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美学应从何时算起？并没有公认的明确说法。“当代”是一个很难确定的时间概念。有一种已被广泛接受的说法：在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是“古代”，从1840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是“近代”，从1919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现代”，从1949年到今天是“当代”。这种分期简洁明快，但它稍嫌生硬，如用于文学领域，就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文学”在时间上毫无疑问地属于“当代文学”，但那时的作家信奉“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的自律性成了问题，这在西方文学史上属于“前现代”的状况。连“现代文学”都算不上，遑论“当代文学”？在文学那里遇到的困难，在美学这里将再次遇到。为了避免这种困难，不妨放弃这种精确的年代划分，退回到常识。根据常识，我们一般认为，所谓“当代”，大致就是正在写作的作者所生活的年代。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不过这种说法还要有所限定。有的人虽然生活在这个时代，但他思想陈腐，实在不好说他属于“当代”。以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代为例，在时代之子胡适的眼里，反对白话文的林纾与黄侃、留辫子的辜鸿铭，虽与自己生活在同时代，实与老古董或活化石无异。相反，有的人虽然生活在遥远的过去，但他的思想具有前瞻性，他的话如同说在今日，令人恨不能起之于地下，把酒言欢，这种人很难说他属于“古代”。杜甫的诗句就表达了这种心情：“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16世纪法国的蒙田，生活在文艺复兴前期，大概是“半古代”的人了，但他的思想之灯，仍然照耀当今世界。20世纪以来的大多数西方思想家和人类学家，都乐意把蒙田引为同道。可见，“当代”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时间的概念，它还是一个“意识时间”的概念，与人的意识层次和思想水平密不可分。人如此，美学亦然。可以肯定，20世纪初期的梁启超、王国维和蔡元培，不属于“当代”。梁、王、蔡的时代以及他们的美学思想，粗略地说，属于“现代”，准确地说，接近于现代。我认为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在传统文论与现代美学之间”。王、蔡二人，也大抵如是。他们或许是走在通向现代美学的途中。邓晓芒和易中天指出：“作为过渡时期的人物，他们在形式上并未吃透西方人的内在精神，在内容上和理解上亦未超出中国传统美学已有的水平。”[1]张法指出：“尽管王国维用带有西方浓味的观点解释《红楼梦》，用有点西方淡味的观点言说诗词之美，人们并不觉得他的言说方式与古已有之的言说方式有什么不同。真正使中国人感受到美学的是朱光潜。”[2]三四十年代是朱光潜的时代，是中国“现代美学”逐渐形成的黄金时期。活跃于其时的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蜇等人,都曾在国外受过系统的美学教育，不但积极地引进西方美学，而且在中国语境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现代美学思想体系。朱光潜的《谈美》和《文艺心理学》，便是中国现代美学登台亮相的主角。以朱光潜为主角的那个轰轰烈烈的美学时代，很快地一去不复返了。它被以下两个事件所终结。这两个事件，似乎都有资格作为“当代中国美学”的起点。一是1946年蔡仪的《新美学》出版。蔡仪的《新美学》，以批判朱光潜的“美在心物关系说”入手，端出了中国学者首次建构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并且从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在邓晓芒和易中天的《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一书中，第四章第二节为“胚胎学和古生物学：当代中国美学的奇异结合”，从蔡仪的《新美学》开始了“当代中国美学”的论述。“1944年，蔡仪完成了他的《新美学》。这是中国当代美学西方化的第一个实质性的成果，因为他试图从一个中国传统美学所未曾接触到的角度来系统看待美学问题。”[1]我不太赞成将当代中国美学始于蔡仪《新美学》的做法，但这并非出于美学上的理由，而是出于现实的理由。按照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加登在《论文学作品》中的说法，确认“时间透视”，必须有一个认识的开端，即“时间零点”，“时间零点”就是“粘在我们身上”的“当前”。《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写于20世纪80年代，邓晓芒和易中天的“时间零点”，与此时的我大不相同。相应地，他们根据自己的“时间零点”所确认的“当代”，自然与本书所确认的“当代”有所不同。 [1]　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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