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与国强相识已是三十一年前的事了。1987年，我从天津音乐学院调入山西大学艺术系任教。在我的记忆中，我所上的每个班、每个人的课，无论是教室的大课，还是琴房的小课，国强均要来旁听，更别说是他自己的课了（从未误过一节）。到1989年，国强留校任教后也一直保持着旁听我所上的全部课的习惯。看得出，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废寝忘食的钻研精神与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国强如此这般，显然不是作秀给人看的，而是一个有追求的人无不例外地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全身心投入的见证。多年前，我就预言，这样孜孜以求的人必然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收获甚多，终究会有可喜的成果展示于众人面前。

            如今，对最基础的课程进行潜心研究的人越来越少了，国强却能多年如一日专心研究乐理、视唱练耳等课的教学法，且颇有见地，实属难得。我仔细通阅了他的这套教材，感触良多。他在《论基本乐理的“理论”与“技能”双重属性》的短文中提出的观点，既有深度，也有高度，成为这套教材编写的“纲领性”的理论基础。“理论与技能两者并重”原则的提出，再加上国强本人多年的实践、总结与研究这些课程的教学法，所写这套教材终于解决了“传统的、习惯的”编写教材的方法造成的难点过于集中的问题；解决了如何真正做到“循序渐进”的问题；解决了初学者难于入门的问题或者说解决了初学者难于自修的问题；解决了一部分老师讲课时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问题。

           多年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编写乐理教材时，也敏锐地发现了教材章节安排的难处。例如，李重光先生在他编写的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试用教材《音乐理论基础》一书的后记里这样写道：

         为了适应不同的需要及编写上的方便，我把内容分成许多独立的但又是互相联系的章节来编写。在章节的先后次序和内容上，虽然都曾做过一些考虑，但为了教学上的需要，在采用本教材时，可以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情况，在章节的先后次序和内容上，重新做一些调整和增删。

         可见，教学次序的安排的的确确是一个“难点”。好在有像国强这样潜心研究者辛勤劳作。他所编著的这套教材可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教材改革”之作。他的教材“改革”之举是否可能引起相近课程或相近学科更大范围的真正教材改革也未可知。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教材改革中来。

          能为国强即将出版的这套教材写序我甚感愉悦，欣喜之余希望国强趁“年富力强”之时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陈世宾

2018年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