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福隆（1932.5.8—），实验力学家与力学教育家。江苏镇江人。1953年 7月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84年晋升教授，1985年为博士生导师。 1987.9—1988.9赴美国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任客座教授，1999.9—2000.9任新加坡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兼职教授。20世纪 50—70年代，戴福隆教授主要从事光弹性方法和应用方面的研究，首创求解三维应力分析问题的三维全息光弹性实验方法和技术；首创用于薄壳应力分析的光弹性两次贴片法。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从事以激光技术和近代光学为主要技术手段的现代光测力学研究。在云纹干涉法的实验理论、方法、实验技术以及在细微观力学、材料科学和微电子封装等领域的应用做出创造性贡献，取得系统的突破性进展。上述成果获得的重要奖励有：1982年和 1997年国家发明三等奖，1989年国家发明四等奖，1988年、1995年和 199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的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以及 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奖。自 1979年以来，先后担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二、三、五、六届理事会理事，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副主任委员和第四、五届主任委员，中国《力学学报》第四、五、六届编委会常务编委，《实验力学》学报副主编、主编；组织或主持了第二届至第九届的全国实验力学会议和第一、三届国际实验力学会议（北京）。
一、成长经历 
戴福隆 1932年出生于江苏镇江，兄弟姐妹七人中排行第二。祖籍是镇江东圌山脚下的武家桥镇，曾祖父是清朝咸丰年间的秀才，祖父是在乡里祠堂教书的私塾先生，已是十代书香门第。父亲戴敬念年轻时不满古板的传统教育，受当时新思潮的影响，背井离乡到上海，考入新学堂“中国公学”读书并毕业。毕业后回到镇江，曾任镇江县救济院院长和县参议员职务。抗日战争前几年，办起了沟通镇江市区和东乡的“润东”航运公司，促进东乡农村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全家乘小火轮逆流而上，开始了八年的逃亡生涯。轮船到达汉口停靠在汉口码头，全家住在船上。不久，日本轰炸汉口，小火轮被炸沉。虽然损失惨重，但庆幸的是全家幸免于难。后来汉口形势紧张，便乘木船经三峡到达重庆。不久，重庆也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便逃到乐山。到乐山的第二年，即 1939年遇上日本最残暴的 8·19乐山大轰炸。当时正值午饭时间，饭菜刚上桌，便响起了空袭警报，只好放下碗筷。警报还未拉完，已经听见飞机的轰鸣声，母亲急忙拉着他兄弟俩跑出后门，只见天空不远处密密麻麻一大片敌机，已经飞临头顶，赶紧就近在一棵大树旁卧倒，俯伏在草丛中。接着听到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轰炸声震耳欲聋，紧贴胸口的土地也不停地颤抖。不知过了多久，听见母亲呼叫他和大哥的声音，才意识到一家人都还活着。居住的房屋除玻璃被震碎外基本完好。当时的乐山城不大，仅有的两三条繁华街道被夷为废墟。每天上学经过的商店饭馆只剩下断墙残壁，一具具被烧焦的尸体从还在冒烟的瓦砾堆中抬了出来。到了学校才知道有两个好同学再也不能见面了。从那时起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奋发图强、报仇雪恨的种子。
因为怕再遭到轰炸，全家又搬到离县城很远的郊区敖坝。学校在城里，上学放学要走很远的路。每天天不亮就起程，天黑才回家。中午买一个烧饼充饥，晚上饿着肚子回到家里才能美滋滋地吃上一顿晚饭。半路肚子饿得慌，有时会爬上桑树摘桑葚吃。晚上没有电灯，靠黄豆般大的小油灯灯光做作业。母亲对孩子们的功课管得十分严格，不仅要背诵语文，历史、地理和自然也要背，不背完功课不准睡觉。在乐山的头几年，家境十分困难。父亲经常在外地做买卖，母亲在家养蚕卖贴补家用。他和兄妹们也帮着干些采桑叶摘蚕茧的杂活。每到开学母亲便为三个孩子的学费犯愁。他自己曾经因拖欠学费而被赶出校门，母亲赶紧拿冬天的衣物典当才交清学费，得以继续学习。就这样艰苦奋斗到小学毕业，1944年考进了从武汉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附属中学。过了一年，抗战胜利，结束了八年的逃亡生涯。

全家回到镇江，父亲延续抗战前的航运事业，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他相继就读于镇江县立初级中学、江苏省立镇江中学和上海私立沪光中学，并毕业于镇江京江中学。在此期间，由于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学不久即因患伤寒休学在家养病，加上解放前夕迁居上海，未能进入正规学校学习，高二的主要课程，包括化学和范氏大代数基本上是靠自学。困难当然很大，但他不甘落后，坚持自学，克服困难，一遍看不懂，就看两遍、三遍，直到会做习题，完成全部作业。解放以后，回到镇江，顺利地进入镇江有名的京江中学高三学习，并以全班第五名的成绩毕业。现在看来，当初这段自学的经历，不仅争取到一年的宝贵时间，更重要的是从此树立了敢于自学的信心和勇气，培养了善于通过自学获得知识的能力和毅力。“不怕不懂，就怕不学”、“不怕不会，就怕不干”、“学到老，干到老”是他一生的信条。这段历史对于他一生的前途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0年，解放后华东区第一次高考统一招生，他被当时的南京大学（现为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录取。其实，少年的他曾经想成为天文学家，仰望繁星密布和神奇浩瀚的天空时，内心就产生了要了解它的愿望和冲动。时至今日，对于有关宇宙的某些重大问题和发现，仍会引起他的兴趣。报考大学时，因为刚解放，国家面临繁重的建设任务，才报考了土木工程系。
好学的他进入大学就如同进入了知识的海洋。他不满足于课堂上听课和教材的内容，而经常去校图书馆和系图书室寻找参考书。特别是有关力学方面的内容，更有所偏爱，也许是因为力学是研究一切物质运动规律的科学，也是很多学科的研究基础。但直接原因是他遇到了两位有名的力学教授：一位是教应用力学的梁治明教授，还有一位是教结构力学的金宝桢教授。梁治明教授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金宝桢教授讲课则善于启发思考，在一次讲授“力矩分配法”后，又简单介绍了“形变分配法”，但未讲推导过程。课后他从《工程力学》学报中找到有关论文，但也未查到推导，他便自己进行论证，并写成论文，得到金宝桢教授的肯定和鼓励。这篇论文是他的处女作，虽然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也未发表，但却给他自己建立了一个信念：相信自己也能像前人一样会有新的发现和发明。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不愿想或者不敢想。 
1953 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次年，又被调到材料力学教研组工作。1956年进入材料力学实验室，从此开始进入实验力学学科，从事了半个世纪的实验力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最初的工作除实验室管理工作以外，主要是准备材料力学教学实验。虽然实验是些基本内容，但对人的要求很高，不但要有很强的实验动手能力，而且要求有很宽的知识面。他对己要求十分严格，实验工作必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正是这些基础的实验工作锻炼和培养了他，使他具有较强的实验动手能力，不怕失败克服困难勇于创新的毅力，以及勤动手勤动脑、动手动脑相结合的良好习惯。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实验室第一线工作，他的办公室就是实验室。退休以后的这十年也依然如此，他离不开实验室，如果三天不到实验室，他就会感到不舒服，而一走进实验室，他的感觉便是“如鱼得水”。


二、学术成就与贡献 
戴福隆是在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进入实验室的。当时，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而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理论水平和计算手段远赶不上生产建设的需要，很多工程计算设计要以实验结果为依据。光弹性实验方法成为应力分析强度设计的重要手段。1957年，他用美国救济的一台光弹性仪，开始了光弹性实验工作，并完成了我国自行设计的 1-5-1和平型机车车架的光弹性模型实验应力分析。此后，还和他的合作者相继完成了拱形水坝、起重机机架以及压力容器等二维或三维光弹性模型实验应力分析。 1963年清华大学张维教授根据国防工业发展的需要，建议力学实验室研究大开孔圆柱壳的实验应力分析方法。以此为背景，他和他的研究组完善和发展了新的用于壳体实验应力分析的光弹性贴片法。“文化大革命”前夕受化工研究院委托，他和钱伟长教授合作研究厚管板弹性常数的分析计算和实验，他依据光弹性方法的实验结果，和钱伟长教授共同分析获得了新的厚管板弹性常数的简化计算方法，而且比已有方法更准确、更简单。 
1974年，已是“文革”后期 ,他查阅文献资料，发现由于激光技术和现代光学的发展和推动，光弹性方法和其他光测力学方法又有了很多新进展，中国的光测实验力学水平和国外相比差距更大了。为了迎头赶上，他和同事刘先龙、钟国成等人便因陋就简地自己动手搭起了全息隔振台，开始了以激光散光光弹性和全息光弹性为主要内容的实验研究工作。在 1979 年的中国第二届实验应力分析大会上作了上述内容的报告，对国内光测力学实验研究工作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经美籍华人姜复本的介绍和推动，实验力学专业委员会组成了以贾有权为团长的中国实验力学代表团，参加了 1980年在波士顿召开的第四届实验力学国际会议，那是我国实验力学工作者第一次走出国门，包括戴福隆和伍小平等人的几个报告在会上引起了国际同行们的热烈反响。
考虑到光弹性方法（包括激光散光光弹性和全息光弹性方法）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模型实验，而且基本上是弹性范围，远不能满足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建设的需要，根据实验力学学科发展趋势，从 1982年开始，主要从事以激光技术和近代光学为主要技术手段的现代光测力学研究，其中包括云纹干涉法、全息干涉法、散斑干涉法等。
从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开始，半个世纪以来，戴福隆扎根在清华大学力学实验室，埋头苦干，身体力行，勇于创新。他立足于国内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密切关注国际上实验力学的新进展和新动向，努力发展我国光测实验力学的新方法、新技术，在他所研究过的很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创新成果。归纳起来，他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如下。
1.光弹性贴片法 
光弹性贴片法的概念早已有人提出，但受限于光弹性材料的灵敏度较低，该方法一直未得到发展和应用。20世纪 60年代初期，环氧树脂材料的出现和应用为光弹性贴片法提供了灵敏度较高、又便于成型的新的贴片材料。贴片材料的厚度通常为 3mm左右，这对结构会产生加强效应和厚度效应，特别是对于薄壳结构两种效应的影响更为突出，这在当时成为学术届对光弹性贴片法是否有效的争论焦点。而戴福隆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力学难题，即大开孔圆柱薄壳圆孔影响区的应力分布。为此，他们从理论和实验上进行分析，阐明了厚度效应的力学本质，并用相似原理解决了光弹性贴片法用于薄壁结构的加强效应的修正办法。在此基础上，他们发展了新的用于薄壳结构应力量测的两次贴片法，研制了新型反射式贴片光弹性仪和用于曲面结构应力测量的光弹性贴片材料制作工艺。并用此方法测定了具有大开孔圆柱薄壳均压作用下圆孔影响区的薄膜应力、弯曲应力分布，用实验方法解决了当时在理论上尚不完善的国防建设中的重要难题。此外，以上述实验方法和技术为基础，采用首创的光弹性贴片法解决了用于葛洲坝电站的止推轴承波纹壳的应力分析问题。

2.
激光散光光弹性法 

光测弹性力学方法是解决二维和三维应力分析的重要实验手段。三维光弹性实验通常是通过冻结切片法实现的，即利用光弹性模型材料的高弹态特性将弹性变形“冻结”在三维模型内部，然后将三维模型切割成薄片，再用光弹性仪分析模型内部不同位置的三维应力状态。激光散光光弹性法是设法将照射模型的光束形成一束光片，让光片穿透三维模型的不同位置，从光片的侧面获得散射光形成的干涉条纹，分析该条纹级次便可获得该断面的应力分布。该方法的设想在 20世纪 40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出，但用当时的光源难以获得理想的片形光束，该方法未获得成功应用。具有高准直性、高相干性的激光器的出现为激光散光光弹性法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使片形光束容易实现。从 1974年开始，戴福隆和同事刘先龙等人不失时机地在国内率先将激光技术引入古老的光弹性实验，开展了激光散光光弹性法的研究和应用工作。他们实现了激光光源片形光束的散光光弹性光路系统；研制了以激光为光源可进行光弹性和散光光弹性的多功能激光光弹性仪，并将该方法和技术用于北京重型电机厂研制单缸十万千瓦汽轮发电机叶轮的三维应力分析，为该发电机组的研制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该成果获得了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3.
全息光弹性法 


光弹性方法是解决二维和三维应力分析问题的重要实验手段。但由于光弹性方法在本质上只能获得与主应力差信息有关的实验数据，为求得全应力解答，还必须求助于边界条件和计算方法，而三维应力分析问题更需要借助冻结切片法。全息干涉法和光弹性法结合产生的全息光弹性法不但可以获得与主应力差有关的等差线干涉条纹图，而且可以获得与主应力和有关的等和线干涉条纹图，因而该方法提供了获得全应力实验解答的可能。尽管当时已在二维问题中有所应用，但在三维问题中却未见突破。他们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和理论分析，特别是对应力冻结材料的冻结机理的分析，揭示了全息光弹性法未能解决三维应力问题的主要困难是：传统光弹性材料冻结应力的应力光学常数比和泊松比接近 –0.5，由此获得的附加的干涉条纹并非是独立的，而是可以从等差线数据导出的。为突破这个难点，他们

采用新的三维光弹性模型材料，回避了通常的高弹态冻结应力的冻结工艺，采取过渡态冻结的新工艺，获得了冻结应力的应力光学常数比远离 –0.5的新的三维光弹性模型材料和冻结工艺；在全息干涉实验技术上采用浸没液两次曝光技术解决了冻结切片应力条纹干扰和不稳定问题；首创求解三维应力分析问题的三维全息光弹性方法和实验技术。应用该方法并结合激光散光光弹性法解决了北京人工晶体研究所生产人造金刚石的硬质合金超高压模具的寿命问题，使该模具寿命由 50次左右提高到 700次以上，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此外还用于汽轮机长叶片叶根的强度设计问题。这些成果获得了 1982年国家技术发明三等奖。
4.云纹干涉法 
光弹性方法除贴片法以外都是模型实验法。科学技术和工程建设的发展要求光测实验力学能够对实际工程材料构件或试样的应力、变形等力学物理量进行直接测量。为适应这个需要，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受激光技术、近代光学以及计算技术发展的推动，实验力学相继产生了以全息干涉、散斑干涉、云纹干涉以及数字图像等与光学、电子技术密切相关的近代光测力学新领域。戴福隆对有关的分支领域都曾经涉足研究并有所建树，但从 1982年开始，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云纹干涉法和细观 /微观实验力学方法。他在云纹干涉法的实验理论、方法、实验技术以及在细观力学、材料科学和微电子封装等领域的应用作出全面的创造性贡献，取得系统的突破性进展并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云纹干涉法是 D.Post在古典的云纹法基础上于 1981年首先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其理论解释最初沿用了云纹法的网格几何图形相叠加的原理，而云纹干涉法本质上是光波干涉现象，原有理论不能解释云纹干涉法特有的某些实验现象，因而也限制了该方法的发展。戴福隆 1985年提出用波前干涉理论对云纹干涉法进行理论解释，并进行了严格的论证和推导，给出了严格的数学表达；在此基础上，他和他的弟子（方竞、任晓辉、袁杰、张云祥、谢惠民、卿新林、邬柱、杨宏伟、石玲、吕建刚、史训清、邹大庆、王国弢、王朝阳、亚敏、尚海霞等）发展了多种实验方法和实验技术，其中包括：提出并实现了云纹干涉条纹倍增法和激光器腔外倍频干涉系统并结合折射率介质传光干涉技术，将原有测量灵敏度提高了一个量级，达到了 0.1.m 的国际领先水平；还引入光的偏振特性与光载波技术，将原来仅用于平面二维位移场测量的云纹干涉法发展为应变场实时测量、三维位移场同步实时测量、曲面面内位移场测量以及板的弯曲曲率和斜率测量，扩展了云纹干涉法的应用领域；在技术上采用独特的旋转扩展点光源全息干涉系统和折射率介质传光干涉系统制作了频率从 600线/mm至 6000线/mm的高灵敏度全息云纹光栅，使云纹干涉法的空间分辨率和测量灵敏度提高到新水平；还采用双镀层刻蚀技术和光刻胶老化工艺制作耐高温全息光栅，使高温材料和构件可以在 1000℃氧化条件下实现高灵敏度云纹干涉法应变实时和现场测量。
上述云纹干涉法的研究成果从多方面扩展了该方法的应用新领域，解决了已有方法难以解决的多个难题，在工程技术和学术研究领域都获得了成功应用，其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将高温高灵敏度光栅用于热电站的高温高压主蒸汽管道长期（ 550℃，10000小时）蠕变监测，获得了蠕变速率非正常增加危险信号，使该电厂的超负荷运行得到及时纠正。

（2）用于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定向结晶各向异性材料在 1000℃条件下弹性性质（ E、 G、.）随温度变化规律和该叶片材料高温条件下的蠕变变形测量，为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3）采用刻蚀技术制作的耐高温的高灵敏度光栅，用云纹干涉法测量了不锈钢钢板激光焊接残余应力，对激光焊接工艺的改进提供了重要实验依据。

（4）用于 Motorola公司新型微电子封装组件的热变形和焊点热疲劳应变场的测量，获得了微电子封装组件的全场热应力分布并首次用实验揭示了微电子封装热变形的不可逆非线性重要规律，对微电子封装本构关系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5）新材料力学行为的细观力学研究：包括树脂基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固化残余应力、层间剪切应力、边缘效应和应变集中系数等，以及陶瓷增韧机理、记忆合金相变塑性等细观力学实验研究，获得了相变塑性带状分布局部化、增韧相变塑性分叉、晶粒内部剪切带和晶界剪切变形等新现象，对新材料的设计和新的力学模型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5.
纳观实验力学 

在纳观实验力学方面，20世纪 90年代后期，他和谢惠民、邢永明首创了纳米网格法和纳米云纹法，利用晶体材料固有的晶体网格作为纳米尺度的试件变形格栅，用高倍电子显微镜将变形栅记录下来，然后采用光学滤波技术获得反映晶体纳观变形分布的云纹条纹图，灵敏度提高到 0.2nm。他和邢永明还将纳米云纹法用于晶体位错、层错和键裂现象的观测，以及晶体微裂纹裂尖纳米尺度区域的应变分布和单个位错周围的位移场的测量，为纳观破坏力学研究提供了有效手段。

6.
错位干涉法 


光学技术中的错位干涉法是用来检验波前翘曲的手段。近代光测力学的全息干涉法、散斑干涉法和云纹干涉法获得的都是位移场条纹图，而力学工作者更感兴趣的往往是应变场，即面内位移导数场。洪友仁（Hung YY）将错位干涉法与散斑干涉法相结合，提出并发展了名为 Shearography的错位散斑干涉法,获得了与两个位移导数场有关的干涉条纹图，并在无损检测中获得成功应用。戴福隆和他的弟子方竞、任晓辉等人将错位干涉法应用于近代光测力学的各分支领域，并利用光的偏振特性和载波技术发展了多个测量方法，其中包括：测量应变场的偏振错位云纹干涉法和双光束错位云纹干涉法、获得面内位移导数场的偏振错位全息云纹干涉法、测量弯曲板的曲率和斜率的单光束错位干涉法以及获得三维位移导数场的错位散斑干涉法。
此外，他和谢惠民还将错位技术和数字散斑相关法相结合，建立了新的错位相关法和有关设备，解决了测量标距和成像放大倍数的矛盾，消除了离面位移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将数字相关法的应变灵敏度提高了一个量级。
三、治学理念与人才培养 
戴福隆从教 50多年，对中国实验力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治学和人才培养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戴福隆对以往的培养模式、创新培养理念与创新素质和品质培养上逐

一进行了分析。
（一）以往的培养模式
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清华大学这样的高等工科院校，从大学生开始，大学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历史上一直存在一些争论。早期说法，借鉴苏联的做法，清华大学是培养工程师的摇篮，是培养工程师的场所，要支援国家建设，随着社会的发展，工程师要又红又专，做到三好：工作好、身体好、学习好。后来提出能力方面的要求，按照古代文学家韩愈的思想，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首要任务是回答问题，而社会的不断进步要求教师不只是要传授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能力，当时提出的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戴福隆提到原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他在培养学生的能力上有句名言，给学生不要只给粮食，还要给猎枪，有了能力，粮食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供应。对于博士生的培养，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笼统地说培养高级专门的人才，要比本科生档次更高。后来提出博士生的培养要求广博深厚的基础知识、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比以前明确了一些。
（二）戴福隆的创新培养理念
对于博士生培养核心是什么？戴福隆个人认为，核心问题是创新。当今从中央到地方，处处要有创新。对于博士生的培养最突出的是创新，如果博士生没有创新的话，博士生与本科生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比本科生读书多一些而已。如何能具有创新能力，戴福隆讲述了 20世纪 80年代的培养模式，那时我们国家一般都是借鉴国外的培养模式与培养课程，当时普遍认为要具有广博的知识。而戴福隆认为对于创新的基础，并不是理论基础越广博越好，对一个人来说，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要想掌握所有的知识是不可能的，科学技术发展太快，在这个背景下，博士生要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这点很重要。戴福隆说现在用到的好多知识都不是当时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在这点上，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一个人所学的基础知识就如一个小金字塔，通过不断的自学才逐渐变成一个大金字塔，而不是一开始就具有一个大金字塔的底盘，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一个大金字塔。对于博士生来说，不仅仅要拥有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创造能力。培养创新能力是根本，创新是人类进步的动力。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于博士生来说，不仅仅是爬上这个阶梯，还应该使这个阶梯越来越高，使后人在更高的阶梯上发展。戴福隆认为创新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于如何培养博士生？戴福隆认为虽然博士生并非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基础，但应该具备必要的知识基础，以后要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扩充知识，不读无谓之书，不读无用之书。对于你不需要的也就说明它对你是无用的。博士生阶段时间比较有限，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有所创新，尽快地进入前沿阵地，根本的是尽快创新。
戴福隆认为创新要有两条。
（1）对文献资料既重视又不要盲从迷信，要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分析其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新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

（2）重视实验，特别是无法解释的现象。要充分分析实验过程中的不利结果，变不利为有利，从而发展新的实验方法。并通过一些研究学者的具体经历证明重视实验的重要性，提出只有实验（实践）才是提供新发现、新发明、新理论的真正源泉。但重视实验并非轻视理论，实验与理论相辅相成。



（三）培养善于创新的素质和品质
戴福隆认为，要具有追求新鲜事物的强烈欲望，学习上要永不满足，工作和学习中不惧怕失败，要牢记失败和困难是成功的机遇。同时戴福隆认为，这些东西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孩子善于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最后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对当今的思想道德存在束缚，培养创新素质，要从根本上解放思想，取其利而弃其弊。
四、老有所为 活到老学到老 
（一）研发新仪器
新的实验方法和新的实验技术离不开新的实验仪器。1999年 10月，戴福隆退休，至今已有 13个年头。退休以后，他已不再负责新的科研项目和博士生培养任务，但一直没有脱离实验室工作。除经常到实验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维修、答疑工作外，他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新的实验装置或仪器的研发工作，其中包括：用于云纹干涉法实验的二维或三维云纹干涉实验系统；用于高温云纹干涉实验的高温云纹干涉实验系统，实验温度可达 1000℃；用于低维材料，如细丝、薄膜力学性能测试的微力试验系统，力的分辨率可达 50nN；用于错位数字相关法实验的错位相关照相系统，应变测量灵敏度可达（ 1 ~ 5）×10–6。这些仪器的推广应用也进一步拓宽了光测实验力学的应用范围和领域。
（二）学习书法
书法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结晶，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是人类的瑰宝。戴福隆自幼酷爱书法，1950年入大学以前临摹的王羲之的《百草韵》等还一直保留至今。但进大学以后就没有再练过毛笔字。退休以后又过了十余年，在三亚过冬时，没有实验室可去，太清闲了，才又拿起了毛笔，练起了书法。回清华后便参加了清华大学老龄大学书法学习班，当上了老大学生。还加入了清华大学老龄书法研究会和书法沙龙。他不仅自己练习书法，还常常书写一些祝词、名言和警言，并装裱好赠送给亲友和弟子们。他体会到这样不仅提高了书法水平，也可以修身养性，提高身体的健康水平，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对人类宝贵遗产的传承、宣传和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