所涉天文、地理、气象、物候、历算、哲学等许多方面，都有详尽的阐述。书中根据阴阳五行之学，对生命的形成、疾病的起源、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的关系，作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说明。例如，在继承了“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体结构和生理运动也是自然界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致病机理就要从自然界中寻找，疾病就是自然界外在的某些物质因素侵害人体的结果，若违反四季顺时养生的原则，邪气必然致病伤人。这种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黄帝之前的哲学。
四、 五帝的文化境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帝一般是指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五位圣君贤主，虽然对五位帝王的具体人选和名次自古就有较大的分歧，但通行的观点是以黄帝为首，黄帝轩辕氏取代神农氏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他身后又有颛顼、帝喾、尧、舜继之，是为五帝。五帝之世，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之初，是中华民族远祖从元谋人经红山文化到仰韶文化，经一百余万年积累、进化而取得的一次质的飞跃。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中国人基本性格特征的塑造，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是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开始。从此，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逐渐区别开来。因此五帝时代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真正起源，直接影响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进程。
颛顼帝，姓姬，号高阳氏，居于河南濮阳县一带，为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生而大贤，故在他二十岁时，黄帝就将帝位传给了他。颛顼帝自幼受叔父少昊的熏陶，极赋音乐才能，他令八条飞龙仿效风声而长吟，作《承云曲》，以纪念黄帝，此为中国第一首乐曲。他还根据天文观察与实地测算，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天相历法“颛顼历”，这就是所谓的“载时以相天”（汉）司马迁： 《史记·五帝本纪》，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从此人类历史进入了治历明时阶段。颛顼历以孟春正月为元，建正在寅，在二十四节气史上，第一次将以物候观测为重点转移到以天象观测为重点，基本与自然规律相吻合，促进了农林牧业生产的科学化。颛顼历一直沿用到秦汉时代，堪为“历法之宗”。与此同时，颛顼帝还命令被黄帝征服的九黎族，顺从黄帝之族的教化，放弃信奉巫教、杂拜鬼神的旧俗，全面禁绝巫教，从此神人殊途，史称“绝天地通”，促进了族群之间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有利于民族融合，使部落联盟进一步发展壮大。故《史记·五帝本纪》载是时“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面对如此广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颛顼遂效法黄帝分疆设治之法，将所辖之域分为兖、冀、青、徐、豫、荆、扬、雍、梁九州，初定华夏版图。颛顼帝在位期间，还严男女之别、长幼之序，定婚嫁之制，使民安其生。至此，基本完成了华夏文化的大统一，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绵不绝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遗传基因”。
帝喾为五帝中的第三位帝王，姓姬，为黄帝曾孙，是极之子、颛顼堂侄。十五岁时，以辅佐颛顼帝之功，被封于高辛(今商丘市南高辛），三十岁代颛顼为帝，都于亳。因其兴于高辛，故以地为号，名为高辛氏。帝喾即位后，进一步完善了颛顼历，使农牧各业的生产和人们的生活有一个科学的时间顺序，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大戴礼记·五帝德》载，帝喾观北斗四时指向，以定节气，观天干以定周天历度，爻策占验推算历法，穷极变化，颁告天下。根据天象、物候变化规律，帝喾划分四时节令，指导人们的农畜活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华夏农耕文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帝喾强调以诚信、仁德治国： “德莫于博爱于人，政莫高于博利于人。政莫大于信，治莫于大仁。”帝喾在百姓中尤以诚信而名垂史册，世代相传的“嫁女盘瓠犬”故事，就是诚信的典范。相传犬戎房王作乱，帝喾征而不胜，便昭告于天下： 有取房王人头者，可得千金，封万户，并赐帝女为妻。后来，一个其首如狗、名曰盘瓠者，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房王首级，帝喾立即践行诺言，赐金、封邑、嫁女于盘瓠犬。身为一代帝王的帝喾，既能养性自律，大公无私，又能言出必行，明察善恶，堪为历代帝王楷模。因此，司马迁等人才给予帝喾极高的评价，指出帝喾在位期间广施恩泽，与民谋福利。《史记·五帝本纪》载： “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 
尧帝，姓伊祁，名放勋，帝喾次子，初封于陶，又封于唐，故号为“陶唐氏”。尧是位道德高尚的谦谦君子，据《史记》载：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汉）司马迁： 《史记·五帝本纪》，13页、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尧承帝喾之业后，继任部落联盟首领，在位百年，素有德政，为广泛征求民众意见，特于王宫前设诽谤木，让百姓自由发表意见，还建立、健全领导组织，招贤纳士，委以重任。此外，尧帝还派羲、和二氏掌管时令，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颁行天下，教民按时耕作。又派四个大臣在四个不同的地点，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以此为据，确定了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后，又定一年为366日，每三年置一闰月，以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由此极大地减少了每年的农时差误，使传统农耕文化出现了质的飞跃。后洪水泛滥，尧纳四岳(四方部落首领)之言，使鲧治水，历时9年，毫无功绩可言，遂诛鲧于羽山。因年事已高，尧以四岳之荐，让位于素以孝悌闻名的舜，史称“禅让”，是为中国古代民主政治的典范。
舜帝，姓姚，因目有双瞳，故名重华。为尧帝之婿，因建国于虞，故称虞舜氏或有虞氏。相传为冀州(今河北)人，以孝闻，尧因而用之，使摄位数十年，后又受禅即位，都于蒲阪(今山西省永济县)。舜帝在位期间挖沟开渠，以利灌溉;疏通河道，治理洪水;每五年巡行天下一次，余者命各地君长到京城朝见，报告政事，根据业绩，以行赏罚，使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空前密切。舜以天然河道为各州疆域分界，分天下为十二州，进一步完善了地方行政管理体系。为了慎行赏罚，舜帝还制定了包括常刑和五种肉刑在内的刑法制度，诛杀了四凶族。舜帝在位39年，后在南巡途中崩于苍梧之野，亦按“禅让”之制传位于禹。
综上所述，五帝时代的文化境界之一，就在于进入文明社会之前，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使得仰韶、红山文化之前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多元因素，在经历了五帝时代激烈的社会变革和民族融合之后，被中原部族所吸纳，华夏民族已完全建立起了以自身文化为主体、广泛吸收其他部族文化为辅翼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这使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烙上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印记。而彪炳后世的“禅让”制，在五帝文化的融合与形成中，凸显着核心作用。“禅让”制的核心是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除了制度上的首创之外，还包含着在不同部落间已实现了权力的和平移交和转让，即由黄帝的西方集团让权给东夷集团。这一方面说明华夏集团的活动地域，已扩大到东夷地区，中华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集团势力衰落和东方集团兴起，即所谓的“尧德衰”，并因此导致了内部不和，始有“十日并出”之象。尧将权力平稳地交给东夷人舜，并妻以二女，使两个民族进一步融合，从而赢得了后世的赞誉。
五帝时代的文化境界之二，就是五帝在位期间，都致力于天文事业： 观日月之行，察星辰之序，在实测的基础上，制定历法，“敬授民时”，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时误差，以求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而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于是才有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莫不砥属”的盛景。
五帝时代的文化境界之三，就是重视个人品德修养的思想。五帝均是具有高尚人格之人，他们当时不仅以“富而不骄，贵而不舒”的独特人格魅力为世人所敬仰——“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而且文化修养也足以令万世效仿，五帝无一不是“聪以知远，明以察微”“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博学之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他们将诚信、守诺作为立身施政的根本，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德才观的雏形，这是中国古代理想人格模式养成的基础。
五、 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最早提出的，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 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在北纬30°上下，即北纬25°～35°之间。此间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获得了重大突破，在这一区域里的所有文明范围内，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如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有孔子、老子……正是这些哲人独立而深刻的原创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现代人社会的生活。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精神基础之上。与此同时，雅斯贝尔斯还刻意强调，要对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等国文化特别关注，因为它们之间虽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此时上述诸国的古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这些地区的哲人、思想家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由此突破并超越了原始文化，正是这种突破和超越的不同类型，决定了现代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社会不同的文化形态。那些没有实现突破和超越的古代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并兴盛一时，但最终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化石”；而那些产生于轴心时代的文化，直至今日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春秋时期的中国“礼崩乐坏”，礼乐征伐由自天子出变成了自大夫出，面对混乱的世相，思想家们奔走于天地之间，游说各国君王，批评政治，提出改革方略，为重建社会秩序摇旗呐喊。而此时，古希腊社会的城邦制也已形成，无论是雅典的民主政体，还是斯巴达式的寡头政治，一切问题由原来的君主裁夺，转而取决于思想家、知识分子、演说家的演讲艺术，且必须通过辩论作出裁定。由是促成了新文明对话的产生，雅典的广场、公民大会、参政院、法庭、学校等公众场所，成了这些文明对话的最佳场所。这些思想家或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文明对话的主体力量，是因为他们有渊博的学问，敏锐的洞察力，孔子和墨子在言论中即常引《诗》《书》等古典文献为据。即便是对孔子、墨子持批评意见的韩非子，也不能不在《韩非子·八说》中承认孔子、墨子的“博习辩智”。轴心时代这种极富内涵的对话，打破了君王对思想的垄断，树立起一代以“博学”为特色的思想和文化的权威，这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第二节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集大成〖*2〗一、 文王——德治安邦周文王姬昌(公元前1152年—前1056年)，即殷商西伯(意为西方诸侯之长)，故又称伯昌。他是季历之子，为西周的奠基人。相传曾被商纣王囚于羑里(今河南境内)，被囚期间，伯昌在伏羲氏八卦的基础上，演绎出“文王八卦”和“文王六十四卦”，因此司马迁称“文王拘而演《周易》”，并常以此作为处境困顿、窘迫者自强自立的楷模。文王被释归后，建国于岐山之下，益行仁政，天下诸侯归从。其子武王即位，追尊其为文王。
姬昌是位大有作为的创业之主，他在位五十年间，表面上对商忠心不二的方伯，暗地里却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他采取分化政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与国，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土地之争，使诸侯都视其为可以取代商王统治的“受命之君”，河东诸国纷纷来归。随即文王又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起了巩固的后方基地。旋又向东发展，渡过黄河攻占了耆、邗等国，并沿渭水东进，占领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即扫除了周东进途中的障碍，并据有关中膏腴之地。次年，文王于沣水西岸营建丰邑，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完成了对商都的钳形包围，形成了“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格局。灭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文王在位期间，奉行德治，强调以德治国，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他推行教化，主张为人君应依仁而行，为人臣应立足于谨慎，为人之子女应立足于孝道，为人之父母应立足于慈爱，与国中之人交往应立足于诚信。教导人们要端正心思，要敬天、敬德。对内，积善行仁，效仿先祖古公亶父和先父季历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大力发展农业，扶植工商业，轻刑慎罚，民得富裕，岐山大治。对外，招贤纳士，以礼待人，对投奔周朝者，均予任用。如姜尚、伯夷、叔齐、太颠、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均称臣于周，岐周国力日渐强大，置殷商于孤立无援之境。
周文王的文治武功，使其成了中国古代圣贤之君的典范，孔子称其为“三代之英”，孟子认为似文王那样的大贤圣人，五百年才可能出现一位。孔孟之后的儒家，为了把道德与政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都将文王当作一个“内圣外王”的典型加以推行，文王实际影响了此后二千余年的中国政治。
二、 周公——制礼作乐
“周公”之意有二： 一是周朝的爵位，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指出： “周分五等，公侯伯子男。”二是指历史上的第一代周公，即姬旦(？—约公元前1105年)，亦称叔旦，为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其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他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后世尊为儒学奠基人。
周朝立国后，统治者将在东方开拓疆域作为首政，为此，建国伊始，周公即率军东征，班师凯旋后，为了适应统治重心东移的现状，即刻开始营建东都洛邑。东都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借此机会，册封天下诸侯，并发布各种文诰，制定各种政策，以谋求周朝的长治久安，这就是所谓“制礼作乐”。“礼”本产生于殷商时期，是将“敬鬼事神”作为治国首任的殷人用于宗教祭典上的一种仪式。“周因于殷礼”，以周公为首的西周统治者，在“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的治国思想指导下，对殷礼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进行了一番整合、改进，形成了所谓的“周礼”。周礼是调整西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方面行为规则的总和，其中许多规定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实施的，具有法律效力。周礼严格界定了奴隶主贵族内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等级秩序，以及与此相关的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着重强调“别”，即所谓“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之等，尤以前两者为核心。所谓“亲亲”即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必须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谓“尊尊”即奴隶和平民必须服从奴隶主贵族，下级贵族也要服从上级贵族，臣民必须服从周天子，不得犯上，不许僭越。所谓的“乐”就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舞乐。舞乐的规模，必须和观赏乐舞者的身份地位一致，不可有僭越现象的发生。但它在一定程度包含了“和”的元素，因此，后世才有“与民同乐”之谓。有别有和，才能达到稳定周朝社会秩序、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巩固边境的作用。
如前所述，强调“亲亲”和“尊尊”之别是实施周礼的基本原则，而将其落实到社会实际生活中的体现，就是以礼和刑作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手段。其中，“礼”主要是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关系，作为社会伦理主要通过宗法制来体现。“刑”则适用于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是确保西周社会秩序的最基本原则，绝不可改易。故《礼记·大传》曰： “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周公认为正是由于殷朝传弟和传子制度并存，才致“九世之乱”的发生，使王室内部纷争不断，并导致了王权衰落，国祚短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周公将宗法制和政治上的世卿世禄制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主统治的上层建筑。宗法制的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这种制度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小宗对大宗有明确的各项义务，如出兵、助战、贡献方物等等。而天子之下的诸侯、卿、大夫之爵位继承和各个等级之间的义务，也按此制以此类推。由此推演出“尊临卑、嫡统庶”的森严等级礼法制度，包括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均有具体规定，违者即为非礼、僭越，就是十恶不赦之罪。这种礼法制度实际是身份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这种等级制又进一步巩固了西周的宗法制，维护了周天子的统治。
三、 孔子——万世师表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首代宗师，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生前即有“天纵之圣”的美誉，是当时知识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后被历代统治者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却不得意于仕途，因此，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有三千人，贤人七十二，如果将孔子这些弟子的名单列出，堪为当时中国青年知识才俊的名人录。为满足教学之需，孔子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人“天赋素质相近”说，认为人的个性差异，主要是由于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即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孔子从提高人的素质出发，主张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为此，他积极提倡“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身体力行，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社会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趋势。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把培养从政所需的君子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在《论语·学而》中，孔子对弟子有严格的要求： “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此，孔子将“礼”和“仁”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弟子反复探讨“仁”的课题。根据“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孔子会针对不同的弟子与不同的时机来讲述“仁”的真谛。但总体来讲，总不过“忠恕”二字，强调真诚踏实的学风，切忌浮夸不实的做派。因此，孔子所谓的“礼”即道德规范，所谓的“仁”则是最高道德准则。因此，礼被儒家作为最重要的品质，《论语·泰伯》云：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认定君子须“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即统治者必须为民的表率。孔子有关“君子”品德和人格之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人格的塑造模式，不仅社会精英要有谦谦君子之风，即便是强盗，也要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不可逾越自律的“道德”底线，这就是所谓的“盗亦有道”。因此，孔子在社会实践中，实际是视“礼”为“仁”之具(形式)，“仁”为“礼”之核(内容)，只有有了“仁”的精神，“礼”才能真正有所依。在道德修养上，孔子主张立志、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等，因此，“一日三省吾身”“知耻而后勇”等修身名言，一直是中国人自律的座右铭。
“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实践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因此，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反复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力主“学以致用”，即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孔子的教学方法以启发式教学为主，认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强调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引导。他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在了解和熟悉学生个性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学生个人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懿德行、慎言、善政、文学等多方面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重言教，更重身教，注重用自己的言行影响、感化学生，营造出和谐的学习氛围，是中国古代教师楷模。孔子的教育活动和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 孟子——亚圣风范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今山东邹县)人，鲁国贵族庆父后裔。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门下，学成以后曾长时间游历于齐、宋、滕、鲁等各诸侯国，试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由于“仁政”不合于当时社会，故未得施展其政治抱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孟子》一书，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故孟子有“亚圣”之称，与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他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作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将周公“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期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为此，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社会地位，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模仿周朝制度拟定了上至天子下到庶民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于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像父母一样，发自肺腑、不求回报地关心民众的疾苦，而百姓也应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从统治者。这种将家庭伦理外化至社会政治，并认为这样的秩序就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就是仁政。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等等，但这些内容，可以以一条主线贯彻始终，即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人事、轻鬼神”思想发展而来的。孟子根据战国时期变化了的形势，总结历史上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个极富有民主精神的命题，即《孟子·尽心下》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他认为君主应以爱民为先，为政者要以保障百姓的权利为首要施政目标，否则即为无道之君。面对无道者的统治，百姓有权推翻其统治，所以，民心向背就是思想家孟子关注的首要问题。为此，孟子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的回顾、总结，找到了这一问题产生发展的理路，提出了彻底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一揽子方案。首先要解决百姓的土地问题，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指出：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所谓的“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度。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只有使百姓占有一定量的土地，使其衣食无忧，统治者的统治才能够延续下去，孟子将上述观点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表述如下：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要百姓有了“恒产”，便可使其固定在土地上，他们才不会为非作歹，触犯刑律，也只有在百姓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的基础上，统治者再行教化之轨，用孝悌、仁义的理念引导他们向善，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可能成就太平之世。这种社会美景在《孟子·梁惠王上》中有所展现：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蓄，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因此，只要统治者实行仁政，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护，就可无敌于天下。
孟子“仁政”的实质，就是把家庭伦理观念发散到社会政治领域，将伦理与政治紧密结合，所以孟子非常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故《孟子·离娄上》曰：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礼记·大学》谓：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是后世儒者的理想人格，所谓“修齐治平”的思想源头。为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孟子将道德规范概括为仁、义、礼、智四种，与此对应的人伦关系则概括为五种，即《孟子·滕文公上》中所载：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最重要者为仁、义，而处理父子、兄弟血缘关系的道德规范——孝、悌，就是仁、义的基础。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的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而这些道德规范的基础，就是“人性善”。孟子认为，尽管每个社会成员之间有着分工的不同和阶级地位的差别，但人性却是同一的，《孟子·告子上》曰：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放在同一地位，指出他们具有普遍的人性，这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大发展。也正是基于普遍人性的基础上，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们良知、良能的具体体现，是人类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为人人都有四“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善端，加强道德修养，即可为谦谦君子;弃善端，行恣意，为环境所陷溺，必成戚戚小人。
孟子认为要成就本真、性善的自我，人们必须自强自律，奋发向上，将恶劣的环境作为磨炼自己的手段，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若处于极度严峻的条件下，宁可“舍生取义”，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只要通过长期的道德砥砺，就可以培养出坚定无畏的心态，即“浩然之气”。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可以主动扩张，充溢于天地之间。孟子的性善说是一种道德先验论，宋以后，成了古代人性论的正宗，影响深远。
在哲学上，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但他剔除了孔子天命论中的人格神残留，将天性作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故《孟子·离娄上》谓：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将诚实、诚信的道德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而天性正是人性的道德本原。因此，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天与人二者是相通的，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一切人事自然也是天定的;不仅人的善性来自天赋，人心的思维功能，也是源于天赐。正是因为人心具备了天的本质属性，所以，只要人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认识人、认识天，从而达到尽心、知性、知天的崇高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认识论，强调主体的自觉、内向追求，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孟子从“尽心、知性、知天”思想出发，认为学习知识、养成能力，不可能由外界强加于人，必须经过自己的主动学习、自觉钻研，才能获得。《孟子·离娄下》载：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君子获得高深造诣的正确方法，就是自觉追求，自我积蓄，这样才能融会贯通，拥有渊博的知识，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这是孟子承继孔子的教育思想，总结出来的重要的教学方法。也正由于主动学习成效显著，所以，孟子主张在学习过程中，要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不可一曝十寒，以防功亏一篑。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以学弈为例，告诫年轻士子须持之以恒： “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在《孟子·尽心上》亦有相关记载： “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认为教无成法，但总以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为要，故《孟子·尽心上》谓：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将教师对学生学习方法传授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首要任务，注重对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重视学生能力的养成。故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指出：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为人师者也不能因某个弟子而调整教学方法，《孟子·尽心上》云： “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和孔子一样，重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强调因势利导，“循循然善诱人”，主张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将学习视为个人自然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受教育者既要自强不息，不可一刻松懈，也不能急躁冒进，拔苗助长。只有防止了“其进锐者，其退速”现象的发生，才能收“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之效。
第三节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区特色〖*2〗一、 齐鲁文化所谓的“齐鲁文化”，就是周朝时齐、鲁两个诸侯国家在其存续期间，各自在自己的领地上产生的一切文明成果。其含义至少有三： 其一，时间概念。齐国为西周开国功臣姜尚的封国(约公元前1046—前221年)，历时825年;鲁国是西周宗室第一功臣周公姬旦的封国(约公元前1046—前256年)，历时790年。其二，地域概念。齐、鲁两国均被封于今山东境内，是在东方代西周行使统治权的两个重要阵地。西周初建之时，东部沿海的殷人和东夷族势力强大，曾屡次爆发反周的叛乱。周公东征平叛后，周王便将周公和姜太公两人分别封于商奄和薄姑旧地，以镇抚东方殷人和夷人。其中，鲁居泰山之阳，都曲阜;齐居泰山之阴，始都营丘，后迁薄姑，三迁至临淄。齐、鲁初封之时，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战国时期，经数百年的兼并战争，山东境内的诸侯小国，如菖、曹、邾、滕、莱、纪等国先后被齐、鲁两国所吞并，两国开疆拓土，基本控制了今山东地区。而且随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两国内部联系逐步加强，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地域的文化圈，“齐鲁”就由最初的国家概念，逐渐成了地域概念。这一地域与现代山东省的范围大体相当，于是就成了山东的代名词。其三，文化特质。“齐鲁文化”顾名思义，就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齐、鲁两国文化肇始于西周初年，至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才逐渐融为一体。鲁国为周初杰出政治家周公旦的封地，其文化与宗周的礼乐文化一脉相承，并深受殷文化和东夷文化的影响。加之鲁人七百余年的文化创造，特别是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产生，使得鲁文化呈现鲜明的特点： 以周礼为源，强调“尊尊”“亲亲”之别，崇尚礼制中的德治精神，重文崇文特色突出，尊重文化传统。而东临滨海的齐国文化则是以“尊礼尚功”的太公之学为宗，在大量地吸收和发展当地土著(东夷)文化基础上，至春秋管仲时形成了务实开放、义利并重的文化传承，后由稷下学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虽然两种文化存在差异，如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求革新，鲁文化重传统。但因文化基因的同质和地缘的接近，使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靠拢，最终有机地融为一体。一代学术宗师孔子第一个敏锐地认识到了齐、鲁文化的联系和区别，《论语·雍也》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到了战国后期，齐、鲁两国文化进一步融合，“齐鲁”连属，成了具有统一文化特点的地域概念。《荀子·性恶》指出： “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这是历史上 “齐鲁”作为地域文化概念首次出现在文献学中，标志着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形成。齐鲁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在其周围的卫、燕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秦统一六国为齐鲁文化走出山东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但尚礼义、行仁政、爱民力的思想并不被崇尚法治、注重功利的秦始皇所重视，“焚书坑儒”也给了齐鲁文化以重重一击。直至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才为齐鲁文化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基础。
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于自身丰富的文化精神，对此，颜谱等学者多有论述颜谱： 《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涵》，载《东岳论丛》，2005（06），110～111页。，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刚健、自强是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其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源。齐鲁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太公望、孔子、管仲、晏婴、孙子、墨子、孟子等等，尽管分属儒、墨、管、兵等诸家学派，但都充满了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管仲重功名，尚有为，不拘小节，力行改革，富国强兵，辅佐桓公，成就了齐桓公的首霸之业;孔子重“刚”，将“刚”作为仁德的目的之一，力主积极进取。孔子学说中刚健的内容得到后代弟子继承与发展。在《易传·大有》中谓“刚健而文明”，同书《大畜》则曰“刚健笃实辉光”，在《易经·乾卦》则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宏论。孔子还是“刚健”精神的积极践行者，《论语·述而》中记述了孔子“学而不厌”“好古敏求”的治学历程，以及为培养学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全身心投入所作出的努力。孔子认为，人一旦确立了目标，虽“知其不可为”，但仍要“为之”，积极入世之心态可见一斑。其他齐鲁诸子，虽观点不同，但在刚健进取上则是一致的。齐鲁文化的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了充分发扬，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是华夏民族自强、自立、发展、壮大，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
第二，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所谓气节，即为坚持正义和真理，宁死不向邪恶屈服的品质。气节之中，尤以民族气节为重，这是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它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以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为表现形式。齐鲁文化中的儒家，正是这种爱国精神的突出代表。《论语·子罕》中有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豪言壮语掷地有声;孟子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自己人格修养的终极。孔、孟的人生阅历也处处体现了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据《论语·卫灵公》载，孔子周游列国期间穷困潦倒，却不改君子本色：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 ‘君子亦有穷乎?’子曰：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甚至在突发的暴力劫持事件中，一介儒生的孔子也表现出了“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从容和淡定。《史记·孔子世家》载： 齐鲁夹谷之会上，齐有司黎弥以献舞乐为名，欲劫持鲁定公。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孔子“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以礼严词痛斥齐国君臣，粉碎了齐人的阴谋，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孟子则力养“浩然正气”，推行王道主义，把治理天下作为己任。《孟子·梁惠王下》中提出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主张，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公而忘私、从容赴难。管仲虽不拘小节，但却秉持民族大义、国家大节，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存邢救卫，北逐戎狄，捍卫了中原和平和文明，因而深得孔子的赏识。以齐鲁诸子为代表的齐鲁文化中，爱国的具体表现形式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生死关头皆能大义全节，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巩固统一、维护民族团结，起了巨大作用，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
第三，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以管仲、孔子、孟子、墨子为代表的齐鲁文化精英，都表现出积极入世、救世的精神。孔子为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周游列国，虽处处碰壁，穷于宋，困于郑，厄于陈蔡之间，但依然痴心不改，继续游走于诸侯之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本人在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后，曾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先后到过梁、齐、宋、滕、鲁等国，以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一展政治风采的机会，但《孟子》一书使其学说流行千古。墨家在进取心上，丝毫不逊色于儒家，为了救世救民，不仅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而且为了实践这种主张，“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以至于“亚圣”孟子在《孟子·尽心上》对其做出了“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极高评价。这些都是齐鲁文化经世致用精神的典型体现。
第四，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齐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一致，在天人关系上，力主天道、人心，天人合一思想。《易经》以阴阳和谐为灵魂，重视人与天地自然界的和谐共济问题，并力图探索自然界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论语·阳货》谓：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孟子·尽心上》言：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是天人合一观的滥觞。孟子之“性”，就是人固有的本性、本能，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等。而所谓的“心”，就是思维之器，《孟子·告子上》曰：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因此，尽心便能知性，知性就能知天。《易传》则明确提出了“人与天地合德”的思想。《易传·乾卦·文言》曰：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泰卦·象》则谓： “乾下坤上，天地交泰。后以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但在天人合一思想贯穿始终的齐鲁文化中，也不乏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天论》云：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在文中提出了“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所谓的“天人相分”“参天”“参地”，实际隐含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各有自己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按客观规律办事之意。而“制天命而用之”则闪烁着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这种思想充满了唯物的辩证精神，对后世影响至深至大。
第五，“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肇始于周初的“敬德保民”观，对周礼推崇备至的孔子，继承并将其发展为“仁民”观。儒学以“治国”为核心，《论语·雍也》认为“修己以安百姓”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根本，孔子的“修齐治平”思想体系，就是一个确立并实现民本观的思想体系。“仁者，爱人”，完全突破了阶级、种族、性别、地域之限，这才是对人性之爱的正确阐释。与孔子一样，齐鲁诸子都将治国保民作为自己学说的重要内容。《管子·霸言》谓：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万有文库版)，第二册，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晏婴以富民、利民、顺应民心为治国的核心。《荀子》则反复强调要“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墨家的兼爱、非攻、非命、节葬、贵义、兴利，无一不将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孟子·尽心下》则将这种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重视民众的存在，将民众的利益作为治国第一要义，强调人道主义，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主流，治国的根本。
二、 川蜀文化
川蜀文化，又名巴蜀文化，因地域而命名的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巴”即四川盆地东部及其附近地区，以重庆为中心。巴文化最初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迁于四川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巴受蜀的影响，农业水平较高，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秦以巴国故地为巴郡。“蜀”以成都为中心，包括四川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相传远古之初，古青藏高原的羌族人向东南迁入了岷山地区和成都平原后，人称其为蜀山氏。后蜀山氏之女嫁与黄帝为妃，生子蚕丛，蚕丛教会了百姓养蚕，深得民心，遂在四川成都建立了古蜀国。据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所载，古蜀国君王的传承世系为： 蚕丛→柏濩(即伯灌，相传为川蜀农业技术发明者)→鱼凫(相传为渔猎技巧的发明者)→望帝杜宇→鳖灵(蒲泽)→开明。而《华阳国志·蜀志》则载，周失纪纲，有蜀侯蚕丛，率先称王。蚕丛传柏灌，三传鱼凫，四传杜宇。杜宇迁都郫邑后称帝，自号望帝，更名蒲卑。杜宇教民务农，种植水稻，并将势力扩展到巴地，对巴人“亦化其教而立农务”，巴蜀两地之民遂奉杜宇为农神。杜宇后期洪水为患，其相开明治水有功，杜宇遂委以政事，并效仿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约为公元前7世纪初。开明相本名鳖灵，受禅建立了开明王朝，自号丛帝，从此开始了父子相传的历史。12世传至开明末帝(又称芦子霸王)，周慎靓王定五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末帝攻打苴国(今四川剑阁东北)，苴君向秦国求救。秦惠文王派司马错入川伐蜀，秦军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灭蜀、苴、巴三国，以开明末帝之弟为蜀侯，并派秦人为蜀相、蜀守，以加强对蜀国的控制。秦惠王更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封原蜀王之子公子通为蜀侯，三传至蜀侯嬴绾(公元前300—前285年)，秦昭襄王杀蜀侯，以其地设蜀郡，至此，巴、蜀之地纳入了秦的版图。此后，历代统治者对该地区的统治相沿不废。
巴、蜀两地因距离较近，交流便利，故其文化有较多的共性，如铜器上的虎纹和船棺葬，是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巴蜀文化源远流长，虽然有五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但主要源于周文化。现代考古证明，三代以来，蜀人就与黄河流域民族往来不断，而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石礼器皆与中原所出者一致。巴蜀文化在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的同时，还受西南少数民族的影响，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入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加速，特别是从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巴蜀地区得灌溉之利，田肥民殷，成为天府之国。西汉前期，四川的经济实力已居全国榜首。此后经过川蜀百姓的辛勤劳作，巴蜀地区一直保持旺盛发展势头： 蚕丝、织锦生产冠居全国，井盐生产长盛不衰。巴蜀艺术风格独特，重调味的川菜更是名动华夏，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之誉。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五粮液、泸州老窖香飘四海。
内涵丰富、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巴蜀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第一，开放和兼容。为高山和高原环抱的巴蜀之地，向有“四塞之国”的称谓，古代交通十分困难，以致大诗人李白发出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这种极端封闭的地理环境，必然给巴蜀的农业文明带来较大的封闭性。但这种环境又激励起巴蜀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巴蜀地区虽为大山高原所阻，但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却以磅礴之势奔腾在山原之间。巴蜀之民很早就将江河切割山体而形成的河谷作为对外的交通走廊，因而得以西通青藏，北连秦陇、汉中，东走江汉平原，南抵湘西山地，最终由此四方之地走向世界。于是，四千年前的巴蜀之地，就有了来自南方沿海地区甚至遥远的缅甸、印度的特产。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家在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在大溪出土的海螺、象牙，在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无一不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西汉张骞在大夏所见邛竹杖和蜀布，更可证巴蜀经印度再到西亚商路的存在，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有两条线路： 一条为“旄牛道”： 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郲)、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西道，进入缅甸和东南亚，最远可达滇越的乘象国(今印度、孟加拉一带)，是为“西道”。另一条为“五尺道”： 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由昆明分途，一路入越南，一路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是为“东道”。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灭巴蜀，蜀王子安阳王率族众三万余人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了越南北部地区，建立了瓯雒国。也正因瓯雒国与古蜀国的关系如此亲厚，越南史才称其为“蜀朝”。
巴蜀先民在最大限度利用自然的同时，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惊人的勇气，开山造桥。他们所造之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栈道——筑于深谷溪涧间梁桥的特殊形式。今位于四川广元朝天镇的古栈道，是古代沟通川陕之间的水栈，即《华阳国志·蜀志》所载周显王三十二年(公元前337年)，秦惠王以送五美女与蜀王为由，诱使好色蜀王开凿的。而秦将司马错、张仪也是经此伐蜀的。栈道的发明，第一次以人工之力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从而达到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大开放。巴蜀先民发明的第二种桥式即绳桥，又称笮桥。时至今日，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附近的珠浦桥等等，无一不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敞开胸怀的历史见证。正是造桥技术与地势的完美结合，才使巴蜀先民克服了由狭隘的地理环境所带来的文化封闭性，使巴蜀文化自古就兼容东、西、南、北四方文化特色，四川盆地也因此成为农耕、游牧文化的荟萃之地。巴蜀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与崇尚自然、奇诡浪漫的荆楚文化，综核名实、讲究功利的秦陇文化，崇尚周礼、注重人事的中原文化，有明显的交流和兼容。巴蜀文化接受荆楚文化而将楚辞发展为汉赋;它承袭了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日趋发达;它仿效秦陇文化而使得陇蜀工商繁盛。巴蜀文化还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力，并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其金属铸造、丧葬方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环境与文化的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演进，开放和兼容成为巴蜀文化最为突出的特色。
第二，自然与诡秘。巴蜀山雄川险，自古就以自然景色之美闻名天下，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入蜀即有“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的慨叹，赞巴蜀山水乃“宇宙之绝观”。后人以秀、幽、险、雄四字来品评四川自然景观： 峨眉秀色甲天下，青城清幽誉四海，剑阁天险数第一，夔门雄奇动华宇。壮丽的三峡风光，大宁河小三峡的清幽神秘，往往使人在妙如仙境的风光中，流连忘返，沉醉其间。所以，巴蜀地区很早就产生了旅游习俗，游人或游江，或爬山，或入寺，或郊游，多是群体而出，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极富文化内涵。经过历代的不断开发与培植，今日川蜀境内更以“神奇瑰丽”享誉海内外： 美丽的九寨沟，瑰丽的黄龙山水，有趣的熊猫乐园，传奇的恐龙世界。自然风光之外，更有丰富的人文遗存，如涪陵的水文石刻，宝库白鹤梁，刘备白帝城托孤处，仙寓洞，龙吟寺等使巴蜀景观布局疏密相间，如金线穿珠，吸引了大量游客在此驻足。
与此同时，巴蜀之地还是宗教圣地、俗神聚集之所。巴蜀是道教的创教之地，故有流传甚广的“仙源在蜀”“道源在蜀”之说。早在先秦时代，“仙道”之学创立伊始，四川就以清幽的自然环境，吸引八方修道之人来此修炼。以道家为宗的道教，更以此地为道教祖庭。今四川省青城山上的古常道观，相传即为东汉天师张陵结庐传道处。张陵(34—156年)，沛丰(今江苏丰县)人，自幼熟读《老子》，曾任巴郡江州(今重庆)令，后因受到巴蜀“仙道”“鬼巫”等旧俗影响，弃官入蜀，在鹤鸣山(今大邑县境内)学道，并在此创立“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简称“天师道”，因入道者须交纳五斗米为“信米”，又名“五斗米道”,这是道教中最古老的教派。此后天师道在巴蜀地区的发展衍变累世相袭。荦荦大者，有三国的张鲁，以天师道“雄踞巴、汉垂三十年”。成汉时，范长生以青城山为据地，率千余家传道，被尊为天地太师，后建有长生宫。唐末五代时，著名道士杜光庭居青城山白云溪清都观，著书立说，为道教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有“扶宗立教，天下第一”的美誉。武当派在巴蜀地区也很兴盛，其中尤以宜宾翠屏山的真武宫观群最为著名。巴蜀地区还是佛教南传入中国处，近年来在此发现很多东汉末期的佛教造像，西昌及绵阳何家山二号墓的出土物，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实证。进入南北朝以后，巴蜀高僧大德辈出，伽蓝古刹雄视，历代皆有传承，构成了巴蜀文化的一大景观。唐代以降，禅宗对巴蜀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唐代禅宗十大家中，马祖道一、圭峰宗密等五家均为巴蜀籍;禅林成为巴蜀佛寺的主流，如成都的昭觉寺、大慈寺、文殊院、宝光寺，重庆的华岩寺，遂宁的广德寺，内江的圣水寺等。众多的禅林古刹，构成巴蜀文化的一大景观，故佛学界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之说。佛教的兴盛，使巴蜀大地成为我国佛教石刻造像最多的地区，其分布之广，造像之多，题材之富，技术之精，为全国仅见。广元的千佛崖和皇泽寺，巴中的南龛和水宁寺，安岳的千佛寨、玄妙观、卧佛院、华严洞、毗卢洞，大足的北山、南山、宝顶山，乐山的龙泓寺，大邑的药师崖，夹江的千佛崖，蒲江的飞仙阁等地的佛教石刻造像，名扬四海。在众多的石刻造像中，巴蜀又是名至实归的大佛之乡，全川高度在10米以上的大佛多达20座，有多项佛教造像之最。其中，乐山凌云寺始建于唐开元元年(713年)的大佛，通高71米，头高14.7米，足背长11米，上可围坐百人，是中国第一大佛。荣县大佛通高36.67米，为我国第二大佛，也是第一大释迦佛。潼南马龙山卧佛是全国第一大卧佛，此佛因山造像，独占山峰半壁岩面，长达36米，却仅是佛的上半身！安岳八庙乡的卧佛全长23米，经窟四壁所刻佛经有131平方米、约26万字，是一座罕见的唐代石刻经库，其佛学价值巨大。
仙佛之说仍不足以释去巴蜀先人心中的块垒，地狱鬼界之流亦充溢巴蜀之地，以酆都鬼城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冠居全国。酆都鬼城位于丰都县长江北岸，各种阴曹地府的建筑充斥其中，如哼哈祠、天子殿、奈何桥、黄泉路、望乡台、药王殿等等，故有“幽都”“中国神曲之乡”的称谓。鬼城历史悠久，春秋时为巴子别都，本系道教仙境七十二福地之一，因环境清幽，自仙道之学流行后，就不断有人到此清修，其中就有汉代道士阴长生、王方平。据传阴、王二人曾隐居平都山(今名山)，修炼数年后得道成仙，一时间使平都山声名鹊起，吸引了越来越多希望得道飞升的道士来此修炼。但不知何时，民间将此阴、王二人讹传为“阴王”，成了阴间至高至上的统治者，而阴王所居之所即“鬼都”，为鬼城中最大者。鬼城作为所有亡灵的最后归宿之地，他(她)们都需在此接受最后的审判，于是，鬼城便效仿人间司法体系，营造出了一个等级森严，集逮捕、羁押、庭审、判决、教化功能于一身的“阴曹地府”。于是，一座道家仙境、道教宝地竟然成了众鬼盘踞的幽灵世界，并且越传越神，很快就享誉全国，竟使人忘却了其作为道教福地的本源。诗圣杜甫的“天路看殊俗，出入异中原”一语道出了巴蜀文化的怪殊神秘;诗仙李白亦有“下笑世上士，沉魂北酆都”之句；北宋苏东坡亦曾亲游酆都，并写下了“平都天下古名山”之文，这也是“平都山”更名“名山”之由。名人效应使鬼城之名更为响亮，再加上明清小说的渲染，使酆都之域更为神秘怪诞，竟成了中国鬼文化的集大成者。“鬼城”以其悠久的历史、秀美的风光、神奇的传说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一展神秘主义文化的诡异容颜，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因此，集“宇宙之绝”的自然景观与人文“仙宗道源”“禅林圣地”“鬼界大成”于一体的巴蜀文化，世人不能不对其瑰丽异常、神秘莫测心生向往，巴蜀文化的影响，也因此成涟漪之态。自然和诡秘，就成了巴蜀文化中风情独特的一抹亮色。
三、 燕赵文化
“燕赵文化”顾名思义，是在燕赵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分支。作为地域概念的“燕赵”，其地理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地域概念，泛指北起阴山南麓、南至黄河、西到太行、东临渤海，包括今河北、北京、天津全部和辽宁、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部分地区;狭义的地域，则仅指今之河北省，因河北在春秋战国之时，境内主要分属于燕、赵、中山以及魏、齐等国，其中尤以燕、赵为主体，影响也最大，故现代通常以燕赵作为河北省的代称。因此，燕赵文化即古今河北的区域文化。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上看，燕赵文化是一种平原文化、旱地农业文明，并且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由此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燕赵文化特质，这些特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之大，丝毫也不逊色于齐鲁文化和巴蜀文化。
第一，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是燕赵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早在战国时代，燕赵文化中的“慷慨悲歌”特质就形成，并作为普遍的特征和特殊的标志，成为燕赵文化的外在标识符号。直至隋唐时期，这种特质依旧为人们所称道，降及明清，其余音遗响仍不绝如缕，前后相续两千余年，成为悠久而稳定的传统。燕赵文化也因此有了既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巴蜀的特点。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论及燕赵的风气时曾指出： “然邯鄲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汉）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32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随后，他又对燕赵所属各地风俗进行了详细剖析。其中，种地(今山西灵丘一带)和代地(今河北蔚县)，由于地近少数民族，因此经常受到他们的侵扰，师旅屡兴，于是此地百姓就逐渐形成了慷慨、嫉妒、好气、任侠之风。由于胡汉杂糅，从春秋晋国开始，统治者就以其他民风剽悍难制为患，期间又经赵武灵王以“胡化”为核心的改革，民风更为凶悍难抑。中山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人民性情急躁易怒，拦路锤杀剽掠，甚者掘坟盗墓。男子相聚悲歌，辞气慷慨。燕地(蓟城)距离内地路途遥远，人口稀少，亦经常受到胡人侵扰，风俗也与代和中山各地相类，百姓剽悍少虑。流风所及，连燕赵之地的女子，也都有不同于常的举止。《汉书·地理志下》中说蓟地的女子自燕太子丹开养士之风、不爱后宫美女以来，民间浸演，蔚成风气，时至汉代依然如故： “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而同处河北的赵地(邯郸)之女又与蓟地之女表现不同：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汉）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32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而历史上，秦庄襄王后赵姬的人生阅历，堪为司马迁此说的最好注释。赵姬本为邯郸豪家之女，她长于歌舞，非常美貌，后嫁与阳翟大商人吕不韦为妾。吕不韦为博取“非常之利”决定投资政治时，又将她作为最大的“资本”，嫁与秦国在赵的人质异人为妻。异人在吕不韦的运作之下，得回秦国即位，为秦庄襄王，赵姬得为王后，秦始皇即位后尊为帝太后。此外，汉文帝的慎夫人、尹姬和汉武帝王夫人等等，均为邯郸人。与女子多才多艺相对，燕赵男子勇武好气任侠之风，这既是燕赵地区的历史传统，也是燕赵多侠义之士的由来。豫让复仇就是典型的例子。据《史记·刺客列传》所载，豫让本晋国人，曾侍奉范氏和中行氏两家，籍籍无名。后侍智伯，智伯待其甚厚。智伯被赵襄子及韩、魏所杀，赵襄子还将其头骨制成饮器。豫让逃至山中，发誓定杀赵襄子以报智伯之仇。于是豫让更名改姓，先伪装成刑余之人，入宫修整厕所，寻机刺杀赵襄子，被擒获后，赵襄子因其“义”而释之。豫让复用漆涂身，吞炭变音，通过毁容使人难辨其颜，然后化装成乞丐，埋伏在赵襄子出行必经的桥下。被赵襄子识破后，面对必死的结局，豫让从容提出自己的心愿： “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原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 ‘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汉）司马迁： 《史记·刺客列传》，25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豫让直面死亡、义无反顾的精神，是当时燕赵之人普遍崇尚的一种社会风尚。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为了履行承诺，可将生死置之度外。燕赵侠士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的人生追求，演绎了悲壮的人生，而燕赵女儿亦不让须眉。史载战国初年，赵襄子宴请代王，暗中令人杀死了代王，并兴兵灭了代国。代王夫人是赵襄子的姐姐，闻听此信后仰天长泣，认为自己为了弟弟而轻慢丈夫，是为不仁;为了丈夫而怨恨弟弟，是为不义。为了避免不仁不义，于是磨笄自刺而亡。燕赵之民为仁、为义从容赴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韩愈在《送董邵南序》开篇首句就是：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宋苏东坡亦谓： “幽燕之地，自古多豪杰，名于国史者，往往而是。”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民风》中也说：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清人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则写道： “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足见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确已成为燕赵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质，并一直受到后人的仰慕。
第二，变革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是燕赵之地兴旺发达的基础。春秋战国之世，诸侯林立，以邻为壑，攻伐不断，各国统治朝不保夕。统治者中一些有识之士，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积极倡导变革图存。“三晋”之一的赵国，之所以能成为瓜分晋的一分子，就源于赵氏在成为晋的强卿之后，采取了诸多改革措施致力于革除积弊，使其逐渐成了三晋新兴势力的代表。如赵简子执政后，于晋顷公十三年(公元前 513 年)铸刑鼎，上刻范宣子刑书，正式颁布成文法，并采取了轻徭薄赋、奖励军功、发展生产、推行郡县制等措施，由是促进了晋国的经济发展，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制，促进了封建法制的形成。赵烈侯建国后，厉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和“察度功德”等一系列措施，彻底打破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促进了赵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赵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赵武灵王则以“胡服骑射”之变革，将赵国的军事实力推向了巅峰，赵由此得列战国七雄之一。燕国因在战国七雄中实力较弱，不仅未能参加逐鹿中原、争夺天下的斗争，而且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邻国的侵扰，尤与齐国为世仇。燕昭王即位后，“卑身厚币”，广招贤才，摈弃“亲亲”“贵贵”的用人传统，任人唯贤，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一时燕以人才之盛，居各国之首。昭王大力改革内政，厉行法治，整顿吏治，使燕国的实力大为增强，由贫弱而富强，并于周赧王三十一年(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284 年)以乐毅为将，大破齐国，攻占齐城七十余座，齐国此后一蹶不振。燕、赵等国的兴衰历史，使得燕赵文化中形成了唯有变革才能使国富兵强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