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显微镜下眺望历史 给孩子们写一本有关考古知识的小书，这是我做了15年博物馆工作，尤其是儿子已经长到能够看《探索与发现》栏目，并提出无数个为什么之后产生的一个想法，可仅仅是一个想法而已，直到我有幸遇见王联、后晓荣和王涛。他们在受到我的“煽动”之后，用了整个夏季收集资料、撰写文字、设计版式，伴随着雅典前方中国奥运健儿的节节胜利，《科学发现历史——科技考古的故事》也在他们挥汗如雨的工作中渐渐成型。在本书杀青付梓之际，他们提出请我写一篇序，虽愧不敢当，更不愿掠美，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公开地代表我们文博工作者和孩子们，对本书的作者、编者表示感谢。 在社会科学领域，考古并不是一门人多势众的学问，加之考古学者大都比较谦逊，很少在公众场合或媒体上出现，使人们普遍对考古不了解，觉得其深奥、神秘，与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关系，因此敬而远之。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而且基本廓清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脉络，被国际上誉为“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用出土文物展现中国古代文化的展览在欧洲、美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受到极大欢迎，观众数量动辄几十万人。与此不协调的是，许多国宝静静地躺在我们每座城市花巨资建起来的博物馆里，却没有多少人能够珍惜这样的机会去欣赏和学习。每次经过天安门广场，看到那么多人宁可无目的地转悠，甚至在国家博物馆廊檐下乘凉，却不肯进展厅去读读那些用实物精彩写就的历史，我都为他们感到惋惜。 也许公众对考古的陌生是造成这种情形的重要原因。在西方，考古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普及时期，文艺复兴就是源于对希腊罗马古文明的重要发现，人们从祖先的文化中汲取了力量，结束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每一支探险队中都活跃着考古学家的身影，了解陌生地域的历史成为殖民活动必需的前期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聚会上谈论考古问题是一种风尚，没有考古知识几乎要被视为文盲。我们都知道，在拿破仑的远征军中总是有考古学者随行，他那个著名的命令“让学者和驴子走在中间”，就是为了防止学者在与部队翻山越岭时有所闪失。 中国人接触现代考古学还不足百年，考古对于社会的直接影响大概是从20世纪80年代旅游业的兴起才真正被人们所认识，历史的原因使我国的考古公众认知度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编写这本面向学生普及考古知识的书真是做了一件好事，最起码是一个缩短这方面差距的开始。 那么，考古究竟有什么用呢？也许有人说它可以发现地下的宝藏，有人说能满足探险的欲望，或者开发新的旅游景点，但考古真正的作用在于帮助人类认识自我。人类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世界上最智慧的生物，在短短的300多万年里，人从挥舞树枝石块与虎豹豺狼争夺生存权，发展到控制和改变了地球并且向外太空进军，速度之快令此前以亿年计的进化史黯然失色。而当年与我们先祖共同生活、斗争在大地上的其他动物基本还是老样子，没什么进步，甚至许多种群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 人类能够在这场生存竞争中胜出，主要的优势在于人有学习的能力，一个人的经验能够传播到群体中，最后被所有人掌握，而一代人的知识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字记录下来，传承给子孙。这样代代相传，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加速运动，从而突破临界点，进入一个全新境界。人类从直立行走到学会磨制石器和烧造陶器，用了300万年，但在顶多5000年之后就开始抛弃石斧改用青铜武器； 再过了不到3000年就炼出了钢铁； 而在这之后的农业大发展、工业革命、信息化浪潮，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这无一不是知识积累后的爆发。 当我们坐在电脑前享受网络时代的丰富和快捷时，应该了解到这一切都是从第一位人类先祖敲击石块制作石斧开始的。事实上，每个人身后都有长长的文化的影子，一直拖到远古。所以，通过考古手段回溯历史长河，重新审视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留下的足迹，能够让我们明白自己是多么幸运和优秀，而拥有正常的历史感，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成长的开始。 考古就是这样一门站在今天眺望历史的学问，现代科学技术将帮助我们看得更远、更细致。遥感、物探可以帮我们发现肉眼无法看到的东西； 热释光、14C测年技术能够让沉默不语的文物报出自己的年龄； 聚落考古给我们讲述古代村寨里的故事细节； DNA技术将使我们有机会与祖先们面对面交流； 水下考古、沙漠考古这些极端环境下的探险活动，无疑使考古学家戴上了英雄主义的光环，但其基础仍是科学技术的进步。 写到这里已是午夜时分，月近中秋，虫鸣稀疏，似乎要说的话还有很多。并没有希望这本书会培养出几个未来的考古学家，但我想读到它的同学们会因此对考古有一些了解，对祖国文化遗产有一份珍爱之情。不论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将怎样改变整个世界，我们都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王昱东 2004年9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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