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完美的人格》再版,郭良夫先生要我写一篇序。说实话,我觉得很为难。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父亲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也都是我的长辈;他们回忆我父亲的文章,是毋庸我这个后辈来置喙的。何况郭先生已经写了一篇很好的序。但良夫先生既已提出来,我确实也无法拒绝,只好将自己对父亲人格的一点认识写在下面。
父亲逝世后,在各种报刊上先后发表悼念或缅怀他的文章约一百四十余篇,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称颂他的人格。郭先生编的这一本书,也以“完美的人格”作为书名和遴选的标准。这是切合父亲实际情况的。我以为第一,它正好说明了作文和做人的不可分。一个人的文学作品要能真正打动读者,作者首先必须胸怀坦荡和真诚,要真能跟读者交心,而这又只能建立在人格高尚的基础上。人格卑下的人,传达给读者的,或者是虚伪矫饰的情感,或者是猥琐低级的趣味,作品都不可能具有历久传诵的力量。父亲的诗文所以至今还受到人们的喜爱甚至“迷恋”,是因为他们觉得其中的“深沉情感”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诗魂文心和厚道纯朴、坦白诚挚与认真正直,“可以使你平静的心突然震颤起来,也可以使你震颤的心归于平静。”同时,它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到父亲晚年人格的升华。人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旧社会,年轻时难免受这样那样的影响,只要后来能摆脱迷误,臻于完美,那就很值得称道。父亲早年确曾受过文学中强调表现自我和《语丝》派等的影响;但是,“时代越来越沉重,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那里还会再有什么闲情逸致呢!”(《朱自清全集》第三卷,第三三五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本性极端善良而又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他,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血与火的煎熬中,却异乎寻常地成长和成熟起来了,进一步同人民走到一起了。他的人格也极大地纯净了、完整了、升华了!正因为这样,才有那么多悼念文章写了从他人格方面受到的感动。有的青年朋友忽略了这一点,仅凭他早年一两篇文章就把他说成是一个不问政治的个人主义者。这不仅与那么多人对他的亲身感受都不一致,也是不公平的。
我认为父亲的人格,似乎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父亲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的爱国。爱国之心几乎人人皆有,但是父亲和许许多多真诚的爱国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明确的追求,而且始终不渝;以至能把爱国同尽到个人的责任联系起来,准备在必要时为此作出个人牺牲。他生于一八九八年,其时,正是我国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年代,列强蚕食,军阀割据,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父亲在辛亥革命后,有一年多,住在扬州史公祠内,从少年时起就深深崇敬史可法、文天祥。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又亲身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和在这场运动中起过很大作用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并在学生联合会中做具体工作。“五四”前后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对他有深远的影响,使他执著地追求“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爱国思想。
但在旧中国,即便是爱国,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父亲所走过的爱国之路并不平坦:一是因为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军阀割据下的各个地盘势不两立,乃至互相厮杀,使得祖国的实体似乎并不存在。父亲在南方教书的时候,就亲身体验了军阀混战所带来的种种苦难;到清华大学任教后,在他所写的旧体诗中,曾经对这种混战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例如下面一首:垂髫逢鼎革,逾壮尚烟尘。
翻覆云为雨,疮痍越共秦。
坐看蛇豕突,未息触蛮瞋。
沉饮当春日,行为离乱人。“触蛮”,是《庄子·则阳》中提到的两国,“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从这里也不难看到他对辛亥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民国”已经完全失望,但却又无可奈何。
再就是当时一届又一届的政府,都不是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是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抗日战争前父亲跟学生一道参加过两次游行请愿:一次是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游行,那次游行仅仅是要求政府拒绝日本、美国等八国所提出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极端蛮横无理的“最后通牒”,而段祺瑞政府竟然下令军队向和平请愿的群众射击,当场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另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中的“一二·一六”游行,这次游行只是反对华北进一步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反对日本操纵的华北政权的成立,而蒋介石政府竟也下令军警“自由行动”,肆无忌惮地镇压学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在日军节节进犯面前的不抵抗政策,尤其使父亲忧心如焚。抗战前两年他一连写了四首歌词,都是谆谆告诫“青年人,慎莫忘:……舆图变色,痛切衷肠”!祖国母亲正在风雨飘摇之中。一九三七年的一首说:莽莽平原,漠漠长天,举眼破碎河山。
同学少年,同学少年,来挽既倒狂澜。
去向民间,去向民间,国家元气在民间。面对不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政府,父亲只得转向人民,把希望寄托于人民,开始了他一生的重要转变;同时,也还摆脱不了初期的彷徨,不能不发出“哪里走?”“我们的国家究竟在哪里?”“这样的国家怎么爱?”的慨叹。当时闻一多先生对此也有同感。他在著名诗篇《死水》中写道:“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父亲和闻一多先生都强烈渴望能有一个“咱们的中国”,也就是人民自己的中国。
正因为这样,当着抗战爆发,中国人民以国共合作为核心,开始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时候,父亲无比兴奋。他写的《北平沦陷的那一天》这篇散文,没有一点悲观情绪,却说:“眼睛忙着看号外,耳朵忙着听电话,可是忙得高兴极了。”(同上,第四卷,第四〇三页,1990年)为什么呢?因为看出咱们是决定打了!“只要人心不死,最后胜利终久是咱们的!等着瞧罢,……”(同上,第四〇四页)武汉失守后,当着“亡国论”甚嚣尘上时,他又在《这一天》一文中说:“我们也能和东亚的强敌抗战,……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同上,第四〇五页)
不久他又进一步感到:抗战使中国统一,“第一次我们每个国民都感觉到有一个国家……固然完美的中国还在开始建造中,还是一个理想;但我相信我们的国家意念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借用美国一句话:‘我的国啊,对也罢,不对也罢,我的国呵。’……我总不忍不爱它。如今我只问怎样才能抱得紧你……”(同上,第二卷,第三五九页,1988年)父亲认为,要“抱得紧”,得整个儿抱住,就得有整个儿理想——笼罩着整个儿现实的理想。这就要把实现“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作为自己毕生的不渝追求;其中包孕着一种真诚,即准备到必要时,为此作出个人的牺牲。抗日战争中教授的生活几乎一落千丈,父亲还因此罹患了严重胃病,经常连续几天几夜疼痛呕吐不止;但他始终毫无怨言,只为中国能抗战而高兴,觉得个人生活苦一些不要紧。这也算是他真诚的一种表现吧!
蒋介石政府的所作所为直到最终发动内战又使父亲完全失望。但他在晚年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新中国诞生的希望,觉得这正是自己长期渴望的“咱们的中国”,立刻用实际行动为它的诞生而呐喊,而斗争。当着国民党的报纸指名道姓地对他进行围剿,特务也三次“光临”我们家进行威胁时,他反而更坚定地前进了!这就是他真诚的表现。
抗战结束才两年多,美国又在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极不彻底的情况下扶植这个侵略国家东山再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和驻华大使还对中国人民的抗议行动发表了极端诬蔑侮辱我们民族的言论。为了反对美国这种极端无视中国人民利益和感情的态度、政策,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气节,父亲毅然签名拒绝美援。签名之后,他确实思索了一整个下午,因为这要使全家已经极其微薄的收入再损失五分之二;而这时,胃病已经把他折磨得极度虚弱,形销骨立,体重减轻到三八点八公斤,亟需营养和治疗。他虽然穷到不能治病,终于一个多月后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还是坚决认为这个行动是正确的;并且让我把购买美援平价面粉的配给证退了回去。因为既然要“反美扶日”,既然要爱国,就应当尽到个人的责任!正像吴晗先生所说的:“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
父亲这种爱国就不应逃避个人责任的思想,在有人一面喊着爱国,一面却又在挖国家墙脚的行为面前,显得尤为可贵。正因为如此,他是真诚的爱国者。今天的中国跟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它既让我们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又要求我们每个人为它的走向理想、完美、富强尽一把力。此时,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父亲那样,在深思的基础上向祖国母亲问一声:“我的国啊!怎样才能抱得紧你……”
有高尚气节的狷者
崇尚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气节,大概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民族气节,这是父亲十分看重的,已如前述;另一方面,是要能在金钱、名位、利禄等等的引诱面前保持气节。父亲在这方面表现的高尚情操,也是令我们子女终生难忘的。
在悼念父亲逝世的一些文章中,人们曾把他同闻一多先生进行比较,说闻先生是“狂者”;而他,则是“狷者”。《论语》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父亲确是有自己的原则,并按这些原则而有所不为。他早年改名“自清”,就是在“烦忧着就将降临的败家的凶惨”和“骨肉间的仇视”的时候,更加感受到了当时社会上的种种污秽、腐败和黑暗,决心永远不随同流俗而合污,做到“清者自清”。他始终保持了这次改名的初衷,一生中多次拒绝诸如拉他参加国民党,拉他到蒋介石政府中去做大官,拉他到有的企业中去挂名吃干薪等种种引诱,“闭门拼自守穷悭,车马街头任往还。”(同上,第五卷,第二五三页,1990年)一直到死,都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真正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
父亲不仅在大事上拒绝引诱,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和气节,在小事上也毫不含糊,公私分明。正如李广田先生所说:凡是公家的东西,他绝不许别人乱用;自己也绝不因私事用公家的一张信纸,一个信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学校在我们家门前倒了一堆黄土,六岁的妹妹要拿些来玩,父亲不许,说“这是公家的。”另一件是抗战胜利后初返清华园,到处是日本人撤退时扔的破烂儿,我们从野地里拾回一张破桌子,父亲竟少有地大发雷霆,说这是公家的,让立刻送回去。他处处想着的,都是“公家”,都是别人,晚年更是人民大众,所以才能在公私关系上真正做到一丝不苟,清者自清。
中国最早的狷者大概是介之推,宁可烧死在绵山上,也不去争禄于朝,争利于市。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消极了些,但中国老百姓对此是认可的:多少世代清明寒食的民间习俗,就是因为介之推在清明那天被烧死,所以这一天人们不举火。当然,父亲晚年也觉得这种做人的标准与尺度太消极了;因此由狷者而斗士,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面前站起来了!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一四九六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但这正是以他的一身正气为基础的。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他诞辰九十周年和一百周年时,都曾题诗称颂他的“正气”。前一首有“清芬正气传当世”之句;后一首则赞扬他:高风凝铁骨,正气养德行。
清淡传香远,文章百代名!在还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长期斗争的今天,父亲这种“清芬正气”,或者说,这种做人的气节,仍然是我们有益的精神财富。作为他的后代,更是终生受用不尽的。
“毫无保留的诚挚与坦白”
李广田先生在为悼念父亲逝世而写的《最完整的人格》一文中说:佩弦先生是一个有至情的人。佩弦先生对人处事,无时无地不见出他那坦白而诚挚的天性,对一般人如是,对朋友如是,对晚辈,对青年人,尤其如此。凡是和朱先生相识,发生过较深关系的,没有不为他的至情所感的。你越同他交情深,你就越感到他的毫无保留的诚挚与坦白。又说:正是由于他这样的至情,才产生了他的至文。假如他不是至情人,他就写不出《毁灭》那样的长诗。假如他不是至情人,他更写不出《背影》那样的散文。
为什么人们都被他这种坦白诚挚的至情所感动?我想这是因为他对朋友,对同事,尤其是对晚辈,对青年,包括对自己的学生,有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热情。有些“狷介之人”往往自命清高,而不易与人相处,更不易学习别人的长处;父亲却绝对地不是。朋友们都觉得他温厚、谦和。而这不是故作姿态,不是表面文章,只是诚挚地尊重别人,乐于看到别人的长处,热情地为别人着想,尽力帮助别人。
父亲早年与邓中夏后来又与范长江等同志相处,就表现了这种品格。他当时虽然还不打算信仰共产主义,但却绝对尊重这些为共产主义真理而献身的革命家。“五四”运动期间,他就从小河边斑驳的树影中,一行灯光带来了光明的感觉得到启示,用“北河沿的路灯”这一艺术形象来歌颂他们:他们怎样微弱!
但却是我们唯一的慧眼!
他们帮着我们了解自然;
让我们看出前途坦坦。
他们是好朋友,
给我们希望和慰安。
祝福你灯光们,
愿你们永久而无限!此后,他又写了《赠AS》和《送韩伯画往俄国》两首诗,热烈歌颂邓中夏同志等“将在红云里,偷着宇宙的密意”;“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要吹倒那不能摇撼的黄金的王宫!”并且一点也不掩饰在这样的革命家面前,自己由于显得无所作为而愧疚的心情:但你的血的热加倍地熏灼着!
在灰泥里辗转的我,
仿佛被焙炙着一般!正因为有坦诚的尊重和敬意,他才能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用满腔的热情,用优美的文字,用生动自然的比喻,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
父亲晚年更把这种对革命者的真诚尊重,发展成为完全放下架子,向即将来临的新时代诚恳学习,直到向青年人学习,甚至向自己的学生请教。这曾使得很多学生为之感动。
父亲这种品格也表现在他如何对待学术竞争上。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由于全国最负盛名的三所大学合并而带来的人才荟萃和被称之为“文化西迁”的现象,使他在生活极端困苦、病痛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又在学术上面临着极大的竞争。只要认真看一遍他这八九年间的日记,就会尖锐地感到他的一种心情:不能落后,不能落后!
但越是竞争激烈,越见得他心地光明。他是把经过这次大战要使中国弦诵不绝作为大局,并自觉维护这一大局的。因此,即便在不供发表的日记中,他也从未贬低过任何同仁、包括跟自己有芥蒂的同仁的一切长处和成就;却总是衷心肯定他们在学术上、文学上、直到在演说上的成功,同时写上自己的不足。他绝不因自己在某个方面超过别人而沾沾自喜;却总是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不如甲,那方面不如乙,另方面又不如丙。这似乎是自卑,实际是对自己的永不满足。他还向许多先生——例如闻一多先生、王力先生——虚心求教,借了他们的著作来认真阅读,这在他是很自然的、光明磊落的事。“西南联大”之所以闻名全国,之所以培养出了许多高水平的人才,跟大家在这种交流或交锋中,共同促进了学术水平的提高,是很有关系的。而这其中,也有父亲的一份心血和功劳。
另一方面,他绝不自甘落后。父亲是以每况愈下的病弱之躯来参加这场特殊的学术竞争的;但是,在精神上,在根本上,他却不是病者、弱者,而是奋斗不息的强者!日记表明,他对自己提出了极严格的要求:制定了一个又一个读书计划,阅读、摘记了大量古代和现代、中文和外文书籍,而且同高效率地授课、研究、出成果紧密结合。从抗战到逝世,是他身体最坏的时期,但却是他无论在教学上、学术研究上,还是在文学创作上,出成果最多的时期。他开了许多门新课,几乎每一两天,两三天就写出一篇文章,十年间出了十本书(与叶圣陶先生合著的三本也计算在内),未收入集子的还有八十多篇文章。而这其中的许多著作,都是深具功力的。
从父亲身上,我常常感到:“青春”这两个字,不应当只是一定的年龄段,更是一种精神状态。像父亲那样,紧紧抱住自己的祖国,从人民的奋起抗战中,坚定地认识到“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同上,第四卷,第四〇五页,1990年)尽管已进入生命的最后十年,而且身体极度衰弱,但由于有高尚的理想,有确定的信念,就会有执著的追求,有不懈的努力,就会带来无限的希望,产生无穷的力量。一句话,就会有一种青春精神。有这种精神的人,尽管已经年届不惑,甚至古稀、耄耋、期颐,尽管重病缠身、生死未卜,仍然能让人感到青春常驻,有一种不竭的活力。父亲正是靠这种青春精神,在竞争中赢得了学术、教学、文学等多方面成果的大丰收。
父亲的诚挚与坦白还表现在他的热情助人和为人着想上。李广田先生对此有过生动的描绘:“你总感觉到他在处处为你打算,有很多事,仿佛你自己还没有想到,他却早已替你安排好了。他是这样的:既像一个良师,又像一个知友,既像一个父亲,又像一个兄长。他对于任何人都毫无虚伪,他也不对任何人在表面上表示热情,然而他是充满了热情的,他的热情就包含在他的温厚与谦恭里面。”
他的诚挚与坦白也表现于文学创作中。早年父亲就主张:“我们所要求的文艺,是作者真实的话”(同上,第四卷,第九二页);晚年又强调“修辞立其诚”。而在他的诗文中,坦白诚挚地向读者交心的例子几乎俯拾皆是,已经成为他的文学作品的一大特点。尤其是写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例如,《执政府大屠杀记》中的责备自己“不中用”和“由怕而归于木木然”;《那里走》中分析自己作为革命“同行者”的局限性和白色恐怖下的一度“惶惶然”与“逃避”……。这些,在许多人那里都是不欲为人所知的,父亲却坦诚地毫不掩饰地写出来;而且,不为自己涂抹慰安的脂粉,也不作这样那样的辩解;只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心灵上的弱点,期望能克服它们。正因为他是用自己的真心来和读者交流,他的作品才能在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受到读者的信任和喜爱。
认真从教认真治学
父亲最认真,朋友们甚至说认真是他最大的优点和特点。他大事认真,小事也认真;私事认真,公事更认真。他先后主持清华中文系的工作十几年,制定和实行了“古今结合,中西结合”,以培养“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人才的正确方针,同事们都说,他把系里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使这个系成了全国同行中的佼佼者,靠的就是认真。
作为教师,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期父亲在中学教书的时候起,他就是每课必认真准备,课前还要反复熟悉讲义,而在课堂上,每每讲得满头大汗。他逝世后,二十多年前的学生还著文回忆当时的情景,都觉得他的认真给了他们难忘的印象。他对学生极端负责,亲切而严格,温和而善诱,千方百计地改进教学方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课外另有作业,不得误期,不能敷衍。正因为授课认真,要求严格,学生获益也多,许多学生都争着要他教课。而且,“或者是凉风吹拂的清晨,或者是夕阳斜睨的傍晚,或者是灯光茕茕的良夜”,同学们时常找到家里来向他请教或谈心。他离开几个中学时,也都一再受到学生的集体挽留。
到大学教书后,他更认真了。据季镇淮先生回忆: 一九三九年父亲在西南联大讲“宋诗”,为使学生了解一字一句的意义,“先生逐句讲解,根究用词用事来历,并随处指点在风格上宋诗与唐诗的差异。先生教课一贯认真严格,常令学生当堂讲解,因而上课之先,学生莫敢不自行预习准备。”(见季镇淮:《朱自清年谱》)一九四二年他又开了“文辞研究”一门新课,听课学生只有季先生和王瑶先生两人,但父亲仍然认真地“按时上课,抄笔记,黑板不大,抄了一板又一板,一丝不苟,讲时如同对着许多听众,认真严格,一如既往。”课讲完后,又分别对两个学生进行考试。(见季镇淮:《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对于学生出现缺课或未交作业等情况,他不是严厉申斥,而是必写短信,或询问,或诚恳地督促和提醒。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逝世前极度衰弱时,很多清华学生都收到过他的这种短信。因此,同学们说,对朱先生的功课不肯马虎,不是为了分数,是为了要对得起他的认真!作为教师,他的确不仅传授了知识,而且用自己的人格为学生树立了典范。
作为一名学者,父亲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同时本着“古今结合”的原则,兼及中国新文学。其成果之宏富已如前述。而且,这些著述“融会古今,观点新颖,识见独到,文字运用也达到新的高度”;其中有些,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对我国文化的贡献。与此同时,他每一两年或两三年就要开一门新课;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二十三年间,他至少开过十四五门课,也可见其研究之勤,成果之多!
父亲在学术研究上的认真还表现在他肯扎扎实实地下苦功夫,以至“笨功夫”上。例如教授我国古典文学,他讲得最多的是诗。为了教好古诗词,他不仅下苦功夫把大量诗词背下来,准备讲谁的诗就背谁的诗,连每天早上如厕时也要求自己背会一两首;而且,还下“笨功夫”,拜一位老先生为师,从逐句换字的拟古做起,学习写作旧体诗词——从古诗十九首到汉、魏、晋、唐许多名家的作品,他都经过仔细揣摩重新作过了。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其中的况味;才能讲好课,教好学生。他的《敝帚集》收录了早年所作拟古诗词,正是他下过苦功夫、“笨功夫”的历史见证。这也就是他在《犹贤博弈斋诗抄·自序》中所说的:“余以老泉发愤之年,僭大学说诗之席,语诸生以巧拙,陈作者之神思,而声律对偶,劣得皮毛;甘苦疾徐,悉凭胸臆,搔痒有隔靴之叹,举鼎殷绝膑之忧。于是努力桑榆,课时昕夕,学士衡之拟古,亦步亦趋;讽惜抱所抄诗,惟兢惟业。”正因为有这种“惟兢惟业”,才能在学术上升堂入室,从而也在教学上达到了完全自如的境地。
邓小平同志生前曾一再提醒我们注重国格和人格。在物质的东西比以前大为丰富,精神的东西却相对少了些的今天,再版《完美的人格》这本书,使读者从其中的生动回忆中,从父亲的人格中,汲取精神营养。我想这会是很有裨益的,谨祝它受到现今广大读者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