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概述


第一章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在中国，“上古”“中古”“近世”“近代”都是古已有之的说法。《易·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上古结绳而治”；“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荀子·非相》：“凡说之难……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战国策·楚策四》：“近代所见，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三国志·吴·孙登传》：“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但把它们用来指称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则是20世纪初才开始的。在1902年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的课程中，已有“外国近世史”一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8月15日），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76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代新史学家梁启超、夏曾佑等开始尝试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夏曾佑在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主张把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阶段。所谓上世史，指自黄帝以迄秦统一的历史；所谓中世史，指秦统一后至清乾隆末年之历史；所谓近世史，指乾隆末年以后之历史。也有的学者主张以先秦时代为上古，秦汉至五代为中古，宋以下为近代，或者以宋为近古，元明清为近代。诸如此类大同小异的划法还很多。这样的划分，显然是受了西方史学的影响。在西方，“近代”的概念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有的，它是随着近代意识本身的发展而出现的。那时的文人，对于过去数百年的历史发生了反感，认为自己的精神与古希腊罗马时期较为接近，与方才过去的时代反倒非常疏远，他们奉希腊罗马的文献为经典，视现在为这种经典的复兴时代（renaissance），而把两期中间的一段视为黑暗时代（dark ages），他们又称它为“中间时代”（middle ages），意指它是两个光明时代之间令人讨厌的一段，字中含有讥讽厌弃的意思。至于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就自称为摩登时代或新时代（modern 
ages）。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国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二卷第一期（1936年），第1~33页。随后，历史便被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阶段。何兆武先生指出：“通史的分期通常是三分法，即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代各有其不同的思想文化，并非仅仅是时间上距离的远近而已。当近代思想意识觉醒之后，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启蒙了的，而把过去漫长的中世纪视为愚昧和黑暗。他们转而从古典的古代去寻求某些文化传统，由此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即近代。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区别，在当时人们心目之中非但是指时间的远近，而尤其在于它的精神实质的不同。”何兆武：《古代与近代——思想与历史》，《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第15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可见，“近代”作为一个历史时段是欧洲近代意识的产物，它第一次使历史的图景获得了进步的外貌。但中国人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近代）三分法或上古、中古、近古、近世（近代）的四分法，却不是直接由西洋输入，而是由日本间接输入，特别是日本史家桑原陟藏及其所著《支那史要》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极大。民初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北京大学日刊》第113号，1918年4月17日。桑原把中国历史分为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清朝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而这显然又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东西方文化的想象有关。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第一章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无疑，按照西洋的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是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学科兴起的前提之一。然而，在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间，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偏好古史，对近代史研究存有很多偏见，或受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朝史事；或以现代事迹为不足研究，而集精力于考古。梁启超称这种“专喜挦扯残编，不思创垂今录”的现象是乾嘉学派的遗传，因此学者藐视近代史的研究，“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77页，北京，中国书店，1985。。梁启超的这种推论虽然过于简单和武断，但却反映了当时史学界的一般趋势。进入1920年代后，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开始进入大学课堂，但其内容极为幼稚，课程名称也不稳定。以北大为例。北京大学于1917年设立史学门，其中必修课中就有“中国近代史”，但当时所谓“中国近代史”是指“自唐至明亡”一段，与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国近代史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近代史”之外，另设“清代史”。《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5号，1917年12月2日。可见其指导思想，仍未脱传统史学范围。1920年后，史学系的课程有了改动，本科史学系中设有“中国近世史”一门，预科中还设“中国最近世史”，其目的是“讲明中国最近百年之史事，使明中国现在之大局由何因果而来”《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国学之课程并说明书》（民国九年十月），《北京大学日刊》第720号，1920年10月19日。。其所谓“中国最近世史”的内容，与我们现在理解的“中国近代史”相仿佛。1923年，北大史学系课程再做调整，本国史与外国史并重，分设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史，并以“现代史为尤要”，安排在本科第二学年。其课程指导说明称：“盖史学之目的，在认识现代社会之来历，以谋未来之建设，故现代史在史学中之位置尤为重要。兹将本国外国之现代史排列在第二学年。其所以不排在第四学年者，欲使教授与学生，讲习此课完了之后，仍年年继续采集现代史之材料以成史，至第四学年毕业时止，则教授与学生时时留意搜集史料，造成史书，作为一种实地练习功课，盖一举两得者也。其所以不排列在第一学年者，以史学基本科学未习，则搜集史材，尚无判断之能力耳。”《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二年至十三年度），《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9月29日。但这一课程计划只推行了两年。1925—1926年度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就取消了“现代史”课程及相关说明，本国史课程改设为上古史（自上古迄周末）、中古史（自秦汉迄五代）、近古史（自宋至明）、近世史（自明中叶迄民国）。《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四年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1779号，1925年10月12日。至1930年，北大史学系又新设“中国近百年史”课程，分民国国前及民国两部分，“皆非专重讲授，兼以练习搜辑史料为主，新发生之史实，并练习组织之记载”《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九年至二十年度），《北大日刊》第2470号，1930年10月16日。。总之，在1920年代，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已进入北大课堂。但其名称凡三变，且均强调以搜集史料练习编纂为主，可见中国近代史这一学科尚处于萌生阶段，还没有成熟。
清华的情形与北大相似。清华原为留美预备学校，课程设置素重西史而轻中史，甚至是有西史而无中史。清华学堂最初使用的“世界史”教材是Myers Mediaeval & Modern History。见《吴宓自编年谱》，第10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次年筹设历史系，其时即决定在课程设置上，中西史并重，并立志要以十年之功编出中国通史及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各一部，“上可比剑桥之盛举，下亦不失吾国史界之威权”陆懋德：《筹办历史系计划书》，《清华周刊》第383期，1926年6月。。可惜由于世事及人事的变化，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在1927年制定的课程大纲中，历史系在第二学年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第三学年又设有近世史课程，可见其时对近代史之理解仍不成熟。1929—1930学年度清华历史学系改设“中国近百年史”课程，课堂讲授偏重专题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52、8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严格说来，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这是因为，在1930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近代史著作。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以“中国近代史”为题的书有三部，它们是：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局，1933）、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及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艺文研究会，1938）。另有以“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为题的著作10余本，这些著作无论在取材还是体例上都较20年代出版的近代史著作要科学而且完备。更重要的是，它们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宗旨、问题到研究方法都为之一变，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典范”。这一典范深深地影响到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到20世纪30年代才形成的。
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产生与形成是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的背景；既有政治的因素，又有文化的背景。它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而这种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又必然导致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不同理解。下面就让我们回过头去，追溯一下它形成的历史及其最初的理论形态。
一、明清档案的发现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兴起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学衡》第45期，1925年9月。。直接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科兴起的，则是清内阁大库之明清档案的发现。
清内阁大库是两座库房的总名。《日下旧闻考》卷62：“内阁后门东为红本库，又东为尊藏实录库及书籍表彰库，俱北向。”位于紫禁城内之东南隅，内中所藏，“书籍居十之三，案卷居十之七，其书多明文渊阁之遗，其案卷则有列朝之朱谕，内外臣工之黄本题本奏本，外藩属国之表章，历科殿试之大卷，其他三百年间档册文移往往而在，元明遗物，亦间出其中”。然而，“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王国维：《库书楼记》，《观堂集林》卷23，《王国维遗书》（二），第60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宣统元年，因大库屋坏需要修缮，部分旧档乃开始出库，先存文华殿之两庑，又移学部，再迁国子监，库中所藏渐为外人所知。民国二年，教育部筹设历史博物馆于午门，贮存清宣统间由内阁大库移出之部分档案。民国十年，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就将零星散乱的档案，装九千麻袋，计十五万斤，以四千元的价格，出售于同懋增纸店，为造还魂纸之料。其事为罗振玉所知，遂以三倍之利收回。王国维《库书楼记》对此记之甚详，兹录于下：〖=3〗宣统元年，大库屋坏，有事缮完，乃暂移于文华殿之两庑，地隘不足容，具露积库垣内者尚半，外廷始稍稍知之。时南皮张文襄公方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奏请以阁中所藏四朝书籍设学部京师图书馆，其案卷则阁议概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已得俞旨矣。适上虞罗叔言参事以学部属官赴内阁，参与交割事。见库垣中文籍山积，皆奏准焚毁之物，偶抽一束观之，则管制府幹贞督漕时奏折。又取观他束，则文成公阿桂征金川时所奏，皆当时岁终缴进之本，排比月日，具有次第，乃亟请于文襄罢焚火毁之举，而以其物归学部，藏诸国子监之南学，其历科殿试卷则藏诸学部大堂之后楼。辛壬以后，学部后楼及南学之藏又移于午门楼上所谓历史博物馆者。越十年，馆中资费绌，无以给升斗，乃斥其所藏四分之三以售诸故纸商，其数以麻袋计者九千，以斤计者十有五万，得银币四千圆，时辛酉冬日也。壬戌二月，参事以事至京师，于市肆见洪文襄揭帖及高丽国王贡物表，识为大库物，因踪迹之，得诸某纸铺，则库藏具在，将毁之以造俗所谓还魂纸者。已载数车赴西山矣。亟三倍其值偿之，称贷京津间，得银万三千圆，遂以易之，于是此九千袋十五万斤之文书，卒归于参事。王国维：《库书楼记》，《观堂集林》卷23，《王国维遗书》（二），第601~60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4〗罗振玉收购旧档，引起了史学家的注意，其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好成立，主任沈兼士乃与马衡、陈垣、朱希祖等共商以其劫余收归研究所。1922年5月，北大校方向教育部上了一道公函，请求将现存博物馆而尚未卖掉的档案拨归北大代为整理，其最重要的理由，即是要从事近代史的研究，其言称：〖=3〗本校研究所国学门及史学系知近世史之重要，特设专科研究。现正广搜材料，用科学方法，作新式之编纂。稔知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皆为清代历史真确可贵的材料，世人于此均欲先睹为快，惟是此项档案，积久尘封，卷帙又复繁重，整理良非易事，虽经该馆整理多年，迄未蒇事。良以此事非有多数之人，按日排比，断难克期成功。现在本校对于清史材料需要甚殷，拟恳钧部将此项档案全数拨归本校，即由史学系研究所国学门组织委员会，率同学生利用暑假停课之暇，先将目录克期编成公布于世。然后再由专门学者鉴别整理，辑成专书。如此办法，较为轻而易举，尚祈钧部顾念近世史之重要，史料之难求，准如所请。蔡元培：《请将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呈》（1922512），《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1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4〗教育部同意了北大的请求，将旧档拨归北大整理。1922年7月，北大接收档案完毕，并规定了整理计划，第一步是分列朝代，第二步是摘由，第三步是分类整理。沈兼士讲，魏建功记：《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记事》，《北京大学日刊》第1337号，1923年11月10日。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也加入了档案整理工作，史学研究的风气为之一变。一方面是过去那种偏好古史的风气开始转变，另一方面是史学研究一改从前那种徒托空言的风气，渐而采用实证方法。沈兼士指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于古代研究则提倡考古学，注意古器物之采集；于近代研究，则侧重公家档案及民间风俗，持此纵横两界之大宗新资料，以佐证书籍之研究，为学者开一新途径。良以档案为未加造作之珍贵近代史料，固等于考古家之重视遗物遗迹也”沈兼士：《方编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序》（1935年1月），《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可见旧档直接改变了学者对近代史的观念。
罗振玉购得旧档后，曾延招十数人，排日检视，大致分类，并择其要者，刊行《史料丛刊初编》。他原想永久保存旧档，独自整理传布，终因财力不继，于1924年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将旧档转让给当时寓居天津的李盛铎。四年后，李氏亦感其艰，即由马衡介绍，又以一万八千元的价格转让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罗福颐：《清内阁大库明清旧档之历史及其整理》，《岭南学报》第9卷，第1期。史语所得到这批档案后，即决定以此“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收入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编辑：《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第二册，第294页，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1929。。据史语所历史学组民国十八年度报告，“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为本组之集众工作，自九月末开始工作以来，已经初步整理之档案，约占全数十之八，其余再经两月，即可蒇事”。至于研究，“关于近代史方面，此时尚勤于材料的取得，研究论文约得两篇”《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第225页。。可见，近代史的研究也因明清档案的发现和整理得以在史语所中占据一席之位。
清内阁大库档案除流出（后经罗振玉、李盛铎之手辗转归至中研院史语所）及拨交北大的部分之外，未经移出之档案为数尚多。1924年11月，溥仪出宫，办理清善后委员会接收故宫。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设文献部，收集宫中档案。1926年1月，故宫博物院奏请国务院将原存在集灵囿的军机处档案归其保管，国务院同意了这项请求，博物院遂将军机处档案移至大高殿保存。但不久，国务院又以该项档案与今日政治史事息息相关为由，要求收回，但博物院拒不交归，理由是该项档案“裨益于近世史者实非浅鲜”，且自档案移交故宫博物院后，该院即派员着手整理，“现当工作未竣之际，如遽移归保管，则前功尽弃，殊为可惜”单士元：《清代军机处档案》，单士元著：《我在故宫七十年》，第24~2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927年10月，故宫博物院开放大高殿，展览军机处档案，许多学者前去翻阅抄录，蒋廷黻就从中抄录了两千件以上的文件，并据此编辑出版《筹办夷务实录补编》。张朋园等：《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第19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故宫档案的开放，特别是筹办夷务始末稿本的发现，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场革命，从此学者渐渐注意中外史料的直接探求，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蒋廷黻在评价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史料价值时说，“此书中大部分的奏稿都是新的材料……在学术界完全是新的东西，还有那些外交照会，虽然很少，也都是中国学者从未看见的，杂类文件也都是新的材料”。“我们研究中国外交史者，始能中外材料参用”蒋廷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之史料的价值》，《清华周刊》，第37卷第9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得此空前丰富的资料，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清内阁大库档案之发现及其整理，开启了史学界注重直接史料的风气。1928年中山大学设立近代史料征集委员会，向全国征集近代史料，内容涉及政治、国际交涉、秘密会社、革命运动、政党、社会生活六个方向。陈功甫：《征集近代史料意见书》，《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集，第34期，1928年6月20日出版。清华大学历史系则自1929年至1934年间陆续收买了清末北京各衙门档案五万余件，并准备继续收集私人及地方的史料。吴晗：《清华大学所藏档案的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2期，1934年5月。禹贡学会也收藏有光、宣两朝档案三四万件，这些档案虽非源出大库，但其作用及与近代史研究之关系，则与大库所出诸档相同，其重要性也与内阁档案相当。
在注意收集国内档案的同时，学者也开始注重国外有关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搜求，英、美、德、法、日、俄各国的政府文书、外交档案及时人记录均在搜求之列。罗家伦1926年游学欧洲时提出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实际就是一个海外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收集计划，其所拟收集种类及收集方法有：（1）可以设法购得的原本史料（如林文忠亲笔所批档案）；（2）不可购得而可照像或抄写的史料（如伦敦、巴黎等大图书馆所藏之重要中国史料，如洪杨文件，景善日记等）；（3）尚可得到的绝版西文书籍关于中国史料者（如当年耶稣会士论中国事的书信，讲鸦片战争的“Nemsis”等书）；（4）随时购买新出的西文书籍关于中国史料者（如前德国庚子联军大将瓦德西所出回想录Denkwuerdigkeiten des Grafen von Waldersee等）；（5）尚可得到，但是已绝版的中文书籍关于中国史料者（钞本附买）；（6）随时购买新出的中国文的史料。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4期，1928年1月31日出版。上述计划中的（2）（3）两项，曾由陈寅恪、赵元任向清华当局建议，拟即筹款委托罗家伦在欧洲着手搜集，后因清华教务长更迭，近畿战事发生无人负责而停顿。英国的外交文书及档案方面，萧一山曾购得英国外交文书150余件，并编有《关于中国的大英政府文书总目》（Catalogue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apers on China）。萧一山：《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1005页，1976年台湾华世出版社。此外，萧一山还于1932年游英国时遍阅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的中国写本，得程学启、崇厚等书翰15通，李鸿章批札11通，吴煦、黄芳照会3通、鲍超公文封套1件。后以《戈登文书》之名编为一卷，并在《国闻周报》上择要发表。萧一山：《戈登文书》，《国闻周报》，第14卷第17期，1937年5月。蒋廷黻于1934—1935年间赴欧搜集未出版之史料，并将英国外交部1835年至1885年有关中国而前此未发表的文件择要抄录携归，蒋打算根据所得史料撰写一部近代中国外交史稿。《蒋廷黻研究计划书》（1935年），清华大学档案。德国方面，王光祈在从事音乐著述之余，间亦拨冗从德国外交文件中翻译有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