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客观性与民主
新
闻可以说是公众获取知识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在当今社会中，大众传媒在公众领域中已占首要地位，而新闻则是大众传媒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公共领域就是“人们就共同关注的问题，交流信息和观点，以便形成公众舆论的社会生活领域。”1
在北美，新闻实践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受我们称之为客观性体制的制约。我们称之为政体的客观性体制——一种理念、假设、实践和制度的集合体已变成固定的公共哲学和自我调节的一种假设形式。利益集团、社会活动家们及政客们运用客观标准就公众议题进行协商，新闻记者将之当作提高他们职业地位的资本，广告商和传媒公司则发现可以用客观标准这个有用的工具尽可能地提高其商品的市场到达率和可信度。客观性已成为一种有其自身生命力的文化形式。
反过来，客观性体制与民主、公共责任、公共生活及公共利益等重要问题有割舍不断的联系。正如加拿大皇家报业管理委员会在1980—1981年所说： “绝大多数的加拿大人相信,一般而言，报业乃至整个大众传媒对公众所负有的责任与其他行业不同。”2换言之，加拿大人普遍相信新闻除了在市场上取得自身的经济效益外，还应有其他的追求。因此，作为对民主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的机构，人们普遍期望新闻媒介能在维护公众利益方面发挥作用。
在加拿大，新闻发挥功能的模式与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的管理模式有着长远而紧密的联系，并且普遍而言，北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其庞大的传媒集团，也同新闻业的社会实践与文化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闻事业与大众传媒机构，因而也背上了维系它们所倡导的某种“民主”的重负。
然而，民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联邦主义或者分裂主义等政治概念不同，民主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并被广泛接受。它简直就是一个令全世界都欢呼叫好的褒义词，而它的对立面则是诸如专政、法西斯主义之类令人厌恶反感的贬义词。但是真正引起争议的却是民主的本义，即它的确切含义。
政治学家认为有多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和制度都能称得上民主。C.B.麦克福森（C.B. Macpherson）在1965年为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所作的精彩广播演讲中，概述了战后世界上存在着共产主义、不发达和自由主义三种民主形式。3在自由主义民主传统内，他后来为民主归纳了几种不同，甚至是对抗关系的阐述： 保护公民不受他人和国家专制政府的残害，促进个人品格的完善及公民意识的发展，在一个多元社会中保持政治稳定，促进广泛直接的政治参与。既将民主本身作为终极目标，又作为建设一个更加人道和平等社会的手段。4新闻的客观性体制与自由民主的平衡模式紧密相联（平衡模式即竞争的精英的统治论），从而，相对排斥了其他那些强调维系民主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和社会平等的模式。5
作为政治生活的中心机构，人们希望新闻传媒按一定的标准来发挥其职能，例如，
出版自由： 从历史上说，这个概念的最初意义是指不受政府的审查控制，但也指不受私人利益集团或过度集中的私人权力的不良影响。
平等和公正： 社会上的各种声音都应有均等的，通过传媒系统向更多的公众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观点的机会。
社会秩序和团结： 即使是最多元的民主也需要某种程度的意见与价值观的一致，公共传播对于建立和保持这种一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闻能明显地起到推动“公民”话语的特殊作用： 人们可以通过新闻媒体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得到某种和解。6
人们虽然普遍接受这个价值，但是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和它们相互之间妥协的程度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色情问题，社会保守人士认为它对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造成威胁,女权主义者认为色情会对男女平等的追求造成威胁,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政府的审查才是最大的威胁。至于如何阐释和实施这些标准，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有人觉得平等的基本含义就是每一个政党都应享有均等的传媒时间，而有些人却认为传媒时间应与某个政党目前在社会上所拥有的支持率成正比。
私营机构或公共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实施这些价值标准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新闻媒体为私人所拥有，但是也有许多西方国家建立了公共广播系统，从事商业广播系统所无法达成的文化传播事业及其他目标，而这是商业广播公司无法做到的。由于长期面临美国的文化侵袭，加拿大创立了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其主旨是建立一个能与其疆土相匹配的公共领域。也正是由于新闻媒体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性，甚至连美国这样一个最典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也以广播频道资源有限等为理由，根据公众利益规范广播电视媒体。鉴于新闻媒体的公共职能，许多国家给予私人媒体许多优惠，如瑞典的新闻补助金政策、加拿大的免税政策、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律也破例让作为竞争对手的报纸共享资源。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些优惠政策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润之间起到了一种明显的平衡作用，同时也很好地协调了政治与媒体制度中的自由、平等和秩序这些价值关系。
当然这种表面上的平衡关系也常常遭到非议。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保守人士指责媒体有“左倾自由主义”倾向，而进步人士则认为媒体是主流企业和政治机体的组成部分。7近年来，新闻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在新闻独立和多元化，以及为了追求这种独立和多元化如何去维持公共政策和私营媒体之间合理的平衡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最显著的是在1995年和1996年期间，北美传媒业中出现了许多史无前例的亿万元巨头，在美国出现了疯狂的并购现象，包括迪斯尼公司吞并大都会/ABC公司，西屋兼并CBS以及时代华纳公司接手泰德·特纳的CNN王朝。美国四大电视新闻机构如今成了一个巨大的联合王国，其业务从有线电视、出版、电影、多媒体娱乐，扩展到金融、交通、核动力及军用产品的生产。本·巴格迪坎曾预言，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所有的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将被六大企业所独霸，此言一语中的。8
加拿大传媒公司亦追随美国的步调。罗杰斯电缆公司已吸收了麦克林·亨特（Mclean Huntel）出版业，报业大王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的霍林格公司以惊人的速度购买报纸。以至于加拿大每天所出售的每百份报纸中，有43份是属于霍林格的。这种集中的程度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几乎是无与匹敌的。
传媒的集中并不囿于国界与市场。一个为少数纵向联合的多媒体公司所统治，拥有很高准入壁垒的全球性市场正在形成。9国际传媒的垄断是全球政治、经济、技术转型的一个方面，这包括通过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样的方式实现国际资本流向的自由化，传播媒介的数字革命和技术融合以及公共财政危机。这场有时被称之为全球化的大变革给新闻和民主带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危机。
政府应从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对传媒巨鳄进行管理，但即使是极微薄的努力政府也普遍放弃了，这就助长了传媒权力的集中。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电信法更是加剧了这种听之任之的现象。尽管这个法令是当代最重要的联邦法律之一，但它们的通过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更谈不上辩论。它放宽了电视网规模的上限，基本上撤销了对同一市场不同类型的传媒所有权的限制。
加拿大最近的电信法规的改革为更进一步的国际传媒联合铺平了道路。同时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由于联邦政府大幅度削减经费，在10年的时间里丧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或许更令人吃惊的是缺乏有效的新闻出版政策。1996年霍林格公司接收了全国最大的连锁报业萨斯汉姆公司（Southam），而联邦自由政府却对此不以为然。事实上，竞争法的监督者事前就同意了这次接收。这与1980年的情景大相径庭： 那时候只有两家较小的报业公司涉嫌兼并，即便如此，也导致了联邦政府的调查与指控，尽管政府的法律诉讼最后没有成功。
这些传媒企业和公共政策的显著改变却被冠以消费者的选择、给受众以权力，需要更大的公司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上竞争等美丽辞藻。这些声称一直被宣扬，其声调远远高于其他更为可能的潜在后果的表述： 对公众的责任感的下降、独立的新闻与商业利益不断升级的冲突，更多的兼并，不断加剧的集中和规模扩大的同时伴随着裁员及缩减开支（downsize）。10有关新闻媒体的代表性、责任感、多样化，构建一个独立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等这些老问题具有了新的紧迫性。在过去，新闻确立已久的关于客观性、公正性和平衡性的标准起到了使新闻业的公司式所有权合法化的作用，或者至少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媒体组织结构转移到了新闻实践上。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是，控制着公众议程并隐藏在客观性背后的巨大的潜在私人权力，正危害着政治民主。
传媒所有制和政策中的新变化也许可以被认为等同于一场非暴力的政变。这一比喻令人联想到传媒权力与国家权力的联系——通过公共政策和市场关系而进行的公众想象力的控制（colonization of popular imagination）与社会资源的配置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所言，这里的关键是对“意识的垄断”——国家象征性资源和话语权越来越被意识领域里的“少数几个大商业公司所垄断”。11
但是把这种变化比作政变不仅在意义上有限，而且令人误解。政客们可能是害怕得罪传媒巨头而管制媒体，可也并未发生国家权力的正式变更，而且我们的政治领导们也还有被推向一个不同政策发展方向的潜在可能。更关键的是，传媒在公众议程上的权力也并非上面强加的。新闻和政治的社会实践、文化意义和公众政策的形成，会受到少数传媒巨头或在政治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的意图或操纵的限制，但不会沦落到完全体现这些意图或操纵的地步。如果没有观众和选民的同意或者至少是默许的话，他们的影响将是微不足道的。
此外，激起新闻的危机感的并不仅仅是媒体的集中，也因其他的一些迹象。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新闻传媒的尊重正在下降，这种状况在美国尤甚。市场调查显示，传媒与受众之间的分离正日益加剧，尤其是年轻人，对大众化的传统新闻媒介不屑一顾。当代传媒文化，尤其是电视及其娱乐需求占据主导地位，似乎正侵蚀着那些一度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无论多么不切实际）的分界线，传媒所创造的形象与社会现实、新闻与娱乐、事实与意见、新闻编辑室与一味牟利的统计专家，分界线正在逐渐消失。在政治中，我们看到公共领域的破碎、悲观怀疑的增多和对主流政治的参与意识的下降。有些人认为，北美公共民主生活能否生存已经成了问题。这些发展变化不仅与政治和文化，而且与经济和商业息息相关。
在本书中，我们使用的“政权”（Regime： 政权、政体、体制、王朝）隐喻由来已久但说法不一。在日常用法中，也包括新闻报道中（并非巧合），“政权”通常指一个特定的具镇压性的政府，政治学家们则更多将此术语中性化，并经常用它来指代各类政府。但这个术语在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中亦被使用。20世纪70年代，已故法国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即在书中论述过“话语性体制”这一说法——指权力如何与知识叠盖，不是从外部直接地实行审查或高压统治，而是通过标准和实践间接地从内部来统治言论的形成。12在一个特定的组织环境中，不论是科学、医学、精神病学、法学还是新闻学，这些指导标准可以决定哪些描述是合情合理的，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真实的。
一个相关的用法是苏格特·拉西（Scott Lash）的“意义产生体制”概念。13拉西认为这个概念有两个组成部分： 一种是“文化经济”，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所依赖的关系和机制； 另一种是“意义的生产方式”，一个能使文化产品对其使用者具有意义的典型途径。拉西和其他理论家还区别了这些看与知的方式，例如，话语的与形象的、现代主义的与后现代主义的，认知的与审美的等。
我们自己使用“政权”隐喻，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上述的每一种用法。14通过使用这一术语我们想指出在新闻与社会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联系。权利的确可以从“外部”强加到新闻中，来自所有者，广告商或者政府的直接、间接或可以预见到的压力会导致报道被弃置不用或是记者检查删改自己的报道。与此同时，权力关系并不总是很明显，也并非总是通过有意的操纵，甚至是蓄意的打算来表现的。它们可以通过职业准则和组织机构的实践表现出来，包括那些产生“客观”新闻报道的实践。作为一种被认可的有效报道现实世界的方法，新闻客观性体制牢固地根植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规则和标准中、新闻传媒经济和其他组织原则中，以及更广泛的文化认知和社会权力关系中。
把新闻的客观性作为一种知识产生的话语体制，并不是我们想赶时髦，像福柯那样，让所有的真理宣称（truthclaims）都在权力、自身利益或特定话语内在的真实性原则中崩溃。天真的实证主义者声称事实会为自己辩解，与之相反的相对主义论者只是把真理或者事实作为语言游戏的产物。上述两种观点我们都需要质疑。我们对新闻所标榜的客观性主张提出批评，但并不完全摒弃客观性这一理念本身。
但是，认为新闻客观性是一种话语体制，确实意味着它有相对于外在力量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新闻是一种共享的文化形式，媒介所有者或实权人物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它。传媒形式和职业规范有其内在的法则； 对媒体抱有某些期望的受众本身也是传媒系统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新闻客观性并不是一个自生的、完全自由的论说。它确实有其生存的物质条件，存在于我们需要探析的北美传媒体制和政治经济的环境中。不同的社会或政治秩序会产生不同的新闻。
关注新闻与权力之间的联系，并不意味我们认为这种联系总是坏事。正如福柯所言，权力不仅具有约束性和排斥性，同时还具有创造性与许可性。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机构的混合体，客观性体制不仅促进，同时也管理、约束、控制着公众知识的产生。但权力并非无处不在地分散、扩散于整个社会，权力更多地是从社会关系和体制中获得，而不是个人特性，所以它是非人格化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人拥有大于他人的权力。坦率地说，那位经常被批评家们妖魔化的康拉德·布莱克便是一种体制的产物。即使是在代议民主制国家中，权力分配的集中与不公仍然是新闻传媒和公共政策运转的关键所在。
历史性是体制隐喻的另一个优势。任何一种体制都不可能是对事物自然规律的一种永恒的、超越历史的演绎，也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现象。它需要将一系列信仰、实践与制度结合在一起，并表现出来。体制暗指一套相对稳定的、连续存在数日、数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关系，但它也接受争议、变化，或许最终被颠覆或替换的可能。客观性体制并非昨天刚刚诞生，但它也不会持续到永远。
最后，隐喻终归是隐喻，体制不是实际存在的自在之物。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方法，突出强调与客观性相关的一系列实践与制度性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之间的关系。
即使我们接受这个隐喻，为什么我们称之为客观性体制？对于某些学者和新闻记者而言，客观性是一个乏味过时的词汇，应连同流逝时光中的诸多现代主义文化包袱一起被丢弃。新闻记者们更倾向于强调公正、平衡、可信度。“客观性”似乎是陈腐古怪的字眼，就如同20世纪早期新闻编辑室里本地新闻编辑的威士忌酒瓶或被磨损的莱明顿打字机一样陈旧。
然而，正如我们在其他论述中所主张的，宣称客观性已经死亡是太过夸张了。15这一概念几十年来一直是北美新闻业的指导理念，并是其自我理解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闻业的手册和教科书，会议上和评论中的争论，有关新闻的学术性研究都证明了它是“不死之神”。16记者们仍旧不得不遵循客观性的规则，至少在公开情况下，其立场观点要与客观性保持一致。即使经常遭到讥讽冷嘲，客观性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它是一个基准尺度，以它为衡量新闻业其他方法的标准。它仍然是新闻记者专业主义意识和职业身份感的一个部分，是传媒受众的期望，而且部分地鉴于此原因，它还是传媒所有者获得社会合法性的依据。
此外，即使客观性在北美处于争论的边缘地位，客观性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新的关注与反响，在俄罗斯，西方式的客观性成了提供评价政治新闻的基准尺度。当然，在1996年的总统竞选报道中，俄罗斯的新闻记者有意识地违背客观性的原则来拔高叶利钦，以此来贬低他的对手。新闻界极力忽略叶利钦的健康状况，他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和他在集会中面对诘难者的报道。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西莱·加力保注意到俄罗斯传媒尽可能好地报道叶利钦的每一步行动。17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叶利钦一边倒的报道所诱发的讨论的根据恰恰是客观性。俄罗斯新闻记者不得不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话语来为他们的党派偏见辩护，声称这种暂时的偏离是为了避免新闻自由受共产主义者的威胁，以维护新闻自由的一种权宜之计。
所以，新闻中确实有客观性这一体制，但是为什么我们偏偏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而且在这个时候？
我们承认，历史的进程比书写的速度快得多。自从我们萌发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以来，僵化的苏联体系已崩溃，声称有分权功能的互联网已经兴起，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开始改革新闻争论的一些特定术语，而且，我们意识到这本书和其他传媒学术专著，都可能被看作是门外汉的完全错误的评论而不予接受，因为它们缺乏经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或者是多年来在新闻编辑室或驻外记者站从事新闻工作的资历。为了反驳这种看法，我们认为新闻记者自己所从事的正是对其他的公共机构和职业评头论足的事业。角色的转换不仅是公平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 新闻传媒太多面，对于民主生活而言太重要，因而不能仅仅让内部的人来对它进行分析。无疑，优秀新闻记者的行文远比我们具体、明确、富有个性且别具风格，但我们所能做的是重新审视那些普遍的、程式化的，在新闻中被认为是规范的状况，使它们非自然化，并站在广为接受的范式之外予以不同的阐释。在这项工作中，通过与敏锐多思的新闻记者多年来的访谈，我们对传媒的理解变得深刻丰富起来。
最后，写此书有几个理由。首先，尽管其他一些学者们曾写过有关新闻客观性的书——我们从他们那里受益匪浅，但还没有谁像我们这样把它上升到体制这一概念层次，把新闻客观性作为体制性问题来研究。这一概念使人想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思考一套适宜新闻业的民主公共哲学的新方法。我们希望通过对该体制的基本要素的确定，能对历史性的比较分析与新闻传媒系统民主化的政治策略大有裨益。
第二个理由： 新闻客观性的整个构造为新闻学和大众文化提供了许多我们通常用来评价和批评新闻的范畴和概念，如倾向性、平衡和客观等。在人们普遍认可这些要素的同时，这些术语的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这些术语的界定对新闻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仅仅质询新闻传媒是否有倾向性，亦或是客观。该询问回避了是否存在无倾向性传媒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实际上，分析客观、公正这些术语在公共议程的争议中是如何被理解、被利用更为重要。
第三个理由是决定性的。我们生存在一个经济及生态危机深重的时代，一个要求重新审视主流制度和信仰体系的时代。我们需要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受商业规则驱使的新闻传媒系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这一重新审视。新闻传媒系统正处在十字路口，尽管它不断努力，欲凭借客观性的宣称使其自身合法化。渐渐地一批有思想的新闻记者对公众哲学和他们的职业前景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再以后，他们使用“危机”这个词来描述当前状态。考虑到传媒日益增长的权力，结合媒体面对新技术和经济紧缩的脆弱性，以及20世纪90年代北美不尽如人意的公共生活，对传媒进行一些根本性的反思实在是理所当然。
本书试着为新闻公共哲学的讨论尽一分力。我们经常批评当前加拿大和美国新闻传媒的运作实践和机制。但如果你认为我们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攻击新闻从业者，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并不是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曾经是我们的学生、朋友、同事。我们自然不能像康拉德·布莱克那样认为他们“无知、懒惰、固执己见、认知上不诚实、不宜被管理”而轻蔑地将他们扫地出门。18本书旨在对新闻作为一种民主公共传播的重要形式的潜力予以肯定，同时希望能对敬业而又忧国忧民的新闻工作者们自己引出的一些争论性议题有裨益。
最后，两位合作者本身说明这样一个事实： 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文化背景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却就有关民主与新闻的问题达成了相似的看法。作者之一——罗伯特·哈克特从八岁起就痴迷上了报纸。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时，在理查蒙德《学生与年轻人》报工作过。他对新闻的学术兴趣来自他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在皇后大学，他对有关意识形态与政治变革的研究表明新闻是政治现实的仲裁者。另一个促使他写此书的因素是他于1984年发表的有关使用客观性和倾向性作为新闻评价标准的局限性的文章。19通过《新闻视野中的加拿大》这一研究新闻盲点的课题，他进一步强调了表面上自相矛盾的新闻客观性实践与系统倾向性之间的共存状态。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赵月枝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大众传媒学者。她被新闻的神秘性，尤其是它所宣称的力求真实、寻找公正、让民众有发言权的理想主张所吸引。20世纪80年代初，时逢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她在中国接受了新闻教育。她开始思考新闻理论与实践，并对西方新闻模式及其适用性产生了兴趣。这就使她后来在西蒙·弗雷泽大学接受研究生教育期间，对独特的、自相矛盾的西方新闻客观性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不仅注意到了过于集权的传媒体系的潜在危险，也看到极度商业化的北美传媒体系的局限性。在另一本专著中，她对东西方主流文化中都占统治地位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的危害性有自己的认识，并力图在分析中超越二元论的思维定势。20我们这本著作也顺此思路，力求说明西方式的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不受商业运作的控制，市场不等于民主，客观性与意识形态并非一定对立。
在探讨客观性体制这一议题时，我们侧重关注加拿大英语区新闻媒体，然而只要我们牢记传媒与政治文本中的民族差异，此分析从地理上而言在广泛的范围内都适用。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新闻沿着不同的轨道发展。在这里，倡导性与参与性新闻有很坚实的历史根基。然而，一位有25年丰富经验的魁北克广播新闻工作者阿曼德·圣让（Armande SaintJean）争辩道，除了“一些自己的文化特征外”，魁北克新闻领域的模式与趋势，包括职业道德的演进，与加拿大其他地方，也包括整个北美并无二致。21
我们的分析与美国的新闻业息息相关，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大量地引用了美国的著作和事例，而且因为美国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上而言都是客观性体制的堡垒。也许并非巧合，美国是一个市场力量和自由主义市场学说较之加拿大更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部分出于此原因，美国的政治与传媒系统的隐忧也更多，但与此同时，它的另类新闻（即非主流新闻）传媒也更发达些，关于新闻的讨论、新兴的传媒民主化运动也走在前列。美国有关传媒改革运动和加拿大的公共广播传统，可以相互作用、共同激发两国人民寻找传媒系统民主化的有效办法，从而使传媒系统被集团支配的现状得以改观。
本书既不是充满轶事的记叙文，也没有为政治政策或传媒改革提供具体的蓝图，更确切地说，本书是一篇分析性的论文，是对规范性推理的一次运用，是对公共哲学的质询。我们发现一些长期存在的以及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有关新闻客观性的评论，隐瞒了那些渗透于新闻构建中的实际的社会与政治力量。掩盖了必然深植于新闻判断中的价值观，从而阻碍了有关新闻业应服务于何种目的的讨论。最终，新闻不愿或不能达到其准确报道事件的目标，并且新闻业普遍保守的后果作为“平衡”与“客观”的新闻实践的结果被自然化。
以上这些批评也质疑了北美自由民主的参与、操作及合法化。客观性体制能否为民主化新闻提供一个有用的模式已是个问题。除了理念上的局限外，客观性体制在实践上或许也开始动摇瓦解。然而这并不完全值得庆贺。如果说客观性曾经给新闻套上枷锁，那么这似乎又滋生了它的对立面： 对自觉的主观主义的庆贺和对公众服务精神的抛弃。
与传统“严肃”新闻一成不变的客观性相比，“小报式”新闻和电视脱口秀（talk show）似乎更少关心事实证实过程，在公开支持一方观点上更少限制，尤其是在反对显而易见的道德偏差或者支持民粹派的“小人物”上立场鲜明。严肃的新闻传媒正逐渐接受娱乐化价值观，以至于追随在小报《全国星探家》（National Enquirer）之后，报道前足球队员辛普森的谋杀案。哗众取宠、低劣污秽和耸人听闻的时尚逐渐取代了实际的调查研究。名人轶事和肤浅的说辞使根本性政治抉择的讨论黯然失色。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从未如客观性的支持者所说的那样可靠，在文献电视片、根据事实改编的描写犯罪的电视剧和其他种类的信息娱乐化节目中，这一界限已变得模糊不清了。诱人且具腐蚀性的文化相对主义鼓励我们对所有的真理宣称持同样悲观怀疑的态度。这种自我放纵的主观主义（自身与商业规则相关）同对客观性的持续效忠一样是民主新闻危机的根源。22
大众媒体中这些“后现代主义”转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当前客观性危机的反映，是对传统“客观”新闻和北美政治体制的精英主义的一种反叛。客观性体制因此具有双重危机： 它的僵化和它对另类的边际化——作为一种非常保守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引发了新闻作为潜在民主传播形式的危机； 近年来的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使作为制作新闻的框架的客观性理念本身陷入了危机。这种危机也许为探索出制作新闻的新方法提供了可能。我们不赞同抛弃那种追求客观的、以公共事务为主的新闻，也不欣赏那种卑劣低下、琐碎浅薄、极端相对主义的新闻。一些原则应予以保留，但根本性的变革——特别是从市场规则中解放出来——是要发展公众批判意识、讨论与参与意识，这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当今世界正处在巨大的结构和文化转变的历史背景下。
19世纪，地位已相当牢固的劳工报刊——建立在启蒙运动中解放性的民主话语基础之上，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以精英为中心的党派报刊的逻辑进行挑战并最终使这种逻辑为新的形式替代。在21世纪，如果当代新闻有助于建立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民主，那么今天我们也需要相同的范式转换。传媒民主化的第一步也许是使其非神秘化，开放对新闻实践和新闻制作原则的批评分析，尤其是有关客观性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此书能达到这一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