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学》、《中庸》作为“四书”之二，与《论语》、《孟子》一样，自宋元以来是每个中国读书人必读之书，而且是首选之书，因为它既是为学的纲领，又关乎修德做人，和治国平天下。

《大学》原本相当于中国古代大学的教义，被收在《礼记》之中，为其第四十二篇。理学创始人程颢认为它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朱熹认为它是“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传贤之指”，赞誉其“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认为“古人为学之次第，独赖此篇之存”，并且从理学角度对之重新阐释，突出格物穷理，注重心性，使之升华为哲学著作。清代汉学家倾向于对其本义的探索，应该说是一种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不管什么文献，首要，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明确它的本义。只有先明确其本义，最终才能知晓“古圣贤之心志”；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事实上，《大学》之本义，传统以来并没有被完全理解。甚至“大学”为何物，至今尚存争议。《大学》究为何时之书，很多人迄今也不明白。而怎样确定《大学》的时代，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大学”的名义问题，所以以下先从名义说起。

一、 “大学”名义

关于“大学”之名，历史上大致有五种解释： 

1. 博学： 郑玄《礼记目录》云： “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2. 学之大者： 孔颖达、司马光等主之，衍申于“博学”说。

3. 大人（成年人）之学： 后人多理解为精深广博之学问。本出朱熹《大学章句》之“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句。

4. 大成之学： 宋黎立武说，据于《礼记·学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文。

5. 大人，即成年人之学校。出《释文》“大，旧音泰”及朱熹“古者大学教人之法”说。

今人或从1说，或从2说，或从3说，实际上均不可通。因为若谓“大学”为“博学”，则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之“大学之道”的“道”，就要理解为“方法”，而“明明德”、“亲（新）民”与“止于至善”，则显然不是方法。“学之大者”，与“大人之学”义相通，而言二者之“道”，同样与下文不合，因为它们同样不可以“亲（新）民”。所谓“大成之学”，本身是对《学记》之文有误解（详下），所以不足为训。更为重要的是，“大学”一词在古代文献之中，没有前四种用法。文献中有的，只有第五种，属于教育机构。所以，只有看作名词，才较合理。

同样的概念，见于《礼记·学记》。其文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其“塾”、“庠”、“序”、“学”，显然都是教育机构。所谓“国有学”，是说国都中有“学”。可见“学”是国家级的教育机构。而其所谓“大学之道也”的“大学”，显然又与“国有学”之“学”有关，是指整个自入学至大成全部九年所在之“学”。大概是因为有“大成”之义在里面，所以又叫作“大学”，但又不指大成之学本身，而是指大成之学所在的机构；“道”，指其教学途径，与《大学》之“大学之道”不同。《学记》之“大学”指大成之学所在的机构而非指大成之学本身，也可由其下文“大学始教”、“大学之教也”等提法得到进一步的证实。那么，《大学》之“大学”，就必不能指大成之学。所以，“大学”必当是学校之名。正因为是学校之名，所以又有与之相对的“小学”之名。

《礼记·王制》曰：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这里的“然后为学”之“学”，显然与《学记》“国有学”之“学”相同，而又区分为大学、小学，可见大学确是国家高等学校，只是正式名称不直接叫“大学”而已。

《汉书·董仲舒传》曰： 

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也以大学为国家高等学校。《汉书·食货志》曰： 

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十五入大学，可见大学确是大人之学。大人之学，自为学之大者；而读大学，自然又可以博学： 可见所谓“博学”、“学之大者”、“大人之学”诸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这里“学”是名词而不是动词，是教育机构即学校而不是学问或知识，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篇名《大学》，则是取其开篇二字，加之通篇皆论大学之道的缘故。

二、 《大学》的成书时代与作者

关于《大学》的成书时代与作者，古往今来有多种不同观点，主要有： 

1.  作于先秦（春秋末战国初）。具体又有： 

1） 七十子后学所作——班固说。

2） 子思所作——贾逵、王柏、刘宗周、江永说。

3） “孔氏遗书”——程颢说。

4） “经一章，盖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说。

5） “曾子之书”——黎立武说。

2. 作于秦汉之际，冯友兰、徐复观等主之。

3. 作于汉代。具体又有： 

1) 西汉初年： 任继愈等主之。

2) 汉武帝时期： 傅斯年等主之。赵泽厚推定为董仲舒所作。

3) 汉武帝以后： 清代陆奎勋及日人武内义雄等主之。

更有作于东汉说。可见分歧较大。事实上，如果确定了“大学”为教育机构，问题就容易解决，因为如此就可以与其他含有相同性质“大学”的文献进行比较，比如《礼记·学记》。《学记》的时代，自然也有争议，但是我们知道，其文风与传为子思所作的《表记》、《缁衣》等相近，所以时代应在战国早期。那么，《大学》的时代，自然也就应该与之相近。

以上方法，自然过于简单，所以还需要再作推考。首先，《礼记·祭义》有“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是故乡里有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大学来者也”；《乐记》亦有“食三老五更于大学”： 皆言“食三老五更于大学”。而《汉书·贾山传》载贾山于孝文时言“古者圣王之制”，其中就有“养三老于大学”；《礼乐志》载董仲舒对武帝策，有“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之说： 同样的话语，而被贾山、董仲舒称为“古者”之事，可见在汉人看来，《祭义》、《乐记》为先秦之作。《祭义》、《乐记》言“大学”而为先秦之作，那么，专言大学之道之《大学》，自然也应该是先秦之作。

另外，《大学》之文，与《荀子》多有可比对者。如《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荀子·君道篇》亦有“故由天子至于庶人也”；《荣辱篇》云“……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是庶人之所以取暖衣饱食……也”，正与《大学》修、齐、治、平所对应者相当。而《大略篇》，也正有“立大学，设庠序”之说。又《尧问篇》记周公谓伯禽之傅“不闻即物少至，少至则浅……人人皆以我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后见物，见物然后知其是非之所在”，论者或谓其“即物少至，少至则浅”和“见物然后知其是非之所在”，与《大学》“格物致知”及“物格而后知至”之说有关。所以，裘锡圭先生《说“格物”——以先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一文得出的结论，认为《大学》的著作年代早于《荀子》。实际上，早于《荀子》还不是《大学》的最终著作时代，因为《礼记·乐记》还载：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 “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 “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子夏讲的虽然是音乐，但所谓“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无疑是《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简省说法。那么，如若《乐记》所载可信，则修齐治平的思想就有可能出自孔子。然而今本《大学》文字不似《论语》，加之《大学》“传之六章”明引“曾子曰”，说明其作者不可能是孔子本人。所以，朱熹“经一章，盖孔子之言，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的说法，就值得取信。也就是说，《大学》经的部分，本是曾参所记述的孔子言论；传的部分，是曾参弟子所作，以解释、发挥其经。曾参卒年为公元前435年，那么《大学》的成书时间就应在其后不久，可见确属战国早期。

三、 《大学》的主要内容与价值

《大学》凡11章，首章为总纲，包括朱熹所谓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朱熹以来视为经；后10章围绕首章展开，解释首章，自朱熹以来视为传。全篇讲所谓“大学之道”及为人修身的程序，即所谓“古人为学之次第”，反映儒家的修身思想，既关乎道德，又关乎治国平天下，因为切合于民生日用，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所以古人以之为“四书”之首。又因为各次第之间有逻辑联系，所以又被发挥为理学和儒学的哲学著作。而今天看来，其格、致、诚、正的修身逻辑，仍然是合理的；修、齐、治、平的层次与“天下”意识，依然是进步的。尤其是其所谓“大学之道”之“三纲领”，对于现代高等教育仍然有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值得参考借鉴；“明明德于天下”，而非以武力与霸权“平天下”的思想，在当今国际上仍有现实意义，值得弘扬，诚不愧是我中华文化的优秀代表。

《中庸》原亦被收在《礼记》，为其第三十一篇，同样被视为儒家、特别是理学家之理论著作，称为其理论之渊薮。而《中庸》研究，同样也存在名义、时代与作者等方面的问题，所以这里也简略予以说明。

一、 “中庸”名义

关于“中庸”之名，前人有不同解释。郑玄《礼记目录》曰： “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可见是以“中用”解之。朱熹《中庸章句》曰：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引程子曰：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可见是以“中常”解之。事实上，郑玄谓以其记中和之为用而名《中庸》，并不合理，因为《中庸》一篇并非记中和之为用；《中庸》之取名，实与篇中第二章以下孔子数言“中庸”有关。而程朱所谓“中常”，后人又有“中常之为用”、“常守中道”、“用中为常道”，或“日用常行”等不同理解，实际上均与《中庸》无关，因为《中庸》一篇全无“常”义。关键是以“常”解“庸”，篇中之“中庸”多不可通。如第二章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小人难道无有其中常？第三章子曰： “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既为常，何言至，百姓又岂能久无其常？第九章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若为日用常行，岂有不可能之理？可见释为“中常”确不可取。

观之古文字，“中”本指上下之中，即不上不下。引申之，凡不左不右、无过与不及、恰到好处，或者最好、最恰当、最合理，皆得谓之“中”。比如篇中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就是指人的心态居中，处于最佳状态。《荀子·儒效》“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 礼义是也。”礼义在儒家看来是最合理的东西，所以也称之为“中”。“庸”，《说文解字》本训“用”，所以释“用”没有问题，只是“中用”并非“中之用”，而是“用中”之义。古人之所以说“中庸（用）”而不说“庸（用）中”，是为了表示强调。因为众所周知，古汉语中凡属前置，除了语法因素，一般都是为了表示强调。另外周代文献中“中”字也经常被前置，比如《诗经》有“中心”、“中庭”、“中野”、“中谷” 、“中逵”、“中林”、“中河”，等等，皆属倒置。所以，解“中庸”为“用中”，从文法上讲没有任何问题。而事实上所有早期文献中，特别是孔子所讲的“中庸”，以“用中”解之，无不可通。这就说明，“中庸”确是“用中”。“用中”，就是凡事皆用其中，也就是凡事皆把握其标准，按照最恰当、最合理、最正确的“黄金”方法处理，做到恰到好处，无过与不及。总之“中庸”是一种行事方法，古人谓之“德”，指德行，而非道德。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就是这个意思。

二、 《中庸》的时代与作者

关于《中庸》的时代与作者，以往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 子思说。郑玄《礼记目录》曰： “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明代刘宗周认为“《中庸》原是《大学》注疏，似出一人（子思）之手”。

2. 非子思说。欧阳修、叶适、崔述，冯友兰、钱穆、劳思光等主之，认为成书于秦汉之际。

3. 今本为《汉志》之《中庸说》，徐复观等主之。

如何判定，需要从其结构与内容入手。而关于《中庸》的结构，前人说法不一： 如宋人王柏认为，《中庸》分为“中庸”和“诚明”两个部分，二十一章以下为“诚明”，以前为“中庸”。冯友兰认为《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及二十章下半段“在下位不获乎上”以下是一个部分，第二章“仲尼曰： 君子中庸”到第二十章上半段“道前定则不穷”是一个部分，谓传统所说的子思作《中庸》，即指这一部分。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认为，《中庸》之原始的部分是由第二章“仲尼曰”起，至第十九章为止；而“《中庸》之首章与下半，乃韩非、始皇之倾，是子思学派之人所敷演之部分”。

今观第二章以下所言之“中庸”之“中”，与首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实不一致。所以，将第二章以下至第十九章言“中庸”之部分与首章区分开来，确有道理。第二章以下至第十一章主要讲中庸，所以该部分为《中庸》之原始部分当无疑问，其作者为子思亦可以不疑。第十二章至第十九章虽不明确讲中庸，但所言君子之道之类，实际上也可归于“中”道，所以也有可能是子思《中庸》之后半。除此之外，第二十章，即“哀公问政”一章，亦当为子思作品。因为《史记·平津侯主父传》引“臣闻天下之通道五”一段，正出该章，而其《索隐》曰： “此语出《子思子》，今见《礼记·中庸》篇。”但该章内容实际上并不是讲中庸，所以又不得与之同篇。《孔子家语》以该章为第十七篇，正说明其本为独立之一篇。所以，如果《索隐》之言可信，则“哀公问政”章当为《子思子》之另一篇。而两部分引孔子语均作“子曰”，亦可作为同出子思之一证。唯第二章作“仲尼曰”，当是今本《中庸》作者编取时所改。首章及剩余之二十一章以下，则全为今本《中庸》作者所自作。可见今本《中庸》确非一人所作。

今本《中庸》虽非一人所作，但各部分及各章之间，均有一定的逻辑联系，是一有机整体。这就说明，今本作者是在创作过程中，刻意将子思之二篇文字编入了新作。所以，今本作者必非子思。今本第二十章以下，约占全文四分之三强字面上虽主要不讲中庸，但观第十二章至第十九章，显然是以君子之道等为中道，所以我们说今本作者也有以这一部分所言为中道的意思。而第十二章言“君子之道”，显然又与首章之“道”相照应；第十六章借孔子论鬼神之德以说明“莫显乎微”的道理，也与首章有关，说明虽是编取子思原作，今本作者也对之进行了改造。所以，我们绝不能笼统地将今本《中庸》归之于子思。至于谓今本为《汉志》之《中庸说》二卷，似不可能。因为所谓“说”，就是对原作进行解说。比如《汉书·艺文志》中《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说》，只能分别是对《诗》和《论语》进行解说之书。而今本《中庸》，则明显不具备解说特征。所以正如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所云： “以志既有《明堂阴阳》，又有《明堂阴阳说》为例，则此非今存《戴记》中之《中庸》明也。”

《中庸》的时代，前人论之晚出的几个证据，确有道理。比如说其中“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必为秦统一以后之语，所以其时代必不早于秦。进一步考察，《史记·秦始皇本纪》虽有“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之文，但未见“行同伦”之说，而且秦祚短，未必能使天下行同伦。而《汉书·武帝纪》载元朔元年武帝诏有“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之语；《史记·燕世家》载公卿皆议曰： “定国禽兽行，乱人伦。”《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天子曰： “匈奴逆天理，乱人伦。”可见当时天下“人同伦”。而三事皆当武帝之世，看来并非偶然。

又《史记·儒林传》载： 武帝时，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 “丞相御史言： 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 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本人伦”，就是讲究人伦。故此“今天下”之“今”，当谓汉武帝之世。

又文中所谓“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亦必有所指，因为言“不敢”，明为已然之辞。考《史记·乐书》载： “赵高曰： ‘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耳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可见秦二世有作礼乐之事。

又载：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隶旧而已。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 ‘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以通为奉常，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可见汉高祖有作礼乐之事，而孝惠、孝文、孝景无之。

又《汉书·礼乐志》载： “至文帝时，贾谊以为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至武帝即位，进用英俊，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上引《史记·儒林传》公孙弘亦称武帝“劝学修礼”，可见武帝有作礼乐之事。

然则此所谓“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者，当谓孝惠、孝文、孝景。那么，此言最早也就只能出武帝时人之口。至于“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自是情理中事，不必定有其人。那么，如果结合“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观，则今本《中庸》必是汉武帝时人作成。

三、 《中庸》的内容与价值

《中庸》内容较为复杂，正如朱熹《章句》题解所言： “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所谓“一理”，就是“中”。以下先因“中”而讲“中庸”，然后讲修身修德、讲治国为政、讲诚、讲明、讲圣人之道和君子之道，等等，即所谓“万事”，基本上都属于养性修道之教，可见完全是沿着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路展开，是一有机整体。篇中所提出的“命”、“性”、“教”、“道”、“慎独”、“情”、“中、和”、“达道”、“达德”、“时中”、“鬼神”、“知行”、“诚”、“明”等思想概念，为理学家所乐道，以之为“孔门心法”，认为它“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视之甚高。事实上是后人发挥的成分多，本义未必如此。所以，世有异议。如宋欧阳修即认为，其“虚言高论而无益”，是“无用之空言也”。平心而论，《中庸》所提倡的诸如致中、和，中庸、道不远人、君子素其位而行，诚、明等思想，以及所谓君子之道、圣人之道，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尤其是关于教人养性修德和“诚则明，明则诚”以及“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等思想主张，更值得今人学习和发扬。前人对《中庸》有很多争论，一个主要原因是受理学家影响，只重义理，对《中庸》原文并没有真正或完全读懂。

四、 《大学》、《中庸》的流传与升格

《大学》和《中庸》，长期附《礼记》而行。至唐代，先有权德舆以二篇出策问；后有韩愈作《原道》，建立“道统论”，利用《大学》，作为排击佛教的武器。其弟子李翱作《复性书》，引用《大学》纲领、条目，补充韩说，开宋儒尊崇《大学》、《中庸》之先。北宋初年，《大学》、《中庸》得到统治者及儒学复兴者范仲淹等人表彰；中叶，二程、张载、王安石等人推崇并加以阐释。至南宋，朱熹分撰《章句》，与《论》《孟》合编为“四书”。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朱书被列为国学，正式升格为经。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成为各级学校必读之书，沿于明清。

《中庸》流传及升格虽与《大学》基本一致，但受到重视较《大学》更早。《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卷，说明当时已有专门研究。魏晋时期，道家、佛家亦已注意和利用《中庸》。南朝宋时有学者戴颙“注《礼记·中庸》篇”，作《中庸传》二卷传至唐。梁武帝亲撰《中庸讲疏》，颇得臣民传述。唐代除韩愈、李翱外，柳宗元、刘禹锡等也对《中庸》大加提倡。宋代先于张载、二程，晁迥、司马光，均对《中庸》有所推崇和阐发。

今人治《大学》、《中庸》者，除各《礼记》家外，专门者不多。这种现象，既与二书之地位不相称，也与弘扬传统文化之需要不相符合。加之二书之文义理解乃至文本校正方面，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所以我们作了这一专门注训，包括文本之校正，目的是进一步更加准确地普及和弘扬其所反映的优秀思想文化。或有谬误，还望方家予以匡正。

二书旧注，历史上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东汉郑玄和南宋朱熹二家。二家之说今天看来尽管各有不足，但毕竟代表其各自时代之最高水平，也代表汉学与宋学对二书的权威理解，是今人读二篇的必备参考，所以本编也酌情予以保留。其中郑玄说，据上海古籍出版社《礼记正义》整理本而改简体；朱熹注，据中华书局《四书集注》标点本而改简体。另外陆德明《经典释文》之相关部分，也酌情予以收录，同用《礼记正义》整理本。《大学》、《中庸》之原文，则据民国十五年（1926）皕忍堂所刊之唐开成石经本而改简体。底本之避讳缺笔字，皆予补足；底本讹误脱衍之字，在其原文后括号内附注正字，并在注释中另作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