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翻译活动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已是学界之共识。仅 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 翻译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性的形成。近 代一些思想家，如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等，无不以翻译为利器， 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改造文学、改造语言。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翻译研究大多还停留在语言分析 层面，在国际上相对滞后。20 世纪90 年代前，有关翻译研究的论文主 要探讨翻译技巧，而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更宽阔的视野来研究翻译的学 术论文寥若晨星。曾经一时，人们谈中国译论，必言“信、达、雅”， 谈论西方译论，离不开奈达与功能对等理论。而到20 世纪90 年代后， 大量西方的翻译理论传播到中国，如语言学派、功能学派、诠释学派、 结构学派、文化学派等，这些理论大大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与国际接 轨。21 世纪初，全球化给中国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国翻 译研究方向博士、硕士研究生数以千计，一批翻译系、所或翻译研究 中心在高校成立，西方翻译学术名著得到大量引进，翻译研究著作得到 大量出版，两岸三地的翻译学刊增至十种之多，有关翻译的国际学术交 流日益昌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决定选编“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 书”，旨在结集出版近年来海内外有关翻译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入 选作品均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有较强的原创性和鲜明的特色，有翔实 的史料或语料，研究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揭示翻译 的本质。本丛书所收著作须经丛书编委会评审通过。我们期望本丛书的 编选和出版能够为打造学术精品、推动我国翻译与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起 到积极和实际的作用。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 翻译与中国现代性 本书系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8 年度重点项目” 最终成果。 现代性是关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改 造的整体概念，它以科学理性为前提，揭露非理 性的假面具，指明必要的社会变革之路。所以， 现代性意味着历史的觉醒，意味着历史渐进的自 觉，意味着过去继续通往改造之路。 ——阿兰·斯威伍德 关于翻译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 （代序）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行为、艺术行为，它还是一种伦理 行为、社会行为，为目的所控制，意识形态在其中扮演极为重 要的角色。这种角色的作用连历史学家、文化研究者也不予否认， 尽管他们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承认它。1 翻译的作用在一个 民族的文化转型时期显得尤其重要，其功能没有其他学科可以 替代，它与一个国家的现代性、一个民族的振兴息息相关。 西方学者阿兰· 斯威伍德（Alan Swingewood）指出：“现代 性是关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改造的整体概念，它以科 学理性为前提，揭露非理性的假面具，指明必要的社会变革之路。 所以，现代性意味着历史的觉醒，意味着历史渐进的自觉，意 味着过去继续通往改造之路。”2 这一点十分适合中国近代翻译实 践。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如严复、林纾、 梁启超、鲁迅等，将改革弊政、破旧立新作为己任，以翻译为 利器，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进行全面的改造。根据阿英的 统计，在清末民初的所有出版物中，翻译比创作更多，翻译家 的地位甚至高于作者，翻译活动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3 世纪转折时期的思想家和翻译家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在 19 世纪、20 世纪之际自觉落后挨打而发愤图强的情境中的翻译 姿态与之自是不同，甚至以根本性的翻译的翻转来寻找中国文 化的发展之机。新的翻译姿态中弥漫着忧患意识和启蒙意识。”4 鲁迅便是一个典型。留学日本时，他希望从医治人，但后来发 现国人之病不在躯体，而在精神，于是，弃医从文。在他的文 学道路上，翻译与创作并行不悖，前者甚至起到引领的作用。 鲁迅的翻译是一种文化改造行为，其目的是通过翻译来引进西 方文化，变革中国文学，进而改造中国社会，改造落后的国民性。 变革中国的文学，必须从变革语言入手；变革语言，又需要从 翻译入手。“硬译”于是成为语言变革的暴力手段，挑战当时占 主流地位的文言文。时至今日，还有不少文章诟病鲁迅的不顺 翻译。如果放在一个历史的维度来看，就能清楚地发现，在鲁 迅时期，意译派占上风。不少意译者泥古不化，自认为中国文 化万万优越于西方，所以，以中国之言、中国之事来翻译西方 作品。当时的意译，常常是误读与误解，如此翻译对中国的进 步和民族的振兴何益之有？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中，鲁迅坚持 直译甚至是硬译。在他看来，唯有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西 方文化才能够被真正引进到中国。硬译会带来精华与糟粕，随 着时间的推移，精华自然在中国文化中沉淀，糟粕必然遭到淘 汰。5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鲁迅翻译理论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他提倡的硬译至今仍为西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学者所推崇，6 其普世价值不言而喻。 中国大学的早期翻译活动也与中国现代性紧密相连。7 取清 华大学为例，四大国学导师中，梁启超呼吁政治小说的翻译， 目的要通过政治小说来“新民”“新学”“新政”。王国维翻译西 方哲学著作，希望能够从形而上来丰满中国之学术，能从认识 论的高度来弘扬中国文化。他从哲学的高度撰文评论辜鸿铭《中 庸》英译便是例证。陈寅恪以翻译来考证中外文化的交流，以 翻译来证史，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范式。赵元任翻译《阿丽丝 漫游奇境记》，其目的不仅仅是向国人介绍一部西方的作品，他 希望借此创造一种清新活泼的汉语口语，尤其重要的是，创造 当时所匮乏的中国儿童文学。以后的清华学人，如洪深、闻一多、 李健吾、曹禺等，从事翻译、改编、创作，通过舞台来改造社会， 塑造中国的现代性。 再看看清华主办的《清华周刊》。8 据我们统计，在1916 年 至1936 年这20 年间，《清华周刊》发表了译文439 篇，其中， 社会科学占187 篇，自然科学67 篇，人文艺术科学185 篇， 如《野花之歌》（1922/245）、《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经济学之派 别》（1929/469）、《晚近斯堪地纳亚文学概况》（1933/556-557）、 《多瑙河流域问题之面面观》（1934/590）、《文化遗产的问题》 （1936/629）、《苏联科学之理论与组织》（1936/630）。这些译文 对中国的思想建设、大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学术思想的 传播、研究方法的引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单边主义已经缺少存在的土壤， 不论西方还是东方，都面临着文化转型和文化调整期。于是翻 译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因为，文化建构与文化身份认 同等都必然与翻译产生密切的联系。比如哲学著作的翻译，术 语的误译可能带来意识形态的误导，甚至是文化身份的扭曲。 这能说明为什么不少西方学者如德里达、德曼、米勒、斯皮瓦克、 巴巴、巴斯内特、韦努蒂等都从跨学科角度来探讨文化重构与 翻译问题。尽管西方中心主义已遭到包括西方在内大多数学者 的质疑，但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的重构格局中，中国学者的 声音相对单薄。中国学者必须立足自己的学术传统，在深刻把 握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加强中国文化精品 的翻译和翻译理论的建设，这是提升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 措，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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