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2年前，我萌生了要开展研究生招生方面的研究的想法；大约5年前，我开始设计并推进拙著所记录的相关研究。在此期间，我从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和讲师，转为博士生，后又成为终身教授序列的助理教授。我的研究兴趣是从教授的角度探索研究生招生，这源于我所思考的一个有关具体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也是此前我所指导的研究生提出的一个当时我难以回答的问题。那时，我刚刚接手管理麦克奈尔学者（McNair Scholar）项目，我所指导的那名女研究生决定申请攻读报考研究生的项目，她想知道评审专家们期望从她的申请资料中获得哪些信息。当时，我对这个问题了解不多，只能从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高分、推荐信、研究经历以及导师与研究生的契合度等方面提供相关信息。我答应她会在回顾相关文献资料后再联系她。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搜索了很多研究文献，发现这些文献所提供的信息跟我向我所指导的那名研究生所提供的信息相差无几。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从机构的角度研究本科生招生，截至撰写拙著，只有一项有关研究生招生的研究，那就是罗伯特·克里特加尔德（Robert Klitgaard）于1985年出版的专著《选择精英》（Choosing Elites），里面有一章提到了实证扎根理论，解释了研究生层面的招生决策者们所看重的是什么。2003年，我萌生了要开展关于研究生招生中的专家评估研究的想法，很高兴和荣幸，承蒙我的几位导师所提供的支持、高标准的指导以及学术自由，此项研究终于得以凝结为拙著并顺利出版。

如今，当我指导学生如何申请攻读研究生项目时，关于那些高水平的博士生项目招生委员会期望在申请人所提供的申请资料中看到哪些因素，我就能提供一个信息更充分的答复。在一次会议中，我与教授们分享了我所开展的这项研究所获得的一些发现，有一位与会人员表示她在阅读我的一篇论文时，也同样感到非常孤立无助：在读到与她所在的学科领域相隔很远的另一个学科领域的学者提出的那些令人深思的引语时，她感到胆怯，因为她自己就有类似的想法或作出过类似的评论。她表示她感到不太舒服，但她又无法放下这篇论文（这启发我深入思考，最终形成了拙著的第5章），因为这帮助她看到了她甚至还没有意识到的假设。我积极地接收这些评论，因为我开展此项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经典社会学的任务“从熟悉的角度看待陌生人”。要看到我们的假设很难，更难的是用新的思考方式来评价这些假设。我期望拙著除了对研究文献能作出一定的智力贡献，还能帮助教授们用崭新的眼光来看待熟悉的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

近期，我迎来了自己的无助时刻，作为教授决策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我参与了研究生招生工作，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作为局外人旁观研究生招生工作。作为我所在院系的硕士研究生项目招生委员会成员，以及作为博士生项目评审专家，我开始对我的研究成员有了一种新的共情。当我看到申请人具有各种各样的优势时，我亲身体验到了比较申请人的相对可录取性的复杂情况。有些时候，由于研究预算有限，我们不得不拒绝那些非常优秀的申请人，此时，我的内心就会涌起一阵阵痛楚，反思认知带来的偏见和其他偏见也令我感到疲惫；当我小心翼翼地选择恰当的时机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不同的看法时，我也会紧张不已。虽然这份共情并没有改变我的发现，也没有改变我描述这些发现的方式，但是这激发了我自己致力于深入了解研究生招生工作，把它作为一个值得投入精力去发展的职业领域——这个领域与提升我们招收录取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息息相关。我期望拙著的读者们能与我一起学习如何更有效、更公平地选择招收录取研究生，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