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根据马克昌先生的遗愿，对先生生前有关刑事政策尤其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论著的汇编。 马先生历来重视对刑事政策的研究。早在1992年，他就主编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刑事政策学方面的专著《中国刑事政策学》。该书出版后在国内法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刑事政策学研究的框架与范式。此后，先生一方面致力于具体刑事政策的研究，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死刑政策、“严打”政策、经济犯罪政策的论文；另一方面则始终关注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选择，密切留意国外“轻轻重重”的两极化政策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的演进，在多种场合主张我国应吸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成功经验，调整过去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当国家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后，马先生立即表示赞同并撰写多篇论文予以论述。 自发表第一篇有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论文开始，先生就曾经跟我提过有意撰写一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专著。此后随着相关论文的陆续发表，先生的意愿愈发强烈，并事实上已将该书的写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可惜天有不测风云，2010年年初，先生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数度住院后愈发衰弱，已没有精力来完成写作。即便如此，不知自己实际病情的先生只要感觉身体稍有好转，就仍在构思此书的内容。2011年5月下旬，我到先生病房去取他负责修订的《刑法学》教材，只见修改的文字密密麻麻，字体刚健有力，粘贴一丝不苟，可想先生为此付出了多少心力。当天先生精神甚好，与我长谈了一个多小时，神采飞扬，完全不似久病之人。而让我刻骨铭心的是，谈话中途先生突然脸色严肃起来，直视着我说：“我一直想写两本书。一本是《刑法总论》，想在里面融汇古代中国有价值的法律文化和当代国外先进的刑法思想，现在看来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你要帮我完成。”虽然在先生患病之初，医生就已告诉我们恐怕最长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但由于先生通过输血等治疗，身体一直看起来还算健康，尤其当天精神可谓矍铄。所以，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竟会成为先生临终的嘱托，只惊讶于他为何突然会发此语。为避免气氛过于凝重，我将话岔开，未再追问细节。现在想来已是终生之憾。此后不到十天，先生的病情就急剧恶化，转入了重症监护室，禁止外人入室探视。虽然我也曾和其他几位老师蒙混进去，但见到先生消瘦的身体，也只能谈些好好养病的安慰话语。至6月16日，我通过视频再次与先生通话。此时，先生已经整整一日粒米未进。为宽慰先生便说：“您还是要吃一点儿，尽快恢复抵抗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书我收集了一些资料，还指望您继续完成呢！”躺在床上的先生用微弱且含混的声音说：“我尽力吧。”这是先生关于本书的最后交代，话语中已流露出无力回天的伤感。七天后先生便与世长辞。 先生走后，对本书的汇编整理就成为我的一种使命。本书的章节设置，主要根据先生在武汉大学“珞珈讲坛”所做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演讲的讲稿大纲；具体内容则取材于先生撰写的有关刑事政策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论著。在编撰过程中，我做了一定的技术处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内容：第一，对部分时代色彩非常浓厚的资料做了一定的删改；第二，对文中所涉及的一些日文资料，根据其最新版本做了适当补充，同时补充引用了少量先生生前向我提到过的日文著作；第三，对先生文中提到过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的情况，根据其最新动向做了适当增补；第四，对部分段落的次序做了调整。 依照先生生前的设想，本书还应该有关于各种具体刑事政策，如对各具体人群，例如对少数民族的“两少一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政策，等等；以及对各种类型的犯罪，如经济犯罪、贪渎犯罪的刑事政策的论述。我也曾试图撰写这些内容。但终因考虑到先生生前对自己的论著向来事必躬亲，即便主编或合作撰写，必定一字一字加以校对，方许付梓发表。如若先生健在，续稿经先生审阅后或许能得首肯。现今一切既已成奢望，只能留下遗憾了。 本书的出版需要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法律事业部主任李文彬编辑，李文彬女士是先生的忘年之交，先生对她率直敢言的个性品格、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青睐有加，因而乐于将自己的著作交由她来编辑。先生生前对本书的出版与李文彬女士有过协定，并对我有明确的嘱咐。因此，本书交由李文彬女士来编辑出版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 蒙先生不弃，纳我入师门，言传身教十二载，无以为报。谨以此书的编撰整理表达对先生的感激与怀念，祈祷来生能再续师生之缘！ 陈家林 2012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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