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减量化背景下存量建设用地治理

研究：以上海市松江区为例》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整理和深化而出

版。2014年的一个秋日午后，导师田莉教授问我对上海减量化议题

是否感兴趣。彼时，“减量化”在规划学术界尚属新鲜事物，怀着对

未知领域的好奇，我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在随后的五年里，恰逢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上海减量化大调研，我有幸加入其

中，得以对上海减量化开展了全面而充分的调研。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上海、北京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主

动开展低效建设使用减量化的大都市。与传统的增量式规划截然不

同，减量规划实施涉及复杂的土地利益博弈，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

“增量规划”时代所未见的诸多困境与挑战。这种全新的空间治理模

式，引发了我对减量化治理结构与运作机制的思考。为此，我试图

在张静教授关于法团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阐释空间治理的宏观结

构，在周雪光教授关于组织社会学研究基础上探析治理背后的控制

权运作，并最终构建了关于减量化治理的“法团主义—控制权—土

地利益重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立足于我国本土的空间治理实践，

推动法团主义和控制权理论的中国化。

田莉教授、朱介鸣教授、殷玮院长共同指导并见证了本研究从

孕育走向成熟的历程。田莉教授提出并布置了减量化研究议题，随

即我们开展了松江区新浜镇案例研究。相关研究成果迅速发表于

《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以及Urban Studies上，在研究的起步

阶段便实现了关键突破，为本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介鸣教授自

2016年开始指导我的学术研究。朱老师是世界知名教授，在城市研

究领域享有盛誉，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并开展学术研究是我的莫大荣

幸。每当在减量化研究过程中遇到困难或挫折时，我总能在第一时

间得到朱老师的悉心指导。无数次在办公室的自由讨论、在微信上

时至深夜的交流，让研究脉络日益清晰。朱老师在我赴美访学、日常生活以及研究

经费资助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支持和帮助，其温文尔雅、自由包容的风格让我十

分钦佩，他也是我毕生的楷模。感谢殷玮院长，正是得益于她的帮助和指导，我

得以深度参与上海减量化调研，并由她引荐至松江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实习。通

过无数次的请教与交流，我迅速建立起对上海减量化政策与实践的较为全面而深

入的认知。如果没有她的倾力相助，本研究很难顺利推进。

我要感谢李广斌教授，他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在他的指导下，我于研一期

间精读了《法团主义》《治理与善治》等经典著作，每周四的读书会更是极大地提

升了我的理论素养，为本书的理论构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感谢美国加州伯

克利大学邢幼田（You-tien Hsing）教授的访学邀请，这段海外学术交流为本书的

理论构建提供了宝贵支持。唐子来教授、彭震伟教授、金忠民教授、孙斌栋教授、

朱德米教授对我的博士论文进行了认真评阅与悉心指导，提出了高屋建瓴的完善

与深化建议，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松江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实习期间，我得到了多位领导、同事、村干部和

村民的热情帮助。他们从基层政策落实的角度，向我展示了规划实施的困境和挑

战，让我对规划实施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更启发了我进一步探讨治理中的微观

运作机制，力求做“扎根真实世界”的研究。衷心感谢王春程、钱梦蓉、张萌婷、

高佳乐、林雨涵在书稿审校中给予的及时而真挚的帮助。感谢严雅琦、姚之浩、

张维、朱揆、贺宏洲、丁甲宇、侯伟、黄良伟、储程、郭吉等同窗随时随地的交

流讨论，让研究思路不断明朗。感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裴新生、刘振宇、

钱慧、张博钰等专家在研究中给予的大力襄助。

在这里，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张阳、张占奎两位编辑。他们在本书的出

版工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耐心地反复校改、精益求精，使全书的文字表述更趋

规范与严谨，以达到出版的高标准要求。

深切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的奉献与守护，支持我心无旁骛地读书至三十岁博

士毕业。如今，我终于也有了一本自己写的“书”献给他们，以慰他们多年的艰

辛与付出。

本书中的减量化研究还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3YJ

CZH065）、北京高等学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项目（JJWZYJH01201910003010）、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课题（Z22JC098）以及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科研项目（KY-2018-YB-A14）的共同资助。

本书的部分章节根据早先已发表论文改写而成。其中，有三篇论文曾荣获全国

青年城市规划论文竞赛奖项，在此特向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致以感谢，让减量化研

究成果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郭旭

 202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