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兵权考

王安石日录考

沈括生卒年考

读《〈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

《王冕事迹考证》商榷

关于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

宋代土地问题

介绍一部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文稿——《素堂遗集》

《天津条约》订立前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

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罪行

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个印度士兵的日记

华学澜的《庚子日记》

翦伯赞编《义和团书目解题》中的几个问题

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若干史事的一些资料（上）

——辽宁省图书馆档案辑录之一

章炳麟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

——兼论章氏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些看法

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

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涨与中国

关于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中的封建势力和这次起义

的性质问题

——兼评杜德同志对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的

性质的看法

丁则良文集

目录

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初期起义军在德里所组织的军事

委员会

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与中国

评荣孟源同志有关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

阶级革命派的影响的几个论点

苏联东方学者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与特点

——苏联科学院一次学术讨论会的介绍

关于教师思想问题

曲靖之行

中国史学之新趋势

——并介绍抗战以后四种国史新著

顾亭林

缄默的尊严

忏悔录之一

近代化与现代化

论现实外交

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

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

附录

回忆则良学长

怀则良

我的家庭教师丁则良先生

对寅恪师及已逝同门学长的哀思

忆二哥——则良

忆二哥

忆爸爸

我的回忆

家书一封

关于“余、丁、徐反党集团”

在丁则良追悼会上的发言

丁则良先生生平及著译简表

后记

杯酒释兵权考

一

《宋史》卷二五○《石守信传》云: 

建隆二年,移镇郓州,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诏赐本州宅一区。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 “我非尔曹不及此; 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 “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 “臣愚不及此，唯陛下哀矜之。”帝曰: “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 “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

良谨按: 此即世传杯酒释兵权一事所本。杯酒释兵权一事，世所艳称。盖五代骄兵悍将，劫持割据，历时五十余年，雄鸷如梁太祖周世宗辈，曾不能彻底纠正。而宋太祖乃于杯酒言欢之际解除诸将兵柄，使干戈拢攘之局，化为雍熙垂拱之治，是不但为国史平添一大佳话，抑且为宋室奠三百年文治之基，其关系之重大，不言可喻。惟实际政治之中，奇迹例不多有。石守信辈之解除兵柄，果由太祖推诚感召所致？抑别有其不得不遵行命令之原因？此迹近传奇之杯酒释兵权一事，有无附会夸张之处？凡此均为甚可怀疑之问题。本文旨在考证杯酒释兵权一事之不可信，并进而推求宋初军队国家化(或中央化)所以得告成功之根本原因。大雅君子，幸教正焉。

丁则良文集

杯酒释兵权考

二

上引《宋史·石守信传》(以下简称《石传》)系此事于乾德初，今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乾德年间诸卷(卷四至卷八)并无此事。《长编》系此事于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遣使修北岳庙条之后，与庚午以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略条合为一条。(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引《长编》系此事于建隆三年，吴误。)王偁《东都事略》卷二六《赵普传》亦系此事于二叛(李筠、李重进)既平之后。(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太祖圣政节亦系此事于建隆二年七月。)是三书之说全合。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及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载此事亦均谓在诛二叛之后，与《长编》、《东都事略》等书亦相同。《长编》此条下原注谓丁谓《晋公谈录》及王曾《王文正公笔录》二书亦载此事。《晋公谈录》有《历代小史》及《百川学海》二本。《历代小史》本殊简略，未记杯酒释兵权一事。《百川学海》本未著岁时。《王文正公笔录》载此事起句“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审琦等犹分典禁兵如故”云云，未著何年。玩其语气，似在太祖即位若干年之后。“在位历年”一语，殊嫌笼统，与建隆二年之说，亦未尝不合。根据以上各项史料，可知建隆二年之说，证据最多，《长编》系年之法，最为可信。《石传》系此事于乾德初，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想系编纂之际，仓卒成书，未暇详细参考《长编》等书，臆度其为乾德初年，遂率尔误载也。

且《石传》有“建隆二年移镇郓州，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之文。事实上，所谓释兵权者即此之谓。按郓州即天平。《长编》卷二建隆二年秋七月庚午条云: “以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据此可知《石传》“建隆二年”云云，即指此事。李焘将此条与杯酒释兵权一事合载，自极允当。《宋史》不察，乃于《石传》中认为系截然两事，且以杯酒释兵权一事，系于移镇郓州之后，其疏略无识，实甚可笑。“乾德初”三字之不可信，至此乃又多得一证。

由以上考证，可知太祖收石守信兵柄在建隆二年，《石传》所载误，不可置信。

三

《东都事略》卷二六《赵普传》云: 

初二叛既平，太祖召普问: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 “陛下及此言，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所以不安者，由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无他，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顷之，太祖因晚朝，与石守信、王审琦等饮。太祖屏左右，谓曰: “我非汝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无有穷已。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也。”守信等曰: “何故？”太祖曰: “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顿首曰: “陛下何谓出此言？今天命已定，孰敢有异心？”太祖曰: “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曰: “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矜，示以可生之途！”太祖曰: “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之忧。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舞，日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于是守信等皆称疾，请解军职，太祖许之。

按此言释兵权之谋出自赵普，《石传》及《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均不载。《长编》与《东都事略》所载大致相同，以其关系甚大，特不惮烦，迻录于下。《长编》卷二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遣使修北岳庙条后半云: 

初，上既诛李筠及重进，一日，召赵普问曰: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无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 “卿无复言，吾已喻矣。”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上曰: “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 “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上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 “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 “何故？”上曰: “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曰: “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 “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皆顿首涕泣曰: “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 “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 “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罢。上喜，所以慰抚赐赍之甚厚。庚午，以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安(良按: “安”字误，当作“宁”，据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改)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副都点检自是亦不复除授云。(按《太平治迹统类》所载，字句几全同《长编》，兹不赘录)。

以《长编》此条与《东都事略·赵普传》相较，此条显较该传为详备。其可称道者计有四点: 第一，由《长编》此条可知麾下以黄袍加身之语出自赵普，太祖深韪其意，特用以指点守信等人。第二，守信等人此时方典禁卫，所谓解军职交出兵权，盖专指交出禁军之兵权而言，此点极为重要。《东都事略》对此点未加点明，遂使人误解所解除者为其节度使之兵权。解除节度使兵权另为一事，本文当另外考证。要之，建隆二年所解除者为诸将所典禁军之兵权。第三，《东都事略》及《长编》此条均载太祖“为天子不如为节度使之乐”之语，是知太祖并无不令守信等居方镇之意。然《长编》此条特将守信等所任新职著明，更可说明太祖心中之次第。盖太祖此时尚不能较收回禁军兵权更进一步也。(《涑水记闻》谓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石传》亦云然，实误。温公盖亦混淆罢典禁军与罢节度二事为一。李焘已加辩正，见《长编》此条下原注，不赘。)第四，《长编》此条谓赵普指出诸将麾下之难制，亦甚有关系。五代以来骄悍之局，实由军队中下级干部造成，赵普一语破的，此与太祖结纳中下级干部，当不无关系。详细考证见本文第五节。

《东都事略》及《长编》均认为太祖收兵权系由赵普画策。王偁及李焘均南宋孝宗时人，去太祖时已甚远，其持此说果何所本？赵普本人有遗集。衢本晁氏《郡斋读书志》卷十九别集类载有《赵韩王集》三卷。衢本及袁本《附志》卷五下别集类二则著《赵韩王文》五卷。内有记一，表疏二十九，附手诏批答五，奏状札子二十五，附御诗二十一，启状十，词帖三。尤袤《遂初堂书目》亦载有《赵韩王谏稿》一书，未注卷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别集类作《赵韩王遗稿》十卷。陈氏谓内有刘昌言所撰行状，然奏议仅数篇，余皆表状之属。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三《经籍考》亦作《赵韩王集》三卷; 《宋史》卷二○八《艺文志》集类则载有《赵普奏议》一卷。此书卷数不一，当有若干刻本。其中既有奏议文字，或当有有关宋初兵制之史料。此书南宋末以前尚未佚，然李焘似未寓目。元后可能即佚，《四库》亦未著录。相传普另撰有《龙飞日历》一书，衢本《郡斋读书志》卷六杂史类著录，谓普于建隆元年三月撰，记太祖受禅事。袁本则著录于《后志》。《文献通考》卷一九六《经籍考》亦著录。郑氏《通志》卷六五《艺文略》则称为《宋世龙飞故事》一卷。《玉海》卷四七著录为《建隆龙飞日历》一卷，枢密学士赵普撰; 卷五一则作《飞龙故事》一卷，集贤殿大学士赵普记载。《宋史》卷二○三《艺文志》作《飞龙记》一卷。李焘记太祖受禅事，曾据《飞龙记》参修。《四库》亦著录作《龙飞记》一卷，另著录有《艺祖受禅录》一卷，相传为赵普、曹彬同撰。《四库》疑二书均为后人所作，特依普名以传，所见甚是。此等书吾人虽不及见，要亦无甚高之史料价值也。

直接史料既不可得，其次当探求赵普、石守信与太祖之对话，是否来自《太祖实录》或《三朝国史》。按《长编》常载有宋代诸帝与大臣之对话，其中十九得自实录、日历或正史。大臣亦往往有退录进呈者。《王安石日录》即为一例，余曾有考证。(拙作《王安石日录考》，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2期。)然李焘记此事，并非自实录、日历或正史一类书籍中转录。《长编》卷二秋七月戊辰条后一条下有原注云: “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

是知《太祖实录》及《三朝国史》均未载杯酒释兵权一事。此点极可注意，下文当详究其意义。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一有太宗皇帝御制《赵中令公普神道碑》，于杯酒释兵权一事全未道及。其中有一段述普于太祖开国后多所翊赞，与此或有关涉。文云: 

太祖略亲御六师，长驱淮楚，不逾数月，果致荡平。略酬其(按指普)功，赏阶级，授金紫，加太保，充枢密使，仍赐功臣之号。爰自累代以来，朝廷多故，诸侯专制。兵甲乱常，加以僭伪未平，师旅未备，余风未殄，思有以革之。王以庶务草创，深惟远图，利害靡不言，纤微靡不达。忠尽其力，言如转规，启心不疑，振举风俗。故得遐迩悦服，政令维新，皆其功也。乾德中，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按此虽言普赞襄太祖，力革五代积弊，然辞意笼统，范围广泛，初未可即视为杯酒释兵权之证据。反之，且可用以证实此故事在太祖、太宗时尚未形成。缘果曾因普一言而得收诸将兵权，则太宗理应对此特加提出。今乃笼统言之，可知赵普纵确曾为太祖画策，收兵权之议亦容起于赵普，但其经过，并非一近于传奇的佳话，而为一颇费周章之改革。故太宗于普薨逝之后，亲撰碑文，追述往迹，其语气乃亦不得不十分沉重也。此外王禹偁《小畜集》卷九有《赵中令挽歌》十首，亦全未提及此事。夫杯酒释兵权一事，果为一真实事实，则不但为一佳话，且为宋太祖及赵普在政治上之极大成功，实录、正史理无为讳之必要；太宗亲撰神道碑文，亦无笼统叙述，全不涉及经过内容之必要。太宗与赵普间，或有若干不尽快意之关系，然总观全文，所述均甚客观，接近事实，似不致独对此事讳而不书。此种追问，虽全用史料之缄默为反证，难期完全无误，但无论如何，此项缄默，实为一关系重大，且甚可引起怀疑之缄默也。

抑有进者，余更作一探求史源之努力，乃完全坐实余之怀疑为有据，并足以说明此项史料的缄默，实对推翻杯酒释兵权一说法之工作，大有补助。按: 实录、正史、神道碑既均无此故事之痕迹，吾人乃不得不追问王偁、李焘述此故事，果何所根据。《长编》该条下原注云: 

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涑水)记闻》，稍增益以丁谓《淡录》。略邵伯温《闻见录》又云“王审琦坐擅入禁中救火，故罢”略今不取。

是李焘已明白承认此一故事乃完全根据宋人笔记修成，盖即丁谓《晋公谈录》、《王文正公笔录》、司马光《涑水记闻》、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四书也。按: 四书中，前三书均北宋人著作，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四库提要》谓其成书于绍兴三年，然伯温一生经历，十九均在北宋，其书要可视为北宋人笔记一流。《百川学海》癸集丁《晋公谈录》云: 

(赵普)在相府，或一日奏太祖曰: “守信、王审琦皆不可令主兵。”上曰: “此二人岂肯作罪过？”赵曰: “然，此二人必不肯为过，臣熟观其非才，但虑不能制伏于下。既不能制伏于下，其间军伍忽有作孽者，临时不自由耳。”太祖又谓曰: “此二人受国家如此擢用，岂负得朕。”赵曰: “只如陛下，岂负得世宗？”太祖方悟而从之。

按此言赵普进言在其为相时，太祖即据以罢石守信之兵权。按《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谓赵为相在乾德二年。而太祖罢诸将兵权在建隆二年，于时赵普仅官枢密副使。由此可知普公此则，当系得之传闻。此则所载对话，当为后来诸书之祖，但其言词尚甚简短，与《涑水记闻》之详尽者，同显系晋公揣拟之作。至于《王文正公笔录》中所载亦甚略，原文如下: 

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审琦等犹分典禁兵如故。相国赵公普屡以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启，请援以他任。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甚乐，因谕之曰: “朕与公等昔尝比肩，义同骨肉，岂有他哉？而言事者进说不已。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足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后宫中诸女，便当约婚，以示无间，庶几异日无累公等。”守信等咸顿首称谢，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

按此当系文正公得之传闻。所谓“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一语，似未详考。魏指魏仁浦，仁浦子咸信开宝五年尚太祖幼女陈国大长公主。然魏仁浦向未典禁军，亦非武臣，与杯酒释兵权一事无涉。《宋史》卷二四九《魏咸信传》云: 

初太祖在潜邸，昭宪太后尝至仁浦第，咸信方幼，侍母侧，俨如成人。太后奇之，欲结姻好。开宝中，太宗尹京，成昭宪之意，延见咸信于便殿略遂选尚永庆公主。

是知结姻之议，始于杜太后，而成于太宗，与宋初兵制变革盖无关系。即高、石、王三家，高怀德本人，石守信子保吉，王审琦子承衍尚主之举，与此事有若干关系，亦甚可怀疑。高怀德尚太祖妹秦国大长公主，在建隆元年(见《宋史》卷二四八《秦国大长公主传》)《长编》卷一系于是年八月。是在解诸将兵柄之前，亦与杯酒释兵权一事无关。王承衍尚魏国大长公主，《宋史》卷二四八《魏国大长公主传》谓在开宝三年，《长编》卷十一系于是年六月甲申，是距建隆二年审琦罢兵柄已十年。而《文正公笔录》则谓在审琦罢兵归镇之前，是显与事实不合。《邵氏闻见录》载王承衍尚主事，尤为荒诞，录云: 

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为殿前都指挥使。禁中火，审琦不待召，领兵入救。台谏官有言，罢归寿州本镇。(良按: 审琦建隆二年七月前原为义成节度使，七月庚午乃改为忠正节度使，此言罢归寿州本镇，是认审琦未罢兵柄前即任忠正节度使，误。)朝辞，太祖谕之曰: “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臣有言，不可不行。第归镇，吾当以女嫁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则已有妇乐氏，辞。帝曰: “汝为吾婿，吾将更嫁乐氏。”以御龙直四人，控御马，载承衍归。遂尚秦国大长公主。乐氏厚资嫁之。帝谓承衍曰: “汝父可以安矣。”审琦归镇七年，率先诸镇纳节，以使相薨。追封秦王，谥正懿。

按审琦入禁中救火事，无可考。然太祖勒令承衍尚主一事决不可信。此诏承衍尚主在审琦朝辞时，而事实上承衍尚主在开宝三年，去建隆二年已达十年。笔记小说附会之甚，一至于此！

石守信子保吉尚鲁国大长公主，《宋史》卷二四八《鲁国大长公主传》谓在开宝五年。《宋史》卷二五○《石保吉传》则系于开宝四年。《长编》卷十三开宝五年闰二月庚子条下载“延庆公主出降左卫将军驸马都尉石保吉”。是必在开宝五年无疑。在建隆二年已十有二年矣。

王曾为仁宗初年宰相，去太祖开国时，约为七八十年，其所记乃舛误如是。然其语焉不详。故《长编》、《东都事略》所载，仅大意与之相近。《长编》卷二建隆二年秋七月庚午条下原注谓“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可知李焘确曾参考《文正公笔录》。然《笔录》实不可用，是李焘亦未详考也。

更考北宋人笔记中最为《东都事略》、《长编》之依据者，厥为《涑水记闻》、《邵氏闻见录》二书，兹特为迻录，以资比较。《涑水记闻》卷一云: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 “卿勿复言，吾已喻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酒酣，上屏左右，谓曰: “我非尔曹之力，不能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 “何故？”上曰: “是不难知之，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顿首曰: “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 “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 “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 “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 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谢曰: “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赍之者甚厚，与结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

《邵氏闻见录》卷一云: 

太祖初受天命，诛李筠、李重进，威德日盛。因问赵普: “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涂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 “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争不息，家散人亡者，无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语未卒，帝曰: “卿勿复言，吾已悉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饮酒。帝屏左右，谓曰: “吾资尔曹之力多矣，念尔之功不忘。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问其故。帝曰: “此岂难知？所谓天位者，众欲居之尔。”守信等皆顿首曰: “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 “不然，汝曹虽无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涕泣曰: “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示以可生之途。”上曰: “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命。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谢曰: “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政。上许之，尽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赍甚厚，或与之结婚。于是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

试取此二则与《东都事略·赵普传》及《长编》卷二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条后一条相较，便可发见《东都事略》及《长编》所载宋太祖用赵普谏，行杯酒释兵权一事，大体上即脱胎于此二则。而二则之中，《邵氏闻见录》成书于绍兴二年，较司马光《涑水记闻》又晚数十年，其价值自远逊《涑水记闻》，是《长编》与《东都事略》之真正根据，当即为《涑水记闻》此则。宋史《石传》，虽未说明由赵普画策，而杯酒释兵权一节，亦显系截此则后半而成。由是吾人可得一结论，即《东都事略》、《长编》、《宋史》，以及后来若干史籍所载杯酒释兵权一事，其最主要之依据为《涑水记闻》此则。

据此，吾人当进而考证《涑水记闻》此则果何自来？其可信之程度何若？《涑水记闻》所记各则大半均注明出处，故曰“记闻”。此则下原有小注曰: “始平公云。”按“始平”为魏晋间郡县名，在长安西。《司马文正公集》卷九有《上始平庞相公述不受知制诰书》。考宋代庞姓为相者唯庞籍一人。《宋史》卷二一一《宰辅表》载籍于皇祐中为相。《宋史》卷三一一《庞籍传》谓籍曾知永兴军。是知所谓“始平公”者即指庞籍而言。按籍卒于仁宗末年，得年七十六岁。其与司马光相交当在仁宗晚年，是去太祖开国时已近百年，较王文正公又晚(王文正公卒于仁宗宝元元年)。夫一事实之真相，当事人既未留直接之记载，距当事人生时不远之神道碑以及正史、实录又毫未提及，乃于该事实发生后七八十年以至于百年，忽出现一详尽之记载，不特于事实之发展，记载周详，而于当事人之对话，更详为记述，且其详细之程度，随时间之延长而愈增。揆之常理，岂不大怪？近人治中国古史，特申古史为层累的堆积之义，时间愈晚，故事愈多，而古史之年代乃愈益增长。其实此种现象，初不限于古史，即举此事为例，所谓杯酒释兵权之故事，何尝非后人之附会？更何尝无随时间演进而愈益故事化之趋势？是以《晋公谈录》及《文正公笔录》出现最早，而记载甚略，《涑水记闻》、《邵氏闻见录》出现较迟而记载转详。至《东都事略》、《长编》之手，乃正式定形，遂成为国史上一大佳话，权力政治中一大奇迹。如不经详考，几何其不为宋人所误也！

余为此言，非谓王曾、司马光之辈，有意造谣，彼等道德文章，世所钦仰。司马光于记此事时，更明言其得自庞籍。可知至真、仁之际，必有类似之传说，流传民间。王曾、司马光未暇详考，遂加笔录。李焘、王偁之辈，虽颇知应用科学方法，而于此事，独未敢深疑，遂致为传说所惑，铸成大错。由是吾人可再得一结论曰: 司马光之记载并无顶有力之根据，于是此杯酒释兵权一故事乃终于为一不可置信之故事而已。

四

予尝考关于宋太祖变更五代积习，改取中央集权政策一事，发现将太祖本人(有时赵普在内)故事化之例证甚多，初不限于杯酒释兵权一事。兹择其与杯酒释兵权一事内容相近者一事，考证如下。

王巩《闻见近录》云: 

太祖即位，方镇多偃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弓剑，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中，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 “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方镇伏地战恐，上再三喻之，伏地不敢对。上曰: “尔辈是真欲我为主耶？”方镇皆再拜称万岁。上曰: “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今后无或偃蹇。”方镇复再拜，呼万岁，与饮尽醉而归。

按此事以常理推之，亦不甚可能，或即由杯酒释兵权一故事演化而成。按“十兄弟”之说，或有根据，惟今已无法详考。《宋史》卷二百五○《韩重赟传》云: 

赵彦徽与太祖同事世宗，太祖兄事之。

《长编》卷九开宝元年五月丙午条云: 

建雄节度使赠侍中赵彦徽卒。彦徽与上同事周世宗，上尝拜为兄。

《宋史》卷二五一《慕容延钊传》云: 

显德末，太祖任殿前都点检，延钊为副，常兄事延钊。及即位每遣使劳问，犹以兄呼之。

《长编》卷四乾德元年闰十二月乙卯条云: 

山南东道节度使赠中书令河南郡王慕容延钊卒(按《宋史》本传谓延钊卒于建隆四年，按建隆只三年，本传误 )。上雅与延钊友善，常兄事之，及即位，犹呼为兄。

《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云: 

宣祖卧疾滁州，普朝夕奉药饵，宣祖由是待以宗分。略太祖(即位)，数微行，过功臣家。略一日大雪略，帝略叩门略，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略坐堂中，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

据以上数则，太祖未帝前，确曾与人约为兄弟，《宋史》为太祖讳，乃不能详载。赵普与太祖之关系，亦有如骨肉。由此可知五代不特义儿养子之风特盛，且盛行此义兄弟之习惯。《宋史》卷二六一《李琼传》云: 

唐庄宗属募勇士，(琼)即应募，与周祖等十人约为兄弟。一日会饮，琼熟视周祖，知非常人，因举酒祝曰: “凡我十人，龙蛇混合，异日富贵无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罚。”皆刺臂出血为誓。

此所谓十兄弟，太祖当不在内。但由此推想，太祖与人结为十兄弟，实亦非无可能也。不过太祖纵有结纳兄弟之事实，并不能坐实《闻见近录》所载之故事耳。是则中所云固子门，《宋史》卷八五《地理志》所载汴都诸门中无之。欧阳修《归田录》载汴京有固子桥，和维《愚见纪忘》谓固子门为清晖门俗名，此当可信。《闻见近录》作者王巩，旦之孙，素之子。《四库提要》考订其书中载有崇宁三年间事，是去宋初亦甚远，此则当得之传闻。按《邵氏闻见录》另载一事，与此则相近，文云: 

太祖即位，诸藩镇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帝指其坐曰: “此位有天命者得之。朕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欢饮如初。

此故事与《闻见近录》所载极相似，其不同处则一在固子门外大林中，一在金明池中耳。《邵氏闻见录》、王巩《闻见近录》均为北宋末南宋初之作，意或此时于杯酒释兵权一事之外，又有此项传说流传，其意无非在加强所谓奇迹之分量而已。毕沅《续通鉴》卷二建隆二年秋七月，初帝既克李筠及李重进条下考异，亦引《闻见近录》此则，并加案语云“案此因解诸将兵权而传闻之误，宋祖虽猜忌功臣，不应为此尝试也”可称允论。

五

杯酒释兵权之故事既不可信，然则建隆二年有无收兵权之事实？曰: “有之！”第其经过非一夕之欢宴，而为多年之经营。在此经营之中，太祖与赵普等人，以深沉之智虑，灵活之手腕，对骄兵悍将之传统，作殊死之斗争，迨其运会既至，时机成熟，遂不崇朝而解除诸将所典禁军之兵权。更历若干时，乃进而结束诸藩镇割据之局。肯綮所在，愿解而析之。

窃意研讨宋初兵制变革，非远溯中晚唐府兵制大坏后之情形不可，至少亦当追求五代兵制变迁之迹，而后脉络可明。兹为篇幅计，仅略举五代兵制变迁与本文有关者作一观察。五代兵制沿袭晚唐以来骄兵悍将劫持割据之风，且变本加厉，造成部落化、家族化之集团势力（兵士世袭、父兄、子弟、亲戚、姻党均在军中，养子弟兵、义兄弟之风特盛），故下级兵士往往可以废立主帅，僭夺之事遂与五代相终始。另一方面，则有侍卫亲军制度之建立，终乃发展成为宋代之禁军。宋初军事改革，在重振纪纲，促成中央集权之局势，此点世所习知。然宋代一面固在扬弃晚唐五代之传统，另一面于五代以来若干新倾向，则亦力加发扬。其军事上之改革，在五代时即已有相当之根基。此点世人多未予以注意。按侍卫亲军制度之建立，关系甚大，兹特略加考证于后。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七《康义诚传》云: 

呜呼！五代为国，兴亡以兵，而其军制，后世无足称焉; 惟侍卫亲军之号，今犹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遗制也。略自梁以宣武军建国，因其旧制，有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因之，至明宗时更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是时，天子自有六军诸卫之职，六军有统军，诸卫有将军，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军诸卫事，此朝廷大将，天子国兵之旧制也。而侍卫亲军者，天子自将之私兵也。略天子自为将，则都指挥使乃其卒伍之都长耳。然自汉周以来，其职益重，汉有侍卫司狱，凡朝廷大事，皆决侍卫狱。略然是时方镇各自有兵，天子亲军犹不过京师之兵而已。今方镇名存而实亡，六军诸卫又益以废，朝廷无大将之职，而举天下内外之兵皆属侍卫司矣。略亲军之号，始于明宗，其后又有殿前都指挥使，亦亲军也，皆不见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属此两司矣。

欧公此段议论，自“今方镇名存而实亡”一语起，叙述北宋当时兵制状况，甚得其实。惟其中有数点，应加修正。第一，欧公所谓“当是时(按指后唐)天子自有六军诸卫之职，六军有统军，诸卫有将军，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军诸卫事，此朝廷大将，天子国兵之旧制也”

一段，与后唐、后汉、后周时之真相不合。六军诸卫之制至唐末已名存而实亡，欧公于《新唐书·兵志》中已明白言之。此处乃又作此论，可谓自相矛盾。五代多次京城兵变中，均以侍卫亲军为主，六军诸卫毫无作用，可为明证。第二，侍卫军制起于后梁，而非起于后唐明宗。《旧五代史》卷八《梁末帝纪》及《通鉴》卷二六八后梁均王乾化三年二月壬午条可证。第三，殿前司起于周世宗，此点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六已有考辨，不赘。

由以上观察，可知宋代禁军即由侍卫亲军之制变来，盖本为藩镇兵制，经五代至宋，乃扩大成为全国中央军之兵制。宋代禁军制度，大体沿袭五代，而尤承继后周。宋太祖雄才大略，然其更新之办法，几全师周世宗之故智。余尝谓世宗如克享天年，未尝不能统一中国，创立新制度。就此种意义言，太祖不愧为周世宗之继承人。宋初削平僭伪之工作，世宗时已启其端绪。此外军事方面如巩固汴都城守，选拔诸道精兵，严格训练禁军，整饬阶级纪律，斩惩不用命之大将，结纳下级军校，监临诸道藩镇，诸大端，均始于世宗，而完成于太祖。其威棱所及，且有甚于太祖。拟另成周世宗之军事改革一文详加考证。禁军之组织，至周世宗乃大告成形。《宋史·兵志》详载其编制，而于统领诸将之分配不甚清楚。凡禁军三衙两司之统帅，共十二员，《石林燕语》所述极为扼要。《石林燕语》卷六云: 

殿前司与侍卫司、马军步军为三衙，其实两司，而侍卫司都指挥使外，又分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尔。殿前司亦参马步军，而总于都指挥使。故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虞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虞候，与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副都虞候，两司三衙，合十二员，分天下兵而领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

由此可知，所谓禁卫兵权实操于此十二员大将之手。表面上，理论上，此十二员大将仍当听命于皇帝及枢密使; 但事实上此十二员大将如非皇帝亲信，自有随时制造政变之可能。宋太祖本人即以殿前都点检篡位，则其念念不忘释石守信等之兵权，自非无故。而赵普盱衡大局，体认关键所在，其为太祖画策，亦属理所应有。前引太宗皇帝御制《赵中令公普神道碑》一段，当不失为信史也。

禁军之渊源既如上述，兹当进而考究太祖于建隆二年收石守信等典禁卫之兵权，何以得告成功，而不致促成石等之叛乱。简言之，则因太祖已有多年之经营，军中立有深固之基础，石等之交出兵权，宛如水到渠成，有其不得不然之形势。详言之，则可就两大方面作一观察。

第一，从禁军诸将之继任人选上观察——石守信等以禁军兵权交还太祖，太祖复以付之何人，此为大可注意之事实。按太祖收回兵权后，殿前都点检及副都点检即不复除授，其余十二员亦常告出缺。史籍对继任者亦不加重视。是以不易得一完整之名单。窃意清万斯同撰有《五代将相年表》及《宋大臣年表》，用意极可取。惜前者误漏甚多，而后者又不著禁军诸将姓名。爰仿其意，作《宋太祖朝禁军诸将年表》，并附加考证，庶可对太祖一朝禁军兵权之递嬗，得一明确之认识也。

由上表吾人可发现一极重要之事实，即自建隆二年收兵权后，不特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不复除授，即侍卫司大员亦迄未除授。殿前司只置都指挥使或都虞候，乾德五年韩重赟罢后，六年未置都指挥使。其马军、步军方面亦多半不置都指挥使，以都虞候总摄全军。此种变迁，关系极大，盖太祖自罢石守信等兵权后，即不愿续置独当一面之大将，使都虞候之属典禁军，以便于控制。此诚宋史上一大变化，《宋史·兵志》乃全未透露消息，不可不亟为表明者也。

如将建隆二年以后继任军职之大将作一考察，便可发现太祖更有一用心极深之步骤。盖继任者之中，或为手足(光义)，或为外戚(杜审琼、王继勋)，而主要则为事周典禁军时之部下(如刘光义在后周时领铁骑右厢，崔彦进为东西班指挥使，杨义在麾下为裨校，党进为铁骑都虞候，李汉琼为左厢指挥使，刘遇为控鹤副都指挥使，李进卿为内殿直都虞候，张琼久隶太祖帐下，且曾代太祖受死，事见《宋史》卷二五九本传)。此辈部下，在后周时均无太显贵者。手足、姻戚，其拥护太祖，可不必论，至于此辈旧时之中下级干部，习于五代之习惯，知有主帅，不知有其他。《邵氏闻见录》所谓“更置易制者”即此之谓。(按《涑水记闻》此句作“更度易制”，似将“制”字用为名词，然玩其下句“使主亲军”语气，前后殊不甚连贯，疑于“制”字之下原有“者”字。)对于此辈旧部，太祖市之以恩，宠之以爵位，则其矢死效忠，可以想见。《宋史》卷二六○《杨信传》云: 

太祖尝令御龙直习水战于后池，有鼓噪声。信居玄武门外，闻之，遽入，服皂绨袍以见。上谓曰: “吾教水战尔，非有他也。”出，上目送之，谓左右曰: “真忠臣也！”

可见一斑(按北宋禁卫在玄武门内，此与唐代完全相同，参阅陈寅恪师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反观建隆二年被解兵权之诸将，其握军符已久，本与太祖为同辈，纵号归心，实属叵测。故太祖解其兵权，实甚自然。此种擢用亲信中下级干部，屏斥其高级长官之政策，在当时不啻为釜底抽薪之举，石守信辈之束手奉命，固属无可如何者也。

第二，从太祖与军校之关系上观察——太祖之提拔中下级干部，既如上述。然其与军校关系之深，有非吾人所能想象者，盖太祖事周，久有收拾人心之意，其典禁军，乃常常私与军校发生接触。《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云: 

建隆二年自平阳召归，(太祖)谓曰: “我畴昔常欲亲汝，汝何故疏我？”彬顿首谢曰: “臣为周室近亲，复忝内职，靖恭守位，犹恐获过，安敢妄有交结？”(按此事李宗谔撰《曹武惠王彬行状》有载，见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

所谓内职，即指任职禁军。李焘谓: “上典宿卫，尤器重彬，彬非公事未尝谒上，平居燕会亦罕与。”(《长编》卷四乾德元年秋七月丁巳条)可以为证。曹彬为人谨于操守，征蜀征江南，全无私取。其不敢妄有交结，自属可信。然由此正可以反证当时与太祖交结者必大有人在。试观太祖受禅一事，史称太祖事前若未之知，实则纯为有计划之预谋。太宗、赵普固为秘密布置之人物，而一般军校实占极重要之地位。《长编》卷一述其经过，于军校苗训、都押衙李处耘、衙队军使郭廷赟、客省使潘美、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环等人所扮之角色，甚表重视，可谓独具只眼。盖如无此辈中级干部之支持，则受禅必不能成，可以断言。受禅成功之后，太祖对于中下级干部，一面则怀之以恩，前述禁军诸将，几全由军校出身; 一面严之以训练校阅。《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十二月庚辰条云: 

上于后苑亲阅殿前诸(军)，武艺不中选者三百余人，悉授外职。

同时对于晚唐以来私军部曲之传统，破坏不遗余力，使军士不效忠于将校，而完全听命于朝廷。然后太祖选拔劲卒，视若腹心，结纳军校，用为耳目。此太祖因事变革之大略也。

先就破坏部曲私兵一事而言，太祖一朝累有军士或军校告讦主将之现象。《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云: 

权知侍卫步军司事王继勋恃恩骄恣，为部曲所讼，付中书鞠实。六月乙亥，夺其军职。

卷八乾德五年二月甲戌条云: 

殿前都指挥使略韩重赟罢军职，出为彰德节度使。先是有谮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者，上怒，欲诛之，谋于赵普。普曰: “陛下必不自将亲兵，须择人付之。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敢为陛下将者？”略上纳其言，止命重赟出镇。

以上二事均甚可注意，而尤为动人之例则为殿前都虞候张琼之冤死。《宋史》卷二五九《张琼传》云: 

琼少有勇力，善射，隶太祖帐下。周显德中，太祖从世宗南征略及攻寿春，太祖乘皮船入城濠。城上车弩遽发，矢大如椽，琼亟以身蔽太祖，矢中琼股，死而复苏略，太祖壮之。

太祖即位，解诸将兵权，以太宗为殿前都虞候，然其信任张琼，实过于太宗，遂以琼代为殿前都虞候。《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壬午条云: 

上谓殿前卫士如虎狼者，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乃自内外马步军都头寿州刺使擢殿前都虞候。

琼或以此招忌，遂致冤死。《长编》卷四乾德元年八月壬午条云: 

殿前都虞候、嘉州防御使张琼自杀。琼性粗暴，多所陵轹。时军校史珪、石汉卿等方得幸，琼轻目为巫媪，珪、汉卿衔之切齿。琼略纳李筠仆从于麾下。珪、汉卿因谮琼养部曲百余人，自作威福，禁旅畏惧。且诬毁皇弟光义为殿前都虞候时事。时上略召琼面讯之，琼不伏。上怒，令击之。汉卿即奋铁挝击其首，气垂绝，乃曳出。遂下御史府按鞠。琼自知不免，行至明德门，解所系带以遗母，即自杀。上旋闻其家略止有奴三人，甚悔之。责汉卿曰: “汝言琼部曲百人，今安在？”汉卿曰: “所养者一敌百耳。”

按琼为太祖不次超擢之骁将，乃以养部曲百人之诬告致冤死，可知太祖对于将校私人部曲之忌恨。(按《长编》是条下原有注云: “《新录》及《国史》并宋白所为《琼传》，并云狱具，乃赐死于城西井亭。今从《旧录》。疑《新录》与《国史》及宋白或加润饰之。”)琼死，当与太宗有关，故《新录》等讳其自杀。罗从彦《罗豫章集》卷一《尊尧录》云: “殿前都虞候张琼，以忤晋邸伏法。”盖亦从赐死之说，而实应以李焘之说为正。

夫王继勋、韩重赟、张琼均追随太祖，积勋位至诸将，揆诸情理，其部下或外人，如无强有力之奥援，何敢出而告讦。余认为此与太祖在军校中置有密探，有莫大之关系，容于下文详之。《宋史》卷二七三《郭进传》载有军校自西山诣阙诬进者。可知当时此类现象固时常出现也。《长编》卷七乾德四年闰八月己丑条更明白揭出太祖对于私兵之禁令云: 

诏殿前侍卫诸军反边防监护使臣不得选中军骁勇者，自为牙队。

与打破部曲私兵一事相表里者，为太祖之自置私兵与密探。太祖置私兵，本无详考之必要，缘宋代兵制承袭五代之侍卫亲军制度，而侍卫亲军本身即系私兵。太祖之贡献在使此侍卫亲军国家化，是谓之国军，私兵切无不可。但太祖在侍卫亲军之中，复有核心，是不啻为私中之私也。《长编》卷十开宝二年闰五月云: 

太原城久不下略，殿前指挥使都虞候赵廷翰率诸班卫士叩头，愿先登急击，以尽死力。上曰: “汝曹皆我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我宁不得太原，岂忍驱汝曹，冒锋刃，蹈必死之地乎？”众皆感泣，再拜呼万岁。

至于置密探一事，关系尤为重要。太祖代周，削平僭伪，成就不谓不速，然晚唐五代之风气，非一朝而可全改，内外人心，时虞反侧。是太祖切望获得各方之情报。其本人既时出微行，以觇向背(《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十二月及《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均载)。伐国讨叛，每密令人记其山川、道里、人心向背(《宋史》卷二七二《张晖传》载晖得密疏陈蜀中山川险易，卷二七四《卢怀忠传》载太祖使怀忠密觇荆南内情)。即于地方官吏之贤否，亦往往阴加探询(《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载: “彬平蜀回，帝从容问官吏善否？”彬对曰: “军政之外，非臣所知也。”)。而尤深致意者则为中外之舆情及军中之情状。余检《宋史》及《长编》诸书，得所谓密谋者二人，一为石汉卿，其一则史珪也。《罗豫章集·尊尧录》卷一云: 

太祖初有天下，欲周知外事，用隰州刺使珪察访。珪招权通奸，(颇)有所欺。

《宋史》卷二七四《史珪传》: 

太祖初临御，欲周知外事，令珪博访。珪廉得数事，白于上，验之皆实，由是信之。后乃渐肆威福。略(开宝)九年坐泄漏禁中语，出为光州刺使。

是史珪为密探一类之人物无疑。且珪不过一军校，乃能随时面谒天子，甚至坐泄漏禁中语得罪，则太祖之倚重可知，其与太祖关系之密切可知。《长编》载张琼之冤死，即谓由于史珪及石汉卿之告讦。可见史、石二人并负责刺探军中之情形。石汉卿《宋史》无传。《长编》卷十开宝二年五月癸巳条云: 

汉卿性桀黠，善中人主意，多言外事，恃恩横恣，中外无敢言者。……其后上亦尽知汉卿诸不法事。

其多言外事，当系出自太祖之委托，与史珪殆同为太祖之耳目者也。由史、石二人之例证，吾人自不敢即谓太祖手下有一秘密之组织，然以常理推之，其担当此项工作者，必不止史、石二人。《儒林公议》云: 

太祖尝密遣人于军中伺察外事，赵普极言不可。上曰: “世宗朝尝如此。”普曰: “世宗虽如此，岂能察陛下耶？”上默然，遂止。

至此余之假想乃完全得以证实。

以上述太祖与军校之关系既竟，吾人当不难想象其对于释兵权一事之影响。以上所述者固多为建隆二年释兵权以后之事实，但吾人可以断言此等事实必不始于释兵权之后，而当远在太祖代周之前。盖太祖处心积虑，于中下级干部中，早有坚固之基础。其市恩军校，破坏部曲，布置密谍，优待私兵，固为其多年一贯之政策。其得以顺利代周，即为其多年政策收效之表现。建隆二年禁军虽在石守信辈之手，而其中下级干部，早已为太祖之爪牙。上下交结，居间之诸将乃握有有名无实之兵柄，势固不得不交出也。是以树宋代三百年文治之基者，与其谓为释兵权一事，不如谓为太祖多年之准备与布置。其间虽无一事足与杯酒释兵权一类佳话媲美，而中央集权之趋势，乃造成于潜移默化之中，其意义之伟大，乃更非世人所认识者矣。

六

《宋史》中另有一故事，与杯酒释兵权可以相比，且常为人将二事混淆为一者，即欢宴罢节镇是也。以其有关宋初兵制变革，特附考之，以为本文之殿。

《宋史》卷二五五《王彦超传》曰: 

开宝初，彦超自凤翔来朝，与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俱侍曲宴。太祖从容谓曰: “卿等皆国家旧臣，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彦超知旨，即前奏曰: “臣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愿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行德等竟自陈夙昔战功及履历艰苦。帝曰: “此异代事，何足论？”翌日皆罢行德等节镇。

按《长编》系此事于开宝二年。《长编》卷十开宝二年十月己亥条云: 

上宴藩臣于后苑，酒酣，从容谓之曰: “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前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喻上指，即前奏曰: “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前安远节度使兼中书令榆次武行德、前护国节度使郭从义、前定国节度使白重赞、前保大节度使杨廷璋，竟自陈攻战阀阅及履历艰苦。上曰: “此异代事，何足论也！”庚子，以行德为太子太傅，从义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彦超为右金吾卫上将军，重赞为左千牛卫上将军，廷璋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宋会要稿》职官三八之一亦载此事，文辞亦与《长编》相若，独系此事于开宝二年九月。《罗豫章集·遵尧录》卷一及杨亿《杨文公谈苑》均载此事。《遵尧录》所载被罢镇者，无杨廷璋、白重赞等人，而有向拱、袁彦等。《长编》是条下有原注云: 

《宝训》及《故事》并称向拱、袁彦亦同日罢方镇，授环卫。按今年(良按: 指开宝二年)七月彦自静难徙保大，拱自西京徙安远，此时皆不在京师，盖误也。今不取。

是向拱、袁彦等确不在内。开宝元、二年间中央政权已极稳固，禁军大体已全无问题，各地僭伪大半削平，各地藩镇由太祖新委或迁徙者已多。于是五代以来残余之藩镇，除若干人已老死外(如韩令坤、赵彦徽等)，余乃不得不解除兵柄，翩然来京。《长编》卷十开宝二年正月己丑条云: 

先是(符)彦卿及天平节度使石守信，归德节度使高怀德，镇宁节度使张令铎，忠正节度使王审琦，灵武节度使冯继业皆以郊禋来朝，留京师，未还镇也。

同卷同年十二月尾载: 

凤翔节度使符彦卿被病，肩舆赴镇，至西京，上言疾亟，诏许就医洛阳。假满百日，受俸如故，为御史所纠，略上以彦卿姻旧，特释之，但罢其节度。

《长编》卷十三开宝五年十月载: 

初河阳节度使洛阳张仁超以郊祀来朝，愿留都下。(是年是月)庚子卒，上遽幸其第，哭之。

《长编》卷十开宝二年五月癸卯条云: 

以权知府州折御勋为永安留后。时御勋与建宁留后杨重勋，皆不俟诏来诣行在，上善其意，故有是命。

由是可知开宝初年，实为太祖收拾一切残余割据军阀之重大关键，被罢镇者初不限于武行德四五人也。而尤可注意者，欢宴之事在开宝二年十月己亥，而据《长编》是条原注，则七月间，袁彦已自静难徙保大，代杨廷璋。又据《长编》同卷同年八月庚子条，则向拱已徙为安远节度使，代武行德。是于未欢宴之前，杨、武之辈，已被解决。其强迫性之大，盖不下释兵权一事。窃疑太祖藉郊禋之名，示意各地藩镇来朝，即从而解决之。当俟详考。无论如何，所谓欢宴罢节镇一故事，亦非事实之真相，其真相盖亦一势力消长之激烈斗争也。

太祖之所以可以顺利解除各地藩镇兵权政权，固由是时中央政权已极稳固，禁军问题完全解决，而尚有一原因，有关宋初禁军变迁，世人多不注意，特表而出之。

《长编》卷六乾德三年八月戊戌朔条云: 

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又以木挺为高下之等给(按当是级字之误)，散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都下，上每御便殿亲临试之，用赵普之谋也。

此事《宋史·兵志》亦载，然未能深究其意义。读史者但知此为宋初充实禁军，巩固中央之政策，而不知在消极方面，尚有打击军阀藩镇之作用。藩镇部下军旅，经此种选择淘汰之后，其强者全入禁军，所余均为老弱。藩镇此时本已不能敌中央，再欲以残余之老弱，抗强大之禁军，无异自寻死路。故开宝初年诚为宋初军队中央化之又一关键，而其所以成功，固亦有其原因在也。

七

兹将以上全部考证作一总结: 太祖于建隆二年，收禁军兵权，开宝二年，罢诸镇节度，均为多年准备布置之结果。所谓杯酒释兵权一事，全来自传闻，不足置信。而欢宴罢节度一事，虽史料之证据较强，但节镇之被解决，则早在此次欢宴之前。其经过亦为一多年之斗争。由是吾人乃知实际政治中固无奇迹出现之可能也。

(原载《人文科学学报》1945年1卷3期)

王安石日录考

一

宋王荆公为历史上有数之大政治家，其所主持之新政宏猷，具见所撰《日录》中。然世无传本，学者憾之。客秋余读书城东龙头村，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读之，于熙、丰政事，尤所究心，乃知《长编》所据史料，于《实录》、《御集》、《会要》、《国史》以及私家撰述以外，别有《王安石日录》一书。谨按: 日记一类为当事人直接留传之史料，虽易陷主观，未可轻信，而参考比较，慎作推理，要不失其“第一手”之价值。近世西国史家，据日记、回忆录、自传以核验，订正其正式史籍者，盖繁有徒。矧荆公为北宋一巨子，即令所记未必全符事实，亦未可弃置不顾。而况其中所载，多为一代要典，举凡财政、军事、外交、教育、用人诸端兴革之动机、结果，大都可以窥见。兼其文字平实无华，字里行间，于荆公之音容笑貌，多所流露，较之《宋史》本传之呆板舛误，相去诚不可道里计也。抑《日录》一书，所记虽限于熙宁奏对之语，然其影响则历绍圣、崇宁以至南宋。荆舒为新党之祖，《日录》遂成宗派之书，每有更张，尊为经典。如蔡京当国，则请以《日录》进读。《长编》卷四九二云: 

（绍圣四年十月壬午，蔡）京言: 窃见王安石有《日录》一集，其间皆先帝与安石反覆论天下事，及熙宁改更法度之意，本末备具。欲乞略行修纂进读。上曰: “宫中自有本，朕已详阅数次矣。”

又卷四九七云: 

丁则良文集

王安石日录考

（元符元年四月癸巳）国史编修官周穜言，本院昨于王安石家取到《安石手记》，载熙宁初君臣遇合相与论议天下之事。然称当时臣僚，多只一字，以记其姓名，深恐异时，难为晓解。请降付国史院重看详，编纂成书，庶几进御，易于观览。从之。

至绍圣间，更有太学博士薛昂上殿，请罢讲筵读史官书，而专读《王安石日录》（据《长编》卷四九二引陈瓘《尊尧录》），议虽不行，其渊源要自可见也。反新法者，则亦集矢于《日录》，陈莹中、陈师锡等著书立说，其辞虽若诋斥坟相，实则意在蔡京，董而理之，曲直自悉。因又求陈莹中《四明尊尧集》（光绪间延平刻本），一一迻录。其后又持《宋史》诸志、《宋会要稿》、《朱子大全》诸书与《长编》互相核校，乃知所有节录及奏对之语，同出一源。爰立志辑佚: 愿为治《宋史》者添一部不可不读之书，都千余则，四万余言。兹文之作，在考订《日录》之原委及真伪问题，至于逐则之考订，年月之稽审，则具详《辑佚》书中，不赘。作《王安石日录考》。

二

《日录》一书，宋人著录不一其名。《长编》所引，作《王安石日录》，简称《日录》。袁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下有: 《钟山日录》二十卷，皇朝王安石介甫撰。衢本《读书志》则在卷九传记类，且于卷六杂史类，另有《王氏日录》八十卷，亦作皇朝王安石撰。二者实即一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下简称《解题》）卷七谓《熙宁日录》四十卷，丞相王安石撰，书本有八十卷，今止有其半。陶九成《说郛》卷二八有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目中本朝杂史类，有《王文公日录》及《王文公日录遗稿》二书。《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故事类有王安石《熙宁奏对》七十八卷; 传记类又有王安石《舒王日录》十二卷。郑氏《通志》卷六五《艺文略》史类杂史有《熙宁奏对日录》一百卷，王安石撰。《朱子大全》卷八三跋王荆公《进邺侯遗事奏稿》附引《日录》原文，即作《熙宁奏对日录》云云。

谨按: 《日录》一书，荆公生前未刻，其刊布于世当在蔡卞据修《实录》前后，其全名当是《王安石熙宁奏对日录》，约八十卷。观《宋史》、《郑志》、《解题》、《朱子大全》可证，通称《王安石日录》盖简称也。至《舒王日录》、《钟山日录》、《王文公日录》或则卷数有异，或则书名不同，意或为别本。盖新旧党争，与宋祚相终始，中间新党屡作屡起，而《日录》之刻，均在新党得志之际。《宋会要稿》刑法二之八六云: 

宣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权知密州赵子昼奏: “窃问神宗皇帝正史，多取故相《王安石日录》以为根抵; 又其中参谋政术，往往具存。然则其书固亦应密。近者卖书籍人乃有《舒王日录》出卖，臣愚窃以为非便，愿赐禁止，无使国之机事传播闾阎，或入四夷，于体实大。”从之。仍令开封府及诸路三州军，毁板禁止。如违许诸色人告，赏钱一百贯。（按岳珂《程史》卷十一云: “翠华北狩，居五国城，一日燕坐，闻外有货《日录》者，亟辍裘易之。”是知《日录》确流入北国。）

崇宁后，新党又得志。《舒王日录》之流传，即在此时前后，可知推论不误。又《四明尊尧集》专攻《日录》之非，然于《日录》卷数亦前后不一，忽作七十余卷（卷一《年谱》），忽作八十卷（卷五《进尊尧集表》）。疑七十余卷是实（《宋史·艺文志》作七十八卷），而八十卷乃概称整数。《郡斋》、《直斋》或亦从俗，概举整数欤？

三

陈瓘《四明尊尧集》“理财门”第四总论曰: 

按安石初为从官，即倡理财之说; 及为参知政事，遂行其所言。今考《日录》第一卷，安石于未作执政已前，其对神考，并无一言及于理财。至于执政供职之第一日，即伪书对上之言曰: “人主当以成礼义廉耻之俗为急，若先著为利之实，而礼义廉耻之俗坏，则天下不胜其弊。孟子耻言利，曰: ‘亦有仁义而已矣’。然其卒曰: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人人不敢后其君，此乃人主大利也。”呜呼！安石著书，首撰此语，却思孟子之说，其于前日所行，不可谓之无悔心也。年运已（《长编》卷四八八注引作“而”）往，虽悔可追，悔而不改，济以欺伪，作此诬书授蔡卞。卞绍圣用事之初，专述熙宁，及哲宗既怒常立，然后骤述元丰，始与（蹇）序辰作谋诉理（《长编》引作“盖抹”）之事矣。

又曰: 

熙宁九年，邓绾落御史中丞，安石亦相继罢去，退居钟山，著此讪书。……且安石初欲理财，自谓合于经术，谓司马光之从［徒］，皆不晓孟子义利之说，岂以理财为不美哉？及退而著书，则于作参知政事第一日，便造安石奏上之言曰: “孟子耻言利，若宣著为利之说，则恐坏风俗。”又造安石奏上之言曰: “陛下但好理财，利于理财者则汲汲而用，至于讲道，则不以为急。”又曰: “以理财为先，则人将机巧趋利。”又曰: “若以理财为先务，又召致无行义之人，则恐天下视听不足。”盖安石舍众自用，造法于得君之初，事过追悔，著书于十年之后。归过宗庙，图盖已愆，是可忍也，复何议哉！

又“边机门”第五“诸公皆不与闻”则论曰: 

沈起引惹蛮事……所以得不死者，良以安石护起，神考重违其请，不欲尽行耳。安石退而著书，追记其事，则谓沈起经制，皆上密谋，诸公皆不与闻，起所奏乞，上皆许之。

又“边机门”第五“余曰浮议至于归咎保甲淤田”则论曰: 

韩绛边事，罪在安石，神考推恩悔过，未尝责安石也。安石著书，欲掩前罪，乃铺陈诬伪之语，于韩绛败事之前; 然后于韩绛败事之后，归过神考。其所铺陈，凡有四语。其一曰: “臣非怯而惮事，以谓陛下且当柔远，而修中国之政。”其二曰: “岂宜不以生事为忧！”其三曰: “今灾异众，关中旱，正是欲静边鄙之时。”其四曰: “关中骚然，岂宜更有可悔之事！”夫造作边事，本由安石，安石谓为何尝畏灾异而忧生事哉！四语诬伪，可谓甚矣！《日录》载韩绛之言曰: “王安石忠于陛下，所以尽言。”又曰: “安石所言皆是，下但听之，三四年后便见效。”又曰: “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省察。”及韩绛求去，安石则曰: “韩绛不宜如此，如此则遂无一人同正论。”以此观之，绛与安石，可谓合矣。神考以昭文殿大学士，超命韩绛，而位之于安石之上者，以与安石无嫌故也。至于许其便宜节制诸路，皆安石所肯，然后施行。及韩绛败事，安石则曰: “臣自接侍清光以来，陛下固未尝许韩绛以智略。一旦陛下举一方之事属之，则边事自宜如此。”又曰: “陛下失在不详虑熟计”。又曰: “陛下于一切小事劳心，于一大事独误。今日国事亦犹前日边事也。”夫计虑不熟，以误大事，真是安石之罪。

又“寓言门”第八总论曰: 

考《日录》凡日之所开陈，书于《日录》有至数千万言者。自朝至夕，奏对于上前，议事于中书，延客询访，或至夜分，而一日之内，辄录之言，其多若是！臣是以知其为寓言也。

此均《尊尧集》之论，《尧集》外，莹中尚有《上书》、《启》等。《长编》卷二四三熙宁六年三月癸亥，论宿卫法条原注引环［瓘］上书，谓安石欲变宿卫，先以《三经》、《日录》为宣传之工具。故《日录》之作，系出预谋。书云: 

安石欲变宿卫之法也久矣！先于经义，创立新说; 然后矫托圣训，书于《日录》二书行于前，三卫作于后，动摇大法，忠义寒心。

又《长编》卷二六八熙宁八年九月辛未王吕不协条原注引陈瓘《答刘熙仲书》，谓安石《日录》系效法吕惠卿进《日录》。书云: 

《太尉日录》未之见，但于《宛邱奏议》中见其进《日录》劄子尔。盖自其与荆舒反目以后，既进二手简，又进《日录》四卷。（《尊尧集》寓言门第八作三陈卷，《长编》卷三七八引瓘上封事，作《日录》三策）。四卷之内皆铺陈执政以后归美之迹，自明其忠。故当时荆舒毁怼之说，不复见信于裕陵，而荆舒由是重得罪矣。钟山所著八十卷乃效彼四卷而为之也。二录卷帙多寡虽则不同，而得伸其所怀，则无以异也。

按惠卿出知陈州，在熙宁八年十月，其进《日录》自在此后，依莹中推断，安石《日录》之著作，更在此后。王、吕晚年不咸，原是事实，满旧党藉此肆诋，漫造无根之毁，夸张其事，亦未为得也。其余各则，亦均有论无据，纯为臆断之辞，仅“寓言门”一则，似可成立。然遍查各书，所引《日录》达二三千言者不过数日，此遇了者较之多日，偶一为之，原属可能，不足为怪，不应即据此断为后来追记之作也。所惜《长编》已亡佚大部，今所辑存，自属有限，其亡佚部分未必无一日所记更多于二三千言者。此则无可如何，有待于新材料之出现矣。若谓安石晚年愧悔，亦若无据。安石守道甚坚，当时以执拗著名。且神宗锐意更张，元丰年间，安石虽退，新政初未受阻，旧党往往喜谓元丰乃神宗独断之时，不以安石为是，实则纯出传令。稍阅熙、丰史事者，可知其妄。无论如何，安石特无愧悔自艾之理由。即如义利之辨，此又中国儒生习道之语。即检《临川集》早年诸折，际道礼义，甚不在少。试读安石退隐后之诗文，才华犹昔，涵养日深，绝无一二衰飒之语，追悔之论，不足信也。《四明尊尧集》一书斥责安石最大罪状为“托训自誉”，“见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实则安石深得主知，神宗本有大志，于奏对之顷，披沥心腹。如云: “朕自觉才极凡庸，恕不足有为”，“朕顽鄙而无智识，自卿在翰林，始得问道德之说”，“卿莫只是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卿才德过于人望，朕知了天事有余”，均甚为自然，无可惊异。至于所谓诋讥太祖，诬蔑真宗，则更安石识远胆大之表征。尤为重要者，莹中于《日录》之成于谁手，成书年月，初无确定之见解。始则承认《日录》为荆公奏对之纪录。王应麟《玉海》卷四八《艺文·元祐神宗实录》条下引了翁奏文（此奏不见于《四明尊尧集》）云: 

元符三年五月左正言陈瓘言: “伏闻《王安石日录》七十余卷，具载熙宁中奏对议论之语，此乃人臣私录，非朝廷典策。自绍圣再修，凡《日历》、《时政记》及《御集》所不载者往往专据此书，追议刑赏。宗庙之美，皆为私史所攘。愿诏史官别行删修。”诏三省同参对闻奏。

是止言不当据私史以修实录。后此崇宁二年，论诋诬罪，移送廉州编管，则又以为蔡卞所增修。乃大观以后归居四明，乃又指为安石文过之作。又谓为改作。《四明尊尧集》自序云: 

昔绍圣史官蔡卞专用《王安石日录》以修《神考实录》，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压宗庙。臣居谏省，请改《裕陵实录》。及在都司，进《日录辩》。当是之时，臣于《日录》未见全帙，知其为私史而已，未知其为增史也。自去阙以来，寻访此书，偶得全编，遂获周览。窜身虽远，不废讨论。路过长沙，曾留转藏之语; 待尽合浦，又著垂绝之文。考诋诬讥玩之言，见蔡卞徧增之意。尚谓安石趣录，皆可凭据，卞之所增，乃有诬伪。当是之时，臣于《日录》考之未熟。知其为增史而已，未知其为悖史也。……改过自新，请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录》，编类其语，得六十五段，厘为八门。……事为之论，又于逐门，总而论之。……其十五卷。臣以忧患之余，精力困耗，披文索义，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又无赐书，神考《御集》，无由恭阅。又《日录》矫诬，与《御批日历》、《时政记》牴牾同异，无文可考，欲校不得。但专据私书，略分真伪。虽不能尽究底蕴，亦可以窥其大概矣。凡臣之所论，以绍述宗庙为本，以辩明圣训为先。盖所述在彼，则宗庙不尊; 诬语未判，则真训不白。何以光扬神考有为之心，何以将顺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学古入官，身虽未试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畎亩，戴天履地，宁忍同诬; 日拙心劳，徒倡尔伪。犯古今之公义，极典籍之所非，阴奉窾言，显为格训。安石欲置四辅，神考以为不可; 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为不然。今则四辅成矣，都省毁矣，道路为之流涕，圣主能不痛心！人皆独罪于一京，安知谋发于蔡卞！至于宿卫之法，亦敢更张; 变乱旧规，创立三卫。用私史包藏之计，据《新经》穿凿之文……在私家何足备论，于国事岂宜如此！……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骂惠卿之语，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其述私书，将以济其大欲。布等在其术内，卞计无一不行……

又进《四明尊尧集表》云: 

八十卷之私事，夺此与彼; 十九年之懿绩，可从而违。陛下于继述之初，首辩明于兹事; 微臣持将顺之志，在流窜而靡忘。铺张痛诋之言，编类厚诬之语。初谓熙宁之辅，不愧有裔之臣，于成汤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亦忍。及窥观于怼笔，始麤见其游辞。因思《大典》之久诬，益愿忘躯而往诉。合浦十论，申旧疏之余言; 四明八门，撮其要于一序。实欲彰大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强。

又《后序》云: 

初瓘之所撰《尊尧集》有二: 合浦其一也，四明其二也。凡合浦所著，不忍以荆公为非，故其论皆回隐不直之辞。每自览此书，内愧外汗。是故离家之日，独取改过一集，置于行箧，到台不敢复阅，即以寄于数百里之外，属友人藏之。

总观以上各文，知莹中之结论，已属变不一变。《合浦尊尧集》一书，时人见者甚鲜，遑论后世; 想与《四明》，大有出入。合浦之作，在责蔡卞，及归四明，转责荆公，其先后论断，可归纳为四: 

（一） 荆公主朝随时所记；

（二） 荆公罢相后追记之作；

（三） 荆公罢相后，就旧作改削；

（四） 蔡卞据修《神宗实录》时改削（此点下节讨论）。

四者之中（一）与（二）不相容，（二）与（三）不相容。苟为熙宁奏对，则著书追悔，便不通; 苟著书于十年后之说是，则无法据旧著作改削。《尊尧集》录《日录》六十五则，加以驳论; 而所抱见解，忽此忽彼，前后牴牾，自相矛盾。按: 瓘另有《日录辩》、《日录不合神道论》（《晁志》卷九《钟山日录》条下作《日录不合人道论》）、《中说》（《尊尧集》“处己门”第七论曰: “臣昨在谏省，尝进《中说》一卷。但论蔡卞，力主私意，所述在彼负诬神考，轻欺哲宗。及观《日录》，然后知罪乃始于安石。（王）雱假诗书以文其奸，安石托圣训以肆其诋。”）、《尊尧余言》（此书《晁志》、《解题》及《宋史》均资著录，《长编》卷二三四、二三五、二四二、二四六、二七六，四九九有引），均久佚，不知其中有无更强论据。若《尊尧集》则实不能成立也。故朱子于安石深文诟病，不遗余力; 而于《安石日录》，则未过分置疑，于《尊尧》一集，反中微词（按刘安世亦排击新党之急先锋，然亦不以莹中为然，《尊尧集》及《朱子语类》均记诏元城甚以为过）。《语类》卷一三〇云: 

汪圣锡尝问某云: “了翁攻《日录》，其说是否？”应之曰: “不是。”曰: “如何不是?”曰: “若言荆公学术之谬，见识之差，误神庙委任则可。却云《日录》是蔡卞增加，又云是荆公自增加。如此则是彼所言皆是，但不合增加其辞，以诬宗庙耳。又以其言太祖用兵何必有名，真宗矫诬上天为谤祖宗。此只是把持他，元不曾就道理上理会，如何说得他倒！”

同卷又云: 

伯丰问《四明尊尧集》，曰: “只似讨闹，却不于道理上理会。盖它止是于利害上见得，于义理全疎。如介甫心术隐微处，都不曾攻得，却只是把持。如曰: ‘谓太祖滥杀有罪，谓真宗矫诬上天’，皆把持语也。《龟山集》中有攻《日录》数段，却好。盖龟山长于攻王氏。”（《龟山集》语录中偶有一二段，攻安石，殊简略，恐非《语类》所指。然除此外，又无别文。避地无书，所据为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容得他本再考。又龟山另有《日录诸》一书，蔡上翔《荆公年谱》论及，恐已久佚。）

《朱子大全》卷七〇有《读两陈谏议遗墨》一文，所论尤为深刻。文云: 

尝记顷年获侍坐于故端殿上饶汪公，纵言及于《日录》。熹固妄诏: 《日录》固为邪说; 然诸贤攻之，亦未得其要领。是以言者渎而听者疑，用力多而见功寡也。盖尝即其书而考之，则凡安石之所以惑乱神祖之聪明，而变移其心术，使不得遂其大有为之志，而反为一世祸败之原者，其隐微深切，皆聚者书，而其词锋笔势，纵横捭阖炜烨谲诳，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书也。以为蔡卞撰造之言，固无是理。况其见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为表里，亦不待晚年怼笔有所增加而后为可罪也。然使当时用其垂绝之智，举而焚之，则后来载笔之士，于其帷幄之间，深谋密计，虽欲毕力搜访，极意形容，势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 而传闻异辞，虚实相半，亦不能使人无溢恶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语，世所共传，终以手笔不存，故使陆佃得为隐讳。虽以元祐众贤之力，争辩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何幸其徒自为失计，出此真迹，以暴其恶于天下？便当摭其肄情反理之实，正其迷国误朝之罪，而直安石为诛首，是乃所谓自然不易之公论。不唯可以订已往之谬，而又足以开后来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又为迂曲回互之言，指为撰造、诬伪、诋谤之书，而欲刊削，以灭其迹乎？

是朱子于《日录》一书，初未置疑。且未晓晚年改作与否，殊无考虑之必要。盖以其可代表安石全部之思意言行，无可疑问也。且细玩文意，安石似于为相时，已曾进所书《日录》，且甚而影响神宗。（按《日录》有云: 余为上言，与陛下开除，事退辄录，以备自省。及他时去位，当缮录以进。按此据陈瓘《尊尧集》“寓言门”第八，谓为熙宁初未相之奏语，然又以其终未践缮录进呈之言而断为寓言。《日录》终神宗之世，确无进呈之明证，然安石于逐日记载之时，固未尝不可随时进呈一部也。）

且余有一最简单而最有力之证据，以证实余之判断。即如《日录》果为安石罢相后载作，安石退隐钟山，去汴千里，必无利用政府书籍公文之便利。何能凭一己之记忆，写十年之史事而岁月无讹，事实无误？（《日录》所记之年月事实，非与他书全无出入，然十九吻合。且出入处，经史家如李仁甫辈之考订，亦未必皆《日录》失实。仁甫修史，力求持平，于《朱史》、《墨书》、《新录》、《旧录》，无所偏爱。然于《日录》大体表示相信，此甚可注意者也。）即晚年增改，果笔削甚多，自当与事实真相大有出入，何致《尊尧集》所攻六十五则，多为空泛无当之责备，而鲜具体事例之指陈？即令莹中指陈，未能全中肯綮，后眼人，如李焘辈乃亦无多指斥（所有指斥之点，均不严重，余已于《日录辑佚世非无明》中详为考订）。宁不可怪？且安石非冷人，变法非小事，余不信果为史官之疏失，略而不问。今日固不能复起安石于地下，一询著书年代。然集此诸证，可知陈瓘之说，纯为杜造，不足置信也。

四

陈瓘疑《安石日录》为蔡卞删改，前节已略述及。《尊尧集》序云: 

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骂惠卿之语，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其述私书，将以济其大欲。布等在其术内，卞计无一不行。（《长编》卷二三五引《尊尧余言》，论蔡卞显戾先训，大意同此。）

又《尊尧集》“理财门”第四总论下曰: 

熙宁九年，邓绾落御史中丞，安石亦相继罢去，退居钟山，著此讪书，以授蔡卞。卞当元祐之时增损润色，九年笔削，恩怨分明，回互妨嫌，以吸众好。照顾本末，以完私美。书行于绍圣之始，嫁祸于进书之人。（《长编》卷四八八引，“进”作“造”。）

周《清波杂志》卷二云: 

《王荆公日录》，八十卷，毗陵张氏有全帙，顷曾借观。凡旧德大臣不附己者，皆遭诋毁; 论法度有不便于民者，皆归于上; 可以垂耀后世者，悉已有之。尽出其婿蔡卞诬罔。其详具载陈了斋莹中《四明尊尧集》。

凡持均言安石著《日录》，以授蔡卞，卞大加润色笔削。《邵氏闻见录》卷十二原亦痛斥安石，然所述与此不同: 

公所谓《日录》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 防以他书代之。后朝廷用蔡卞请，下江宁府至防家取《日录》以进。卞方作史，惧祸，乃假《日录》减落事实，文致奸伪，上则侮薄神宗，下则诬毁旧臣，尽改元祐所修《神宗正史》。

《宋史》卷四七二《奸臣传·蔡卞传》似即据《闻见录》。传云: 

初安石不且死，悔其所作《日录》，命从子防焚之，防诡以他书代。至是（绍圣元年）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实，文饬奸伪，尽改所谓《实录》，《正》。

按:  安石有侄防，见曾氏《荆公墓铭》。然焚《日录》一节，是否事实，则无可考。而就防家取《日录》一事，当不成问题。（《长编》恰缺绍圣初年数卷，想《长编》于蔡卞重修《实录》，必有详考。）据此则陈瓘所云安石授书蔡卞一说，早已动摇。且果系修史时，始就防家提取，则九年笔削之说，自又不能成立。以《绍圣实录》编修，尚未用若许时间; 而之笔削不过编修之准备，何得转长。至蔡卞曾否修改《日录》，予欲另作推断。按: 卞绍圣初，主持重修《神宗实录》，力主《日录》，此为无可怀疑之事实。然亦非毫无理由，缘元祐《神宗实录》，纯出旧党之手，至有黄、陆《佞书》、《谤书》之争，而实际情形，尚不止此。《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傅·黄庭坚传》云: 

绍圣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与其党论《实录》多诬，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问，摘千余条示之，谓为无验证。既而院吏考阅，悉有据依，所余才三十二事。

可知《元祐实录》之编纂，实有偏见。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九云: （今本《长编》至元符三年止）

建中靖国元年八月，三省进呈左司谏陈瓘所陈《日录》及《国用须知》，上顾曾布。布曰: “本不欲喋喋，然理有当陈者，不敢已。臣绍圣初在史院，不及两月，以元祐所修《实录》，凡司马光《日记》、《杂录》，或得之传闻，或得之宾客，所纪之事，鲜不遍载。而王安石有《日录》，皆当日君臣对面反覆之语，乞取付史院照对编修。此乃至公之论。其后绍圣重修《实录》，数年乃成书，臣盖未尝见。当日修书乃章惇、蔡卞，今日提举史院乃韩忠彦，而瓘以为臣尊私史而压宗庙，不知何谓也？”

故《元祐实录》亦非信史。蔡卞据《日录》以改《实录》，自是事实，其过与吕圣、史、黄等。然其于《日录》，曾否笔削，惜无更强之证据，可作证明。莹中提出一点，谓: “愠怼曾布之言，与怒骂惠卿之语，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是谓蔡卞为曾以讳。《晁志》曾谓: “《日录》独缺熙宁八年九月至九年四月事，盖安石攻惠卿时”。今检分卷二六八熙宁八年九月至卷二七四熙宁九年四月间，确无安石奏对之语，则当时早缺，盖属可信。（按《日录》另缺熙宁三年十月至四年正月一段。李焘所见《日录》印本及写本均然，后见秘书省国史院本，亦同。可知《日录》久非完书。李焘云云，见《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条下原注引。）此果属蔡卞刊削否，甚难断。然非无可能。《长编》于《日录》非全无疑问。然就比例言之，则据用者九，而存疑者一。全书无一处明著疑《日录》为蔡卞笔削之意。仅有若干处，比较《朱墨》于绍圣史官，不无微词。然此专指《绍圣实录》，固未将《日录》混淆为一。今《日录》已亡，无由据原书以考断，吾人之态度乃不得不参考昔日得见原书之史家。蔡卞于《日录》未必全无删削，但纵有亦必不多，必不致影响及于《日录》之根本价值。至少吾人所辗转辑录者，多经前贤之审订，纵有差谬，当不太巨。朱子以“必无是理”四字，能决此疑案，此甚可玩味若也。

五

兹据以上考订，作一小结。《安石日录》一书，约为八十卷，为熙宁间朝对之记载。安石垂卒，以授侄防。绍圣初，蔡卞重修《神宗实录》，用以为据。所谓蔡卞删改《日录》问题，未能确断，然必不甚严重。故《日录》大体仍保有“第一手”史料之价值。

(原载《清华学报》1941年13卷2期)

沈括生卒年考

《大公报·文史周刊》第五期刊有臧晖先生《读宋乾道本沈括〈梦溪笔谈〉》一文。其中有一段论到沈括的生卒年，说: 

沈括生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死于哲宗元祐八年（1093）。此据《宋史》卷三一一。姜亮夫《历代名人年表》（187页）据《宋史》，而误作生于天圣八年，死于绍圣元年（1094）,是偶然笔误。

关于沈括的生卒年，我曾略加考证，《宋史》本传和姜亮夫先生的说法似乎都有问题。

《宋史》本传的说法，过去信以为真的有钱宝琮。钱先生作《浙江畴人著述记》一文，刊《文澜学报》第三卷第一号。这个说法之有问题，可从两方面看: ①《宋史》本传: “元祐初从秀州，继以光禄少卿分司居润，八年卒，年六十五。”这一段在“分司”二字下脱落“南京”二字，则“分司南京”为一句。“居润”应连下“八年”为一句。这里“八年”，不是指元祐八年，而是说在润州住了八年。吴元嘉编《三沈集》有沈括自志一篇，文末有注云: “存中居梦溪八年而卒，归葬钱塘。”这样说就很清楚了。②朱彧《萍州可谈》上面说: “（括）绍圣初复官，领宫祠。”朱彧和沈括是亲戚，所记当属可靠。

以上两点，从前张荫麟先生在所作《沈括编年事辑》一文（载《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二期）中就已提出。

钱大昕《疑年录》、陆心源《三续疑年录》、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都说括生于天圣八年，死于绍圣元年。近人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和姜亮夫《历代名人年表》，恐怕都是从钱、陆诸书抄来的。其说实在也不可靠。

丁则良文集

沈括生卒年考

张荫麟先生断定括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卒于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我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长兴集》、刘安世《尽言集》、《玉海》、《宋会要稿》等书，米芾《书史》、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卢宪嘉定《镇江志》，反复推敲，知道这结论最为近真。不过张先生是由主观的臆测得到这个结论，现在则试着找证据来证实这个结论。

张先生文中说: “今按括以元祐四年徙润州，居润八（年）卒，时当哲宗绍圣三年，与朱彧之言恰合。”（见《清华学报》）他提出“括以元祐四年徙润州”，并未道出证据。《张文》又说: 

初熙宁九年，括奉旨编修天下州县图，是年（元祐四年）二月图成，表上之。……图上，得旨赐绢一百匹，仍许任便居住（本集十六《谢进守令图赐绢表》）。括谢表有“出守封疆者再闰，流落江湖者七年”。所谓流落江湖乃指元丰五年以后之贬谪。用知括进图受奖乃在元祐四年。括之迁居京口梦溪，必在是年任便居住后。此以前，谪秀州，在本州安置，无徙地之自由也。

他在这段里虽说“括之迁居京口梦溪，必在是年奉旨任便居住后”，好像并未肯定为哪一年，而实际上他之推算沈括生卒年，纯以括之迁居京口梦溪在元祐四年为据。

谨按: 括以元丰五年十月甲寅，坐邝延军事措置乖方，责授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其晚年的贬谪生涯，由此开始。依照中国计年习惯，以元丰五年为贬官之第一年，那么所谓“流落江湖者七年”，当指由元丰五年到元祐三年，而不是到元祐四年。《长编》卷四一三云: “元祐三年八月丙子（《宋会要稿·刑法六》作十三日），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沈括，赐绢百匹，仍从便居止，以括上编修天下州县图故也。”（《宋会要稿·刑法六》及《玉海》卷一四同）

这里所说“从便居止”和“许于外州军任便居止”不同。（本集卷十六《谢进守令图赐绢表》二道，亦均言明“特支赐绢一百匹，仍许任便居住”。）这只是说可以在秀州境内择地居住。张先生把这两者看为一事，以为许任便居住后，就可以在秀州境外任意居住，因而以为括即在此时卜居京口梦溪，实在是一个错误。《长编》卷四三三云: 

元祐四年九月己丑（二十二日），诏责授秀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沈括叙朝散郎……并分司南京……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括等并以该明堂赦恩，有司检举故也。（按飨明堂大赦天下，《长编》卷四三三系于是年九月十四日辛巳。）

这里忽然出现了“黄州安置”一语，恐怕“黄”字有误（或是“本”字之误），因为黄、秀二州相去太远，与例不合。（编者按: 据《长编》，“黄州”应作“本州”，作者此处引文有误。）不过，无论如何，既说是某州安置，可知元祐四年九月以前，括并未归居京口，到了元祐四年九月，由于明堂赦恩，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括才可能迁居京口。这里所引诏书里，对于括的恩典有二: 一是叙官，另一是许在外州军任便居住，不过这时旧党还在得意，对他仍不免要加以打击。《长编》同卷云: 

权给事中左谏议大夫梁焘、左司谏刘安世封驳前诏，云: “准中书省送到录黄九月二十三日（谨按: 己丑是九月二十二日，九月戊辰朔，这里说九月二十三日，或有误）三省同奉圣旨，沈括叙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者（《准中书》以下四十五字不见于《长编》，据刘安世《尽言集》卷十一补），（臣谨按）括资禀奸邪，贪冒荣宠，因缘朋党，致位从官。元丰末年，出领延帅，而邀功生事，创起边隙。永乐之祸，辱国殃民，先皇帝痛悼媿耻，以至厌代。忠义之士，疾括若仇。俾全要领，已屈典宪，岂可辄因赦宥，复起仕途？此命一颁，恐无以慰天下之望，伏乞收还恩例，特与量移。”

又云: 

伏见朝廷近因明堂赦恩，牵复左降官吏，首及沈括。……兹事体大，不容差失。……臣等窃谓括以从官，出帅方面，不能为朝廷绥怀外域（《尽言集》作“夷虏”），而创起边事，侥倖宠禄。及永乐陷没，兵民之死者以数万计，关陕疮痍，至今未复。先皇帝虽举责帅之典，而赐以不诛; 终缘忧伤，遂弃群臣，括虽万死，尚有余罪。……岂可援引常法，更加录用?议者以谓赦乃国之大事，不可失信，臣等窃以为不然，先帝之废沈括，天下皆知其欲谢死事之臣民也。……赦书止曰“贬降官并与量移”，即无已量移者与叙用之文。纵使有之而不行，则是小信失于括等数人，而全先帝与陛下仁爱元元之大信于天下。

又云: 

臣等伏见近日除授沈括……差遣，不合公议。门下省已行封驳。窃谓朝廷必以大礼之后，过恶例随湔涤，臣等以为不然。括首议再兴边事，丧师辱国，为先帝遗恨，罪不容诛。而得全首领，无复可以推恩矣……不可以常赦宽之也……（括）且令依旧，庶大公。

此三章所争的重点，不在沈括的居住自由。第一章里明请收还恩制，特与量移。所争的在于括之复叙官。第二章所谓“赦书止曰‘贬降官并与量移’，即无已量移者与叙用之文”，可见刘安世等人对于“特予量移”，就是对括之在外州军任便居住，不大反对，而对于括之叙朝散郎，以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则期期以为不可。三章既上，果有是月二十八日乙未“前命勿行，沈括更候一期取旨”之诏。（《长编》卷同）这里所说“前命勿行”，似乎专指叙官一事而言，至于外州军任便居住一节，则可以继续执行。到了元祐五年，十月七日戊戌又有诏云: “秀州团练副使沈括为左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任便居住。”（《长编》卷四四九）

《长编》在这以前，提到“秀州团练副使”之下，总有“某州安置”字样，而这一条则没有。可知在元祐四年九月之后，括已经可以自由在外州军居住，其迁到京口大概就这时。这一条诏书，就是前面所提“更候一期取旨”的诺言的实践。本集卷十六《谢分司南京表》云: 

今月十九日润州差人送到官告一道，伏蒙圣恩，授臣左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勋封赐如故，臣已即日祗受讫。

他的官告是由润州差人送来，更可证明他在收到官告之前，早已卜居润州了。

以上考证，说明沈括迁居京口，必在元祐四年九月以后。他迁居京口则必在元祐四年十二月以前。米芾《书史》云: 

余临大会法贴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份废帖，装背以与沈括。一日，林希会章惇、张询及余于甘露寺净名斋，各出书画。至此帖，余大惊曰: “此芾书也。”沈悖然曰: “某家所收久矣，岂是君书！”芾笑曰: “岂有变主不得认物耶？”

林、章、张、米、沈五个人同会于润州甘露寺净名斋，《书史》未著年月。这五个人之中，除米芾未登显仕外，其余四个人都是新党。张询是章惇的妹夫，生平无可详考，陆心源《宋史翼》卷五《李深传》云: 

绍圣四年，深在陇西上书曰: “张询于熙河泰然安枕，未尝一至沿边，而金城之赏，乃自权发，遣运副一进而为都转运使，又加秘阁之直，无乃以张询为宰相章惇妹夫而特异之乎？”

他到润州的时间，已经无可考见。林希和沈括颇有来往，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两浙西路镇江府艺文载有林希咏梦溪的诗: “梦溪谪仙人，松菊绕新宅”，可以为证。按《宋史》卷三四三《林希传》云: 

元祐初，历秘书少监，起居舍人，起居郎，进中书舍人……以集贤殿修撰知苏州，更宣、湖、润、杭、亳五州，加天章阁待制。

可知林希确实知过润州。《长编》卷三八八把他出知苏州一事系于元祐元年九月癸酉，而对于他何时开始守润州，何时离任，则全未提到。林希来知润州之前，知润州的有朱服（见《长编》卷四〇二元祐二年八月丙戌条）、王觌（卷四一一元祐三年五月庚午条，卷四二二元祐四年二月癸丑条）。王觌何时去任，王觌去任之后，是否就是由林希继任，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嘉定镇江志》卷十五，载林希于“元祐四年以集贤殿修撰守润”，如再参以《长编》卷四二二元祐四年二月癸丑条，可以断定林希到润，最早不会在元祐四年二月以前。

关于林希离润的时间，《长编》也没有确切记载。《长编》卷四四三元祐五年六月己未条载: “集贤殿修撰知润州林希为天章阁待制。”又卷四五六元祐六年三月癸酉条载: “左朝奉大夫天章阁待制知杭州林希迁一官。”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卷七有“林希元祐六年二月癸巳以天章阁待制知润州改知杭州”一条。从以上的考证，我们可以暂下一个推论说: “林希守润的时间，大约是元祐四年二月以后到元祐六年二月以前。”

关于章惇的事迹，《宋史》卷四七一本传记得很简略。我们摘录有关的一段: 

哲宗即位……黜知汝州，七八年间数为言者弹治。哲宗亲政……首起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

按: 惇守汝州始于元祐元年闰二月辛亥（《长编》卷三七〇），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复（今本《长编》佚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间各卷，这里所用起复的时日是根据《长编》卷四七六元祐七年八月乙丑章惇知湖州条下原注和《长编拾补》卷八而得的）。在章惇守汝州之后，他曾经知扬州（《长编》卷三八九，元祐元年十月庚寅），知汝州（《长编》卷三九〇，同年同月壬寅），提举洞霄宫（《长编》卷三九二，同年十一月戊寅），知苏州（《长编》卷四〇九，三年四月庚寅），再提举洞霄宫（同年上条下原注，诏下于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元祐三年五月六日，章惇父俞在苏州逝世。所以他再度赴杭，提举洞霄宫之命，一定未行。守制期间，因为他在苏州、崐山强购民田，屡次为刘安世、梁焘所劾（《长编》卷四二〇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卷四二四元祐四年三月，卷四二九元祐四年六月丁未，卷四三〇元祐四年七月庚辰各条）。到了元祐四年八月己未（《长编》卷四三二）刘安世、梁焘又劾其父在别籍异财，是日诏: “章惇候服阕与宫观差遣。”同年十一月庚寅（《长编》卷四三五）诏: “章惇买田不法，降一官与宫观差遣，候服阕日给告。”是年十二月丁酉朔（《长编》卷四三六），章惇除丧，诏举行八月己未诏书，“正议大夫章惇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杭州洞霄宫”。

由以上这些记录，可知惇于元祐三年五月后丁忧，到元祐四年十二月赴杭州之间，住在苏州。苏州、镇江距离很近，他之到润州与林希、沈括等人相会，大概就在这时。根据前面的考证，章惇和林希可能在润州相会，只有元祐四年。元祐四年二月以前，林希一定没有来润州，而十二月以后，章惇又已经去杭州。同时净名斋之会，中有沈括，括迁居润州，必在元祐四年九月以后，已如前述; 因而，净名斋之会，当在元祐四年九月到十二月之间。

如果以上这种种推断没有大错，那么沈括在元祐四年九月到十二月之间迁居京口梦溪，住了八年而死，死时是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由绍圣三年向前推六十五年，沈括之生当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

（原载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29期，1947年5月21日）

读《〈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

最近，《文史周刊》编辑部转来浙江大学徐规先生给我的一封信和他写的《〈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一文，我一面对徐先生这种指正的热诚表示敬佩，一面也要对《文史周刊》编辑先生致谢。徐先生对于沈括生卒年一问题的意见和我在《沈括生卒年考》（载《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二十九期）中的不同。其主要的差异在于徐先生认为沈括居润州始于元祐五年，而我认为始于元祐四年九月至十二月之间。其实我从前也曾持过徐先生相同的看法。在民国二十月九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益世报·史学副刊》渝版第五期上，我曾写过《跋〈沈括编年事辑〉》一文。关于沈括的生卒年，我的结论和现在徐先生的一样，我说: 

括自元丰贬谪后，其真得任便居住，当在元祐五年十月。其迁居京口（即润州），亦当在是年。以居润八年计之，当卒于绍圣四年，而其生年乃在明道二年（1033—1097年）。张（荫麟）氏所辑沈氏事迹，悉早一岁云。

不但结论一样，而且所用的论据也同是《长编》卷四四九元祐五年十月七日戊戌条。我那一篇小文，曾请张先生看过，张先生曾在文中加过按语，对我的结论，很表同意。后来，我的意见有变动，又曾函浙大告知张先生，并将论据一一提出，张先生回信，也颇以这新的意见为然。最近《沈括生卒年考》一文就是根据这变动后的意见写出来的。

我何以改用新的意见，《沈括生卒年考》一文所用的诸论据，可为说明，这里不再赘述。对于徐先生的意见，我愿提出三点怀疑，以供讨论。按《长兴集》卷十六《谢分司南京表》所云“润州差人送到官告一道”云云，似乎可以暗示沈括这时（元祐五年十月以前）已经住在润州。自来不乏巧合之事，如沈括这时不住润州，而偏由润州差人送来官告，沈括得到之后，又迁居润州，岂不太巧？此其一。如果他这时不在润州，而在黄州，黄、润相去甚远，为什么政府公文，不直接送黄州，由黄州差人送去，而一定要由润州从千里外差人送去？这是很费解的。此其二。徐先生说润州是“当时水路交通一冲要地，一部分文移以其地为输送之一起点”，不晓得此说有无根据？如能在这一事之外，举出其他实例，证明北宋确有以润州为一输送文移之起点的办法，这一论断或可成立。此其三。

丁则良文集

读《〈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

我觉得沈括生卒年一问题，因现存史料有限，而且文辞笼统，不易作肯定的结论。说他是元祐四年九月后居住润州吧，却与元祐五年十月戊戌的诏命不全符合。说他是元祐五年十月以后才住在润州罢，而官告却又是由润州差人送来。无论哪一说，都有困难。我现在对我的意见也不满意，希望徐先生和世之治宋史者有以教我。

卅六，六，九清华园

附: 《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

徐规

(《沈括编年事辑》，张荫麟教授著，载《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二期，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出版。已收入遗著《宋史论丛》中。)

按《宋史·沈括传》载: “元祐初，徙秀州。”又《长兴集》十六《谢谪授秀州团练副使表》云: “伏蒙告命，授臣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可知沈括在奉到新命以前，不能徙秀州。荫麟师原文元祐四年条有“括之迁居京口梦溪，必在是年进图受奖奉旨许任便居住后”云云。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三年八月丙子（三日）条载: “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沈括，赐绢百匹，仍从便居止，以括上编修天下州县图故也。”此事并见《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二十，但作八月十三日。可知进图受奖乃元祐三年而非四年之事。又所谓“仍从便居止”者，指仍许在秀州境内从便居止之意，非谓许于秀州以外之州军“任便居住”也，又《长兴集》十六《谢分司南京表》云: “今月十九日，润州差人送到官告一道，伏蒙圣恩，授臣左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许在外州军任便居住。”《长编》系此命于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七日）。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则南京以外亦可居住也。此为其行动从此可自由之重要证据。假定元祐五年十月新命到达即迁居润州，则《宋史》本传所谓“居润州八年卒，年六十五”者，应从元祐五年（1090）起算，历八年，当为绍圣四年（1097）。若以绍圣四年卒，年六十五，上推其生年，当为明道二年（1033）,与原文所谓生于明道元年者不符。其迁居润州是否即在元祐五年，抑或六年，虽不可确知，但不在元祐五年十月以前，则无疑问。据此，沈括不生于明道元年，而在明道元年以后，固彰彰明甚。除非《宋史》本传原文有误耳。

又《长编》元祐四年九月己丑（二十二日）条载: “诏责授秀州团练副使黄州（编者按: 据《长编》，“黄州”应为“本州”字，作者此处引文有误）安置沈括叙朝散郎光禄少卿，责授成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吴居厚叙朝奉郎少府少监，并分司南京; （中略）仍并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此命旋因梁焘、刘安世之反对，故同月即有诏“沈括、吴居厚前命勿行，内沈括更候一期取旨”之语。但有一点可注意者，即元祐四年九月己丑之前，沈括已移黄州安置。至《谢分司南京表》中有“润州差人送到”之语，多以为沈括在收到官司告之前，已迁居润州，似未注意“许于外州军任便居住”为确定其行动自由之重要命令，而知限定居止为一种处分，不限定居止则为此种处分之撤废，必须有明令乃得自由行动也。《谢表》所以指出润州者，恐以润州为当时水路交通一冲要地，一部分文移以其地为输送之一起点故也。

（原载《申报·文史周刊》13期，1948年3月6日）

《王冕事迹考证》商榷

《大公报·文史周刊》第八期（十二月四日刊出）载有包赉先生写的《王冕事迹考证》一文。包先生文中，用王冕的《竹斋诗集》来考证宋濂、朱彝尊、全祖望、吴敬梓等人所记载的王冕的事迹，颇有新的发明。笔者近偶检元人徐显所撰《稗史集传》，觉得书中《王冕传》所载，颇可订补包先生一文之不足。现在根据《稗史集传》的《王冕传》，并参考其他史籍，草成此文，以求教于包先生和世之治元史者。

第一点我想讨论王冕与王艮的关系。包先生在王冕的学术和生活一节里，说王冕是王艮的学生。他的论据是王冕在悼王艮诗中，称王艮为“先生”，并且用了“紫芝眉”，“回首春风”等字眼。这种论据恐怕不够充分。《稗史集传》有两段述及王冕和王艮的关系。传云: 

同里王公止善，甚爱重之，为拜其母。王后为江浙检校，君往谒。衣敝，履不完，足指践地。王公深念，遗草履一，讽使就吏禄，君笑不言，置其履而去。

又云: 

时高邮申屠公，新任绍兴理官，过武林，问交于王公。公曰: “越多传先君子，非所敢知。吾里人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于俗，公欲与语，非就见不可。”至即遣吏以自通，君曰: “我不识申屠公，所问者他王先生耳。”谢不与见。吏请不已，君斥之曰: “我处士，宁与官府事？毋扰乃公为也。”既重王公言，且奇其为人，进谒礼益恭。以白于其大尹宋公子章，具书币，制冠服，俱造其庐以请。君为之强起，入爨舍，讲授岁余。会他官礼待不如意，乃为书谢申屠公，东游吴。

丁则良文集

《王冕事迹考证》商榷

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王艮登堂拜母，则王艮不会是王冕之师，而与王冕应是朋友。而且王冕如果真是王艮的学生，那么王艮介绍申屠认识王冕，不会让申屠去“就见”王冕，而王冕即使不愿与官府中人往来，也不应该这样不客气，把老师的朋友所派来的吏“斥”了回去。上引这两段文字，朱彝尊的《王冕传》中也有，不知包先生何以未注意。至于王冕称王艮为“先生”，不能就认为“先生”一定要作“老师”解。“紫芝眉”、“春风回首”等字眼亦不必看得太拘泥。《稗史集传》所说的申屠，《元史》无传。《元史》卷一七〇有《申屠致远传》。《传》里说申屠致远有子七人，而只举出骐、骥、骊、四人，我怀疑申屠和申屠骐等是兄弟行。因为姓申屠的比较少见，而又同排马字旁的单名。《竹斋诗集》中曾屡次提到一个申屠子迪，先说他曾“为山南江北道宪司掌书”（《诗集》卷一），后又称为“府推”、“佥事”（俱见《诗集》卷三），而且《诗集》卷二有《题申屠子迪篆刻卷》一诗，中有“申屠墨庄有传授”之句，想来申屠子迪必就是申屠，而且必是申屠致远之子，因为“墨庄”一词，见《元史·申屠致远传》。《致远传》云: “致远清修苦节，耻事权贵，聚书万卷，名曰: ‘墨庄’。”

陈田《明诗纪事》卷十六也说: 

子迪名，东平人，御史致远子。此诗所谓篆刻卷者，子迪重刻峄山秦碑二石，置于绍兴学官，今世所谓申屠本也。

由此可知申屠子迪即是申屠，为致远之子。［孙原理《元音》卷七载有申屠诗，说字伯骐，恐怕有误。因为《元史·申屠致远传》说“（致远有）子七人: 伯骐，征事郎……骥、骊……。”这里伯骐的“伯”字，恐怕是居长的意思，而且骐、骥等同为马字旁的单名，不会是“字”。］王冕赠诗给申屠，并不足为怪。《稗史集传》里明明说王冕终于和申屠见面，而且应聘出来教书。《竹斋诗集》卷二还有《喜雨歌为宋太守赋》、《题墨梅送宋太守之山东运使》，想来就是《稗史集传》所说的“太尹宋公子章”了。

第二点我想讨论王冕北游燕京的年代。包先生文中考证他北游燕京是至正五年（乙酉，西元1345,冕年五十九岁）到至正六年（丙戌，西元1346,冕年六十岁），也有小误。《稗史集传》云: “至正戊子南归，过吴中。”

可知他南归在至正八年（西元1348,冕年六十二岁）。根据《竹斋诗集》卷三《南归诗》所说: “去年离南去，今年自北（包文误作‘此’）归。”

那么他在北方只停留了约近一年，则他的北游当始于至正七年（西元1347,冕年六十一岁）。包先生的说法恐怕是提前了两年。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王冕有没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思想。包先生说他“根本是个民族主义者”，说他“讽刺政治，丑骂元族”，可是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证据。对于王冕是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不敢轻下结论，现在想先提出《稗史集传》里一个有利包先生说法的材料，然后再加以讨论。《稗史集传》云: 

君又善写梅花竹石，士大夫皆争走馆下。缣素山积，君援笔立挥，千花万蕊，成于俄顷。每画竟则自题其上，皆假图以见意。

王冕“假图以见意”，所“见”的“意”是什么？《稗史集传》曾提供了一个实例。《传》云: 

遂北以上燕蓟……主秘书卿达公兼善家。……君题写梅，张座间，有云: “花团冰玉，羌笛吹不下来”之句。见者皆缩首舌，不敢与语。

这个实例，颇可注意，这个题辞也见于《竹斋诗集》。《诗集》卷四《素梅》云: 

和靖门前雪作堆，多年积得满身苔，疏花个个团冰雪，羌笛吹他不下来。

这首诗既见于诗集，则《稗史集传》所述，当属可信。其实王冕提到“羌笛”，还不止这一处。《竹斋诗集》卷四后面附有他作的《梅先生传》，在历述梅先生在唐宋受人推重之后，忽然有这样一段: 

先生性孤高，不喜混荣贵，以酸苦自守。忽一夕，闻高楼羌管声，乃凄然有感: 吾不能学桃杏辈趋时，故际穷年风饕雪虐，零落如此，奚憾焉？

王冕平时喜欢画梅，自号梅花屋主，这一篇《梅先生传》里，实有用梅花自况之意。其所谓“忽一夕，闻高楼羌管声”，却极像是隐指蒙古人之入主中国。由此可知，看见画梅题辞的人们，“缩首舌，不敢与语”，确非无故。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九“诗文类”也记王冕在燕京因画梅题诗惹祸，但却是另一首诗。《七修类稿》云: 

尝游京城，名贵侧目。平生嗜画梅，画成未当无诗也。有诗云: “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或以是诗刺时，欲执之，一夕遁。

按此诗亦见于《竹斋诗集》卷四。《稗史集传》和《七修类稿》所记这两件事，宋濂所作《王冕传》全未提到。朱彝尊所作《王冕传》，大体是从《稗史集传》抄来，可是在记述画梅题辞一事时，则写得很笼统。朱彝尊《王冕传》云: 

燕京贵人争求画，乃以一幅张壁间，题诗其上，语含讽刺，人欲执之。冕觉，乃亟归。

《稗史集传》里所引“羌笛吹他不下来”之句，朱彝尊完全不提，而只用“语含讽刺”四个字交代过去。我相信朱彝尊这种写法是有用意的。他在满族统治之下，“羌笛”云云，自然也犯忌讳，所以就略而不提。总而言之，“羌笛”、“羌管”这种字眼，在王冕使用的时候，似有讽刺蒙古人的意思，并且为王冕惹来了不少祸。这对于包先生的说法而言是有利的材料。

包先生说王冕“根本是个民族主义者”，说他“讽刺政治，丑骂元族”，可是并没有利用这些有利的材料。（据我看，讽刺政治和丑骂元族这两点应该分别来看，讽刺政治不一定是由民族主义观点出发，而丑骂元族才牵涉到民族问题。《竹斋诗集》中讽刺政治的地方不少，而丑骂元族则似乎没有什么痕迹。就是“羌笛吹他不下来”之句，也还不能算是丑骂。）包先生文中把王冕之有民族主义思想和朱元璋的起兵连在一处说，隐含着王冕赞助朱元璋起事的意思。包先生似乎是想用这一点来证明王冕是个民族主义者。他说王冕盼望有一个“明主”出来，在这位“民族大英雄之下，施展他的政策，受到封侯的荣典”。包先生接着又说: “至正十九年正月，胡大海克复诸暨，他的机会临到了。他对胡大海贡献了一个‘义’字，作为一切政治的根本。可惜不久就死了，终久没有达到白首封侯的愿望。”包先生这种说法很成问题。据我看，包先生是为朱彝尊所误。《稗史集传》里讲到王冕见胡大海一事，大致为朱彝尊所本，可是朱彝尊略加删节，整个事实就改变了面目。现在将朱彝尊《王冕传》和《稗史集传》所述并举于下，以资比较。朱彝尊《王冕传》云: 

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绍兴，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窜，冕不为动，兵执之，俱见大海。大海延问策，冕曰: “越人秉义，不可以犯。若为义，谁敢不服？若为非义，谁则非敌？”太祖闻其名，授以咨议参军。

《稗史集传》云: 

岁己亥，君方昼卧，适外寇入。君大呼曰: “我王元章也。”寇大惊，重其名，舆君至天章寺。其大帅置君上座，再拜请事。君曰: “今四海鼎沸，尔不能逸安生民，乃肆虏掠，灭亡无日矣。汝能为义，谁敢不服？汝为不义，谁则非敌？越人秉义，不可以犯。吾宁教汝与吾父兄子弟相杀乎？汝能听吾，即改过以从善; 不能听，即速杀我，我不与若更言也。”大帅复再拜，终愿受教。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

把这两段仔细比较，可以看出朱彝尊《王冕传》就是从《稗史集传》脱胎而来。不过，朱彝尊略一删节，结果王冕对胡大海的态度就起了本质上的变化。朱彝尊抹杀了两点是: （一）胡大海的军队曾有虏掠的情形，当时徐显竟称之为“寇”（这固然可能是因元朝未亡，士大夫记载群雄起兵，不敢在辞句上表示赞同; 但既有虏掠的情形，可知不是真正有纪律有主义的军队），可知朱元璋、胡大海的部下，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是一支民族革命的义师。（二）王冕对胡大海所说的话，是斥责，而不是赞同，朱彝尊把斥责的话完全删去，就变成王冕是向胡大海献策了。

朱彝尊《王冕传》比《稗史集传》多出了一点，就是说朱元璋任王冕为咨议参军。关于王冕曾否在朱元璋幕府中做官，包先生采取折衷的态度。包先生说: “宋濂是根据朱元璋命令说，吴敬梓是考察实际没有受到任命说的。如确知胡大海攻下诸暨和元章的死是同一月内的事，则知两家所说是各有所本的。”这种论断，也有问题。我认为仍以未作咨议参军一说为是，不但未作咨议参军，连任命而未做这一说也靠不住。我的理由是: 和王冕同时的徐显根本未提王冕任为咨议参军一事。此外，王冕之死，不仅和胡大海攻下诸暨是同一月内的事，而且就是胡大海攻下诸暨后几天内的事。王冕和胡大海见面的次日，就“疾遂不起”，几天之内就死了。胡大海如何能让一个七十三岁的弥留的老人作官？朱元璋此时尚在婺州，如何能来得及任命在诸暨的王冕为官？还有一点更重要的理由，就是宋濂所述根本与事实不合。宋濂《王冕传》云: 

我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

宋濂说朱元璋“物色”得王冕是在取下婺州将攻诸暨的时候，而事实上王冕是胡大海攻下诸暨之后才被胡大海之兵所“执”的。宋濂的语气是把王冕为官说成为既成事实，而事实上王冕是被执之后数日就死了，根本未见过朱元璋的面。所以宋濂之说绝不可靠。就连朱元璋加以任命，王冕未做而死的说法也靠不住。吴敬梓说: “究竟王冕何曾作过一日官？”这话是对的。其实朱彝尊也怀疑到这一点，他说: “

自宋文宪《传》出，世皆以参军目之。冕亦何尝一日参军事哉？读徐显《稗史集传》，冕盖不降其志以死者也。”

这一段话极有见地。朱彝尊不但揭破王冕出任参军之失实，而且指出王冕是“不降其志以死”。我猜想宋濂所述，有其用意。就是要用含混的叙述说王冕做了咨议参军，表示朱元璋网罗贤才，不遗在野，以达到其表扬君父的目的。宋濂这一篇《王冕传》影响确是不小，后来不少人都说王冕做了朱元璋的咨议参军，有的更把宋濂的说法又添上了许多枝叶，把王冕做参军一事，说得活灵活现。兹胪举于下。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九“诗文类”云: 

后太祖物色得冕，因与残饭粗羹，山农且啖且食。上喜曰: “可与共大事。”授咨议参军，一夕暴卒。

姜绍书《无声诗史》卷一《王冕传》云: 

明太祖取浙东诸郡，冕遇胡大海，献攻绍兴之策。引见上，应对称旨，署为咨议参军。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王冕传》云: 

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咨议参军。一夕病卒。

彭蕴灿《书史彙传》卷二八《王冕传》云: 

后遇胡大海，献攻绍兴之策，称旨，署为咨议参军。

高兆《续高士传》卷四云: 

高帝取婺州，物色冕，欲授以参军，一夕死。

陈田《明诗纪事》卷十八云: 

朱竹垞所作《元章传》云: “元章为元逸民，未尝一日参军事。”且引徐显《稗史集传》为证。……余谓《稗史》传闻异辞，《四库提要》据《宋景濂传》以为僧，识卓矣。

这些都是由于因袭宋濂之说而致误。那么，包先生说王冕“盼望在一位民族大英雄之下，施展他的政策”，究竟是否可靠，也就不难想见。我不敢说王冕是或者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只能说王冕不满元朝的政治，甚至对蒙古人有一种鄙视心理（“羌笛”之句的涵义，不过如此）。他对于朱元璋、胡大海的起事，并不赞同。他本人曾经在少壮的时候参加科举。《稗史集传》说他: “曾一试进士举，不第。”宋濂《王冕传》也说他“屡应进士举不中”。假如他考试成功，岂不也就做了元朝的官？诚然王冕的诗集里，有些凭吊宋代遗迹的诗，像《宋郊台》（《诗集》卷三）、《过昭瑞宫次韵》（卷四）等诗，都有一种故宫离黍之悲，而最明显的是《钱塘纪行》一诗（卷二），对于南宋偏安江左，嬉酣亡国，不禁痛心言之。其最后四句是: 

鄂州老将呼不起，石塔如壶枕江尾。

行殿白日古燐飞，游子无言泪如水。

不过这种诗都是朝代兴亡的感慨居多，能否就算是民族主义的态度，也还是问题。

最后一点，我要讨论《稗史集传》中《王冕传》的史料价值，并且要把他和宋濂的《王冕传》作一比较。先谈《稗史集传》。这书《历代小史》、《说库》里都有。商务印书馆出版江畲经编辑的《历代小说笔记选》（金、元、明部分）也有节录。《四库提要》著录在卷六一“史部”传记类存目三，称为稗传，想系简称。作者是元人徐显（商务的《小说笔记选》误作王显，《说库》本有徐显《自序》，可是书内第一页也误写为王显）。徐显的生平，无可考，《四库提要》说他是绍兴人，曾寓居姑苏。他的《自序》作于至正十年（1350）,这恐怕传写有误。因为王冕死在至正十九年（1359）,他在《王冕传》中已详叙其死，则成书断不能在至正十年，容再详考。他在序中说: 

予生季世之下，不能操觚以选论当代贤人君子之德业，而窃志其所与游及耳目所闻见者，叙而录之，自比于稗官小说，题曰: 《稗史集传》。

王冕就是他的“所与游者”之一。他在《王冕传》中说: 

至正戊子，南归，过吴中，谓予言: “黄河将北流，天下且大乱，吾亦南栖以遂志，予其勉之。”

可以为证。后来人根据徐显书中《王冕传》来为王冕作传的，有朱彝尊和姜绍书（《无声诗史》卷一）。至于宋濂的《王冕传》在时间上则比徐显的《王冕传》略晚。宋濂虽也和王冕同时，但始终与王冕无直接的交往。宋濂《王冕传》云: 

予受学城南时，见孟寀，言越有狂生，当天大雪，赤足上潜岳峰。……及入城，戴大帽，如蓰。穿曳地袍，翩翩行，两袂轩翥，哗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访识者问之，即冕也。

可见宋濂不认识王冕，其传中所述当系得之传闻。《稗史集传》的价值之所以高出宋濂《王冕传》者，就是因为徐显和王冕的关系深，所知是由于直接的接触而得。而宋濂则是间接的传闻的记载，容易有误。再有一层，徐显的《王冕传》里所提到的人物，可与《竹斋诗集》互相印证，其中所提到的“羌笛”之句，也可以在《竹斋诗集》中找到根据。王冕生前没有刻过诗集，《竹斋诗集》的最早刻本是明正统年间骆大年所刻。所以徐显没有根据《竹斋诗集》妄自编造故事的可能。徐显能把“羌笛”之句记在传中，想必是王冕生前告诉过他北游的这一段经历。这是《稗史集传》价值较高的最重要的根据。本文前引陈田据《四库提要》、宋濂《王冕传》来驳朱彝尊和《稗史集传》的话，根本站不住。原因就在不曾比较徐、宋二人和王冕关系的深浅。

宋濂的《王冕传》作于明初，又系得之传闻，所以其中有错误。一经把《竹斋诗集》和他的《王冕传》对照，就可知道。包先生说宋濂叙述王冕幼年时事有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所提宋濂述王冕出任明太祖咨议参军一事有误，也是一个实例。宋濂的《王冕传》有误，其依据宋濂之说而作的《王冕传》，就更不必说了。读史治史，贵得第一手的直接的史料，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证明。

三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写毕于清华

(原载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14期，1947年1月15日)

关于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

起义的几个问题

一

宋太宗淳化四年至五年（993—994）,王小波、李顺在四川的起义，是中国农民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次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给地主政权以严重的打击。更可注意的是，起义的人民，除去诛杀贪官污吏之外，还有一套实行“均贫富”的具体办法。这一套办法，由于统治阶级所写的史书的隐讳，我们已无法得知其详。从现存的极少的史料之中，只能窥见一个轮廓。沈括著《梦溪笔谈》里说: 

（李）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梦溪笔谈》卷二五。

这一段记载虽然十分简单，却已经足够说明这一次起义是一个有步骤有组织的正义行动。李顺的立场很鲜明，他下令没收地主富豪的财产，分给贫民。他所领导的起义军，对人民秋毫无犯。同时，大概是为了分化、孤立阶级敌人，对地主富豪还允许他们留下维持生活的一份。这样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起义，当然得到人民的拥护与参加，所以沈括在上述一段之后，就说: “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

这样一个重大的史迹，过去却没有得到史学界应有的注意。据我所知，讨论这一问题的专文，似乎只有张荫麟先生所作《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清华学报》12卷2期，1937年4月。一篇。张先生搜集了不少的材料，并且提出了一些解释。我现在对他的解释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打算补充一些张先生没有利用的材料，讨论一下这一次起义的原因和性质。希望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丁则良文集

关于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

二

张先生认为当时四川禁止商旅私市布帛，是促成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觉得，根据现有的史料，当时禁止私市的，恐怕不限于布帛一项。按禁止商旅私市布帛之说，出于陈均《皇朝编年备要》（以下简称《备要》）及李攸《宋朝事实》。《备要》云: 

蜀地饶富。孟氏割据，府库益以充溢。及王师平蜀，孟氏所储悉归内府。而言事者竞起功利，成都常赋外，更置博买务。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司计之吏，析及秋毫。蜀地狭民稠，耕作不足以给，益以贫困。兼并者复籴贱贩贵，以夺其利。青城县民王小波聚众起而为乱，谓众曰: “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民多来附。遂攻掠邛、蜀诸县，袭杀县令齐元振，剖腹实以钱，盖恶其诛求之无厌也。《皇朝编年备要》卷四。

《宋朝事实》云: 

淳化四年，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起而为乱。……先是国家平孟氏之乱，成都府库之物，悉载归于内府。后来任事者竞功利，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群众起而为乱。《宋朝事实》卷十七。

这一段材料和《备要》所说，差不多。二者都指出禁止私市布帛。不过曾巩的《隆平集》却另有说法，它说禁止私市“物”帛。这个“物”字把禁止私市的范围，扩大了很多。他说: 

蜀地富饶，自乾德间孟昶既降，府库充溢，重货铜布，由舟运下三峡，轻货设传置，以四十兵隶为一纲，号曰“进纲”。水陆兼运，十余年始悉归内库。时守臣务利入之厚，常赋外，更为博买务，禁民私市物帛。而兼并者释贱贩贵，小民贫，失家田业。故小波以言动众曰: “吾疾贫富不均，吾与汝均之。”贫民由是附之者众。《隆平集》卷二〇。

此外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也提到禁止私市，而不专言布帛。他说: 

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者益众。《渑水燕谈录》卷八。

张先生文中引了《渑水燕谈录》而未引用《隆平集》。他认为如果根据《渑水燕谈录》之说，“似四川一切民营商业，悉被禁止，此在当时社会状况下，殊难想象”。因此，他说《备要》“虽较晚出，而史料价值不减”，所以“当以《备要》为是”。我认为张先生这种方法是有些问题的。《隆平集》和《渑水燕谈录》都是北宋时期作品，距离起义的时间较近。而《备要》（张先生未引用《宋朝事实》）则晚出很多，是南宋的作品。我觉得我们应采早出的材料，因为早出的材料可能比较近真。而且我最近又看到一些材料，都支持不限于布帛一项之说。《宋会要》、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和《宋史·食货志》里所载的这一段谈话，就是个例子: 

熙宁七年正月癸亥，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务利害。先已遣蒲宗闵、沈逵，令（《长编》作“今”）复遣杞。其后，上与辅臣论及市易，冯京曰: “曩时西川因榷买（《会要》食货三七之十八作“货”。《宋史·食货志》作“市”。）物，致王小波之乱。故（《长编》卷二四九熙宁七年正月癸亥条，在“故”字下有“今”字）颇以市易为言，臣检《实录》，实有此说。”王安石曰: “王小波自以饥民众，不为官司所恤，遂相聚为盗。而史官乃归咎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不知般取孟氏库府（《长编》作“府库”）物以上供，于饥民有何利害？”上曰: “李杞行未？”安石曰: “未也。然愿陛下勿疑，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为变也。”《宋会要稿·食货》卷五五，34～3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九，熙宁七年正月癸亥条。《宋史》卷一八六，《食货》下八，市易。

这一段谈话中可注意几点: 一点是王小波起义是由于当时四川“榷货物”，见于《太宗实录》（按: 现存《太宗实录》残本，缺淳化年间诸卷）。一点是所说的“货物”或“物”自不限于布帛。又一点是王安石所行的市易法，也不以布帛为限。因此，我倾向于采用北宋诸家之说，而不敢相信《备要》“禁私市布帛”之说。也就是说，王、李起义以前，北宋对于西川的民间商业，曾作全盘的管制，而不限于布帛一项。这一情形，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太宗把起义镇压下去之后，曾下诏罪己。其中有几句话可以透露出一点消息: 

上以蜀寇渐平，下诏罪己。……略曰: “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 筦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彼蒸民，起为狂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淳化五年九月丁丑条。

这里所说的“筦榷”，当然也不限于布帛。因此我认为宋初灭蜀到王、李起义这一段时间之内，在成都设博买务或博易务，对民间的贸易，完全加以管制，从而把财富掠夺到政府手中。加上官吏的贪污腐败，人民自然无法生活下去。这大概是起义的诱因之一。

三

王小波、李顺这两位起义的领袖是从事哪一种营生的呢？这一方面的材料极少。最近看苏辙的《栾城集》，无意中找到下面这一段话: 

臣闻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其后淳化之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太平治迹统类》作“业”），穷为剽劫。凶焰一扇，两蜀之民，肝脑涂地，久而后定。《栾城集》卷三六，《论蜀茶五害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六，元祐元年二月癸未条也引了这一奏状全文。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九，也提到了奏状的内容。

苏辙这一奏状，上于元祐元年（1086）,即王小波、李顺起义的九十三年之后，不知所说是否可靠。不过苏辙是眉州人，而王、李起义就在眉州，可能父老口耳相传，总有相当根据。这一条材料有几点可以注意。一点是茶的贸易由政府管制。这可以支持第二节中所说禁止私市不限于布帛一项的看法。第二点，王小波、李顺是以贩茶为业的。

这一条材料是个孤证。除了苏辙奏状之外，还没有看见别的史料作相同的说法。不过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地区正是四川产茶的地区。范镇《东斋记事》云: 

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东斋记事》卷四。

味江在青城，王小波就是青城人，《梦溪笔谈》并且说王小波是味江人。这恐怕不是偶合。我认为王、李两位领袖大致是从事茶业的。现在要看一看在没有禁私市以前蜀茶的情形。这一方面材料极少。《宋史·食货志》里有一段话相当重要: 

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盖为钱三百，折输䌷绢皆一疋。若为钱十，则折输绵一两。为钱二，则折输草一围。役钱亦视其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茶下》。

《宋史·食货志》这一段话，大概是从吕陶的《净德集》里的《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抄来的。奏状云: 

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折科。（原注: 茶园税每三百文折纳绢二疋，三百二十文折纳䌷一疋，十文折纳绵一两，二文折纳禾草一束。）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净德集》卷一。

这里（原注中的）“茶园税每三百文折纳绢二疋”大概是“折纳绢一疋”之误，由下面“䌷一疋”，“绵一两”，“禾草一束”可以推知。这个奏状是熙宁十年（1077）上的。因此，《宋史·食货志》里所用的“初”字，是指的什么时候呢？王、李起义以前，还是王、李起义以后？我想恐怕是很难确说的。但是，这一段材料中的前几句讲的是茶园土地的性质，这大概北宋初年就已是如此。所纳赋税，可能因时间而不同，而种茶的人，卖掉所种的茶，“以资衣食”，大致也是不变的。王、李起义前蜀茶的情形，一点史料都没有。因此，我想如果由熙宁年间未禁茶私市以前的情形（禁蜀茶私市在熙宁七年派李杞入川之后），去推测北宋初年的情形，也许相差不远。而宋初在成都置博买务，禁止各种货物（包括茶在内）私市，以致引起王、李领导下的起义的情形，也许可以和王安石派李杞入蜀垄断茶叶贸易的情形相比。这两件事有其相似之处，宋神宗的顾虑（见第二节所引《会要》原文）不是没有原因的。

李杞入蜀以后垄断蜀茶贸易的情形，上述吕陶那一篇奏状有一些说明。他说: 

本路既为置场买茶，将往熙河等处，并逐旋取利。出卖之后，更不许民间衷私买卖。遂令诸色人告捕，依编敕禁榷茶法断罪。……大凡官中原有之物，民间私侵其利，方是犯禁。只如解州有盐池，民间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炼者，乃是私矾。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是一例折科，（原注不再录）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伏缘此茶本非官地所产，乃是百姓己物，显与解盐、晋矾事体不同。一旦立法，须令尽卖与官，或敢私相交易，便成犯禁。斤数稍重，乃至徒刑，仍没纳随行物色，别理赏钱。《净德集》卷一。

这就是说，茶园园户除去纳两税之外，还把茶全数卖给政府，否则便算犯罪。而卖给政府的情形则是如苏辙所说的，“以重法胁制，不许私卖，抑勒等第，高秤低估”（见《论蜀茶五害状》）。吕陶那一篇奏状里也说: 

官中尽数收买，价值一定。若将银色准折，每两须高抬四五百文。或多支交子，少用现钱。交子所支既多，钱陌又须亏折。则园户所收茶货，只得避罪纳官，安敢更求余利。一旦失业，何以为生？《净德集》卷一。

吕陶又说当时政府是: 

旋买旋卖，先抽三分之息。……朝买一贯之茶，暮收三百之利。一日之内，贵贱两般。则州县所供实值，遂成空文，有司出纳之际，乃同聚敛。《净德集》卷一。

这种高度剥削，随时可以引起人民的反抗。苏辙说: 

假令万一蜀中稍有饥馑之灾，民不堪命，起为盗贼，或如淳化之比。《栾城集》卷三六，《论蜀茶五害状》。

而且吕陶在熙宁十年，也看到了茶园园户和官吏的冲突。他说: 

堋口茶园三百余户，凡五千人赍茶赴场。……众积忿恚，遂径升厅事，围绕监官……监官起避之。众随诟詈，或殴击从者，或褫裂监官衣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二，熙宁十年五月庚午条。

这一件事，亦见吕陶《净德集》卷一《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中。那个被褫裂衣袖的监官，叫做薛翼。以上是熙宁年间政府垄断蜀茶贸易的情形，我们当然不能就据而推断说，淳化年间园户所受的剥削和这个情形完全相同（例如起义之前，四川尚无交子），但大致也许相差不远。所谓“贩茶失职”的王小波、李顺两位领袖，究竟是种茶出卖的茶园园户，还是茶商，这一点根据上述材料，无法肯定。但他们是宋初政府垄断西川贸易、垄断川茶的办法下的受害者，则可以断言。当时受害者人数很多，范围当亦很广，这样就在王小波、李顺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跟剥削人民的地主政权，作一番殊死的斗争。

四

不论起义的领袖的职业是什么，起义的诱因是什么，起义军的主力恐怕没有疑问地是当时的农业劳动者。这说明了在封建社会中最根本的阶级矛盾还是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前引沈括所说的起义之后，“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是可以注意的。这一群广大的群众主要是农民。沈括所说和另一条史料可以互相呼应: 

川陕（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会要》刑法二之五到六作“千”）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时有言李顺之乱，皆旁户鸠集。《宋史》卷三〇四，《刘师道传》。

可见参加起义的群众之中，有很多的旁户。关于旁户这一问题，将来拟另文讨论。现在只说一点，就是他们一面要佃耕地主土地，向地主纳租，为地主服役; 另一方面还要承担政府的赋税和力役。可算是当时受剥削最甚的人们。这样“鸠集”起来的旁户，参加了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就形成了起义军的主力。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原载《中国农民起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

宋代土地问题

在本文中，我想探讨一下有关宋代土地的问题。我对这一问题没有什么成熟的意见，只不过是在暑假前听到陈家康先生讨论庄园制和租佃制的时候，曾经搜集了一点材料而已。我只能在这里提出一些问题，希望诸位先生多多指教，多多批评。

我先说一下陈先生的意见，他认为唐宋的土地制度是庄园制，蒙古进入中原以后，庄园制破坏，就开始了租佃制。

庄园制和租佃制的分别是什么哪？大致言之，在庄园制下，庄客是地主招来的，住在庄子里，为地主耕种土地，跟地主发生人身隶属的关系。在租佃制，地主把自己的土地分出去给佃户耕种，佃户不集中住在一个庄子上，而分别住在自己家里，同时人身隶属的情形虽然可能还存在，但比庄园制下的人身隶属要轻一些。

宋代行的是庄园制，还是租佃制？还是别的制度？假如是庄园制，同时有没有租佃制？如果二者并存，以哪种制度居主导的地位？这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当时连续想到几个问题，下面一一提出来讨论。

第一，宋代自耕农、贫农在整个土地制度中占有一个什么地位。如果自耕农、贫农人数不少，而且耕种相当面积的土地，那么庄园制是否占主导的地位，就成了问题。要说明宋代自耕农的情形，先要看一下宋代户籍的种类。

宋代的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二大类。在主户之中，分为五等。五等之中大致一、二等或一、二、三等是地主，四、五等是贫农。前者可称为上等户或上户，后者称为下等户或下户。大致言之，下户相当于自耕农，客户之中除去坊郭客户外，乡村客户大致都是佃农，耕种别人的土地。另外在主户之上，还有官户（或称形势户），官户是官僚地主，他们享有免役的特权，但在原则上，他们的土地还是要纳税的。

丁则良文集

宋代土地问题

户籍种类分析了之后，要看一下下户的户口数，和下户所有土地的数目。户口数找不出确切的材料。以北宋定州和南宋严州的情形来看，下户的数目至少占主户的半数以上，有的甚至占到主户的十分之八九。但是土地分配的情形则半数以上的土地在官户手中，剩下的大半也在上户的手里，下户所有的土地，虽不能知确数，却可以想见是极有限的。下户人数多、土地少的现象，使我们了解自耕农在整个农业经济中不占重要的地位。

下户不但只有很少的土地，而同时他们所受的剥削是很厉害的。他们要对国家纳二税（田赋）、身丁钱和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此外还要服国家的差役（国家所定出的最重的差役，不由下户担任，因为他们太穷，怕他们靠不住，而且怕他们出事错，损坏了公家的东西赔不出）。

地主政权对他们的剥削已是如此之重，而个别的大小地主，就是官户、上户，还要剥削他们。剥削的方式很多，主要是高利贷，囤积居奇，强占或骗掉他们的土地，转嫁税役，以及破坏并垄断水利。

在这种地主政权和地主的双重剥削之下，遇到天灾人祸，他们就不免逃亡，变成客户，有些个别的反抗的例子，但这些个别的反抗并不能推翻整个地主阶级的剥削。

第二，自耕农既不占重要地位，那么就要看一看耕种别人土地的佃农的情形，在没有谈这一问题之前，先要看一看所谓客户的情形。很多人认为客户就是耕种别人土地的佃农。实际上并不全是如此。客户中坊郭客户就不是佃农，乡村客户才是佃农。而耕人土地的，也不限于客户。自耕农、贫农也有以余力耕人之田的，也有是完全为别人佣耕，领取工资的。现在为方便计，暂时简称乡村客户为客户。

客户在人口的比重，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一点张荫麟先生从前曾做过统计。大致言之，客户占全国户口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这五分之二的户口，几乎绝大多数是没有土地，以耕种别人土地为活的佃农。跟上述的主户中的下户同为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客户和下户不同的是，客户跟国家没有直接的关系。客户无独立的户籍，要附在地主户籍之内。客户人数增加，不能使州县升等。客户除不定期的杂徭之外，对国家不服役。除有些客户纳身丁钱之外，不向国家直接纳税。客户遇灾荒，国家对客户也不直接加以赈济，但有时政府也加以救济，并且还劝地主收留救济。这并不是人道主义，而是怕客户失所，减少劳动力。

客户受地主阶级剥削。他们为地主耕田，收成之后，有的是按比例纳租，例如对分（叫做主客分），四六分，三七分。有的是按足量纳租，定出客户耕田几亩，纳租若干。有时客户还要受管庄的干人的勒索。此外有些蛮横的地主还要强迫客户代纳田赋。还有高利贷的剥削。地主又有时强迫客户代为服役。还要为地主家服杂役，例如做地主的武装。

客户在人格上是不独立的。在法律上客户和地主不平等。《宋史·刑法志》说，佃户犯主，加凡人一等; 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因殴致死，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到了南宋初，又只配本城。客户还有代主受刑的。客户杀主，法律处罚是很严格的。甚至于客户刺得地主的鱼，也要杖脊鲸面送阙下。

人格隶属的另一表现，就是地主献田给政府，客户也跟着土地、房屋、牛具一齐被献出。地主家里的客户，载明在契券上。佃户行动，要有主人发的证件，叫做“凭由”。如未得地主许可逃走，地主可以追捕。但也有佃客自由离佃，增租划佃，以及佃户从商的情形。

地主有时也要周济客户，这种行为还是基于维持劳动力的观点，而不大是人道主义的想法。

客户也有上升的情形，就是为地主工作慢慢有些积蓄，就脱离地主宣告独立。有些客户也可以买田，具体上升的实例如岳飞。

在这种种剥削下有时客户不能忍受就起而反抗，消极的就逃亡，积极的就抗赖租米，甚至于杀地主。

第三，客户的情况既是如此，而土地集中，官户、上户掌握大量土地又是事实。可见佃农在农业经济中的比重是很高的，而且是极可注意的现象。于是可能有人要问，在这种情形下，庄园制与租佃制哪一种制度居于主导地位？我对这个问题还不肯定地回答。勉强来说，可以提出两个原则: 

1. 庄园和租佃都是有关生产关系的问题，讨论生产关系的问题，不能孤立地去讨论，不能跟生产力的问题分开。

2. 考虑生产力的问题，就不能不注意到各地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就是说各地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因而影响到各地生产关系也有了不同的表现。

现在要想根据这两个原则来看宋代各地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各地生产关系的情形，在时间上不许可，我只能举例来说。大致因生产力发展的高低不同，而产生了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

第一种封建性最浓厚，也就是最落后的生产关系，表现在生产力最低的地区。例如川、陕、黔、滇这一区域，在宋代还没有真正的开发。地旷人稀，居民刀耕火种。在这里就有了旁户与地客。这种旁户地客，极像农奴或者奴隶，他们完全没有行动自由，逃走在三年内可以由地主追回。地主可以买卖地客，抢劫地客。卖土地时，地客跟随卖去。地客婚姻，地主可以干涉。地主甚至可以随意生杀。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旁户鸠集，可见这一起义是和当地旁户有关。史料说他们不但向地主纳租，而且还要向政府纳税，苦痛之深，无与伦比。

第二种是封建性不如上述旁户地客那样浓厚的，就是庄园。所谓“庄”，不一定指的是庄园，它同时可能指的是达官贵人的别墅、花园，也可能指的是村庄，这都是有史料可以证明的。我有一个极不成熟的意见，就是用以生产的庄园在宋代南方、北方都有，而北方尤多。不分南北，多半是位置于地旷人稀、离城远、近山、偏僻的地方。这种地方无论是本来开发得不够，地旷人稀，还是因为兵灾、天灾的破坏，当地劳动力缺乏是很显著的，因此有召募庄客来耕田的必要。这种劳动力缺乏，加上地主土地的面积可能很大，就影响到耕种经营的方式，所以只能是粗放的经营，即不能深耕细作，当时所谓“卤莽灭裂”。同时又因地处偏僻，所以有武装的必要，地主要庄客、庄丁兼作武装。地主本人可能住在庄内，也可能不住庄内，由干人或称干仆管庄，管田人经营，岁收租课。有些干人即是地主本族的子弟或地主的亲戚。政府有官庄，官庄也多半是在地旷人稀的地方，所以也要召募庄客，而经营的方式，也是粗放的经营。我们在史料上常常看见地主和地主以及地主和政府争劳动力，争募庄客。

第三种是生产力较高的地方。这种地方或者是本来土地较肥，或者是水利发展，或者是劳动力充足，人口稠密。例如南宋的太湖区域。这种地方就出现了租佃制。租佃制的表现是佃户有家，不住在庄内，同时在佃主家耕作，又受别人的雇佣。而且租佃制之下，租地往往分割细碎，一个佃户只耕十亩八亩，即可养活自己一家。此外，又因为生产力较高，佃户可以经过两度剥削，还能维持起码的生存，就产生了二地主。南宋末，贾似道行公田，当时史料上就有业主、佃主、种户之分。此外又有了增租划佃的现象，又有货币租的现象。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在生产力较高的地方，已出现了租佃制。

这三种方式加上自耕农，可以说是宋代四种生产关系的表现。在这四种之中，以哪一种为最普遍、最主要呢？我现在还不能作确定的回答。我只能说自耕农经济决非主导形式。旁户、地客也限于若干落后区域。在庄园与租佃之间，我不能确定，哪一种是主导方式。我私人有一种倾向，就是说租佃之出现，也只是限于少数生产力最高的区域，恐怕也不能算是主导的方式。那么有人会说，剩余的只有一种，就是庄园制了，你是不是说庄园制就是主导的形式呢？我回答说，现在我还没有充分的材料来下这样的断语，要请大家多多指教，多多

批评，并设法来回答这一问题。

（遗稿，发表于《历史教学》1986年第1期）

介绍一部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

文稿——《素堂遗集》

一、 光时亨和他的《素堂遗集》

最近看到一部稿本，叫做《素堂遗集》，是明末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的诗文稿。光时亨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他一生中的大事可以说只有一桩，就是在李自成起义的军队进入北京之后，投降了大顺朝。当时投降的官吏不止光时亨一人，但在所有投降的官吏之中，留有诗文稿

的却不多见。全稿分订为五册，第一册到第三册，全是光时亨在崇祯年间作的诗文，其中有几篇奏疏，讲到农民起义的情况。此外还有几篇，论到明朝和建州的关系，凡是“夷”、“虏”字样，稿中一律删削，留下空白。这大概就是此稿在清代二百多年间未能刊印流行的原因。第四册中没有光时亨本人的文字，多半是别人替他辩护的文章，说他没有投降李自成。第五册封面上有纸签，标为《狱中遗稿》，是光时亨南归被逮后的作品，其中多半是替自己辩护的诗文。

第一册到第五册，每册封面内都有一专叶，上写“九世祖先给谏与遗集，十八世孙进琨谨识，民国十有一年岁在壬戌仲秋月，十九世孙秉钟、秉镠、秉铨合抄”等字，可知这部稿子在清代二百多年间，光氏子孙世代相传，到了1922年，由光进琨编订，光秉钟等合抄，才成为现在的形式。《素堂遗集》在满清统治时期，大概由光氏子孙秘密收藏，不曾示人。《素堂遗集》第四册有高攀桂、张英所作的《素堂传稿序》，从序文中得知所谓《素堂传稿》，只是光时亨所作的八股文。高、张作序是康熙卅三年的事。高攀桂序文云: “标等（光标、光楷是光时亨的孙子）又曰‘我祖居掖垣两载，疏百余上，皆指切时政，既经兵燹，散佚无存，仅存制艺若干首，将以问世’。”这里所说的散佚无存的奏疏，事实上大部出现在现在的《素堂遗集》中。由此可知《素堂遗集》在清代确曾因为内容的问题而没有与世人相见。

丁则良文集

介绍一部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文稿——《素堂遗集》

我们研究晚明的历史，本来不一定要注意像光时亨这样的人，他之投降大顺，并不是由于他在思想上有什么进步的倾向。他在投降之后不久，又离开北京投向江南，就是很好的证明。不过这部文稿却颇可以注意，因为晚期史料正在陆续出现之中，而这部文稿三百年来一直没有公开传布。其中材料价值如何，是值得略加考究的。

光时亨祖籍安徽祁门，后来迁居桐城。在1644年李自成的军队解放北京之前，明廷曾有些官僚主张迁都南京，崇祯帝也曾加以考虑，据说由于光时亨的反对，这一主张没有实现。北京解放后，他曾在新政府中做兵科谏议大夫。一个月后，吴三桂迎清兵入关，北京局势不安，他就南行。走到宿迁，光时亨自称是取道宿迁，投奔南明。但顾炎武的《明季实录》中说: “光时亨授兵科给事中，方允昌授兵部员外，坐官船二只，在宿迁县催漕粮。”如果《明季实录》之说不错，则光时亨之到宿迁，就是他投降的最好的证据。这样《素堂遗集》第五册中所说他如何冒险逃出北京一类的话，全是不可置信的谎言了。被南明刘泽清的部队押起。马士英建议福王处罚投降大顺的官僚，光时亨也是其中之一。到了1645年，在反对崇祯南迁和投降李自成这两大罪名之下，被处斩。他死后，他的儿子光廷瑞曾请福王“昭雪”，说他并未投降。当时的大臣如郭维淇、方士亮也替他辩护，说他在北京解放后，三度自杀未死。《素堂遗集》第四册，《方士亮讼冤疏》。但许多其他晚明史籍都说他确曾投降。因此光时亨有没有投降，倒成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二、 从光时亨投降问题看《素堂遗集》

光时亨有没有投降呢？《素堂遗集》中的材料都强调说他没有投降。而且为了“效忠”明朝，他曾三度自杀。这种说法，和其他晚明史料所载，大有出入。我觉得《素堂遗集》的这一说法，是否可靠，正可作为判断这文稿的价值的尺度。我们不应当为考据而考据，不过既然这个问题有相当的重要，那末，倒不妨探究一番，藉以窥测《素堂遗集》的可靠性的大小。

为了篇幅关系，并且为了避免十分琐碎的考据，我不打算作一全面的探究。我只想举一个实例，说明《素堂遗集》中所持光时亨没有投降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按《素堂遗集》第五册《狱中遗稿》有《忾言诗》十五首，其中有《堕陴》一首是光时亨自述他在三月十九日北京解放时从城上跳下自杀未死的经过而作的。《堕陴》诗有序，序云: 

三月十九日之晨，予与芳洲缮疏方毕，同里……诸公凑金三百两有奇，属余分食饥卒。未及布置，忽报寇至，相约芳洲坠陴而下几死。比见芳洲为赋加刃者再，予断左臂。贼挥刃肱上，执以询芳洲曰: “若何官？”应曰: “不知。”乃舍去，遂不获同及于难。负我良友，一恨也。

另外又有《辩疏》一篇，也谈到“坠城”一事，云: 

贼从王德化所坐入（良按: “入”字疑衍）西直门入，罪臣于平子门（良按: 即平则门）悲愤坠城，誓以必死。

这就是说，当李自成大军进入北京城的时候，光时亨曾和芳洲（芳洲是王章的别号，王章死事详后）齐从城上跳下自杀。我看这根本是说谎。首先北京的城墙是相当高的，从城上跳下恐怕很少不死的可能。他们二人一齐跳下，而全都没有死，一个人只断了左臂,另外一个人还能和李自成的部队讲话，这已经是很难想象的了。这一节暂且不论。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其他晚明史料如何叙述光时亨的投降。徐鼒《小腆纪传》卷十九云: 

城陷，（时亨）首迎降。贼奖谕之，以原官视事。时亨寄书其子云: “诸葛分事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受恩大顺，汝等可以改姓走肖，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云云。（良按: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二，冯梦龙《甲申纪事》，顾炎武《明季实录》，钱粤只《甲申传信录》卷五，所载与此略同，不具引。《甲申传信录》更明白指出李自成召见光时亨，是五月十九日。）

晚明史料中作相似记载的，还有不少。这种记载是否可信，本来不易判断，《素堂遗集》第五册有《北归自讨檄》一文，就说到野史轶闻

中所载他投降一事，是不可信的，文云: 

赝刻纷传，其最甚者莫如《国变录》，风闻爱憎，乖谬多端。其中以死为生，以生为死者瞭然易见。如谓时亨去年三月十九日即受伪职，此贼始入城而时皇皇求死之日，有是理有是事乎？

第四册前面有一篇像是序的文章，不着撰者姓名，其中也提到“野史诬以从逆者，实缘《国变录》出自马、阮之手也”。又有左光先（稿中误作左光斗）所作《野史辩诬》一文，也说到“《国变录》出自奸党之手，以死为生，以生为死，颠倒错乱，谋害忠良，故相传失实耳”。按《国变录》确有此书，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九著录，题为“西蜀吴邦策作”。吴邦策是何许人，无可考。吴邦策的名字曾见于《明季实录》，但没有提到吴邦策是什么样的人。书中提到吴邦策的只有一行，就是“西蜀拔贡同樵道人吴邦策一匡甫”等字。《国变录》现仅存钞本，我也没有见到。冯梦龙《甲申纪事》（玄览堂丛书本）中一再引《国变录》一书所载死亡及投降的官僚的姓名。可见《国变录》大概是北京解放后南方流传最早的一本题名录。从谢国桢所提到的内容看来，此书既然列举殉难及投降诸臣的姓名事迹，可以相信就是《素堂遗集》中所指的《国变录》。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国变录》是否确系“出自马、阮之手”，或“出自马、阮奸党之手”，只能暂时存疑。至于《小腆纪传》、《明季北略》、《甲申传信录》等书，是否从《国变录》转录所载光时亨投降一事，也不易探究。

这一些史料所载虽然尚待考究，但却不等于证实光时亨没有投降。因为另外还有一类史料可以确实证明光时亨是曾经投降的。这一线索是从光时亨《堕陴诗序》中所提的芳洲先生那里找出来的。芳洲是王章的别号，王章之死在当时是一件很引人注意的事，因此，记载较多。《明史》卷二六六有《王章传》，传云: 

章与给事中光时亨守阜成门（良按: 即平则门）……贼薄城下，章手发二炮，贼少却。顷之，各门炮声绝，时亨摄章走，章厉声曰: “事至此，犹惜死耶？”时亨曰: “死此，与士卒何别，入朝访上所在，不获则死，死未晚也。”章从之，与时亨并马行。俄贼突至，呼下马，时亨苍皇下马跪，章持鞭不顾，叱曰: “吾视军御史也，谁敢犯？”贼刺章股堕，章骂曰: “逆贼，勤王兵且至，我死尔灭不旋踵矣。”贼怒，攒槊刺杀章而去。

（李良祥《天问阁集》卷上《王章传》，《明季北略》卷二一上《王章传》，《弘光实录钞》卷二，略同，不具引。）

这里可注意的是《王章传》中并未说他从城上跳下自杀。假如王章确曾跳下，纵使未死，史传为了表扬他，也不致于不载。其次，光时亨《堕陴诗序》中曾经提到李自成军队问王章晓不晓得光时亨是什么人，王章答称不知，因而未被杀。这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王章拒绝投降被杀，是可以肯定的。光时亨假如确曾约王章从城上跳下自杀，那么他求死的决心当然很强，何以当王章拒降被杀的时候，光时亨反倒一句话不说？这样看来，《明史·王章传》的记载大致是可信的，而《素堂遗集》的说法，却很难站住了。

还有一层，这一类的史料目的在表扬王章，不见得也是“出自马、阮奸党之手”。假如光时亨确曾自杀，他们纵不加以表扬，至少也不必故意不提或作相反的记载。我们不能因为光时亨说了一句与马、阮有仇的话，就把一切现存在关的史料弃置不信。此外，我还找到了王章的儿子王之柯、王之栻写的《殉难惨情》一文，在这里，王之柯、王之栻用这样的话来描写他们的父亲的死: 

王章临难日，与光时亨同辔走城上，与贼冒（？），迫之降，光即跪下。问章三次，章不应，遂遇贼砍而死。《殉难惨情》一文载冯梦龙《中兴实录》，清华图书馆藏有《中兴实录》抄本。

王之柯等写这篇文章，旨在表扬王章，这一段后面还有很多话描写王章，无一语涉及光时亨，我们可以相信，光时亨的“良友”的儿子没有无端陷害光时亨的必要。那么光时亨之投降，可以说是没有疑问的了。《素堂遗集》中说光时亨另外还有两次自杀，其中所述，也有很多矛盾，不足置信。我觉得，这种谎言可能是光时亨本人造的，也可能是他的儿子光廷瑞造的，现在还不能断定。光廷瑞之后光氏子孙也有假托光时亨口气伪造一些诗文的可能。例如现存的《素堂遗集》第五册《狱中遗稿》中有《忾言诗》十五首，而第四册所载高攀桂《素堂传稿序》中说光标、光楷曾出示《忾言诗》十章。究竟《忾言诗》是十首呢，还是十五首？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本有十五首，光标等只出示十首;  一种可能是光标的时候只有十首，其余五首是后来伪造的。无论如何，《忾言诗》之靠不住，是很显然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断言《素堂遗集》中的材料，至少有一部分是靠不住的。我们在利用这种沉埋数百年的稿本中的材料的时候，是应当十分谨慎的。

三、 有关农民起义的材料

《素堂遗集》中虽然有一部分材料靠不住，但有些部分却还是可用的。就拿有关农民起义的材料来说，也很可摘出一些，和其他史料参照研究。这里我们不能多举，只打算提出二点。第一，关于驿卒参加农民起义，过去曾有人论到过，指出被裁的驿卒有些参加了农民起义。李文治: 《晚明民变》，24~25页。《素堂遗集》第一本有厘弊、安民、伐谋，制敌六议，其中有一项是“恤马递铺兵”。他说: 

铺兵日止用以递公文，夜止用以传火把。今帮轿拽纤，无所不至。且驿各差役今（令？）打伞背包，甚且索其鸡酒，不得则鞭挞之，击勒之。即老妇稚儿亦复如是，以视奴隶犬马犹不若。又强令过站，霸其旗锣，剥其衣帽。暑则重锁，冬则赤身。计一站磨累数人，则百站磨累百人。嗟乎！此孰非穷黎赤子，不得已而应役者，逐忍凌辱驱逼至此极！何怪倒站逃亡，所在比比，侵假而半化为沟壑，半化为绿林哉？

这一条材料说明即是未被裁的驿卒，也是苦痛不堪。因而也可能走上起义的道路。第二，李自成的起义军解放北京之前，北京政权守御力量，差不多已经瓦解。这一点本是众所皆知，不过《素堂遗集》第五册有《虏寇本末记》一文《素堂遗集》前三册的文字中提到满洲的时候，一律空白，不用“夷”、“虏”字样。独第五册《狱中遗稿》中的《虏寇本末记》，直称满洲为“虏”。这一点是可以注意的。这使我怀疑第五册和第一、二、三册之间本来是有某种的差别的。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第五册不是光时亨本人的作品，而是他的儿子光廷瑞为了“掩饰”他父亲的投降而假托光时亨的口气写的，因而文字上显出一些差别。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抄录者的大意。我们已无法知道1922年光进琨编订前的原稿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关于第五册《狱中遗稿》的问题，现在还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却有很仔细的描写。文中说: “甲申三月十五日以前城卒垛卒才三千名。”这些守军，“非老即弱”，而且毫无训练，是名副其实的乌合之众。“多系雇觅游手菜，冒名应点，人辄数役。故每操除签掣一、二万听候演试外，余则未及朝食，辄鸣炮散去。稍迟则哓哓欲噪，盖恐妨其正业，误其归期也”。垛军过冬不时有冻死的现象，“食无米，炊无爨，仅乞煤炒，以再延为命”。但是北京城里的皇亲权贵官僚，则是花天酒地，脑满肠肥。至于器械方面，守军不是没有大炮，但对大炮却毫无知识。“城上演炮，主者但期声响之齐一，惟声涩而响后者斯有罚”。这样一个腐烂透顶的官僚地主政权，在农民起义军冲击之下，自非垮台不可。

文稿中还有些有关对满洲作战的材料，以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不加讨论。

（原载上海《大公报》1951年1月12日; 

又载《进步日报》1951年1月12日）

《天津条约》订立前后美国对

中国的侵略行动

一、 引言

美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表面上装做“中立”，而事实上跟英、法等国狼狈为奸，共同侵略中国，胁迫满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取得了很多的特权。这些事实，过去已有人加以论列。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4~6页，对这一问题，有扼要的叙述。在1858年以前，由“传教士”出身的美国驻华使节伯驾（P.Parker），积极帮助英、法等国在广东进行侵略行动，同时极力主张美国占领台湾，这些阴谋，也已经有些文字，加以揭发。余绳武: 《一八五八年以前美籍传教士在中国的侵略活动》，载《进步日报·史学周刊》第2期。陈庆华: 《一百年前美国就开始侵略台湾了》，载《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四周年纪念特刊》，1951年2月28日《光明日报》第4版。我在这里只想讨论一下，从1858年4月英、法军队到达大沽口外，准备进攻时起，到1859年6月，英、法军队再度进攻失败时止，美国在华的官员、海军和传教士所干的种种侵略活动。美国派来的全权代表，先是咧威廉（W.B.Reed），后是华若翰（J.E.Ward），都是侵略政策的执行人。美国的海军直接参加英、法对华的军事行动，宝哈旦号（Powhatan）战舰舰长达底拏（Josiah Tatnall）“宝哈旦”及“达底拏”两译名，均根据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宝哈旦”见卷三九，8页。“达底拏”见卷四〇，37页。更喊出“血浓于水”的口号。至于一些美国传教士，如卫廉士（S.W.Williams）、丁韪良（W.A.P.Martin）之流，更公开地做了美国的官员，积极策划侵略中国的阴谋行动。这些人的活动，充分说明美国如何戴着“中立”、“和平”、“友好”的假面具，进行卑鄙阴险的勾当。它以为用这种手法，可以欺骗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但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抵赖不过去的。这篇短文就是根据一些史料，把这一段欺骗的丑剧，予以揭发。错误之处，希望读者多多指正。

丁则良文集

《天津条约》订立前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二、 伪装“中立”混水摸鱼

咧威廉等人在1858年4月跟随着英、法的海军到达大沽口外的时候，他们是充分认识美国在这一次战争中所要完成的任务的。还在1857年，英国就要求美国和英、法合作，对中国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而且要求美国派遣一个全权代表，和英、法的代表共同向中国提出要求。美国虽然没有接受参加军事行动的提议，却同意派遣全权代表，跟英、法的代表一致行动，而且尽量装成“中立”，混水摸鱼。这一全权代表的任务是什么呢？连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德涅特（T.Dennett）都不能不这样承认: 

美国的特命全权公使要派到世界的那一边（按指中国），站在树底下，手里拿着筐子，等着接他的在树上的伙伴所摇撼下来的果子。甚至他还接到训令，万一树上的人和果园的主人发生纠纷，他应当出来调停。美国代表在国际政治中从来没有扮演过比这更为无耻的角色了。德涅特: 《美国人在东亚》（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305页。

在这种政策下，咧威廉等人一面和英、法代表交换情报，合谋侵略中国，一面却向满清政府说明英、法的要求是“正义的，合宜的”，美国对中国是“友好的”，无意跟中国作战。在英、法遇到困难的时候，美国就出来帮忙，欺骗满清政府，使英、法可以选择合适的机会，在有利的条件下，进攻中国。

英、法军队到达大沽口外之后，以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不是全权代表为藉口，拒绝和他们交涉，同时积极布置，准备进攻。在布置没有完成之前，先由咧威廉、卫廉士、丁韪良等人和谭廷襄以及直隶布政使钱炘和等人进行交步，为英、法军队的布置进攻争取时间。同时对谭廷襄表示，美国的目的和英、法不同，使谭廷襄和咸丰帝相信可以请美国从中“说和”，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二，18、23、30页。因而松弛了满清对于英、法的警惕。卫廉士、丁韪良等人做得很巧妙，谭廷襄等人真相信他们“较俄夷忠厚，言颇近理”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二，2页。。交涉进行了二十多天，给英、法军队一个充分准备的时间。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二，20页云: “咈……时令小船，测试河口浅深，或爬上桅杆，用千里镜窥探村内形势。”可见布置之一斑。然后到了五月十九日，即英、法军队进攻大沽炮台的前夕，再由卫廉士、丁韪良上岸，进行欺骗的最后的一幕。他们和钱炘和谈判，空气非常“友好”。美国的要求，经逐条讨论之后，钱炘和接受了好多条。这时英、法军队的布置已经完成，通知咧威廉中止谈判。于是咧威廉就派一个美国人（前驻宁波领事）布莱德雷（Bradley）上岸，送一个条子给卫廉士，要他不动声色，立即中止谈判。这一条子全文如下: 

我此刻收到葛罗男爵（Baron Gros,按系法国全权代表）送来一件公文，告诉我说明天要致送一个最后牒文和一封海军大将的招降书给谭廷襄，然后在两小时之后，将炮台打下。你应当认为这是极端秘密的消息，显然不可在岸上对人耳语，甚至不能告诉丁韪良。如果你收到这个条子，正是在那位布政使那里，或者是他在你这里，那么我对你的积极的指示，就是用一种最和蔼亲切的方式，把一切谈判中止——只要说我的指示要你如此就可以了。我确信你会认识到在中国人直接从攻击中晓得之前，丝毫不让中国人晓得联军的意图的必要。卫廉士的弟弟F.W.Williams所编的《卫廉士的生平及其书信》（Life And Letters of Dr.S.Wells Williams），262页。

卫廉士自己在日记中记说，他认为这个条子来早了一个钟头，因为他还想设法“让中国人了解抵抗是愚蠢而危险的”《卫廉士的生平及其书信》，262页。。他和丁韪良两人装做没有事的样子，继续认真地进行辩论，“好像要修起一个比草房还要坚固耐久的房子，等第二天让大风把它吹垮似的”丁韪良: 《留华一甲子》（A Cycle of Cathay）,162页。。钱炘和等人完全没有觉察，还在会中把咧威廉大捧一番。卫廉士等人送了他一份中国地图，一只铅笔，几种传教用的小册子，和几份阳历历书。钱炘和很满意，并且告诉谭廷襄说，交涉进行得圆满，“该副使”“欣然而去”。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二，23页。

5月20日上午八时，英国的舰长霍尔（Captain Hall）把招降书送到岸上，要大沽炮台的守军在两小时之内，将炮台交给英、法的侵略军队。十时，英、法的海军向岸上开炮，法军首先登陆，不久英军也上了岸。大沽的炮台全被英法军队占领。接着英法军队向前推进，不到一星期，就开到了天津。

在美国侵略者的字典中，“中立”、“和平”、“友好”这些字眼是如何解释的呢？上面这一事实是个很好的答覆。

三、 中美《天津条约》中的“传教”条款

在英法军队开到天津之后，美国和沙俄的全权代表也立即到了天津。昏聩腐败的清廷，感到局势不妙，派遣桂良、花沙纳二人为全权代表，前往天津和英、法、美、沙俄四国代表谈判。从5月尾到6月中旬，美国代表咧威廉，在卫廉士、丁韪良等人协助之下，仍然使用在大沽口的策略，一面声称“仍愿照海口原议，与咈尽心说合”，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三，32页。一面却“借英夷为恐吓，将要求各款，哓哓置辩。所开款目，亦较谭廷襄所议者加增”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四，34页。。满清政府在侵略者威胁之下，终于在6月中旬和下旬与四国分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把中国民族的利益出卖给外国侵略者。

关于《中美天津条约》签订的经过，卫廉士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这里无须加以赘述。《卫廉士日记》（The Journal of S. Welis Williams）发表于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42卷，1911年出版。此书较不易得，承燕京大学侯仁之兄代借，特此声谢。我只预备提出三点，略加讨论。

第一，这一条约，共三十款，其中要点是美国公使进京，领事裁判权，增开台湾和潮州二口为通商口岸，减轻关税，中国政府保护“传教、习教之人”，以及各种权益一体均沾的条款等。至于鸦片问题，全未提及。从表面上看，《中美天津条约》的内容不比英、法、沙俄和满清所订的条款更加苛刻。但既有各种权益一体均沾的条款，则别国所取得的种种特权，美国也可以同样取得。从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之后，美国资本家的进一步的要求，到这时大致都通过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而成为事实。

第二，这一条约的订立，卫廉士和丁韪良这些“传教士”是尽了很不小的气力的。他们两人在中国居住多年，不断在研究如何才能从中国夺取更多的利益。他们看不起咧威廉，丁韪良对于他把“成绩”完全挂在自己账上，无视英、法动武的作用这一点，大为不满。把他

比为中国寓言中所说的走在老虎前头的狐狸，以为百兽恐惧，不是由于老虎在后头，而是由于自己的威力。丁韪良： 《留华一甲子》，183页。但是咧威廉却很赞扬卫廉士和丁韪良这些人，他说: “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在这里就无法履行我的责任。”从《卫廉士日记》和丁韪良的写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些人确实在美国侵华的过程中，完全是个帮凶，有时甚至是正凶中的一分子。

第三，关于《天津条约》中的传教条款，我们应加讨论。咧威廉曾一度提出传教士到内地传教，桂良等人反对，他就未再提起。他所关心的事情，是要赶在6月18日，即英军在滑铁卢（Waterloo）战胜拿破仑的纪念日，在条约上签字，为的是可以把自己比附为英国的威灵顿（Welington），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与夸大狂。但是卫廉士和丁韪良这两个久居中国的传教士，却深知这一条款的侵略性，他们坚持要再度提出这一条款。卫廉士在6月17日那一晚上，通宵未睡，他想到应当斟酌字句，重新把这一条款提出。他把“内地”字样去掉，做成比较笼统的一条，同时把中国政府应当保护教民一点，加了进去。在6月18日吃早点之前，把这一条款送到桂良的住所去。九时半，满清代表的答覆来了，他们仍然要把传教限在通商口岸的范围之内。于是卫廉士和丁韪良立即坐了轿子，赶到桂良等人的住所，强迫他们接受。于是这一条款就正式成为《天津条约》的一部分。

卫廉士在签字之后，心满意足，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卫廉士日记》，69页他充分认识这一“胜利”的意义。这样，美国传教士藉这一条款为护符，就可以深入内地，为所欲为。而中国教徒中的败类，也可以在美国传教士的庇护之下，做出种种祸害人民的勾当。这一条款的影响，前举余绳武文中有详细评论。至于通过传教士进行文化、思想方面的侵略，更不待言。

通过《天津条约》的签订，卫廉士和丁韪良两人在英美侵略者眼中，成为执行他们的侵略政策的功臣。两人的身价，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四、  “血浓于水”——美国侵略者的口号

《天津条约》签订之后，美、英、法三国代表先后离开天津前往上海，准备和满清政府的代表商议改订通商和关税的章程。英、法海军也纷纷南下。丁韪良比英国代表额尔金爵士（Lord Elgin）还要凶狠，他对于额尔金爵士不留下军舰驻在天津，不要求开天津为通商口岸，深不以为然。丁韪良： 《留华一甲子》，189页。他是个很彻底的“炮舰政策”的鼓吹者。

英、法两国跟满清所订的《天津条约》中，规定双方各于签字一年内批准，到北京换约。《中美天津条约》，没有规定换约的地方，因此美国坚持和英、法一起，同到北京换约，是没有条约根据的。1858年，咧威廉回国，1859年，美国政府派华若翰继任。华若翰于5月到达香港，先和英国新换的代表普鲁斯（F.W.A.Bruce）会商，交换意见，然后才到上海。桂良、花沙纳等人在上海和他会见，请他不要到北京去，华若翰说他立即到北京去的决心，是不能动摇的。摩尔斯（H.B.Morse）: 《满清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1册，576页。从任何一个观点来看，这种举动都是没有理由的。中美条约上并未规定北京为换约地点。即使退一步说，美国可以“一体均沾”有进京换约的权利，但英、法和满清所订的《天津条约》，还未经批准互换，并未生效，美国何从去“均沾”呢？

6月间，华若翰终于和英、法代表以及三国的海军，一起到了大沽口外。英法代表拒绝满清政府的指示，不从北塘上岸，而想用武力打开从大沽到天津的通路。中国的守军坚强抵抗，把英法的海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些事实，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只能从略。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华若翰的想法和英、法的代表，并无不同。据卫廉士在《日记》中6月21日那一天记说: “华若翰谈到要和英人一起去拔除障碍物，摧毁炮台，然后溯流而上。”卫廉士不同意，因为三国“没有办法把军队运送到北京去”《卫廉士日记》，113页。

。这已经把他们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了。

在6月24日到25日的交战中，英军大败。25日清早，英国海军大将贺布（Admiral Hope）受伤，他的坐舰被击中，不能动转。这时美国“宝哈旦号”的舰长达底拏，就在华若翰同意之下，出动援救英军，和中国的大沽守军作战。美国侵略者连表面的“中立”都不再维持，喊出了“血浓于水”的口号。丁韪良在自传中记说: 

这句话得到了全世界的共鸣。没有一颗心比我的更真诚地给以反应。但愿这种血缘的关系，不但使得同种的国家间的战争成为不可能，而且还紧结起两国的国旗，以和平君临其他种族！丁韪良： 《留华一甲子》，192页。

这种英、美高于一切，盎格鲁、萨克逊民族高于一切的谬论，出诸一个“传教士”之口，使人相信他真是希特勒的“不祧之祖”！

在“血浓于水”的口号下，美国的海军在贺布的坐舰上，替英军开炮，攻打大沽。达底拏又命令美国海军，用军舰把在逆流上驶满载着援兵的英国驳船，拖到战场上来。25日晚上，英军登陆进行夜袭，美国船参加行动，并且在夜袭失败之后，把英军接下船来。这一连串的侵略行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

英法军队被打败之后，又回到南方去重新准备，等到第二年，即1860年，再来大举进攻。而鼓吹着“血浓于水”的美国官员们，则到北塘去交涉进京换约的事情。在换约之后，华若翰还在北塘向直隶总督恒福解释说，美军在交仗时不曾放过一炮，出过一兵。把罪行推得干干净净。丁韪良： 《留华一甲子》，202页。

1951年7月15日于清华大学

（原载《历史教学》1951年2卷2期）

李提摩太—— 一个典型的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

一、 引言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但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侵夺中国的领土，剥削和奴役中国的人民，而且还利用宗教，对中国人民进行不断的欺骗、愚弄和压迫。基督教过去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的工具之一，而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传教士，和帝国主义派到中国来的外交官、特务等等共同执行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近百年来，不少的帝国主义分子，打着“传教”的招牌，来到中国。他们自称为“体上帝好生之厚仁”，“宣明救世之大道”见李提摩太著: 《政教善章合选·防讼释疑难说略》。，帝国主义压迫满清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也说传教士“原为劝人行善”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条。。而事实上，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却是无恶不作。有的勾结官府，搜集情报; 有的包揽词讼，欺压人民;  有的更进一步，策动中国的买办官僚，进行卖国的勾当，企图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保护国或殖民地。

中国人民受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侵害和压迫，一百多年来，无处申诉。过去虽然不断有人起来反抗，但是由于买办政权向帝国主义无耻地投降，每一次“教案”都在妥协、屈辱的条件下“了结”，使人民遭受到很大的祸害。只有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翻身，而基督教在人民政府的正确的宗教政策之下，也才有了新生的可能。特别在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普遍展开之后，基督教的爱国人士提出自养、自传、自治的口号，中国的基督教才开始斩断了和帝国主义的关系。

丁则良文集

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

1951年4月19、20两日，出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集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代表，曾对教会中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基督教徒中的败类，进行控诉。被控诉的有外国传教士帝国主义分子毕范宇（F.W.Price）、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骆爱华（E.H.Lockwood）和中国基督教徒中的败类陈文渊、梁小初、顾仁恩、朱友渔等人。1951年4月24、25两日《人民日报》。全国人民，不论是否基督教徒，都热烈地欢迎并支持这一正义的行动。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分子传教士手中受到的侮辱与损害，说也说不完，这一次控诉只是一个开始。

在这次控诉运动展开之后，全国各地基督教的爱国人士继续进行种种爱国的活动。我自己不是基督教徒，但由于过去曾经搜集了一些史料，也曾写过一些文字，揭发帝国主义分子李提摩太的罪行，一篇是《马关议和前李提摩太策动李鸿章卖国阴谋的发现》，载天津《历史教学》月刊第2期; 另一篇是《李提摩太——一个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载天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第9期，后者曾由《山西大学学习报》第9期节录转载。同时又感觉到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不分教徒与非教徒，都应当尽力加以支持，就决定把过去搜集的史料和文章，重新加以整理，写成这本小书。

为什么单选择李提摩太这样一个人，作为控诉的对象呢？原因是李提摩太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从清末到民初，在中国住了四十五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期间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愈来愈凶，中国人民所受的灾难愈来愈重，而他却由一个传教士，变成为朝野瞩目的“红人”。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皇帝晓得他，王公大臣恭维他，文人学者联络他，至于帝国主义者，更是器重他。他摆出来的面孔很多: 慈善家，教育家，科学家，报馆主笔，热爱中国的“西士”。实际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使中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他这一副伪善的面孔，必须予以拆穿; 他的罪行，必须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揭发出来。在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中，还有着很多类似李提摩太的人物，有待我们的检举与审判。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所谓“冀中国日兴月盛”见李提摩太著《西铎二·与南洋大臣张香涛制府论中国新险》。的李提摩太，究竟干了一些什么样的阴险毒辣的勾当！

二、 李提摩太开始为帝国主义服务

1. 交结官府

李提摩太（1845—1919），是英国威尔斯（Wales）地方人。他于1869年由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1870年到达中国。他初到中国的五六年间，并没有做多少“传教”的工作，只是忙着在中国内地“游历”。他于1871年曾到中国的东北，并且企图越过中朝边界，进入朝鲜。这一件事有两点可以注意。第一，按照条约规定，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条云: “凡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英国传教士援用“利益均沾”的原则，也可以享有这项特权。又英国于1883年才和朝鲜立约，见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c第三册，39页。传教士虽然有到“内地”传教的特权，但朝鲜显然不在“内地”范围之内，他之企图越过中朝边界，恰可说明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在滥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横行无忌。第二，他这时初到中国不久，就急忙到东北去“游历”，目的何在，大可怀疑。当时满清政府把东北视为禁地，不但外国人不能进去，就是汉人，也不能随便前往。李提摩太曾在自传中记载东北的资源、气候、交通和满人统治的情况。李提摩太: 《留华四十五年记》，37~48页。我们可以想见这些已经发表出来的，不过是全部记载中很小或无关紧要的一部分，至于那些不曾发表出来的情报，一定是很多的。

“游历”东北之后，他就在山东境内走来走去，一直到1876年，他到过宁海、莱阳、济南、潍县和青州。在这些地方，他的传教工作并没有什么结果。

在1876到1880这一段期间里，华北如山东、山西各地，曾发生很大的灾荒。中国人民的不幸给李提摩太带来了幸运。他一方面用有限的

救济品在灾民中建立起一些名誉；另一方面，就藉此跟山东、山西等地的大小官僚发生接触。他极重视走上层路线，据替他作传的苏慧廉（W.E.Soothill）说: “氏在内地传道，已经过几年，想到播道方法，从官绅入手，是自上而下，感力及人，或更容易。比如水自上下流，较比使水上流，为势自顺，所以决定要先引领上等人入道。”苏慧廉著，梅益盛、周云路合译: 《李提摩太传》（《国外布道英雄集》第6册），34页。但是要接近所谓“上等人”，却必须有适当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他以一个“慈善家”的身份，出现在大官僚的面前。1876年，他到济南去见山东巡抚丁宝桢; 1877年，又到太原去见山西巡抚曾国荃; 1880年，他又去天津，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这些“上等人”一个都没有“入道”，而李提摩太的本意也不在真正要他们信教，“引领上等人入道”这句话不过是一种掩饰。他的目的不过是要接近他们，通过他们，为他将来过问中国政治，打下一点基础。

这时他想到了一个接近官僚的更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把他在英国学校里所学的一点科学知识，拿到中国大官僚的面前表演一番，卖弄一番。换句话说，就是由一个“慈善家”，一变而为“科学家”，买些书籍仪器，把自己装饰成为“西学”、“西法”的权威。

李提摩太果真是一个科学家吗？丝毫不是。他这样忙于表演，无非是想用科学当做敲门砖，使自己可以进入“上等人”的圈子。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他为了讨好官僚、不择手段的情况。据他自己在自传里说，他曾经在结交一位府衙门里的“钱谷先生”的过程中，替这位钱谷先生在乡下看风水，找坟地。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81页。在他看来，为了结交官僚，风水也好，科学也好，都不过是一些手段而已。

科学到了他的手里，就会成了与“魔术”不相上下的东西。他在太原住了几年，在官僚、绅士面前试验磁石吸铁、氧气助燃。官僚、绅士们果然感到相当兴趣。他们不时去探望李提摩太，官僚的太太们也常和李提摩太的太太往来了。尤其重要的是这些表演引起了张之洞的注意。张之洞在1882年做了山西巡抚，对李提摩太的“西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到处代为吹嘘。于是李提摩太凭他那一点点“西学”，在中国官僚眼中俨然是一位大科学家了。

这几年中交结官府，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第一，他藉此搜集了不少的情报。例如在1882年他假藉预防水灾为名，就曾在太原城外进行测量和照像。又如1884年，他由北京取道张家口，回到太原，沿途使用测高气压计，进行测量。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私自进行这些测量工作，目的何在，不问可知。他不但尽自己的能力，搜集各种情报，而且还不断和天主教士帝国主义分子保持密切联系，请他们供给一些情报。例如他曾委托天主教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区的主教，调查平时的米价，灾荒时期的米价，难民逃亡的数目，牛羊的数目等等。在中国的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有时有些矛盾，互相攻击，但李提摩太却与一般的新教传教士不同，他极力和天主教传教士以及其中的耶稣会士接近，设法组成一个一致的阵容，分工合作，侵害中国。据他自己在自传中说，这一番努力非常成功，在华天主教传教士甚至请他参加天主教。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174页。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很难使人相信是建筑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因为在宗教信仰上，新旧两教之间是很不一致的。他们的互相拉拢，显然是为了政治上目标相同，换个说法，显然是以加紧奴役中国为出发点的。

第二，他交结中国的大官僚，搜集情报，使得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官、特务分子更加赏识他的能力。他在自传中并不讳言他在这时期和英国公使巴夏礼（Sir Harry Parkes）以及海关总税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经常保持密切关系。他把山西交结官府的经验告诉了巴夏礼，巴夏礼学会了不少手腕，因而十分欣赏他的活动。此外，他又和巴夏礼、赫德等人，暗中交换意见，制订计划。关于派中国官员出洋考察、改组中国海军、开矿、筑铁路、设银行、办邮政等事，他们都曾交换意见。他已经达到了抬高身价、过问中国军国大事的目的。

2. 鼓吹中国“印度化”

1890年7月，李鸿章请他到天津去做《时报》的主笔。李提摩太大为高兴，他在自传中说: “我立刻就接受了这一工作，这一任务真可说是天赐的良机。”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215页。他在《时报》上写了很多的社论，用“西学”、“西法”做掩护，为扩张英帝国主义的利益，进行了反动的宣传。后来，他把这些社论集合在一起，编成一部小书，叫做《时事新论》。这一部书中充满了荒谬的言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贯串全书的基本主张，那就是要中国“印度化”。李提摩太在书中时常把中国和印度相比，要中国以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为榜样。例如他把世界上的人分为上、中、下三等。照他看来，英、美等国的人，当然是上等。他们“人人识字，又知万国之事，及凡古今有益之事皆好之”。下等人是“亚非利加内地”的人，和“中国之苗番”。他们“千人中无一识字者，其识见亦但百里之内，身所经之事而已”。至于大多数的中国人、印度人，只能列为中等。他们“百人中有一至十识字者，能知千里、万里之事”。于是他居然得出这样一个荒唐的结论: 

查五大洲万国中，凡不识字、不受教者，为天下第一受苦之人。彼仅从印度教、回教、儒、释、道教者，不过比未受教之苦稍轻耳。若随救世教（按指基督教）之国，则受益良多，较比随印度等五教之益尤多也。盖一入斯教，则比上诸苦渐少，各益渐多，人能勿知感乎？《时事新论》卷十一，《教务本末中》。

印度虽然与中国同属中等，但是照他的说法，印度自从做了英国殖民地之后，已经是“今非昔比，大更旧制”。“开设铁路，安置电线，立邮政局，修水利，设旧塾以讲新学”。而且已经成为“近中国西南最强之国”《时事新论》卷十一，《报中杂论跋》。。他又说: 

试观印度，初以好道重德为首务，亦仁义之邦也。而于治国、养民、通商、惠工、整军、经武诸大政，毫不关心。故其俗弊而民乖，政弛而国殆，卒为英所夺焉。自英为政于印度，去其太甚，教所未经，不数年而俗为之一变，国为之一新，现皆翕然知讲五洲之要务，为自立之始基矣。《时事新论》卷八，《推广圣贤博学说》。

在他看来，中国还不如印度。英国还没有“为政”于中国，“太甚”未“去”，“俗”尚未“变”，因而也就无法成为“强国”。中国要想讲“五洲之要务，为自立之始基”，自非向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看齐不可。《时事新论》中的多少篇文章，几乎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而写的。例如，他在《书重庆通商停止轮船上驶疏后》一文中，就替帝国主义的所谓“通商”，进行了一番辩护。他认为帝国主义与中国“通商”对中国施予了莫大的“恩惠”。像上海这样一个“僻在海隅”的地方，“近日与外洋互市，为五大洲商民荟萃之所”。“其中无业小民，因以觅衣食者，不下数万人”。他想用这样一种说法，来掩盖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吸取中国人民膏血的事实。接着他就抬出资产阶级学者人口日增、土地生产不够的滥调，说出重庆通行轮船的必要。这里，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他说: 

今英商立德自制轮船至川江行，从此脚价可减，荒田可垦，百货流通，丰年可运粮至他省转粜，荒年可由他省运粮拯饥。此正川省民人由困入亨一大转机，固不独重庆一府已也。乃该处民人，狃于成见，转生惶惑，仍请停止轮船上驶。虽有通商之名，而无通商之实，该地无从兴旺。是人欲生之，自欲死之，讵不大可痛惜耶？

说来说去，原来还是为了英商的利益。按英国在1876年和满清政府订立《烟台条约》时候，就已经注意到重庆的商务，为轮船开往重庆，留下一个地步。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第三条云: “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到了1890年3月，英国压迫满清政府，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宣布将重庆开为通商口岸，关于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规定可以“雇用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并没有规定英商轮船，可以开往重庆。英商对于开放重庆为通商口岸，当然非常高兴，但对于轮船上驶未经规定一事，颇为不满。李提摩太所提到的英商立德（Archibald Little）就是极力主张将轮船上驶入川的一人。他在1887年就造了一艘船，名为“牯岭号”，准备上驶，但因当时重庆还没有正式开放，中国政府拒绝“牯岭号”上驶，他不得已把“牯岭号”卖给中国的招商局。他找到了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就利用了李鸿章的报纸，为他进行了这样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宣传。

重庆的“民人”为什么要反对轮船上驶呢？果真是“狃于成见”吗？不是的。他们怕的是英商轮船上驶，损害中国人的航运利益。然而李提摩太却偏要颠倒是非，责备这些“民人”不识抬举，“人欲生之，自欲死之”！事实上，英商轮船在长江航行，已经不知道使多少沿江以航运为生的中国人陷于破产了。

李提摩太这种谬论，虽然没有马上生效，可是过了八年，这位立德先生就洋洋得意地把轮船“利川号”开到了重庆的唐家沱，而且还写了一篇文章，报道他的成功。Archibald Little,Geanings from Fifty Years in China,134~139页。

以上所举，不过是李提摩太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服务的一例。至于文化教育方面，他也散播了一些毒素，例如他在《宜习英文说》一文里，对英文的重要，大事吹嘘。他说: 

查此一百年内，英文用处，日新月盛。至今日而北美洲、澳洲、印度国及海外群岛，大半悉用英文。英国商务之盛，甲于天下。商贾往来，咸以英文为便。人苟能操英语，虽遍走寰宇，自可于所到之处，与士大夫晋接。即谓英文为五洲之官话，谁曰不宜？

吹了半天，接着就来了一个具体问题，那就是: 

闻武备学堂以德文授人，似未尽美，不若仿水师、电报等学堂，授以英文。庶几赳赳者均可与西人款洽，或观西书、西报，以考察西国兵法等事，期与西国武员，并驾齐驱，岂不美乎？

武备学堂的学生，学德文或英文，看起来似乎是件小事，但实际上却不太简单。这个问题的提出，反映出当时英德两国在华的斗争。英国对德国在中国陆军中的势力，一向是妒忌的。恨不得把中国的陆军和海军，完全置诸英国的势力之下。而且学哪一国的文字，就要请哪一国的教官，买哪一国的武器和器材。这样不但在军事上，可以掌握中国军队的一切情况，而且从生意经方面来看，也可以赚几笔大钱。李提摩太在详陈英文的重要之后，跟着就提出这一问题，其作用就在于为英帝国主义服务，扩张英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

三、 策动买办官僚卖国的阴谋（上）

1. 荒谬宣传与五项“建议”

从1891年到1894年，李提摩太在上海主持广学会的工作。广学会是一个编印宗教书刊的机关，但它的书刊却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

在该会的出版物中，政治和时事常是很重要的讨论的对象。李提摩太来了之后，一面继续进行编译工作，一面却始终在拉拢中国的大官僚。拉拢大官僚至少有两点好处: 一则可以向他们开辟财源，张之洞、聂缉榘（曾国藩的女婿，这时是山东的道台）等都曾捐助巨款，给该会以很大的帮助; 二则编译出来的书刊，经常分赠给一些大官僚，以便宣传“英国文化”，扩大文化侵略的影响。

从1894年到1895年，由于日本的疯狂侵略而造成的中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但对于李提摩太而言，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到了1895年2月间，新兴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已经逐步把魔爪伸入中国的腹心。满清的军队从朝鲜节节败退，接着旅顺失守，威海告急，北京岌岌可危。俄法同盟正在远东协力发展，求得满清政府的信任。一向在中国享有特殊优厚利益，以中国“良友”自居的英国，这时却有点相形见绌。在这种情形之下，作为英帝爪牙的李提摩太，觉得已经到了积极行动、一显身手的时候。于是他装出一副菩萨面孔，奔走呼号，不可终日，俨然像个救中国救世界的志士。他在所著《西铎》一书自序中说: “去岁至今，日祸孔亟”，“不忍竟效金人之三缄其口”，只好就“屡与达官贵人相周旋”，而“剀切陈词，冀挽回于万一”。

他到底“陈”了些什么“词”呢？原来早在1894年9月间，战争爆发不久，英国还想“居间”“调停”的时候，他就已经向中国的官僚们散播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种子。他在致天津罗稷臣（丰禄）、武昌蔡毅若（锡勇）两观察书中，就大肆恫吓。李提摩太： 《西铎》一。他说: “方今泰西兵法之精，轶前古而迈他洲。”中国虽有新军，可是“以视泰西之新法，渺乎沧海之一粟”。所以“若出于战，战岂不学而能哉？驱仓卒召募之众，逍遥河上之人，欲与精练之士，节制之师，驰逐于金戈铁马丛中，窃恐三战三北，终致于一败涂地，适启日本窥畿割地之心”。战既不可，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屈膝求和之一途。他说: “仆为中国通盘筹划，似无可以幸胜之理。倘即就此结局，朝鲜国事任日本好事为之。日本索赔之款，谅必无多，中国亦可如愿相偿。”在中国对日作战期间，他竟敢这样“代筹国是”，真是荒唐狂妄，达于极点。而中国的官僚们，却听任他胡说八道，甚至还接受他的宣传。李提摩太看到发表这些意见并没有什么阻碍，于是就放手大干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他所译的《泰西新史揽要》由广学会出版了（原书是马恳西Mackenzie作的，名为《十九世纪史》）。他作了一篇序，详述“西学”、“西法”的重要性，并且主张以后考秀才、举人、进士，必须就“西史”出题。出版之后，他急忙分寄很多份，给各省督抚，据他在自传上说: 他“以极大的焦灼等待着”他们的反响。李提摩太： 《留华四十五年记》，231页。果然张之洞和李鸿章都来电约他会谈。李提摩太觉得还是先去看看积极支持广学会的张之洞为是，于是他马上就离开上海到南京去了。

2月5日，他和张之洞见面。在这一次谈话中，除了他和张之洞两人之外，只有张之洞身边一位负责办理洋务的梁敦彦在座。梁敦彦是个美国留学生，从李提摩太的记载看来，他对梁敦彦这些人不大满意。他说这些留学生只看到“西方文明”的缺点，而强调中国文明的优点。他觉得梁敦彦就像辜鸿铭似的，对“西方文明”多所批评，而且也不够老成练达。

在这次会谈中，李提摩太提出一些什么样的主张呢？他在自传中曾经大致透露一下，但是并不完全。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235页。这里他只说了四点，内容与《西铎》不尽相同。只有“速和日本”一点是一致的。此外聘外国顾问，增订西学课程等都没有明说，而代之以一些“上帝要求中国改革”之类的话。李提摩太在自传中不一一明说是一种有意的掩饰。比较完全的记载，是他的《西铎》中的《与南洋大臣张香涛制府论中国新险》一文。根据这篇文章，他向张之洞提出了五项建议: 

一曰: 速和日本。

二曰: 今岁必增订西学课程，嗣后大小考试，凡不知西学之士子，无论其于中华文理若何，悉屏诸孙山之外。

三曰: 广筑铁路，暨马路车路，创立邮政局，遍兴各种新工艺，均与绅商合办，毋俾隔膜而阻挠。

四曰: 京师阁、部、府、院、寺、监及外省督、抚、提、镇各衙门，各宜聘一声望素著之西人，奉为莲幕上宾，遇有重大事件，必就商之。以视他国妄思强派人员，分别监视，不啻削华官之权者，相去天渊矣。然查西例，遇有一国办理内治外交，不免伤碍他国者，恒有强派人员，往为代治之事，非独苛求于中国也。

五曰: 凡华人之久居外洋，并熟谙西法者，亟宜分别录用，力矫昔年外视通才之弊。

从这五项建议中，他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其中如“速和日本”，就是要中国不顾日本条件如何苛刻，都要讲和。其次，他要求培养一批崇外、媚外、恐外的，所谓“熟谙西法”的知识分子。一个中国的“士子”，可以“不通中华文理”，却不能不“知西学”。这样一个教育和用人的制度，结果必然造成大批的买办和候补买办，使得中国人不尊重自己的语言、文字、历史，而去羡慕、崇拜外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和“生活方式”。再说，他主张在中国中央及地方各机关中，安放下外国顾问，使中国全部行政权（包括外交、内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完全落在帝国主义手中。这里有一点可以注意，即所谓“声望素著之西人”，应读为“声望素著之英人”，因为李提摩太这次来访张之洞，就是要把中国变成英国，而不是别国的保护国。至于他建议修铁路，设邮政局，以及兴工业等等，也并不是为中国着想，因为一切中央、地方行政机关既然要有英国顾问，这些新兴事业，又怎能逃出英国的掌握与控制呢？

张之洞这时署理两江总督，是满清政府中的“大员”，所谓“洋务派”的“领袖”之一。他对李提摩太的五项建议，持什么态度呢？简单地说，他并没有驳斥李提摩太的谬论。他只是这样说: “如君（按指李提摩太）所言，办理实多棘手。”为什么会“办理实多棘手”呢？照张之洞的看法，是由于“中国明哲之人，今日实不多见”。我们可以了解，张之洞的意思是：“如果中国多有几个像我这样明白的人，李提摩太的建议是可以接受的。”张之洞向李提摩太也提出了一点请求，就是要他“教中国大吏四十员，悉明外事，其属下寅僚，自然观感奋兴。待至官吏之心，无不明白晓畅，则四百兆民人之效法，自更捷于影响矣”李提摩太：《西铎》二。。这就是要李提摩太继续扩大反动宣传的影响，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由此可见，张之洞虽然没有接受李提摩太的五项建议，而在原则上却是赞成李提摩太的主张的。

李提摩太在谈话中，曾经着实替日本辩护一番。他把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解释为“传播西法”。他说: 

日本兼存裨助华民之心。盖其于三十年之间，酷意揣摩西法，起视斯民，不但户口之繁庶已也，又益之以既富且强。遂欲举其所得之法，传诸朝鲜，以及乎东三省之民人。夫朝鲜之虐待其民者无论矣，即以中国之东三省言之，弥望荒芜，田畴不治，流亡载道，遂酿马贼之祸，良民卧不安席。若使日本以新法治之，行见生齿之增，或相倍蓰，而其生产之富，亦必数于今兹。窃恐中国之民心，或将移以东向。李提摩太：《西铎》二。

照他的说法，原来日本侵略中国，目的是在以“西法”来“裨助华民”。这种淆乱是非的谬论，居然在张之洞面前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而张之洞竟没有说一句话，加以驳斥。接着李提摩太提出行“新法”的重要，张之洞更是“击节叹赏”。最后还叮嘱李提摩太想一个“救急之法，以拒日本”，为李提摩太的进一步的阴谋活动，打开了大门。

2. 灭亡中国的“妙法”与百万横财

李提摩太从张之洞的衙门出来之后，果然就设法进行进一步的阴谋活动。据他自己在自传中记说，他在未见张之洞的前夕，夜里没有睡着，而在见过张之洞的那一晚，也没有睡好。他见过张之洞后所以不能入睡，据他说是由于他在思索一个“救中国千百万贫民”的计划。于是在后半夜中，他就想出了下面这样一个荒谬的计划来: 

一、 中国应当给予某一外国（按应读作英国，下同）在一定年限之内，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

二、 该外国应当在中国进行各种改革。

三、 铁路、矿山、企业等等中的每一部门，都应由该外国派代表加以控制。

四、 中国皇帝应和过去一样给予外国代表以各种官衔。

五、 在年限到期之后，该外国应将一切资产与负债交还中国。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236、237页。

写出这一计划之后，他的想法比跟张之洞会见时更加明确了。他觉得还是应当另找门路。所以在回到上海之后，就给李鸿章去了一个电报。电报内容可从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电文中看出个大概: 

上海英教士李提摩太来电: 有妙法救目前，亦救将来，请酬银百万。但发一确电，允给款，即详细告知，不成不取云。查不成不取，亦无碍，应否姑允所请，请电覆。王彦威: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〇五。

原来李提摩太不但要灭亡中国，而且还想发一笔横财。其阴险毒辣，固然令人愤慨，而其卑鄙无耻，又非常可气可笑！李鸿章这一电文，不见于《李文忠公全书》，但这一电文之发出是可信的。他既发此电，可见他是赞成“姑允所请”的。满清买办政权当然也抵抗不住这一诱惑。于是光绪帝的“圣旨”就下来了: 

正月十五日（1895年2月9日）奉旨电李鸿章: 据电称: 上海李教士有妙法，可救目前。……既云不成不取酬银，不妨姑试，着李鸿章酌办。王彦威：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

李鸿章得电之后，就电覆李提摩太，请示“妙法”。李提摩太于2月20日电覆李鸿章，同时也致电张之洞，把内容通知给他。这一“妙法”，是要把中国完全置诸英国保护之下，是李提摩太多年来梦想着的景况。如果成为事实，那么中国就将事事受英帝国主义的控制与支配，成为第二个印度。这一“妙法”的内容，现有两种纪录，一种是林乐知（Young J.Allen）与蔡尔康合编的《中东战纪本末》卷三附载的电报全文，一种是英国外交部档案中所存记载，已由我迻译出来。这两种纪录，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有些小的出入。由于它的内容的严重性，我在这里把两种纪录完全排列在下面，以便比较：英国档案局藏英外交部档案，其中有关中国部分，约有三千卷，有很多宝贵的材料。过去国人已有人加以利用。我只看了很少的一部分，其中有些材料，很值得翻译出来。

《中东战纪本末》卷三李提摩太拟、蔡尔康代缮的电报全文（——乙未正月二十六日，按即公元1895年2月20日发）: 

为酌拟华英相助之约，救目前兼救将来，无一损而有百益事: 

一曰: 订立华英互助密约，英许护华不再失地，异日英或与他国失和，华亦允助英。

二曰: 华整饬水师、陆军、学校、赋税，英许同心襄议，改归至善。又许遴荐妥实干员，助臻郅治。倘华欲集思广益，增延他国通材，英亦不阻。

三曰: 华许英择要代筑铁路，开五金矿、煤矿，立工程厂，期以二十年。英许华按廉价购归自便［办］。

四曰: 华许有益通商者，如增口岸、核税厘之类，彼此从长熟计。英许决不损华岁入之帑。

以上四端，撮举大旨，如谓可采，请电总署，速会驻华英使妥议，密电伦敦，期其迅定。或疑此策已晚，然及今行之，不第杜将来外惠，且略裨现在和议。况安内防外，富国足民之道，胥基于此，何东祸之足忧？否则敌人扼吭拊背，肆行要挟，割地索银外，甚或别有觊觎。苟且和矣，如后顾何？

英国外交部档案: 1895年3月14日英国公使欧格讷（Nicholas OConor）致英外相金伯雷（Lord Kimberley）报告的附件: 

一、 订立中英同盟。英国应担保中国的完整，中国应在英国对另一国作战时协助英国。

二、 关于在中国陆军、海军、财政及民政方面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中国应征询英国的意见。英国应推荐合适的官员，由中国任用。但中国如愿任用别国的人为官员，它的这一权利并不因而受到损害。

三、 中国准备在公允的条件下，给予英国臣民在中国修筑并管理铁路，开采并管理煤矿、铁矿和其他矿产，以及在通商口岸开办并管理各种工业的特权。至于铁路、矿山和内地的工厂，则可于二十五年之后，由中国人按照当时的公平市价收回。

四、 中国准备在友好精神下考虑增开新口岸的要求和发展商业以及调整税收办法的建议。这些建议将有利于对外贸易而同时不使税收有损。

从以上对照排列出来的内容看来，我们可以发现有几点比较严重的差异。（我不预备在这里做繁琐的考据，若干不太重要之点，如“失和”与“作战”的涵义不尽相同等等，不拟加以讨论。）第一，《中东战纪本末》的第二条中的“学校”，在英档中是“民政”，“民政”的范围比“学校”要广泛得多。第二，《中东战纪本末》的第三条未将通商口岸与内地的工厂分开，英档将其分开，那就是二十五年之后，内地工厂中国人可以备价收回，而通商口岸的工厂，则不能收回。第三，《中东战纪本末》第三条说英国人享有修铁路、开矿、办工厂的期限是二十年，而英档作二十五年。根据各方面的史料来看，以上这三点，恐怕除第三点外（张之洞致总理衙门及李鸿章电中，也说是二十年，详第四章第二节），都以英档所载为可靠。由此可以推知，《中东战纪本末》一书所发表的电文，是经过一番改动的。

无论怎样，李提摩太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他所说的“救目前兼救将来，无一损而有百益”的“妙法”，实质上就是要把中国置诸英国保护之下，英国籍的官员将进入到中国的各级机关，全国的铁路、矿山、工厂都将受英帝的控制，而且还要增开口岸，改订税收办法，以便利英帝更进一步的经济侵略。他的“妙法”如果付诸实施，中国将和当时的印度一样，成为英国的保护国，殖民地。

李鸿章于2月13日被派为对日议和全权大臣，并奉召入京“请训”，2月21日他由天津抵达北京。翁同龢《翁文恭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正月二十七日记: “午赴督办处，诸公皆集，商量讲事，竟无一策，合肥今日到京也。”但在二十八日又记云: “是日李鸿章到京。”大概二十七日所记只是预料李鸿章这一天可能到京之意。英档1895年2月24日欧格讷发给金伯雷的机密报告中说，李鸿章于2月21日到京。1895年2月21日即旧历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于旧历正月二十三日有致总署电云: 拟二十七日（即西历2月21日）入觐。可见李鸿章到京大致是在正月二十七日，即2月21日。无论如何，在他离津之前，一定已经收到李提摩太的覆电了。他在离津前，收到李提摩太的覆电，得悉“妙法”的内容。他满心以为只要遵照李提摩太的指示，“速会驻华英使妥议，密电伦敦”，一切问题，都不难得到解决。

四、  策动买办官僚卖国的阴谋（下）

1. 李提摩太的“妙法”被送进英国公使馆

2月23日，李鸿章在拜访过俄、法公使之后，就到英国公使馆拜访英国公使欧格讷。据英档一件秘密报告上说，李鸿章首先请求欧格讷发电给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探询英国政府能否支持中国，拒绝日本所提出割地的要求。英档: 1895年2月24日欧格讷致金伯雷的机密报告。编号为F.O.17/1233第66号。欧格讷答覆说，现在发这样一个电报，显然是为时过早，特别是因为日本所提割地的要求，性质上还很空泛，不够确切。不过，他不反对把李鸿章的意思，传达给金伯雷。李鸿章接着就说，中国皇帝已经授予给他以全权，派他去日本讲和。他认为承认朝鲜独立和赔款这两项都没有什么大困难。但是日本要求割地将会成为订立和约的很严重的障碍。于是李提摩太的“妙法”，就成为谈话的中心。英档的秘密报告中叙述这一谈话中的几段，很关重要，现在特为译出如下: 

他（按指李鸿章）详细陈述，并且提出特别的论据，说明各强国，特别是英国，何以应当出来援助中国。而中国为了报答这种援助，准备做价值极高的重大牺牲。他于是拿出一项文件，称之为“中英同盟密约草稿”。他转雇他的秘书罗丰禄，让他翻译出来。这一文件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英国政府应当着手为中国进行对日本的交涉，换句话说，就是应当设法结束战争，而使中国不丧失任何领土。中国政府为了报答这一援助，将实际上在一定年限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关，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还加开几个新的口岸，对英通商。

我（欧格讷自称）以极大的注意，听取这些建议，但是由于我并没有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作答，或者像他所预期的那样对待这些建议，他就问我是否已经听见过这些建议。当我表示曾经听见到的时候，他就说这一计划是由一个英国人——一个传教士，叫做李提摩太的——向他提出的。

这个李提摩太跟两江总督是很接近的。他（按指李鸿章）认为不妨让我知道这一计划。不过，他

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谈得很久，以免露出他把这一问题看得很严重的样子。他接着就说，皇帝指望

着英国的指示和援助，比任何国家都多。因此，他希望我告诉他，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当怎样办。

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可说，我只是要极郑重地使他认识到，在目前日本可能接受的基础

上，立即进行和平谈判，是极为合宜而重要的。条件还是很空泛，我想目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

政府，都不可能发表什么意见。我毫不怀疑他（在到日本之后）可以用密码跟中国政府通电报，

并且在谈判进行中获得适当的训令。但是我认为他眼前的目标应当是尽可能避免让日本人攻占北

京，以及北京被占跟着出现的各种危险和困难。日本不会要求他，也不可以预期他会同意接受足

以破坏中国的政治独立的生存的条件，或者是足以妨碍中国走上改革和西方进步的道路的条件。

这种改革和西方的进步将会给中国以新生命和力量，而他可以信赖英国政府将在能力所及的范围

之内，给予一切的协助，以促成这种改革。

由于他在我面前拿出一个秘密同盟的计划来勾引我，使英国由于帮助中国而取得在政治上

和商业上的非同小可的好处，我对于他在俄、法两国公使面前之放出多少相似钓饵，是深信不疑

的。他和俄、法公使是曾经作过同样长时间的密谈的。

从这一秘密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件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欧格讷对李鸿章所陈述

的“妙法”，并没有像李鸿章所预期的那样热烈的表示欢迎。这大概是使李鸿章十分失望

而感到不解的。我们今天看这个问题，倒觉得没有什么“不解”之处。欧格讷之所以如

此，一方面是由于英国政府已有很深刻的计算，这一点下面再说。另一方面，就是据欧

格讷自己供认，在李鸿章未来到英国公使馆之前，欧格讷早已听见过这个建议。换句话

说，对欧格讷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闻。这说明了李提摩太在和李鸿章电讯往来的时候，

就至少已经把“妙法”的大概内容，告诉给英国驻华的外交官。帝国主义分子传教士和

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之间，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不已经可以由此充分说明了吗？

而且，欧格讷和李提摩太的主张，不是没有相同之点的。他们都主张中国应在日本

可能接受的基础上（即必须包括割地），赶快和日本讲和。他们都认为中国应进行“改革”，

而英国对此事将加以“协助”。他们之间的差异，只是“协助”的方式而已。英国在甲午

战争中是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这一点连英国当时的首相罗斯布雷（Lord Rosebery）都

承认的。克鲁(Lord Crewe)作《罗斯布雷传》第二册554页，有罗斯布雷致李德（W. Reid)的一

封秘密信件，就解释他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政策，是要争取日本到英国这一边来。要英国去阻止日本夺取中国领土，英国是不干的。英国这时候的基本政策是促

成中日媾和，促使中国在日本所提出的基础上向日本求和的。何况日本所要的是辽东半

岛和台湾，并未直接威胁到英国认为和自己的利益有密切关系的长江流域。更有一层，

满清政府这时虽然名为独立自主，事实上老早已在英国左右之下。赫德已经可以过问中

国的大政，又何必加派顾问？铁路方面，英国已经有了金德（Kinder）等人，海军方面

也有泰乐尔（W. F.Tyler）等人安置在内，自不必急于取得保护中国的名义。这时帝国主

义列强正在中国勾心斗角，企图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英国要一口并吞，使中国名实两

方面，都成为英国的保护国，难免遭到其他帝国主义的反对，惹出新的纠纷。我们看到

李提摩太这一阴谋，当然认识他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但却不能因为欧格讷对李提摩太

的阴谋反应得不够积极，就低估了英帝的侵略野心。这一点是亟须指出的。

李提摩太的“妙法”由上海而南京，而天津，而北京，最后到达英国政府所派的正

式公使的面前，才算告一段落。英国外交部在欧格讷的秘密报告背后，只批了“同意欧

格讷对李鸿章所说的话”几个字，并没有更多的反应。于是李鸿章的努力没有生效，而

李提摩太发一笔横财的梦想，也就没能成为事实。

2. 一次无结果的免费旅行

李鸿章在接到光绪帝“不妨姑试”的“圣旨”之后，曾经给张之洞一电，说明朝廷

认为“不妨姑试”。于是张之洞又去电李提摩太，约他再度到南京会晤。他就在2月16

日又去南京一行，当天就见到梁敦彦。据李提摩太在自传中说，他曾把拟出的外国监管

中国的计划，大致告诉了梁敦彦，请他转达张之洞，以便作为第二天谈话的基础。2月17

日，他见到了张之洞。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238页。张之洞后来在2月28日（按即旧历二月初四日）发给总

理衙门和李鸿章的一封电报中，曾详述这一次会见的经过: 

该教士……语多闪烁。除最谬之语，驳斥不论外，大意言此时惟有设法恳英助中国，方能

支持。问如何方肯助，李云: “须多与英国商务利益: 如准英商在中国开铁路、开矿、兴各项化

学工作制造等事。此皆中国大有利益，可致富强之事。无如中国拘于积习旧法，惮于变法大举，

工商拙钝贫窘，不解兴利，又无资本，官亦无大力，筹此巨款，以致坐弃大利。若与英国议定，

准其在中国办二十年，每年所出之利，酌量分与中国。二十年限满后，仍交还中国自办，风气已

开，始基已立，中国官民皆晓其作法，知其好处，自能扩充接办，从此中华为强国矣。”当诘以

二十年太久，答云: “或十数年。”又诘以设不交还奈何？答云: “外国此等办法，条约多有，从

无不还者。”又诘以英以何法助中国，答云: “极力劝和，不使倭人妄为。”诘以能助水师陆军帮

我攻倭乎？答云: “不能助兵，只能协和。”并云此系该教士为好之意，自出己见。至如何办法，

如何立约，英廷所重者何事，究愿如何帮助，须总署与英公使、中国星使与外部自行商办等语。

 《张文襄公电稿》卷十九，致总署天津李中堂电。

从上面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张之洞虽然提出一些诘问，但并没有追问到底。换句话

说，他这些诘问并不是要否定李提摩太的“妙法”，相反，他倒是对英国的“帮我攻倭”

或“协和”抱着很大的希望的。所以接着他在电文中就说: 

以洞管见论之，无论英、俄、法、德、美何国，此时能助我水师攻战，则我必胜，倭必蹙。

中国自可重许以利益，如以上诸条，皆无不可。国威能振，寇雠能歼，尚复何所吝惜？若能允以

势力协倭，使其和平罢兵，不索地，不索重费，则我酌许以利益，亦无不可。

这就是说，只要英国肯出“水师攻战”，李提摩太所提的“妙法”中的各条，都可以

接受，不必有所“吝惜”。即使英国只能以“势力协倭”，“和平罢兵”，也不妨“酌量许

以利益”。他的态度是，以英国的举动的轻重来决定中国断送权益的多少。不过，他还认

为这个机会不可错过，应当在李提摩太的“妙法”的基础之上，和英国“商酌”一番。

他的电报中说: 

惟帮助协和，必须及早，趁此时和局尚未开议之时，方易为力。若待大局糜烂，倭欲愈奢，

又加各国乘机要求，则虽助亦无益矣。应否令与总署、英使、外部商酌之处，恭候圣裁。

这使我们相信，如果张之洞处在李鸿章的地位，也会同样把李提摩太的“妙法”送

到英国公使馆里去“商酌”一番的。但是张之洞在和李提摩太会晤时所提出的一些诘问，

却使李提摩太感到不满，他在自传里说，张之洞在这次会见中的态度，不及前一次那样

“友好”。 李提摩太： 《留华四十五年记》，238页。李提摩太满心在希望着由提出“妙法”而弄到一笔横财，但未能成为事实。

他只赚得了一次免费的旅行，因为他来往上海、南京之间的旅费，是由张之洞代付的。

张之洞和李鸿章同是地主、官僚、买办的“领袖”，所谓满清的“中兴名臣”。他们

不但有个人的和派系的利益，而且还代表着整个满清政权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中日甲午

战争以前，他们一面提出所谓“以夷制夷”的政策，以掩饰其屈服的外交，同时还拿养

精蓄锐、长期准备之说，来欺骗人民。到了甲午战败之后，这些人，特别是李鸿章，过

去所鼓吹的长期准备之说，已经为战败的事实所揭穿。在帝国主义的猛烈的冲击之下，

满清的统治发生了动摇。他们这时只剩下“以夷制夷”的空招牌。从这个时候起，所谓

“以夷制夷”的实际应用，不过是对帝国主义妥协让步，甚至出卖整个民族的命脉，接

受李提摩太的“妙法”只是其中的一端。

这些代表着满清政权的买办官僚，对帝国主义妥协让步，以至出卖整个民族的命脉，

与其说是由于他们麻木不仁，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从自己立场出发的精明的打算。他们

所致力的，是要在帝国主义面前证明他们所代表着的满清政权，究竟还不失为执行帝国

主义国家政策，统治中国人民的好工具。李提摩太提出的“妙法”，代表着一部分帝国主

义者的看法。那就是说，对于满清政权能否顺利发挥“好工具”的作用，很表怀疑。在

这种怀疑之下，这些买办官僚的唯一出路，就是连忙接受帝国主义者的进一步的要求，

使中国加速殖民地化。这一段和前一段中所作的分析，大致系摘自胡绳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117~119页。

以上所述，是就维护整个满清统治集团利益，讨得帝国主义欢心一点而言。在这一

方面，张之洞和李鸿章的态度是相同的。他们都赞成李提摩太的“妙法”，就是很好的证

明。不过，也许有人会问，张之洞在接受的原则下，究竟还提出了一些“诘问”，并且指

出应当以英国的动作的轻重来决定中国断送权益的多少。他是否比李鸿章要强一些，对

于这一问题，我们如果进一步就他们两人的个人或派系的利益加以分析，就可以得到比

较明确的认识。第一，张之洞和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所处的地位稍有不同。甲午战争中，

中国海陆军的战败，李鸿章负着直接的责任。这时统治集团中有不少人在攻击他，形成一些派系的尖锐斗争。西太后是他的靠山，而光绪帝和翁同龢等人却是他的对头。他

的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如果不是日本指名要他去讲和，那么不但他的黄马褂和花翎不能

“赏还”，恐怕连地位都难以保住。为了对付别人对他的攻击和保全自己以及手下买办官

僚的利益，他自不惜牺牲中国的一切，把中国置诸英国的保护之下。于是他就毫不犹豫

地把李提摩太的“妙法”送进英国公使馆里去。至于张之洞在整个问题中的地位，就有

些不同。他在1895年2月由湖广总督调署两江总督。这时上海早经英国和日本约定，

划为“中立”地带，没有被日军进攻的危险。因此，对整个战争而言，他可说是个旁观

者。从他个人以及他手下的买办官僚的利益出发，他必须拉住英国，同时对李提摩太的

“妙法”，可以无须表现得像李鸿章那样急迫。这就使得他在原则上赞成李提摩太的主张，

而在细节上又多少提出一些“诘问”。

第二，我们上面说统治集团中有些人和李鸿章作对，事实上张之洞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李之间的斗争，在中日战争中表现非常尖锐。曾经一度做过张之洞秘书的容闳，就

在所著《西学东渐记》中提到张、李的斗争。容闳: 《西学东渐记》，135、137页。另外，从张之洞电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在

1895年3月25日，张之洞曾有一电报给朝廷，要求“遇有饬知北洋大臣之事，

一并电饬南洋知之”。后来西太后“懿旨”，对张之洞大加申斥。 《张文襄公电稿》卷二〇，致督办军务处电及总署来电。这些都可以说明张、李

之间的矛盾的尖锐程度。张之洞这时看得很清楚，他相信李鸿章大致会接受李提摩太的

“妙法”，同时随时可以被日本打垮的北京朝廷，也会同意。因而最有利于他自己的态度，

就是在原则上赞成这一“妙法”，而在细节上提出一些“诘问”，给李鸿章增加一些困难。

而且，他接着就提议把台湾“押给”（到后来更进一步，改为白送给）英国。这样，他一

面拉住英国，一面给李鸿章一个难题。台湾后来是张、李斗争的一个主题，一个要送给

英国，一个要送给日本，两人的关系因而更趋恶劣。

李提摩太回到上海之后，仍然没有死心。他又想到了从日本议和失败归来的张荫桓。

还是老办法，他送了一本《泰西新史揽要》给张荫桓，要求和他一谈，张荫桓约他在2月28日见面。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238~240页。

见面之后，他先说明俄法同盟之可怕，特别提出沙俄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他

又说中国有和非洲一样被人瓜分的危险。因此，他主张中国应和一个强国（按即英国）

订立同盟，进行改革。赫德应当天天和光绪帝见面，各省督抚也应当请英国专家为顾问。

在谈到和外国订立同盟的时候，张荫桓曾说: “俄国是各国都害怕的强国。”李提摩太立

即提出，和所有外国一律订立同盟是非常有害的。张荫桓还供给他不少北京政界中的内

情，而且也表示对他所提出的计划，十分之九都可以赞成，但是认为时间已经太迟了。

李提摩太在和张荫桓谈过话以后，仍然没有断念。3月间，他又去南京和张之洞作

第三次的会晤。这次会晤也没有结果。一个月后，李鸿章就和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

约》，于是李提摩太的阴谋活动，就进入另一阶段了。

五、 打入“帝党”阵营

1. 拉拢翁同龢——从同文馆密谈到宰相登门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满清的统治，更见削弱，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为加紧。1898

年，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抢夺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高唱瓜分的论调。在

这时期，李提摩太的声望和帝国主义的气焰同时抬高，他已经成为中国朝野瞩目的“红

人”。李鸿章和他的勾结，比以前更紧密了。加上李鸿章的美国顾问白齐克（W. Pethick),

他们三个人在1895年9、10月间，曾经多次讨论过中国的政治问题和朝中派系斗争

的关系。李鸿章曾经建议李提摩太去见恭亲王和翁同龢。李提摩太也曾主张把白齐克送

到恭亲王家里去，做他的“家庭中的一份子”。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240页。李提摩太一向走上层路线，交结大官僚，

过去他交结了李鸿章和张之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张之洞远在南方，而李鸿

章又已失势。要想过问中国的政治，就非打进到翁同龢、恭亲王这一最有势力的圈子里

去不可。就翁同龢与恭亲王来比较，恭亲王已经是老态龙钟，整天离不开鸦片烟灯，而

翁同龢是皇帝的老师，朝廷中的宰相，皇帝对他非常相信，白齐克甚至说过，翁同龢事

实上就是中国的皇帝。对于这样的人物，岂可弃置不顾？更有一层，皇帝和西太后的斗

争，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朝廷中“帝党”与“后党”的倾轧，随时可以表面化。甲午战

后，光绪帝受些刺激，开始注意外边的事情。李提摩太的嗅觉很敏锐，乘机行事，当然

以抓住翁同龢为第一要着。

李鸿章介绍李提摩太去见翁同龢，亲手替他润色一封求见的信，而且叮嘱他见面后，

不可忘记先把翁同龢恭维一番。

李提摩太去见翁同龢和恭亲王，表面上是为了说明呈递一个所谓“永息教案折”的

事情，而事实上他的目的并不在此。“永息教案折”是李提摩太和另外十几个英美传教士

联名提出的，内容是说，过去一切教案之形成，不是由于外国传教士的横行，而是由于

  《海国图志》、《经世文续编》一类书籍中的反宗教的宣传，要求清廷下令将这些书籍文

字“一律按法实在剔除禁止”《政教善章合选》，24页。。这一点要求，清廷并没有接受; 而李提摩太等人也就不

问了。李提摩太去见恭亲王，恭亲王的态度很冷淡，把传教士批评了一番。李提摩太也

进行辩驳，不欢而散。他去见翁同龢，却很有收获。据翁同龢和李提摩太两人的记载，

10月26日（按即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九日），他们两人在总署会晤，然后由翁同龢带他

到同文馆去密谈。《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九月初九日。《留华四十五年记》，246~247页。李提摩太先谈了一阵“尧舜周孔之道”，然后才转到传教问题，说教

士“自食其力，不务功名，故心较平”，与一般来华的外国人不同。他列举中国大官僚如

何为《海国图志》、《经世文续编》等书作序，助长人民对教士的歧视。一场强辩，把翁

同龢说得哑口无言。最后，他又铺陈了“教民”、“养民”、“安民”、“新民”的大道理，

但其重点，在于“参用西员”。翁同龢对他的印象很深，在日记中称他为“豪杰”、“说客”，

临别时还要他提出一个“改革”的“计划”。这一次会晤，已经把翁同龢的大门打开，翁

同龢在精神上已经成为李提摩太的俘虏。两个星期以后，翁同龢更进一步在日记上称赞

他说: “李，读书明理人也。”

李提摩太提出的计划，就是所谓《新政策》一文《新政策》，质学斋丛书本。。他的建议，完全是“妙法”的旧

调重弹，而且变本加厉。李提摩太在《新政策》的序目中，就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把

鸦片战争以来历次战争的责任，都推给中国。他说: 

今日万国大通，天之道也，仍欲闭关绝市者，逆天者也。……咸丰以前，沿习旧法，杜绝

外人，致有失和之事。幸赖皇太后圣明主持于上，恭亲王及各大臣，洞达外情，承流宣化于下，

和议既定，商埠乃开。内乱旋平，外交益固。……不意癸未、甲申以后，忽有人持主战之议，广

征船炮，增置甲兵，冀以一战张威，复嘉道以前之旧制，杀机所召，遂有好战之法国乘之，复有

习战之日本继之，弃好从仇，竟酿去年之祸。故战之一字，上逆天心，下逆人心。……不过二三

愚人，不学泰西养民之妙法，只讲西国枪炮之势力，却以挑衅兴戎，取功名如反掌耳。

照他这样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之发生，都不是由于英、法、

日等国对中国的侵略，而是由于中国的“二三愚人”、“挑衅兴戎”！这种帝国主义者的疯

狂梦呓，简直不值一驳。至于《新政策》的内容，简单地说，就是要把中国军事、外交、

财政、文化、教育等方面，完全交给外国人控制。他提出了九条“应办之事”，现在参照

他的自传，分别列举如下: 

（一） 为皇帝请两位外国顾问，让他们去“设法”，“暗联有大权大德、思保大局”的英国，“保十年太平之局”。

（二） 设立新政部，部长八人，半用满汉，半用英美。英人中，他推荐赫德和艾迪斯（Charles Addis)。美人中，他推荐科士达（W. J. Fostr）和德鲁(Commisioner Drew)。 这几个名字是根据苏慧廉所作《李提摩太传》221页所载补上的。苏慧廉是根据李提摩太

的信标出的，是很可靠的。各部下面，再选“各国专门名家之人”，“与中国大臣合办”。

（三） 修筑铁路，“应调西人某某到京考校，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年约四十岁者，与之商办”。

（四） 改革币制，请西人某“总管筹款借款事宜”。

（五） 请英、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帝，奏陈西国各事。

（六） 请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美人李佳白（Gilbert Reid）主持国家日报。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329页。

（七） 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主持学部。

（八） 建立海陆军，“应请专精此事之人，保荐人才”。

（九） 请明发谕旨，将新政剀切宣示，“令天下读书明理之士，乐于从事”。

这九条比过去的“妙法”，又进了一步，就是拉出美国人和德国人来，和英国共同管

理中国的“新政”。他把英、美两国描写为仁义之邦，“两国皆无忮心，皆不好战，最宜

襄助中朝”。他更惋惜他过去所提的“妙法”，未能成为事实，他说: “今春有一良法，上

之南北洋两大臣，如能照办，不致有今日之危。”

据李提摩太自己说，翁同龢不打算请这些外国人，只想请李提摩太为顾问，但他不

愿接受。燕京大学刘兆慧(George R. Loehr）所存李提摩太信稿，1895年11月27日李提摩太自北

京发致林乐知信。这一说是否可靠，还不能确说。在1896年2月24日，李提摩太离开北

京的前一天，翁同龢曾到他的住处去拜访他，这使李提摩太觉得非常得意，他在自传中

说: “这是空前的举动，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的首相去访问一个传教士的住所。”

通过这几次的接触，李提摩太已经和翁同龢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从李提摩太最初“晋

见”，同文馆密谈，到最后宰相登门造访，他们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翁同龢虽然

没有接受李提摩太的“新政策”，但受了他的影响，可以断言。从此他一只脚就插进所谓

“帝党”中去，这一着棋对于后来他的活动有莫大的方便。

买办政权在腐烂，“维新”的想法在传播，李提摩太野心勃勃，在等待进一步的发展。

2. 李提摩太与康有为、梁启超

果然，两年之后，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的“戊戌变法”，就出现了。

关于这一改良主义运动，已有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作了正确的叙述与分析，这

里不拟加以论列。我只想讨论一下李提摩太对这一运动的看法，和他所发挥的作用。

李提摩太在这一改良主义运动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注意到当时地主阶级出身、有

转化为资产阶级可能的知识分子——大批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翰林们。他知道他们受

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刺激，是会对现状表示不满的。他在1895年，发表了一篇文

章，叫做《以士保国论》。林乐知、蔡尔康: 《中东战纪本末》卷一。在这篇文章里，他把买办官僚曾、左、胡、李这一批人着实

捧了一阵，把太平天国骂成为“乌合之徒”、“亡命之徒”。然后盛称英国的强盛，进一步

劝中国的知识分子，“莫若先通英文”。通了英文，加上“西学”、“西法”，才能成为“真

读书人”、“真宰相”。

这篇文章代表着李提摩太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对于即将到来的政治运动的态度。他希

望满清政权进行一些改革，例如接受一些“西学”，以便提高效率，使它变成为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较强的代理人，巩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他极力宣传英国的盛强，英文的

重要，拉拢维新派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之辈，甚至有时援助他们，就是为了要影响一

些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上层“士大夫”们，把政治运动引导到符合英帝国主义需要的道路

上去。

在1895年康、梁联合十八省举人“公车上书”之后，李提摩太就和康有为发生

接触，而且还找梁启超做他的私人秘书。1898年“百日维新”的时候，康有为曾经

请他来京，做光绪帝的顾问。李提摩太见到过去的工夫没有白费，满心高兴的前来北京，

并经光绪帝召见。但不久即发生政变，顾问没有做成。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263页。

9月17日，光绪帝密诏康有为，“迅速出外”。康即走访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劝康

搬到自己的住处，又为他去找英国公使窦纳乐(Sir Claude M. MacDonald )。恰值窦纳乐

已去北戴河，于是康有为就逃至天津，搭乘英商轮船“重庆号”，前往上海。船抵吴淞时，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派濮兰德（J. O. P. Bland)来救，移至英舰，逃往香港。赵丰田: 《康长素先生年谱稿》，载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出版的《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

9月23日，梁启超也来访李提摩太，商议救光绪帝的事情。李提摩太又去访窦

纳乐，窦纳乐还没有回来。结果梁启超通过日本人的帮助，潜往天津，搭日本轮船逃到

东京。

李提摩太援救康、梁，是与英国政府的政策相符合的。在这一方面，李提摩太比英

国公使窦纳乐更忠实地执行了英国政府的政策。据说后来窦、李之间就因此事而发生矛

盾。窦纳乐责备李提摩太多管闲事H. 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3册，145页，脚注第47条。，而李提摩太反唇相讥，批评窦纳乐身为公使，在从

北戴河回京之前，还不晓得康有为这个名字。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266页。从上海英国总领事派人救康，以及用英舰

把他送到香港一事看来，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它并不是什么单纯地保护政治犯，

而是要收留下这一个变法运动的领袖，希望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

后来康有为主张联英，在1900年又指使唐才常搞“自立军”，企图在英国庇护之下，

拥护张之洞割据两湖，这恐怕和英国政府救他出险，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康有为逃至香港后即发表谈话，有“我深感英领事及重庆船主之恩。……我意欲亲近英国”等语。见梅影作《戊戌政变珍闻》，康有为逃至香港之谈话及函件一文，载《人文月刊》第7卷第10期。在援救康、

梁，使其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资本一事上，李提摩太尽到了执行帝国主义政策

的作用。

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的意义，它表现了中国民族资本的萌芽要求。康、梁也看到

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危亡局势，但他们认为这只是由于自己太不行了，只要中国的“士

大夫”们，在光绪帝领导下振作起来，打下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帝国主义的侵略

就会停止。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发生了为敌辩护的作用的。他们接受李提摩太的影响，借

用广学会所办的《万国公报》，作为自己出版物的名字，又和李提摩太一道宣传中国的不

行和西学、西法的重要，甚至把李提摩太的反动文字和自己的文章合编为《时事专刊》

一书，在上海出版，又把李提摩太推荐为光绪帝的顾问——这一切都证明康、梁和李提

摩太是一鼻孔出气的。他们这些做法，实际上符合了帝国主义的要求，加强了帝国主义

在华的统治。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甚至幻想依靠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来完成他们的政治改

革。他们以为用改良主义的办法，就可以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意和同情，而解除一切

束缚。这种主张，并没有反帝的思想在内，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权益，没有什么

妨碍。在“百日维新”失败的时候，李提摩太和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之所以要奔走援救康、

梁，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出康、梁比满清政府中那些庸碌腐败分子，更能有助于帝国主

义对中国的统治。不以广大人民的力量为基础，而孜孜于从帝国主义取得支援，这就注

定了这一运动之必然失败，而且也证明了所谓“改良主义者”终于是反动的，是为帝国

主义服务的。这一段和前一段的看法，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27~136页有详细的讨论，可以参阅。

变法运动很快地就失败了。两年以后，中国人民高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要求清算帝

国主义分子千百个李提摩太之流的罪行，以流血的革命行动，震撼了全世界。

六、 义和团运动时期李提摩太的罪行

1. 以“征服者”姿态出现

1900年春天，李提摩太到美国纽约去出席“寰球基督教会议”和“布道差道会

议”。在未离开中国之前，他已经感觉到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日见高涨，有爆发成为一

种革命运动的可能。他到美国之后就极力怂恿美国政府设法压制这一革命运动。他首先

在布道差道会议的执行委员会上，宣传中国局势的严重性，要求各个传教机构采取共同

行动，但被该委员会否决。接着他在5月5日，在波士顿的一个“二十世纪俱乐部”中，

发表演说，报告当前中国的局势，作种种诬蔑中国人民的宣传。这一“俱乐部”立即给

他准备介绍函，介绍他到华盛顿去见美国的政府要人。这些介绍函给他“打开了从众议

院到白宫的每一座大门”。他见到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参议员霍尔（Senator 

Hoar)，后来又到纽约州去见商会主席杰索普（Morris K. Jessop )。他多方奔走，请求美

国出面干涉，但都没有结果。

在他由美返华途中，听说义和团运动已经由直隶发展到很多省份，他就在日本神户

发电给上海英国总领事，要求英国首相沙士比雷（Lord Salisbury）要求中国各省督抚，

对在华英国人的安全，负完全责任，如有事故发生，惟该督抚是问。等他到达上海的时

候，看见报上果然出现了一条路透社的新闻，说沙士比雷已经向中国驻英公使提出了这

一要求。于是李提摩太就把路透社的新闻，重新拍发到太原和西安，用以威胁山西、陕

西的巡抚。陕西巡抚端方，很驯顺地派兵把传教士护送到汉口。四川布政使周馥，过去

在李鸿章手下已经训练成为一个道地的买办，也劝告四川总督不要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

后来因此取得李提摩太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分子的青睐。山西巡抚毓贤在收到这一电报之

前，已经动手，李提摩太的电报未发生作用。毓贤原任山东巡抚，曾经企图湮没群众的

反封建、反统治者的性质，煽动群众排外情绪，因而赞助了义和团。其后英、美曾为毓

贤的态度，向满清政府提出抗议。这当然使他要怀恨的。现在，在山西巡抚任上，他在

收到李提摩太的电报之后，未变更其既定的步骤，是很可以了解的。

是年8月，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军”攻入北京，大事屠杀、抢劫、奸淫，其残酷的

程度，连赫德这种帝国主义分子都认为不妥。Robert H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87~88页。在这一群野兽充分发泄了兽性之后，帝国

主义国家又来和满清政府谈判了。谈判中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传教问题。代表满清政府

进行谈判的李鸿章和庆亲王感觉到十分棘手，于是李鸿章想起多年的老搭当，又把李提

摩太请到北京来。

1901年5月14日，李提摩太入京。他这次来和过去大不相同。过去他过问中

国政治，还要去“晋见”大官僚，有时还要说两句恭维的话。现在“联军”胜利了，李

提摩太也胜利了，他俨然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于北京。在他未去北京之前，两广总

督陶模曾和他通信，有一封信给他，甘韩: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一，《粤督陶制军覆广学会李提摩太书》。程宗裕《增订教案编》卷

四，也有此信全文，并注明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发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吴盛德、陈

增辉合著《教案史料编目》185页作光绪二十八年发，是错误的。称他为“大教士”，把他捧成为利玛窦所不及。这

一封信很长，文字语气非常委婉谦卑，目的就是要说明，民教相仇是由于传教士的包揽

词讼。陶模本来可以理直气壮地把问题说清楚，但他在李提摩太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是一

种吞吞吐吐、摇尾乞怜的态度。这一方面反映出买办官僚的可怜相，一方面也说明着李

提摩太在这时是何等的神气！

李提摩太进京之后，又给李鸿章上了一个条陈。他自己本来已经插一只脚在“帝党”

之中，很可以像一些美国传教士如丁匙良（W. A. P. Martin)之流，要求西太后不得由西

安回到北京。丁韪良: 《北京使馆被围记》（Siege in Peking），148页。但他却不如此简单。他在条陈上提出了“皇太后皇上应母子相和”，“士大

夫守旧与维新亦必相和”，认为这是“安内”的重要条件。甘韩: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一，《英士李提摩太上合肥傅相书》。他作这种主张，是由于他看

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虽被暂时镇压下去，却未必不会再度抬头。为了防止革命力

量的再起，就要求满清统治阶级赶快团结起来，巩固其反动的统治。

“安内”之外，还要“安外”，要“安外”就只有一条路: 请帝国主义来管理中国的

政治，这种主张，是他过去在“妙法”和“新政策”中的主张的继续。严格说来，这一

主张在十年前，即1891年，就已露出端倪。当时他曾建议请丁韪良、林乐知和傅兰

雅三人作光绪帝的师傅，刘兆慧所存李提摩太信稿，1891年3月18日李提摩太自天津发致林乐知信。没有成为事实。十年来，他一贯地在坚持这一点。而他坚持这

一点的理论根据却愈来愈离奇。他在条陈上说: 

考满洲数万人，如何能治中国人数万万人三百五十年（？）之久，不生事变？皆由各州县

全用中国人，深明本国情形，所以事皆办妥。再考近六十年中外交涉，何以时时失和？缘京城自

军机处、总理衙门以及六部各官，从未用一外国人，亦无一中国王大臣游历各国，能知各国情形

者，所以欲立妥善章程而未能也。

照他看来，原来中外“失和”，帝国主义多次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是由于“军机处、

总理衙门以及六部各官，从未用一外国人”的缘故！接着他就提出应当请五种外国人，

分别为中国办理教育、外交、铁路工矿、财政和出席国际会议。最后，他说: “能如鄙说

兴办，必有大益，不办必有大损。中国办事旧病，遇难办之事，往往推诿缓办，所以数

十年未办成一要事。此时危急存亡，若欲再缓，恐上天不再与中国以复兴之好机会也。”

李鸿章对这一建议的反应如何，没有材料可以说明。不过这一点并未订入《辛丑和约》

之内。后来1907年中国参加海牙和平会议，曾派美人科士达代表中国出席，这与李

提摩太的主张，有无关系，就很难断定。

一直到了1908年，他还在鼓吹“请外国上等有学问道德人为顾问官”。李提摩太作《预筹中国十二年新政策》一文，载1908年6月21日出版的《大同报》219期。而且还

是拿“清初参用满汉，官缺各半，成康、雍、乾之郅治”这些话，作为骗人的依据。那

就是说，如果军机处、总理衙门以及六部各官，“参用中西”或“参用中英”，一定可以

“成光绪之郅治”。其实他的真正意图，不过是“参用中英，成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之郅治”罢了。

2. 用“罚款”办山西大学

李提摩太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得意杰作，就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作为“罚款”，

办成了一所山西大学，直接进行文化侵略。这时帝国主义的“联军”，强占着东起山海关，

北至张家口，南至保定的地区，而且还威胁着要去进攻山西。山西是李提摩太多年活动

的地方，他当然非常注意。

山西巡抚毓贤免职之后，由岑春煊继任。这时山西的官僚们很怕帝国主义的“联军”

进攻山西，就由岑春煊奏请前在张家口内外屠杀义和团、办理教案的沈敦和到山西，“督

办全省洋务”。同时“不待洋人指告”，先动手屠杀山西的义和团领袖。甘韩: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十九，《晋抚岑春煊清理山西教案章程》第二条。岑春煊又发了一

个电报给李提摩太，请他立即到山西去，或保荐一个传教士到山西去，办理“教案善后

事宜”。李提摩太没有去，他在北京草拟了一个《办理山西教案草程》，于1901年5

月29日与另外两个传教士文阿德（Atwood)和叶守真（E. H. Edwards）递交李鸿章。

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十九，《西士李提摩太君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又叶守真: Fire And Sword In Shansi,122页。章程共有七条，除开要求惩“凶”、赔还财产、道歉、为教民立碑、官吏不得歧视教民以及不许义和团“首人之人，再行难为教民”等项之外，特别提出了用“罚款”办学堂一事。这一条原文是:

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的款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

民，专为开导晋省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

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这是帝国主义分子李提摩太想出来的进行文化侵略、侵夺中国教育主权的毒辣办法。

李鸿章收到之后，全部接受，并且电告岑春煊遵办。关于惩“凶”、道歉、立碑等事，北

京的英美传教士推出代表八人，包括文阿德、叶守真、敦崇礼（Moir Duncan）在内，于

6月22日由北京出发，前往山西，与当地官员商办。一路上中国官绅奉令欢迎，“预

备公馆酒席，以示优厚”《中外约章纂新》卷五，《山西教案章程》第三条。，把他们招待得像上司一般。7月9日，文阿德等人到达太原，

山西的大官僚们又是一阵酬酢，然后为那些死去的教士们发丧、立碑，极尽卑屈驯顺之

能事。

关于用“罚款”办学校一事，李提摩太回到上海后，即对岑春煊“叠次催促”，要求

履行。岑春煊对于他这一要求的用意倒是相当清楚。他曾想出一些办法，加以抵制。例

如，他于9月间派洋务局提调周之骧到上海去，进行交涉，提出四点意见: 第一，山西

省所出五十万两，不称为“罚款”; 第二，学校内不宣传基督教: 第三，学校不得与教堂

发生关系; 第四，外国教师不得干涉校内行政。叶守真: Fire And Sword In Shansi，260~261页。又见B. Reev, Timothy Richard，115页。这四点，李提摩太完全不予考虑。他的

态度非常蛮横无礼，周之骧被迫收回了这四点意见。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最后议定了

合同草案，共计八条，于11月间，两人签字。这一合同的内容大致是由山西省筹银五

十万两，分十年付清，交给李提摩太，由他在太原开办中西学堂。十年以内，学校课程，

延聘教习，考选学生，都由他作主。十年以后，将学校一切财产交还山西省当局。朱寿朋: 《东华续录》（光绪），卷一七三，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乙酉“岑春煊奏折”。又这一合同原文见光绪二十年《时事采新汇选》第二卷。

岑春煊的另一办法，就是在太原着手另外筹办一所大学。这一计划如果实现，李提

摩太至少要遭遇到一个很强的对手。一向建议满清政府兴办新式学校的李提摩太，现在

脱下了伪善的面具，坚决反对山西当局自办大学了。他于1902年4月间，跑到太原

去，要求取消这一计划，他的理由是一个太原，不能有两所学校。他主张把两校合并，

合称“山西大学堂”，原定由李提摩太主持的中西学堂，改称西学专斋，岑春煊等筹办的

大学，改称中学专斋。岑春煊抗辩无效，就接受了他的主张，在6月7日又和他签订了

一个合同，共计二十三条，并宣布将前一合同作废。这个新的合同规定，西学专斋的教

师完全由李提摩太延聘。西学专斋设文学、法律学、格致学、工程学、医学五科，课程

也在合同内订明，不得随意增加或改变。至于西学专斋学生的膳宿等事，由中学专斋办

理。中学专斋仍由中国人自办。《中外约章纂新》卷十，《山西大学堂合同》。此外，在上海附设一个译书局，其经费也由五十万两内支付。

李提摩太自己做西学专斋的总理，请了敦崇礼做西学专斋的总教习，又聘瑞典人新

常富（Nystrom )，英国人毕善功（L. R. O. Bevan）等为分教习。1906年，敦崇礼死

了，由毕善功代理总教习，1907年由苏慧廉继任总教习梁善继《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始末记》和徐士瑚《重建总教习敦崇礼纪念碑记》。这是两篇碑文。两

碑原存山西大学，均于今年撤去。二文系承《山西大学学习报》编辑张养田同志检寄，特此附志，并

表谢意。。大学堂总理先是姚文栋，

后来由谷如墉继任黄炎培: 《清季各省兴学史》，载《人文月刊》第1卷第10期，1930年12月出版。。上海的译书局由英国传教士窦乐安（John Darrock )主持。

西学专斋的教务完全由几个外国人决定，教育学生的方针，是要学生毕业后能够升

入英国的伦敦大学，并不问学生所学是否符合中国的需要。换句话说，山西大学的西学

专斋，只不过是伦敦大学的一个预备学校。1907年，有二十五名学生被送到英国去

留学。B. Reeve, Timothy Richard，134页。到了1911年，山西大学才全部交还中国自办。帝国主义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办起来的大学，山西大学是第一个。这是李提摩太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创造出来的新形式，

比教会出钱办的学校，更能迷惑人们的视听。在山西大学创办之后十年，美帝国主义也

如法炮制，把庚子赔款的一小部分退还，办了一个清华学堂。

七、 李提摩太反对孙中山革命——结束语

1895年9月，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虽然被广州地方官镇压下去，可是孙

中山的名字却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张荫桓在革命镇压下去之后就曾和李提摩太谈到过

孙中山的革命。等到1896年，李提摩太休假回英，就会到了孙中山。他们两人谈话

时，意见完全相左。孙中山这时的思想，还没有包含他晚年那种明确的反帝思想。他认

为必须推翻满清，但李提摩太认为满人官吏中也有好人，现在只应进行“改革”，而不应

当革命。他们两人主要的矛盾就在于一个主张推翻旧政权，一个主张维持。孙中山完全

没有接受他的意见，继续进行革命工作。到了1900年，李提摩太在去美途中，路过

横滨，又去见孙中山，要他放弃革命。但孙中山这时的革命工作，进行得更为积极。因

此，李提摩太在自传中，对孙中山作了不少无稽的毁谤。例如，他说孙中山曾经答应让

一切赞助革命的留学生，在未来的政府中做大官。

李提摩太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最怕的就是中国的革命。他骂过太平天国，反对过义

和团运动，现在他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他知道要想维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

须维持满清的统治。在满清的反动统治下，他可以一次一次提“建议”、上条陈，鼓吹帝

国主义的“恩典”，宣传外国顾问的“好处”。在满清的反动统治下，他自己由一个传教

士，变成干预中国政治的“人物”。1908年，他在宣传中国必须请外国顾问之后，

就曾把外国顾问的作用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来谈，《预筹中国十二年新政策》一文，载1908年6月21日出版的《大同报》219期。他说: 

各国见中国如此整顿（按指请外国顾问一事），则强大之国亦无不乐意借款于中国，而革命

党亦自消化于无形。因国家所欲办之事，较伊党所欲为者，且过百倍也。总之，若不照此办法（按

即不请外国顾问），中国还将日穷日弱，不能免强国与革命党之逼迫，二十年后必为波斯、土耳

其、西班牙等国之续，此太四十年来百般陈说于达官贵人前者。

这一段话荒谬绝伦。从这里可以看出，革命不但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所能拦住的，

而且也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所能了解的。他以为只要有了外国顾问，有了外国借款， “革命党”就可以“消化于无形”。四十年来，他确实是把这一看法“百般陈说于达官贵

人”之前的。但是1908年，已经到了满清覆亡的前夕; 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从

俄国1905年的革命，得到了极大的鼓舞。这绝不是帝国主义所能镇压的。这个四十

年来一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帝国主义分子，说出这样的话，正是把自己的阴险企图，不

打自招。他另外还有一段话，也充分暴露出他的态度。据苏慧廉所作《李提摩太传》上

说，他在辛亥革命之前，曾对一个中国人宣传反革命的主张，引自《李提摩太传》，89页。他说: 

论到中国政体改革，有两方的趋向，一是推翻的改造，一是渐进的改良。我不造成第一主

张，因为历览各国历史，从武力发生改革，多是杀人流血，生出多少恶果。所以我赞成中国从第

二项进行，愿意贡献所能，已经由广学会译著各种有益的书报，并将泰西各国近百年来如何进行，

为的令华人有所观感而作进步的先导。耶稣基督他胜过世界，不用武力，是用仁爱，这是我所深

佩服的，因为主也有吩咐门徒的话的，凡动刀的，必被刀所杀。

他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还说自己是赞成渐进的改良，这一方面说明了他的无耻，

另一方面也就道破了所谓“改良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他的“改良”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假宗教之名，进行政治侵略、文化侵略，散播帝国主义的恶毒影响。最后他竟诅咒

一切革命者，说什么“动刀的，必被刀所杀”。他只盼望革命者不要“动刀”; 在侵略者

“动刀”的时候，他却完全不说话。满清统治者杀了多少人民，日本帝国主义在甲午战

争中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民，1900年帝国主义联军杀了多少中国人民的革命志士，

在他看来，大概都是“仁爱”！中国人民在革命中杀了几个反动分子，他就这样咒骂起来。

其实他这话正可应用在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者自己的身上: “凡动刀的，必被刀所杀。”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篡夺了政权。这个独夫在满清时代就和李提摩太有过不少的

来往，现在他们又结合起来了。当袁世凯对外进行大借款，准备练兵，以铲除革命势力

的时候，孙中山发出了强硬的抗议，指责袁世凯不经国会批准，而径行对外借款，是一

种违宪越权的行为。这时李提摩太又出现了。他奉袁世凯之命去“劝告”孙中山，不要

把这一抗议，对世界各国发表出去。他完全是站在袁世凯和袁世凯的主子——帝国主义——

这一边的。他说: “由于袁世凯是民国的元首，全国应当表现出对他的信心，而不要去

阻挠他认为图强所必需的计划。”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353页。他的“劝告”毫无效果，孙中山的立场，极为坚决，

照原定计划，把抗议发表。李提摩太在自传中说: “孙中山不肯听从道理，因而也就断送

了他在中国的前途。”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完全错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由于反袁运动而

更向前推进了一步。

总括来看，李提摩太一生在中国住了四十五年，所干的勾当，没有一件不是与中国

人民为敌的。他的手上虽然没有拿着刀枪，可是涂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他一直戴着假

面具，以中国的“朋友”自居，进行种种阴谋，时刻要灭亡中国。过去不知有多少中国

人，都被他蒙骗过去了，但我们绝不允许这种蒙骗继续发生作用。同时我们不要以为李

提摩太已经死了，就不积极地进行揭发罪行的工作。近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个李提摩太，

在假借宗教的幌子，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我们有责任把他们的罪行一一揭发出来。就

是在今天，我们谁也不能说，帝国主义分子传教士，已经不再致力于危害中国人民的工

作。我们更要提高警惕，坚定立场，跟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作无情的斗争。

新中国的基督教徒，在这一方面，有着重大而光荣的责任。基督教的爱国人士已经

认识到这一点，提出正确的三自运动的口号。这一运动，是中国基督教新生的标志。它

一定会继续发展，继续前进，把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基督教徒中的败类，和他们所

散播的反动影响，完全肃清。

让我们为拆穿帝国主义分子的假面具，清算帝国主义分子和中国基督教徒中的败类

所欠下的血债而斗争吧！

（单行本《李提摩太》，开明书店，1951年）

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传教士

丁韪良的罪行

一、 参 加 劫 掠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于1850年来中国，1916年死在北京，除开中间曾经短期离开中国之外，前后在华达60多年之久。在这60多年之中，他进行了许多危害中国的活动。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帮助美国的使节，与英法侵略军勾结，进行对中国的侵略，并且压迫满清政府，缔结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这一节我已写了一篇短文，加以讨论，载天津知识书店发行的《历史教学月刊》第2卷第2期。后来他出任同文馆总教习，在1899年又筹办京师大学堂，藉教育事业的美名，进行文化侵略。最后到了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更进一步与中国人民为敌，提出控制中国的新办法。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种种罪行，是亟应予以揭发的。本文因篇幅关系，只就义和团运动时期丁韪良的阴谋活动，略加论述。至于他在华的全部罪行，将来当另文讨论。

1900年6月17日，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军”攻占大沽炮台，19日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命许景澄致照会于北京各国公使，宣告绝交，限令各国公使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各国公使拒绝离京，与眷属、职员、仆役迁居英国公使馆，跟义和团及满清军队作战。这时丁韪良也搬到英国公使馆，担任守门的工作。他每天的责任是“盘问进入英国公使馆的中国人，并且检查他们的出入证”美国公使康格（Couger）夫人: 《来自中国的信件》（Letters From China），128页。。同时他还经常打听消息，有一次他曾通过什么人的帮助，获得《京报》三十份。美国公使康格夫人：《来自中国的信件》，140页。到了8月中旬，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丁韪良和很多的外国传教士就毫无顾忌地，大大活动起来。

丁则良文集

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罪行

这位前同文馆总教习的第一件“文明”的举动，就是参加劫掠。有一天，他以救济中国教民为名，到京师大学堂附近去抢劫一家粮食店。他自己记说: 

在那里，我们发现了储存着大量的小麦、小米和别的粮食。我们用骡车装载，一共搬走了不下二百嘝的粮食。我对店主大声吆喝，告诉他只要开出发票，我就按照他的财产的全部价值付钱。但是我的话的回声是我所得到的唯一回答。丁韪良: 《北京使馆被围记》（Siege In Peking），135~136页。

很多美国传教士都干着类似的勾当，占据着权贵的宅第，夺取大批的绸缎、皮货和各种珍宝。然后有些进行“拍卖”，卖给美国公使馆的人员（美国公使馆秘书斯奎尔（H.G.Squiers）就“买”了很多的东西）和别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自己也恬不知耻地承认说: “我虽然只把一块羊皮毯子占为己有，但我却很高兴地参与传教士们所受的责备，而且承认我和他们犯了同等的罪恶！”丁韪良: 《北京使馆被围记》，137页。

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传教士，原来竟是个动手抢劫的强盗！

二、 一个毒辣的计划

丁韪良的强盗行为，不仅是抢了一块羊皮毯子和二百嘝粮食。他和许多帝国主义分子一样，多年来处心积虑要抢夺的，是整个中国。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他曾一度提出瓜分中国的主张。1900年7月16日，他在英国公使馆草拟一封《告基督教世界各国书》。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队伍中的死亡率是很大的，除非援军立即到达，我们一定要全部毁灭。我们的男子英勇作战，我们的妇女也表现了崇高的勇敢。希望这种可怕的牺牲不致成为白费！我们是异教徒狂暴下的牺牲者。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的帝国瓜分了，使中国跟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出现一个新秩序！丁韪良: 《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177页。

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已将他的阴谋和盘托出。他的阴谋不是别的，而是直截了当地鼓吹由所谓“基督教列强”把“异教”的中国瓜分。这就是丁韪良的政治面目！

义和团运动虽然有些缺点，但它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斗争意志。帝国主义者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巨大的力量，不免有些着慌。60年来，他们一贯利用满清政权，通过它来统治、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现在面对着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一下，什么是巩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使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不致再度高涨的最好办法。在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丁韪良一直在考虑着这样一个问题。

一般说来，帝国主义者可能采取的途径，不外有三种。一种是把中国瓜分，由帝国主义各国分别对所霸占的地区，进行直接的统治与压榨。一种是维持中国的表面的完整，但把现有的满清政府取消，代之以另外一个傀儡政府。还有一种则是维持中国的表面的完整，而且依旧利用满清政府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丁韪良除开在上述7月16日《告基督教世界各国书》中，曾经一度提出瓜分中国的主张之外，他自始至终是倾向第三条路的。

他首先在6月18日，即满清政府宣布与帝国主义国家绝交的前一天，就曾提出一个毒辣的计划，交给北京的各国公使。这一计划原有中文译本中文译本见日本佐源笃介和浙西沤隐的《八国联军志》。翦伯赞等编《义和团史料》第3册229页。，但不甚符合原文意旨，现在再为译出如下: 

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恢复秩序，而同时又要取得革命的果实。这一革命已经很意外地把中国的命运交到列强的手里。以下四种措施似乎可以照顾全面: 

一、 为了解除皇太后所造成的祸害，皇太后应令退隐，皇上应恢复其应有的权力，但应受列强的共同的控制。

二、 皇太后自从戊戌政变之后所有的施为，包括任用她的党羽在内，除经新政府批准者外，应一律废止。

三、 皇上的改革计划应予继续，经列强许可后应促其实现。

四、 列强应划定利益范围，各国应派一代表以控制该国利益范围内的各省政府的行动。

为中国而言，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亦不可取。以上的计划将使现有的机构得以继续发挥作用，避免骚乱，有利于进步，而且可以取得中国的最开明的人士的支持。如果不采用这一计划，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推翻清朝，由各国正式瓜分满清帝国——这一过程将促成长期而激烈的冲突。根据以上拟出的计划，列强将有时间使它的政策逐渐成熟，逐步推行改革，这样会远比公开或暴力的吞并得到更多的好处。用中国人来统治中国是容易的，用其他的方法是不可能的。①

①②丁韪良：《北京使馆被围记》，146~147页。

这一侵略计划足以包括丁韪良荒谬主张的全部。他的意见是: “瓜分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将造成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严重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享有完全的独立的。”②在不瓜分、不使中国享有完全独立这两个原则下，只剩下一个可能，那就是: 维持满清帝国的表面的完整，推行“以华治华”的政策，使满清政府成为十足的傀儡政权。这就是丁韪良想出来的锦囊妙计。

到了9月13日，丁韪良到达天津之后，他仍然坚持这一计划，把它交给《京津泰晤士报》，于9月15日发表出来。他在原计划之下，附了几句话，说明他的主张不变。他只提出了两点新的意见，一点是帝国主义各国应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将来满清政府如果采取足以危害它们共同利益的措施，该委员会得将其否决；另一点是帝国主义国家应着手进行中国的“改革计划”。

丁韪良这一侵略计划中的主张，确实比他一度提出的瓜分中国的想法，更为毒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各国的争夺可以免于表面化，而维持着满清政府，更可以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使满清统治者感恩图报，同时还可以欺骗一部分认识不清的人们，使他们觉得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真存在着什么友谊似的！

三、 海南岛——丁韪良想望中的美国势力范围

接着，丁韪良就回到美国，连忙写了一本小书，书名是《北京使馆被围记》。在这部书里，他把在中国时所草拟的计划，更加以渲染补充

，在美国进行狂妄荒谬的宣传，而且特别提出美国在中国应划定势力范围的意见。

他认为划定势力范围是列强所要解决的最严重的问题。英、俄、法、德、日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地区。英国的是长江流域，帝俄的是东北、蒙古和新疆，法国将控制中国西南部和南部，日本政府将控制台湾对岸的省份——福建，德国已经在山东站住了脚。至于奥匈和意大利，也都要分一点肥。奥匈可能取得舟山群岛，意大利想租借三门湾而没有成功。

只有美国，似乎是个后来的，没有多少东西留给它。美国的政客、资本家都有些着急。就是美、英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大声疾呼，要求赶快从中国捞一把。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就宣传美国有采取积极行动的必要。他说: “如果瓜分即将着手，美国的广泛的商业和传教利益的存在，以及五十多年来美国在东亚和其他各国有同等的外交关系这一事实，都将要求美国不但要被咨询，而且在新机会的分配中，应取得平等的一份。”李佳白: 《列强与瓜分中国》（The Powers and the Partition of China），见《中国的危机》（The Crisis in China）47页。

英国的布尔哲教授（Demetrius C.Boulger）也向美国献殷勤，指出美国应正式宣布以浙江省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否则亦当联合英国，建立一个“英美势力范围”。《中国的危机》，227页，布尔哲《美国在瓜分中国中的一份》（Americas Share in a Partition of China）。

在这一点上，丁韪良当然不肯后人。他在《北京使馆被围记》书中说: 

至于美国，我们在四十年前，很谨慎地避免向中国作领土的要求，作为我们守中立的代价（按: 此指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最近的冲突之中，我很骄傲地说，我们没有守中立。可是，我们是不是不及别的国家那样倾向于从事领土的扩张呢？也许是因为我们在国内外已经有够多的事情要办。假如我要指出中国境内的一个地方，可能给我们做一个立足点，以代替军费的赔偿，那么我就要选定海南岛——香港与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海南岛的面积，当西西里（Sicily）的一半，而其出产的丰富，则可以和西西里相当。为了要求对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取得发言权，那么我们就应当有一块结实的基地。丁韪良：《北京使馆被围记》，155页。

此外，他又提出如果美国认为海南岛不是合适的地方，就可以在中国大陆沿海要一个港口，作为美国海军根据地，同时也可以成为美国陆军的集中地点。一旦中国被其他国家所吞并，或中国内部再度发生如他所说的反抗“文明世界”的叛乱，美国军队都可以利用这个地点，加以制止。丁韪良：《北京使馆被围记》，157页。

如果提出侵略计划，而不给侵略作一番动人的辩护，那么工作还只是做了一半。为非正义的行动，找一个好听的理论根据，本是丁韪良一流人的惯伎。现在他既然提出了划分势力范围的主张，自然要给这种露骨的侵略的主张造一个理论的根据，那就是他的“自然发展论”。他说: 

对于所谓帝国主义这一个诋毁性的名称，我不表同情。但自然发展或生长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把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把势力抻张到日本和中国，是一种自然的生长。……一直到现在，我们在中国的政治势力是不足道的。但是现在，一个好机会出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一机会，而不谋改善。丁韪良：《北京使馆被围记》，156~157页。

照他的说法，原来美国吞并夏威夷、菲律宾，以至“伸张”到太平洋对岸的中国，都不过是自然的发展！这种谬论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前驱，欺骗了很多认识不清的美国人。这种种谬论散播之后，帝国主义就更加放胆动作起来！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丁韪良是彻底为美帝服务的。最可注意的是他提出的不瓜分、不使中国享有完全独立这两个原则，正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后来所遵循的道路。海约翰和丁韪良之间有没有什么接触，现在还没有史料可以证明，但海约翰之看到丁韪良的著作，则是完全可能的。

海约翰的政策是以“门户开放”的口号打破瓜分的空气，以暗中设法租借福建的三沙湾，来实现丁韪良取得海军根据地或划定势力范围的想法。（关于美国企图租借三沙湾一事，参阅邵循正先生作《所谓“门户开放”和“领土完整”》，载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编《美国侵华史辑专刊》第1号，1950年11月24日《进步日报》第5版。）这样，摇摇欲坠的满清政权得以维持下去，而美国在中国的地位，则大为提高。五十年来，美帝一直在宣传所谓“中美友谊”，自命为中国的“恩人”，用以欺骗中、美两国和全世界的人民。

今天海约翰的野心已被揭穿，我们必须努力，使丁韪良之流的阴谋，在中国人民的面前完全破产！

（原载上海《大公报》1951年8月17日）

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个

印度士兵的日记

本文所要介绍的是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个被英帝派到中国来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印度士兵辛格（Gadadhar Singh）所写的日记。这部日记之所以值得介绍，是因为它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这是一个印度人写下的一部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史料。大家知道，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外文史料，并不算少，但出自印度人之手的，则十分罕见。第二，它与一般外文史料不同，作者辛格身在英帝侵略军的队伍之中，而独能对中国人民处处吐露出深厚的同情，对帝国主义者的在华暴行，予以无情的揭露。这个特点比第一个特点更为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无怪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所主编的《新纪元》（New Age）月刊，称它为一部“有历史价值的稀有的文件”［见《新纪元》月刊1953年1月号桑格尔（O.P.Sangal）所作的介绍文字］。

关于作者辛格的生平，我们一无所知。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来中国之前，和由中国回去之后，都做了些什么，这是我们所极愿知道的。但是在当时统治阶级历史家的眼中，像辛格这样一个人，当然归入“引车卖浆”之流，自不会注意到他，留下什么关于他的记载。到现在，连桑格尔也只能从他的文字技巧和日记中所透露出来的他的知识水平，推断他是英帝军队中的一个“普通士兵”，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至于日记本身，据桑格尔说，是用印地文写的，在辛格回印之后，逃过英帝的图书检查，用《在华的十三个月》（Thirteen Months in China）为题，在印度出版。我们从桑格尔的介绍文字中得知的，如此而已。

丁则良文集

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个印度士兵的日记

应当指出，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一部作品，那就是说，它出现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十好几年。当时的历史条件使这位印度“普通士兵”的觉醒还没有可能达到现代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高度，从而也不可能要求他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但无论如何，它标志着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国人民，尽管语言不通，肤色不同，就已经有了相互同情，对帝国主义者同怀憎恨的心理。在美帝国主义者正在喊叫着“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今天，介绍这样一部象征着中、印人民友好团结的文件，是不无现实意义的。

作者从一开始就吐露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好感。他于1900年6月29日登“巴兰柯赤号”（Palam Kotch）离开了印度，当天的记载是: 

很快就到了黄昏时分，太阳开始下落了。我走到上层甲板上去看看景色。一些奇怪的想法在心头出现了。……几分钟之后，恒河的波涛和太阳的金光都看不见了。一切都变成黑暗的了。换句话说，一切都陷入深沉的、黑暗的大海中了。有一种恐惧盘据在我的心头。……中国的美丽的月亮真是要落下去吗？亚利安人的国土上的耀眼的太阳却真是落下去了。

作者的“恐惧”是有根据的，因为“听说欧洲列强全都参加了吞噬中国的竞赛”。他同情中国，并不是基于什么高深的认识，而只是反映出当时的印度人民的素朴的感觉。请看他在到了大沽之后所记的一段: 

我们的心总是安不下来，因为到底我们是来和这些中国人作战了。但是……一看到他们的肤色和我们的差不多，心中就有一种情感油然而生。中国人是信佛教的，和印度人信的是同一种宗教。我们同是亚洲大陆上的居民，所以中国人也还是我们的邻人呢！他们的肤色、风俗、礼貌和我们的也没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上帝要降这样的灾害（按指帝国主义军队的屠杀抢劫等——则良）到他们的身上呢？难道我们不倒是应该去帮助他们吗？

接着作者又写道: 

想起了今天我的心充满着对不幸的中国人的同情——但是我们的祖先，那些习于替德里去打拉合尔（Lahore）、替齐托尔（Chittor）去打杰浦尔（Jaipur）的人，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那些经常等着替阿克巴（Akbar）去打拉索尔人（Rathors），替英国人去打兰吉特（Ranjit）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难道他们的心真是死了吗？

作者这种对于祖先的行径的悲叹，正道出了自己的无穷的苦痛。这是一个开始觉醒了的不愿为帝国主义统治者去打像自己一样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的“普通士兵”的呼声。这一呼声正反映出帝国主义者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同时也代表着同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各国人民间同仇敌忾的心理。可以推想，英帝军队中怀有这种心情的“普通士兵”正不止辛格一人，不过他们没有像辛格一样留下一部日记罢了。

辛格是拥护真理的。他勇敢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即当时所谓“文明国家”在中国所进行的屠杀和抢掠。桑格尔的介绍文字中引录了不少段他对帝国主义军队暴行的记载，我们这里只摘译有关帝国主义军队在天津所造成的“浩劫”的一两段: 

天津原是个繁华的城市，有些个银行，甚至还有一个造币厂。因此，日本、沙俄和法国的军队都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沙俄和法国军队除去抢劫了许多东西之外，还都抢去了好几百吨银子。……

当英印军队到达天津的时候，天津已经处在外国占领之下，城里的居民都已跑光了。留下的只是有病、带伤和跛足的人，于是用枪尖逼着他们来抢夺他们的东西就成了我们士兵的光荣的消遣！凡是士兵所需要的——箱箧、桌椅、棉毛织品、骡马，甚至人力车——都是通过派出一队一队士兵去抢劫中国人的财产而得来的。……如果士兵需要一些东西，而中国人稍一迟疑的话，就免不了送命——自然，战胜者要的只是东西，死人则只是留下喂狗罢了。

作者的高贵的品质更表现在不怕对印度士兵之参与暴行加以谴责。他一则指出杀人犯之中包括“文明的、温文尔雅的印度人在内”，再则在记载由津去京途中用中国人当“活靶”来打的时候，沉痛地说: “我真惭愧，印度士兵有时也参加了这种魔鬼般的暴行和屠杀。”

但是印度军队中究竟还不乏对中国人民苦难的同情者。作者曾在日记中仔细描写了一个印度军医达特（Ram Datt）如何在北京街上救护一个受伤的中国人，给他包扎伤口，打算把他运出城外（是日日本军队在城内举行大规模屠杀），而终于被日军劫获，伤者终致丧命的事实。他说: “这是任何一个有心肝的人都不忍看的一幕！”

总之，这样一部日记，纵使是间接地通过桑格尔的介绍，也给予我们以极大的启发。今天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像辛格所记载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逞凶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辛格这部日记的介绍对中国人民和全亚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不是没有意义的。亚洲的人民必须牢记住帝国主义者欠下的一切血债，团结起来，给阴谋“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美帝及其帮凶以无情的痛击。同时，让我们也牢记住这位印度的“普通士兵”对中国人民的友谊！

（原载《光明日报》1954年2月20日）

华学澜的《庚子日记》

一、 引言

华学澜的《辛丑日记》，于1936年由陶孟和先生介绍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书前并有陶孟和先生的长序。序文中说，华学澜一生数十年中均有日记，而存在的“只有辛丑这一年的，其他各年均已散佚”。《辛丑日记》陶序，7页。数月前清华大学化学系教师周昕同志告诉我说，他家里存有华学澜的庚子年的日记原稿两本，后来他又拿来给我看。我把它仔细翻阅，并与《辛丑日记》对看，从字迹、体例等，可以断定是出自华学澜本人之手。周昕同志的父亲就是陶先生在《辛丑日记》序文提到的周支山（字鸣西），周、华两家是亲戚，这两本日记存在周家是可以理解的。这两本日记不但可以补《辛丑日记》之不足，而且因为是华学澜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记的，其中有些与当时的事有关的史料，所以有介绍出来的价值。为了方便，我暂时称这两本日记为《庚子日记》。

《庚子日记》的作者华学澜，如陶先生在《辛丑日记》序文中引《天津县新志》所述，是清末的进士，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任翰林院编修。《天津县新志·人物艺文》单行本，卷二十一之四，41页。他的地位并非显要，所来往的也多半是当时北京一些中小官僚。但他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反应，却正可以代表这些官僚士大夫的意见。他对义和团是不同情的，对侵入北京的帝国主义军队的暴行，却是逆来顺受，和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有些来往。对满清政府、那拉氏、李鸿章的卖国勾当，是完全拥护的。总之，他和周围的一群人，在利害上和当时的封建买办政权是一致的。

丁则良文集

华学澜的《庚子日记》

存留到今天的有关义和团的史料，正如翦伯赞先生在《义和团史料》序文中所说，大抵是出自官僚、绅士、教徒、帝国主义分子之手的。但尽管如此，从这些史料中，还是可以看出人民的反帝的斗争，满清统治者的欺骗与投降，以及帝国主义者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罪行。《义和团史料》翦伯赞序，2页。对于《庚子日记》这一部史料，我想也应当采取这样的看法。

《庚子日记》装订为两册，第一册由庚子四月一日起至八月底止（均阴历，下同），第二册由是年闰八月一日起到年底为止。据周昕同志说，从正月初到二月底的部分已经遗失，无法找到。所幸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大规模展开在五月以后，恰好包括在这两册的范围之内。华学澜的《庚子日记》虽然不全，它的价值却并不因而减低。

二、 日记中暴露出来的中国官僚士大夫

和帝国主义者的勾结

《庚子日记》从五月十八日起，就提到义和团的活动。此后两个月内，几乎每日总有几句记载义和团的活动。其中如描写义和团的服装（六月二十三日），记载北京人家烧香，点灯，贴红纸条（六月初二日，十三日，十四日），义和团和“教民”在长安街大战（五月二十四日），北京中产以上人家的惊慌，天津的战况等等，虽然失之简略，却都可以和现存义和团史料参阅，我不在这里一一摘录。

我觉得《庚子日记》中暴露出来的，有一点可以注意。那就是北京的官僚士大夫，不论地位高低，在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之后，纷纷向帝国主义者摇尾乞怜，寻求“保护”，而且还尽力拉拢帝国主义分子，以交结几个“洋人”为荣。其中有些人还出来为帝国主义的军事统治服务，起着大小不等的帮凶、帮闲的作用。比较显著的如副都御史曾广銮、侍读学士黄思永、侍讲学士恽毓鼎、道员王瓘，都和美帝勾结，被任为理事官，帮助美帝压迫中国人民，可以说是认贼作父、毫无心肝。胡思敬: 《驴背集》卷三，见翦伯赞编《义和团史料》第2册，517页。至于一些中小官僚士大夫的无耻活动，过去不大受人注意。其实他们的作用也还是不小。而且帝国主义分子为什么要勾结他们，也值得我们思考。华学澜的《庚子日记》在这一方面就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的材料。

华学澜这些人的态度，从《庚子日记》中可以看出，是很清楚的。他嘲笑义和团，认为“左道不足恃”（七月初八日）。而另一方面，听到帝国主义者侵占天津之后，就对“洋人”存有幻想。他屡次为帝国主义军队在天津的暴行开脱，先则说: “洋人入天津城，并不杀害，家与白旗一，悬之门首，家属可保无虞”（六月二十一日）。再则说: “天津洋人初入，不免杀人，将令下，乃止”（六月二十四日）。又说: “天津洋人所抢，皆极富户及当铺，其次皆未扰及”（六月二十七日）。事实上，帝国主义者在天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是人人皆知的。而且，帝国主义军队侵占北京之后，“洋人”还“光顾”了华学澜的住处。七月二十四日记云: 

洋人二，带领教民数人，进巷按门搜掠银物。到寓掠去银洋元、貂掛、女衣、表、首饰、木箱、皮箱各一，骡一，水车一，并饮茶，食肥桃一器。寻薄底靴，答以无此物，持去折扇一柄。（原有夹行注云: “扈三、陈庆皆避去，惟余与翁德周旋之。一洋人持余衣不放，令为觅物。一持洋枪，一持刀，外有大斧二柄，为打开箱柜之用。濒行留白旗一，大书洋字，悬之门首。”）对门石先生向其所跟教民言，此宅本官出差，病故于途，其子往迎丧，家道素寒，无多银物，此已罄其所有矣。伊闻之始去。……闻各邻皆抢掠一空。

这种亲身遭受抢掠的经验，并没有燃起他对帝国主义的仇恨，相反，他最开心的，是那块“上书洋字”的白旗。七月二十六日，他发现有白旗即有“保护”，就在后门上也挂大白布，而且周鸣西还照写数块，分赠邻居。在他的朋友中，有一位京师大学堂学生蒋梅生，“通洋文”，这时便成了宝贝。在七月二十五日，他便派人请蒋梅生设法“保护”，蒋梅生表示有“夙识洋人，不知移居何处。如能有法保护，必兼顾”。果然到八月十四日，蒋梅生来了，“见门首旗字，以为无用，为另写一旗”。写白旗成为一件如此值得关心的大事，这一群官僚士大夫的奴才相，已经跃然纸上。

他们不但忙于写白旗，“保护”自己，而且在北京被占第六天，就替英帝写告示。七月二十六日记云: 

鸣西由梦岩处持来高丽纸十张，云系洋人出告示，烦松宅（良按: 即松溎，字寿泉，下详）觅人代书者，明早即要。……与鸣西分写告示，告示系英国所出。其官衔为大英国统军大帅嘎仕礼（Gaselee）。大致谓阜成门大街以南，宣武门大街以西及前门大街以东地方，均皆归其国辖管。所有华民，宜各安生业，照常居住，出售食物，必公平给价，决不勒掯。华人如持枪械及有抢夺等事，即行正法。如某房内放枪，即将房焚烧。如有武官来索兵器，有者即刻交出。若有隐匿，一经觉察，即将房焚烧等语。

原来他们已经在帮助英帝，出布告威吓人民。此后八月二十九日，又记有毓聘之、薛某等人在替英军写告示。写布告之外，他的朋友、邻居又出来代洋人查户口，查武器（八月十三日），写英文护照（九月十六日）。更严重的则是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持其军事统治，要利用一些中国官僚出来，“维持地面”。《庚子日记》中所记的，就有洋人到松溎、兴廉住处，“令其出来办事，保护居民”（七月二十五日）。后来又记松、兴二人之外，有张翼等人“均为洋人请去”（七月二十九日）。到了八月初二日连恭袭王也被“请去”，帝国主义者向他们提出要求，“最要者为请两宫回銮、开平粜局安民两事”。八月二十一日，恽毓鼎就“代洋人以十万银购米面，平粜以济民食”。闰八月十九日，松溎更和洋人议定，“巷中公募勇，洋兵带领巡逻，以防不测”。此后帝国主义侵略军就在其侵占区内成立了“安民公所”洪寿山《时事纪略》第三十段“货运通行”条，载“安民公所”的作用，可以参阅。（翦伯赞编《义和团史料》第1册，100页）。，其中办事的不但有“洋人”，也有中国人。《庚子日记》中有一次记载周鸣西在“安民公所吃饭”，（十二月初四日），辞意隐约。无论如何，从以上这些事实看来，这些人和帝国主义者的关系，也就可想而知了。

华学澜本人和帝国主义分子也有些来往。《庚子日记》中提到和他接触的有日本人井上佐太郎、英国人萨东芬、美国人李佳白。《辛丑日记》中提到的人数更多，此处不列举。李佳白（Gllbert Reid）是一个臭名洋溢的传教士，藉传教之名，干预中国政治，作恶多端，不胜枚举。他大概先结识了蒋梅生，后来更与周鸣西、华学澜来往甚密。他奉了帝国主义统治者之命，通过蒋梅生，请中国的官僚们推荐出适当的人选，出来当汉奸。《庚子日记》九月十九日记云: 

梅生又来，言见李启东（李佳白字），欲请绅士办保护地面各事，嘱为想人。酌升与余代想，前直隶藩司廷用宾大公祖（杰）及姜宝翁。

这样，华学澜就为帝国主义者筹拟人选，为敌人尽了一分力量。至于他和李佳白等人的来往，这里不再引录。

三、 结论

我们可以注意，就在北京大小官僚和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做他们的鹰犬的同时，北京以外各地的义和团，仍在英勇地抵抗着帝国主义者的进攻。义和团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和满清卖国政权夹攻之下，被镇压下去，但它却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不断进行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斗争的重要的一页。而那些妥协投降的官僚士大夫们，则永远为人民所唾弃。比起大卖国贼如李鸿章之辈，华学澜自然是无足重轻。但他日记中所记载的一切，也许正可以反映出当时一般官僚士大夫无耻的态度。我们把这些人的奴才相揭露出来，对于认识官僚集团投靠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或许有些帮助。这也就是我介绍《庚子日记》这一史料的一点微意了。

（原载《历史教学》1952年12期）

翦伯赞编《义和团书目解题》

中的几个问题

翦伯赞先生在所编《义和团史料》一书中，附有一篇《义和团书目解题》，将很多有关义和团的史籍，分类列举，并将各书的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这对于初学中国近代史的人，是有很多便利的。

我对于这一篇《书目解题》，有一些意见，现将自己所看到的一些问题提出，可能有很多不当之处，希望翦先生和读者多加教正。

第一，第十七类“西文参考书目”中有《北京之围》一书，作者名字经编者译为马丁（W.A.P.Martin）。按: 这个马丁，原有中文名字，就是编者在第八类“笔记杂录”中著录的《花甲忆记》的作者丁韪良。前后似应一致。编者在介绍此书内容时说，“作者主张覆灭满清之统治，由西方各国共建一‘令人满意’之中国政府”。事实上，丁韪良在此书中并未主张“覆灭满清之统治”，相反，他主张维持满清的现有的统治机构，由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加以监管。他只提出应令那拉氏退位，而对于光绪帝载湉，则认为应当维持，使其成为十足的傀儡，详见此书第八章。此外，他又建议美国政府划定海南岛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海港，作为美国海军栖息之所。这种侵略野心，似应指出。

第二，第十七类“西文参考书目”中，有《北京书简》（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一书，编者标为威尔作，而称作者姓名为B.L.Putnam。按: 此处在Putnam之下，遗漏Weale一字。编者在《义和团史料》第2册中刊入朴笛南姆威尔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的中文译本，译者陈冷汰、陈诒先。同时在《书目解题》第七类“日记”类中，也作了简单的介绍。实际上《北京使馆被围记》就是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的中译本，既见于第七类，即不必再见于第十七类，不必另译书名为《北京书简》，亦不必另加介绍。我曾将陈冷汰、陈诒先的译本，和原书对照阅读，发现译笔与原文大有出入。陈冷汰、陈诒先二人所译，极不忠实，且有很多不妥之处。兹只举二例: 

丁则良文集

翦伯赞编《义和团书目解题》中的几个问题

1. 他们二人把南怀仁（Verbiest）译为匪比史梯，把汤若望（Uon Schall）译为史茄累，把耶稣会士（Jesuits）译为瑞嗣（见第2册第211页），这种照音直译，而不顾中国早已“约定俗成”的译法，是欠妥的。编者似应在编订的过程中加注，将其指出。

2. 他们二人把原文的Monseigneur F.译为蒙雪惹佛君，然后在括弧中只标出Monseigneur一字，而略去F.一字（见第2册第205页）。这样使人觉得蒙雪惹是人名或至少是人名的一部分。事实上Monseigneur是天主教中对主教的尊称，不是名字的一部分。这个Monseigueur F.即是北京的主教樊国樑（Alphonse Favier），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曾经勾结帝国主义者，专意与中国人民为敌。这一点似乎也应该指出。再则B.L.Putnam Weale是作者的假名，真名是B.L.Simpson，似乎应予标明。

第三，《火与剑在山西外国与中国基督徒之殉道故事》一书，在《火与剑在山西》之下，应当有一逗点。此书作者是E.H.Edwards，他的中文名字叫做叶守真。又H.C.Thomson,Cina And the Powers一书，Cina当是China之误。此书作者及书名，按照《书目解题》的通例，似应加上译文。又赫德所著的“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一书，书名前后的引号不可略掉，这是引自《圣经·以赛亚书》中的一句话，中文《圣经》译文是“有人从秦国来”（《以赛亚书》第49章第12节）。编者译为“来自中国”，倒没有什么不妥。但原文书名前后的引号恐不可少。又毕耶尔洛谛（Pierre Loti）所著之“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第八类“笔记杂录”类在“庚子外纪”条下，已译作《北京最后的勾留》，而第十七类又译为《北京之最后一日》，前后没有照应。此书名中Jours一字，第八类作Jauro，第十七类作Touro，当系印刷之误，均应改正。

第四，斯提格（G.N.Steiger）所著《中国与西方》（China and the Occident）一书，是专论义和团运动的著作，编者在第十七类中未列入，仅在第五类一般记述类中著录吴宣易节译、改称为《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的译本。但编者在介绍第十七类“西方参考书目”中若干西文书时，据我个人很主观的假想，似曾参考斯提格一书所附之《书目解题》。例如介绍马丁（即丁韪良，前已指出）《北京之围》一书时，指出作者“主张覆灭满清之统治，由西方各国共建一‘令人满意’之中国政府”。这几句话几乎与斯提格的按语在文字上完全一致，但与丁韪良原书内容不符。斯提格的按语原文是“Dr.Martin,……considered that the Manchus should be driven from power and that the western nations should set up asatisfactory government in China”。这也许是由于编者曾利用斯提格的《书目解题》，因而受了他的影响。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巧合。我觉得斯提格所举的书目，当然可以参考，但在作提要时，如采用他的按语，则需要较多的斟酌，因为这个资产阶级学者的立场显然是与中国人民敌对的。他在《中国与西方》一书的结论中，认为在义和团运动中，中国犯了“罪”，而且指出中国必将接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思想与机器”。那末，我们对于他的按语，自不能不慎重地加以检查。

以上所举四点，不过是提出一些问题，可能有很多错误。最后，我还要重申一句，翦先生编的《书目解题》，对于读者有很大的便利，这是我们应当承认的。

附记: 笔者在7月28日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之后，曾和翦先生谈到我对他所编的《书目解题》，有几点意见，他当即鼓励我写出来。两三天之后，翦先生来电话，表示希望我写出来，送给他看看。我于8月初将此文写出后，即寄呈翦先生指正。他于8月9日托人送来覆信，对此文未加更动，并且提到他和他的研究室同志“正在普遍的检阅西书原文，准备在最近再版时加以改正”。他又说: “我完全同意你将你写的这篇文章发表，因为这对于义和团的读者是有益的。同时我们也准备将我们在校刊中所发现了［的］一些错误，整理以后，一并发表。”这种对我的不断的鼓励，使我感到应将此文发表。我自己对义和团运动并无研究，还望翦先生和读者多指正。又翦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校后记，曾将我这篇文章中的若干点举出，发表于8月15日《光明日报》第3版，希望读者参阅。

（原载上海《大公报》1951年8月24日; 

《进步日报》1951年8月24日）

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若干

史事的一些资料（上）

——辽宁省图书馆档案辑录之一

1955年11月，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教师柳春藩、李庆龄、谈阳、陈贵宗、马金科等同志和我同赴沈阳辽宁省图书馆（即前东北图书馆），就该馆所藏档案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原始资料。在这以前，该馆的一些工作同志曾进行过一些拣选的工作，这给我们的抄录工作提供了不少的便利。这些抄录出来的资料，有不少是可以补现有文献之不足，或可与现有文献互相参证的东西。为此，我参考了一些文献，把这些抄录出来的资料略加整理，并做出必要的说明和注释，准备陆续由《史学集刊》予以发表。这里发表的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若干史事的一些资料，就是我们抄录出来的一部分，篇幅所限，拟以两次刊完（编者按: 《史学集刊》只刊登过此篇，未见续篇）。

这些资料之得以整理发表，是和辽宁省图书馆馆长杨东昉同志以及该馆许多工作同志给予我们种种便利和协助分不开的，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恳的谢意。

一、 有关武昌起义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派人坐探、

逼走蓝天蔚和结袁（世凯）自固的几个文件

这里发表的一共是五个文件，为数虽然不多，却足以帮助说明武昌起义之后赵尔巽的政治态度。关于赵尔巽和东三省清朝高级官吏镇压革命运动和利用革命后的动荡局面来达到自己的据地自为的种种行动，现有文献中已经有些论述，无待详赘。这里发表的前三个文件，足以证明武昌起义之后，赵尔巽等人立即注意到探听革命势力内部的情况和南北政局的动向。第四个文件是实行调虎离山计，把原来掌握部分兵力的革命志士蓝天蔚逼走的证明。第五个文件说明了赵尔巽等人在成立保安会、屠杀革命党人之后向北京的袁世凯政权一面进行勾结，一面实行讨价的企图。

丁则良文集

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若干史事的一些资料（上）

1. 赵尔巽委樊守棻充驻上海坐探札（原卷号: 奉天省公署综字七〇号）

为札委事: 照得武昌乱事，关系重要，丞应派员驻沪坐探，俾通消息。查有樊守棻，堪以派委。月给薪水银一百两，应需电报各费，准其随时请领，款由度支司在于第二预备金项下动支。除分行外，合行札委。札到该守立将发生〔出〕辑〔机〕密电本查收，随时确切机报，勿稍延误，切切此札。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按即1911年10月16日）

2. 赵尔巽委黄县丞越充驻南京坐探札（原卷号: 奉天省公署综字七〇号）

为札委事: 照得鄂省兵变，电信阻滞，亟应派委坐探专负〔员〕，以通声息。查有黄县丞越，堪以派充驻宁坐探委员，月给津贴银五十两，发给辑〔机〕密电码一本，印纸五十张。所发各报，均列为一作四等费，由奉给。除分行外，合行札委，札到该员即便遵照办理，此札。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按即1911年10月20日）

3. 赵尔巽饬度支司、东三省电报局孙道樊守发寄密电应列为一作四等费由奉给札（原卷号: 奉公省公署综字七〇号）

为札饬事: 案鄂省兵变，本大臣电委孙道钟祥充驻京坐探委员，委樊守棻充驻沪坐探委员，均经发给印纸及密码电本。所有该委员等发寄本辕密电，应列为一作四等费，由奉给。除分行外，合亟札饬，札到该司、局即便查照，此札。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按即1911年10月20日）

4. 赵尔巽委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赴东南各省考察战争实情札

《滦州革命纪实》104页云: “天蔚回奉，革命声势日彰，赵尔巽调奉军入卫。实召天蔚入署，戒备森严。少顷，尔巽自内室出，从容谓天蔚曰: ‘闻南方风潮日烈，请君为我调查，据实以报。’旋嘱伍祯祥（按伍系保安会副会长，陆军第二十镇第三十九协统领，参阅中岛真雄编《对支回顾录》上卷，510页。——则良）持旅费二千元馈之，危词促其行，委聂标统（按即聂汝清——则良）代理其职，皆预计也。”这一段记事，可以和这个札相互参证。由此可以看出札中说蓝天蔚“志趣正大，识见明敏”，无非是官样文章。

此外，赵尔巽逼走蓝天蔚，事先曾向清廷请示。《清宣统政纪》卷六四9页云: “（宣统三年）九月戊子（按即二十四日，即1911年11月14日），又谕，电寄赵尔巽，据电称日前创设保安公会，情势汹汹。幸标统聂汝清等仗义执言，竟挽狂澜。本会现已成立，秩序尚无骚动。惟协统蓝天蔚与两标素不相洽，全协皆不听其命令等语。蓝天蔚着开去统领官，交赵尔巽差遣委用。所遗该协统领官，着聂汝清接充，并赏给陆军协都统衔。”由《清宣统政纪》这一记载，可以证明将蓝天蔚逼走，完全出自赵尔巽的预谋，并得到了清政府的同意。而且，清政府发电在阴历九月二十四日，而赵尔巽札委也在这一天，可见赵是在当日得到清政府同意后立即下手的。这也可以证明《滦州革命纪实》所载“突召天蔚入署，戒备森严……”等语，是可信的。（原卷号: 奉天省公署综字八二号）

为札委事: 照得武汉事起，各省崩分，战祸之来，恐无宁日。奉省筹设国民保安公会，以尊重人道，保全中外民命财产，静待大局之定为宗旨。惟对于各省意见，必须考察明确，以供保安会之参考。而本省保安会之宗旨，但能广布远近，多得一处之赞成，即可保全人民一分之幸福。查有第二混成协蓝统领天蔚，志趣正大，识见明敏，堪以派赴东南各省，考察此次战事之实情，公众之意见，并传布奉省保安会宗旨，以谋国民之幸福。为此札委，札到该协统即便遵照，克日前往妥办，随时报告，此札。

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按即1911年11月14日）

5. 赵尔巽致北京内阁电这是赵尔巽进一步勾结袁世凯并向袁讨价的电文。这时北京的内阁就是以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的内阁。电中所谓“国体解决”即指清宣统皇帝逊位而言（逊位诏下于前一日，即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这时赵尔巽提出“仍认定保守治安，照常办理，不任自相纷扰，牵动全局”，换句话说，也就是要继续在东三省境内镇压革命党人的活动。而其代价则是“内中对于东三省用人行政，能不遽变更”，也就是要求袁世凯维持赵尔巽等人在东三省的统治地位。证以后来袁世凯任赵尔巽为奉天都督等事实看来，赵尔巽的要求得到了部分的满足。

（原卷号: 奉天省公署综字八二号）

北京内阁钧鉴: 辰恭读钦奉懿旨，国体解决，此后完全办法，钧阁自有主裁。惟关于东三省之事，连日邀集各界筹议，佥以鄂变起后，三省即以维持治安，不启外人干涉为目的。迄今数月，上下一心，尚无贻误。即国体解决后，仍认定保守治安，照常办理，不任自相纷扰，牵动全面。尚可勉为，亦必内中对于东三省用人行政，能不遽变更，乃可共相维系，不生疑虑〔等情〕前来。查东三省数月以来，赖万众一心，幸未扰乱。兹据各界所陈，实属仰体圣慈，顾全大局之苦心。之所以俯协群情，克弭外衅，是在钧阁之伟画矣。宥。

（按“宥”即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代日韵号，即1912年2月13日）

二、 奉天联合急进会会长张榕遇害事件的一些资料

这里发表的有关奉天联合急进会会长张榕遇害事件的一些资料，共计五件。第一件是张作霖给赵尔巽的呈文（附赵的批语），呈报杀害张榕、宝崐、田亚赟等人的经过。这些文件出自杀人的赵、张之手，其中歪曲真相之处，定不在少，应请读者注意。第二件是用赵尔巽名义发布的告示，这也是为自己反革命行为辩护的文字。第三件是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给奉天都督张锡銮的咨文，其中包含急进会执法部部长赵中鹄所述张榕的生平事迹和急进会的一些活动。这是有关张榕和急进会的极重要的资料。第四、五等件是有关拘捕、审讯张榕家佣工李鸿顺等人的资料，其中透露和张榕秘密来往的还有王懋檀、穆汉臣二人。

现有文献中有关张榕生平事迹和他遇害经过的记载，是相当简略的。据我所知，现存张榕传记，共有三篇: 一载于《满清稗史·暗杀史》，7~8页，附“吴樾炸五大臣”条之后; 一载于尚秉和著《辛壬春秋》卷三九，12页; 一载于姜泣群著《民国野史》第二篇（亦称《朝野新谭》丙编），42~44页。而细读后两篇传记，更可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从《暗杀史》抄来的。这样，这里所辑有关张榕的一些资料就不失为比较详尽、可供参考的东西。不过，临时稽勋局要求昭恤张榕，正是张作霖的势力在奉天更加增长的时候的事情，可以推想第三件中所述应不无避讳之处，未必能把张榕遇害前的种种活动和遭遇，完全写出。例如张榕遇害前，和他一起到沈阳大西关平康里酒楼小宴的，就有后来以汉奸终其身的臭名昭著的袁金铠（此据日人园田一龟著《怪杰张作霖》，见该书，62页）。可以肯定，袁金铠就是张作霖杀害张榕的眼线。袁金铠这时是赵尔巽和张作霖手下的爪牙。据金梁著《光宣小记》77页所载，袁金铠和金梁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都曾劝赵尔巽把军队开到北京“入卫”，可见他反对革命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但这里发表的各件中，却没有袁金铠的名字。这就说明了处在张作霖的淫威之下，张榕遇害的经过是不可能究诘明白的。

这里发表的第三件的后面原附有张榕的财产的清单，因太长从略。这个清单里列举张榕在沈阳小北关容光胡同的住宅值沈平银一万二千两，另外衣服、首饰、陈设、书帖、器物、车马、银钱共值沈平银伍万三千三百五十七两。这说明了张榕原是沈阳的一个富豪。那末他在进行革命活动的同时对赵尔巽轻于相信和致力于上层分子中间的活动，看来也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

1. 张作霖报告杀害张榕、宝崐、田亚赟的呈文

这一呈文和批语，曾载姜泣群编《民国野史》第二篇，56~59页。不过《民国野史》并未标明上呈文的就是张作霖本人，这使得文中所谓“双木”云云无法理解，而且错字极多，所以我们抄录的原件仍有发表的价值。呈文中所说“冯某”，系指巡防左路属步队统领冯德麟而言。张作霖在呈文中强词夺理为自己预谋杀害革命者的行为辩护的地方不一而足，应再请读者们注意。

（此件和以下原卷号均系奉天省公署辛兵字一三八六号）

奉天巡防前路兼中路马步队统领官张作霖为呈报事: 窃查奉省自武昌事起以后，谣诼纷传。当九、十两月之间，凡各处土匪、地痞及诸无赖不逞之徒，无不假革命为名，希图扰乱。叠蒙宪台面谕，随时访查首要人等，捕拿送案，以遏乱萌等。连日密派侦探，严加防范。兹查有省城大北关张榕，前经组织急进会，自称会长，潜结亡命无赖多人，昼夜计议，并有暗杀党名词。职早有所闻，只以无据风传，仍坦怀以待。近据密探报告，数日来民军北犯，已抵烟台，风声愈加紧急。连日该犯张榕纠聚在会多人，大开秘密会议，与该军机关部来往通函，约期起事等语。职闻信之下，尚未敢稍涉卤莽，当派侦探长于文甲，带同兵弁，跟踪追缉。本拟将张榕捕获，然后呈请讯办。及行至西关平康里，路遇张榕。上前诘问，该犯竟敢开枪拒捕。经于文甲还枪迎击，即将该犯当场击毙。旋赴该犯住屋，搜出民军告示、委任状多件，又急进会会长木印一颗，小戳一个，及信内有东洋文字者数封。内有大连来信，系近日发自机关部者，并汇有巨款，即系约期急速起事之函。又内有速将“双木消化”一语，“双木”盖暗寓职名也。又有一日文信函，内有速将张某、冯某致死，则余可无虑等语，皆与职侦探相符。即此二函，可为谋叛暗杀之铁证。闻该犯党羽甚多，以满洲人宝崐、田亚赟为死友。一切结会通匪，多系宝崐为之主谋，田亚赟辅之。张榕既经被捕，同恶万难姑容。该探长旋分赴查拿，乃一进宝崐宅内,该犯即从楼上开枪,轰伤探兵一名。该兵等奋勇前进，宝崐由楼窗跃下，被探兵立时格毙，搜获快枪三杆。步二营汤管带分往查拿田亚赟，方抵其家，田亚赟已持枪冲出。该管带上前拦击，亦将田亚赟击毙。职查张榕图谋不规，意欲自举总统，扰害治安，其蓄谋已非一日。今与民军机关部汇款，订期拟起事，若非先期探明，下手迅速，则内外勾通，祸变必不可思议。至同党田亚赟素著凶恶，其密谋暗杀之心亦最烈。惟以无知莠民无足此〔齿〕数。而宝崐本系旗籍,代受国恩,亦复甘心附逆，私藏军火，居心尤不可问。今幸立时破获，该首逆等同时伏法，地方得免扰乱，无任欣幸！除将告示、信件、名册，业经面呈，暨分报巡防营务处外，理合将张榕及其同党宝崐、田亚赟等格毙各缘由，及木印小戳，一并具文呈报宪台鉴核施行，须至呈者，计呈送木印一颗，小戳一个，均存上。右呈，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部堂赵。

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按即1912年1月24日）

附赵尔巽的批文

据呈已悉。查张榕私结匪党，图谋不轨，本大臣久有所闻。今据探报，该犯与革党机关部订期起事，起〔？〕有信件为凭，且有告示、委任状各件。其为甘心从逆，尤可概见。宝崐满洲世仆，辄敢包藏祸心，联合逆党，与田亚赟一犯同恶相济，亦复罪不容诛。该统领不动声色，连毙三凶，实足以快人心，而彰显戮。应俟出示晓谕，以明与众共弃之义。至据获名册一本，大半无知被惑，业已当即焚毁，决不稍事株连，以安反侧，此缴。

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九日（按即1912年1月27日）

2. 赵尔巽发布的告示

为出示晓谕事: 照得保安必先禁乱，除暴乃可安良。自南方乱事之起，影响所及，匪人辄思暴动。我奉天地方，幸赖军警协力，绅民同心，得以安靖如常。而匪人张榕，借端鼓惑，吓诈取财，屡谋作乱。本大臣所接绅民报告，何止盈箧？只以重人道为主旨，悯其狂愚，迭谕官绅，向其告诫。讵料该匪谋乱之心，无时或息。近竟连日招集党类，秘密会议，勾结匪徒，定日起事，及布散悍党，谋杀防军张、冯各统领，势甚急迫。不得不密谕军队防范查拿。初五望，张统领派弁分路查拿张榕及其死党宝崐、田亚赟等，竟敢拒捕，致被格毙。兹据张统领呈报，并申送搜获名册、告示、谋乱函件多封，拒捕手枪三支。罪状显著，除将原奉并批抄发登报外，合亟示谕合省绅民诸色人等知悉。须知张榕等此次格毙，实由于勾结谋乱、祸我生灵之所致。其名册业经本大臣当堂焚毁，绝不株连。并严谕陆防各军，妥为镇守地面，不得妄有捕杀。凡军民人等各宜安心职业，勿信谣言，致滋惊扰，切切特谕。

宣统三年十二月初（疑为“十”字 之误——则良）三日（按即1912年1月31日）

3. 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要求奉天都督张锡銮发还张榕被抄家产的咨文

这是有关张榕和急进会的极重要的一篇文字。如持与现存张榕传记三篇参照，便可看出这一篇文字所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得多。现存各传中，如《民国野史》和《辛壬春秋》都说张榕在日俄战争时期“谋满洲独立”，而这篇文字中没有。揆诸常理，可以判断，所谓“谋满洲独立”，是一种捏造。狱吏的名字，作“王喜璋”，这篇文字作“王璋”，当再详查。各传均不载在保安会成立过程中，张榕和赵尔巽之间有矛盾。证以金梁在《光宣小记》中所说: “（尔巽）自为会长，召张作霖入省，以旧军监新军，严惩乱党，地方幸得苟安”，可知这篇文字所载张榕为赵尔巽所骗一点是可信的。这篇文字中指出张榕等人的活动阻遏了清政府逃往东北的计划，可能过分夸大了张榕等人的作用。但当时清政府自隆裕皇太后以下许多亲贵动过这种念头，自非全不可能。《清宣统政记》卷六七8页曾载上谕中明明指出“现在事机万紧，东三省地方，尤关重要”。同书卷六二44页也有“天津等日来浮言四起，竟谓宫府之内有将以北狩之说进者等语”。这显然不能完全看做无根之谈。同时杨甦民编《满夷猾夏始末记》外编通论下,有阙名撰《各省联军北征之大计》一文,也指出“某国（按当是日本——则良）仍宣言，谓满帝出奔至东省，可立一小朝廷，受该国之保护云。彼其居心，盖将朝鲜我东省也，我岂可自行放弃乎”？可见南方革命党人中间也已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野心和警惕着清政府可能采取的这一行动。由此可知，东三省人民和革命志士的革命活动（包括急进会和张榕的活动在内）事实上对这一计划是一个有力的打击。至于文中所举急进会多人的种种布置和活动，多为现存史籍所不载，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咨请事: 据临时稽勋局关外调查会会长前奉天联合急进会执法部长赵中鹄等呈称: 窃维三省介乎两大，起义较全国为最难。一死重于泰山，殉国以张榕为最烈。值大邦肇基之始,缅元勋缔造之艰。斯非表绩发微，蔑以示方来、重国本也。谨将调查张榕烈士倡义死难事实，为钧局一详陈之。查张烈士榕，奉天府人，幼博儒书，旁娴译籍。甲辰日俄之后，东三省号称中立，而喧宾夺主，名存实亡。人民以奴隶为忧，神州有陆沉之痛。榕目击颠危，志存拯济。于东三省倡办保卫公所，宣布约章，规划独立，破产数万金。先于奉天兴京海龙府属实行倡办。内则训练乡军，捍御侮辱; 外则折冲樽俎，挽回主权。竭蹶图始，成绩昭彰。卒以见嫉政府，未竟厥绪。迨乙巳夏，复游京师，结交吴樾诸志士。炸弹狱兴，樾为国殇，榕亦逮狱。竟以保卫公所一役，科以叛逆，永远监禁。狱吏王璋感其义，相约越狱，航海渡东。日与旧部函电密商，慨然有澄清东北之志。辛亥秋武昌建举义旗，东南各省同时光复。榕以时机已至，慷慨返辽，组织军事。与吴景濂、杨大实、赵中鹄、赵元寿诸人，筹商独立。赵尔巽侦知其谋，弹之弥切。乃以协力维持全局为词，敦聘入省。榕偕吴谒赵，密商三日，成保安会，举榕为参议总长。赵阳示赞同，阴怀叵测，佯许待时独立，而故以外交为难以缓之。即密檄巡防各军陆续入省，授以意旨，倡言反对，而保安会独立之精神，顿变为勤王之计划。榕见事机已危，而势尤不可以已也，则倡率同志，创设奉天联合急进会，将以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赵督不敢中立。宣布宗旨，各党争附，公举榕为正会长，以柳大年、李德瑚、张根仁为副会长，吴景濂、钱拯、左拯之为参议，杨大实为总务部长，汪谦为秘书部长，赵中鹄为执法部长，辜天保长军务部，蔡雨亨副之，洪东毅长交通部，刘德副之，赵元寿长侦察部。部署既定，共谋进行。因密遣同志，分赴各属，运动军警，组织民军。如邹大纶、杨再兴殉于安东，柳大年、张根仁执于宁远。皆感激榕之义愤，杀身成仁，无所挠屈。而王璋、周培根等，复在天津有急进会之设，冀以北捣幽燕，南援武汉。赵中鹄、王樾人、洪东毅等分布辽阳、海城、海龙、兴京各府属，组织民军万数千人，官吏首,莫敢抗卫。赵尔巽久欲率师西上，拱卫京畿,后仅拥兵自卫，未敢越雷池一步者，榕之力也。当此之时，或有劝榕先发都督自为者，榕慨然曰: “我所以毁家谋图，百折不挠者，冀民国之速成，而阻疆臣之反侧也。至于权利，匪我思存。”其强毅之力、澹泊之操有如此者。嗣以民军日集，赵与榕约，南北停战期内，勿开战端。榕诺之，而赵已与前清亲贵密通消息，图翻全局，阴遣军队杀榕于途，其侄亦死焉。并毁其室庐，掠其财物，值约六万余金。会员之与于难者百数十人。赵方自庆得计，讵各地民军,义愤激昂，战端迭起，巡防各军，疲于奔命。赵之谋迄不获逞，卒屈意而赞共和。是榕虽遇害，而其遗谋余烈，犹足以奋豪杰之心，而褫奸人之胆。三省既服，统一之局以定，有造民国，厥功甚伟。至今关外人士景仰前徽，推原功首，佥谓东省由黑暗而入光明，皆拜张君之赐。而一念及其人之身亡家破，则又叹报施无凭，辄为唏噓不置,亦足见公道之在人矣。伏思张榕毁家纾难，视死如归，遏连帅之雄心，奠边陲于永固。迹其倡义，以迄殉国，奔走十年，毁家钜万。身死之后，债台累累，固皆济党人而饷民军者也。民国成立，已越年余，凡殉国诸先烈，均蒙尝恤酬勋之典，榕独阙如。本会员等夙同袍泽，闻见较详，并据调查员等报告前来，急进会同志函同前因，惟有据实呈请钧局赐察张烈士榕谋国之忠，死事之惨，准予呈请大总统，援照邹容、吴樾等成案，照上将例议恤。死事地方，建设专祠。其被奉天官吏原抄家产，应请咨行奉天都督查明确数，发还该家属具领，以慰英灵，而符公理等情。并附呈张榕被抄房间、器物、银钱清折二扣到局。据此本局查得张烈士被难惨酷，殊堪悯恻！其有功民国，尝勋另有专章。本局酬庸，张烈士自受光荣于身后。但奉天官吏原抄家产一节，应如何查明发还该家属具领之处，自属贵都督权限应办之事，相应咨请迅饬查明发还该家属具领，以昭公道，并希见复施行。此咨奉天都督。

民国二年三月十五日（按即1913年3月15日）

4. 张作霖报告拘获张榕家佣工李鸿顺等人的呈文（节录）

奉天巡防前路兼中路统领官张作霖为呈送事: 窃查因事谋乱之张榕及其同党宝崐、田亚赟等，一并格毙各情，业经具文呈报在案。惟张榕家人李鸿顺、刘贵山、杨顺、高桐、尹国栋，已于前日同时捕获，全系张榕羽翼爪牙，未便轻纵。拟请严行法办，以警凶顽。……（下略）

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按即1912年1月29日）

5. 巡防营务处报告审讯李鸿顺等人结果的呈文（节录）这一呈文中所载李鸿顺的供词，也透露出来张榕进行秘密活动的一些情况，因此它可以补充前面几个文件的不足。

（前略）……据李鸿顺供称，年五十岁，省城东南二道沟人，早年在已死张榕家佣工，时来时往。今年六月，请假回家，八月复来。同时被获之刘贵山、杨顺亦均系张榕佣用工人，与伊同在外院听差。在里院当差系李祥、柴连、朱姓等三人。张榕近来如何勾串匪党，商议起事，伊与刘贵山、杨顺均不知情。惟见有不知姓名二三十人，常到张榕家里院密室商议。有王懋檀、穆汉臣二人在前院书房住宿，与张榕秘密（按此处疑有漏字——则良）。张榕所发用印文件，并一切信札，均系王懋檀、穆汉臣经管投送。至投至何处，送交何人，伊不知晓。本年十二月初五日夜。闻张榕在外被营查拿格毙，王懋檀、穆汉臣与李祥、朱姓等均各逃避。将伊与刘贵山、杨顺、柴连一并拿获。伊与刘贵山、杨顺委无随同谋为不法情事，只求详查。……（下略）

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按即1912年2月6日）

（原节完，全文未完）

（原载《史学集刊》1956年1期）

章炳麟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

——兼论章氏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些看法

一、 前言

“近代以来,中国和印度同样受到了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但是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原因而受到的痛苦，为了同样目的而进行的斗争，都加深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同情和了解。”这是1954年6月27日周恩来总理向印度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中的一段话。周恩来总理向印度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引自《新华月报》，1954年第7号。

这段话道出了多年来中印两国人民的相互关系的真实情况。中印两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就不乏这种“同情和了解”的实例。1900年，一个被英帝国主义强制派到中国来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印度士兵辛格（Gadadhar Singh），曾经勇敢地揭露和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吐露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友谊。参阅丁则良: 《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个印度士兵的日记》，载《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10~114页。到了1905年后，即被列宁称誉为“亚洲的觉醒”的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中间则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对印度民族解放斗争表现出同仇敌忾的精神，并发出了中印两国人民互助合作的呼声。这个人就是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编者、以思想家兼为革命家的章炳麟（1868—1936）。

丁则良文集

章炳麟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

二、 章炳麟与印度爱国志士的接触和他对印度

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情与支援

章炳麟和印度爱国志士发生接触是在1906年他由上海出狱、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革命活动后的事情。以反对1905年孟加拉省的分割为契机而爆发起来的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到这时已经是如火如荼、不断高涨。同时侨居国外的印度爱国志士也积极响应，进行反英活动。章炳麟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和旅居日本的印度爱国志士结识并建立了友谊的。

应当指出，章炳麟在这次渡日以前，对印度的历史和文化，本已具有一些知识和相当高的敬意。他自称在三十岁前后，开始研究佛教哲学，在上海因《苏报》案下狱后，“始专读《瑜伽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伽》为不可加”。章炳麟: 《自述学术次第》，载《制言半月刊》第25期。等他到了日本之后，就接触到旅日的印度爱国志士钵逻罕、保什和带氏（“带氏”是章氏对这个印度人的尊称，其全部姓名已不可考）等人。这些印度爱国志士都是有学问的人，能够和他纵论东西各国历史和哲学。章氏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不少关于印度历史、佛教哲学以及印度教吠檀多（Vedanta）哲学的知识。据章氏后来回忆: “其所称述，多在常闻之外”，使得他能够“霍然察其利病，识其流变”，章炳麟: 《菿汉微言》,载《章氏丛书·本》,73页。从而也加强了他对印度文化的景仰。

章炳麟和印度爱国志士的接触并不以学术上的探讨为限。他们彼此经常交换自己的政治见解，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从章氏的记载中可以推知，和他接触的印度人大致都是国民大会中人，而且很可能都与提拉克（B.G.Tilak）领导下的“极端派”有关系。其中如带氏提出先谋独立，与“极端派”把“自治”（Swaraj）口号解释为争取完全独立的主张相符。参阅列伊斯涅尔（И.М.Рейснер）、鲁布索夫（В.К.Рубцов）合编: 《东方各国近代史》（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Стран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Востока），第2卷，282页。

钵逻罕和保什则曾邀请章氏参加1907年4月20日在东京召开的西婆耆（Shivaji）纪念会，而我们知道把17世纪后半马拉特（Maratha）国家反抗莫兀儿统治的这个人物当做民族英雄来崇拜正是“极端派”一贯的做法。此外，他们还曾把印度国民大会进行斗争的情况介绍给章炳麟。

正是“由于同样原因而受到的痛苦”和“为了同样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章炳麟和这些印度爱国志士结合起来。他们相处的时间不长，而且还有语言通译的困难，但他们之间却有着诚挚的友谊。这些印度爱国志士向章氏“道印度衰微之状，语次哽咽，神气激越”，甚至“悲至陨涕”！而诚心“祝印度之兴”并自命为“笃志于薄伽梵教而甚亲印度人”的章氏，也对他们深致钦敬之情。又念彼此都是亡命海外，“空藉日本为瓯脱地，得造抒其哀情，相见握手，祗益悲耳”！章炳麟: 《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载《章氏丛书·别录》二，47页。

撇开伤感的气氛不论，中印两国爱国志士的这种结合，应当说是相当可贵的。

章炳麟用自己主编的《民报》，为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正义事业进行了同情的宣传。《民报》在他主编时不断出现有关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翻译文字和评论性的文章。在翻译文字中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民报》第二十一号上刊载的《印度国民讨英吉利露布》。这一《露布》历数英国殖民者侵略印度、奴役印度人民的种种罪行，然后揭露印度地主阶级为虎作伥的情况，最后号召人民进行斗争: “我曹当自设警察，更番值役。见有仕宦于英吉利政府之下者，当纵火烧其庐舍。凡诸赋税，当抗弗与。若地主以力压制，当致死以争之。凡诸外国物品，当拒绝勿用。有违此约法者，当受放逐之处分。我印度国当以我印度人自治之。”在这一《露布》后面，《民报》记者附有按语，说明自己的态度。下面便是按语中的一段话: 

原印度独立，与吾国情状正同。英人虐待印度，视满洲虐待汉族，有加无损。夫以四千年圣哲旧邦，奄为他人所有，凡有血气，谁不痛心！……录此《露布》，既使汉族同志得以参观，亦令梵种义声，暴著海内。成败利钝，虽不豫知，要其志节皎然，足以争光日月矣！《露布》和按语均载《民报》第21号。

这一段话把刊载《露布》的用意，揭示得十分明白。那末，附加按语的这个记者究竟是谁呢？我认为从文字的风格和按语中流露出来的对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深厚的同情，以及按语中另一处声明曾就《露布》中个别问题请教过印度学者等等情况来看，可以相信这位记者不是别人，而就是章炳麟自己。

在《露布》之外，《民报》又刊载了印度爱国志士在加拿大（后迁往美国）所办的《印度自由报》（按即The Free Hindustan）的发刊辞《印度者印度人之印度》一文和印度人在伦敦出版的《印度社会报》（按即The Indian Sociologist）上发表的《论英政府遏制印度人旅美之外交政策》和《论英政府压制政策适促成印度秘密革命之进行及效俄民现行之方法》二文的译文。而在《论英政府压制政策适促成印度秘密革命之进行及效俄民现行之方法》一文中，更明白提出应接受1905—1907俄国人民革命的经验: “若欲胁英政府返其固有之良知，惟有俄民现行之方法，可为模范。且当勇敢以行之，勿令间绝，必使英人废其专横政府，逐出印度境外而后已。”《民报》第21号。1905—1907年俄国人民革命对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影响，在这里又得到了一个有力的证明。

更可注意的是章氏在《民报》上还发表了自己撰写的《印度中兴之望》、《印度独立方法》等文，公开表明自己对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情的态度。他指出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无所不至的横暴的压迫，“小儿诵‘梵种万岁’者，辄引至警察署”。章炳麟: 《印度独立方法》，载《章氏丛书·别录》二，52页。他也揭露了英国殖民者歪曲印度历史的卑劣手段。“去今三百年顷，有钵逻陀巴提耶（按即Pratapaditya，是16世纪末反抗莫兀儿统治的重要人物之一——则良），和会民族，攘除蒙古，卒得独立，而史册无传者。英人所设学校，为印度人讲方志，于钵氏事多拔除之，且谓其人悖乱，无足称道。然白人自相偶语，即盛推钵氏为伟人。”他又说: “西人述（印度）前世事，犹有直道，至亚拉伯侵入以后，始多深文丑诋，若云印度宜为外人所有; 期独立者，皆暗于时势耳。”章炳麟: 《印度中兴之望》，载《章氏丛书·别录》二，49～51页。章氏为印度人对英国殖民者的歪曲进行驳斥感到兴奋。他认为印度志士撰写的钵逻陀巴提耶的传记，可以“使懦夫有立志”，而印度的大学生“自编通史”，和“混淆黑白”的“秽史”作斗争，也不失为“志行慷慨卓厉”的一种表现。

章氏是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中间注意向国人介绍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经验的第一人。他从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在斗争中“相依为活”，就认识到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汉族应“与蒙、回二族相提携”。他又从印度“地主之不可倚赖”，悟到“此土富人难与共图大事”。他还指出，印度人“抗税之事，是当则而效之”本段所有引文均见《印度国民讨英吉利露布》后面《民报》记者的按语。。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得到了一些启发和印证。此外，他对印度人民的罢工、拒货运动，也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总之，中、印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章氏所作的比较和推论也未必完全恰当，但这种努力对当时中国的革命运动无疑是有裨益的。

对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情与支援，还表现在另外一件事上。而这件事本身对章炳麟的政治思想的进展，也具有不小的意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07年4月20日，章氏怀抱着对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深切的同情，接受了印度爱国志士钵逻罕、保什等人的邀请，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西婆耆纪念会。他自述对这一纪念会的用意的理解时写道: 

西婆耆王者，当十七世纪末，自民间起，覆蒙古帝国，使印度人得独立，盖与吾国明祖相类。印度人不敢以反对英国、经画独立昌言于众，而一寓其意于纪念会。观西婆耆王之反对蒙古，则今当反对英国可知。凡列会中宾席者，宜无不心知其意，因其意而赞成之，人道所当然; 纵不能，犹无为阻抑之也。章炳麟: 《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载《章氏丛书·别录》二，44页。

但会上偏偏出现了“阻抑”的情况，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和亚洲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同情者的大隈重信，在会上露出了侵略者的真面目。他在会上发表演说，竟极力劝阻印度人起来反抗。据章氏记载，大隈重信在演说中“惟言英皇抚印度，至仁博爱，不可比拟，而勖印度人以改良社会，勿怨他人，勿谋暴动。”章氏所记大隈重信演说中的这一段话，证以日本方面的记载，是正确的。参阅《大隈侯八十五年史》编纂会所编《大隈侯八十五年史》第二卷703~704页。又1907年5月出版的《外交报》等4卷第11号，也有一篇根据是处4月23日东京《日日新闻》所载翻译过来的大隈重信这篇演说的片段，可以参阅。这些话使章氏感到大惑不解。他写道: 

印度人，至和平恺易之民也。仁而信人，易以甘言抚慰。虽仇雠，一握手则其怨解。增有一二学者发愤自励，犹苦于独唱寡和，其言隐约不敢肆，处污辱穷屈之地而不自言其痛心。今兹开会，虽陈钟鼓唱国歌，犹田横之徒不敢哭而歌《蒿里》也。终藉他人之口，为之激昂其气。今（大隈）伯乃教之使为牛后，何其恝耶？若以英人在坐不欲显言以泄情者，但语以自靖自献、相时而动则足矣，而举英皇之仁爱何为者？章炳麟: 《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载《章氏丛书·别录》二，45页。

一向把大隈重信看作“东方英杰”的章炳麟，到这时不能不仔细想一想了。他先考虑到的是: 大隈重信也许有些苦衷，才“为是谐媚取容之语”。可是再一想，大隈重信这时既不是日本的现行当局，又不是在野党的领袖，而是一个所谓“引退”了的政治人物，似乎不必多所顾忌。于是，幻想开始动摇，一向在脑海中萦回着的为希腊独立而献身的英国诗人摆伦的形象又来到了章氏的眼前，他不禁发出了痛苦的悲呼: 

今之印度，一大“给孤园”耳！仁人志士观此，宜无不流涕摧心者。彼摆伦 之为希腊军歌，正当移用之于印度也。嗟乎！摆伦虽世爵，特少年未更大事之诗人而已。若以佐命元勋（按指大隈重信——则良）比之，其资望阅历固当不逮。何今世卒不得一东方摆伦也！章炳麟: 《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载《章氏丛书·别录》二，46页。

这种“何今世卒不得一东方摆伦也”的悲呼（这句话多么典型地反映了半殖民地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终究不能改变冷酷的现实。章炳麟在思索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以同盟（按指英、日同盟——则良）之故，不欲使印度人得所藉手也”章炳麟: 《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载《章氏丛书·别录》二，45页。这样一个解释。从大隈重信的演说想到英日同盟（按1905年《英日同盟条约》曾规定日本有帮助英国维持其在印度的“领土权利”和保卫其在印度的“特殊权益”的义务）对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就章炳麟的认识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接着，大隈重信又一次对留居日本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发表演说。如果说，西婆耆纪念会上的演说，使章炳麟感到大惑不解，那末，这一次演说就使得他走出疑团，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请看章氏的记载: 

日本无趾人大隈重信尝演说亚洲事，支那、印度人皆往听。无趾曰: “亚洲文明之国，今以日本为第一，次即支那，若巴比伦、印度辈，往日文化虽可观，今则不足比较。”支那人皆喜，印度人皆怒。章炳麟: 《印度人之观日本》，载《章氏丛书·别录》二，53页。

大隈重信的这一演说，明明是一种露骨的侮辱和无耻的挑拨。可喜的是: 不管“支那人皆喜”这话可靠到什么程度，到底章炳麟却没有被他俘虏; 相反，他却由此进一步看清了大隈重信的嘴脸。他在记载自己在西婆耆纪念会上的感受时还称大隈重信为“东方英杰”、“佐命元勋”，为“（大隈）伯”，而这时则径呼之为“无趾”了（大隈重信自1889年遇刺受伤后就成了一个跛子）。这种称呼上的不同，很可说明章氏态度的变化。

章氏曾和印度人带氏谈论这一演说。带氏的感觉是敏锐的，他直接指出大隈重信所以对印度“丑言诋斥”，是因为“日英同盟，惟恐印度有光复事”。至于他这样评论中国，也不是抬举中国。带氏说道: “无趾固亦蔑视支那，特以留学之数，几及万人，而早稻田尤为功名之窦。无趾欲与支那学生相结，以张其势于中土，故不惮屈意佞之。”事实上这种分析也还是很不够的。不过，指出日本殖民主义者存心利用中国留日学生，则是符合实际的。章炳麟和带氏谈到这里，比过去又进了一步。他们不把问题局限在大隈重信一人的身上，而一致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加以谴责，认为它是“挠乱（亚洲）大势，引白人以侮同类者”。章炳麟行文至此，就借所谓“爱尔兰独立党某君”之口，做出结论说: “极东有国（按指日本——则良），与朔方（按指沙俄——则良）战，不意斩杀过当，遂自骄恣。其遇滨海营州（按指朝鲜和辽东半岛一带——则良）之人，惨酷无状。欲平其骄，惟兵刃耳！”章炳麟: 《印度人之观日本》，载《章氏丛书·别录》二 ，54页。

应当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士，由于阶级属性的限制，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譬如说，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径岂止是一个简单的“骄恣”问题？再譬如说，从“引白人以侮同类”一点来进行谴责，无异指斥日本不应该背叛“黄人”。实质上这还是受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兴亚”、“日支提携”、“同文同种”等等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当时中国革命志士中间却是相当普遍的。

不过，尽管有着这些缺点，章氏在1907年通过和印度爱国志士接触而得到对日本殖民主义者的这一些新的片段的认识，也就显得相当可贵了。第一，不难想见，他在这时经历了比较激烈的思想斗争。一面是对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情与支援，另一面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幻想。在这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究竟应当何去何从，是一个带有考验性质的重大问题。从章氏的言论和行动看来，他基本上胜利地度过了这一考验。他虽然感到了一些痛苦和失望，但在印度朋友的影响下终于毅然站到印度民族解放斗争这一边来，谴责了大隈重信之流的日本殖民主义者。他这时在《民报》上发表的许多篇同情和支援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文章，都是在这种心情下写成的。其中如《印度人之观日本》一文,尽管还有不少的毛病,却直接针对着日本殖民主义者开了火，而且提出了以“兵刃”相见，也就是说，应当进行武装反抗。而更可注意的是: 在《民报》上刊出《印度国民讨英吉利露布》的同时，还发表了朝鲜爱国志士李麟荣的两篇反日的檄文: 《告韩侨檄文》和《檄告在外国同胞文》。尽管这两篇檄文后面所附的按语，由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困难而未能畅所欲言，这两篇檄文的发表就已经足够说明章氏这时的态度和立场了。

第二，如果从章氏本人的思想的发展来考察，他的这些新的认识的重要意义就更为明显。原来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怀有幻想，已非一日。还在1897年2月（即《马关条约》订立后一年多），他曾经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一道，公开为日本殖民主义者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进行辩护。他在《时务报》上写道: 

不幸中国刓弊，有兵实不练，有地藏不启，有学校不教，受侮邻国，惟北方尤甚。彼观其意，且欲盗黄海以为己属。日本壤地相属，而惧俄罗斯之逼处也，曰: “宁我薄人，无令人薄我。”铤而走险，虽有瀛海之阻则凌之，虽有金城之塞则陷之。故先发难于朝鲜、辽东，以掩俄罗斯所未举，非其黩武，冀自救也。章炳麟: 《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载《时务报》第18册。

从这种看法出发，他把日本侵略者当做了中国的朋友。就在这一篇文字中，他一则说: “近在肘腋，可以相倚依者，阖亚洲维日本。”再则说: “中依东，东亦依中，冀支那之强，引为唇齿，则远可以敌泰西，近可以拒俄罗斯。”他的结论则是: “为今之计……莫若外昵日本，以御俄罗斯。两国斥候，交错于东海，势若檠榜，无相负弃，庶黄人有援，而亚洲可以无踬。”

但是，1907年的章炳麟已经不再是1897年的章炳麟。十年之间，他已经从幻想“倚依”日本变为反对日本助英侵印和谴责日本殖民者对朝鲜和辽东半岛人民的“惨酷无状”的压迫。这种变化不能不说是章氏思想上的一个重大的发展。而对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情与支援和印度朋友对他的帮助，则是促成这一重大发展的关键之一。章氏确实可以说是一个“富于政治感觉”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612页。不管他最初的认识如何幼稚，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和不断遭遇到的种种考验，他的政治思想无疑地是在进展之中。这种进展的过程反映了20世纪初年特别是“亚洲的觉醒”的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具有的不断探索前进的精神，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在1912年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中给予这种不断探索前进的精神以很高的评价。他说: “这个阶级（按指中国的资产阶级——则良）不是在下山，而是在上山，不是惧怕将来，而是相信将来，奋不顾身地为将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善于抛弃过去之死去了的和把一切生命窒息着的腐朽东西，而不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坚持保存和恢复过去。”列宁: 《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25~26页。这种评价，对1907年通过思想斗争并在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的章炳麟而言，多少也是适用的。

三、 章炳麟鼓吹中印两国人民的互助合作

章炳麟并没有停留在已经取得的这一点点成果上。他从同情和支援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直接进到了公开鼓吹中印两国人民的互助合作。这是章氏思想上的再一跃进，客观上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

在没有论述章氏鼓吹中印两国人民互助合作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他在1907年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些新的认识，因为他的中、印合作的主张正是建筑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他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的认识，最主要的可以归结为下列三点: 

第一，他初步看出了亚洲国家之中，存在着侵略和被侵略的两类。不管他加给日本侵略者的罪名——所谓“引白人以侮同类”——带有多么强的片面性和表面性，他确实把它归到侵略亚洲的欧、美帝国主义一类的国家里去。而被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亚洲国家，如“支那、印度、交趾、朝鲜诸国”，则都是遭到“他人之翦灭蹂躏”，“而思还其所故有者”章炳麟: 《国家论》，载《章氏丛书·别录》三，84页。。这一点区别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在章氏当时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认识中，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起点。

第二，为亚洲被侵略的国家着想，他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争取独立。他引用印度人带氏的结论说: “今日为亚洲计，独立其先也; 均平生分，其稍次也; 玄同彼是，泯绝政法，其最后也。求大同于百年以后而不为旦暮计者，斯则为不知务尔！”章炳麟: 《印度人之论国粹》，载《章氏丛书·别录》二，56页。这就是说，不应当把长远的目标和当前的迫切任务混淆起来。

第三，他指出亚洲被侵略的国家在争取本国的独立的过程中，应当适当地注意到彼此间的互助合作。这样做对彼此的斗争都是有利的，但他并不十分强调有利这一点。他之提出这一主张，主要是从同情和正义感出发的。他说: “印度、缅甸灭于英，越南灭于法。……孰有圣哲旧邦而忍使其遗民陷为台隶？”所以，亚洲被侵略国家的革命者，“则当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他认为应当怀有这样的抱负: “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于他之强民族而盗窃其政柄、奴虏其人民者，苟有余力，必当一匡而恢复之。”章炳麟: 《五无论》，载《章氏丛书·别录》三，43页。

他在这里所说的“推我赤心，救彼同病”，是极能反映他的思想感情的一句话。这种主要是从同情和正义感出发的想法的毛病在于不够具体，但是这种想法和抱负确定可以说明章炳麟对亚洲的民族解放斗争有着强烈的同仇敌忾的精神。

事实上，他正是用“推我赤心，救彼同病”来衡量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若干具体事例的。他曾经怀着感激的心情纪录了一位印度律师援助南非洲华侨的义举。他写道: “今岁（按指1907年——则良）脱兰斯伐尔（Transvaal）侨人有记近事以谂予者，云英人将令华工注册。印度律师某君发愤告华人曰: ‘若尔，是视华人如囚虏也。君辈宜引为大耻。若有要求，吾当以法律为诸君辩护，必能取胜。尽吾智力，不取一钱也。’”这种事例使他发出了热情的赞叹: “夫其任侠爱人之念可谓至哉！”章炳麟: 《印度中兴之望》，52页。和这种义举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帝国主义者对亚洲人民的假仁假义的欺骗行为。而最使人感到愤怒的，就是19世纪末年美国殖民者以援助菲律实独立为名竟把菲律宾攫为己有的可耻的事实。他给予美国殖民者以严正的斥责。他宣布说: “有效巨憝麦坚尼（Mckinley）之术，假为援手，藉以开疆者，箸之法律，有诛无赦。”章炳麟: 《五无论》，43~44页。

以上所述三点认识是章氏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基本的看法。简括言之，他这时认识到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应当适当地注意彼此间的互助合作。

中、印两国人民的互助合作就是在这一看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为什么章氏在许多亚洲国家之中要特别提出中印两国人民的互助合作呢？对这个问题，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并没有做出系统的答复。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究他的全部有关的论著，就可以看出他鼓吹中印合作，主要是从下列两点考虑出发的: 

第一，为亚洲着想，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两个大国，这两大国家的合作，对整个亚洲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亚洲国家的和平与安全，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他痛切地写道: “呜呼！东方文明之国，荦荦大者，独吾与印度耳！言其亲也， 则如肺府; 察其势也，则若辅车。不相互抱持而起，终无以屏蔽亚洲。”

章炳麟：《印度中兴之望》，51页。

而所谓“屏蔽亚洲”，用章氏自己的话说，就是“使欧、美人不得占领亚洲，使亚洲诸民族各复其故国”。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章炳麟: 《答祐民书》,载《章太炎文钞》卷四。他也考虑到中印两国取得独立之后，应该再进一步。他说: “支那、印度既独立，相与为神圣同盟，而后亚洲殆少事矣。”章炳麟: 《支那印度联合之法》，载《章氏丛书·别录》二，57页。为什么可以使亚洲“少事”呢？按照他的看法，这固然是由于中、印两国已经足以“屏蔽亚洲”，使亚洲不再遭受侵略，而同时也由于中、印两国“扶将而起，在使百姓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事”。章炳麟： 《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48页。这就是说，曾经吃过外国侵略的苦头的中、印两国，在取得独立之后，不要走殖民主义的道路去侵略别人。除开个别地方有些语病之外，章氏的这些看法，就其基本倾向而言，可以说是相当难得的。

当然，这些看法只是章氏的一些主观愿望，如何具体实现，他并没有详细讨论。这是一个弱点，下面我们还要论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当他陈述这些看法的时候，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有不少模糊之处，因为他认为中、印两国不“以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事”，就可以“使帝国主义之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章炳麟: 《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48页。这种期待“帝国主义之群盗，厚自惭悔”的想法，显然是一个幻想。

第二，为中国着想，中印两国人民的互助合作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也是有利的。如前所述，章氏不大从实际利害着眼，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完全不注意这一方面的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居今日而欲维持汉土，亦不得不藉印度为西方屏蔽，以遏西人南下之道。”章炳麟: 《支那印度联合之法》，57页。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加以发挥。他举出西藏为例，认为一个“谋光复”的印度，就可以牵制英国侵略者，使它在中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有“乘隙窥边，诱以他属”的“狼子野心”，却“无暇肆侮”于西藏。章炳麟: 《中华民国解》，载《章氏丛书·别录》一，11页。这说明章炳麟在一定的程度上认识到中印两国人民的斗争利益是一致的。

最后，中印两国人民互助合作的重要性既如上述，那末，中印两国人民应当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实现这种互助合作呢？章炳麟认为“联合之道，宜以两国文化相互灌输”。中印两国在历史上有着文化交流的优良传统，这是章氏所熟知的。偏爱佛教哲学的章炳麟，认为中国自汉代以后，“赖佛教入而持世”。像“内典既由中国译成，唐时复译《老子》为梵文，以达印度”，章炳麟: 《支那印度联合之法》，57页。在章氏看来，都是值得称道的美事。

但是，中、印两国历史上这种文化交流的优良传统，从“明室不竞”之后就有了顿挫。到了清朝，中、印两国几被隔绝。章氏指出，这主要是由于“清廷于邻国，强则佞谀，弱则骄倨”。“又震于西人之言，矜华靡而羞质野”，“视比邻如草昧穷荒”。章炳麟: 《印度中兴之望》，51页。为此，当印度的爱国志士钵逻罕由日来华游历之前，他曾提醒钵逻罕说: “抑吾支那之群有司，为满洲人台隶，惟强是从，岂念畴昔兄弟之好？钵逻罕君虽多学，且倜傥有大志，彼其相遇，或不能如君望。”章炳麟: 《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48~49页。

他认为中国人民应当一反清朝统治者的态度，“民间于印度人，宜念往日旧好，互相扶持”。甚至为了加强对印度文化的了解，不论僧徒和平民，都应当有些人学习印度语文。在一些人消除了语文障碍之后，就更容易“斟酌其长短，以相补苴”。而中国则应当吸收印度文化的长处，“斲雕为朴，代文以忠”。他认为这样做，对“亚洲自主”，是能有所裨益的。

应当指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优良传统，确实是世界史上邻邦关系的典范。正像尼赫鲁总理所指出的: “这是一个关于长期和平交流思想、宗教、艺术和文化的纪录。”《尼赫鲁总理在招待周恩来总理的宴会上的致词》，引自《新华月报》，1954年第7号。这样，章炳麟要求在过去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印文化联系的主张，自然是有意义的。但是，这对实现政治斗争中的互助合作而言，究竟是一个比较迂远的办法。因为当时中印两国人民既然都处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既然中印两国人民的互助合作对亚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中、印两国的革命运动都有着巨大的影响，那末，不强调政治斗争中如何互助合作而把互助合作的办法局限在加强文化联系的范围内，显然是大大不够的。

不过，不能忘记章炳麟是20世纪初年半殖民地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他在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和中印合作的看法上存在着本文所指出的若干弱点，是不足为怪的。总的说来，他在这一时期能够提出这些看法，并积极加以鼓吹，已经足够说明他在思想上所具有的不断探索前进的精神。就是放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上来看，章氏的这些主张之具有卓越的历史意义，也是可以肯定的。

四、 章炳麟的这些主张的历史意义

我们知道，在世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在事后对其他国家有影响，而且往往在发生革命的当时，就能得到外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一些先进人物的同情和支援。无论是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北美独立战争，还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它们都曾博得当时不少外国友人的赞颂和同情，甚至在个别情况下，还出现过外国的同情者直接参加战斗的壮举。例如，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曾得到同一时期法国福隆德（Fronde）运动中的一些人士的同情，参阅柯斯铭斯基（Е.А.Косминский）等编: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АигΛийская Ъуржуаз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ⅩⅦВека），第2卷，81~82页。对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表示同情的实例很多，此外，如拉法叶（Lafayette）、汤玛思·培恩（Thomas Paine）远涉重洋，参加北美独立战争的行动，也是十分有名的，兹不缕述。可是，这种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就成为十分少见的了。

但是，1905年后的亚洲却呈现着另外一种情况。

如前所述，1905年以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出现了被列宁称誉为“亚洲的觉醒”的新的高涨。这一次高涨和前此几次高涨的主要不同之点，在于波斯、印度、土耳其、中国、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提出了革命斗争的纲领，和人民运动结合起来，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斗争。参阅丁则良: 《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涨与中国》，29~46页。这就是说，当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甘愿从事一切野蛮、残暴、犯罪的勾当，以便保持垂死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度”的时候，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却在“与人民一同反对反动势力。几万万人觉醒起来，趋向于生活、光明、自由”。列宁: 《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43页。在这个“亚洲的觉醒”的时期，半殖民地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中间，出现了一个同情和支援印度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主张中印两国人民互助合作的章炳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现象。

章炳麟这些主张的卓越的历史意义，首先就在于他初步认识到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所认识，有着一个发展的过程。譬如说，1856—1857年的英、波战争便利了印度民族起义的爆发，而印度民族起义又迫使英国把派出进攻中国的军队从中途撤回。这说明波、印、中三国人民的斗争之间客观上是“密切相联系的”，马克思: 《印度兵变》（周一良译），载《大公报·史学周刊》，第109期。可是当时波、印、中三国人民都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此后出现了中越和中朝先后共同作战，抗击法、日侵略者的一些实例。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说成为中、越人民和中、朝人民并肩抗击法、日侵略者的战争，而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但这两次战争中有着一些抗击共同敌人的实例，则是事实。刘永福领导下的黑旗军和越南军民共同抗法，是一个明显的实例。就以中、日甲午战争而论，最初清军为镇压东学党起义开入朝鲜，这自是一个非正义的行动。但在正式对日抗战之后，情况就有很大变化。至少根据朝鲜吴知泳的《东学史》的记载，后来清军“五百名，在聂士成率领下进入论山大本营哀愿随和，东阵不问其本意如何，容许其请求。清兵本是由于政府方面的请求来攻打东学军的，然而其军一到朝鲜就与日本兵作战，遭到失败，无处可归，因而进入东学军中哀愿……所以收容于军中”（参阅《东学史》，114页）。由此可见，一部分清军曾经与抗日的东学党起义军合流，这也不失为打击共同敌人的一例。这些实例在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上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还只是一些共同作战的行动，而没有什么成形的说法。到了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认识到“远东各国的问题……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菲律宾革命志士彭西（Mariano Ponce）: 《孙逸仙——中华民国的创造者》（Sun Yatsen El fundador de la Republica de China），60页。从而主张率领兴中会的同志去援助菲律宾的抗美战争，然后在菲律宾人民的援助下，“转余势而入支那内地，以起革命军于中原”。引自宫畸寅藏: 《三十三年落花梦》（中译本），68页。关于孙中山援助菲律宾抗美战争一事，参阅冯自由： 《革命逸史》，第4集，80~91页。孙中山的这一看法，是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革命者对民族解放斗争的利害一致性的认识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

章炳麟的这些主张，可以说是继孙中山的这一看法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章氏初步认识到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可以有助于中国的革命运动。而更重要的则是他还从各方面铺陈和论证自己提出的中印两国人民互助合作的主张，并且断言中、印两国不应再走侵略别人的道路。他的认识可以说达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家和领导人物在这一问题上所能达到的高度。

其次，章氏的这些主张，对殖民主义者一贯执行的“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恶毒政策，客观上是一个有力的反击。殖民主义者“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有着相当不短的历史。几乎每一个亚洲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都少不了殖民主义者利用和唆使亚洲国家本国同胞自相残杀的罪行的实例。至于用一个亚洲国家的人民充当他们进攻另一个亚洲国家的炮灰，同样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在章炳麟提出中、印两国人民互助合作的主张之前七八年，不少的印度人就曾被强制派到中国来参加镇压义和团运动。后来，为英帝国主义服务的一新闻记者柯特斯（E.Cotes）在论到这件事情时很猖狂地写道: “三万人被分派带着全部陆战装备到达了中国战地，这比（英军）从英伦海峡动身至少快了一个月。这支军队的主体全是土著（按指印度人——则良）……如果需要的兵力相当于派出的三倍，看来这种需要也是能够满足的。”于是，他得意忘形地做出了结论: “东方最好用东方来对付，而大不列颠则是欧洲各国中有办法使这一点成为事实的唯一国家。”柯特斯: 《远东的迹象与征兆》（Signs and Portonts in the Far East），254、258页。英帝国主义者“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恶毒用心，已在柯特斯的笔下完全招供出来了。

但是，伟大的印度人民不甘心做这种恶毒政策的牺牲品。被强制派来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英、印军队中就已经出现了印度士兵辛格对英帝国主义“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恶毒政策的愤怒抗议。他说: “我们同是亚洲大陆上的居民，所以中国人也还是我们的邻人呢！他们的肤色、风俗、礼貌和我们的也没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上帝要降这样的灾害（按指帝国主义军队的屠杀、抢劫等——则良）到他们的身上呢？难道我们不倒是应该去帮助他们吗？”引自丁则良：《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个印度士兵的日记》，载《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2页。而继辛格之后，中国的革命者中间也出现了公开鼓吹这种“帮助”和互相“帮助”的章炳麟。章氏的这些主张更不啻对着英帝国主义“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恶毒政策的重重的迎头一击。因为“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恶毒政策之有时能够得逞，就在于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普遍地认识到客观存在着的斗争利益的一致性，还不可能看到应当“抱持而起”，来共同保卫亚洲的和平与安全。而辛格的抗议和章氏的主张，尽管还有着许多不够的地方，客观上却都有助于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团结和觉醒，因而和帝国主义“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恶毒政策是处于针锋相对的地位的。

第三，章炳麟和印度爱国志士的交往、接触以及他提出的中印两国人民互助合作的事例和主张，是中印两国人民在进行同样性质的斗争中建立战斗友谊的一个重要标志。

章氏和印度爱国志士钵逻罕、保什、带氏等人之间，有着诚挚的友谊。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由于“臭味相同，虽异族有兄弟之好”。章炳麟: 《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47页。他们之间的相同之点，最主要的自然是由于“迩来二国皆失其序”，他们都在奔走革命，进行着同样性质的斗争。其次，他们对彼此的斗争都具有深厚的同情，章氏本人深以“视我亲昵之国沦陷失守，而力不足以相扶持”为憾，他诚心诚意地“祝印度之兴”。而印度志士，也是“望震旦独立者多矣”章炳麟: 《印度中兴之望》，51页。（这自然包括章氏的印度朋友钵逻罕等人在内）。再次，他们通过大隈重信的演说，对日本侵略者都有了一些初步认识。在改变自己对日本统治阶级中若干政治人物的看法并进而鼓吹中、印合作这一点上，章氏从他的印度朋友得到了不少的启发和帮助。此外，章氏从钵逻罕等人得到一些有关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宣传品，而且还得知和介绍了印度国民大会的一些斗争方法和经验。所有这些都加强了章氏对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情和支援，也加强了他对中、印两国人民互助合作的信念。最后，他们对彼此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和高度的敬意， 这也是使他们结合起来的条件之一。总之，他们的交往是中、印两国人民在进行同样性质的斗争中建立了战斗友谊的一个范例。

五、 结束语

章炳麟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领导人物。本文所试图揭示的他的这些主张，只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一部分。由于他的政治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几年中有过一些动摇，特别是由于他“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鲁迅语），他在中年时期在政治思想上不断探索前进的精神以及他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至于他如何同情和支援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如何鼓吹中印两国人民的互助合作？他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应当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就更是无人论及。事实上，正如鲁迅在他逝世后不久所论断的，“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鲁迅: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547页。就以本文所提出的他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看法而言，就不是同一时期很多人物所可企及的。

章氏同情和支援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和公开鼓吹中印两国人民的互助合作，到现在已经是五十年了。五十年前，由于时代的限制和他自身所属的阶级的性质的限制，他虽有这些主张，却不可能把它进一步具体化，更不可能把它发展为实际行动的纲领。1907年以后，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以后，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他在政治上曾上过革命的敌人的当，但就其总的倾向而言，他终究还是坚持了对革命的敌人的斗争。而就在这个时期，他也还没有把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忘掉。1909年，印度留英学生顶羯罗（M.L.Dhingra）刺杀英国的印度事务部大臣的“侍从武官”韦利（Sir, William CurzonWyllie），参阅汤姆逊（Edward Thompson）等著: 《英国对印统治的兴起和成就》（Rise and Fulfilment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551页。

结果“对簿不桡，辞成考竟，磬于狱室”，章炳麟: 《顶羯罗君颂》，载《章氏丛书·文录》二，97页。就曾博得章氏的同情。至今他写的《顶羯罗君颂》还保留在《章氏丛书》之中。到了1916年，他还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到“彼土旧游，如钵罗罕、匏什（按即保什异译——则良）诸君，今尚无恙。士气腾上，愈于昔时远甚”。不过，他这时动念西游梵土已经不单是考虑到这一点，而主要是以在学问上“索解人”和“兼寻释迦、六师遗绪”为意了。

许寿裳: 《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载《制言半月刊》第25期。

五十年来，中印两国人民的斗争，坚持不懈，到今天都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和中国都摆脱了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并且在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地增进着两国之间以及两国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两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和友好来往日益频繁。两国在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事业上都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一切成就无疑地比五十年前章炳麟所梦想着的丰富得多，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有着本质的差异。但是，也正是这些成就使我们更有可能，也更有责任来研究章氏的这些主张和用历史主义的态度给这些主张以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也就是我尝试撰写这一篇不成熟的作品的微意所在了。

（原载《历史研究》1957年1期）

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本文原稿曾在1956年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在北京举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本文系就该原稿略加修补写成的。

孙中山不仅是近代中国的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而且也是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在亚洲国家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空前高涨的今天，研究孙中山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贡献和影响，说明他如何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得到鼓舞到吸取经验教训，探讨他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看法的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可以丰富我们对孙中山的全部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认识，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他在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地位。这一篇文章显然不可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我在这里所能做的只是就自己在这一问题上接触到的一些材料和考虑到的几点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加以讨论。我诚恳地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

一、 支援菲律宾的抗美战争——孙中山支援

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实例

孙中山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以外的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就不大关心或无所作为。相反，他不但经常注意着这种斗争，给予深厚的同情，而且还支援过这种斗争，和亚洲其他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士们建立起战斗的友谊。他在19世界末年支援菲律宾的抗美战争就是这一方面最显著的一个实例。

丁则良文集

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

我们知道，1896年8月，菲律宾爆发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1897年5月，起义受到了暂时的顿挫，同年12月，不少的起义领袖退到香港，伺机再起。1898年4月，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帝国主义，为了达到重新分割殖民地的贪婪目的，掀起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在美西战争爆发之前，美帝国主义者曾经假仁假义地表示愿意支持菲律宾独立，骗得菲律宾革命力量的合作。可是等到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主要是被菲律宾的革命力量打垮了之后，美帝国主义者却完全背弃了自己的诺言，要求把菲律宾攫为己有。在1899年的2月美国参议院批准美国和西班牙订立的《巴黎和约》的前夕，美国的侵略军就已经故意对菲律宾革命军进行挑衅。菲律宾人民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起而应战，菲律宾的抗美战争就这样地爆发了。

孙中山就是在这个时候和菲律宾的革命志士彭西（Mariano Ponce）发生接触，并为支援菲律宾的抗美战争进行了一系列活动的。

彭西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在西班牙和菲律宾爱国志士们一起进行宣传活动。1896年，菲律宾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爆发的时候，彭西还在西班牙，遭到西班牙政府的追捕。他不久即逃抵香港; 恰好1897年底，菲律宾的起义领袖也退到香港。于是他们就在香港组织了菲律宾革命委员会。彭西在他自己写的《菲律宾独立志士传》里记载说: “众皆推将军（按指阿奎拿多Emilio Aguinaldo——则良）为会长，举棒时（按即彭西——则良）为书记长，凡有关于革命事项，听其处理。”绿天居士译: 《菲律宾独立志士传》，商务印书馆版，1912年，4页。《菲律宾独立志士传》与《菲律宾独立战史》合为一书，全书名字是《菲律宾独立战史》。在美西战争爆发之后，彭西就以这一身份，于1898年6月29日，由香港到达日本，进行联络和宣传的工作。

彭西到日本后几个月内，菲律宾国内的革命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垮台了，美西媾和，美国侵略者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以其强大的兵力向菲律宾革命军发动了无耻的挑衅和进攻。年青的菲律宾共和国迫切地需要各方面的支援，特别是军火的接济。阿奎拿多总统命令彭西在日本购买军火，接济起义军。于是彭西就通过兴中会会员的介绍，会见了在日本策划革命活动并和日本朝野人士有不少联系的孙中山。

孙中山这时的处境如何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正是“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总理全集》，近芬书屋精装本（此书精装分上、下二卷，平装本分上、中、下三卷），1944年，上卷，“自传”，5页。清朝统治者正在处心积虑扑灭一切革命力量。同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是年进行有名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来到日本，他们也展开了反对革命的保皇党活功。国内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虽在酝酿着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孙中山却正苦于财力支绌，很难在饷械方面加以援助。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得他对中国的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也没有减弱他对菲律宾爱国志士的关怀和支持。

不难理解，“由于同样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目的而进行的斗争”，

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的发言，载《亚非会议文件汇编》，世界知识社版，1955年，27页。使得孙中山和彭西见面之后迅速地携起手来。由于史料不足，我们现在还不能考究清楚孙中山和彭西会见的确切月日和次数，以及他们商谈的具体过程。我们只能从别人摘自彭西所写的《中华民国的创造者孙中山》（原名是Sun Yat Sen,El fundador de la Republica de China，1912年在马尼拉出版）一书的片段里，窥见在商谈过程中彭西对孙中山的敬爱的心情。彭西一方面赞扬孙中山是一个安祥稳重的革命家。说“他并不表现出激动的情绪，不引起热情的爆发，而是毫无火气地用考虑周详的语言来谈话”。同时，他却不能不敬佩孙中山在横滨的这样简陋的一间小屋里，议论着“全世界的，甚至是非洲的”政治斗争。转引自詹森（Marius B.Jansen）: 《日本人与孙中山》（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美国哈佛大学出版部，1954年版，70页。他观察出来孙中山对亚洲国家的命运的关怀。他说：“对孙逸仙来说，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放在一起来研究的。这些问题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因此，孙（逸仙）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心赞助者之一。”转引自詹森《日本人与孙中山》，73页。着重点是我加上的。

孙中山和彭西的会见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第一，孙中山把彭西介绍给自己熟识的日本人，通过他们来完成为菲律宾革命军购买和运送军火的工作。他说: “初次见面就受到如此重要的委托，我必须以义相报，给予以助力; 何况他们（指菲律宾革命者——则良）的心事和我们是一样的呢？”引自入江寅次: 《明治南进史稿》，东京井田书店发行，1943年，204页。于是他向日本人宫崎寅藏透露这一件事，并对宫崎说: “愿君为菲岛之义人！”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中译本），中国研究社版，68页。宫崎和另一日本人平山周商议之后，把这个问题向进步党的一个领袖犬养毅提出，结果决定由犬养毅推荐的中村弥六进行购买和运送军火的事宜。

关于日本政府内部对菲律宾买运军火问题的纷歧看法，载运军火的“布引丸”沉没的事件，以及后来中村舞弊吞没巨款的问题，因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不必一一赘述。总而言之，经过孙中山的帮助而买到的军火并没有送到菲律宾革命军的手里。

不过，尽管发生了这一系列的波折，孙中山和彭西之间的友谊，或者更扩大一点来看，中、菲两革命志士之间的战斗友谊，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一点可以从下列两个事例得到证明: （1）菲律宾共和国当局曾以现金资助中国的革命运动，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 “阿（奎拿多）闻中国革命党缺乏饷糈，乃命彭西馈赠总理日金十万元，以表示中、菲两国合作诚意。总理欣然接受。是秋（指1899年秋——则良）即派陈少白回香港开创《中国日报》为宣传革命之喉舌。次年，复遣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等策动惠州、广州军事，菲人之助款，大有力焉。”他又写道: “其实阿、彭二氏首次致送总理十万元外，以后尚有所赠。”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80页。（2）彭西在听到菲律宾革命军战败的消息之后，同意把经过孙中山帮助而买到的第二批军火交给中国革命者。关于这一点，日本人葛生能久著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一书中有一段很有意义的记载。它说: “菲律宾独立军的败报传来之后，大有万事俱休之事。恰好这时从华南传来了（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三派联合起来的快报，就意外地出现了即将举起革命旗帜的形势。……于是菲律宾代表彭西，鉴于当前菲律宾既已失去了使用费了很大力气从日本买来的武器的机会，就提出为了中国革命的缘故而使用这些武器，也是好的。而孙中山也确信，如果中国革命得告成功，那末援助菲律宾就更加容易; 因此，借用这些武器来实现自己的宿志而兴起，无论对中国而言，或是对菲律宾而言，都是有利的。”葛生能久: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黑龙会出版部，1933年，上卷，648~649页。引文着重点是我加上的。把这两个事例和孙中山帮助购买军火一事合在一起来看，就可以看出中菲两国革命者之间始终洋溢着患难相助的友好精神。

第二，除协议帮助购买军火之外，孙中山还建议由他自己“率兴中会中人至菲岛投阿（奎拿多）氏军，速其成效，转余势而入支那内地，以起革命军于中原”。前揭宫崎书，68页。引文中着重点是我加上的。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建议，可惜后来没有成为事实。菲律宾革命军中有中国人参加，是没有疑问的，例如不少华侨就在有名的侯宝华将军领导下参加抗美战争。

侯宝华（西名Jose Ignacio Pawa）的名字，《菲律宾独立志士传》译作“侯苞”。他的事迹，可参阅扎义德（Gregorio F. Zaide）: 《菲律宾政治文化史》（Philippin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马尼剌1949年版，第1卷，285页，第2卷，222页。又参阅前揭《菲律宾独立志士传》，32页。《民报》第9号有一幅他的照相。

但是，这些都是当地的华侨，而不是孙中山派去的。此外，尚秉和在所著《辛壬春秋》一书中提到，孙中山曾派身为哥老会首领而参加到兴中会中来的毕永年去菲“助战”，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尚秉和此说不可信，是因为《辛壬春秋》卷三三和卷三五都把毕永年去菲“助战”一事系于1898年他赴日见孙中山之后和是年他回到中国筹划促成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三派联合之前。我们根据前揭宫崎书、葛生能久书，以及平山周著的《中国秘密社会史》155~159页,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编的《续对支回顾录》下卷1212页，可以断定毕永年赴日在是年9月末康、梁变法失败之后，而归国之行则在11月初，从而他不可能在是年10月一个月内去菲“助战”。加以这时菲律宾反抗西班牙已告胜利，而抗美战争则尚未爆发，按照常理判断，当时菲律宾革命军并没有请求孙中山派人“助战”的需要。

孙中山的建议虽然没有实现，却已经足以证明他对亚洲其他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有着深厚的同情，并且初步看出了大家斗争利益的一致性。这在19世纪末年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中间，是不可多得的，而菲律宾革命者捐输巨款和军火，来援助中国革命，也同样是十分值得称道的。

让我们不要忘记列宁对美西战争的评论。他简截有力地指出: “菲律宾是走向亚洲和中国的一步。”列宁: 《帝国主义论笔记》，1939年俄文版，170页。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攫夺菲律宾，正是要为它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开辟道路。列宁的这一论断为后来的无数历史事实所证实。美帝国主义确实是把菲律宾当做跳板，接着就把侵略矛头伸向中国的。认清了这一点，再来看看孙中山和菲律宾革命者的所作所为，就必然会导致这样一个结论: 孙中山对菲律宾抗美战争的支援和中、菲两国革命者的互助合作，客观上符合了中、菲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实际上也就是对美国殖民者的全盘侵略计划的一个回击。由于当时主客观种种原因，这个回击不可能有效地制止住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可以设想，即使孙中山率领兴中会会员到达了菲律宾，也并不能改变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但是，这一回击无疑给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范例。一直到今天，菲律宾的历史家在论述到孙中山支援菲律宾抗美战争一事的时候，还是这样说的: “菲律宾人民就是这样永远感激着中国的恩德——一种不是用鲜血或金钱所能报答得了的恩德。”前揭扎义德书，第1卷，285页。

二、 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对孙中山的鼓舞和

孙中山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影响

孙中山革命奋斗的四十年，是在亚洲和亚洲以外的民族解放斗争不断高涨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因此，作为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杰出的战士，他一方面经常注意亚洲和亚洲以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加以研究，从中得到鼓舞和吸取经验教训，用来推动中国的革命运动; 同时，他的不断进步的思想和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也得到了亚洲许多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人们的重视，从而也影响了亚洲的民族解放斗争。

孙中山从亚洲和亚洲以外的民族解放斗争得到鼓舞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实例是很多的。

早在孙中山的少年时代当他侨居檀香山的时候，他就曾看到夏威夷群岛的人民反抗美国侵略者的斗争。这对他自然不能无所影响。有一个美国人林百克（Paul Linbarger）在所著的《孙中山与中华民国》（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一书中说，孙中山对美国侵略者夺取夏威夷群岛的统治实权，把夏威夷王当做傀儡一事，并不感到惊异，因为孙中山认为这样做对当地人民是有好处的云云。林百克: 《孙中山与中华民国》，纽约1925年版，116~117页。照他这样说，孙中山竟变成同意美国对夏威夷的侵略了！当然，孙中山侨居檀香山的时候（1878—1883年，1884—1885年），还只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因而不可能有什么很成熟的政治思想。但是，在他由檀香山回到香港后不久就和他结识了的陈少白，却写出了和林百克完全相反的一段话。陈少白说: “那时美国常常想把夏威夷群岛合并，夏威夷群岛的人民就天天在那里反抗。侨民看惯这种事情，当然更大受影响，尤其是抱有革命思想的孙先生。”陈少白: 《兴中会革命史要》，载《陈少白先生哀思录》，93页。把林百克和陈少白的记载对比起来，再结合孙中山早年的思想情况来看，我认为陈少白说孙中山这时已有革命思想，固然可能说得过重一些（孙中山自己也说“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总理全集》上卷，《自传》，1页。可见在夏威夷的时候，孙中山只能有一些革命思想的萌芽），但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陈少白的说法都是可信得多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夏威夷群岛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斗争，对孙中山是有所启发的。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亚洲和亚洲以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出现了一次新的高涨。接着，又出现了1905年后被列宁称誉为“亚洲的觉醒”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这两次高涨都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中，给孙中山影响最深的就是菲律宾的民族起义和抗美战争以及南非洲布尔人的抗英战争。菲律宾的民族独立战争，不但如前所述，博得了孙中山的同情和支援，而且也给他以很大的鼓舞，使他感到可以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和菲律宾的抗美战争联系起来。一直到1905年，他还念念不忘菲律宾。他从菲律宾“能拒西班牙、美利坚两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就断言没有理由说“中国不可共和”。《总理全集》下卷，《演讲》，55页。至于布尔人的抗英战争，实力悬殊而能坚持很久（1899—1902年），并给英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在当时曾博得全世界正义人士的钦敬。孙中山不仅钦敬他们，而且考虑到布尔人的对英抗战的经验，说不定对中国的革命斗争会很有用，因此他还从军事观点对这一战争进行研究。前揭詹森书第115页上说“布尔战争强烈地吸引了孙中山的注意。他认为布尔战争的游击战术对中国可能是有用的”。1900年底，有一个英国人林契（George Lynch）曾到日本访问孙中山，就很惊奇地发现他的房间里有着“整批新出的关于南非战争的书”。林契: 《文化的战争》（The War of Civilizations），伦敦1901年版，283页。到今天，“民权主义”的演讲中还保存着一段关于布尔人的“伏地战术”的叙述。《总理全集》上卷，《民权主义》，11页。由此可见，孙中山对亚洲和亚洲以外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经验是十分重视的。

1905年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引起了孙中山的更大的注意。在这里，1908年爆发的少年土耳其革命，特别值得提出，因为在孙中山看来，少年土耳其革命证实了他所提出的唯有革命可以免瓜分的主张。

原来从1904年开始，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保皇派在檀香山、日本和南洋等地展开了一个很重要的论战。在这一论战中，保皇派提出在国内发动革命，必将招致列强的瓜分。这种论调，实际上是为封建买办统治和帝国主义张目，并借此来恫吓革命派和群众，使革命派中不坚定的分子信心动摇，使群众不敢接近或参加革命。孙中山首先针对这种论调加以驳斥。他在1904年在檀香山《隆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报》一文，指出只有人民“发奋为雄，大举革命”，才可以免瓜分。他说: “满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区尽失，发祥之地已亡，浸而日削百里，月失数城，终岁于尽而已（这最后一句疑有漏字——则良）。尚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惟人民之发奋耳！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方钦我敬我而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总理全集》上卷，《论著》，121页。着重点是我加上的。

孙中山认为他的这一论点在1908年的少年土耳其革命中得到了证实。这时土耳其也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特别是这一年6月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英王爱德华七世在波罗的海上列法尔（Reval）会见，取得了进一步干涉马其顿地区的内地的协议，所以马其顿地区就更显得岌岌难保。可是，马其顿地区就是少年土耳其党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根据地。因此，少年土耳其党就在这里发难，并取得了暂时的成功: 苏丹被迫宣布实行宪法，英俄帝国主义的瓜分企图也暂时收敛起来。这使得远在新加坡的孙中山大为兴奋。他认为土耳其发生的一切就是他的论点的有力的证明。他在南洋《中兴日报》发表了《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一文，从土耳其的实例指出了中国的希望。他说: “土耳其者，号为近东之病夫，其所征服各异种之地，数十年来，已为列强所攫夺，或据为领土，或扶以独立。是故土国在欧洲之领土，已被瓜分殆尽，仅存马士端尼亚一省（按即马其顿——则良），亦被列强干涉，各派政官警察于其地，该地主权行将非土耳其之有矣。乃土耳其革命党，则就列强已入而干涉之地以起事，一举而擒土皇之大将，土兵遂叛而归革命党。当时各国并不以革命而干涉，且以革命而止干涉，作壁上观。及土皇退让，革命成功，各国且撤其政官，退其警察，任革命党之自由行功。今更致庆于土民，颂之以能发奋为雄矣。……中国问题之纷乱而不能解决者，自欧势东渐，已百余年于兹，故有远东病夫之号也。今者，近东病夫之土耳其瓜分问题，已由革命而解决……中国岂异于是哉？”《总理全集》上卷，《论著》，104~105页。

孙中山对少年土耳其革命的论述有着一些缺点，主要是在于对帝国主义和土耳其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伎俩估计不足，因而产生了过于乐观的情绪。不过，用少年土耳其革命的实例来论证只有革命才可以免瓜分的看法，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对打击保皇派的谬论，却无疑起了良好的作用。因为，这样的宣传可以有助于巩固革命者的立场和吸引更多的群众来参加革命。

最后，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不断引起孙中山的重视。他在1922年到1924年几次讲演中一再提到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日益发展，衷心希望印度早日获得独立。《总理全集》上卷，《民族主义》，57页; 下卷，《演讲》，7、75、78页。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便是他对印度民族英雄甘地所领导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的看法。

应当指出，孙中山本人从兴中会成立（1894年）和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之后，一直是主张用武装斗争的办法来进行革命的。因此，他和甘地所采用的斗争方法是不相同的。不过，斗争方法的不同并没有减弱孙中山对甘地的敬意; 相反，他对甘地这种主张是尊重的，而且还认为不合作也应该成为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许多办法之一。他说: “什么是不合作呢？就是英国人所需要的，印度人不供给; 英国人所供给的，印度人不需要。好比英国人需要工人，印度人便不去和他们工作。英国人供给印度许多洋货，印度人便不用他们的洋货，专用自制的土货。…久而久之……英国经济一方面，便受极大的影响。故英国捕甘地下狱。”他又指出，印度实行不合作，所以能够收效，是由于“全国人民都能够实行”。因此，他号召中国的“普通国民”，“不做外国人的工，不去当洋奴，不用外来的洋货，提倡国货，不用外国银行纸币，专用中国政府的钱”。《总理全集》上卷，《民族主义》，57页。

孙中山的这些话典型地表现出中国人民对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深厚同情，也体现着对印度民族英雄甘地的尊敬。最近，印度驻我国大使拉·库·尼赫鲁先生说: “印、中两国人民的共同目标，使他们彼此同情，使他们愿意互相学习，特别是使他们彼此尊敬参加这些斗争的人们。”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第3版。我们可以说，表现在孙中山身上的正是尼赫鲁大使所说的这种精神。

以上所述就是孙中山从亚洲和亚洲以外的民族解放斗争得到鼓舞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基本情况。下面我们来简单地看一看孙中山的思想和人格怎样影响了亚洲的民族解放斗争。

孙中山一生中不断接触到许多亚洲国家的革命志士。早在19世纪末年当他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正像前引菲律宾革命志士彭西所说的，他就已经“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心赞助者之一”。其后，他在越南、日本和马来亚等地奔走革命，又接触到不少亚洲国家的革命志士。例如，最近由越南来到北京参加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的潘必遵，就谈到孙中山在1907年在河内曾和创办东京义塾的越南进步爱国人士有过几次笔谈。孙中山对他们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斗争的同情，曾使他们十分感动。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第4版。到了晚年，当孙中山在广东主持北伐军事、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时候，广州又成为许多亚洲国家革命志士聚集的中心。当时在廖仲恺帮助下，现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就曾在广州组织了一个亚洲被压迫民族协会，参加的就有不少的越南人、朝鲜人、印度尼西亚人等等。参阅Tran Dan Tien著，张念式译: 《胡志明传》，上海八月出版社，1949年，82页。此外，孙中山在世界各地旅行，也有不少机会和亚洲国家的人士接触。他在1924年在日本神户发表的演说中，还提到他在日俄战后坐船经过苏夷士运河的时候曾和当地许多阿拉伯人谈论如何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问题。《总理全集》下卷,《演讲》，75页。总之，他一生中和许多亚洲国家的革命志士发生接触，从而有不少机会直接对这些人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同时他的伟大的人格和平易近人的态度也深深感动了他们。

他和亚洲各国的华侨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是非常多的，通过这些华侨对华侨所在国的人民也散布了一些影响。

他的著作被译成东西方各种文字，这些著作和用各种文字写成的孙中山的传记也在亚洲国家中得到传播。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他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从而也是很难确切估计的。同时，他的革命活动和整个中国的革命运动密不可分。比较恰当的做法是把整个中国的革命运动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影响研究清楚 ，再来看孙中山在这一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做必然要把本文的范围扩大很多倍。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满足于用两个比较突出的实例，来论证他的不断进步的革命思想和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确曾不仅指引着中国人民前进，而且还在亚洲许多国度里鼓舞着人们进行斗争。

例证之一就是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苏加诺总统。苏加诺总统最近访问中国期间所发表的许多演说，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就是研究孙中山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影响的最宝贵的史料。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 “使苏加诺成为今日的加诺兄的，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1956年10月5日《人民日报》第2版。着重点是我加上的。他也曾告诉印度尼西亚的人民说: “如果说中华民族把孙逸仙博士当作他们的领导者，那末，我苏加诺作为一个印度尼西亚人，衷心地感谢孙逸仙博士，直到我进入坟墓的那一天！”《苏加诺演讲集》，世界知识社版，1956年，14页。

苏加诺总统给予孙中山以这样的推崇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曾经是许多鼓舞他前进的力量之一。

他不久前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说中，有着这样一段生动感人的回忆。他说: “作为一个青年，贫苦的青年，年轻的青年，十八、十九、二十岁之间的青年，我深深受到你们的父亲孙逸仙博士的鼓舞。在青年时代，我阅读过《三民主义》，我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四次，从头到尾地详细阅读三民主义。作为一个青年，我受到孙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鼓舞。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鼓舞了我年青的灵魂。”1956年10月5日《人民日报》第2版。而他的《演讲集》里，更提供了这种鼓舞的具体实例。他回忆道: “我在十六岁在泗水荷兰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受到一个向我讲课的社会主义者阿·巴尔斯的影响。他说: 不要信仰民族主义，而要信仰世界人道主义，不要存有一点点民族主义的意识！那是1917年的事。但是在1918年，感谢真主！另外一个人提醒了我，这就是孙逸仙博士！在他的著作《三民主义》中，我受到了教育，揭破了巴尔斯教给我的世界主义。我的心，就从那个时候起，在三民主义的影响下，深深地树立了民族主义的思想。”《苏加诺演讲集》，14页。着重点是我加上的。

苏加诺总统的这些话，是不需要任何解释的。他已经把孙中山的思想的影响生动而真实地给我们刻画出来了。

例证之二就是越南的革命志士潘佩珠。据谢诺（ Jean Chesneaux）在所著《越南民族史新论》（Contribution a IHistoire de la Nation Vietnamienne）一书中透露，潘佩珠先受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梁等人思想的影响，后来受到孙中山建立共和政体的主张的影响，“和两个著名的中国亡命者，于1904年（按应作1905年——则良）前往日本，并写下了他的血书”。谢诺: 《越南民族史新论》，巴黎1955年版，184页。他到日本之后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就是孙中山，据说他曾去横滨两度和孙中山会见，对孙中山十分景仰。他后来组织越南光复会，据谢诺记载，“这个组织就是在孙中山思想影响之下，带有更鲜明的共和色彩”。谢诺: 《越南民族史新论》，巴黎1955年版，189页。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思想确曾影响了潘佩珠，使他由拥戴越南王室来反抗法国殖民者的志士变为一个共和主义者。

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时候，潘佩珠还写了一付沉痛的挽联来哀悼他。联语云: “道在三民，志在三民，忆横津致和堂两度握谈，卓有真神贻后死; 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泣先生！”潘佩珠: 《自我批判》（越南文本），78页。此联系陈玉龙先生抄示，谨此志谢。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

孙中山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看法发生根本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大战期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使得世界历史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新时代的到来使得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迅速地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它开始以其不断高涨的浪潮和西方的革命运动一道打击着世界帝国主义。

在世界历史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孙中山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亚洲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都先后被帝国主义战争的双方——协约国和同盟国——拖进了大战的漩涡。同样，协约国和同盟国也在中国的军阀、政客中间进行活动，想把中国拉到自己这一边来。特别是到了1917年4月美国参战前后，这种活动就进行得更为疯狂。在这种情况下，国内许多军阀政客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也纷纷喧嚷，制造舆论。最突出的像梁启超之流，竟叫喊着什么“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鼓吹所谓为“人道”为“公法”而战。参阅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载《文集》，第12册，卷35，4~5页; 又参阅朴迪南·威尔（B.L.Putnam Weale ，按此人原名是B.Lcnox Simpson）《中国的争取共和的斗争》（The Fight for the Republic in China），纽约1917年版，331页。甚至连反对军阀政客的《新青年》主编者陈独秀也公开主张参加协约国作战。参阅陈独秀: 《对德外交》，载《新青年》第3卷，第1号。另外也有一些人像康有为之辈反对对德作战，但他的出发点却是怕乘德国之危，违背了孔子所说的“讲信修睦”之道！前揭朴迪南·威尔书，335页。

对这个问题，孙中山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坚持不参加帝国主义交战国的任何一方。他先则打退了英国驻广州领事的劝诱和要挟。这位英国领事说对德作战可以收回青岛，孙中山答复他要收回失地便应该先收回距离广州最近的香港。《总理全集》上卷，《民族主义》，45页。后来，他又揭破日本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以履行条约（《英日同盟条约》）义务为名而参战的伪装。他说，日本如果履行条约，首先就应该履行《马关条约》的规定，恢复朝鲜的独立。《总理全集》，62页。他这种严正的态度使许多帝国主义分子为之辟易。于是他们就造谣说孙中山一贯亲德。前揭詹森书，206页。詹森本人也相信孙中山是亲德的。这种谣言，只消把孙中山的言论略加研究，就可看出是完全不值一驳的。

孙中山为什么这样坚决反对参战呢？这是因为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自己的看法，而且是相当精辟的看法。这个看法在上述他对英国领事和日本人的谈话中已经可以透露出一些，但把这一看法系统地表达出来却是在1917年上半年由朱执信按照孙中山的意见执笔写成的一篇论文里。这就是有名的《中国存亡问题》这一篇文章。

这篇论文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就协约国或同盟国方面来说，都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论文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试问中国何以不可不战？无论何方面皆不能答以确据。如谓此役为正义而不得不战乎？则德国方面，其违反人道之处，果如英、法、俄人之甚乎？谓德之潜航艇无警告击沉船舶为不仁，谓德国虐待比利时、塞尔维人民，谓德国强行通过比利时、罗森堡为无公理，诚有之。然协商国又何以胜彼？英国之进兵希腊，与德之进兵比、罗，有以异乎？……”

但是，孙中山之所以能够看出这次战争的非正义性质，主要的还是由于他进一步认清了殖民主义给亚洲许多国家所带来的祸害。论文在提出上述的问题后接着说：“英国每年取印度巨额之粮以供己用，而印度十年之间已饥死者千九百万！印度非绝不产谷米也，其所产者夺于英人，己则搞饿，此于人道为何如？其视潜艇之攻击又何如？印度人果有饿死以让英人饱暖之义务乎？……最近英国强迫印人担认战费十万万镑。而美其名曰: 印人乐输。其出此十万万镑之战费，不外苛敛重征而已。……而印人出此十万万镑，则必卖妻鬻子，转死沟壑，犹苦不供，此为合于何种人道？”

接着，他又举出法国殖民者统治下的越南为例: “法人对付越南之人，年年加以重税，举足犯法，接耳有刑，一下圜扉，没身不出。北圻一带，安南之沃野，自来开辟。自法人治越，则科以重税，岁岁递增，其极至于有地之家，收租不足以纳税，耕者亦不能复其本。乃尽弃其田，入居城市，求作小工以自活。从此北圻赤地千里，而越人饥饿困乏，死者相踵。幸得延生命，无复乐趣。法人则大招本国之人往垦荒地，免税以优之。实则所谓荒地者，即从前开垦之地，以重税逐去安南人使之就荒者也。此于人道为何如？”《总理全集》下卷，《论著》，56页。着重点是我加上的。

论文在另一处也提到美国，指出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都是一丘之貉。论文中说: “高丽固中国之属邦，数千年来未之或改，而首劝高丽独立，首派遣公使与高丽立条约者，美国也。及英、日既合，高丽合并将成，首撤公使不应高丽之求援者，亦美国也。高丽识者衔日本之并吞，尤恨美国之始为怂动，中间坐视。昔人所谓上人着百尺楼，掇将梯子去，美之于高丽，势有若是！”《总理全集》下卷，《论著》，95页。

殖民主义所强加在亚洲人民身上的祸害是如此的惨酷，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从大战中取得的却是市场和利润。孙中山分析美国参战的原因的时候就曾指出这样的事实: “夫欧战以前，美因在奥暨丹麦、挪威、瑞典等地，商业至盛。自英国封锁德国海口，美国遂失其销场之一部分，幸以英、法、意、俄之需要补之有余，故但见战争之乐，不知其苦。然而德宣言封锁地带无警告击沉以后，美国及其他中立国船，皆有中止之惧，于是美之工业为之大摇。美国为保护此种利益，乃欲打破德之潜艇势力，而继续其通商，此其宣战之本意也。抑此美国之加入，能有剿绝德国潜艇之效否乎？在美国工业者亦未尝不疑之。但若使美国为宣战而备军实，则从前所欲供之外国者，今可移供本国扩张军备之用，即无资本误投、生产过剩之患; 即使德艇依旧跳梁，欧洲贸易杜绝，彼资本家固可高枕无忧。此所以美国全国主战不休也。”《总理全集》下卷，《论著》，69页。着重点是我加上的。

由此看来，所谓公理、人道、正义，都不外是帝国主义者给自己贴上的金字招牌。“就此数十年来之历史，无甚高论，协商国亦岂非有强权无公理者乎”？《总理全集》下卷，《论著》，57页。

这篇论文之所以能够写得这样气势雄壮，鞭辟入里，主要是由于孙中山通过大战看破了帝国主义者的伪装。而一旦把这种伪装和中国以及亚洲许多殖民地国家所遭受的苦难的现实对比一番，特别是和大战期间这种苦难的日益加深的现实对比一番，就必然会使他要求探索出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使他敢于不顾帝国主义者的包围和逼迫勇敢地说出自己所见到的真理，使他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前（这篇论文发表于1917年上半年）就已经为他的思想上的伟大跃进准备一个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篇论文中也还有着一定的弱点，例如，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较少，甚至在个别地方（例如有关《二十一条》的问题）还为它解释。不过，孙中山这时有着这样的弱点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对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而言，从反对这个或者那个帝国主义国家上升到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制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孙中山这时则正处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只有到了十月革命之后，才能够出现像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对中国的革命运动具有多末重大的意义！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可是只有到了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出版社，1953年，5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对孙中山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看法而言，同样也是适用的。

关于孙中山如何得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向前推进一大步的问题，论者已经很多，无需赘述。我在这里所要提出讨论的，就是十月革命之后孙中山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看法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部亚洲近代史告诉我们，亚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从世界列强手中得到的，不外是残酷的压迫和无情的剥削。但是，现在有了一个面积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大国——苏联，它在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向东方各国庄严宣告，它决心取消沙皇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攘夺特权的不平等条约和秘密条约。这种举动，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而言，不啻一个晴天霹雳，而它对亚洲被压迫民族而言，则是一个伟大的福音。接着，一系列的具体实践把苏联的这一宣告变成为事实。除开沙皇政府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被取消之外，我们看到了苏联在1919年6月在其给波斯政府的照会中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和解除波斯清偿欠款的义务以及把沙俄的贴现贷款银行的全部财产无偿交给波斯。我们又看到了苏联于1921年2月和阿富汗政府订立了《友好条约》，条约中规定苏联给予阿富汗以经济上的援助，并同意阿富汗有权通过苏联领土运输货物。至于土耳其，它从苏联得到了更多的帮助。苏联不但取消了一切对土耳其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还根据1921年的《苏土友好条约》，给予土耳其以种种帮助，打败了外国对土耳其革命的干涉。此外，苏联不断公布帝国主义国家和沙俄订立的各种侵害亚洲国家的密约，也使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陷入于非常狼狈的境地。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亚洲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的人们的注意，自然也不能不使得孙中山感到兴奋和鼓舞。孙中山写道: “他们（按指苏联——则良）主张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这种思想宣传到欧洲。各种弱小民族都很欢迎。现在最欢迎的是土耳其，土耳其在欧战之前，最贫最弱，不能振作，欧洲人都叫他做近东病夫……到了欧战，加入德国方面，被协商国打败了，各国便想把它瓜分，土耳其几乎不能自存。后来俄国出来打不平，助他赶走希腊，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到现在，土耳其虽然不能成世界上的头等强国，但是已经成了欧洲的二三等国。这是靠什么力量呢？是全靠俄国人的援助”。《总理全集》上卷，《民族主义》，89页。

孙中山从苏联对中国和亚洲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无私援助，逐步触到了问题的本质。他认识到苏联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新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一个“最新式的共和国”。他透辟地指出: “现在各国表面上的政权，虽由政府作主，但是实在是由资本家从中把持。俄国的新政策要打破这种把持，故世界上的资本家便大恐慌，所以世界上从此便生出一个很大的变动。”《总理全集》上卷，《民族主义》，8页。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之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他进一步看清了谁是亚洲被压迫民族的敌人，谁是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朋友。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通过殖民制度给亚洲所造成的祸害认清了许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嘴脸，那末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建立以及苏联对亚洲被压迫民族的无私援助则使他正在上升的认识基本上达到成熟，使他有可能提出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他基本上打破了一直对他的反帝思想的形成起着阻碍作用的人种、肤色的观点。他不再和过去一样，把世界上的国家简单地分成为“黄人”的国家和“白人”的国家，而是把它们分成为“主张强权”和“主张公理”的两类。他不再为“黄人和白人战争”之类的问题所困惑。他开始看出主张强权与否并不一定和肤色有关，像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虽是个“白人”的国家，但由于社会制度的缘故，却是“主张以公理扑灭强权”的。同样，日本虽然是个“黄人”的国家，但它侵略和压迫亚洲的许多国家，却是“行霸道”的。他在日本神户的演说中说: “受压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亚洲专有的，就是在欧洲境内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国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国之内，也是一样压迫的。”《总理全集》下卷，《演讲》，80页。因此，他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不是“一场人种的战争”，而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

孙中山还特别看出了苏联有和亚洲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联合一致的愿望。他一则说: “俄国革命成功，他们一万万五千万人……不赞成白种人的侵略行为。现在正加入亚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强暴的民族。”《总理全集》上卷，《民族主义》，42页。再则说: “他（按指苏联——则良）极力主持公道，不赞成用少数压迫多数。……所以他要来和东方携手，要和西方分家。”《总理全集》下卷，《演讲》，80页。除开有些语病之外，他的理解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党一贯是主张把亚洲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的。列宁在1919年就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要把东方所有正在觉醒的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以便与它们一致起来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68页。

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应当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孙中山的答复可以概括成为这样一句话: 亚洲被压迫民族应当和苏联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亚洲被压迫民族需要团结起来，并和苏联联合一致的理由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帝国主义是亚洲各个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也是苏联的敌人。敌友的分野决定了他的这一看法。

最能说明孙中山这一主张的，莫过于《民族主义》第一讲中的这样一段话: “欧洲各国何以反对俄国的新主义呢？因为欧洲各国人是主张侵略，有强权，无公理。俄国的新主义，是主张以公理扑灭强权的。因为这种主张和列强相反，所以列强至今还想消灭他。……亚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强暴的压制，受种种痛苦，他们同病相怜，将来一定联合起来去抵抗强暴的国家。那些被压迫的国家联合，一定去和那些强暴的国家，拼命一战。推到全世界，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大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总理全集》上卷，《民族主义》，9页。着重点是我加上的。

对这样一段话，我们不应当过分挑剔它的语病和指摘其中若干不够正确的地方。相反，我们倒是应当历史主义地指出其中的论点和过去孙中山的看法有哪些不同。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出他怎样经过一生的艰苦奋斗和探索，终于找到了真理。

我认为这一段话里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新因素: 联合“主张以公理扑灭强权的”苏联，不分肤色黄白，“主张公理”的都要联合一致，此其一。在亚洲的国家之中，把日本和“所有的弱小民族”区分开来，这是因为只有这些弱小民族才“同病相怜”。而日本既是一个“天天可以亡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自然谈不到这一点。把他的这一看法和在19世纪末年已经具有的“远东各国（包括日本在内——则良）的问题”“有着共同的特点”的认识加以比较，就更可以看出他的进步，此其二。应当指出，孙中山这时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把日本帝国主义和亚洲被压迫民族分开。他在最后北上过日时还发表了以“大亚洲主义”为题的演说。这一演说，除去许多正确的论点之外，提出了“中日联合”和“王道文化”一类的概念。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许多汉奸就钻了这个空子，加以歪曲，来达到自己的卑劣目的。

联合起来之后应当怎样去进行斗争呢？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并不排除武装斗争以外的方法，前述他对甘地领导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的看法，就是一个显明的实例。但是，孙中山一直是特别重视武装斗争的。现在，他的反帝思想明确建立之后，武装斗争自然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斗争方法。他深深体会到，要求帝国主义者“和平地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同时，他对武装斗争的胜利，具有信心，因为“如果亚洲民族全联合起来，用这样固有的武力，去和欧洲人讲武力，一定是有胜无败的”。《总理全集》下卷，《演讲》，79页。

最后，让我们记住孙中山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对亚洲和世界的责任: “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个大责任。……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甚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 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我们……将来到了强盛的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总理全集》上卷，《民族主义》，70页。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孙中山所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把它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说，中国不仅如孙中山所指示的不走帝国主义道路，而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和孙中山所向往的苏联一样，维护和平，反对侵略，同情和支援亚洲和亚洲以外的被压迫民族。我们已经和亚非许多国家在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友好关系，而且还对遭受侵略的埃及给予道义和物资的支援。这一切和孙中山生前所向往的基本方向上都是一致的。

历史同样证明，孙中山接受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经验教训和热烈同情和支援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一切努力，没有落空。许多亚洲国家的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已经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取得了独立和自由。另外一些亚洲国家的人民也正在继续进行解放自己的斗争。不论是前者或后者，他们在回顾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的时候，一定会接触到孙中山这个名字，并且体认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儿子，亚洲人民的伟大的儿子！

孙中山永垂不朽！

（原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1期）

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

三次高涨与中国

本文论述的空间范围，以亚俄以外的亚洲部分为限。时间方面，大致以19世纪40年代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为范围。不管亚洲近代史分期的上限问题如何解决，就常识判断，这一段总应在近代史的范围之内。因此，为简单醒目计，本文就采用了现在的标题。实际上，亚洲近代史的上限问题是存在的。在苏联东方学者中间，就有不同的意见。例如列斯涅尔（И.М.Рейснер）和鲁布索夫（В.К.Рубцов）等主编的《东方各国近代史》（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Стран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Востока），以1642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亚洲近代史的上限，说见该书卷1，9页。而叶菲莫夫（Г.В.Ефимов）和彼德鲁谢夫斯基（И.П.Петрущевский）则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波斯、阿富汗、中国、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影响，几乎等于零，不能用为亚洲近代史的上限。叶、彼二氏更认为亚洲近代史分期应以亚洲各国本身历史发展的特征为标准，说见二氏所作《评东方各国近代史》一文，载《苏维埃图书》1953年第6期。我认为叶、彼二氏的提法，很有见地，值得重视，中国史学界也应当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 问题的提出

在亚洲近代史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亚洲近代史的最后八十年中，即大致从19世纪的40年代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曾经出现了三次高涨。中国人民在这三次高涨中表现了自己的力量，并且还以自己的斗争丰富了这三次高涨的内容。这就是本文试图阐明的基本论点。

这三次高涨的具体情况，将在本文各节中加以论述。在本文的开端，我先把对这三次高涨的认识作一概括的介绍如下: 第一次高涨发生于19世纪中叶，其主要表现为亚洲几个国家中的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的起义。第二次高涨发生于19世纪末年，其主要表现为下层人民起义之外，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但这时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与人民起义基本上没有结合，资产阶级对人民起义采取敌视态度。到了1905年以后，就出现了被列宁称誉为“亚洲的觉醒”的第三次高涨。在这次高涨中，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与人民起义有了一定程度的结合，形成为几个亚洲国家中的资产阶级革命。

丁则良文集

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涨与中国

从19世纪的40年代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大致相当于中国近代史的时期，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达八十年的这一时期。根据胡绳同志最近的论述，中国在这一时期中曾经出现了革命斗争的三次高涨。

胡绳: 《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我认为胡绳同志所论述的这一点是正确的。我现在所要提出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的革命斗争的三次高涨，正都是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三次高涨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着自己的发展，而同时却又反映了亚洲一般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规律。

在这一共同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各有其英勇的表现，而“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卷2，602页。，也给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两个较为特殊的实例，也将在篇末试加论列。

总之，全文的重点在于试图阐述这八十年间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规律和中国人民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所有的贡献。这些都是亚洲史上的重大问题。本文只是作为学习笔记性质的初步尝试，文中不成熟和谬误之处一定很多，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指正。

二、 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亚洲与中国

在没有论述19世纪40年代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涨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对这三次高涨的贡献以前，首先应当回顾一下从15世纪末年新航路发现、欧人东来以后，到19世纪40年代（为论述方便计，即算到19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这一时期的亚洲与中国。19世纪40年代以前整个亚洲遭受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总形势究竟如何？中国的处境如何？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认识19世纪40年代以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发展和中国人民的重大贡献来说，是十分必要的。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提出一个极为粗糙的历史背景的轮廓。

苏联东方学者列斯涅尔和鲁布索夫两同志曾经在其参加合编的《东方各国近代史》中，指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后来的美国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重要阶段: 参阅前揭《东方各国近代史》，莫斯科大学出版部，1952年版，卷1，17~20页，30~34页; 卷2，8~15页。

第一个阶段是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大致言之，从欧洲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亚洲一直到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发生和19世纪初年产业革命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重大发展以前，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的侵略，都带有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性质。这一时期的侵略是通过海盗式的袭击、殖民战争、欺诈性的贸易、赤裸裸的掠夺和垄断贸易公司（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尼德兰东印度公司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夺取亚洲国家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在运回所谓“宗主国”以后，就变成了它们用来进行再生产、剥削本国和外国劳动人民的资本。

产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即亚洲各国作为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地的阶段。这一阶段大致是由18世纪末、19世纪初伸展到19世纪末年。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各国实行廉价商品的进军和原料掠夺。这种侵略“触犯到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合译: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卷3，413页。，给亚洲各国原有的封建制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到了19世纪末年，资本主义发展到它自己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这使它们对亚洲的侵略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商品进军和原料掠夺之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侵略方式——资本输出。在这一阶段中，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向亚洲国家投资的机会，控制了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命脉，对亚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实行分割和重新分割，使亚洲人民遭受到更为惨酷的剥削和奴役。

以上是亚洲国家遭受侵略三个阶段的大致轮廓，我们进行许多问题的讨论，必须切实掌握这个轮廓。

在这几个世纪中遭受侵略的亚洲国家，虽然大致都经历着上述三个阶段的共同发展，却无可否认各有其自己的独特之处。简单说来，鸦片战争以前的亚洲国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印度、印度尼西亚是一种类型，奥斯曼帝国又是一种类型，而中国则是另外一种类型。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是在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阶段中，就已经在英、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贸易公司的疯狂掠夺、蚕食鲸吞之下，逐渐沦为英、荷等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英、荷等国从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些殖民地抢来的财富，无疑地帮助了自己的产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接着，产业革命又自然给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些殖民地带来了廉价商品的进军和原料的掠夺。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些殖民地处在英、荷等国直接统治之下，大门敞开，听任英、荷商品在境内泛滥，有用的原料大量被抢走，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能力。

奥斯曼帝国没有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但这个在16、17世纪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到了18世纪就已日趋衰弱。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产业革命之前不久，由于所谓“特权条约制度”的性质上的变化，它开始受到了种种束缚。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除开后来通过战争的冲击之外，在这时就利用了这种“特权条约制度”，“合法地”为即将到来的自己的商品进军准备好一个方便之门。

按: 所谓“特权条约”（英文作Capitulations,俄文作Капитуляция，过去有人译为“投降条约”，是不对的）起源很早。远在1535年奥斯曼帝国鼎盛的时候，苏里曼大帝（Solyman the Magnificent）就赐予法国国王佛兰西斯一世（Francis I）以第一个“特权条约”，允许法国商人在土耳其领海内航行，在极低的关税税率下进行贸易。法国领事对当地法国商民有实行裁判的特权，也有“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全体天主教信徒的特权。不过，奥斯曼帝国这时给予这些特权，并不意味着它的软弱。“特权条约”也还不是什么不平等条约，而只是由于土耳其的社会情况与西欧不同而不得不定出的一些权宜的措施（这令人想起唐、宋时期对来到广州的阿剌伯商人的一些优待办法），而且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有权随时取消这些措施。此后，英、荷等国也相继取得了一些特权，经过相当时期，许多特权逐渐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固定的义务，从而也就形成了所谓“特权条约制度”。关于“特权条约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参阅苏联土耳其史学家密勒尔（А.Ф.Миллер）的两部著作: 《土耳其现代史纲要》（Очерки Новейщей Истории Турции），苏联科学院，1948年版，12页; 《土耳其简史》（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Турции），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48年版，19~20页、30页。

1740年是“特权条约制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年，奥斯曼帝国和法国订立了新的“特权条约”，此后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特权条约”接踵而来，这些新的“特权条约”变成了束缚奥斯曼帝国的真正的、具有近代意义的不平等条约。它不仅肯定了领事裁判权之类为资本主义列强此后一贯强加于亚洲许多国家身上的东西，而更重要的是，它几乎完全免除了资本主义国家商人纳税的义务。这使得外国商品可以横冲直撞地打垮土耳其的手工业，摧残土耳其人的商业，使土耳其更加陷于一蹶不振的境地。

西欧资本主义强盗就是用这种办法，加上后来的战争的冲击，逐步征服了土耳其的市场。

最后一种类型就要算是中国了（日本、朝鲜等国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也反映了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基础，执行着比较严格的闭关政策。在鸦片战争以前，满清政府先则实行禁海政策，接着曾有一个时期允许沿海各口与欧美商舶通商，但规定出许多的限制办法。到了1760年以后，又改为广州一口通商，许多限制办法（例如保商制度等）也更加完密。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沦为殖民地将近百年，在奥斯曼帝国订立致命的1740年的“特权条约”之后整整一百年，中国的这种闭关状态才被英国的大炮所打破。而在英国的大炮的面前，满清统治者虽然屈服，中国人民却是不屈不挠地继续进行斗争的。

上述三种类型的比较研究，自然会使中国的特殊境况浮现出来。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阶段和积极开拓商品销售市场、搜寻原料的阶段的前半（也就是说，一直到鸦片战争的前夕），既没有像印度、印度尼西亚一样沦为殖民地，又没有像奥斯曼帝国一样，被迫打开大门。满清政府能够执行闭关政策如此之久，而英、法、荷、美等国却不能长期接受这一通商制度的种种限制，英国几次派遣使节来要求增开口岸和多给一些通商的特殊权利，也都碰壁而归。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国家的贪婪野心和各种手段长期没有得逞，这其中的原因何在，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为了探究这一问题，提出下列两点考虑，也许是不为无益的。第一，在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阶段和亚洲国家沦为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地的阶段的前半，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同样是怀有野心的。作为侵略政策的先遣队的传教士之蓄有征服中国的阴谋，并曾干出种种侵略性的勾当，是已被揭发证据确凿的事实。参阅陈庆华: 《早期天主教士的武力征服中国的阴谋》，载《历史教学》（月刊），2卷，2期。此外，葡萄牙人自1553年起即夤缘入据澳门，从此，澳门就不断成为各种阴谋和罪恶的渊薮。更重要的是荷兰人曾经一度侵占中国的领土——澎湖（1604年）和台湾（1624—1661年），最后是被我们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赶走的。中英关系也是以武装冲突开其端的。1637年，英人威德尔（John Weddell）率舰四艘，未经明廷允许，径自闯入虎门，与岸上守军发生炮战。结果威德尔的袭击未能得逞，并且具结保证不再犯类似罪行。威德尔的侵略，见夏燮: 《中西纪事》卷1，13页; 具结保证一节，不见于《中西纪事》，而见于摩尔斯（H.B.Morse）: 《东印度公司纪事》（Chronicles of East India Company）。本文系间接引自普剌特爵士（Sir John Pratt）: 《欧洲向远东方面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urope Into The Far East），伦敦1947年版，46页。19世纪初年，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英美战争期间，都曾在广州、澳门一带寻衅动武，有所窥伺。这时满清的统治已经就衰，但它对外还能保持强硬态度，因而这些窥伺也未能达到目的。参阅叶菲莫夫: 《中国近代现代史纲要》（Очерки по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ще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1年版，35~36页。这一系列的事实都说明了资本主义列强确曾打过中国的主意，只是在遭到反击的时候，才收敛起来。也许有人怀疑，像英、荷这种侵袭，并不是大规模进犯，未必就是很严重的威胁。其实，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原本就和海盗式的袭击分不开。印度、印度尼西亚之沦为殖民地，推原究始也不过是容许海盗式的袭击在本土上站住了脚，逐步蚕食、并吞而成。中国人民打退这种海盗式的袭击，不允许他们在我国境内立足或站稳（葡萄牙人通过行贿方式入据澳门，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的祸害，只是由于葡萄牙国小力弱，以澳门为中心的种种阴谋，都未能得逞），才是他们的侵略野心未能实现的真正原因。这说明了中华民族抵抗外国侵略的顽强精神，正是资本主义强盗这一时期中还不能无所顾忌的一个主要因素。

第二，中国是个广土众民、文化悠久的统一国家。这也是外国侵略者不能不考虑到的因素之一。在侵略者看来，“广土众民”有资格成为理想的广大市场。从19世纪中叶起，中、日、朝三个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的国家中，中国的大门首先被打开，就可从这里得到部分的解释。但是从我们自己看来，“广土众民、文化悠久的统一国家”，是我们祖先流了无量血汗、经营缔造的成果，是我们具有伟大力量的表现。用小批海盗式的远征队就征服了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西班牙，凭着一个东印度公司就可以蚕食印度的英国，在这个伟大力量的面前，显然不能轻易施其故伎。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广土众民”和“文化悠久”之外，我们还是个“统一的国家”。这就更为具体地显示出来我们的伟大力量。以印度和中国相比，印度也是个“广土众民、文化悠久”的国家，但从葡人开辟新航路来到印度时起，一直到18世纪中叶以后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它始终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莫兀儿帝国极盛时期的疆域，也不曾达到印度全境。英国侵略者就利用了它的这一弱点，实行渗透、分化，各个击破，终于使它沦为自己的殖民地。

上述两个因素，加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使外国侵略者在这一时期中既不能征服中国，也不能轻易打开中国的大门，来推销自己的商品。但我们却不能说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没有吃过外国侵略者的亏。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盗，在软硬兼施的种种试探不得逞的同时，竟公开对中国进行可耻的鸦片贸易。流毒中国前后几达两百年，到解放后才告肃清的鸦片，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总上所述，可以看出鸦片战争以前在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下的亚洲的大势，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地位与许多亚洲国家有所不同。而中国这种地位的形成，应当说是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传统以及我们祖先数千年来在自己土地上流血流汗、经营缔造分不开的。要认识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三次高涨的发展和中国人民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贡献，首先就要认清这一段历史的轮廓。

三、 19世纪中叶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一次高涨与中国

19世纪中叶，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实行对亚洲各国的廉价商品进军和原料掠夺而且取得相当结果的时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外国布匹之输入，对于中国工业的影响，与这种输入过去对于小亚细亚、波斯及印度工业的影响一样大。”《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解放社，1950年版，41~42页。许多亚洲国家的原有的封建制度，在这一猛烈的袭击之下，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统治，更像接触了新鲜空气的木乃伊一样，开始腐烂了。结果在亚洲的许多国家中，都掀起了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下层人民的起义。波斯有巴勃教派的起义（Ъабидские Восстания，1844—1852年），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年），印度出现了“土兵”起义（1857—1859年）。此外，像婆罗洲华侨和当地人民反抗荷兰征服者的斗争（1851—1856年），以及与此相连属的马辰（Ъанджермасин）人民的起义（1857—1859年）等等小规模的起义，也先后爆发。这就形成了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一次高涨。为了便于讨论起见，我们暂不涉及那些规模较小的起义，而以亚洲大陆上东西辉映的波、中、印三国人民的起义为限。

波、中、印三国人民的起义有其共同之点和互相关联之处，是首先应予注意的。第一，三国人民的起义，在时间上虽略有先后（波斯巴勃教派起义最先发生，其次是太平天国运动，而印度“土兵”起义则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但大致上是连接或重叠的。波、中、印三国在起义爆发之时，尽管各有其不同的条件与诱因，起义的性质基本上却是一致的。亚洲大陆上的三个国家，几乎同时发生这种下层人民的武装斗争，正反映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廉价的商品进军和原料掠夺逐渐深入和扩大的条件下亚洲若干国家社会经济危机的深重，同时也反映出不甘被奴役的亚洲人民的坚强的反抗精神。因此，我们可以说，18世纪中叶波、中、印三国人民起义的同时（或先后）爆发，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第二，波、中、印三国人民的斗争中，巴勃教派起义和以上帝教为号召的太平天国运动，显然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就是印度“土兵”起义的爆发，马克思也曾指出它和起义“土兵”恐怕英国统治者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马克思指出: “孟加拉军队中起始散布的不满情绪，一般认为是由于土著军队恐怕政府干涉他们的宗教。子弹筒的发给成为地方骚动的信号。据说这种子弹筒的纸是用牛油和猪油涂过的，而用时必须咬破它。从土著军队看来，这是违背了他们的宗教戒条。”见马克思著，周一良译: 《印度兵变》，载《大公报·史学周刊》第109期。这反映了当时亚洲国家政治、经济的落后状态，同时也显示了历史条件的限制。但是波、中、印三国人民的斗争尽管有其落后的一面，却无疑是带有时代烙印的人民运动。例如在印度“土兵”起义中，信仰印度教和回教的“土兵”和人民，就能不管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歧异，共同为印度的民族独立而斗争。而在波斯，宗教神秘色彩相当浓厚的巴勃教派，也提出了素朴的男女平等以及平均分配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要求和看法。这在当时亚洲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十分值得重视的。至于太平天国运动之提出了一些具有进步性质的要求，也是很明显的，将在下面加以论述。

第三，三国人民的斗争是各自孤立的，但它们在打击外国（英国）侵略者一点上，客观上是一致的。因而一国人民的斗争自然牵制了侵略者对另一国人民的进攻。1856—1857年的英波战争便利了印度“土兵”起义的爆发，而印度“土兵”的起义又迫使英国把派出进攻中国的军队从中途撤回，使第二次鸦片战争延缓一年爆发。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做出了这样一针见血的论断: 

英印军队的叛变是和伟大的亚洲各民族所表现的对英国威权的普遍仇恨分不开的，孟加拉军队的造反无疑是与波斯和中国的战争密切相联系的。马克思: 《印度兵变》。

彼此孤立，但在客观上却有密切联系这一事实，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即亚洲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在反对资本主义侵略者这一共同敌人时，其斗争利益本是一致的。不过，这种斗争利益的一致，在这时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也就是说，还不可能为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所认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认识这一点，并以国际主义的团结一致来进行自己的斗争，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亚洲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共产党——以后才出现的事情。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三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下层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动力，三国略有不同。太平天国运动以农民为主力，并成为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一次高涨中最为雄伟的农民战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巴勃教派起义中，农民居于次要的地位。起义者以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一部分近郊农民为主力。英印军队中的所谓印度“土兵”，则是由“荡家破产、经常挨饿的印度农民和城市穷人”组成的。斯捷比利格（Е.Д.Штейнберг）著，林源译: 《英国侵略中东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109~110页。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下层人民的起义和典型的封建时代的人民起义自然多少有所不同，但它们显然具有某些基本的共同点，而且由于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就必然遭逢封建时代人民起义所常常遇到的结局。在19世纪中叶亚洲各国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出现比这种起义更为先进的斗争方式的。

在上述这些共同点和互相关联之处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进而探究太平天国运动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意义。我认为应提出以下三点: 

第一，太平天国运动是19世纪中叶亚洲境内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它历时最久，前后共达十五年之久，而1864年天京失陷之后，太平军还坚持了四年。太平军的余部并曾和捻军打成了一片，继续进行斗争。它波及的地区最广，起义的火焰烧遍了大半个中国。时间的持久和波及地区的广大都以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为前提。太平天国运动是当时亚洲境内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波、中、印三国人民起义之中，只有太平天国运动是既反对封建统治，而又直接与外国侵略者交锋的一次斗争。印度“土兵”起义的锋芒指向英国殖民者，但它反封建的倾向较弱，而且还把斗争的领导权交给了各地的封建主。这是“土兵”起义很快失败的原因之一。波斯的巴勃教派起义，显然以打击本国的封建统治为主，它在客观上尽管也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作用，但这毕竟是次要的。比较言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目标也是反对满清的封建统治，其抵抗外国侵略的要求不够十分明显。不过，从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来看，它不但打击了满清政府，而且在后期还和英、美、法干涉者直接交锋。这使得太平天国运动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一次高涨中，比较完全地揭开了同时反对本国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序幕。

第三，太平天国运动提出了当时亚洲农民起义所能提出的比较明确的进步的要求。太平天国运动种种的进步要求，限于篇幅，不能详论。即以《天朝田亩制度》而言，这一个以“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为原则的制度，尽管未能普遍实施，却无疑触及了当时亚洲农民起义的根本问题。它虽然是一种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产物，但在客观上却符合了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精神。列宁所说的“农民平均主义的思想，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是反动的和空想的，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则是革命的”《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卷12，419页。，正可用来作为对《天朝田亩制度》最公允的评价。至于洪仁玕在《资政新编》中所提接受资本主义文化种种主张之具有进步性，论者很多，不必赘述。

总之，太平天国一方面反映出当时亚洲下层人民起义的局限性，同时也以自己的特点丰富了当时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内容。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四、 19世纪末年亚洲民族解放斗争

的第二次高涨与中国

19世纪末年，出现了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二次高涨。这时候，“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在廉价商品进军、原料掠夺之外，资本输出开始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意义。世界的分割将近完毕。列宁曾经引述法国资产阶级学者特里沃（J.E.Driault）在《十九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中所说的话: “近年来地球上所有的自由土地，除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列强和美国占据了。”《列宁文选》（两卷集），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994页。

亚洲人民对帝国主义这种疯狂的侵略和奴役，给予了有力的回答。同时亚洲各国的民族资

本主义，虽然力量软弱，却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开始企求至少在本国的市场上立足。他们开始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统治，有所不满。因此，在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内，除了下层人民的起义之外，还出现了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

19世纪的90年代，许多亚洲国家中掀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浪潮。越南人民领袖黄花探所领导的反法起义（1891—1898年），朝鲜的东学党起义（1893—1895年），菲律宾推翻西班牙统治的革命（1896—1898年），印度从80年代起就出现了的国民大会运动，提拉克（B.G.Tilak）所领导的早期民族主义运动（1895—1897年）、阿萨密（Assam）曼尼波尔（Manipur）地区的人民起义（1891年），中国的戊戌政变（1898年）、孙中山所领导的早期革命活动（1895年以后）、义和团运动（1900—1901年），波斯马尔康汗（Малвькомхан）领导下的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1890—1891年）、波斯人民反对烟草专卖的暴动（1891年），奥斯曼帝国境内一些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的反抗和早期的少年土耳其运动（1894年以后）等等构成了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二次高涨的主要内容。

我们如把第二次高涨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含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这次高涨比第一次高涨多出了资产阶级政治运动这样一个新的东西。第二次高涨中黄花探领导的起义、东学党起义、曼尼波尔地区人民起义、义和团运动、波斯人民反对烟草专卖的暴动和奥斯曼帝国境内被压迫民族的人民的反抗都是下层人民的起义，而国民大会运动、提拉克所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戊戌政变、兴中会时代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波斯马尔康汗领导下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早期的少年土耳其运动，则是资产阶级政治运动。至于菲律宾推翻西班牙统治的革命，则已经是资产阶级革命，当另行论述（详见本文第六节）。

第二，亚洲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出现，是和这些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分不开的。有些亚洲国家（越南、朝鲜）只出现了农民起义，而没有发生资产阶级政治运动，这是由于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微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另外一些亚洲国家（印度、中国、波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的力量虽然大小不等，却都已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这些国家之中，印度和中国是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的典型实例。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资本一贯排挤印度的民族资本，阻遏其发展。到了19世纪末年，英国资本在印度的黄麻工业和制茶工业两方面已经占有绝对优势。但印度的民族资本主义终究得到了初步发展。古遮拉特（Gujarat）族和帕西（Parsee）教徒中的富商、高利贷者在棉纺织业方面拥有较为雄厚的势力。参阅梅尔曼（С.М.Меьман）: 《印度经济与英帝国主义的政策》（Экономика Индии и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изма），苏联科学院，1951年版，26~27页。

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尽管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到了19世纪末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确实有了初步的发展。从1891年到1900年，中国商办厂矿的资本增加了九倍左右。上海一地华商纱厂的纱锭数增加了三倍。参阅汪敬虞、李一诚合编: 《中国工业发展初期的厂矿统计表》，第1表、第3表，载《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期。此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新式工业，也含有大小不等的资本主义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总之，这些都可以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增长的程度。因此，就以中、印两国为例，我们可以说，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是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出现的前提。

第三，中、印、波、土四国在这次高涨中有其类似之处: 四国都是既有人民运动，而又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此其一。四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都与人民运动没有结合，甚至还是敌视人民运动的，此其二。四个亚洲国家之具有这些相似之处，不应简单看成为偶然的现象，而可以说是反映出近代亚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确有其共同发展规律的。

中国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二次高涨中的地位，也是很明显的。第一，在中、印、波、土四国的下层人民起义之中，从规模和影响来看，义和团运动无疑是十分突出的。曼尼波尔地区人民的起义，规模很小，而且很快就被英帝国主义扑灭。波斯人民反对烟草专卖的暴动，是针对着英国资本和波斯的封建买办统治的，但它的规模更小，街头示威和暴动一经镇压即告失败。奥斯曼帝国境内各族的人民运动在于摆脱土耳其的民族压迫，其弱点是此起彼落、各自为战。在这里，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性，就十分突出了。我们有理由说，继太平天国之后中国人民的这一伟大的反帝斗争，是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二次高涨中的重镇。它具有农民起义的一切弱点，可是它对史无前例的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给予英勇的反击，博得了不愿被奴役的亚洲人的同情。“中国的美丽的月亮真是要落下去了吗？”

这是英国侵略军中一个印度普通士兵所发出的同情的疑问。参阅丁则良: 《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个印度士兵的日记》，载《光明日报·史学》第24号。中国人民以自己的鲜血答复了这种疑问与关怀。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和灭亡中国的阴谋毕竟没有实现。“势力范围”的划分也勾销不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统一生存。这些事实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上的重大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第二，在中、印、波、土四国之中，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也是得到了较多的发展的。波斯马尔康汗领导下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早期的少年土耳其运动都带有启蒙的性质。这些运动的主要表现是创办报纸（主要是在国外），进行宣传。参加者也多半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和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印度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早期国民大会的表现是比较软弱的（应当指出，对早期国民大会的作用不能完全忽视，实际上国民大会的领袖们是当时印度社会上所能有的比较先进的力量杜德（R.Palme Dutt）著，黄季方译: 《今日印度》，世界知识社，1953年版，下册，41页。）。但印度的资产阶级阵营中包含着以提拉克为首的一批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已经进行了比较激烈的反英斗争，例如抗捐抗税、游行示威等等。他们的弱点是企图以正统印度教为斗争武器，用来反对英国的资本主义文明（为此，提拉克组织了“母牛保护会”）。这使运动染上了不健康的色彩，是有害而无益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之辈的活动，也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不过，他们已经越过宣传鼓吹的阶段，而企图实行政变。这至少摇撼了一下满清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的势力。而特别值得提出的则是兴中会时代的孙中山及其同志的行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孙中山坚决扬弃了改良主义思想，决心进行武装革命，他和他的同志也确实进行了小规模的武装暴动。这应当说是一种新的斗争方式的萌芽。而在政治纲领中又明白揭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则更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夺取政权的向往。因此，我们可以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运动，也开始露出了一点新的端倪。

五、 1905年以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三次高涨与中国

1905年以后，出现了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三次高涨。

第三次高涨距离第二次高涨不过是几年的光景，从而促成第二次高涨的许多因素在这里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不过，必须指出，伴随着第三次高涨出现的还有一些新的因素。第一，为了重新分割世界（包括亚洲在内），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愈趋尖锐。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就是发生在亚洲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随着矛盾的加深和扩大，帝国主义国家正在日益走近世界大战的边缘。第二，亚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下，开始觉醒起来。正像列宁在其有名的《亚洲的觉醒》一文中所指示的: “世界资本主义与一九〇五年的俄国运动最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抑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中的人民醒悟过来，要求新的生活，为争取人底初步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40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因素。第三，亚洲若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本主义继续增长。就以印度和中国为例: 印度的民族资本除在棉纺织业方面继续得到发展之外，并于1907年在钢铁工业方面开辟了新的局面。前揭梅尔曼书，28页。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继续有所发展。特别是在日俄战争时期，中国新式工业的发展是比较显著的。1908年，中国商办厂矿的资本比1900年又增多了四倍。前揭汪、李合编表，第1表。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展开了争路矿收回利权的活动。这些情况说明了印度和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正在继续增强之中。

“随着1905年的俄国运动，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动荡是在增长着。”《列宁斯大林论中国》，39页。波斯革命（1905—1911年）、印度提拉克所领导的国民大会“极端派”的反英斗争（1905—1908年）、土耳其革命（1908—1909年）和中国的辛亥革命（1911—1912年）构成了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三次高涨的主要内容。

被列宁称誉为“亚洲的觉醒”的这次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和前此两次高涨，特别是和第二次高涨有何不同呢？换句话说，所谓“亚洲的觉醒”的涵义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鲁布索夫同志曾经做过十分透辟的分析，他说: 

亚洲的觉醒首先表明了人民运动开始由自发的变为自觉的，由散漫的变为有组织的，它们开始由“古老中国”式的暴动和起义变为争取民主权利和民族独立的群众性的斗争。民族主义（争取独立的斗争）和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主逞凶，反对波斯沙、土耳其苏丹、满清皇帝专制的斗争）变成了他们的思想旗帜。

解放斗争的各种倾向的结合与合流，而主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农民）的奋起与民族资产阶级运动的结合，证明了东方先进的各族……尽管还是受压迫、软弱无力，而且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发达而受压制，却已经开始自觉地保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民族权利。这种情势把斗争提高到更高的程度，并且赋予它以新的性质。前揭《东方各国近代史》，卷2，28~29页。

这里所指出的人民运动由自发变为自觉的斗争和资产阶级运动与人民运动的结合这两点是十分重要的。这两点使得第三次高涨比第二次高涨大大迈进了一步，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这次高涨中的主要内容。如果第二次高涨中只出现了一个被美帝国主义绞杀的菲律宾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实例，那末，第三次高涨中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则都是资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了（中国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说者不一，当另文讨论）。就连印度提拉克所领导的国民大会“极端派”的反英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这两个特点。

必须指出，这两点并不是各自孤立的。人民运动之所以能够由自发变为自觉的斗争，正是由于它和资产阶级运动在政治纲领和行动上得到了结合。而资产阶级尽管有了政治组织和政治纲领，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也自然不可能使运动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因此，为了行文方便，不妨把这两点分开讨论，而在具体检阅1905年以后波、土、中三国的革命和印度“极端派”的斗争时，则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作为讨论的根据。

所谓人民运动由自发变为自觉的斗争，就在于这时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群众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争取民族权利和民主权利的要求，而资产阶级则提出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的政治纲领，通过一定政治组织的宣传，从而成为人民群众的奋斗目标。“新的几万万人从此将参加为争取西方曾力求达到的理想而斗争”。《列宁斯大林论中国》，26页。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在政治纲领上的结合有其重要的意义。这是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一次高涨和第二次高涨中都不曾有过的事情。如果说前此两次高涨中人民群众只能拥有一些素朴的政治、经济要求，如果说第二次高涨中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基本上还提不出动员人民群众的政治纲领，那末，第三次高涨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群众开始在资产阶级所提出的、符合自己愿望的政治纲领的号召、鼓动下进行革命斗争了。尽管这种政治纲领有着许许多多的弱点，而且也不一定十分成形，我们却不能不给予这种政治纲领号召、鼓动下的资产阶级革命以足够的估计。

当然，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必然存在着很多的甚至是致命的弱点。这种纲领本身往往表现出很不彻底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一些极为重大的现实问题，例如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满足农民土地要求这些问题，一般地没有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中得到应有的位置，甚至完全遭到忽视和抹杀。而且就是这样不彻底的政治纲领，资产阶级也没有勇气和决心为其完全实现而奋斗。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但资产阶级害怕和不相信人民群众，不能也不敢用争取民族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政

治纲领，把他们真正动员起来，充分发挥其力量。因此，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政治纲领以及在这种政治纲领指导下的革命实践，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

其次，所谓人民运动与资产阶级运动的结合，除开表现在政治纲领上的结合之外，还有在行动上的结合。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得到了人民运动的支援，而人民运动的开展，也时刻影响着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这也是1905年以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三次高涨中的一个新发展。1905年以前，只有日本的明治维新和菲律宾革命中曾经出现过资产阶级利用人民运动达到自己目的的事实; 在其利用过程中，自然发生了资产阶级运动和人民运动的某种程度的结合（这一问题，在本文第六节中另有论述）。而到了1905年以后，不论是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还是印度提拉克所领导的国民大会“极端派”的反英斗争，就都表现出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行动上的某种程度的结合。在政治纲领上和行动上的结合，使得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三次高涨中的几个国家的革命和斗争，都至少一度（时间长短不等）带有比较广泛的群众性。也就是这种结合，使得帝国主义和这些国家的封建买办势力感到有必要做一些让步，然后再用种种手段来瓦解革命，瓦解这种结合。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害怕和不相信人民群众，从而这种结合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般说来，这种结合多半表现在革命的初期，为时是相当短暂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在若干长久时期内把千百万被剥削群众团结在资产阶级周围”斯大林: 《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179页。，这本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帝国主义时代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欧美若干国家在近代初期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还有些差别，那就是在后者情况下，资产阶级往往在革命取得胜利时一脚踢开人民，独占胜利果实，而在前者情况下，资产阶级在革命开始后不久，形势略有进展，封建买办统治开始作一些让步时，便立即撇下了人民，甚至转而摧残人民运动。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软弱无力的状态（尽管这时它已比以前有了若干发展），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所做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解放社，1949年版，19页。的英明论断。

现在，让我们根据上面的论述，来检阅一下波斯、土耳其、中国的革命和印度提拉克所领导的国民大会“极端派”的反英斗争，并说明中国在这次高涨中的地位。

少年土耳其派的革命，反映了土耳其资产阶级的要求，那就是要求恢复1876年的宪法，反对苏丹专制。在这一点上，它和土耳其民族以及国内其他民族的人民群众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这一要求曾得到国内各族人民的热烈反应。若干地区（例如马其顿）的农民就曾以实际行动支援了这一革命。在一些拥有若干工业的城市中更发生了萌芽状态的工人运动。但是，少年土耳其派有其严重的弱点: 第一，除了恢复宪法、反对苏丹专制的纲领之外，它就提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对于摆在面前的大问题，例如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它就是冷淡的。解决国内土地问题，它也是被动的。奥斯曼帝国内部存在的极端严重的民族问题，少年土耳其派在革命开始之前，曾不得不表示企图解决。它表面上承认了国内各民族的平等，但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色彩，只要求加强土耳其本族资产阶级的地位，争取控制政权，而对国内其他民族则实行泛土耳其主义的民族压迫。这样，土耳其革命的局限性，通过其纲领性的要求就暴露无遗了。第二，少年土耳其派对人民运动和各民族的民族运动是十分戒惧的。在一度与人民运动结合、取得宪法的恢复之后，它就赶忙切断这种联系，甚至转过来镇压刚刚萌芽的工人运动。关于少年土耳其派革命的若干论点，参阅前揭密勒尔: 《土耳其简史》，113~140页。列宁的论断实际上给土耳其革命做了一个总结，他说: “少年土耳其派由于温和和稳重而被称赞（按指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称赞——则良），那就是说，土耳其革命之被称赞，是因为它是软弱的，没有唤醒下层人民，没有激起群众的真正的独立性，是因为它敌视奥斯曼帝国境内正在开始的无产阶级的斗争。”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卷12，358页。

印度提拉克所领导的国民大会“极端派”，比所谓“稳健派”无疑是激进得多的。国民大会所提出的“自治”与“自产”，仍然是他们的纲领，但他们把“自治”解释为独立，把“自产”至少推进到抵制英货的程度。“极端派”的特出之处，在于它对英帝国主义能够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坚持争取独立的共和国的主张。这使得它得到了印度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尽管英帝国主义对他们施行种种破坏和压迫，尽管“极端派”对农民运动抱敌视态度，人民群众的支援却始终没有被打断。“极端派”的一个致命弱点，在于想把运动建立在正统印度教的基础上。从第二次高涨时起，提拉克本人始终不忘致力于维护早婚运动和组织“母牛保护会”。“极端派”的另一致命弱点在于对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的敌视。提拉克力求维护种姓制度和扑灭孟加拉的农民运动，阻止他们起来反抗本国的地主、高利贷者和僧侣。这证明了连印度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农民的土地革命的萌芽，都是惧怕的。前揭《东方各国近代史》，卷2，27、283页。此外，参阅前揭《今日印度》，下册，42~50页。

波斯革命呈现了较为复杂的情况，现在只举出四点，加以讨论。第一，就整个波斯革命来说，领导革命的商业资产阶级（加上自由地主和僧侣）所提出的要求，主要是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反对波斯沙的专制。这一纲领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初期，德黑兰以及若干地区的群众运动，就都以争取国会和宪法为斗争的旗帜。但是这一纲领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的。商业资产阶级、自由地主和僧侣不愿也不敢使运动逾越争取国会和宪法的范围以外，更谈不到提出明确的反帝要求。这显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因此，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与人民运动也只有短暂的结合。到了1907年底以后，僧侣、商业资产阶级和自由地主就相继投入反革命阵营，转而破坏革命。关于波斯革命，参阅《苏联大百科全书》，卷18，413~414页，伊朗条; 前揭《东方各国近代史》，卷2，337~344、351~357页。

第二，波斯革命的一个特点，在于人民运动在商业资产阶级、自由地主和僧侣叛卖革命之后继续在若干地区（主要是南亚捷尔拜疆及其附近地区）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下高涨起来。这是当时亚洲其他几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所没有的现象。人民运动的继续高涨，表现为上述若干地区所组成的近于地方革命政权的联合会（Энджумены）的坚持奋斗; 表现为若干地区的农民的自发的起义，也表现为革命者拥有自己的武装，即所谓自我牺牲队（Отряды Фидаев）。这种革命者的武装多次抵御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进攻，甚至还创造出1909年向德黑兰进军的英雄战绩。

第三，人民运动的继续高涨，是和南亚捷尔拜疆的革命运动分不开的。南亚捷尔拜疆革命运动是波斯革命中开出的灿烂的花朵。这里只提出三点作参考。波斯本身已经是半殖民地，而南亚捷尔拜疆则又是这个半殖民地的殖民地。因此，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下的南亚捷尔拜疆的革命群众的要求比波斯商业资产阶级等等所提出的高得多，他们所要求的是推翻波斯沙、本族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殖民者的三重压迫。这显示着南亚捷尔拜疆革命运动的艰苦性，此其一。南亚捷尔拜疆的革命运动，不但和当时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受到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特别是外高加索地方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党组织）的直接援助。这种直接援助包括物力（例如军火）和人力（例如革命干部），而更重要的则是南亚捷尔拜疆一部分经常去到外高加索做工、参加了俄国革命的季节工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派来的革命干部所带来的先进思想和斗争经验。这种直接援助使南亚捷尔拜疆的革命运动得到了较高的发展，此其二。南亚捷尔拜疆的无产阶级人少力弱，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也不能充分发动和组织自己的同盟军——农民，来进行土地革命。因此，革命的领导权，不能不落在与人民运动有较长时期结合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手里。前述联合会和自我牺牲队等等，就都是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下进行斗争的。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人民运动继续结合，从而使南亚捷尔拜疆的革命运动得到较高的发展的事实，是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三次高涨中很值得仔细研究的一个现象。不过，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还表现出不小的局限性。它虽与人民群众有联系，而且还受到俄国革命的直接援助，却不能一贯执行正确路线，而犯过不少错误（例如有时采取暗杀手段）。在革命的强大敌人——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打击下，南亚捷尔拜疆的革命运动就不能不遭到最后的失败，此其三。

关于南亚捷尔拜疆的革命运动，参阅前揭《东方各国近代史》，卷2，335~337、340、343、345~350、356页。此外，参阅潘克拉托娃（А.М.Панкратова）、锡多罗夫（А.Л.Сидоров）合编: 《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在俄国各民族地区》（Революция 1905—1907 годов в Национаьных Районах России），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485~491页。

这就是论述南亚捷尔拜疆革命运动时必须注意的三点。

第四，尽管有了上述人民运动的继续高涨和俄国革命对南亚捷尔拜疆革命运动的直接援助，整个波斯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没有进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南亚捷尔拜疆革命运动的性质，则尚有待进一步探讨，才能确定。

关于南亚捷尔拜疆革命运动的性质问题，苏联东方学者们的意见还不一致。例如鲍尔德列夫（К.А.Ъолдырев）认为南亚捷尔拜疆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阅《东方各国近代史》，卷2，356页。而苏联伊朗史专家伊凡诺夫（М.Иванов）在所著《伊朗史纲》（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Ирана）一书中，则认为整个波斯革命（包括南亚捷尔拜疆革命运动在内）是资产阶级革命。此外，尼基佛洛夫（В.Н.Никифоров）和罗莫金（В.А Ромдин）合写的《评〈东方各国近代史〉》一文（载《历史问题》，1953年第6期），也指出鲍尔德列夫没有理由把南亚捷尔拜疆的革命运动看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认为以没收地主土地为口号的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决定性的标志，而在南亚捷尔拜疆的革命运动中，却是没有土地革命这个标志的。按: 有关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问题，苏联学者间迄今尚未得到一致结论，我国史学界也还没有展开讨论，甚至同用一词，而理解互异，以致在应用来分析具体的革命运动时往往发生分歧。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待讨论和澄清的问题。

但是，必须指出，南亚捷尔拜疆的革命运动虽有其特殊性，却仍是波斯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不应该把南亚捷尔拜疆的革命运动同波斯革命完全割裂开来。同时，不论南亚捷尔拜疆革命运动的性质最后如何确定，我们也不应该以南亚捷尔拜疆的革命运动来代替整个波斯革命，也就是说，不应该以部分概括全体。

总之，在1905年以后亚洲几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之中，波斯革命得到了较高的发展，特点也是比较突出的。尽管它并没有逾越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它的这种发展和特点仍是十分值得注意、值得研究的。

在这里，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上述三国的革命和斗争的共同点以及一些特点就自然显现出来了。一个共同之点是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运动与人民运动的结合也是相当短暂的。1905年以后直到革命初期各地人民运动的高涨，已经在我国史学界最近的出版品中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参阅何重仁《辛亥革命时期四川从保路到独立的经过》，张振鹤等《辛亥革命前的几处群众反压迫斗争》等文，均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辑; 又《莱阳事变实地调查报告书》，载《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此外，参阅黎澍: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26~27页。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同盟会也注意联络会党，渗入满清军队，并通过他们联系了一部分民众。这改变了中国在第二次高涨中出现了的资产阶级运动与人民运动互不结合的状态。正是这种结合促成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王朝。但这种结合为时是很短暂的。当满清王朝将近垮台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就已经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实行卑躬屈节的妥协，同意把政权交给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窃国大盗袁世凯了。

另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在纲领中没有提出反帝的要求。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存有种种幻想，连孙中山本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十分不够的。

虽然如此，中国的辛亥革命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仍有其重要的意义。孙中山所提出的政治纲领，虽然有许多矛盾和不彻底之处，却无疑具有较高的民主性。由第二次高涨中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发展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正标志了这一战斗的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成熟。这个纲领既没有像少年土耳其派那样的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色彩，又不受宗教思想的束缚，从而与把正统印度教法作为斗争武器的提拉克有别。而更重要的是它明白揭示出“建立民国”和“平均地权”两点。尽管“平均地权”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的空想，客观上它却体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破坏封建土地所有权、使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的要求。至于“建立民国”的要求，虽只得到了形式上的实现，客观上却达到了结束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的结果。波斯革命失败之后，卡札尔王朝（Династия Каджаров）继续存在。土耳其革命也没有推翻苏丹的统治。相形之下，像中国这样一个多少世纪来遭受君主专制政体压迫的亚洲国家的政体的变革，自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满清王朝的被推翻，并没有结束封建买办的统治。但辛亥革命之后，无论哪一个野心家，企图帝制自为，或者实行君主复辟，没有不立即遭到可耻的失败的。辛亥革命确实把我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给葬送了。

此外，辛亥革命对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是有影响的。这是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值得专文讨论。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普拉格代表会议决议中所作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代表会议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世界意义，因为这个革命斗争将使亚洲获得解放，摧毁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斯大林论中国》，22页。至于影响的具体表现，在这里只消举出印度尼西亚这一实例就够了。1912年泗水华侨的群众性的示威运动和爪哇人民群众在回教旗帜之下掀起的民族解放斗争合流了。列宁就曾经指出: “爪哇和其他群岛上的很多华侨从本国带来了革命运动”，是印度尼西亚革命民主运动的动力之一。《列宁斯大林论中国》，39页。

波斯、土耳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印度国民大会“极端派”的反英斗争全都失败了。它们或则半途而废，或则遭到帝国主义的干涉、武装干涉和镇压。这是并不奇怪的。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能够得到什么结果呢？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做过透辟的指示，他说: “‘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选集》，卷2，651页。

第三次高涨过后几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此，亚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就进入一个新阶段，终于变成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六、 明治维新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

菲律宾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本文论述的时期中，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经历了三次高涨。就每一次高涨而言，亚洲不同地区同时出现的斗争表现出若干本质上共同之点（自然也各有其特点）。然后把三次高涨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则又确有其共同的发展的轨迹，一次与一次有所不同，而且每一次又都比前次有所进展。这使我们体会到，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确有其共同发展规律。

但是，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共同发展规律下，存在着几个特殊的情况。对这些特殊情况进行研究，不仅能够了解这些特殊情况如何形成，而且也能丰富我们对于共同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些特殊情况，我认为主要就是: （一）明治维新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二）菲律宾的资产阶级革命。本文因篇幅所限，只能就这两个问题作最简单的论述与分析。

在本文论述的时期中，只有一个亚洲国家由半殖民地的地位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那就是明治维新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一次高涨之后，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的侵略由廉价的商品进军和原料掠夺的阶段进入到资本输出、实行分割与再分割的阶段以前，也就是说，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变为帝国主义以前，日本之得以摆脱其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是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一件特出的事情。这样一件特出的事情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地位，有加以阐明的必要。

明治维新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值得加以注意，还有一点理由。无可否认，明治维新这一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曾经在亚洲许多国家中，如中国、朝鲜以至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引起了不少人士的羡慕。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日俄战争日本战胜沙俄以后，中国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更以惊奇的眼光注视着这一新兴亚洲国家的发展，产生了学习日本的想法。毛泽东同志所说: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4页。，正是指这一想法而言。这一想法，今天已告肃清，但对于明治维新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还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关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这里不能详论。简单地说，在德川幕府末期，日本的封建制度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汹涌的农民起义的浪潮正在国内各地不断增长。而欧美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更增强了人民的愤怒。城市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封建势力，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在即将到来的风暴的面前，结成了联盟。这一联盟的幕后主脑人物，多半是兼营商业、银钱业和工业的大商家，而出现在前台的则是一部分武士和一些不满德川氏统治的大名。这一分析系参用苏联日本史专家茹科夫（Е.М.Жуков）在《资本主义日本的建立》（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Японии）一书，即诺尔曼（E.Herbert Norman）《作为近代国家的日本的出现》（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的俄译本的序文中的论断，见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2年版，8页。这篇序文，分析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发展，精辟扼要。本节有关日本的几个论点，即参用这篇序文的分析写成的。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人民运动和国内日渐增长的对德川幕府接受欧美侵略者不平等条约的不满，提出了“尊王”、“攘夷”等等口号，把人民运动的刀锋引向“倒幕”，然后在“大政奉还”的掩饰下，用自己这一联盟所组成的政权，代替了典型的封建政权——德川幕府。

和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19世纪中叶欧美侵略者敲开大门的时候和以后，也曾发生许多地方性的农民起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和当时的中国、印度、波斯不无相似之处。但日本的特殊情况是它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城市资产阶级，而这个城市资产阶级又与一部分封建势力结成联盟，用利用并歪曲人民运动的办法，形成了资产阶级运动（一部分不满德川政权的封建势力参加在内）和人民运动的某种程度的结合，在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联盟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倒幕”等等口号下，行动起来。因此，在1905年以后的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第三次高涨中才一般出现了的资产阶级革命，在19世纪60年代的日本，就得到了部分的、不彻底的实现。

就国际环境而言，第三次高涨出现在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不能允许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革命得到胜利，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而19世纪60年代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变成帝国主义，它的侵略仍以实行廉价商品进军和原料掠夺为主。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分割与重新分割，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加上这时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具体情况是: 首先敲开日本大门的美国，正忙于内战，而欧洲国家则正密切关注着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统一。日本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利用了这一空隙，推翻了德川幕府，建立起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封建势力的联盟的政权。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内人民的贫困和市场的狭小，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作为封建势力支柱的军人势力的强大，以及在国际环境中所感受到的商品竞争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资本的逐渐形成等等都是使日本迅速变为帝国主义的因素。而日本的统治阶级更巧妙地利用了日本人民对于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渴望，用强烈的沙文主义的宣传和向外扩张的殖民战争，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可以注意的是在明治维新之后仅及一年，日本的统治阶级就已经着手拟制对外侵略的计划，把殖民战争描绘为争取民族平等和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必要手段。

日本人民为日本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的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广大的农民照旧是一无所得，而且还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日本的无产阶级受到野蛮的剥削和压迫，工人运动多次遭到血腥的镇压。

同样，亚洲人民，特别是朝鲜和中国的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迅速形成的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使中、朝两国人民所遭到的祸害，是数也数不清的。中、朝两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一直继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无可置疑，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日本人民的死敌，也是亚洲人民的死敌。这就是曾经一度为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所羡慕不置的日本的真面目。

菲律宾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二次高涨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在这次高涨中，有些亚洲国家仍以下层人民起义为斗争的主要内容（越南、朝鲜），有些亚洲国家则在下层人民起义之外，又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中国、印度、波斯、土耳其），而这种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没有与人民运动相结合，甚至还敌视人民运动。这次高涨中只有菲律宾出现了与人民运动有一定程度结合的资产阶级革命。如前所述，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一般地是到了1905年以后第三次高涨中才出现的。那末，第二次高涨中菲律宾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特殊情况的出现，自必有其特有的历史原因。

首先，菲律宾的资产阶级形成较早，它自19世纪中叶开始形成以后，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资产阶级运动，是一个较有经验的政治力量。它有自己的政治组织（例如1888年成立的西班牙菲律宾协会，1892年成立的菲律宾联盟）和政治纲领（要求民主权利，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它也进行了民族主义运动，不过它是不彻底的，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几十年间资产阶级的成长和资产阶级运动的经验，使得它有可能在1896年人民运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参加了斗争，篡夺了领导权，使菲律宾的革命成为资产阶级运动与人民运动多少结合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

其次，菲律宾的人民运动给菲律宾的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菲律宾的人民运动一贯以反对西班牙统治为目的。最显著的像1872年的人民起义就曾经震撼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1892年成立的卡的普南

（Катипунан）更是一个贫苦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革命组织。它的领导者深知必须依靠人民群众，通过武装斗争来争取独立。1896年的大规模的人民运动，就是在卡的普南领导下爆发起来的。但是在人民群众之中，无产阶级还是很幼弱的，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人民运动的爆发给菲律宾革命开辟了道路，却无力抗拒较有政治经验的资产阶级把斗争的领导权篡夺过去，无法制止自由地主、买办、官僚等等的参加和在危急时期（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时期）和资产阶级一道把革命出卖。关于菲律宾革命的分析，参阅前揭《东方各国近代史》，卷2，177~189页。此外，参阅古倍尔（А.А.Губер）: 《一八九八年的菲律宾共和国与美帝国主义》（Филипин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1898 Г.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48年版，419~421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菲律宾资产阶级革命之得以在第二次高涨中出现，是和资产阶级比较成熟、在人民运动高涨并取得初步胜利后与人民运动结合（利用了人民运动）、夺取了斗争的领导权等等事实分不开的。至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腐朽，也不无关系，但只能算是一个次要的原因。

菲律宾资产阶级革命被美帝国主义绞杀，也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不能忘记，列宁是把1898年的美西战争当做世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重大里程碑之一的。列宁: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296页。从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这一论点着眼，就不会为下面这样一个表象所迷惑，那就是: 扑灭菲律宾革命的，并不是长期统治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而是美国干涉军。只消稍一深入史实，就可知道挑起美国战争、对菲律宾资产阶级革命实行伪善的欺骗，然后在西班牙战败之后绞杀革命，把菲律宾攫为己有，正是美帝国主义按照其侵略的阴谋（包括侵略中国的阴谋）逐一实现的步骤。而美帝国主义之所以这样做，则是和美国垄断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分不开的。

以上所述日本和菲律宾这两个特殊情况都是在试图说明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共同发展规律时不能不简单交代一下的问题。菲律宾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出现早于亚洲一般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尽管是不彻底的）出现得更早，而更重要的是: 日本是亚洲国家中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变为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唯一实例。以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共同发展规律为准，这两个特殊情况确有其特殊之处。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两个特殊情况尽管有其特殊之处，却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有关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共同发展规律的一些论点。例如不论是日本或者菲律宾的资产阶级革命，都离不开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与人民运动的一定程度的结合。又如日本和菲律宾的资产阶级革命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前者得到部分的胜利，而后者被美帝国主义绞杀。撇开其他因素不论，二者结局的不同显然和二者出现的时代有关。这就必然引导到前述的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这个结论。由此可见，就是在特殊情况之，有关共同发展规律的若干论点还是适用的。

七、 结束语

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三次高涨的历史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三次高涨的历史告诉我们，近代亚洲的民族解放斗争，是有其共同发展规律可寻的。对于这一共同发展规律，我们不能作机械的形式的理解，但整个发展的基本脉络却是相当清楚的。总的说来，亚洲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都遭受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他们蒙受了同样性质的苦难，也进行了同样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通过三次高涨，这种斗争由下层人民起义发展为人民运动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同时出现，再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轨迹，是十分清楚的。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它就进入一个新阶段，终于变成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这一共同发展规律昭示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斗争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的归趋。

三次高涨的历史又告诉我们，在这一共同发展规律之下，亚洲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也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对整个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总武库，也都有其自己的贡献。这些特点和贡献，正有待我们加以阐发，使之成为亚洲人民的共同的宝贵的遗产。本文所述中国人民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三次高涨中的贡献，就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提出来的。总之，站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立场上，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尊重自己祖先的光荣的斗争历史，同时也热爱和尊重亚洲各国人民的光荣的斗争历史的。

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组织侵略集团，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叫嚣原子战争，威胁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今天，试图揭示亚洲近代史上最后八十年间民族解放斗争三次高涨的共同发展规律，以及中国人民在这三次高涨中的贡献，应当是不无现实意义的一件工作。我谨以这篇极不成熟的试作，献给当前祖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伟大斗争。

（原载《历史研究》1955年4期）

关于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中的

封建势力和这次起义的性质问题

—— 兼评杜德同志对一八五七年

印度大起义的性质的看法

一、 问题的提出

1857年的印度大起义有封建势力参加在内，而且除开个别时期在个别地区出现过起义群众起来争夺领导权的情况外，他们在起义中一般还居于领导的地位——这是一个可以肯定下来的事实。但是，怎样看待这一事实，却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站在反对印度大起义的立场，对这个问题或则不作分析，或则加以曲解，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问题的学者和进步作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抱持着一些有待商榷的看法。例如《英国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的作者莫尔敦（A.L.Morton）认为，“起义开始时，它主要的既不是民族起义，也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一个由反动的封建统治者领导的职业军队的叛变”。莫尔敦: 《英国人民史》，467页。又如鲍尚（Joan Beauchamp）在指出印度许多阶级和阶层参加起义之后，却认为“起义的主要基础是反动的，它（按指起义——则良）是被废黜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被外国商业资本主义夺去的权力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鲍尚: 《英帝国主义在印度》（British Imperialism in India），34页。又如曾经支援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并在密拉特（Meerut）审判中做过斗争的英国进步作家赫琴逊（Lester Hutchinson）也认为，“从历史上来考察，这是一个反对民族主义和反对近代化的叛乱，它企图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封建隔绝和封建暴政之下，回到手织机和纺车，回到原始的运输交通工具”赫琴逊: 《纳暴布们的帝国》（Empire of the Nabobs），136页。。而更为重要的则是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研究印度问题的权威杜德（R.Palme Dutt）同志的意见。

丁则良文集

关于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中的封建势力和这次起义的性质问题

在没有介绍杜德同志的意见以前，我们应当提出，像莫尔敦、鲍尚、赫琴逊和杜德同志的著作，在论到许多历史问题时都有很正确的分析和判断。特别像杜德同志所著的《今日印度》（India Today）和他最近完成的《今日印度》的修订、缩写本《印度的今天与明天》（Inida Today and Tomorrow），更是研究印度问题的不可缺少的参考书。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正确地阐明了许多有关印度的重要历史问题。我们在针对这些书中的个别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的同时，仍然应当肯定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和贡献。

杜德同志对1857年印度大起义有些什么看法呢？让我把他自己的话引在下面。他在《今日印度》一书中说: 

1857年的叛乱是没落的封建势力、本国从前的统治者要逐退外国统治的浪潮而作的最后努力。黄季方译: 《今日印度》，下册，150页。

他又说: 

1857年的起义在其本质上和占优势的领导上是旧的保守与封建势力及被黜废的统治者为保持他们那明知是在毁灭中的利益和特权而起的叛乱。这次起义的反动性使它得不到任何大规模的人民拥护而注定了它的失败。黄季方译：《今日印度》，下册，26页。

在最近完成的《今日印度》的修订、缩写本《印度的今天与明天》一书中，他对印度大起义的提法略有改变，但基本论点还保留下来。他是这样说的: 

1857年的起义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透露出潜在的群众性的反叛的深度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的不稳；但在另一方面，它在基本性质和领导上代表着旧的保守与封建势力及被黜废的统治者为保持他们那明知是在毁灭中的利益和特权而起的叛乱。这次起义的反动性使它得不到更广泛的人民的拥护而注定了它的失败。杜德: 《印度的今天与明天》，110~111页。

可以看出，不论是旧著和新著，他的基本看法里都有这样一点: 起义既是由封建势力领导的，起义的性质（或至少是起义的“基本性质”）就是反动的（鲍尚的看法基本上也是如此）。在新著之中，他虽然认为起义具有双重性质，但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基本上并不拥护起义，在起义中，人民群众只是一个“潜在的”力量。所以，起义的“基本性质”仍然是“反动”的。由此看来，新著和旧著的看法，并没有根本的差异。

我感到杜德同志的这些看法是值得商讨的。我在下面将提出我的初步意见，进行讨论，遇有必要时也多少涉及莫尔敦、鲍尚和赫琴逊的看法。我所接触的史料是不多的，论点也会有许多不妥之处，都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指正。

二、 1857年印度大起义的主要动力

不是封建势力，

而是下层的人民群众

我感到杜德同志似乎是把印度封建势力作为起义动力的作用夸大了。其实，他在他的旧著和新著中对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发生并终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如何日益强烈地要求进一步开拓印度市场，大力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有着相当充分的注意。同样，他对印度农村公社完全破坏： 印度手工业遭到彻底摧毁，以及印度变成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十足的农业原料附庸和动辄造成多少万人死亡的大饥荒的情况，也曾给予足够的篇幅。参阅《今日印度》，上册，84~124页; 《印度的今天与明天》，33~51页。但是，他似乎没有把这些大变化和水深火热情况下印度人民群众中间长期郁积着对英国殖民者的仇恨与愤懑联系起来，也没有把这些和1857年印度大起义爆发前不酵饼和红荷花（都是起义的暗号）之不止一次地在人民和“土兵”中间传递开来，大起义前数十年间多次发生“土兵”的反抗和小规模农民起义等等事实联系起来。

事实上，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之构成为1857年印度大起义的主要动力，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尽管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力图掩盖起义的实质，他们的若干著作中还是不能不透露出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参加起义的情况。举例言之，侯姆斯（T.R.E.Holmes）的《印度兵变史》（A History of the Indian Mutiny）就曾提到在起义爆发时密拉特的村民如何响应，西北省的所谓“流氓”（budmashes）和“惯窃”（goojurs）——这些都是侯姆斯和其他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常用的辱骂印度人民的名词——如何蜂拥而起，本纳雷斯（Benares）和阿拉哈巴（Allahabad）的居民如何积极参加，以及勒克瑙（Lucknow）大部分居民对英国殖民者的仇视等等情况。侯姆斯: 《印度兵变史》，119、139~140、211、215、249页。此外，斯密士(V.A.Smith)的《牛津印度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也承认，在萨哈兰普尔(Saharanpur)和穆扎法那加尔（Muzaffanargar）等地，一般民众甚至在“土兵”举事之前就起义了斯密士: 《牛津印度史》，722页。（这些情况可以证明莫尔敦所提出的“起义开始时”只是一个由封建主领导的“职业军队的叛变”的说法，是很难站住的）。而最值得注意的还是达夫（A.Duff）在所著《印度的叛乱》(Indian Rebellion)一书中的这两段话: 

从开始的时候起，它（按指这次起义——则良）愈来愈带有叛乱的性质——“土兵”以外的广大群众反对英国统治和主权的叛乱。我们的真正的仗从来不是，而且现在更加不是对叛变的“土兵”打的。如果只有“土兵”是我们的敌人，这个国家早就被平定了。

……敌人（按指起义军——则良）虽然总是被打败，但总是又聚集起来，准备从事新的战斗。我们（按指英军——则良）刚一打下一个城市，或者刚一解救了一个城市，马上别的城市又遭到威胁了。……一个地区刚刚由于英军的开到而告保全，马上另一个地区就遭到骚扰了。两个重要地点之间的一条公路刚被打开，马上它又不通了，而且有一年所有交通都被切断了。一个地区的变兵和叛民刚刚被赶出，马上他们又以加倍或三倍的力量出现在另一个地区。一个流动纵队（按指英方的部分——则良）刚刚突破敌军阵地，马上他们又重新占领了阵地的后面的地方。敌人人数的差额似乎总能马上补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把他们彻底肃清或镇压下去。我们的勇敢的小部队在这个麕集的人群中通过，并不像一个巨大的犁头在粗糙的田野上留下深刻的痕迹，倒更像一只鹰在流动的空气中飞过或者是一条漂亮的船在一个没有波纹的海洋中行驶。达夫: 《印度的叛乱》，241~243页。转引自萨瓦尔迦尔（V.D.Savarkar）: 《一八五七年印度独立战争》（The Indian War of Independence，1857），415页。

这个对起义怀有这样大的敌意的作者所作的譬喻，形象地表明了印度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如何的伟大！他无法不承认在“土兵”之外，还有“广大群众”在与英国殖民者为敌！

至于所谓“土兵”主要来自哪些阶级，也是不难知道的。19世纪40年代初年在英印军中做事的一位法籍军官瓦伦讷（E.Varenne）写道: 

这里招募新兵之易，是令人惊奇的。……在每一个十字街头，每一个商队旅店中，每一个容藏穷人的茅舍里，都可以找到数量颇大的志愿者。这些都是丧失了自己所有一切财物，甚至连劳动工具都丧失了的穷人。庄稼人、织工、失业的手工业者，都沿街蹲坐着，等候挣点钱能够维持本人和家属一日生活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志愿从军者，他们都跪倒请求录用。转引自斯捷比列格（E.Б.Штейнберг）著，林源译: 《英国侵略中东史》（История Британ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на Сродном Востоке），110页。

由此可见，所谓“土兵”主要是来自下层人民群众，也是一个可以确信的事实。

以上是说下层人民群众构成了起义的主要动力。至于封建势力，我们并不否认他们也是起义的动力之一，但他们并不是起义的主要动力。

首先，大部分封建王公并没有参加起义，他们或则观望不前，或则干脆为虎作伥，出兵帮助英国殖民者镇压起义。正像印度学者森古普塔（Promode Sengupta）所说: “如果没有克什米尔、尼泊尔、海得拉巴（Hyderabad）、巴提亚拉（Patiala）、那巴（Nabha）、金德(Jind)、卡普尔塔拉（Kapurthala）、瓜辽尔（Gwalior）、印多尔（Indore）、巴罗达（Baroda）、杰普尔（Jaipur）、迈索尔（Mysore）等地的王公和太守们的切实的帮助，英国人是不可能把起义镇压下去的。”森古普塔: 《一八五七年印度起义》（The Indian Uprising of 1857），载《印苏文化协会季刊》（Iscus）,第2卷第3期（1955年秋季）。这就充分说明了作为一个阶层来看，封建王公基本上不是起义的参加者或支持者。

真正参加民族起义的封建王公是不多的。在这里，我们不妨举出三个人作为参加起义的封建王公的三种类型的代表。一个是被迫参加，老朽无能，最后向英国殖民者屈膝投降，客死缅甸的所谓莫卧儿皇帝巴哈都尔·沙（Bahadur Shah）; 一个是怀抱着野心来参加并力图使起义为恢复自己的权威和统治地位服务，最后兵败逃入尼泊尔，不知所终的马拉特帝国的宰相拿那·萨希布（Nana Sahib）; 一个是参加之后领导人民群众坚持战斗，最后为起义而光荣献身的詹西（Jhansi）女王拉克什米·巴依（Lakshmi Bai）。这三个人虽然都参加了起义，但走的是三条不同的道路，获得了三种不同的结局，从而在历史上也博得了三种不同的评价。

促成这极少数的封建王公参加起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原来这些主权早已丧失殆尽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到了19世纪中叶又变成为英国殖民者巧取豪夺，实行最后的并吞政策下的第一批受害者。英国殖民统治者戴好诗（Lord Dalhousie）和坎宁（Lord Canning）一再提出巴哈都尔·沙从东印度公司所领受的年金将随着他的寿终而停止付给，他的子嗣将不能继续住在德里那个豪华富丽的红堡（Red Fort）宫中，不能保持皇家的排场。（其实这个仅有的排场早已经是帝王威权的一种讽刺了！）同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又制造种种藉口，例如王公乏嗣，收继无效以及治理不善等等，没收了一些封建王公的国土，詹西和乌德（Oudh），皆在其列。最后，使拿那·萨希布十分愤慨的是东印度公司宣布停止他所应得的年金。总而言之，这些封建王公都面临着“四摘抱蔓归”的厄运！关于这些封建王公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可参阅《剑桥印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第5册，607~608页; 第6册，167~169页。

其次，一部分地主如柴明达尔们（Zemindars）、塔鲁克达尔们（Talukdars）等等，也参加了起义。这一部分地主在数量上当然比参加起义的封建王公为多，所起的作用也不小。但是，和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以及所谓“土兵”相比，他们显然还是一个次要的动力。汤姆逊（Edward Thompson）和加拉特（G.T.Garratt）合著的《英国统治在印度的兴起和成就》(Rise and Fulfilment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一书中说道: 

成千的地主被清查赠地契据委员会（Inam Commission）没收了土地，或者由于乌德和西北省发生的变化而丧失了土地，但是，他们之中只有乌德的塔鲁克达尔们曾经试图采取一些联合行动来帮助叛兵，而且他们在好几个月中间拿不定这个主意。汤姆逊和加拉特: 《英国统治在印度的兴起和成就》，436页。

这些地主参加起义，主要是由于他们在英国殖民者手中吃了亏。一则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东印度公司要求他们实行短期包税制，而税额往往定得太高，以致他们不得不把从农民收来的地租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交给公司。这使他们感到油水剩得太少。有时也发生因债欠地税以致土地被公司没收、拍卖的现象。这一切情况在直接参加镇压起义的罗伯茨元帅（Lord Roberts）的回忆录——《驻印四十一年记》（Fortyone Years in India）中都被承认下来，他写道: 

在估量地值时无疑是犯过错误的，有些地税定得太高，而收税方式有时又执行得太生硬，对歉收没有给予足够的照顾。而且为了清偿地税债欠而出售土地所有权的严刻的法令，也往往被漫不经心的税收当局执行得过于草率。罗伯茨: 《驻印四十一年记》，419页。

再则这时英国殖民统治者不断用各种藉口来没收地主的土地。1852年成立了上述清查赠地契据委员会之后，就更为变本加厉。据凯依（J.W.Kaye）引述西顿·卡尔（G.B.SetonKarr）的记载，从1852到1857年这五年间，“就有三万五千处地产的契据……被清查赠地契据委员会调验，在开头几年中，这些地产就有五分之三被没收”。凯依和梅尔孙（G.B.Malleson）: 《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印度兵变史》（History of the Indian Mutiny of 1857—1858），第1册，139页。这就是说，被没收的地产达两万处之多。凯依又说: 

有些人曾经是一望无际的大块土地的所有者，现在则沦为住在泥土小屋中的佃户，他们剩下的只是几个饭锅了。凯依和梅尔孙: 《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印度兵变史》，第1册，114页。

不难理解，这种在英国殖民者手中吃了亏的地主们对这个外国主子是心怀怨恨的。

但是，让我们再来重复一遍，这种地主人数虽然较多，也还不能成为起义的主要动力。而且，就是这些地主也没有完全起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一直到1857年9月，也就是大起义爆发后的四个月左右，英国的奥特兰将军（General Outram）还在向总督报告说: 

在（乌德的）最有势力的以及大部分的中等阶层的头目和柴明达尔中间，有很大而且有力量的一批人，他们是真正愿意让我们去建立统治的。原载《一般命令、公文和通信》(General Orders,Despatches and Correspondence)，297页，此据辛格（Satindra Singh）: 《印度兵变》（The Indian Mutiny）一文转引。辛格文载《今日印度》（India Today）月刊，第1卷，第10期（1952年2~3月）。

这种现象是并不奇怪的，正像西顿·卡尔所说，这些在英国殖民者手中吃了亏的地主们“既无力做工，又羞于乞讨”凯依和梅尔孙合著书，第1卷，128~129页。。试想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踊跃参加，成为起义的主要动力呢？

读者可能要问: 花了这些篇幅来证明印度的封建势力不是1857年大起义的主要动力，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起义的动力问题，特别是什么是起义的主要动力问题，是可以帮助说明起义性质的。杜德同志在其旧著中根本没有提到人民群众参加起义的事实; 新著中虽然有些改变，但在他看来，人民群众的力量似乎也只是“潜在的”。这样，起义的进程中自然只有封建势力在支配一切，为所欲为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就是试图说明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是起义的主要动力，相形之下，封建势力只是一个次要的动力，这样，人民群众这一主要动力必然会对起义有所影响，虽然他们的努力不免是带有自发性的。

读者可能又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论证少数封建王公以及部分地主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问题？这是因为部分封建势力之成为起义的动力之一也是应该肯定的。尽管他们多数在起义中所表现的态度是不坚决的，他们和英国殖民者有矛盾毕竟还是事实。这个矛盾和人民群众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相比，前者是次要的，而后者是主要的。但是，正是这个次要矛盾和这个主要矛盾汇合在一起，才形成为当时印度民族（这里所说的“民族”应作广义的理解，而不要拘泥于它是否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民族）和英国殖民主义之间的总矛盾。而这个总矛盾在当时则是超过其他各种矛盾（例如人民群众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封建势力内部的矛盾等等）的最主要的矛盾，从而表现为1857年印度大起义的爆发。因此，不给予封建势力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以它所应得的地位，也是不对的。

三、 封建势力在1857年印度大起义

的进程中起了哪些作用

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虽然构成了1857年印度大起义的主要动力，但在一百年前印度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封建势力，特别是参加起义的封建王公与地主在一般人民群众的心目中还有着不小的影响，从而除开1857年5月至9月德里地区曾发生起义“土兵”和一些原来英印军中的下级军官起来争夺领导权的情况外，起义的领导基本上还是落在他们的身上。因此，我认为杜德同志在《今日印度》一书中提出的封建势力是起义的“占优势”的领导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里已经不再存在任何问题了。所谓起义的领导应当有其具体内容。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史实来看一看: 居于领导地位的封建势力在起义的进程中究竟起了哪些作用？同时，被领导的人民群众这个主要动力又起了哪些作用？这些问题有了初步答案之后，我们对起义的领导问题就容易做出比较具体的估计，从而也能有助于说明起义的性质问题。因此，我在这一节和下一节里要分别讨论一下封建势力和人民群众在起义的进程中都起了哪些作用。

封建势力是起了不小作用的，其中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先就积极作用来说，我认为可以提出下列两点: 

第一，封建势力在起义的前一阶段确曾起了号召和鼓舞的作用。这一点连英国殖民者也是公开承认的。例如，被起义军群众拥戴为莫卧儿皇帝的巴哈都尔·沙，原是一个庸碌无能的老头子，而且就在被拥戴上台之后，他也没有什么作为，可是，他被拥戴上台这一件事在群众中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英国殖民者在审判巴哈都尔·沙的法庭上这样说: 

……这个徒拥虚名的君主（按指巴哈都尔·沙——则良）一向被狂热的回教徒看成为他们的宗教的头脑和最高的神明。在他的身上还集中着千百万人的希望和向往。他们还把他看作光荣的源泉。更有进者，不但回教徒团结在他的周围，而且还有成千上万的别人也是如此。而这成千上万的别人本来是不可能设想曾经有着什么共同的狂热信仰的联系的。凯依和梅尔孙合著书，第5卷（附录三），312页。

起义军群众把他拥戴上台之后，曾用他的名义一再发出反英的号召。有一篇用他的名义发出的文告上说: 

……上帝感召了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使他们的心中有了把英国人赶出我们国家去的愿望。靠上帝保佑和你们（按指人民群众和军队等——则良）的勇敢，他们不久将被完全打败，从此我们的印度斯坦将不留下一点他们的痕迹。萨瓦尔迦尔书，9页。

这一类的文告确曾起了号召、鼓舞的作用。印度的萨瓦尔迦尔在所著《一八五七年印度独立战争》一书中说: “甚至在最远的南方也可以发现文告在市场上和在军队中从一个人的手里传给另一个人。”萨瓦尔迦尔书，286页。另一位印度学者穆克吉（H.Mukerjee）也说: “随着这位前德里国王登上他父祖的宝座之后，整个孟加拉军队从加尔各答到德里都起来叛变了。”穆克吉: 《印度为自由而斗争》（India Struggles for Freedom），50页。我们自然要避免把这种作用估计过高，同时也要注意到巴哈都尔·沙的上台在非回教徒中间也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但是，总的说来，号召鼓舞的作用无疑是起了一些的。

不仅德里如此，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英国的阿佳尔公爵（Duke of Argyll）就曾指出把乌德王室留在勒克瑙，和把贴木儿的后人留在德里一样，其结果都是“给予叛军以一个旗帜、一个名称和至少是一个类似政治目标的东西”。阿佳尔公爵: 《戴好诗和坎宁治下的印度》（India under Dalhousie and Canning），97页。

第二，从参加起义的封建王公和地主中间涌现出来一些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坚持斗争、至死不屈的领导者。像由塔鲁克达尔出身的回教学者阿合马·乌拉（Ahmad Ullah）雷斯涅尔（И.М.Рейснер）和鲁布佐夫（Б.К.Рубцов）合编，丁则良、文运等合译: 《东方各国近代史》（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Стран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Востока），第1卷第530页上说: 阿合马·乌拉是人民群众“推戴”出来的“自己的领袖”，这句话还需要解释一下。按阿合马·乌拉原来是一个塔鲁克达尔，他的土地曾被英国殖民者剥夺，从此他就积极进行反英活动，在酝酿起义的过程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参阅萨瓦尔迦尔书，251页。，拿那·萨希布的副将丹第亚·托毕（Tantia Topi），以及前一节里提到的詹西女王拉克什米·巴依，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关于这些人的英雄事迹，这里不能详述。可参阅萨瓦尔迦尔书，376~388、443~456、457~494页。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在德里被英军攻陷之后，这些人各自团结了群众，把起义斗争坚持下去。起义的火炬在艰苦的日子里久久不熄，显然是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不仅是热爱人民、与群众同甘共苦和坚持战斗、百折不回的领袖，而且在军事上也都是能战能守，能进能退，屡次使战局化险为夷，使敌人在遭受打击之余还要赞叹不已的将才。自然，他们也还有着一些弱点，但他们对起义所做出的贡献无疑是主要的一面。在1857年印度大起义的大风暴之中，封建势力中间出现了这种为民族起义而献身的少数英雄人物，也可以部分地说明了这时印度民族和英国殖民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大大地超过了其他的各种矛盾。森古普塔说得好: “纵使他们是‘封建的’（!），他们将永远是印度民族的骄傲。”森古普塔文，见《印苏文化协会季刊》，第2卷，第3期（1955年秋季）。

以上是就封建势力领导起义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来说的。下面我们要看看封建势力在起义的进程中所起的消极作用。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提出两点: 

第一，参加起义的封建王公和地主之中的大部分，有着很大的不坚定性，而且不少人在利害关头不惜进行叛卖活动，对印度的民族敌人——英国殖民者——妥协投降。这种情况，由于他们居于领导地位，就往往更容易使起义的形势陷于不利，从而严重地危害了这一正义斗争。

这种不坚定性，主要是在下述两种情况下表现出来: 一种情况是他们发现下层人民群众不仅要求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且有时也威胁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例如起义爆发后不久，有些地区的封建王公鉴于人民群众危及了他们的统治，就开始感到“一个被奴役者的战争，一个下层人民反对上层阶级的斗争……并不符合他们（按指王公自己——则良）的愿望”。引自《加尔各答评论》（Calcutta Review），1858年7至12月，64页。此从侯姆斯书第216页转引。而特别明显的就是: 由于起义军群众在德里和封建势力争夺起义的领导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uncil），或称为施政厅（Court of Administration），同时还宣布要废除柴明达尔制，把土地交给耕种者（详见下一节），封建势力就感到形势危险，巴哈都尔·沙的妻子和儿子都想和英国殖民者释嫌修好。只是由于起义军群众的警惕和阻止，这些阴谋才未能实现。这种害怕人民群众甚于英国殖民者的情况，一直是许多封建王公在起义进程中的一种倾向。正像鲍尚所说: “本地的头目不久认识到，如果他们太靠近农民和手工业者，运动的控制权就要逐渐从他们的手中溜掉。”鲍尚: 《英帝国主义在印度》，35页。封建王公的想法就是如此。

另一种情况，就是他们在参加起义之后，还在随时注意英国殖民者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例如在起义爆发时参加了起义的乌德地区的塔鲁克达尔们，在起义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就采取观望态度，观察英国殖民者的虚实和意向。起义军这时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延宕和迟缓等等似乎不易理解的若干现象，应该说多少都与封建势力的这种态度有关。例如，起义军攻克德里之后，本可集中打击恒河中下游地区的少数待援的英军，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关于这一现象，汤姆逊和加拉特合著的《英国统治在印度的兴起和成就》一书中曾有一个解释。书中说: 

甚至当叛军取得最初的若干胜利之后，在加尔各答和德里之间只有极少数的英军，但是塔鲁克达尔们在几个月中都按兵不动。汤姆逊和加拉特合著书，444页。

这个解释是可信的。我们研究一下整个起义进程中这些塔鲁克达尔们的态度，就可以发现英国殖民者对他们使用压力与否以及压力的大小，时常决定着他们对英国统治者的向背。这一点真可以说是“如響斯应”，十分灵验。他们对总督坎宁的文告的一系列的曲折变幻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原来在1858年3月底，总督坎宁曾发出一个在英国殖民者看来是相当愚蠢的文告。文告中宣布乌德地区除开六个人一贯效忠英方、他们的财产可以不动外，其余一切不能证明自己在起义时期曾经效忠英方的地主，都将遭到没收土地的处分。这个文告发出之后，大批塔鲁克达尔们果然不再持观望态度，纷纷起来反抗英军。汤姆逊和加拉特合著书，457页。后来，英国殖民者中间有不少人指出发布这一文告是失策的。特别是在乌德地区镇压起义的奥特兰将军，更提出了毒辣的建议。侯姆斯在他的《印度兵变史》一书中写道: 

他（按指奥特兰将军——则良）警告坎宁说: 如果不能在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不受囚禁处分之外提出更多的东西，他们将由于走投无路而不得不进行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争会使成千的欧洲人由于战斗、疾病和暴露风尘而死亡。相反，如果保证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会致力于支持政府恢复秩序。侯姆斯书，432~433页。

这个警告发生了作用，坎宁又向塔鲁克达尔们保证不侵犯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于是，这些塔鲁克达尔们又大批“转到了英国人方面”。雷斯涅尔和鲁布佐夫合编书（中译本），第1卷，529页。

到了起义的后一阶段，英国殖民者这种收买政策推行得更加积极，也发生了更多的作用。他们悬赏五千英镑购买回教学者阿合马·乌拉的头颅，结果阿合马·乌拉就被波维因（Powsin）国王的兄弟射杀邀赏。凯依和梅尔孙合著书，第4册，380页。丹第亚·托毕也是由于辛地亚（Scindia）的一个高级军官曼·辛格（Man Singh）贪图英方重赏而被出卖了。萨瓦尔迦尔书，537~538页。

第二，封建势力在起义的进程中有着分立割据的倾向。最明显的像拿那·萨希布举义之后，虽然也曾在就位的文告中表示向德里效忠，并把新月旗（回教的旗帜）和马拉特的旗帜悬挂在一起，森古普塔文，《印苏文化协会季刊》，第2卷，第3期（1955年秋季）。但他却拒绝带领起义军到德里去会师，宁愿把兵力开入康波尔（Cawnpore）来自成局面。德里方面曾经用皇帝的名义布告严禁杀牛，以免刺激印度教徒的感情，斯密士书，723页。而拿那·萨希布却下令砍断了他治下的一个回教屠牛户的双手。萨瓦尔迦尔书，287页。这种只顾自成局面、不顾大局的做法无疑地对起义造成很大的损害。

到了英国援军大量开来之后，他们就一面利用这种分立、割据的倾向实行分化，同时对许多孤立的起义据点，进行各个击破。许多地区虽有壮烈的抵抗，却很少出现互相策应的斗争。

关于封建势力在起义的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大致就是如此。我们在研究封建势力所起的作用的时候，对这两方面的作用都要给予适当的重视，单看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妥当的。

这两方面的作用以哪一方面为主呢？我想如果从全局着眼，而不拘泥于个别的现象，似乎可以把起义分成前后两个阶段来考虑。如果用1857年9月英军攻陷德里作为划分起义前后两个阶段的标志，那末在前一阶段中，封建势力所起的积极作用要大于消极作用，虽然动摇妥协的企图和行动以及不顾大局的现象不是不存在的。到了后一阶段，由于起义的形势渐趋不利，消极作用就愈来愈大，叛卖投降的活动也就愈来愈严重。这时虽有少数领导者坚持战斗、忠贞不屈，却已经无法挽回大局了。

四、 人民群众在1857年印度大起义的

进程中起了哪些作用

我们在讨论人民群众所起的作用以前，有必要先来研究一下前述1857年5月中旬到9月中旬德里起义军群众所建立的军事委员会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直接涉及起义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作用等等问题。

关于这个军事委员会问题，印度进步作家辛格有专文加以论述，辛格： 《印度起义者的政治组织》(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Indian Mutineers)，载《今日印度》（月刊），第3卷，第1期（1952年7月）。，印度学者森古普塔也曾提供许多事实。因此，在这里就不再详细缕述这个军事委员会的种种情况，而只想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

我的初步意见有这样几点: 

第一，这个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既然主要是从起义“土兵”和原来英印军中的下级军官选举出来的，我们就可以肯定这个军事委员会是起义群众（主要是起义军群众）建立起来的自己的政治组织。在起义军群众攻克德里之后，他们一面鉴于封建势力所具有的号召力，把巴哈都尔·沙拥立为皇帝，同时却有着夺取起义的领导的想法，建立起这个军事委员会，并使其掌握军政的实权。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军事委员会具有起义者的实际政权的性质。

第二，这个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和措施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特别是起义军群众）的要求。他们要求坚持抗英斗争，所以就对企图勾结英军的封建贵族（包括巴哈都尔·沙的妻子和他的儿子）加以监视，使他们这种卑劣的企图不能成为事实。他们要求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同时对封建势力也进行一些制裁和打击，所以他们做出了废除柴明达尔制和把土地交给耕种者的决定，所以他们决定让封建贵族、地主们交纳重税，和强制商人借款给军事委员会。他们注意到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之间的歧异，所以出现了“骚动从印度教徒开始，而实际结局是把一个伊斯兰教徒的皇帝推上了德里的皇位”马克思: 《印度的起义》（一），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175页。的情况。前述用皇帝名义布告禁止杀牛，也是团结两教信徒的一种表示。此外，在用皇帝的名义发出的文告中也提出过: “更为必要的是: 所有人，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在这一斗争中团结起来。”萨瓦尔迦尔书，286页。

第三，这个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和行动对起义的进展发生了很大的积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来以农民为主力的下层人民群众的一些弱点。例如军事委员会与皇帝同时并存，有些封建贵族虽遭到监视，却仍然不肯放弃领导地位，而军事委员会对他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例如，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巴赫特可汗（Bakht Khan）与皇子米尔扎·莫卧儿（Mirza Moghal）争夺军队的指挥权，相持不下，最后使军队陷入无领导的状态。又如它决定废除柴明达尔制把土地交给耕种者，而实际上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根本没有推行。还有，它的税收和借款的措施遭到强烈的反抗，而起义大军

集德里，粮饷无着，以致有些队伍就靠劫掠度日。这一切都说明了以农民为主力（同时也是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意识）的下层人民群众的行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有着高度的自发性。等到敌人大军压境，起义阵营内部有着严重的矛盾，其结果必然遭到失败，而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起义者实际政权性质的德里军事委员会也就随而瓦解了。

第四，能不能根据德里军事委员会的情况认为整个起义的领导权主要不是落在封建势力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我认为还是不可以这样论断的。这是因为这只是个别地区在很短时期内出现的现象（其他地区，例如勒克瑙也出现过军事委员会的组织，但它显然没有像德里军事委员会那样掌握了大部分实权），就全局和整个进程而言，起义的领导权主要还是落在封建势力的手中，此其一。就以德里而论，不仅皇帝还与军事委员会并存（这还是比较不重要的问题），而且军队的指挥权大半时期还是在皇子米尔扎·莫卧儿手中（巴赫特可汗担任总指挥，实际上只有四十天的光景）。许多经济财政措施也遭到封建贵族、地主和商人的严重反抗而没有实行，或虽然实行而没有贯彻，此其二。

不过，尽管如此，军事委员会的问题仍然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这证明了下层人民群众既是起义的主要动力，它就不会消极被动，听任居于领导地位的封建势力为所欲为。这也说明了就全局和整个进程而言，下层人民群众虽然没有真正夺得领导权，但却以其自发的行动对起义发生了重大影响。根据这种情况看，我们不能同意杜德同志所说的人民群众的反抗只是“潜在的”意见。人民群众的要求和行动已经给1857年的印度大起义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关于德里的起义军群众争夺起义的领导权问题，我们暂时就讨论到这里为止。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在整个起义进程中人民群众（包括起义军群众在德里组织的军事委员会在内）都起了哪些作用。

我认为人民群众这个主要动力在起义的进程中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当然他们的要求和行动带有自发性这一点也是随时都要注意到的。人民群众所起的积极作用，大致言之，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人民群众自始至终是坚持斗争、反对叛卖的。在起义爆发之前，前述不酵饼和红荷花在民间和军队中不断传递开来，就足以说明人民群众早已是起义的酝酿者。等到起义爆发，德里被攻克并向全国发出起义的号召之后，起义的火焰就在北印度、中印度各地燃烧起来（南印度和其他地区的人民群众也有动作，但很快被压下）。造成这种野火燎原的形势，固然是由于许多地区封建势力出面领导，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参加，这种形势还是无法形成的。其后当起义逐渐由高潮进入低潮，人民群众又不断用自己的力量阻止和反对封建势力的叛卖。前述德里军事委员会派兵监视封建贵族，制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实例。萨瓦尔迦尔还记载了阿拉哈巴（Allahabad）地区人民群众起义之后，一个面包师如何为了送面包给英国人而被群众割掉鼻子和双手的事实。萨瓦尔迦尔书，202页。到了起义的后一阶段，阿合马·乌拉、丹第亚·托毕和詹西女王拉克什米·巴依等人的艰苦抗战，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一个英国人鲍尔（Charles Ball）在记述起义末期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发布欺骗性的安抚文告之后，印度人民群众仍在积极支持乌德地区起义军时写道: 

文告发表之后，乌德地区的斗争仍然是很惊人的。所有叛军的队伍都加强了，而且还由于人民的同情而得到了不可思议的鼓舞。他们可以没有兵站而进军，因为人民总给他们东西吃。他们可以留下他们的行李而不需要人看守，因为人民不会攻击他们。他们总能确知自己的位置和英军的所在，因为人民每小时都给他们送消息。（英方的）各种计划都不可能让他们不知道，因为秘密的同情者总是站在（英军的）饭桌的周围，而且几乎在英军军营的每一个帐棚中伺候着。除非靠奇迹，否则没有一次袭击可以办得通，而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的浮言却比我们的骑兵还要快。萨瓦尔迦尔书,513页。

这种情况是不需要解释的，一直到最后，人民群众始终是英国殖民者的最可怕的敌人！

第二，人民群众在促成团结，特别是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之间的团结一事上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应当肯定，宗教之间的纠纷原来就是统治者，特别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挑拨起来的。在这个问题上，人民群众虽然可能有弱点，但是，只要多加注意，印度教徒和回教徒本没有非冲突起来不可的理由。马克思在论述这次起义时就曾特别注意到: “这是第一次……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放弃了相互间的仇隙，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的共同主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175页。甚至连参加镇压起义的英国军官倭尔斯莱（Wolseley）也十分惊奇地指出: “这两个（本来）如此敌对的宗教的信徒居然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英国统治——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事实却就是如此。”倭尔斯莱: 《一个军人的一生的故事》(The Story of A Soldierss Life)，第1卷，247页。这种现象的出现 ，是和人民群众的努力分不开的。

前述德里起义军用皇帝名义布告禁止杀牛，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而用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中强调印、回团结则又是一个具体的表现。那末，民间的情况如何呢？阿拉哈巴地区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说明: 

阿拉哈巴省的塔鲁克达尔们，大多数是回教徒，而他们的佃户则是印度教徒。所以，英国人曾经认为这两种人不可能团结一致，从而全体人民群众不可能起来反对他们。但是，在这个可纪念的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内，多少这种不可能出现的事情都出现了。……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因为他们吃的是同一个母亲的奶，共同起来给英国统治以打击了。萨瓦尔迦尔书，197页。

从整个起义的过程看来，英国殖民者是力图分化印、回团结的，领导起义的封建势力也在有意无意干着不利于印、回团结的勾当，而人民群众则是自发地意识到印、回团结的必要，不时做出了一些加强这种团结的努力。远在一百年前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尽管人民群众还缺乏进步阶级的领导，他们就已经多少能够做出这种努力，这一点实在是值得称道的。

根据上一节和这一节论述的封建势力和人民群众在起义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应当怎样来看起义的领导问题呢？我认为应当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肯定封建势力居于“占优势”的领导的地位是必要的，因为这样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二，封建势力的领导对起义的开展起了一些有利的作用。这种作用和人民群众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一致的，而人民群众在这一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则更为根本。这种情况使得起义主要地发生了打击英国殖民主义的实际结果。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

第三，封建势力所起的消极作用是不小的，但是被领导的和个别地区争取领导权的人民群众，则以自己的要求和行动，多少抵制了或减弱了这种消极作用对起义的影响。结果是: 起义并没有完全按照封建势力的领导而发展，虽然人民群众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后是不可能彻底制止封建势力的许多叛卖活动的。起义没有完全按照封建势力的领导而发展，是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一点。

第四，人民群众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之外，还提出了反封建的要求。这些要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但它们无疑给起义留下了烙印。最后，人民群众的要求和行动有着很大的自发性，这一点也是不可忽略的。

五、 从起义所造成的实际结果看

1857年印度大起义的性质问题

从以上几节的分析，我们可以从起义的动力和主要动力的问题以及起义的领导问题得出一个初步的认识: 封建势力在起义中虽然一般说来居于领导地位，但由于人民群众是起义的主要动力，而且还发生过人民群众夺取领导权的个别情况，所以封建势力并不能使起义完全按照自己的愿望而发展。而且由于封建势力和英国殖民者之间也有矛盾，他们多少也起了一些积极作用。由此可见，杜德同志所提出的起义的性质或其“基本性质”是反动的，和鲍尚所提出的起义的“主要基础”是反动的这些说法的论据，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但是，仅仅从起义动力和领导这些方面来看起义的性质还是不够的，而且是大大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从起义所造成的实际结果这个极重要的方面来进行考察。

在没有讨论起义的实际结果以前，我们应该先提出杜德同志的一些看法。

我在把杜德同志的《今日印度》和《印度的今天与明天》仔细体会之后，就感到杜德同志所以认为起义的性质或其“基本性质”是反动的，除开他对起义进程中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估计不足和对封建势力的作用估计过高之外，恐怕还有两点考虑，那就是: （一）他认为封建势力之参加和领导起义，是由于他们有着“保持那明知是在毁灭中的（封建）利益和特权”的愿望，或者用鲍尚的说法，有着“恢复被……夺去的权力”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反动的，而起义又是受着具有这种反动愿望的封建势力的领导，因此，起义也就成为反动的了。在这一点上，赫琴逊和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比他们说得更清楚。本文开头所引赫琴逊的一段话，实质上就是说，如果封建势力领导的起义得到胜利，封建势力的愿望得以实现，他们将会使历史开倒车: “封建隔绝和封建暴政”、“手织机和纺车”、“原始的运输交通工具”等等，将至少成为一个时期的支配一切的主导趋势。所谓起义的性质或其“基本性质”是反动的，多少就是从这里推论出来的。（二）杜德同志论述起义的性质时，是把它和英国殖民统治者在印度的“政策”和“统治的性质”在起义以前和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看法联系在一起来进行叙述的。他认为英国统治者在19世纪上半期本来在印度“执行着一种积极的进步作用”《今日印度》，下册，25页。，或者是“客观上革命的作用”《印度的今天与明天》，110页。。例如: “废除寡妇焚身殉夫制度”、“废除奴隶制”、“对溺婴和暗杀作斗争”、“施行西洋教育和新闻自由”等等。在这个时期，“英国人的最大敌人是旧时的反动统治者，他们把英国人认为是他们的篡夺者”《今日印度》，下册，25页; 《印度的今天与明天》，110页。。接着，他就论到1857年印度起义的性质。在他肯定了起义的反动性之后，他说: “1857年以后，英国的政策和英国统治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今日印度》，下册，26页; 《印度的今天与明天》，111页。这种转变表现为“不再积极进行”“社会改良的方针”，而是“热心保护”“一切反动的宗教遗风和习俗”。也表现为终止对土邦的吞并政策，而把“留下来的王公们”，“保存为同盟的主权统治者”，使他们拥有“傀儡权力”，并对“一切方式的倒退的封建压迫和苛政”，“加以保护，甚至加深”。《今日印度》，下册，26页; 《印度的今天与明天》，111页。由此可见，杜德同志所以认为起义的性质或其“基本性质”是反动的，多少也由于: 在他看来，由封建势力领导的1857年的起义，不仅与英国所执行的社会改革为敌，而且还阻止住了这种具有“进步作用”或“革命作用”的社会改革的政策。这在他的全部论述中恐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

对上述这两个问题，我在这里试图提出一些初步的不同意见: 

关于第一个问题，特别是赫琴逊的论点，我的意见比前几节已经提出的看法还要再进一步。

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判断事物不应当只看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而主要的是要从实际产生的结果看问题。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则。我完全不否认参加起义的封建势力有着“保持”其封建“利益和特权”的愿望（前述他们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甚至可以肯定地说，连阿合马·乌拉、丹第亚·托毕、拉克什米·巴依这些坚持斗争的领导者，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或资产阶级改革的愿望。但是，我们能不能根据这种主观愿望如何如何来判断起义的性质呢？我认为是不可以这样做的。除开起义动力和起义领导这两点可以帮助说明一些问题以外，我感到最主要的是要从起义所造成的实际结果来看起义的性质。而这里所谓“实际结果”，我想不应当理解为漫无边际的所谓起义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指示，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斯大林说: 

列宁说得对: 在估计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271页。

斯大林自己又提出民族运动中的许多实例，根据列宁所指出的这一原则，加以发挥，而这对我们判断1857年印度大起义的性质是极有帮助的。他说: 

极大多数民族运动无疑具有革命性，也正与某些个别民族运动可能具有反动性一样，都是相对的和特殊的。……阿富汗国王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虽然阿富汗国王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因为这个斗争能削弱、瓦解和摧毁帝国主义。然而例如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伦诺德里和谢德曼、切尔诺夫和唐恩、亨德孙和克莱因斯这些“激烈的”民主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革命家”与共和派，在帝国主义大战时所进行的斗争，却是反动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结果是粉饰并巩固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取得胜利。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270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他也提到了印度和中国，他说: 

更不必说其他较大的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如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了。这些国家在力争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骤，即令这一步骤违背形式民主制要求，也还是对于帝国主义的一种非常严重的打击，即毫无疑义是革命的步骤。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271页。

列宁和斯大林所论述的主要是帝国主义时期的问题，但是，没有疑问，这个以实际结果为标准的原则，同样可以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运动，可以适用于1857年的印度大起义。

印度大起义在客观上造成了什么样的实际结果呢？根据本文前几节的分析，起义显然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统治（甚至是在亚洲的统治，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并把这次起义和英波战争以及英国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联系起来）。居于领导起义的地位的封建势力，同样有着“君主制的观点”，而且更不知“形式民主制”为何物。但是，这次起义不但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愿望而发展，而且由于人民群众是起义的主要动力，就使得起义确实成为对着英国殖民主义的相当有力的重重一击。

当然，就起义本身来说，它最后是失败了的。但是我们不应当把起义孤立起来，而应当把它和此后的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特点之一，就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绵延不断，并且经过一定时期就发展成为一个高潮。1857年的印度大起义也要求我们这样来理解。它是近百年来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一次发动，而这个第一次发动中就呈现了波澜壮阔、规模宏伟的局面。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点。我们不能因为起义遭到失败，就低估了起义的意义。应该看到在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多少次的斗争的失败，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的流血牺牲，都在给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开辟道路。百年前的印度人民的起义斗争和今天印度民族独立的胜利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就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肯定1857年印度大起义的正义性、进步性和革命性。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这里面有着很多的问题，值得另写一篇论文加以讨论。在这里，为了避免枝蔓，我只预备极简单地讨论一下。

首先，我认为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手法在起义以前和起义以后，确实有些变化。而这个变化表现在他们对待土邦王公态度上就更为明显。但这只能说是手法的变化，不能提成为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性质的转变”。因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在性质上并没有变化。它始终以剥削和压迫印度人民为指归。就以起义以前和以后的数十年间而论（或者说在资本原始积蓄的阶段结束以后，帝国主义时期到来以前），英国统治者始终是把印度当作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地，而且这种趋势是在“变本加厉”。在这一点上，起义以前和起义以后并无性质上的变化。

其次，既然英国统治的性质是如此，那么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采取一些不同的手法，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例如起义以前，英国殖民统治者在一个时期内曾和印度的封建势力有矛盾，但同时和印度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有矛盾，而且后一矛盾比前一矛盾更为主要（这也说明杜德同志所说“英国人的最大敌人是旧时的反动统治者”一点是有商讨余地的，其实，在我看来，“英国人（？）的最大敌人”是印度的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旧时的反动统治者”比较来还是一个次要的而且基本上也是可以收买过来的敌人）。在这些矛盾激化并汇合在一起之后，就表现为1857年印度大起义的爆发。英国殖民统治者从起义中吸取了教训，他们看准了封建势力基本上可以收买过来，而人民群众则仍然是他们的最大敌人。所以在起义过程中，特别是到了起义结束之后，英国殖民统治者展开了收买和分化的手法，停止吞并土邦的政策; 但正像杜德同志所说，给予土邦王公的也不过是“傀儡权力”。英国殖民统治者的这种手法: 收买王公而继续压迫、剥削印度的人民群众，同时让土邦王公享有一些无伤大雅的“傀儡权力”——这一切归根结蒂还都是为英国殖民统治利益服务的，从而并没有使英国统治的性质“发生了转变”。

最后，19世纪上半期，英国殖民统治者在印度所进行的一些社会改革，在当时印度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是可以肯定的。马克思说英国在印度除开起了破坏作用之外，还起了一些“再生作用”，参阅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164~172页。 就是指着这种社会改革以及其他一连串的新措施而说的。关于马克思所提出的“再生作用”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结合史实进一步体会，加以研究。现在我所能提出的意见就是: 所谓“再生作用”这一点，既不允许孤立地来看，也不可以把它片面地加以夸张。其中几微之处，如果掌握不好，就会有“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危险。就以英国殖民统治者所进行的若干社会改革而论，我感到在肯定这些改革的进步作用的同时，必须不要忘记英国资本主义在印度所起的“惨绝人寰”的破坏作用，更不能由于看到英国殖民统治者进行了这些具有一定进步作用的社会改革，就断言这一次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就是具有反动性质的行动，甚至还把1857年以后英国殖民统治者较少进行这一类的改革这一点“归咎”于这次起义，让它承担下这一责任。

其实，马克思就曾以他自己的看法和行动给我们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榜样。正是提出“破坏作用”和“再生作用”这一问题的马克思，在1857年1月间就肯定了这次起义“实际上是民族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1部，228页。，而且不断著文，对起义表示同情和对英国殖民者的屠杀暴行加以谴责。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174~182页。他不仅把1857年的印度大起义和“亚洲各民族所表现的对于英国威权的普遍仇恨”联系在一起，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殖民地及民族问题的论著》，175页。而且还把它看成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我们的好同盟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2卷，290页。

马克思的这种态度，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

（原载《历史研究》1957年5期）

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初期起义

军在德里所组织的军事委员会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写的有关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其中不少还是大部头的巨著，例如凯依（J.W.Koye）和梅理逊(G.B.Malleson)合著的《1857—1858年印度兵变史》(History of the Indian Mutiny of 1857—1858)，就有六本之多。另外像侯姆斯（T.R.E.Holmes）著的《印度兵变史》（A History of the Indian Mutiny），也拥有五百多页的篇幅。这些著作，多半是站在英国殖民者的立场来宣扬英军的战绩，或者检讨统治印度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有时也涉及起义军方面的情况，但要想从这里了解起义阵营的具体措施却是相当困难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像印度民族起义初期（5月中旬到9月中旬）起义“土兵”曾经在德里建立过一个类似政权性质的机构——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uncil）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直被淹没了将近百年。只是到了近几年，由于印度进步作家辛格（Satindra Singh）和沈古普塔（Promode Sengupta）的努力，这个军事委员会的真实情况才开始为世所知。本文系依据辛格的《印度起义军的政治组织》一文和沈古普塔的《1857年印度起义》一文并参考一些别的著作写成的。辛格一文曾利用许多波斯文和乌尔都文的档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该文载《今日印度》（India Today）月刊，第2卷第1期（1952年7月）。沈古普塔一文对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有全面论述，也有不少新颖的见解。在有关军事委员会的问题上，该文作者利用了旁遮普政府发表的《兵变记录》（Mutiny Records）和起义时期一些为英方服务的特务、间谍的报告。该文载《印苏文化协会季刊》（Iscus）第2卷第3期（1955年秋）。

原来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初期，至少在德里和勒克瑙（Lucknow）两地都有军事委员会的组织，但勒克瑙的军事委员会的详细情况，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甚了解。所以在这里，我们只来谈谈德里地区的军事委员会。

丁则良文集

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初期起义军在德里所组织的军事委员会

德里的军事委员会——起义者称之为施政厅（Court of Administration）——共有成员十人（或十一人？十二人？），大半是由起义的“土兵”和下级军官中选举出来的。他们的姓名，这里不一一列举，我只提一位最重要的下级军官出身的成员，就是有名的巴赫特可汗（Bakht Khan），他在起义以后才当了将军。这个巴赫特可汗将军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初期曾立了不少的战功，也是德里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台柱。

这个军事委员会是由起义“土兵”和下级军官中间选举出来的，因此它是起义“土兵”和人民群众的自己的政治组织。我们知道起义军攻克德里以后，曾经把莫卧儿皇朝的最后一代巴哈都尔·沙（Babedwr Shah）拥立为皇帝。那末，既然拥立巴哈都尔·沙，又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岂不是矛盾吗？应当说，这是看起来矛盾而实际上并不矛盾的事情。拥立巴哈都尔·沙，是因为莫卧儿皇帝在国内许多人中间还有不小的声望和影响，这个老头子（巴哈都尔·沙这时已有八十多岁）上台能够起一种号召鼓舞的作用。但是巴哈都尔·沙和皇室贵族都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他们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这一点上并不坚决，而且皇后吉娜·玛哈（Zinat Mahal）和皇子米尔札·莫卧儿（Mirza Moghal）确曾在参加起义之后又打算和英国殖民者释怨修好。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自然不能对这个老皇帝和那些封建贵族无所警惕，因此，他们就采取了这样的办法: 一面拥立老皇帝来号召四方，同时却要建立一个自己的政治组织——军事委员会，用为处理军务、政务和推动起义开展的机关。

军事委员会成员十人之中，有一个主席和一个副主席，其余八人各管一个部。按照规定，皇帝巴哈都尔·沙有权出席他们的会议，不过事实上他却没有来过。会议可以就各项重要事务做出决定，由皇帝批准后发布施行。据巴哈都尔·沙后来在英国殖民者的法庭上受审时说: 他当时往往是被迫盖章，甚至连有些发布施行的决定的内容是什么，他都不知道。这种说法，可能有希图为自己开脱的成分，但是结合当时起义军和封建势力的斗争的情况来看，他所说的恐怕也有不少成分是实情。

辛格从军事委员会议事的习惯（例如每次开会用五小时左右，对提案多所限制——提出提案必须在一定的时限以内，过时提出者不予讨论）以及它很强调集体责任制等等，认为这种做法反映了农村公社的作风。这个结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看还值得仔细探讨。不过，我们知道起义“土兵”绝大部分来自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没有疑问的。

德里的军事委员会的寿命是很短的，大约总共只有四个月的光景，但是它却采取了一些重大行动，也通过了不少的重要决议。从这些行动和决议中间，可以看出当时起义阵营内部封建势力和人民群众（包括“土兵”在内）之间有着相当尖锐的斗争。现在我把这些行动和决议大致介绍如下: 

1. 坚持抗英斗争，反对妥协投降: 原来德里皇室贵族参加起义是有些勉强的。他们和英国殖民者之间本有些矛盾，例如东印度公司当局曾要求等到巴哈都尔·沙死后，他从公司所领受的年金即行停止拨付，他的儿子不得继续住在那座豪华富丽的皇宫之中等等，这些都曾引起他们的怨恨。但是，他们顾虑很多，在起义军进入德里之前，他们并没有和英国统治者决裂。巴哈都尔·沙对于被拥戴上台，据说也是考虑了好几天之后才答应的。同时他们看到起义军进入德里之后的措施，有损及封建统治利益和皇室尊严之处，因此他们就更想暗中和英国殖民者联系，等待适当时机到来就妥协投降。军事委员会察觉了这些情况之后，就派起义军的士兵去监视皇帝、皇后和一个有与英方暗通消息的嫌疑的御医哈金·阿赫萨奴拉·可汗（Hakim Ahsanullah Khan），他们的住处都有人看守。到了8月，整个德里城的要区就都被起义军管制起来了。

同时在军队指挥权的问题上也有矛盾。最初军队是由皇子米尔札·莫卧儿指挥的，7月2日起，改归巴赫特可汗指挥，到了8月14日，又变成由米尔札·莫卧儿指挥。可是过了几天，米尔札·莫卧儿又被解除了职务，结果军队陷入无领导的状态。这中间的变化因材料缺乏无法得知其详。辛格认为这两个指挥官的磨擦并不是什么个人的冲突，而是反映了贵族和农民之间的斗争。

2. 解决土地问题: 军事委员会有一个决定，要求废除“柴明达尔”制（地主制），把土地的所有权交给直接生产者——农民。这一个决定更能清楚说明军事委员会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它也说明印度民族起义的主要锋芒虽然是针对外国侵略者，但却不是没有提出反封建的要求。不过，也应指出，由于军事委员会历时太短，这一决定根本没有付诸实施。

3. 整顿财政收入: 在这一方面，军事委员会决定实行重税，并把纳税的责任放在贵族、地主的身上。此外，又实行强制向商人借款，又禁止贵族出面借款。这一切引起了贵族、地主、商人的不满。

4. 限定物价，禁止囤积居奇和黑市: 这一点在执行上遭到很大的反抗，可以说没有行通。

5. 号召回教徒、印度教徒加强团结: 德里军事委员会曾用皇帝的名义下令禁止杀牛，此外还在文告中多次提出印、回团结的重要性。这一点对起义的开展起了好的作用。

如前所述，军事委员会没有维持很久。在英军于1857年9月中旬进攻德里以前，军事委员会的地位已经非常困难，一方面封建贵族、地主侧目而视 ，同时商人、高利贷者也满怀怨恨。而起义大军集德里一地，粮饷不能及时发出，也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辛格指出有些军队就靠抢劫度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英军压境，起义军是很难长期坚守下去的。

军事委员会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它无疑是起义“土兵”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近乎政权的机关。它代表了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同时，也表现出来农民阶级所具有的某些弱点。

可不可以根据军事委员会这些情况，断言起义不是由封建势力领导，而是由农民阶级领导的呢？我看还是不可以的。理由是: （1）军事委员会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和极有限的一两个地方建立起来，德里以外的广大地区的起义人民，还都处在封建势力的领导之下。（2）即以德里而论，军事委员会也没有确切地完全掌握住领导权。不仅巴哈都尔·沙还拥有皇帝的地位，就是军队指挥权也主要不是掌握在军事委员会和巴赫特可汗手中。同时，它所做的若干重要决议，也没有真正实现。

不过，军事委员会的存在还是一个很可注意的问题。印度进步作家这些新的成果，虽然还只是初步的，已经使我们对起义阵营的内部情况得到了一些新的知识。只要不断探寻这一方面的史料，提出新的问题来进行研究，我相信必能得到更多的成果。而这种成果要比凯依、梅理逊和侯姆斯那些“巨著”中不厌其详夸耀英军的战绩的记录有意义得多了。

（原载《历史教学》1957年5月号）

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与中国

一、 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的目的

俄国人在地理发现和航海事业上都曾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北冰洋、北太平洋方面，俄国人的探索更有突出的成绩。俄国人的这些努力和成就，就年代来看，比所谓“地理大发现”为晚。例如克鲁森史特恩（И.Ф.Крузенщтерн）和李香斯基（Ю.Ф.Лисянский）二氏的环球航行（1803—1806）就比麦哲伦环航世界一周（1519—1522）晚了二百八十多年。但是，必须肯定，这些晚出的航海家的贡献和俄国人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过去欧美资产阶级学者由于偏见和有意抹杀，在所编著史籍中往往不给俄国人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以适当的位置，甚至根本不提。旧中国的史学界，由于受了欧美资产阶级学者著述的影响，对这一方面也是较少注意的。就以克、李二氏的来粤贸易一事而论，过去国内只有极少数的学者在著作中简单交代一下，而没有指出俄船来粤是俄船环球航行的一部分，中国史籍中记载俄船来粤一事的有何秋涛著《朔方备乘》，王之春著《各国通商始末记》，《清史稿》卷一五九《邦交志一·俄罗斯》，都是用几句话交代过去。近人著作如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151~152页，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史》58页，都是简单提到此事，但没有指出俄船来粤是俄船环球航行的一部分。即使有人提到俄船环球航行一点，也没有触及这次航行的目的和意义。刘选民: 《中俄早期贸易考》，载《燕京学报》第25期，刘氏此文记述克、李二氏来粤贸易事迹，有很多讹误的地方。这种处理办法，无异把俄船来粤一事完全当做偶发的、无足重轻的事件。这显然是大大不够或根本不妥的。

丁则良文集

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与中国

为什么在19世纪初年会发生克、李二氏环球航行和来粤贸易的事情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和俄国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分不开的。19世纪初年俄国还处在封建社会的阶段，是个封建国家，这是第一点。第二，这时俄国的封建制度开始衰落，资本主义关系开始萌芽。“许多工业部门中雇佣工人已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工场手工业日益获得资本主义的性质”。科兹洛夫著，高铭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准备》，三联，48页。萌芽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之需要市场，自不待言。第三，斯大林在论述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社会制度时所指出的当时“正在产生的商人阶级”莫利科夫著，余元盦译: 《斯大林与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41页。，到了19世纪初年，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而更加活跃起来。他们这时要求逐渐扩大国内市场和发展对外贸易。19世纪初年俄国国内运河事业的发展，正能说明这种要求的存在，而1803—1806年克、李二氏的环球航行和开辟中俄海路贸易也反映了这种要求。

必须指出，俄国拥有广大的人烟稀少的边疆。到了19世纪初年，不仅西伯利亚早已全部变为俄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从1797年起，北美洲的阿拉斯加也变成了俄国的殖民地。这些广大的边疆不但给农民以“出外到新土地去的可能”，而且也给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以“寻求并找到市场的可能”列宁著，曹葆华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解放社，550页注1。。但，找到新土地和市场的可能尽管存在，这些边疆市场的征服却有待另外一些困难的克服。需要克服的困难是些什么呢？列宁指示说: 

且不必说亚俄了，就是在欧俄我们也有这样的边疆，这些边疆——由于距离辽远、交通不便——在经济关系上同中部俄罗斯的联系还极端薄弱。例如，拿“远北”——阿尔汗格尔州来看: 土地幅员无限之大，自然财富还开采得甚为寥寥。当地主要出产品之一——木材，最近主要是输入到英国。因此，在这方面欧俄的这一区域就成为英国的国外市场，而不是俄国的国内市场了。当然，俄国企业家是会嫉妒英国人的。列宁著，曹葆华译: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解放社，550~551页。

欧俄的边疆尚且如此，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的情况，自然更为严重。18世纪末，俄国皇室、贵族、大臣、富商虽然出资组成了俄美公司，专门经营对阿拉斯加的贸易。但由于距离辽远、交通不便，贸易不易开展。由欧俄中心地区到这些边疆之间，长途的陆路运输，不但耗费时间、人力和兽力（由欧俄经过西伯利亚运货到阿拉斯加，每年用马四千多匹），而且在中途还时常遭致损失。此外运费的昂贵又不能不影响到售价的提高。例如黑面粉一普特在欧俄售价四十至五十戈比，而运到北美殖民地，售价即高达八个卢布。同时在北太平洋海路未完全探明之前，由西伯利亚港口运货到阿拉斯加去的船只也几乎年年失事。阿拉斯加和俄国内地的联系既然如此困难，英美的走私商人就自然出来捣乱，他们常常把阿拉斯加的皮货偷运出去，获致厚利。正和列宁所指出的“远北”地区一样，阿拉斯加正面临着变成英美的国外市场，而不是俄国国内市场的危险。

这一切因素使得俄美公司下定决心，要组织起一次环球航行，试图探明海路，加强俄国（包括西伯利亚在内）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经济联系，寻求一个既省费而又安全的办法。克、李二氏环球航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加强这种经济联系，为进一步展开贸易创造条件。

克、李二氏环球航行的另一主要目的就是要开辟中俄海路贸易。实际上，这一目的在当时所得到的重视正不下于前一目的，而且这两个目的彼此还有很大的关联。要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回溯中俄贸易的历史，和了解19世纪初年中俄贸易的具体情况。

早期中俄贸易的历史和19世纪初年的具体情况具有极饶有兴趣的一些特点，篇幅所限，将来当另文讨论。现在只提以下四点，作为讨论俄船来粤、企图开辟中俄海路贸易的参考。第一，中俄贸易一向是陆路的贸易。远的不必论，即从1689年《尼布楚条约》订立后说起，陆路贸易基本上没有间断（满清政府曾经几度宣布停止贸易，但都为时不长）。互市的地点，先在北京，后来主要是在恰克图。这种陆路贸易一面虽使俄国商队获得不少的厚利，一面却也使他们感受长期运输、长途跋涉的困难。俄国商人在这一方面所感到的困难，正和在对阿拉斯加进行贸易时是大致相同的。要使中俄贸易进一步发展，必须克服这些困难，而开辟海路贸易正是改变中俄贸易原状、避免这些困难的一个好方法。

第二，中俄陆路贸易虽有这些困难，但随着时间的进展，贸易总额却是逐步上升。据英人柯克斯（William Coxe）记载，1728年，贸易总额为二十二万四千四百零八卢布，而五十年后，即1777年，则为二百八十六万八千三百三十三卢布，即增加了十倍以上。威廉·柯克斯: 《俄国人在亚洲与美洲之间的发现记要，包括西伯利亚的征服与中俄之间商业往来的历史》（William Coxe,Account Of The Russian Discoveries Between Asia And America,To Which Are Added The Conquest Of Siberia, And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actions And Commerce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伦敦1887年版，344~345页。另据俄人柯尔沙克（А.Корсак）所载，由1755年至1810年，中俄恰克图贸易总额由八十三万七千卢布增至一千三百十六万卢布，即增加了十五点七倍。柯尔沙克: 《中俄贸易关系历史统计概览》（А.Корсак,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Торгов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喀山，1857年版。引自斯拉德柯夫斯基: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概论》(М.И.Сладковский,Очерки Развития Внешнее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я)，莫斯科，1953年版，19页。这些数字说明了贸易总额逐步增高，商人得利也相应增多。为了进一步巩固并扩大这一有利可图的贸易，俄国商人策划开辟海路贸易，自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第三，19世纪初年俄国对中国的输出，在俄国对亚洲各国全部输出之中，占有绝大的比重。下列的表可以帮助说明问题。洛日克娃: 《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与俄国资产阶级》（М.К.Рожкова，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Ц ар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а Среднем Востоке во второй четверти ХIХ века и Русская Буржуазия），莫斯科和列宁格勒，1949年版，37页。

俄国对中国输出在俄国对亚洲各国输出所占比重表

年份

输出

对亚洲各国

全部输出额

通过恰克图

对中国输出额

对中国输出

所占的百分比

1802年

3200000卢布

2016000卢布

63

1807年

3589000卢布

2513000卢布

70

这个表中所显示出来的情况是对中国输出所占比重极大，而这种比重又正在逐渐加大。此外，中国对俄输出也有显著增加，据估计: 1792年为二百四十六万七千卢布，1800年增为四百十九万二千卢布，1810年又增为六百五十八万卢布。前揭斯拉德柯夫斯基书，19页。这种逐渐增长的趋势比起18世纪来得更为迅速而猛烈，这对俄国商人企图开辟中俄海路贸易，不能不说是一大刺激。

第四，俄国对华输出以皮毛、皮革为大宗，到了19世纪初年，中国所需要的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皮货，数量上已极可观。1802年，俄国对亚洲各国输出皮毛和皮革共占全部输出货物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七。前揭洛日克娃书，38页。不难推想，其中很大部分是输往中国，换购中国茶叶的。但就在19世纪初年，英美走私商船偷运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皮货，载往广州出售的活动也日益加紧起来。恰克图的皮货贸易正在受着英美商人这种活动的严重威胁，俄国政府也不能不加以注意。1803年初，俄国贸易大臣鲁珉采夫（Н.П.Румянцев）在向沙皇亚力山大一世的报告中就指出了英国和波斯顿人这种活动的危害性。涅夫斯基: 《俄国人第一次环球游记》(В.В.Невский,Перв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Россиян Вокруг Света)，莫斯科，1951年版，10页。1805年，不但发生了克、李二氏来粤贸易的事情，而且俄国政府还选派了果罗夫金(Ю.А.Головкин)伯爵出使中国，他的使命之一就是要求满清政府允许俄船到广州进行贸易。叶菲莫夫: 《中国近代与现代史概论》(Г.Ефимов,Очерки по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莫斯科，1951年版，35~36页。这说明了俄国对华贸易，主要是皮货贸易，已引起了俄国政府的重视; 它不仅不能坐视英美走私商船攘夺皮货贸易，而且还有意参加广州的海路贸易。

以上四点，大致说明了克、李二氏来到广州、开辟中俄海路贸易的历史背景。总之，加强俄国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好，开辟中俄海路贸易也好，都是和19世纪初年俄国资本主义关系开始萌芽，商品生产逐步增长，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外市场分不开的。当然，我们同时也需要指出，19世纪初年的俄国，虽然已有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基本上还是个封建的国家。因此，扩大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虽然刺激了环球航行这一壮举的实现，而在俄国没有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以前，俄国对亚洲各国（包括对中国）的贸易，却显然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各国的贸易，有着根本的区别。俄国对华输出以皮货为大宗，而工业产品的输出则几乎完全不存在，就极能说明这一特点。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恰克图一带的边疆贸易，事实上是而且根据条约也是带有交换性质的一种贸易。”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俄文版，145页，引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解放社版，205页。他又说: “与英国商业相反，俄国的商业就不曾触犯到亚细亚生产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合译: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3页。这种论断正确地昭示我们，既不能把19世纪初年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从当时正在萌芽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对于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孤立开来，又不可忽视俄国之仍然是个封建国家这一基本事实。我们必须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 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对世界科学的贡献

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的两个主要目的既如上述，那末，为了达成这些目的，就必须探明海上交通的情况与条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科学考察方面有所准备，有所努力。同时俄国政府和俄国科学界也深知这次航行对世界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从而对这次航行，十分重视。1803年，在克、李二氏出发航行之前，俄国科学院就曾正式选克氏为通讯院士。此外，俄国科学院还组织了一些科学家，给这次航行提供了一系列科学上的指示。例如，矿物学专家谢维尔金（М.В.Северкин）、植物学教授斯蔑洛夫斯基（Т.А.Смеловский）和科学院院士动物学专家谢瓦斯特扬诺夫（А.Ф.Севастьянов）都给这次航行以不少的科学上的帮助。

诚如苏联学者涅夫斯基（В.В.Невский）所正确指出的，克、李二氏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这一次商业性的活动变成为富有世界科学意义的航行。前揭涅夫斯基书，37页。

首先，克、李二氏这次环球航行对当时世界的地理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发现了十六个新的岛屿（例如李香斯基发现了夏威夷群岛西北的李香斯基岛）。特别是在西欧各国航海家罕到的北太平洋地区，他们有了进一步的探勘。亚、美两洲北太平洋海岸和阿留申群岛、库页岛、千岛群岛以及日本本部之间的航路和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都因此得到了更为精确的阐发。克鲁森史特恩更在回国之后，以七年的精力（1815—1822年）把探勘所得绘制成为举世闻名的《南海地图集》（当时所谓“南海”，即指太平洋而言）。这部地图集不但改正了前此世界各国所有太平洋地图上的错误，而且论其精确程度更为当时世界各国所制太平洋地图所不及。无怪《南海地图集》出版之后，各国政府、商人、学者绘纷购置采用了！

此外，克、李二氏确定了撒哈连海流、黑潮暖流对马支流的存在，在世界史上第一次求出了海水的比重、深海海水的温度。这些工作给海洋学带来了新发展。在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方面，他们也都有很大的贡献。

除开对自然界现象进行研究之外，他们还在自己的著作中纪录下来有关亚、美两洲各地以及太平洋许多岛屿的社会情况。例如库页岛上的蝦夷（Айну）、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科地亚克（Кадьяк）岛上的爱斯基摩人、奴卡吉瓦(Нукагива)岛上的玻利尼西亚人的文化、习惯、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在他们的纪录中都占有一定的位置。这些纪录对原始社会史、民俗学、人类学等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

克、李二氏这次环球航行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有待我国科学界的进一步的、系统的介绍。

三、 俄船来粤贸易的经过和俄国

开辟中俄海路贸易的失败

克、李二氏来粤进行贸易是五口通商以前俄船来粤贸易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们虽在广州和行商进行了贸易，但俄国开辟中俄海路贸易的要求却遭到满清政府的拒绝而没有实现。俄船来粤贸易的经过和俄国开辟中俄海路贸易的失败，苏联学者多半根据克、李二氏的记载加以论述。事实上克、李二氏所载虽是亲身经历，却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在这一点上，中国方面的史料很可补其不足。

克、李二氏分乘“希望号”(Надежда)和“涅瓦号”(Нева)于1803年8月7日（此处所用的系公历，下同）由克隆斯达启行。两船横越大西洋，绕南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西北行到达夏威夷群岛。两船在这里分开，克氏所乘“希望号”开往俄国西伯利亚勘察加半岛上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然后由此巡行库页岛及日本，把俄国派赴日本的使节列札诺夫（Н.П.Резанов）送往日本。最后于1805年11月20日（中历嘉庆十年九月三十日）抵达澳门。克氏抵达澳门的日期，用涅夫斯基书242页所载，并参照薛仲三、欧阳颐合编《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查出中历月日的。《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册37页，《粤海关监督延丰奏俄罗斯夷船来广贸易折》称: “本年十月初八日（按即公历1805年11月29日，——则良）据澳门委员报称: 有国夷商噜噸巡船一只来至澳门等情。”这与涅夫斯基书中所载日期并无矛盾。因涅夫斯基书中所载公历11月20日（中历九月三十日）是克氏到达澳门的日期，而延丰奏折所举中历十月初八日（公历11月29日）乃是澳门委员报告的日期。后来多次上谕和吴熊光奏折中干脆把澳门委员报告的日期当做克氏到达的日期，是错误的。前揭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沿袭此误，把克氏到达澳门的日期确定为公历1806年11月28日，也是错误的。李氏所乘“涅瓦号”驶往当时俄国在北美属地上的新阿尔干斯克（Новоархангелск），即今美属锡特加（Sitka）岛。由此横渡太平洋，于1805年12月3日（中历十月十三日）到达澳门，比“希望号”晚到两星期。李氏到达日期，从涅夫斯基书，188页所载。延丰奏折中称澳门委员报告的日期为中历十月十七日（即公历12月7日）。后来上谕及吴熊光奏折中径以此日为李氏到达的日期，是错误的。理由同注1。刘选民文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两船于12月5日“希望号”、8日“涅瓦号”先后到达黄埔，8日克、李二氏同入广州。

俄船来到之后，广东地方当局自然首先要弄清楚这些船是哪一国的船只。当时满清官吏地理知识有限，对于这样两艘不知来自何国的船只，自然感到莫明其妙。诚如粤海关监督延丰在奏折中所说: “到广常通贸易者，只大小西洋、咭唎、咪唎、荷兰、兰哂、及嗹（按指丹麦——则良）、（按指瑞典——则良）等国。此外洲岛虽多，梯航未达。”《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册，《延丰奏折》。因此就产生了一个所谓“国”的问题。就是和俄船接触的人们报称这两船是“国”的船只。克鲁森史特恩被音译为“噜噸”，李香斯基被译为“囋”。过了几天，弄清楚所谓“国”就是俄罗斯。这本是个洋文译音的极简单的问题，“噜”二字恐怕就是英文Russians的音译，因为据李氏记称，澳门、广州极少通俄文的人，所以在递帖时是用英文写好递上的。李香斯基: 《“涅瓦号”环球游历记》（Ю.Ф.Лисянский,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На Корабле “Нева”），莫斯科1947年版，236页。偏偏嘉庆帝的上谕又把“噜”的“”字写成了“”字，把问题弄得更复杂，以致后来一些学者如何秋涛等还为此下了一番考证工夫。何秋涛: 《朔方备乘》卷首三，2页，何秋涛原注。

克、李二氏通过英商毕尔（Beal），找到一位行商Луква作保，办理了报关、纳税和交易的手续。这个Луква，据我现在初步判断，就是西成行的黎颜裕。因为两广总督吴熊光的奏折中明明说: “有西成行商人黎颜裕承保，已将货物起卸。”《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册，47页，《两广总督吴熊光奏准令夷船开行回国缘曲折》。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中只提到西成行洋名Exchin，而未考证出黎颜裕的洋名，俄文史料所载可以补上这一缺陷。保商之外，据克、李二氏记载和俄船打交道的还有一个Панквиква，其地位之重要，似远在黎颜裕之上。按这个Панквиква即十三行总商潘启官（名致祥，亦名有度），其资力的雄厚，为一时行商之冠。他曾代表官方询问许多问题，并要求书面答复。关于来船究竟是商船还是巡船（即军舰）这个问题，克、李二氏并没有讳言是巡船，但声明船中满载皮货。满载皮货一点（两船所载猎虎皮，共达十九万捆）大概使行商和延丰大感满意。延丰在向满清皇帝报告时曾谎称两船都不是巡船。隔了两天，延丰还亲自来量船的大小，进行课税（船钞），“涅瓦号”一船就纳了三千九百七十七个西班牙币。此后，黎颜裕的买卖就以相当于二十万金卢布的价格成交了。他出了“任何别家行商所愿给的价钱”，买下了虎皮十万捆。俄船则通过黎颜裕，买了茶叶、瓷器、丝、南京棉布等货。本段所载参考李香斯基书，234~237页;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263~265页; 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196~197页;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册，《延丰奏折》等。为避免烦琐，不一一注明。

延丰极力促成这次贸易。他一则不顾俄船向无来粤贸易的先例，再则不等两广总督那彦成的同意（那去惠潮一带阅兵），三则不考虑北京是否批准，四则辩称不是巡船，径自准许开舱卸货。此外，还试图探明北京政府是否允许以后俄船来粤贸易。这种态度，既不是由于像他后来所说的一时“糊涂”，也不是由于他对俄国人有何好感。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黎颜裕在包下这笔生意时，曾“孝敬”他七千个西班牙币（约当“涅瓦号”所纳船钞的一倍）！《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2册，1页，《军机处奏传询延丰擅准俄罗斯商船卸货情形片》，李香斯基书，242页。而黎颜裕一面行贿，一面肯出相当价钱买下虎皮，也只可能有一个解释，就是皮货（特别是海路来的，运费低的皮货）确实在中国内地的市场上有销路，能够获致大利。这正可说明俄国开辟中俄海路贸易的企图，在客观上也符合了中国市场的需要。

但满清政府对开辟中俄海路贸易则是坚决反对的。擅准俄船贸易的延丰，先被议处降为七品笔帖式，后更被嘉庆帝下令革职，“在万年吉地工程处效力行走”。至于来粤贸易的俄船，“如尚未卸货，即令停止纳税，奏闻候旨遵行”。《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2册，3页，《延丰擅准夷船进浦卸货着即革职、吴熊光等亦办理未协均交部议处、嗣后该国商船来广严行驳回上谕》; 又同书第1册，46页，《军机处寄两广总督吴熊光晓谕夷商该国贸易向有定界、不可轻易旧章、着即将船驶回本国上谕》。两广总督那彦成阅兵回来后，曾下令派兵把两船暂时扣押起来，正在装载的货物也被停止装载。这种晴天霹雳，使局势突然紧张起来，两船大有“欲归不得”之势。

克、李二氏通过广州英商商会会长德鲁蒙特（Drummond）和行商，请求准许继续装货归国。行商建议把禀帖措词改得委婉一些，才敢代为递上。但递上之后，又有一个突然的发展。新任两广总督吴熊光的态度突然变化，采取新的步骤。他在1806年2月6日（中历嘉庆十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奏折上说: “该商等远赴重洋贸易，货物业经起卸。海洋风信靡常，若候奉到谕旨方准开放，设致船只阻隔经年，既非体恤远夷之道，并恐该国阻其贸易，心生疑畏，亦多未便。臣孙玉庭及阿克当阿再四筹商，不敢拘泥等待，拟即准其开船回国。”《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册，47页，《两广总督吴熊光奏准令夷船开行回国缘由折》。接着吴熊光等人，不顾自己可能像延丰一样受到处分，不等得到北京的批准，在发出奏折的翌日，就下令准俄船开船回国。俄船得到准许回国的命令之后，只隔了两天，即于2月9日（中历嘉庆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离开广州，而吴熊光等人在2月15日（中历嘉庆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奏折中，才报称俄船已经离开，并且自请“交部议处”。吴熊光等人这种突然的措置，当然不是单纯由于“夷商情词恳切”。克氏本人认为扣留两船，原是那彦成的主意，与新任总督吴熊光天关。克鲁森史特恩: 《环球游历记》（И.Ф.Крузенштерл，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 Света），莫斯科，1950年版，255、257页。这显然不能圆满解释吴熊光何以不惜自请“议处”，径行改变那彦成的决定。据李氏记称，如在4月中旬以后离开广州，将遇到恶劣天气和逆风，到达俄国的时间可能大大延迟。这和吴熊光等人奏折中所说: “迟逾风，便要阻滞一年”，是符合的。而李氏认为俄船之得以早日离开广州，则是由于广州各国洋商对此事的关注。前揭李香斯基书，238页。究竟广州各国洋商如何关注，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李氏的解释合乎真相，那末广州洋商的力量，足以使广东地方当局终于不等待北京政府的命令，甚至欺瞒满清皇帝，也就很值得我们注意了。

四、 满清政府为什么坚决拒绝开辟中俄海路贸易

这次俄船来粤贸易，引起了一系列的后果。克、李二氏及其船只几乎被扣下。粤海关监督延丰革职，两广总督吴熊光、广东巡抚孙玉庭和新任粤海关监督阿克当阿都交部议处。嘉庆帝在吴熊光的一本奏折上亲笔硃批说: “延丰大错，汝等亦不能无咎。”《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册，49页，《两广总督吴熊光奏嗣后

夷船来澳禁其贸易片》。接着在1806年3月9日（中历嘉庆十一年正月二十日）上谕中严厉规定: “嗣后遇有该国商船来广贸易者，惟当严行驱回，毋得擅准起卸货物，以昭定制。”《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2册，3页，《延丰擅准夷船进浦卸货着即革职、吴熊光等亦办理未妥均交部议处、嗣后该国商船来广严行驳回上谕》。这一道上谕，紧紧地关闭了中俄海路贸易的大门。

满清政府（首先是嘉庆帝）为什么这样坚决地拒绝开辟中俄海路贸易？过去有人认为清廷向例只准俄国进行陆路贸易，而海路贸易则是为欧美其他国家而设。武堉干: 《中国国际贸易史》，58页。有人认为清廷之不准俄国进行海路贸易，正犹如其禁止英商深入内地从事陆路贸易。刘选民: 《中俄早期贸易考》，196页。这种解释，我认为只是从表面看问题。从满清统治者向两广地方当局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就可以看出满清政府的用意所在。1806年1月28日（中历嘉庆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军机处寄两广总督吴熊光上谕云: 

折内所称“”即俄罗斯，夷音相近，广东省向无俄罗斯通事之人，凭何译出？其译出之夷禀如何叙述，亦未据该监督随折呈览。其船上所载皮张银两，究系何项皮张，共带若干？其银两欲转贩何项货物？……该国究竟是否俄罗斯？向来俄罗斯定例俱在恰克图地方通市，从未到过粤省。一切海道沙（根据吴熊光奏折引上谕原文，此处漏一“线”字——则良）因何认识？该夷船从本国开驶之后，经由几国？是否先到别国，另由别国导引而来？其导引者又系何国？至该夷商此次船只货物，是否该商等私自置办牟利？抑系该国王遣令贸易？均当一一询明。《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册，45页，《军机处寄两广总督吴熊光询问国夷船是否即俄罗斯及来广沿途情形、并是否系该国王遣来上谕》。

这里所提问题虽多，但其中最重要之点，我认为在于要了解清楚俄船怎样能够来到广州，海上交通路线，俄船如何认识，有无其他国家引导。这些问题显然不单是从所谓贸易问题出发，而是另外有所考虑的。满清政府，特别是嘉庆帝的深谋远虑，只消细读前述所发几道上谕，就可看得十分清楚。这种巩固自己统治的深谋远虑，绝对不是像延丰这种贪污腐败的官僚所可企及。在两广地方官吏之中，能够窥见满清统治者这种为自身安全打算的用意的，恐怕只有那彦成一个人。因而在两广地方当局获罪之时，只有这个卸任总督能够取得嘉庆帝的赏识。1806年2月3日（中历嘉庆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军机处寄上谕云: 

那彦成奏: “俄罗斯僻在极北，向止许在恰克图一带通市。今请来广贸易，恐奸商贪利私售。且来往熟悉海道及内地情形，亦多未便”等语。那彦成办理此事，与朕意适符，所见甚是。那彦成有此一节可嘉，其在粤东总督任内所获各罪愆，将来议上时，朕尚可加恩末减。《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册，46页，《军机处寄两广总督吴熊光晓谕夷商该国贸易向有定界、不可轻易旧章、着即将船驶回本国上谕》。

这一道上谕所述比1月28日上谕就露骨多了。所谓“来往熟悉海道及内地情形，亦多未便”一语，最能道破满清统治者心中的打算。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国家，既曾通过陆路贸易，到过恰克图以至北京，对“内地情形”本已有相当“熟悉”，如再“熟悉海道”，甚至可能和别的外国纠结在一起，自然不能不加防范。满清政府在拒绝开辟中俄海路贸易的同时，突然下令不准由陆路来华的俄国使节果罗夫金伯爵前来北京，其用意所在也不难想见。按: 俄国使节来京，最早可追溯至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降及清代，俄使来京，更是屡见不鲜。这次果罗夫金伯爵来华，清廷本已下令“沿途供应必须从优”《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1册，34页，《军机处寄署直隶总督裘行简筹办照料俄罗斯贡使事务、无庸添派知府、沿途供应必须从优筹备上谕》。，而到了1806年2月24日（中历嘉庆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却突然以“该使臣不知礼节”为名，着令由库伦回国，不许来京。《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2册，1页，《军机处寄署直隶总督裘行简俄罗斯使臣不知礼节、已饬令回国、前派照护官员着即撤回、所备什具均行停止上谕》。这种先恭后倨的突变，显然与俄船来粤贸易事件有关。满清统治者对俄国一面派船由海道来华，同时派遣使臣经由陆路深入内地所怀抱着的疑惧和不安，已经是昭然若见了。

必须指出，19世纪初年的满清帝国，已经是个外强中干的局面。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俄船到粤时，蔓延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的白莲教起义虽然基本上被镇压下去，却并未完全被扑灭。而有名的蔡牵、朱所领导的沿海贫民在海上的起义，正是如火如荼，给满清的统治以致命的打击。从满清统治者的立场看来，内地也罢，海上也罢，这些起义人民以及不甘忍受压迫的人民，如果多和外国有所接触，势必会导致不利于满清统治的结果。清朝中叶以后，满清政府对中国人民和洋人接触的限制愈来愈严，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可能产生的不利于自己的结果。嘉庆帝对这次俄船来粤贸易的猜疑态度，以及坚决拒绝开辟中俄海路贸易的措施，都是和当时这种为自身统治利益考虑而制定和执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分不开的。

至于满清政府由于不明了当时的国际形势，缺乏地理知识，对这次“甚属新异”（1806年1月28日，即中历嘉庆十年十二月初九日上谕中语）的俄船来粤贸易，有些疑虑，当然也是事实。但这些因素和上述的原因比较起来，却不能不说是极为次要的了。

五、 克、李二氏笔下的中国

克、李二氏都留下了一些有关19世纪初年中国的情况的记载，而克氏的记载，尤为翔实。篇幅所限，不能完全迻译。现在仅就克、李二氏记载中较为重要、可补中国史乘之不足的几点，作一简单的介绍。

首先，克、李二氏都以极敏锐的眼光看出满清帝国的统治开始发生动摇，同时他们又都以同情的态度来论述反抗满清统治的中国人民。克氏指出中国的平民身受饥寒和压迫，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就起来反抗自己的压迫者。他分析白莲教起义的原因时说: “（满清）政府是个十足专制的政府。……专制的精神由皇帝起逐步浸染到最低级的官吏。人民处在许多小暴君的压迫之下。……不满的人们现在正遍布于全中国。1798年我到广州的时候（按克氏当时系随英船到达广州——则良），曾有三个省份举义; 现在许多地区都起来反抗了; 几乎整个南半部中国都武装起来反抗政府了。”前揭克鲁森史特恩书，259~260页。李氏记载满清统治者虽已接受了汉族的习惯，但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对汉族不信任，尽量任用满人充任文武大员。汉人对满清这种歧视不能无动于衷。他说: “成千上万没有饭吃的人们情愿对能够改善他们的处境的一切力量加以帮助。”前揭李香斯基书，248页。他一面描述了广州官吏的贪污腐败、巧取豪夺、滥用酷刑，同时却以同情的口吻刻划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和痛苦。他说: “中国的街道上充满了乞丐。”“许多贫民由于极度贫苦的缘故，不得不在小船上讨生活，费尽心机，极困难地找到极可怜的一碗饭吃。”前揭李香斯基书，245页。克、李二氏都十分注意当时蔡牵、朱等人所领导的沿海贫民的起义。克氏曾经指出沿海贫民的起义军与天地会有关，而天地会则是“不满政府的各阶层的人们组织的”。前揭克鲁森史特恩书，262页。这使我们对沿海贫民的起义，得到一些新的了解。克、李二氏都能够不受满清统治阶级的看法的影响，看清楚所谓“海盗”问题的本质。克氏在澳门附近遇到了三百艘起义军的船只。他是这样认识这一问题的: “现在使中国南部，特别是广州和澳门充满着恐惧的海盗，实质上就是这个国家南部各省的居民。他们被专制的官僚压迫到了极点，才采取了这个最后的途径来改善自己的悲惨遭遇的。”前揭克鲁森史特恩书，250~251页。李氏在到达澳门后记称所谓海盗的人数多至二十万人。这还只是珠江口一带的情况。李氏又说：“在我们到达（澳门）之前，约有三百艘船只开到距离广州不远的一处设防地点，把该地完全破坏了。”这种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蔡牵、朱所领导的海上起义军的威力之大！李氏也指出，这些起义者是由于极端贫苦和极度受压迫而致亡命海上的。他说: “贫困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许多家庭不得不逃出各省，靠在海上劫掠来求得一碗饭吃。”前揭李香斯基书，252页。

克、李二氏这种同情的叙述说明了他们具有比较先进的看法。在19世纪初年，这确实是难能而可贵的。

其次，作为鸦片战争前国际贸易都市的广州，在李氏的笔下得到了较为详尽的描绘。李氏指出广州是这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欧美各国商船每年由此运出货物达三万吨之多。国际贸易对广州和粤省内地人民生活的影响极大。外国商船的来去决定着广州人口的增减。“和欧洲人做生意使得大量人口在商船来港的时期集到这个城市里来。在商船离去时，居民数目就大为减少。每到夏天，无事可做的人们就到本省内地去，和自己的亲族一起在田地上耕作，而城里则只剩下住户和那些以席篷小船为其全部财产的人们”。前揭李香斯基书，240页。

李氏指出由广州出口的货物以茶叶为大宗，此外则有南京棉布、丝、瓷器、大黄等。入口货主要是皮货、细呢、毛呢、锡、洋铁和西班牙银币。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有关皮货贸易的记载。入口皮货的数量是很大的，李氏将其列为入口货的第一项，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记称美国近年有大批商船，专运皮货来华销售。几年间美商输入海狸皮达两万件，每件售价十七至十九个西班牙币。前揭李香斯基书，242页。而粤海关的官员也特别注意从来船中为自己留下最好的皮子。这些事实最能说明原以皮货为对华陆路贸易主要输出的俄国，何以不辞辛劳、一意要开辟中俄海路贸易。而西成行黎颜裕之愿意对延丰“孝敬”巨款也就不难解释了。

克、李二氏关于中国情况的记载，还有很多。例如，克氏记载中国有不少规模宏大的手工业工场，广州附近就有一个瓷器工场。前揭克鲁森史特恩书，278页。此外，诸如公行制度的弊端，中国妇女地位的低下，儒、释、道三教的情况，满清政府的组织，成德行刺嘉庆帝事件，满清政府对西洋传教士的态度等等，都可以和中西史料补充印证。他们曾去十三行总商潘启官家中游览，对于潘氏园亭的富丽，布置的堂皇都有生动的描写，可藉以窥见当时行商生活之一斑，不失为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社会史料。这种种记载，相当翔实，只能留俟另文介绍了。

（原载《历史研究》1954年5期）

评荣孟源同志有关一九○五年

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派的影响的几个论点

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问题。这个问题有着丰富的内容，例如1905年俄国革命对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活动究竟发生了哪些影响，就是这个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据我所知，目前中、苏两国史学界已有不少同志，就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的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论点。已经发表出来的论文，计有荣孟源: 《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静吾: 《一九○五年俄国革命与中国》，载《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第70号; 黎澍: 《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和中国》，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 范若愚: 《第一次俄国革命和中国》，载1955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列斯涅尔（И.М.Рейснер）: 《一九○五—一九○七年俄国革命与亚洲的觉醒》（Русская Ревоюцния 1905—1907 гг.и Пробуждение Азии），载《苏维埃东方学》（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55年第2期; 别洛夫（Е.А.Беов）与丹尼洛夫（В.И.Данидов）合著的《一九○五—一九○七年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影响》（Влияние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07 гг.На Китай），载《苏维埃东方学》1955年第6期; 亚·杜宾斯基著《一九○五—一九○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载《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2期。但是，在个别论文中，不可否认，也还存在着为了硬要找出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活动的影响以致歪曲了历史真相的情况。荣孟源同志在《历史研究》杂志（1954年第2期）上发表的《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的若干论点，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不健康的倾向。同时，这篇论文已经译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5年第6期），影响较大。为此，我愿意在这里针对他的若干论点提出自己的不成熟的意见，希望能够得到荣孟源同志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丁则良文集

评荣孟源同志有关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的几个论点

首先，荣孟源同志认为同盟会“因受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而成立”，就是很值得商讨的一点。他说: “孙中山与其他同盟会会员，固然没有说过，因受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而成立中国同盟会，但是这一件事实，从同盟会的行动中是可以看清楚的，从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中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本文各处的着重点都是我加的，下同——则良）我们看了他的这几句话，以为他一定会在文中提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一件事实”。但是，他的论证却是相当薄弱的。他所举出的理由不外是: 宋教仁、孙中山等人曾和个别俄国“革命党人”谈过话，《民报》中刊载了几篇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章和几张有关俄国革命的照片等。我认为这一切只能证明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宋教仁以及《民报》的一些编辑和撰稿人注意到了俄国革命，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却绝对不能证明所谓“因受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而成立中国同盟会”“这一件事实”。刊载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章和照片的《民报》，是同盟会成立以后几个月才出版的。至于孙中山和盖尔晓尼（Γ.A.Γершуни）的晤谈，宋教仁和彼尔斯特基的谈话，都是1906年的事情，而同盟会则成立于1905年秋。我们不应当用同盟会成立后的若干现象来论断同盟会成立的时候或以前的问题。

现存有关同盟会的原始资料，没有一处提到同盟会是“因受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而成立”的。相反，我们却有证据证明同盟会的创立者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之时，从许多别的国家受到了一些影响。孙中山在1905年8月13日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历述自己“此次由美而英而德、法”，看到了“各国无不由旧而新”。此外，他还举出日本的明治维新和菲律宾“抗西班牙、美利坚二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引文均见《民报》第1号，过庭《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来鼓舞到会的人们。

这种情况，我看是并不奇怪的。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在这时还没有产生“以俄为师”的想法。如果说，外国的历史和现实对他们有所刺激，有所启发，很显然最主要的不外是: （1）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例，（2）亚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3）资本主义制度给人民带来的祸害和各色各样的“医治”这种祸害的主张。他们对俄国是比较隔膜的。就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后，1905年俄国革命的日益高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而且也给予他们的革命运动以不小的影响，但是，总的说来，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他们对俄国革命的真相基本上并没有透彻的了解，而且也确实是不可能认识清楚的。一直到1912年，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还明确指出孙中山“虽是一个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但他显然完全不懂俄国的情形”，说他的主张“与俄国、与俄国经验、与俄国著作完全无关”。《列宁斯大林论中国》，23页。列宁的这一指示，是值得我们深刻体会的。

总之，有关同盟会“因受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而成立”的论断，似乎还缺乏确凿有力的证据。

其次，荣孟源同志认为1905年俄国革命“影响了、推动了中国革命党人提出彻底的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他一则指出中国革命党人从俄国革命“学习”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口号；他再则断言同盟会把“平均地权”——即土地国有，列入政治纲领，要求“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都是看到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而后这样做的。荣孟源同志的这一论断，我认为很有商讨的必要。

先就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口号来看，荣孟源同志的论证方法就是大成问题的。他先引用了1·9·0·5·年 1·0·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所说的下面一段话: 

近时志士，舌敝唇焦，惟企强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之终无成耶？孙中山: 《民报发刊词》，载《民报》第1号。

引用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革命党人产生的怀疑，这本是完全可以的。但他紧接着就说: “这时发生了俄国革命，就给中国革命党人解决了这个疑虑。”试问俄国革命怎样解决了这个疑虑呢？他的论证是: 1·9·0·6·年3·月，宋教仁听从了俄国革命党人彼尔斯特基所提出的“必二者（按指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则良）俱到，然后自由之权利可得而目的可达也”的意见。宋教仁: 《我之历史》，1906年3月10日。1·9·0·6·年6·月，朱执信比较中俄两国情况，认为“俄国之革命皆并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者也”。朱执信: 《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载《民报》第5号。于是，荣孟源同志下了结论说: “由此，同盟会……要求‘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而这里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据他自己注明，还是引自1905年10月孙中山所写的《民报发刊词》。为了便于讨论，我把孙中山《民报发刊词》中“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一语后面几句话全引在下面: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孙中山: 《民报发刊词》，载《民报》第1号。

从这里，不难看出孙中山根据自己对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而产生的疑虑，是他自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而又在《民报发刊词》中解决了的，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并没有等上半年或大半年看到宋教仁和朱执信论到俄国革命的文字，才想出这一解决办法。这就是说，并不是宋教仁和朱执信对俄国革命的某些观察影响了孙中山，影响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 相反，倒是孙中山在半年前或大半年前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使宋教仁、朱执信等人感到可以从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得到印证。荣孟源同志在这里所采取的论证办法，不仅是不顾历史事实的时间顺序，倒果为因，而且很显然是为了一口咬定“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口令是俄国革命的产品，才不得不硬在论证过程中绕了这样一个完全不必要的大弯子！

其实，孙中山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口号固然是1905年才提出的，但在1896年伦敦脱险之后，他在观察欧洲各国社会情况的过程中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听听他的自述: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孙中山的这一段话也能证明荣孟源同志在他的论文中所说的: “在同盟会成立之前，所有革命党人都是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要求中国富国强兵而已”，是何等的武断！——则良）。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总理全集》，上卷，近芬书屋版，4页。

孙中山在这里所说的“一劳永逸之计”，正是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的雏型，其中一脉相承的线索，是相当清楚的。

又如，同盟会把“平均地权”列入政治纲领，也并不是没有渊源的事情。据冯自由考证，至少在1903年，即俄国革命爆发前一年多，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旧金山等地吸收同志参加革命，就已经把“平均地权”作为誓词的一项，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等项并列。荣孟源同志在他的论文中承认“平均地权”一词，“在1904年孙中山所订的《致公堂新章》中或在更早的其他文献中，已经出现”。由此可见，说“平均地权”之列入政治纲领，是由于接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是需要再考虑一番的。但他并没有加以考虑，他把话题一转，说什么“但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向未为任何刊物所称道’”。这只能说是论证中的一种枝蔓和避闪，因为“向未为任何刊物所称道”，怎能否定“平均地权”在1905年以前已经成为纲领中的一项呢？

“土地国有”的问题比较复杂，但也更为重要，因此，需要多说几句。

荣孟源同志认为“土地国有”就是“平均地权”，这是不完全恰当的。尽管中国革命党人有时把这两个名词当做同义语来用，就概念的涵义说，二者之间似乎还不宜干脆划上等号。

《民报》第6号有去非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俄国革命提出土地国有问题，“纯自社会主义之表现，为他国革命所未逮者”。去非: 《俄国立宪后之情形》，载《民报》第6号。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一文章中的几句话，断定同盟会之提出土地国有的口号，是由于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呢？我认为还不能这样论断。我的理由有两点: （1）中国革命党人之提出土地国有，并不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的事情。梁启超曾于1907年在揭发孙中山的私人谈话时写道: 

抑孙文昔尝与我言曰: “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一层地主从中朘削之，则可以大苏。”梁启超: 《杂答某报附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载《新民从报》第4年第14号。

可见孙中山的土地国有的主张，由来已久。那末梁启超所说的“昔”，究竟是什么时候呢？据民意所写的《告非难民生主义者》一文透露: “孙先生曰: ‘六年前，吾与梁氏语……’”民意: 《告非难民生主义者》，载《民报》第12号。可以推知孙、梁谈论土地国有和民生主义问题的时间，当在1901年间，证以《孙中山年谱》在1901年条下所载: “时梁启超亦在日本，与先生同为失败之人，时相过往，然议论终不能合”《总理全集》，上卷，30页。这个推断是比较可信的。至于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的类似的思想，也都形成于1905年以前，可以参看章太炎的《訄书》和陶成章的《龙华会章程》，不必赘述。（2）1905年后，《民报》曾刊载了好几篇讨论土地国有的长文（冯自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载《民报》第4号; 民意的《告非难民生主义者》，载第12号；县角羊的《土地国有与财政》，载第15号；太邱的《斥〈新民丛报〉驳土地国有之谬》，载第17号）和《新民丛报》就这一问题展开了论战，从而也就比较详尽地陈述了这些长文的作者们的立论的渊源。总括言之，他们的土地国有的主张，主要是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改良主义者那里学来的。而更可注意的是: 他们在论文中无一语涉及俄国革命中的土地国有问题。

以上两点可以证明同盟会提出的土地国有的口号，并不是俄国革命影响下的产物。荣孟源同志引用去非写的几句话，就判断同盟会将土地国有列入纲领，是由于参考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我认为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我相信俄国革命只是起了印证的作用。

为什么荣孟源同志要把“举政治革命、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的口号以及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之被列入政治纲领这样武断地说成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的结果呢？据我看，这是和他认为同盟会学习了俄国民粹派有密切关系的。请看他的这样一段话: 

中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同盟会为阶级所限制，不可能学习俄国工人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只能学习俄国民粹派，“他与俄国民粹派是这样地相似，以至于达到了基本思想和许多个别言论之完全一样”。“中国民粹派的战斗的民主主义这个思想体系，第一是与社会主义的梦想，是与想使中国避免资本主义道路、预防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是与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和宣传结合在一起的”。

这可以说明荣孟源同志相信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确实学习了俄国民粹派。那末，这个看法是否正确呢？我认为应当细致分析一下。我想，如果说俄国民粹派完全没有影响中国的革命党人，那是不对的。可以肯定地说，俄国民粹派在两个问题上起了一些作用: （1）在暗杀行动上，中国革命党人从他们学了一些东西，这一点论者很多，不必细说。（2）俄国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的口号，多少启发了中国的一些革命党人，使他们感到必须加强与会党的秘密联系。这一点是有史料可资证明的，我把它引在下边: 

当十九世纪之七十年代，俄国革命以“去矣！与人民为伍”为标的，游说全国，革命风潮，方能致今日之盛。近年欧西各国，盛主张工会主义，以团结劳力之民，推为社会革命之急务。百十志士，身入工场矿山，以传布主义，诚伟观也。继今以往，中国欲革命成功，亦非设工会不可。但与其从新建设，何如就其所已有之会党而改良之？倘得千百同志，投身会党之中，持简单之无政府共产，易其简单之反清复明; 以自由联合之义，变其所认正龙头、副龙头阶级之制，彼辈亦必乐从。……故吾效昔日俄人之口吻，而亦大呼于众曰: “去矣！与会党为伍！”《去矣！与会党为伍！》一文载《新世纪》，第43期（1908年4月11日）。

《新世纪》的这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它告诉我们，在欧洲的中国革命党人中间，确实有着希望学习俄国民粹派的想法。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有关政治纲领的问题上却并没有向俄国民粹派学习。荣孟源同志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来证实他自己所提出的“只能学习俄国民粹派”的结论，来证明同盟会之主张“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及把“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列入政治纲领，就都是从俄国民粹派学来的。其实，列宁的原意却并非如此。列宁在写了“他（按指孙中山——则良）与俄国民粹派是这样地相似，以至于达到了基本思想和许多个别言论之完全一样”等语之前，明明说孙中山这个“与俄国、与俄国经验、与俄国著作完全无关”的中国民主主义者，“提出了纯粹俄国的问题”。《列宁斯大林论中国》，23页。这就是说，列宁认为孙中山虽不了解俄国民粹派，在认识上却有不少与俄国民粹派一样的地方。

我认为列宁所说的孙中山“与俄国、与俄国经验、与俄国著作完全无关”的话，是绝对不能省略的。因为如果荣孟源同志引用了列宁同志的这句话，他所提出“只能学习俄国民粹派”的结论，就要发生严重问题了。

荣孟源同志这种割裂、附会的作风，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最后，荣孟源同志又在“同盟会受了俄国革命影响，在各种革命方法上都想向俄国革命党人学习”的主题下，举出“创办革命报”，“肯定武装起义为革命的唯一方法”、“扩大活动范围（按指联络会党之外，兼及军队和学生团体——则良）”等等，认为这些都是学习俄国革命经验的实例。

这里面也有不少问题，现在我想专就所谓“肯定武装起义为革命的唯一方法”一点，来进行讨论。荣孟源同志用宋教仁在《民报》第7号写的一篇文章的跋尾中的一段话，来支持他所提出的“同盟会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更肯定了武装起义为革命的唯一方法”的结论。为了便于讨论，我把宋教仁的一段话引在下边: 

吾有感者，露国人民对于政府之方法，总不外革命（原注: 此革命专指暴动、暗杀、同盟罢工等之一切以强迫力反抗政府者而言）与要求之二者。其要求所遂之度，则常视革命之强弱为准，然常不相应，但得如十与三四之割合而已。今而后，要求之法将无所用于露国，亦未可知耳。然则此二方法之孰轻孰重，孰缓孰急，益可见矣。世有言政治革命，徒主张要求而谓无事于他方面者，其亦知所反焉否耶？噫！宋教仁: 《一千九百零五年露国之革命》，载《民报》第7号。

这一段话，正像黎澍同志在他的论文《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和中国》一文中所指出的，“是针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而说的”。黎澍: 《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和中国》，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宋教仁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把“革命”与“要求”对立地提了出来，进而批判了改良派之“徒主张要求”而“无事于他方面”。这就是说，他这一段话的用意并不是“肯定了武装起义为革命的唯一方法”，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已经进行过几次武装起义”，而且在1905年以前早已经认识到武装斗争的必要性。我们只消看看孙中山在1898年对犬养毅与宫崎寅藏的谈话《总理全集》，中卷，《谈话》，2页。和章太炎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章氏丛书》，《文彖》，卷2。，就可以断言这一点。所以宋教仁在自己的这段话中所加的注解中的内容，基本上并不是什么新的内容。他这一段话的用意，就在于指出中国人民对待清朝政府应该采取革命方法，而不可再走所谓“要求之法”的道路。在这一点上，倒确实可以看出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至于荣孟源同志认为可以从这一段话得出“同盟会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更肯定了武装起义为革命的唯一方法”的结论，则是根本站不住的，荣孟源同志似乎是把宋教仁所提出的“对于政府之方法”和他自己所提出的“革命方法”混为一谈了。

而且，荣孟源同志既说同盟会“肯定了武装起义为革命的唯一方法”，但在另一段里却又说“革命党人受俄国革命影响，把秘密运动暗杀和起义作为主要的方法”。这里的“唯一”和“主要”已经有出入，而宋教仁所举出的“同盟罢工”还不知应放在什么地方。同时，从他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是把“创办革命报”一事列为革命方法之一的。这就更加强了他自己的论点的矛盾。人们不禁要问，荣孟源同志究竟如何理解所谓“革命方法”？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回答，所谓“在各种革命方法上都想向俄国革命党人学习”，是很难令人真正理解的。

以上是我初步研读了荣孟源同志有关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的论述后对他所提出的若干主要论点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现在，我想提出自己对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这一问题的一点意见。

我认为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可以归结为这样两句话: “内容并不复杂，而意义则十分重大。”为什么说“内容并不复杂”呢？这是因为事实上，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俄国革命党人基本上并无直接接触，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和报刊对俄国革命的歪曲和诬蔑，特别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自己的阶级观点的限制，更不可能确切了解1905年俄国革命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一般地受到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至于在革命组织、政治纲领、斗争方法等等方面，他们自然也只能通过片段的了解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多少受到一些启发。而这种启发，归根到底，不外是一些不成熟的片段的感性的认识。荣孟源同志所引用的《民报》等等上面有关1905年俄国革命的报导和论述，基本上都可作如是观。所以，从表面上看，材料似乎不少，而仔细考究一番之后，就可看出，真正能够说明问题的却并不多。这就说明了所谓“内容并不复杂”，是不足为怪的了。

为什么说“意义十分重大”呢？这是因为: 第一，1905年俄国革命，在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看来，毕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重大事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雷动全球”的“革命之大风潮”。他们看到了俄国的革命党人，敢于针对以专制闻名当世的沙皇政府，“犯难而与之争”，这个事实大大地鼓舞了他们自己正在进行着的反对清朝专制政府的革命斗争，使他们认识到必须有“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之志气”，才能“屡蹶屡起，久而益振”。胡汉民: 《与〈国民新闻〉论支那革命书》，载《民报》第11号。甚至在俄国革命走向低潮的时候，他们还是坚定地相信，“障碍一日不去，则革命一日不熄”。1905年以后，国内各地人民运动高涨，确实出现了“屡蹶屡起”的情况，终于最后发展成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这是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在1905年俄国革命当中，沙皇政府曾经被迫“采取随风转舵的政策”，召集杜马，发布了所谓“保证公民自由”的10月17日宣言。这一切和清朝政府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和宣布预备立宪的把戏是大致相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俄国革命的经验，看出必须坚持革命立场，大力击破清朝政府和改良派的宣传攻势。前引宋教仁批判所谓“要求之法”的文字，以及《民报》上另外一些和改良派就立宪问题进行论战的文章，都足以证明1905年俄国革命在这一点上确实起了作用。

也许有人要问: “内容并不复杂”和“意义十分重大”之间有没有矛盾？据我看，二者并不矛盾。我们平时考虑到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有很大影响的时候，总习惯于下面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 它们之间必须有着很多的直接联系。这一想法在许多情况下是合适的，但不见得在每一情况下都是合适的。荣孟源同志似乎就是在这一想法的支配下，不管实际情况如何，硬要找出和确立1905年俄国革命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在革命组织、政治纲领和斗争方法等方面的直接联系。结果必然会产生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另一种情况就是列宁的做法。列宁一方面指出1905年俄国革命“唤醒”、“引起”和“推动”了亚洲各国民主革命的作用，同时却明确提出孙中山的思想和行动“与俄国、与俄国经验、与俄国著作无关”。我认为在研究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的时候，必须从列宁的做法中取得宝贵的教训。

(原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3期)

苏联东方学者论东方人民

民主国家的性质与特点

——苏联科学院一次学术讨论会的介绍

苏联科学院历史哲学部曾于1951年11月12日至23日，在东方学研究所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题目是“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与特点”。这一次学术讨论会的组织工作，是由东方学研究所学术会议历史组与联共中央所设社会科学院外国政治经济讲座共同担任的。讨论内容，都是有关中国革命史和亚洲史的大问题。这一讨论会距今虽已达两年，但对我国从事这些方面教学与研究的同志们，仍可有很大帮助与启发。这次学术讨论会的纪事原载于1952年1—2月的《苏联科学院汇报》（历史、哲学部分）。英共出版的《劳动月刊》曾将此篇纪事译为英文，连载于1953年1、2、3月该刊。本文即根据前者译述而成，并曾用后者作为参考。为读者阅读方便计，不采用逐句逐字译法。但原文的绝大部分，尤其是每一位东方学者发言中的主要论点及根据，则尽量作比较严格的翻译或译述，以求准确。文中分节标题和第一节第一段是译述者加上的，此外还在一处加上了一条按语。——译述者志

一、 茹科夫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特点

这篇纪事，就其内容看来，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日本史专家茹科夫同志在讨论会开始时所作的一篇报告，题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特点》。第二部分是苏联东方学者们根据他的报告，围绕六个中心问题所进行的讨论。第三部分是茹科夫针对大家的热烈讨论所作的总结发言，指出这一次讨论会的收获，解决了一些问题，并指出还待深入讨论的问题。

丁则良文集

苏联东方学者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与特点

茹科夫在题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特点》的报告中指出，经过人民民主阶段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于资本主义相当发展的国家和落后的殖民地附属国，同样都是合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这四个国家，尽管它们发生、发展的条件不同，经济、文化水平很不相同，却都是属于同一种类的东方人民民主国家。

东方和西方人民民主国家的主要差异，在于东方人民民主国家正在完成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民族解放与反封建的任务，在于建设社会主义还不是最近将来的事情，因而人民民主专政并不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这些国家在不久之前，还遭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压迫。这种压迫延缓了它们的经济发展，阻碍了对中世纪封建残余的肃清，而这种封建残余对于占亚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一种特别沉重的负担。克服这种经济、文化的落后，需要经过一段长的时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里，不能像在中欧、东南欧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任务。因为中欧、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虽也曾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但却没有遭受过长期的殖民地奴役。

由于东方人民民主国家有必要肃清百年来以至数百年来和封建压迫结合在一起的欧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奴役的影响，从而它的人民民主政权就必然带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其基础建筑在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上，其中不但包括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工商业者）。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东方的人民民主制度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无产阶级、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力量密切合作，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茹科夫指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虽然同属一类，彼此之间却也还有很大的差异。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必须记住斯大林在1927年制定的三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见《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9卷，331页，中译文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253页）。茹科夫认为，必须研究中国、蒙古、越南、朝鲜等国的特点，而不可把问题一成不变地一般化。他特别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土地改革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

中国革命经验是十分重要的，从印度共产党和越南劳动党的文件中都可以看出它的影响。但是，必须记住第一个列宁主义策略原则，即“务须估计到这些国家的民族特殊的东西与民族固有的东西”（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253~254页），而不可把中国革命经验当做亚洲其他国家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的“准则”。特别是中国革命拥有一个很重要的有利条件，即拥有革命军队，这就不是亚洲其他许多国家都能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印度、印尼这些亚洲国家的进步人士可以不学习中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实际经验。

西方和东方人民民主国家，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广大人民的觉醒。他们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列宁主义旗帜下，积极进行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美帝侵略朝鲜的战争和英帝在近东的挑衅政策，使亚洲几万万人民的反帝斗争情绪，更见昂扬，给十分广阔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的胜利，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态度愈坚决，统一战线的力量就愈坚强。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主义和封建残余的斗争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内容。茹科夫认为，反对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过去是，而且将来还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各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应当担当起来的主要任务。

他仔细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把它和买办资产阶级区分开来，而且还指出应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与地主有密切的联系，很容易对帝国主义者妥协，只是统一战线中的暂时而不可靠的参加者。

亚洲各国反帝战线的空前广阔，使提高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即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加强工农联盟，成为特别重要的问题。工农联盟是东方各国反帝战线的基础。亚洲人民民主国家的胜利，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都证明了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重要性。共产党、工人党或劳动党都已被公认为劳动群众的领导者。无论在东方人民民主国家中，或是东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对无产阶级领导的需要，正在日益增长。

东方人民民主国家和殖民地附属国的广大人民都对苏联和斯大林同志怀抱着极大的信任与热爱。

二、 六个中心问题的讨论

茹科夫的报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十六位同志发言。讨论主要集中在六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是东方和西方人民民主制度的共同点和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特点。大多数同志在发言中都同意茹科夫在报告中对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特点的提法，同时却也认为必须强调东方和西方人民民主国家的基本共同点。从同志们的发言中，可以把基本共同点归结为下列三点: 

甲： 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些历史条件是: 苏联的强大，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人民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也就是说，都是在苏联的进一步加强和世界帝国主义阵营进一步削弱的条件下形成的（发言人: 马尔提诺夫、黑费兹、锡基良斯卡娅）。

乙： 都是处于过渡时期，都要担当起走向社会主义的任务（发言人: 季雅科夫、尼基佛洛夫、马尔提诺夫）。

丙： 都在第一阶段中执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都依靠一个广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发言人: 尼基佛洛夫）。

黑费兹对茹科夫的报告提出一点不同的意见，即认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和西方人民民主国家一样，能够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他指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在目前虽在执行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任务，但在将来，在胜利的基础上，必能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锡基良斯卡娅认为，人民民主国家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是农民反封建、反帝革命阶段，第二是社会主义阶段。马尔提诺夫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阶段只需要一段较短的时间，而在东方则所需时间要长得多，因为在东方，这些任务的规模要巨大得多。

大多数同志认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特点在于必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于东方国家的人民民主政权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锡基良斯卡娅以中国为例，说明了现在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专政与1905—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想望的专政二者间的差异。她引述了斯大林在其《论工农政府》一文中所下的关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定义（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186页，中译文见《斯大林选集》第3册，6~7页），然后列举中国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特点，认为这些特点是东方人民民主革命所特有的。这些特点是: 东方各国人民民主革命是反帝的，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其国家形式是人民民主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分掌政权，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人士被吸收参与政权等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着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事实，已经为将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国家领导）种下了种子。而这正是中国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一个很根本的特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另一特点，就是现在已经有了全国范围走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的种子。

译述者按: 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对资产阶级的关系上，是不相同的。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在一定的时间与条件下，可以成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这一点，斯大林和毛主席都曾指出（参看《列宁斯大林论中国》，291页，和《新民主主义论》）。从而1905年俄国革命中列宁所提出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毛主席在1935年即提出的“人民共和国”（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后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见《新民主主义论》），以及1949年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见《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一点上，也是有区别的。而远在1927年，斯大林即已指出未来中国的革命政权的反帝性（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144页）。他指出这一政权将类似于1905年所提出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既是类似，可见即不能等同。锡基良斯卡娅和一些别的同志在这里直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当做可以互相换用的名词，这是可以商酌的。茹科夫在报告中所用“一种特殊形式”的提法，是比较合适的。因篇幅关系，不能详论，读者可参阅上引各书，和格列则尔曼著《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第二章末中译者按语（《人民周报》1952年第19期、苏联关于《历史唯物论》一书讨论的总结）等。

黑费兹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指出，中国已经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离开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它在国内是一个比资产阶级强大得多的力量。资产阶级人士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在自己纲领中已经规定了这一点。

阿斯塔夫也夫注意到，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特点。他指出这些特点是: （一）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 （二）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民主经济的利益，管理和制约着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 （三）共产党领导着一个广泛的斗争，使人民大众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这些特点都说明了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和中国人民民主制度的过渡性质。

第二个问题是在那些没有无产阶级，或在人民民主政权建立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中人民民主制度的特点。蒙古史专家兹拉特金认为茹科夫给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与特点下了一个共同的定义，是不正确的，特别是茹科夫在结论中所说的，所有东方人民民主国家都是属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点是不正确的。兹拉特金认为，在中国、朝鲜、越南，人民民主专政确实是工农民主专政，但在蒙古和一些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劳动阶级的专政，农民的专政。这一点，由于苏联的存在，是不足为怪的。

印度史专家季雅科夫也认为，在东方有两种人民民主专政，一种是那些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另一种则是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彼此不同，而这一不同就给各国的人民民主革命以及由于革命而建立的政权以一种特点。在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可以建立起人民的苏维埃。这些国家之走向社会主义，是由于那些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的帮助而成为可能的。纳森科和斯大尼陈科也表示了和兹拉特金一样的看法。

阿斯塔夫也夫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不能在反对封建和封建残余的斗争中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起来为人民民主而斗争。无产阶级的人数尽管很少，但它仍然是领导力量。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政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即使农民在该国人口中占压倒多数，也还是工农民主专政，换言之，即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前进。

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目前处于何种阶段这一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兹拉特金认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超过了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而创造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条件的阶段。这一阶段由于人民民主反封建纲领的最后实现而告完成。大约从1940年起，蒙古即开始遵循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可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第四条，以及目前社会主义成分在若干经济部门中占优势这一事实得到证明。蒙古现正研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锡基良斯卡娅也持同样的看法，她认为蒙古现已到了人民民主的第二阶段，当前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黑费兹也认为蒙古现在已有一个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结构，因此不能把它和中国、朝鲜、越南同等看待。他认为蒙古人民民主的性质和西方人民民主国家是相同的。

斯大里齐娜不同意这种看法。她说蒙古目前还是以小农生产占优势，这种生产是建筑在很落后的游牧的畜牧业之上的。她列举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文件中的材料，来反对兹拉特金所提出的说法。对所谓1940年左右蒙古即已完成了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蒙古已经开始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等等说法，加以反驳。她举出了蒙古国民经济、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中还残存着的一些封建残余，以及在阿拉特（牧民）经济中出现着资本主义因素的个别实例。

第三个问题是人民民主政权出现的时期。在这一点上也有重大的分歧。马尔提诺夫、黑费兹和锡基良斯卡娅认为，人民民主政权主要出现于第二次大战之后，而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现较早，在各方面看都不能与东方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列为一类。另一种意见是兹拉特金、尼基佛洛夫和爱伦堡等同志提出的，他们认为，为人民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属于较早时期的。

尼基佛洛夫认为，中国革命从1917年至1919年的时候起，就已经采取了为人民民主而斗争的途径，虽然像今天所认识的人民民主政权机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建立的。他指出，中国的苏维埃就是一种工农民主专政。爱伦堡同意他的看法，认为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革命民主专政、人民专政）形成于第二次大战以前。中国革命在苏维埃时期在瑞金所建立的政府，在性质上，也就是在构成成分上和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并无原则上的差异。

兹拉特金认为，人民民主国家最早出现于1921年，那就是布哈拉人民共和国。其后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例如蒙古。中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都曾为争取这种共和国的实现而奋斗（参看1932年5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全会的决议，193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性和如何把中国革命经验应用到其他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中去的问题。参加讨论的多数同志都指出中国革命经验对其他国家有重要的意义，而对于印度和东南亚各国之制定争取人民民主的纲领，则更有其特殊的作用。

沃伊丁斯基说，由于中国人民民主的胜利，而且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印度共产党可以向印度人民提出一个纲领，证明印度争取独立和经济发展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人民民主的道路。列文逊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过去已经使东南亚各国受到影响，而且将继续发生影响。因为东南亚各国在地理上距中国较近，若干世纪以来中国和这些国家一直保持着文化上的联系，而且在东南亚有相当数量的华侨（华侨占马来亚人口的45%，占暹罗的20%）。而华侨和祖国继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各国中起着积极的政治作用。这一切都使东南亚各国便于掌握中国革命经验，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正在努力学习和散播这种经验。

列文逊认为中国革命经验的最重要的特点是: 反帝与反封建的革命洪流的汇合，全民统一战线的建立，无产阶级取得并巩固了它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和创建革命军队的经验。在目前菲律宾、马来亚、缅甸、越南等地革命运动中，革命军队的作用已是很明显了。

尼基佛洛夫不同意茹科夫报告中关于革命军队的意见，他认为中国革命中建立革命军队和进行革命战争的经验，对东方其他国家而言，有极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实例说明，革命军队与革命战争是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的结果，因而有必要用革命战争的方式来进行革命，而且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带有长期性，不可避免地先在国内若干地区取得胜利，而后再在其他地区也取得胜利。尼基佛洛夫认为，这些条件在东方其他国家，例如印度，也是存在的。因此，必须估计其他东方民族也要进行革命战争，建立革命军队。他并且举出缅甸、朝鲜、马来亚、菲律宾的革命发展为例，这些国家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

印度史专家巴拉布舍维契和纳森科对革命军队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巴拉布舍维契认为中国经验确实很重要，东方各国共产党应当广泛学习利用，但他同意茹科夫的看法，不赞成亚洲其他国家在进行人民民主革命中生硬搬用中国的经验。他指出印度曾经机械搬用中国经验，而不考虑印度本身的特点，这种做法的错误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纳森科也指出了印度机械搬用中国经验的错误。

季雅科夫、巴拉布舍维契、纳森科和列文逊等同志，根据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纲领，以及它们革命行动中的具体事实，给这些国家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人民民主和争取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斗争，作了一个全面的评述。他们认为现在这些国家的斗争，已经正确地掌握了和运用了列宁、斯大林关于重视各国特点的指示，以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具体表现在印度共产党最近的纲领中，这一纲领是在印度的具体情况下，争取人民民主和争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真正的斗争纲领。

第五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在讨论过程中，产生了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念应用到中国和印度的可能性问题。斯大尼陈科认为，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指的是由前资本主义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怀疑能否说中国和印度走上了或要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存在，而且还要继续存在。布拉金斯基不同意这一提法，他解释了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发挥了列宁、斯大林对于这一问题的主要指示，指出斯大尼陈科把两个问题混淆起来——一个问题是非资本主义发展（即避免了资本主义发展），另一个问题是允许资本主义在某种形式，主要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下存在的问题。东方人民民主国家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即允许资本主义存在以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黑费兹也反对斯大尼陈科所说不能把非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概念应用到东方各国的说法。他说，一个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不等于说该国根本就没有资本主义。这只是说，在这一国家中，资本主义形态不是主要的形态而已。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印度将来也可能如此。资本主义的存在并不等于说这一个国家就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第六个问题是人民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爱伦堡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多少变得更明确了。过渡的主要前提是: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尖锐化，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的援助下，中国一定要循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爱伦堡又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时期中中农的作用问题，他认为没有理由相信无产阶级和中农的联盟不会变得更为坚强。农民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接受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从他们手中接受了分得的土地。因此在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条件下，中立中农的问题是不会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将要采取和平过渡还是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问题。爱伦堡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第一阶级中既已取得政权，自然无需在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再进行一次新的革命。这一过渡将是一个通过许多中间性的小阶段逐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长期的过程。这一过渡不但无需进行革命，推翻现有政权，相反，它将在现有政权的指导下进行。政府的政策、纲领及其性质都将有改变。这一过渡，与其说将表现在政府的构成成分上，即政府中党派、团体和人员的变动上（这自然是可能出现的），毋宁说将反映在政策和纲领的变更上。换言之，无产阶级这时将执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最后，爱伦堡建议东方学研究所组织一次关于理论问题的辩论，特别是按照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的指示，来讨论一下殖民地革命的阶段问题。

马尔提诺夫认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不会是平静无事的，而一定会和中途离开了革命的暂时的同路人，进行不少的斗争。

三、 茹科夫的总结

最后由茹科夫作一总结发言，他说他的报告中的主要论点虽然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但这一次讨论证明其中有某些点需要弄得更准确、更具体、更向前发展一步。首先必须注意东方和西方人民民主国家所经历的共同过程，以便进行比较。至于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问题，则必须加以分析，将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发展，加以比较，以便充分明确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领导地位的问题。因此，报告中应加上一段，来说明非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概念。非资本主义发展今天存在于所有东方的经济落后的人民民主国家中，这不等于说中国和朝鲜没有资本主义因素; 资本主义不但存在，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可能有发展（例如中国），但它只是各种经济中之一种，并不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正是人民民主制度存在与发展的意义所在。东方的人民民主制度，正是保证着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保证着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

他在谈到蒙古的人民政权时，认为必须指出蒙古并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因而蒙古的人民战线问题与中国、朝鲜、越南很不相同。当然，这也不是说蒙古的人民民主政权和亚洲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有何本质上的差异。

茹科夫对兹拉特金的一些意见，表示不能赞同。首先，兹拉特金认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已经近于解决。茹科夫说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真正的第一步是国家的工业化。蒙古的工业发展，在苏联的援助之下，诚然很有成绩，但是我们能说蒙古现有的工业水平能够支持广大牧民群众过渡到集体经济吗？茹科夫举出一些文件为证，说明现在谈论蒙古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为时过早。其次，兹拉特金把农民的苏维埃当做蒙古人民民主的特点。茹科夫回顾了1927年至1940年蒙古人民政权的历史（当时蒙古还没有无产阶级），他说，除非是由工人阶级领导或资产阶级领导，一个农民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国家的工人阶级，把对于只有农民的落后国家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苏联对蒙古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和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支持，就给予了蒙古的人民政权——所谓“农民苏维埃”——以必要的无产阶级领导。由于蒙苏之间的长期的友谊与同盟，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革命党领导下的蒙古人民革命政权，即使在初期，也不是“农民政府”，而是执行着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任务的。此外，兹拉特金所说的在一个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中，一个“纯粹”的农民的人民民主制度可能取得胜利的问题，也是大可争论的。茹科夫指出了兹拉特金的一些错误论点，特点是他否认苏联以外东方各国在反帝斗争基础上利益一致，而且会变成为苏联的盟邦这一点。

茹科夫也论到中国革命经验问题，他说如果看轻了这种经验，那就是愚蠢。但是也不可把中国革命经验当做一种偶像，以为它可以普遍适用于亚洲各国所发生的一切局面。

茹科夫指出，目前还不能使一切提出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不过，由于这一次讨论，已经可能开出一个有关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问题的清单，评定各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弄清已经进行研究的程度。

这次以茹科夫报告为基础所进行的讨论，是有结果的。它弄清楚了东方和西方人民民主国家的共同点，和东方的特点。而且也使东方和西方人民民主国家的共同的发展阶段，得到确定。在讨论过程中，明确了非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概念，一些同志对于中国和印度能否适用这一概念的疑问也廓清了。中国革命经验对于东方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意义，和如何正确地应用这种经验——这一问题也由大家根据许多具体材料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人民民主政权出现的时期和条件问题，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这次讨论中，是接触到了，但讨论还不够充分。

这一讨论表现出苏联东方学者对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的高度的关心，也反映出正确认识东方各国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性质与前途的重要性。这一讨论也说明了必须对许多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特别是对东方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作深入的研究。这对于认识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特点与阶段，和各国将由于人民的胜利而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都是十分必要的。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是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其他研究东方问题的机构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原载《历史教学》1954年37期）

关于教师思想问题

编辑先生: 

贵刊近载潘光旦先生《所谓教师的思想问题》一文，读后不胜感动。潘先生讨论这问题，是以一个做了二十年教师的资格发言的，同时他还声明他是总理遗嘱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英译者。我虽已脱离学生生活，却愿以一个与政党或主义毫无瓜葛的青年的立场发表一点感想。

第一，我愿提出青年的政治思想不应交给什么人去负责。国家如果爱护青年，重视思想，就必须承认青年的人格，尊重思想的独立。学生的营养不良，可由当局筹加若干津贴; 学生的思想如有问题，则决不是责成教师统一思想，加入政党，宣传主义所可奏效。学生时代是人生里的一个准备阶段，在这时期内，教师和学生双方的工作都很简单，一言以蔽之，教师的责任只在介绍一些基本的知识，提供一些治学的方法，引起学生对于学问的兴趣。至于学生的政治主张，则不必存心代为决定。同时，学生对于政治上的各种思想，应该不变其学习的本色，多加思考，勤求知识，慎下判断。但如经过缜密思虑，多方探计而得的主张，则又不应顾及其结论，与他的师长有无不合。岂但不应顾及他的师长，他必须具有怀疑古人，横扫一切标语口号教条权威的态度。必如此才有所谓时代的进步，有所谓“青出于蓝”。在思想的领域内，人人自有其最高的主权，人人都有维护这个主权的完整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大学是一国最高学府，在国家方在准备推行宪政的时期，应该容许理性的发展，思想的自由，办教育的是为国家培植人才而来，不是为党搜罗群众而来; 是为研究学问，提高文化而来，不是为宣传主义而来; 是为提供问题而来，不是为鼓吹结论而来。蔡元培先生的灵魂离开我们应该不远，我们纪念这位新教育的首创者，正该继续发挥他那宽容博大、发扬学术、尊重思想的精神。他本人尽可入某党派，作某主张，但他决无为学生的党籍和信仰负责的意念。我们今日如果对这点精神有所陨越，则不特中国的学术自由将由此而斩，抑且愧对老师，不配作蔡先生的弟子门人。进一步说，学生的政治主张，亦决不会因教师之属于何种党派何种主义而有所左右。即以我现在服务的学校而论，我之敬爱某先生，是敬爱其学问，敬爱其人格，而决非敬爱其属于某党某派。反之，如果某先生一旦不以讲学为重，理性为重，而以宣传为重，趋时为重，则我对其原有之敬爱，转将消失。一个学校多有此种教师，是全校之耻; 一个国家多有这种学校，是举国之耻。

丁则良文集

关于教师思想问题

世界文明，究将走上什么道路，我们今日不敢妄说。但在这文化落后的中国，尊重知识，发挥理性，似乎尚不可少。中国的教师应以生在这一切均待草创的时代为荣。但草创的时代每易流为无大章法的时代。在此期间，纪纲之立，群己之别，层次之辨，取舍之则，正待受过近代教育的人出为表率。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特莱士克（Treitschke）屡拒俾斯麦之请，玉尔西门(Jules Simon)义不投违心之票，读史至此，始悟西国政教之隆，决非苟且。今日处境，比之当年德法，艰苦万倍，然则中国教师之努力学问，建造文明，提掖后进，方恐不及，似不必以对于某种主义功过如何为念。

5月26日

（载《今日评论》第3卷第23期，1940年6月）

曲 靖 之 行

我最近送一个朋友，于3月12日搭火车到曲靖一行。送别原是一件不好过的事，而且旅途劳顿，精神困惫，所有的注意力多半要集中到极其简单的吃住问题上去，不容易想到比较远的问题。不过，这次我却不如此。在川滇铁路的车厢里，上上下下都是人，都是行李，都是声音，在一个这样嘈杂、紊乱、拥挤的空气中，我会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忘记了自己，忘了周围，暗中赞叹着中国人的伟大。

我面对着车上许多人的脸孔，听他们的谈话，看他们吃东西、吸烟，始而惊异，继而用心观察，终于敬佩到底。也许我们平时接触的只是一些多多少少洋化的中国人，把那种不自信的言谈，骛外而后有内容的生活看惯了，所以一到了面对着真正中国的灵魂的时候，反而觉得新鲜、奇怪。真正的中国的灵魂是那些农民、小商人、下级士兵、铁路上的苦工、沿途叫卖的女人和孩子，和在车上卖鸡蛋、卖橘子的那一帮人。他们表现出的精神是公平、努力、洒脱、诚恳。这点精神在今日受过教育的大学生中，最不容易看见，而在他们，则是与生俱来，天然流露。

举个例子来说，上车买票，也许要挤一下，进入车厢也许要占座，行李也许带得太多太重，安放行李也许没有一定的位置，你刚一走进去（不，简直是爬进去），也许会觉得太拥挤，太乱，可是在这一切紊乱之中，却预伏着一个秩序，由无数公平、慈祥的人格所铸成的秩序。只要汽笛一响，车一开，青山绿水扑面而来，这个秩序就无形中出现了。而且出现得极其自然，不是由于任何的外力。在这里，法律失去了威权，武力也宣告退位，笼罩在整个车厢之内的只有一种基本的精神，人性的精神。

丁则良文集

曲靖之行

方才肩摩踵接，甚至可能打架的人，现在遇到一处，话也谈了起来，座位也匀开了，洋火也借用了，甚至吃东西也互让了。我自己才上车时，是站着的，但车一开，不知不觉间也坐在一个不知名的铺盖上了。再一看车上，满满是人，但没有一个人没有座位。无论是靠，是坐，是薄薄地擦着一点地方，每个人都很安详，泰然快乐。而且大家都很健谈，很少那种超人样的孤僻的静默主义者。三句话以后，大家都熟了，上天下地无不可以成为题材。有些农民谈起邱吉尔、史太林，真是如数家珍，但这种接触一点都不过分，基督教的那种爱无差等的精神，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因此，也都无虚伪。火车走得高兴的时候，一阵呜呜的汽笛声，送来了不少烟灰、煤渣，但大家都只挤一挤眼睛，伸个懒腰，点支烟卷，好像没有事一样。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先礼后兵”，其实“先礼后兵”兹不能代表中国人做人态度，中国人的特点，倒是在一阵无政府的状态之后，大家都接受人们的指道，不亢不卑，不冷不热，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

尤其使我惊叹的是车上那一帮卖吃食的人。他们操着多处的口音，显然是流亡出来后，甚至是有了川滇铁路后，才结合起来的。但不同的籍贯却不会使他们的态度分歧。用个新名词，他们已组成了一个“托拉斯”。“托拉斯”的中心大概在车篷上。香烟、鸡蛋、糕点、瓜子，都存在车篷上。煮鸡蛋，烧开水也在车篷上。车开着的时候，常会看见一个小篮子从车篷上下来，伸进窗子里，跟着就是一个人，站在窗沿或窗外的铁栏杆上，跟你来做生意。不管火车是上高山，下幽谷，他总是在窗外来来往往，行动自如，毫无疑惧。有时过一个桥，下面流着湍急的溪水，掉下去真不知会冲到什么地方去，但他总是自然地和你谈话，递东西，收钱。《庄子》上说: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洋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他们似乎略有一点意思了。但他们的高处，就是并不知道有这种境界，更不标榜这种境界，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求生。为了生活，冒一点险，他们认为是无足考虑的，因为他们都是东西南北之人，离乡背井，白手起家，恐怕已经历过不少辛苦和艰难了。

这些人也严肃，也洒脱。天下事最严肃莫过于求生，最洒脱莫过于从苦难中求生而毫无伤感。中国人天生是不会感伤的。在生和死的一线距离中，他安心地前进，也是责任，也是享受，如此而已。

想到这里，一个穿制服、戴墨镜的查票员，从人群中挤进来。这个近代文明的代表人、执行人，走在这人和行李的丘陵中，决没有想到要改正一下旅客的坐位、行李的放法。他一面查票，一面也跟旅客谈谈。近代文明在中国的灵魂的面前，似乎也“人性化”了。

(载1943年4月10日昆明《大国民报》第4期)

中国史学之新趋势

——并介绍抗战以后四种国史新著

中国史学的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世界各国没有一国在史体的完备、史料的丰实、史事的绵长这几方面可以与中国媲美。尤其从“五四”以后，西洋的科学方法传入中国，中国的史学乃更步入新阶段，建立新史学的基础。不幸在史学家埋头研究渐具规模的时候，敌寇就发动了侵略战争。许多文献、古物相继沦丧，许多学者也被迫内移。这固然是一种损失，但也有一种好处。抗战以后，历史学者多能一改旧日考订的作风，著成简明生动的书籍，贡献给这大时代中的国民。据我看，至少有四部著作是极值得推荐的: （一）钱穆著《国史大纲》，（二）张荫麟著《中国史纲》，（三）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四）雷海宗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这四部书各有各的范围，各有各的看法。但集在一起来看，可以看出四部书实在代表了一种共同的新趋势。这个新趋势有两个特征: 

第一，它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我们知道，自从五四运动发生，接受西洋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以来，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史学界，确实走进了一个新时代。许多学者重新回到故纸堆中，检阅古人的成绩，寻绎未能解决的问题，搜求不被注意的材料，校勘重要的古文古书，整理书籍以外的史料（譬如甲骨、钟鼎、碑碣、竹简、封泥、符印等等古物，都已有人开始整理研究），考订神话、传说的源流和演变，推翻没有根据和不可信的传说。大家在一个求真的目标之下，分门别类去做各种不同的工作。中国的历史，好像是个才被发现的新大陆，探险家正实事求是地检点着他所遇到的一草一木。他细心谛视，

丁则良文集

中国史学之新趋势

发现问题之内复有问题，思考之余仍须思考。结果一个草叶的脉络、类型、营养等问题完全研究清楚了，他的工作可以用两个字来包括，就是只有“分析”的工作。分析的工作在整理历史的整个计划中是个初步的工作，必要的工作，但却不是史学的本身。从“五四”到抗战开始这二十年中，全国的学术界可以说完全埋头在这分析的工作中，大家误解历史，误解史学，以为就是考据，就是校勘。而于我们历史的大貌，文化的轮廓，反无有人能说得清楚。抗战不仅是中国民族生存史上一个新的界标，而且更是中国学术新生命的一个起点。万里长城上的灏天烽火，扬子江头的遍地血腥，惊醒了这古老的民族，也打破了许多学者的好梦。“鸡声茅店月”是旧王朝统治下，举子们在旅途的感赋，现在，几乎每个学者、教授在流浪播迁中都亲身尝到了。就在这种内忧外患流离迁徙之中，我们体会出我们先民的艰难缔造，我们看到了无数历史上英雄、美人、学者、志士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我们似乎听到了一种呼唤，我们似乎永在低徊里思索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文化的有无生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的史家改变了他们那一草一木的传统，他们开始要做综合的工作，从综合的工作中，寻求对于问题的解答。现在他们所要诊视的不是一个支离的小病，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死，他们不再停留在一个皇帝的生母是谁的问题上，他们要告诉国人我们民族有没有理由在这世界上生存，我们的文化究竟对世界有多大的贡献。在他们笔下展开的不是一个个考据的问题，而是在刻划着我们祖国的政治的建设，思想的变迁，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文物制度的总成绩。他们告诉我们，中国有他的孔子、墨子、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韩愈、王安石、李白、杜甫、李鸿章、康有为，我们有我们特有的郡县帝国、考试制度、文字传统、思想方法。就在这四部书里，我们就可看出这种综合研究的精神。这四部书的性质各有不同，但它们的方法和精神则很相近。它们都用比较短小的篇幅来总括我们历史的大概。它们就不免用感情，但这不但不是它们的短处，而是它们的长处。考据工作里不许带一点感情，要冷酷而真实，综合工作里则一定要牵连到活的问题，要有生人的气息。我们知道19世纪初年德国还不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拿破仑的威势，统治着整个欧洲大陆。那时日耳曼的各大学中都燃烧着反抗的怒火。有名的教授们都废寝忘食地在研究德国的历史，他们的心中都横着一个问题: “我们的耻辱是不湔雪的焉？”他们在讲堂上，在工作室中，大声昭告日耳曼民族，上自王侯，下至小贩，无不接受他们的感召，终于推翻法国的霸业，建立了统一的德国，我们今天正在忍辱负重，艰苦求生，恰好看见这几种历史的新著出版，恰好看见综合的工作开始生根。这使我们相信中国和中国史都将获得新生命。

第二，它是通俗的，而非纯学术的。这四部书除了钱先生的《国史大纲》较深之外，其余都很好懂。学高望重的学者肯来写通俗的国民读物，可说是中国学术界一大革命。中国过去的学问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就是在西洋，也是到了近代，学问才从少数人的手里解放出来）。普通人，如果不是下过十载寒窗的苦工，是不容易了解学者文人们的著作的，这二十年来中国史学，当然有不小的进步，但它依然是限于少数历史学者或有志研究历史的学生的圈内。史学和我们的国计民生、道德标准、民众教育、物质建设等等都毫无关系。钱穆先生慨叹说: “中国是全世界史料最丰富的国家，但中国也是国民历史知识最缺乏的国家。”这话是一点都不错的。五四运动的一大建设是文学革命，是白话文的推行，是新文学的创造，但五四运动在史学上的成就则没有文学革命这样伟大，而且差得很远，这二十年中，史学的研究和普通的国民生活、民众教育脱了节。学者们正忙于建设他们自己的学术宫殿，在崇楼叠阁之中，独自呼吸着中国文化的优美，而一般国民仍在读着三皇五帝的神话。学者们所珍视的甲骨钟鼎，小学生们从历史教科书中还很少能知道它们的来历。

我们试想，英国的小孩子哪个不知道伊利莎伯、莎士比亚、汉普敦、纳尔逊。由这，他们不特对英国鼓舞起无限的尊敬和爱慕，而且使他们自己更有勇气来做一个正直的孩子，自尊尊人的国民。他们之能受到这种教育，不但当感谢他们的国家，更当感谢他们的历史学者。

反看我们中国，我们国民之缺乏历史知识，尤其是缺乏国史知识，这是无可讳言的。几十年来的不长进，未必不可归究到这一个原因上。我们一定要做一项工作，就是要把历史的知识，历史的兴趣，由学校推广到社会，由学者传播给国民。我们一定要做到学问不是少数人所专有，历史不只是少数人兴趣。一定要国民都晓得，我们的过去并不空虚，几千年前我们已有了可观的文物制度; 一定要国民知道，什么是府兵制，什么是汉学宋学之争，什么是一条鞭法。这不过是举几个例而已。他们所应知道的还应比这多上十倍、百倍、千倍、万倍。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对于本国的历史有了清楚的知识，亲切的情感，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才可以继续发扬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这是这四部书所共有的第二个特色。

（载1943年4月21日昆明《大国民报》第7期）

顾亭林

……他是个激烈的书生，不能眼看一个文物典章光华灿烂的国家，断送在几个宦官和女子的手里……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巢。”

这是顾亭林顺治四年作的一首《精卫诗》，诗的用意很明显，是在表明他矢忠不二的志愿。但他这诗却与普通的忠臣义仆殉节殉难的遗笔略有不同。普通的忠臣义士，遇到国家危难，慷慨就义，纵有形诸歌咏，也都是坚贞壮烈，一往无前。就是文天祥被虏北上，槛车万里，日月稽延，而《指南录》中的诗，总是孤高洒脱，早把死生置之度外。所谓“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极能代表这位殉道者的神气。至于顾亭林，他的遭际颇有不同，因此他这首诗绝对不可和《指南录》或《正气歌》相提并论。

我们可以说顾亭林的遭际也许不如文天祥来得苦，“阴房闻鬼火，春院闷天黑”的经验，他始终不曾尝到。但他的成就，实在比文天祥更为难得。率直地说，他是经过一度的测验的。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生死之际为算不得严重的测验，而客观事实的发展，新秩序的形成，则可能有极大的影响。在敌视而又冷漠的空气中讨生活，是一件艰苦卓绝的事。许多人进入这个阶段，往往经不起测验而向事实屈服。但也有少数高洁的心魂，由执着的苦痛升入纯净的醒悟，由暂时的身受的反应进到永恒的追求，这种人的成就可说已经“与天地参”，远非一般忠臣义仆所可比拟。

丁则良文集

顾亭林

顾亭林在顺治二年起事兵败到顺治四年江南大定，唐、鲁二王相继失败，桂王蹙保西南，这三年间的生活，可说是十分重要。在这三年以前，他是个激烈的书生，不能眼看一个文物典章光华灿烂的国家，就要断送在几个宦官、女子的手里，他曾为复明的事务奔走，为魏忠贤的枭首庆幸，为东北的边患、中原的流寇忧心。但甲申之变，实在来得突兀，那种地坼天崩、山枯海泣的情形，远不是一个只读过几本古书的青年所能想象。于是在江南志士，纷举义旗的时候，他也匆匆地纠结同志，起事吴江。这种仓卒举兵的结果，不问可知。胡马渡江之后，顷刻之间，就烟消云散了。

从此三年之间，顾亭林匿迹江南，在满洲政权还来不及搜检遗民的时候，他开始作一番彻底反省的工夫。他想到近日的孤城落日，战马悲鸣; 想到噩耗传来，哭拜君父的悲痛; 想到东林讲学，纠弹官竖的情形； 想到幼年听他守节寡母讲红丸、挺击、移宫三案时的激愤； 想到韩愈、范仲淹、司马光一脉相传的道统。同时传来了北廷开科取士、蠲免赋税的消息，南方许多书香门第的青年朋友，好像已经忘了日前的屠杀的惨痛，纷纷计划公车北上。他一出游，从前烽火荆棘之区，现在又已是秋水长天、渔樵唱和的景象。更使他关心的是故国的义军，已经节节失利，由浙而闽而粤而辗转于万山起伏的湘桂边区，眼看恢复的企图，已成泡影。我们不难想象一个昂藏热烈的书生，经过这一番磨折，由悲痛而失望，由失望而绝望，由绝望而自省、自责，而究心于古今得失之迹、天人之际，而构筑理想的世界，而决定了一己的前途。

更有一件事，使他永不能忘，就是他母亲的死。他的父亲早卒，母亲是个过门守寡的节妇，这次乱起，他母亲避地常熟，绝食而死，遗命亭林，不许他臣事二姓。国难加上了家仇，只使他的悲痛益深，信心益决。“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他已经决定超脱于一家一姓之外，献身给万古长存的大道了。

明季的遗老最能看出明代的积弊，更能进而剖析历朝的盛衰得失，人心风俗，顾亭林一面珍重中国传统的文明，一面却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我们今天读他的《日知录》、《郡县论》、《生员论》，只觉得他立论之公，纯粹由于他持身之正，用心之苦。而那种仆仆风尘、漫游南北、苦隐不出的精神，恐怕比较“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之辈，又高出一筹了。

（原载昆明《生活导报》第29期，1943年6月13日）

缄默的尊严

在一个一切都违反人性的世界中，违反人性的缄默反而是一件可取的行为。

捷克政府在伦敦曾向纳粹治下的捷克民众广播，让他们少说话。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说话原是人类的本能，而且也是社会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工具。过分的缄默是违反人性的。但到了一个特殊环境之中，站立在冷酷的事实的面前，眼看着暴力横行、巧取豪夺的现象不断发生，正义消沉，自由饮泣，这时，又没有力量去纠正这些事实，我们除了保持缄默，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在一个一切都违反人性的世界中，违反人性的缄默反而是一件可取的行为了。

本来亡了国的人是应该死的。汉朝初年有个田横，他原是齐国的贵族。汉高祖平定天下，他和他的同族五百人逃到海岛上去生活。但是到了汉高祖命令他来朝见的时候，他便和那五百人同时自杀。

为了对于故国的怀念，为了不甘向新的主子低头，他宁可去死。其实他朝见汉高祖，未必就会受到侮辱，但一个顶天立地的田横，如何能够去跟一个无赖出身的皇帝讲话？他之自杀，实在是一个极合理的不讲话的持续。

但死究竟是不易的。而且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死。宋朝统一了中国，后蜀的王妃有个叫做花蕊夫人，被掳到开封。她住在宋太祖的后宫之中，一直不肯说话。她不曾哭，因为眼泪早已流干了。她不肯笑，因为她还要保持她的国格，她的人格。强暴者占据了她的肉体，却占不了她的心。我们不可小看这一点语默之际的距离。一个有过光荣的回忆的人，决不肯轻易向敌人启齿; 一个有过光荣回忆的民族，决不会没有这种人。我们可以再想一个例子，就是为国服丧的玛志尼。一个玛志尼，为意大利服丧，不苟言笑，不见得就可以使国家光复。但我们猜想他是个深知自爱的人。生活在敌人的刺刀之下，被敌人看成为什么人，是很容易想象出来的。在这个时候，再酒食征逐，再欢笑如常，就是不知自重。没有了国旗的人们极端自重，尚且被人看不起，何况自己再轻易言笑？

丁则良文集

缄默的尊严

因此我常常想到沦陷区，想到日寇铁蹄之下的人们。现在江南正是仲夏的天气，太湖边上茂密的树林又在欣欣向荣，山川秀丽所钟的江南仕女们，你们正在做些什么？我又想到北平，曾经埋葬过我们国学大师王静安先生的昆明湖，恐怕又已照常开放，游人络绎了。战前的北平，在精神上是全国的领导者，言人所不敢言。今天的北平，在铃声驼影之中，你可曾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些孤高芳洁的气概？

我常常暗自祝祷沦陷区的人们不要随便说话，不要随便笑。因为强暴者在戏弄了你们之后，还要暗笑你们。19世纪初年，英国诗人摆伦，到希腊去参加希腊的复国运动。他在筵席上，看见萨摩岛的名贵的酒在土耳其人的杯子里流着，看见丰姿绰绝的希腊女郎在土耳其人的面前歌舞。他想起斯巴达的勇敢，雅典的华贵，再看看吮着希腊妇女的乳的孩子，都注定了要做奴才，他的正义感使他发为歌哭，使他为希腊的独立自由，献身而死。今天沦陷区中，也许很少见友邦的人士。我希望他们能因我们受苦的同胞的缄默，而更认识中国的刚强，中国的不可侮。

不但在异族治下，我们应当取法捷克的办法,就是在一切不合理的秩序的面前，缄默也都有理由存在。我们不能想象梁启超去和李莲英交谈。一个文明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李莲英之外还有梁启超，暴力之外还有人格，逢迎卖国之外还有冰样的不可破的缄默。就在这个缄默之中，人类的庄严才得到了永生。

（原载昆明《生活导报》第34期，1943年7月18日）

忏悔录之一

嫦娥应悔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心

所谓忏悔录，多半是指一个人敢于在世界的面前，暴露自己的罪过。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尽管有人专门文过饰非，也有人专意喜欢暴露并承认自己的罪过的。而且很多人会以承认罪过达到文过饰非的目的。人常常容易被欺骗，许多判断的形成多半由于心理上的错觉。一个狡猾的人，不难利用这种心理上的错觉，而达到自己所希冀的目的。写忏悔录便是一种方法。

因此我觉得一本有价值的忏悔录，也可以说，一本真的忏悔录，不应当只有事实的叙述。即使将自己的罪过和盘托出，仍未必可以证明写者已经真心忏悔。他应当把大部分的篇幅来分析自己的动机。换句话说，他应多作心理活动的描写，而少作实事的叙述。他应当想想自己能否为自己投票，无论所投的是赞成票或反对票。

这样说，已经离开了忏悔录，而论到了写忏悔录的人。似乎未免离题太远。但事实上是非如此不可的。

所以，问题在于我们不要片段的忏悔，而要有一个忏悔的人生。我常常很同意基督教的“原罪”的理论。就是说，不但我们自己有罪，我们的祖先的罪已经随我们的生存而俱来。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我很赞成有一个忏悔的人生。因此，上帝之存在与否，是无须证明的。即使科学再发达，物质宇宙的发现是不足以推翻形而上的宇宙的。我们只假定有一个客观的存在，在它的面前，我愿意低头，愿意以忏悔来接受它的旨意。

丁则良文集

忏悔录之一

有人说最高的境界是无须如此的。常常用一个悔来抵制自己，尽管自己可以不致常常犯罪，但终不免是一种抵制的生活。程明道渡江，忽然遇到大风浪，全船的人都惊呼号泣，只有程和另一老者岿然不动，船也终免于倾覆。上岸后，老者问程何以不慌，程说: “我心中有一‘敬’字。”老者即说: “心中有敬，何如心中无敬。”这个故事，即是说，一个抵制的生活，终非上乘。

在这里，我觉得这种自然的境界非一蹴可几。我们不大有修养的人，还是宁可加意修养。而且我还有一种想法，即认为这种境界，只是一个目标。努力则是一种过程。在人生之中，过程的意义远高于目的想望。因此，一个人如已达到了自然的境界，是不是会有一种空洞可怕的感觉？这当然只是我在猜想，而无法证明的。

这一年来，我开始知道修养之可贵，而对于一种永恒的忏悔，也有极大的信心。当然这一年中所犯的罪，远在以前几年之上，但这许多罪加在我的身上，使我由颤动、苦痛、惶恐之中，体认了忏悔的伟大。我常常在一阵热情之后，绕室徘徊，尽力抵制自己。这种努力，当然不够，但我相信，在这漫天黑暗的世界中，只有忏悔，才可以使我们得救。

（原载昆明《生活导报》第39期，1943年8月22日）

近代化与现代化

我相信真正现代化的国家是一个人民生活苦而社会上仍有公平的国家。

我们常常听到要把中国建设为一个近代化的国家，但又常听说要建设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近代化与现代化这两个名词，在一些人口头或笔下，似乎可以互相通用。但，据我看，这两个名词却代表着不同的意义，而且其不同，还不在于时间的先后，而在于精神上的差异。我们生存在这个时代里，如果想要建设我们的国家，目标必先确定。因此，我们应认识这两个名词的分别，不只是名词上的问题，而具有重大的意义。

西洋近代史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自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后，欧西各国开始打破中古政治和文化上大一统的局面，建设起以民族为本位的民族国家。这民族国家的任务，消极方面有二，对外则求摆脱罗马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的束缚，对内则要铲除封建制度的余孽。积极方面，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造成了第三阶级的抬头，而这第三阶级，在政治上则形成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的传统，在经济上则由商业革命、农业革命，以迄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逐步向前迈进，改造了近代人的日常生活。尽管欧西各国的发展各有其特点，这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科学工业三大潮流，则是各国所一定接受的。若干后起的国家如果图谋独立，也都要循着这个趋势，善为应用，而后可以成功。到了19世纪，近代文明的势力，乃登峰造极，传播达于全世界。

丁则良文集

近代化与现代化

但一个力量往往包含着推翻它自己的力量。民族国家随着第三阶级的发展，科学工业的进步，乃逐渐变为帝国主义。后起的国家不甘落后，乃于接受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科学工业之余，另发明了一种武器，就是全体主义，来代替了民主政治与个人自由。这个新武器可用以对付两大敌人，一个是那些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二是那些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劳工阶级。19世纪的后半叶，世界上有三大国家同时兴起，那就是今天的德、意、日三大强盗，因此，轴心国之结合，并非偶然，而实有其文化上的意义。

普通史家往往把第一次欧战看成近代史的结束，这个划分可说是很有道理。因为从第一次欧战以后，以欧洲文明为主的人类文明，就像被放在一部机器之上似的，向前推进，自己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凡尔塞和约》就为今日的战祸种下了祸根，任一政治家、思想家、学者，绞尽了脑汁，都无法抽刀断水，遏止着这集体自毁的潮流。

所以我们可以说，以第一次欧战为起点的现代史，固然承袭了许多近代史的传统，但却因全体主义的信仰，统制精神的加强，为世界史上展开了一个新页。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19世纪的后半里，由于白人的横冲直闯，而尝味到一点近代文明的气息。我们试一披读晚清朝野吁请变法自强的文字，我们相信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如与他们对于世界的知识相较，我们也不能不说他们的眼光是远大的。康有为能鼓吹必变、速变、全变，光绪之看到《波兰灭亡记》、《大彼得变政考》而涕滂沱，痛切感奋，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所应有的节目。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失去了自己的创造力。在欧美有人鼓吹的，在中国也无不有人鼓吹; 在欧美无人提到的，在中国也几乎无人敢于提到。

但无论如何，由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至于五四运动，我们始终是追随着一个榜样——西洋近代史所给的榜样。我们确曾迷恋过民主、自由、宪法、科学、工业，而且我们也究竟为这风雨飘摇中的祖国树立了一点基础。尽管我们学得不像，至少统一是完成了，军阀是消灭了，学校是建立了，工业的建设开始了，人民的想望开始得到表现了。而且尤其重要的，一个伟大无比的民族战争终于爆发了，并且由于领导的得人，无可否认的，我们已与最后胜利日益接近了。

可是同时，西方的19世纪已经结束，现代史中的统制精神、计划经济，势将传播到世界各地，而散布它的影响。战争是无可避免的，而且是愈演愈烈的。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科学是需要的，工业是需要的，民族主义是需要的，但个人自由却无形中被牺牲了。英美的前途还不可确知，至少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个人自由已由奢侈品变为古玩了。这就是现代文明的特质，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趋势。

我们可以断言，世界的文明正在不知不觉之中，作剧烈的改变。这次战后的世界必非一些生活在过去之中的人们所可想象。我们应该大声疾呼，所谓近代史已成过去，19世纪已成过去，为了应付未来，我们应该正视这个世界，不存丝毫的幻想。

今后世界上的国家大约只有两类，一类是少数的第一等强国，另一类则是它们的附庸。前者在军事上、政治上、资源上，乃至文化上，都有资格做世界的领导者。后者则无论名义如何，表面如何，实质上终不能不服从前者的命令。至于殖民地，则其翻身的机会，将比过去更少。

中国如果要求在世界上独立生存，则必须努力做到成为名实相符的第一等强国。论资源，论人力，论土地，我们都有资格做到这一步。所应注意的是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政治是否已够清明，我们的建设能否真有成绩？我们的政策是否已完全正确，我们能否在战后二十年中一跃而为工业国家。凡此均有待于我贤明当局缜密研究，全国上下细心考虑。我相信真正现代化的国家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人民生活苦，而社会上仍有公平的国家。民主的自由也许不可复得，但这样的一个国家，仍然值得我们为它效忠。因为事实是只有在祖国的国土上，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原载昆明《生活导报》第44期，1943年10月10日）

论现实外交

一

在这个时代里，在外交之上加上现实二字，是不必要的。因为一个国家办外交，正和一个人做生意一样，最大的、唯一的考虑，便是利害。换句话说，这种事业，在本质上，便是现实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办外交比做生意还要现实。做生意的范围总要在一个有法律、有道德等等制裁的社会里，所以虽然讲求利害，却还不能不守法律，不能不尊重商业的道德。办外交则以国为单位，在国际的社会里，还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完全有效的法律，更谈不上有什么公正的道德的制裁。所以，在国际间，虽然不是不可以成立个组织，订立个公约，但一到了利害关头，生死关头，则所谓盟约，所谓正义，所谓和平，都可以一笔勾销，弃置不顾。这不但是1870年以后的国际关系是如此，就是整部世界史，只要有列国分立的局面，就会有，而且就只有纯以利害为前提的现实外交。

那么，我们还何必提出所谓现实外交呢？问题是办外交究竟比做生意要难。做生意的目标很清楚，一言以蔽之，是要赚钱。而且肯做生意，会做生意的人，大半都属于某一个典型（如同斯普兰格所说的“经济人”之类似的）。办外交的目标，固然也可以用一句话说清楚，就是在求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安全与发展。但人类却同时造出来很多的理想，所谓正义、和平、大同、真理，虽然从不曾在这现实的世界中完全实现过，却随时随地要侵入这现实的政治、外交的领域里。有时侵入的程度很深，则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未尝不会被这些理想所笼罩，所支配。所以，办外交而不完全以本国的利害为目标，却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于从事外交的人，也不见得都是最肯又最能认识，并保卫本国利益，并从而谋其发展的人，所以我们检讨过去的历史，常会发现有许多不应当办外交的人而来办外交。如果把人分为若干类型是对的话，那么有许多类型的人是不宜于从事政治和外交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有一些民族是不宜于在这现实的国际世界中求生存的。我们读《左传》，看到宋襄公之不杀二毛，总觉得他很可笑。其实，以真理运动，不合作的办法，而想把英国驱逐出印度，其可笑的程度，并不下于宋襄公。

丁则良文集

论现实外交

二

那么，理想主义的外交是不是也存在过呢？是不是外交和一切理想都无关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应先说清楚理想是什么。据我看，理想可以大概分为两类: 一类是绝对的理想，一类是相对的理想。绝对的理想，有永恒的价值，但也永无在现实世界中完全实现的可能。譬如基督教所宣传的“爱邻如己”，多少思想家所鼓吹的世界大同，都属于这一类。相对的理想则有时间性和空间性，在某一适当的时间、空间之内，加上人为的努力，是可以相当地实现的，但在不适当的时间、空间里，纵加上人为的努力，亦无法实现。换句话说，绝对的理想是个绝对的理，和势不发生关系。相对的理想则是与势相合便可望实现的理。例如，近代史上，民族主义便是个与势相合的理。只要一个民族真能为这理想而奋斗，则非无达到目标的可能。

我们可以相信，外交，甚至于是整个的实际政治，和绝对的理想是无关的，尽管有些外交家把这种理想借来作个好看的招牌，事实上仍是毫无关系，但外交和政治和相对的理想则未尝无关，甚至于是很有关系。这种相对的理想是理与势相交所产生出的结果，所以一个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尽管以国家的利害为前提，却不能不把当时这种理想和造成这种理想的大势认清。认清了固然不一定准可以把本国的外交办好，但如认不清，甚至于与这种理与势相交所产生的理想，背道而行，则必致失败。因为这种大势，这种理想是无法抗拒的。

所以，我们说19世纪初年俄皇亚力山大第一所创立的“神圣同盟”，便不是现实的外交。就是梅特涅，在当时提倡正统主义、国际会议，来维持现状，反对变革，也不是现实的外交。梅特涅一向被人认为是个反动的国王，但现在很多人研究他的思想，他的政策，知道他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仍是以18世纪的“大同主义”为骨干。在他脑子里，欧洲的安定比奥国的称霸还要重要，他第一关心的不是奥国而是全欧洲，这种想法和当时正在抬头的民族主义、民主政治立于相反的地位。所以他虽维持了几十年，而奥国的地位并没有提高。他的心血，可说是完全虚掷了。

反过来，加富尔、俾斯麦便是现实的外交家。他们固然不是没有错误，但他们在权衡利害、认识时势、和确定自己的理想这几方面，大致都还可取。利害和理想恰恰在他们的身上统一了，所以他们的努力不但不负他们自己的期望，而且为近代的人类史，添上了极为光彩而壮烈的一页。

又如19世纪后半，格兰斯顿和狄斯累利更迭当政。许多人总认为格兰斯顿比较地倾于理想，狄斯累利比较现实。其实从大处看来，他们都不失为现实的外交家，现实的政治家。狄斯累利的贡献在于利害的考虑较多，根据此种考虑而作积极的发展也较多。格兰斯顿的贡献则在于认清大势，对于凡是与大势相违，并且可能加以改正的事实，无不抓住机会，立加解决。一个比较着重目前，一个比较着重久远。对于联合王国和大英帝国所应取的基本政策，他们两个人可说并无不同。

三

在第一节里，我说有些民族就不会办外交，不懂得所谓现实的意义。印度便是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个民族性或文化精神的问题，我很赞同蒋廷黻先生对于索累尔所著的名著《欧罗巴与法兰西革命》的赞颂。研究外交史，确实不只是考订一个照会的年月日，一个条约的文字内容，而应当进一步来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基本精神。说到这里，很容易把话拉得很远，我的本意只是在说明，权衡利害，虽是人人知晓的事实，但却因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而常有态度与能力两方面的差异。有的民族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利害，有的不会考虑，有的不善于考虑，有的则专门考虑，而且考虑得极精到周密。比较说来，近代的西洋各国，大半都很善于考虑国家的利害。至于我们中国，恐怕是因为大一统的帝国局面为时过久，二千年来可说只构成了一庞大的文化区，而不是个严格的民族国家。同时家族又一向是社会上的重要单位。所以我们和近代西洋的国家很不同。我们很精于人与人之间的应付与计算，而疏于国与国之间的考虑。近代西洋各国的人比较了解一个道理，就是个人所应遵守的法律道德不能适用于国家。一国之内的人比较都能遵守法律和道德的限制，但到了国际舞台上则往往圆滑卑劣，处处以国家的私利为前提。加富尔曾对达齐格利奥讲过： “假如我们为我们自己，做出我们为意大利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就真是大流氓了。”这种态度，就形成了近年尼伯尔先生所说的“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我们的外交，一因国力的不强，二因人才的缺乏，常常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满清时代的西太后，论其为人的阴险权诈，当时无比，但一遇到与外国人打交道，便失去了平时的聪明与手段。北伐以来，我们对于国际大局，认识大有进步。抗战以后，更因全国上下的艰苦奋斗，而有对英美的平等新约的订立，这确实是近百年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成功。但，把一个庞大、古老的文化区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不是一蹴可几的。我们对于国族利害的考虑，仍有不够现实之处。尤其是，国际上的宣传，常会打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对于好听的名词，具有过多的信仰。最后四强宣言发表，中外舆论，一致赞扬。我希望我们国民，仍当把握现实，多加检讨，同时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一定会在努力促进战后世界和平之余，保持清醒的头脑，精辟的眼光，对于国际间最坏的局面之可能酿成，第三次大战之可能爆发，预先作了准备。

(原载昆明《生活导报》第49期，1943年11月21日)

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

在这个时代之中，我认为一切过高的理想都可以放弃，但只有一个立场，却必须坚守，那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身的功罪，我们暂可不去论它，事实是我们生到这世界里来的时候，只有民族主义具有最现实的意义，等到今天，在一切理想都逐渐为事实所粉碎的时候，只有民族主义还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最后根据。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就不能不是，尽管我也可以去入外国籍，但外国实在与我不甚相干。不但我要以中国人自居，就是外国人也要以中国人来待我。我可以相信民主，但我却必须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从血统、素质、教养、感情等方面来说，我都只能是一个中国人，而且确实是一个中国人。这个道理，虽极其简单，但却未必为大家所注意。因有许多人相信许多高远的思想，却忘记了一个他们自己立身的最后根据。

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的子孙，只有两件东西，应是他所认为最宝贵的： 国家的独立与文化的保存。国家的独立是一个民族延续生命的起码保障，文化的保存则是一个民族精神上生长的具体证明。国家不独立，则政治的主权操在他人之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一句不朽的名言，所以拜伦的诗说: 

唯暴君兮，

犹吾同种之人兮！

实在说明了为什么一个民族宁愿在本族的专制之下，而不愿做外族的奴才，今天德国人民在战争中所以能够忍受痛苦，前仆后继，恐怕可以从这点道理中找到一个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世界上各国的最大任务，首先便是本民族政治独立的维持。环境愈艰苦，政治独立愈不易，便应该愈决心、愈努力去维护民族的生命，国家的独立。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什么人反对的。

丁则良文集

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

政治的独立，对于世界各国而言，有的已就是民族主义的全部，有的则只是一部，因为有些民族还有其悠久的独立的文化。这些有悠久的独立的文化的民族，其责任除去维持政治的独立之外，还要发扬自己的文化，至少是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使它不致渐趋泯灭。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有文化，而一个伟大民族之所以异于其他民族，也在于有其独特的文化。我们此地无暇讨论社会学观点中的文化是什么，我们只愿就历史的事实来看。某些民族确曾有过独立的文化，其内容如何，历史家可以一一指点给我们。这些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独立文化的民族的子孙，应与那些不曾有过独立文化的民族不同。因为过去的光荣的传统，对于他们，永远是一种挑战，也永远是一个寄托。作为一种挑战，祖先的伟大人格、伟大事业、文物典章、思想学问，无一不在等待着子孙的反应。子孙不肖，固然可以“述典忘祖”，子孙如尚有一点自尊自爱之心，则对于过去的民族文化，实在无法不去研究，无法不去追念、顶礼、崇拜。作为是一个寄托，这些人格、文物、典章、思想、学问，可以跟后世子孙确保一种情感上的关联。你自然会有一种愿望去接近它，而等到你从中发现了千百年前，已经有人和你起过共鸣，有人指示你的途径，体贴你的遭际，启发你的感情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慰藉。外国的文化固然也可以有时引起你的共鸣，但文化的了解，不但要用脑，很多时也要用血。只有你血管中流着的血可以帮助你认识你祖先的脉搏，而且可以帮助你亲切地感觉到它在跳动。作为是一种挑战，你也许可以用一种冷漠去抵抗; 作为是一个寄托，则使你无法不去倾心，向它作无条件的降服。

所以，所谓一个民族的死亡，可能有两层的意义，一是指政治独立的丧失，一是指民族文化的消灭。这就是顾炎武所谓亡国与亡天下的差别。政治的独立和文化的保存，二者之间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政治的独立可以说是文化的保存的一种起码的保障。文化的保存可以说是政治的独立所追求的最高的意义。只有犹太人，丧失了政治的独立之后，仍能保持自己民族所有的文化; 只有日本人，才能为了政治上的独立，而彻底放弃自己的（说来可怜，也还是从别人处抄来的）民族文化的传统而舍己从人。这两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不足为训的。犹太的历史，充满了悲壮的牺牲。从逃出埃及，到亚述帝国的入侵，到巴比伦的俘虏，到受波斯、希腊、罗马的统治，到最后的大飘流，以至于历受英、法、德、俄各国的间歇的迫害，三千年中，我们只能从血泪模糊、鞭声火舌之中，看出犹太民族的伟大。日本在变法维新之后，虽然也号召过不少的仁人志士，摩顶放踵，为国牺牲。但她在文化上失去了重心，因而至于数十年的努力，只使她成为一则普鲁士军国主义在东方的翻版。

从今以后，多少弱小的国家，和古老的文化，都将失去地位。就是犹太人、日本人也将因为不能在政治独立与文化发展上双方并进而成为无足称道的民族。世界的主人翁只有英、美、苏联和中国有资格来做。四国之中，尤以美、苏两国为最有希望。地理、资源、科学、技术等等方面的条件，我们都可不谈。单从政治独立和文化发展两方面看，美、苏两国都是条件齐备的国家。他们在政治上的称霸，正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时苏联是一个后起的民族，文化上的创造能力极为丰富。美国也是欧西文化中新进的分子，没有西欧诸国那样的老成持重。无怪乎美国士兵所到的地方，也就是美国语文、美国音乐所到的地方。我们只消看看昆明社会上所谓最时髦的东西是什么，便不难想象出美国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有多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美、苏等国最收政治称雄与文化发展相辅相成之效。他们在求政治上的称雄的时候，不必顾虑与自己的文化发展，有无冲突或抵消，其势最顺，所以其效最宏，其表现于一般人的心理中的状态，也最健全。换句话说，这种国家已取得了世界上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领导地位。

至于中国，两千年来的大一统帝国，一向是亚洲各民族的政治上的宗主，文化上的导师。司马迁所记的“海外殊俗，重驿款塞”，不但是指远方的民族愿在政治上作中国的臣属，而且是说他们羡慕中国文化，愿作中国的学生。所以，两千年来，除去极少数的例外时期，中国始终都是政治上称霸与文化发展，双方并进，其势最顺、其效最宏的国家。但到了鸦片战争以后，白人的力量闯入了中国。中国不但在政治上沦为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次殖民地，就是文化上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发生了怀疑。同治中兴以后，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之辈，已经看出欲求中国的政治独立，非仿造西洋的坚甲利兵、轮船大炮不可，因而表现为张之洞《劝学篇》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但曾国藩在讨伐太平天国的时候，还可以因为太平天国“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而认为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无”，不但是“我大清之变”，而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原”，因而吁请当时的士大夫，一致声讨。从他这诚恳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相信他确实自信是在为中国文化而战。到了戊戌变法，康梁的主张已在坚甲利兵之外，认识了宪政的重要。但康梁究竟都还是深受中国文化教养的人，所以初时鼓吹必变，速变，全变，而后来不惜尽反初时的主张。康南海后来之反对共和拥护复辟，固然是怕中国作了“中南美各国之续”，也实在是因为洪流澎湃，一发难收，深怕为求政治的独立，不免影响到民族文化的前途。梁启超后来也放弃了政治的生活，专从事于中国文化的阐扬。但民国初年，中国的思想界又已发生宪政的阶段，“五四”前后，大家认为不但西洋轮船大炮、宪法议会，为我们所应仿制，就是西洋的文化，也不弱于，甚至优于中国。于是西洋的科学、哲学、文学、美术，无不有人介绍，有人崇拜。充其极，乃至于有人主张全盘西化。这些人认为模仿西洋，不但是我们求政治独立的手段，而且本身自为一个目的。这种看法，据我看，比日本的舍己从人更为极端。

我们寻求政治独立的历史，已经近八十年，我们希望这个理想可以因此次抗战之获胜而实现。但瞻望将来，我们实在觉得欲求中国真正的政治独立，非在抗战二三十年中，抓住最后的机会，上下一心，咬牙苦干，建设为一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工业国家不可。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又非接受西方的科学、工业、计划经济、国防建设不可。这是中华民族应付20世纪的国际大局的一个真正的生死关头，我们万不可希望在另一次大战中，再用血肉的长城来与最新的战斗武器作战。我们只要在更紧急的国际政治中杀出一条生路，则中国民族之不至于灭亡，是可以断言的。

政治的出路如此，保存中国文化的工作则更为艰巨。我敢以一个治历史的学生的资格，向国人昭告，中国的文化实在具有其独特的贡献。我们可以极自信地说，中华民族的创造天才决不在任何其他民族之下。但这八十年来，为了寻求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我们也逐渐背弃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忘记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祖先的伟大人格、伟大事业，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文物典章、思想学问，确实都在召唤我们，而我们听不见。就是有一些人，研究中国的历史，但也多半是无情的分析，冷冷的批评。外国人一向称我们为崇拜祖先的民族，我们试问我们这一代究竟有多少人在祀祖先，在发扬所谓“祭如在”的精神？我们的大学生有多少人能说出汉唐的武功文治，有多少人能背诵出几首李杜的诗？英国的学生都读过莎士比亚，我们有多少人读过《离骚》、《诗经》？尤其是走在外国人中间，有几个人能保持一种文化的自尊？我们决不是有什么自卑情结，那不是因为外国的文化高，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

我读过《旧约圣经》，犹太的先知总是吁请人民回到耶和华的身边，守安息日，行割礼。那种低徊不绝的声音，使一个几千年后东方的青年，都深受感动。我读到——

我们会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了技巧，

……

我不能不赞赏犹太人的伟大。但我走出门去，却似乎看见一个忘记了自己的文化民族。这原也是无足怪的，我们所受的创痛太深了，所以我们追求一个新的目标，就不得不放弃我们原有的成就。现在，一个世纪转了过来，我们应该开始知道欣赏、崇拜自己的过去了。我们不愿求得政治的独立地位，而做一个文化上的殖民地。我们必须回到我们自己的耶和华身边去，我们也有我们的耶路撒冷。我相信这决不是复古，也决不是轻视外国的文化，我们应该做到不轻视外国文化，但却很敬爱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地步。

但，我们的问题远比英、美、苏更为困难。我们已失去政治独立与文化发展双方并进相辅相成的地位。争取真正的政治独立，建设成为一个可以自卫的工业国家，学习西洋一切建国的经验和技术——这个工作已经不知道要费去我们这一代多大的心血。而同时，我们又有一个保存中国文化，发扬中国文化的艰巨无比的责任。这两种工作都是极为必须、刻不容缓的。所以这实在是今后三十年内中华民族的两个最大的试验。

不幸，这两大工作的方向是相反的。建设中国，争取独立，势必要效法外国，而保存文化则要回到我们自己。我国实在是一个绝大的矛盾，为英、美、法、苏所无的。其实，这个矛盾不自今日始，同治中兴以迄今日，每个人几乎都无法解决这个矛盾。有人说，康南海一生的特色就是矛盾，其实，这何尝是康南海一个人的矛盾？八十年来，我们人人都在搜寻、摸索、痛苦、冲突，但我们迄无一个思想家，想出一条出路。就是有人在思想上走了一个极端，譬如顽固的守旧和全盘西化，以为如此就解决了问题，而事实上问题还是未得解决。记得蒋廷黻先生曾有一篇文章，认为小楷可以不必练，而理工的功课却非读不可。理工的功课和中国的书法，有这样的矛盾，岂不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

我个人对这问题思索得很久，我认为唯一的办法，还是一个老办法: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老办法，曾遭不少人的毁谤，但近来已开始有人重新考虑了。不过这八个字，可以用现代的话重说一遍，就是我们先要分开目的和手段。我们的目的很简单，一是求中国民族政治上的独立，一是求中国文化的保存与发扬。我们的手段是利用西洋的一切优点，尤其是现代西洋各国立国的办法，当然不限于坚甲利兵。张之洞之辈的主张，放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才显出真正的意义。这样我们在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这两大问题上，才得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们才有可能来做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原载昆明《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1943年11月13日）

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

一

1938年春天，长沙临时大学奉命由湖南迁到云南，全校员生除去大部分取道粤港安南赴滇之外，另有教师七八人，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湘黔滇徒步旅行团，由长沙步行到昆明，历时68天，全程3360华里。湖南省政府并派中将师长黄师岳先生出任旅行团团长。全团旅行期间，完全实行军事管理，计分为团本部、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等三单位。笔者当时与高亚伟、杨桂和两同学被派为日记参谋，负责记录全程旅行日记。沿途并赴各县政府、行政专员公署及其他机关举行访问，搜集资料。到昆明之后，经数星期之整理，旅行日记脱稿，全长约20万字。是后经蒋梦麟先生带至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并经高、杨二同学及笔者共同与商务签订合同。此稿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前未见出版，现已不知流落何所。而写成之后，以为出版在即，亦未抄寻副本。所以现在笔者只能就记忆所及，将此次湘黔滇三省徒步旅行之经过，作一概括的回忆。其中遗漏错误，自必不少，尚望当时同行师友鉴谅为幸。

二

关于出发前的准备，此处不能多叙，唯有一事不得不略加申述者，即黄师岳团长曾于行前在长沙圣经书院内检阅全团队伍，并发表演说。演说内容，现已不大记得，惟其中所提一点，则感人甚深。黄团长谓，中国人素来安土重迁，不喜行动，故历史上鲜见富有伟大意义之旅行。过去张骞之通西域，玄奘之游天竺，郑和之下西洋，向为人所艳称。望此次临时大学师生徒走旅行，全始全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大旅行，上追三烈，永垂不朽云云。此点在阐明此次旅行之重要性，诚非识见深远，心胸开阔者不能道。当时同学谛聆之下，无不动容。

丁则良文集

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

2月20日，由长沙动身。不过由长沙至益阳，并未步行，而是乘船。从益阳起才开始步行。3月6日到沅陵。在这一段路上，可记的事情特别多。除去每天走路和照例的访问之外，有两点似乎特别值得提出，一是湘西的风景，二是湘西的匪患。

湘西的风景绝非笔者这支笨拙的笔所能形容。不过从常德溯沅江上行，两岸的景色，实在太令人神往了。我们每天早晨出发，都好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到了晚上，大家谈起，总觉得今天所见，大概是不能再好了。殊不知第二天所看到的一切，竟又有不同的情调。

湘西的山是有名的，愈到沅江上游，愈为险峻。而丛林密布，花草迎风，更像是在雄伟之中又添了几分的妩媚。同时天气在随时变化，雾里看山和夕阳里看山就有不同的感觉。而雨中、冷风中、月光中看那未经雕琢的大自然，更有无穷的滋味。更妙在我们自己也在行进中，有时第一大队已攀登上一个峭拔的悬崖，回头下望，只见第二大队的人们小得像蚂蚁一样，正从隔江的山头上向下行进。前山一呼，后山响应，夹杂着风声、水声、车声，真交织成一幅绝美的图画。最后，沅陵的雪是大家永不能忘记的，白皑皑的大雪把沅江的两岸装点成为一个晶莹的世界。每次横渡沅江，总有很大的风浪。风和水流的方向相反，结果水受风的压迫，反而逆流上涌，前浪未过，后浪又起。小船走到江心，时刻像要倾覆的样子。可是在惊险中，抬起头来，你会看见群山在宁静的洁白中，保持着一种超人样的尊严，你又不禁恍然若失了。

湘西的匪患是有名的。这大概是因为地方落后，政治不良的关系。我们这次旅行，不能不说是带一点冒险的性质。当我们在湘西行进的时候，外间报上就载有临大师生遇匪的传说，大家都替我们担心。可是事实上我们倒对这样一个神秘的地区，抱有莫大的兴趣。我们曾经派过几个同学，拿着团长的名片，去采访过一个山里的“大王”，据这几位同学说，山里的景色真是幽美极了。不但丛林茂竹，点缀了山中的神秘，就是那鸟飞不到的峭壁，潺潺流泻的瀑布，也增加了眼界的新奇。到了“大王”的住所，竹篱掩映，鸡犬相闻，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据说“大王”不在，他的夫人很和气地说： “没有什么，尽管走好了。”于是我们的队伍，平安地通过了，这证明了这一次交涉得到了伟大的成功。

当然，黄虎坪之夜是值得一提的。大队到了黄虎坪的时候，天色已经大黑了。附近居民很少，我们勉强找到几家住户，在一片黑暗中，这几家的灯光只像是萤火虫一样。对门的几座大山，看过去像黑魆魆几个恶汉。大家在睡下去的时候，总觉得有点不对。突然深夜中远处有点声音，停一会，传说有两百多个英雄渡江来到我们这里。好在大家的行装很简单，立刻全坐了起来。深夜的寒风在吹着，窗外的月光已经升起。镇静，镇静，谁都在作一个镇静而坚定的等待。直到风声平息，明月高照在天空，大家才又解衣就寝。

三

从沅陵到晃县，是乘汽车走的，没有什么可记。从晃县起一直到昆明，则全是步行。现在我们把这一段旅程分为两半，一半是由晃县到贵阳，一半是由贵阳到昆明。

在由晃县到贵阳这一段旅程中，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在行进的时候，大家都对贵州的贫穷，感到十分的惊异与同情。再找像湘西那样丛林满山的情形是不可能的了，相反地，迎面而来的都是童山，山上露着红土、大石头。矿产不是没有，甚至在地面上就露着黑色的煤层，不过全未经新法开采。梯田的普遍，也使许多同学非常注意，常常大队走在荒凉的山头上，俯身下望，川流湍急，梯田密布，交错成为一个很美的图画。梯田里有些已经布满了水，阳光映照在上面，就像是许多面的镜子。梯田的存在充分表示出平原面积之小和人民生活的艰难。据说公路线若干里之外，甚至有没有裤子穿的女人和没有盐吃的家庭。

贫穷尽管如此之甚，但各地对于大学生的通过却非常重视。各县政府对于我们的优异招待，使我们一面感激，一面惭愧。我们每到一个县城，总有城里的小学生出来列队欢迎。国旗是挂上了，标语是贴上了，欢迎会是举行了。甚至于有些县份，还下令让全城商民给我们种种便利，例如玉屏县政府就曾出过一个这样的布告，为了印象深刻，有同学还把它照下相来: 

查临时大学近由长沙迁昆明，各大学生徒步前往，今日可抵本县住宿。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统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望我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复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备至，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与以种种之便利。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

我们看到这样的布告，真是不安之至。

3月30日，我们到了贵阳。在贵阳休息了几天，住在大夏大学。这几天内最值得记的一事，是吴主席的欢迎会。记得那天同学们除去饱餐一顿之外，还得听吴主席的演说。吴主席演说的能力，是一路上所见到的最好的一个。他说贵州是一把锁，希望诸位将来都要做开锁的钥匙。他列举贵州尚待开发的富源和应办的事业，如数家珍，同学们听了都很感奋。

四

在黔西和滇东这一段旅行中，可记的事情极多。这里只提出三点: 镇宁的风景，贵州的苗民和鸦片问题。

镇宁境内有两个奇景，一是去城不远的火牛洞，二是到关索岭路上的黄果树大瀑布。后者世人知道的很多，而前者则未被人注意。我们到达镇宁之后，就有同学出城游览，无意中发现了所谓火牛洞。本来我们在路上看见的山洞已经不少，但能望这个洞之项背的，则一个未见。初进这个洞的时候，并不能想其中蕴藏着什么神奇奥妙。可是略一深入，就可发现这个洞的伟大。普通的山洞，多半因为石钟乳的形状巧妙玲珑而受人欣赏，火牛洞则不然。当你走到它那兀立千仞的断壁的旁边，你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山洞中的景象。沿着断壁而来的是各种神奇奥妙的钟乳，其中有的玲珑，有的雄伟，有的凸凹不群，有的精巧细腻。你长啸一声，立刻回音迸响，像是奔腾而来的千军万马。然后你叩壁作响，想不到从这千万年的石壁里，回答出来的是一阵金石铿锵的音乐，许久不绝。你在洞中行走，有时要佝偻，有时要跳跃，有时你可以放心漫步，有时则要错愕后退。这一切景象，使图画家手痒而不敢动笔，使文人要赋诗而苦于文字有穷，使宗教家的感情与思想立刻飞驰到所谓天人之际——啊，使人间的善男女，都暂时超脱出自我的障蔽，而窥见了造化的大手笔的高明。

苗民的分布并不限于黔西。在黔东，我们就已时常遇到。在炉山我们还开过一次汉苗联欢大会。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在这里顺便提一下。

关于西南苗民的情况，过去已有不少专家研究。在这里我们只提出一点谈谈。苗民的贫穷几乎是一个极普遍的现象。他们百分之九十九可说都是穷苦的贫农。佃户很多，就是有钱的自己买一点土地，也不敢说是自己的。总要找一个汉人，给他多少钱，让他出名作地主，每年还要以收成之十之二三，来酬谢这冒名的地主。苗民的日用必需品，几乎都是自给自足，只有盐，是非进城去买不可的，他们相传有这样一支歌: 

米不难，

苞谷红薯也可餐; 

菜不难，

萝葡白菜也送饭; 

酒不难，

谷酒也把盏; 

柴不难，

荆棘枝桠也烧饭; 

只有官盐实为难，

没有白银买不来。

据说有的苗家视盐如至宝，不敢多用，每次从市上买来一块盐，即用油煎沸，然后挂在梁上，需用时把它取下放在菜里滚一下，就再挂起。得盐之难有如是者。

不过，苗民虽穷，而习惯很好。他们不分男女老幼都努力工作，来维持他们那起码的生活。此外他们纵或种鸦片而不吸鸦片，妇女不缠足，身体都很健康。这几点都是汉人比不上的。

贵州一向是以种鸦片出名的，据说过去省府收支还是靠鸦片的税来平衡的。我们入贵州境不久，就在许多镇市上看见人民当户吸烟，旁若无人，初见觉得很怪，后来看惯了，也就不以为奇。黔西种烟吸烟的情形，较黔东更为严重。有些地方在公路边上就可以看见罂粟花，开得很茂盛、好看。吴主席已经计划在几年之内全省禁种，相信必可有良好成绩。

五

4月28日早晨，由大板桥出发。天气非常好。道旁杨柳，都已新条繁茂，不时听到蝉叫的声音。大家的心情是兴奋的，昆明已经在望了。许多从海路来滇的同学，都出来迎接我们，跟随队伍一同前进。上午十时许到达贤园，这是一个工程师的别墅。在这里，更多的同学和朋友都等待我们。别墅布置得很精致，主人并且预备了许多粮菓，都被同学一抢而光。桌子上铺了白布，报纸夹在报夹子上，这都是两个月旅途上久未看见的了。许多太太小姐都盛装出现，和满身风尘汗臭的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对照。

到了昆明，大队走拓东路、正义路、华山西路、青云街、圆通街，到圆通公园休息。一个盛大的欢迎会随即开始，梅常委、教授代表相继演说，在欢喜和骄傲中，结束了这个旅行。

（手稿，藏北京大学档案馆）

回忆则良学长

徐利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那时我刚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参加了由中青年教师组成的“教联会”。当年这个教联会的主流是支援昆明爱国学生运动的。那时在文科教师中听说有“三良一樑”是佼佼者，所谓三良就是王佐良、丁则良和周一良，一樑是指王乃樑。那时候我虽闻知丁则良其名，但彼此还不相识。直到1951年秋我从英国返回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时，才知道则良学长早在北京解放初期就从英国回国了。

1952年秋，清华大学的丁则良、江泽坚、孙恩厚和我，还有长我14岁的余瑞璜先生，曾热烈响应高等教育部关于大学院系调整的号召，大家高高兴兴地一起来到长春市，参加兴建吉林大学（原名东北人民大学）文理科的工作。长春的冬季要比北京寒冷得多，我们好不容易地适应了东北严寒季节的气候条件，当年的大学校长是共产党内有名的历史学家吕振羽，而副校长是刘靖同志，刘曾代表吉大去北京欢迎我们，并安排了我们的北上日程。

记得我们离开北京的那一天上午，周培源先生、华罗庚先生等曾到北京火车站送行，当年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先生，对我们这批自愿从清华、北大调到长春工作的专家学者和骨干教师们，也曾寄予热诚的厚望，因为那时的东北人大（吉大）刚从行政学院脱胎而成，是一所人所共知的由共产党一手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所以当年从关内调来的知识界精英，都以能参与这所大学的兴建事业而引以为荣（当年还有从北大调来的王湘浩、唐敖庆、朱光亚、谢邦杰等人。所以在50年代吉大甚至被人看成为北大、清华在东北地区的“分校”）。

丁则良文集

回忆则良学长

1953年在东北人大建立民主同盟区分部，简称“民盟分部”，余瑞璜先生被选为主任委员，不久又补选丁则良为副主任委员，我由吕振羽校长（兼党委书记）指派加入民盟担任区分部秘书一职，并和党委负责统战工作的刘丹岩教授（哲学系主任）保持联系。自此以后，我和余、丁二位便有经常接触，时间一久便成为知己好友。由于当年丁则良家和我家同住一条胡同（永昌胡同），相距较近，故平时见面交谈次数更多。则良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学识渊博，兴趣广泛，我和他平时的交往闲谈中，曾获知不少掌故和历史知识。他不仅在历史科学中有独到之见，而且对一般公众事务以及在当年的民盟组织活动中，以他敏锐的洞察力，也常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且有精辟见解，加上他为人热诚直爽，所以当年在民盟组织中朋友较多，不少盟友都能向他吐露心事，反映工作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而能获得较好的解决。可以说，当年吉大民盟活动的生气勃勃，是和丁则良的积极投入分不开的。

对待文教公益事业，则良从不吝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例如50年代中期（1957年前），他致力于吉大历史系的教政和建设，以及对吉大图书馆的规划与发展工作，所作出的奉献曾为匡亚明校长所称道。

不幸的是，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只是由于言论等问题，余、丁二位和我一起被批判成为“余、丁、徐反党集团”，而则良方从莫斯科开完“东方学国际会议”回到北京，暂住北大，一时想不通竟投湖自尽……直到80年代全国进行拨乱反正时，我们才被重新审定为“错划右派”，从而彻底恢复了名誉，不久吉林省统战部还在吉林大学为丁则良补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事后我还收到了一批珍贵照片。遗憾的是，那时候则良兄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而余先生和我也已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漫长岁月，往事已一言难尽。

回忆当年，特别是1955—1957年间，匡亚明继吕振羽之后来到吉林大学担任校长期间，他很快发现了则良兄是位热心事业颇有见解的人物，因此为了探讨学校工作的改革和发展，匡校长和则良常常在住所讨论问题至深夜。据我所知，当年的吉大在尊师重道、克服官僚主义、倡导四种空气（即政治空气、学术空气、文明空气、文娱体育空气）、提高工作效率，直至搞好图书馆建设等问题方面，匡校长曾汲取了则良等人的诸多卓越建议和见解。所以匡对丁的才、学、识自然是深为赞赏的。

记得1962年匡亚明先生调任南京大学校长之前，吉大民盟组织曾举行了一次惜别会，在那次送别会上，匡校长曾不无感慨地说道: “今天在座诸位中，可惜已没有了丁则良同志。假如当年（1957）他从苏联开完东方学国际会议回到北京后，能较早地回到长春，我们能有深谈机会，他是不至于自尽的……”则良兄的英年早逝，和亚明校长的惜才之情，实令人饮泣。

1957年的风暴已过去40多年了，享寿92岁的余瑞璜先生也已作古了，“余、丁、徐”三去其二，则良长我五岁，我也早入耆年了。则良兄的夫人李淑蓉女士，曾在吉大讲授英语多年，也已于年前逝世。现今值得为则良夫妇感到庆幸的是: 他们的子女们都已事业有成，长子克诠和次子克详在美国，无论在学术上和工作事业上都有建树。克诠还是我十多年前的一位优秀弟子，80年代在大连理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去美国Wisconsin大学获博士学位，又到Princeton高等研究院作过“博士后”，现今在Illinois大学任教，他在组合数学上已做出引人注目的贡献。假如则良兄能活到现今这个时代，能见到子女们的成就，该是多么欣慰啊！

1998年4月21日写于长春

（作者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

怀则良

王勉

我和则良相识已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先南下，则良和王乃樑、林宗基、赵泽丰随后才到彼时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南京，而我已去九江，故不及在宁会面。北方三校的联合最早是成立长沙临时大学，我们各自转道抵湘，则良、乃樑、泽丰还有高仕功、谢义炳和我共同在长沙韭菜园僦屋权作居处。这是战时最早的一段生活，而此时我才知道，当则良与乃樑等南下过宁时，那时在南京任高职的闽籍人士颇多，于是由则良起草了一份书启以流亡学生的名义在乡先辈间传阅，出于桑梓之情，他们都各有资助。彼时我的叔父在立法院，他对则良写的书启文字极为称赏，因为30年代的大学生虽然语文程度都非今日可比，但能写流利文言的学生却也不多见。则良幼年曾受过传统的教育，书法端正，旧学根底甚厚。他曾告诉我在校时担任杨武之教授的家庭教师。近见物理学家杨振宁在访问中说则良是他的启蒙老师，教的是《孟子》。

有着结实的中外文的训练，则良的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但则良的性格并非只问书本，他是热情而富有忧国忧时的思想。在我们同住一处时，时见他与几位朋友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流亡歌曲，慷慨悲歌令人泪下。抗战初期，侵略军势锐不可当，南京陷落，武汉吃紧，则良奔走于许多位教授之间以求分析形势，其中一位是北大政治系教授张佛泉。这是则良性格重要的一面，在国家兴亡上他好像总是满腔热情，有时又忧愤痛苦，早时的经历已证明了这一点，抗战中自然更是如此。

丁则良文集

怀则良

学校由长沙而蒙自，最后在昆明正式成立西南联大。我一度去渝，后来再回昆明，因而和则良有较长一段相处的时间。我也由此略知则良的家世。则良幼年曾随父母回福州原籍，他长期居家北京，但他能说福州话。他告诉我有一位叔祖丁碧舫，丁在福州是一位名律师，这一点我是知道的。而近人《花随人胜庵摭忆》著者黄氏则是其表亲。家本世家，而福建在近代文风又盛，所以则良是有这样的家学渊源的。则良初治宋史，某次与他谈话，使我惊叹他学识之渊博。在与他共事期间，他又常纠正我文字上的缺失，使我尤铭感于心。则良于弟妹情感尤笃，在蒙自忽接乃弟从沦陷的北平来信，信中只是说将浪迹往游，则良大震惊，几痛不欲生。这又是他天性笃厚的一面。

抗战胜利未久，则良考取庚款留学，南下过宁，建国之后他又匆忙回国过沪，这两次都有短暂的晤面。而在上海小聚时，不惟记忆惟新，而且是我与他最后一次相处。在这期间某日，陈君伯流与我同约则良在旧霞飞路DDS咖啡馆小坐，我们三人都是闽籍又同在长沙临时大学，谈论甚欢，气氛相当热烈。大抵我所提的是些疑惑不解的问题，而则良则以在英伦所见为我一一辨析，使我无以胜之。数十年变易震荡，昔之所是者未必是，昔之所非者未必非，则良已去，使我失去良师益友，想当日之情景，今则请益无由，思此怆然。

则良后来舍宋史而治俄国近代革命史，他在伦敦时兼习俄语，我尝说具有如此的学识和外文，今日能治此科者舍则良其谁能胜任。然而则良对于宋史既已有良好的开端，中国失去一个有成就的宋史研究者，终是史学界的莫大损失。

五七年之事当我闻讯时，我自己亦在流徙之中，所以细节皆不详。上帝深宫久闲，巫咸不问衔冤，则良终魂沉未名湖。然而则良的精神是不朽的，他的遗志，他的好学，他的爱国，他的不可多得的热情，定会得到继承和发扬。我曾闻则良弟妹皆有成就，而二子学业亦极出色，此则可以告慰于则良了。数十年旧交半登鬼簿，垂暮将死之年，书此诚不胜掩抑悲伤，而不知涕之何以也。

1997年3月8日

我的家庭教师丁则良先生题目为编者所加。

杨振宁

我在清华园内的成志学校毕业后，就到城里的崇德中学念书，那是一个教会学校，现在叫北京31中。平时住校。1934年我念完初一，暑假我父亲想找一个人来教我。他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数学，也没有一个人来教我物理。他去找雷海宗教授。那个时候雷是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是我父亲的朋友。他跟雷先生说，你可不可以找你的一个学生，来教振宁《孟子》。雷先生就介绍了他的一位得意的学生，叫作丁则良。丁后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我记得很清楚，每个礼拜五天，每天早上我到科学馆，我父亲的办公室里，然后丁先生也来，教我一两个钟头的《孟子》。这样持续了一个暑假，跟第二年1935年的半个暑假。一个半暑假里我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背出来。当然现在不行了。《孟子》里头有很多关于家的哲学，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现在回想起来，这对于我这个人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此段文字录自《杨振宁教授谈教育》，载《光明日报》1997年6月27日第五版。

丁则良文集

我的家庭教师丁则良先生

我九岁、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十一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我初一与初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此段文字录自杨振宁《父亲和我》，载《读者》1998年第6期。

In the summers of 1934 and 1935 I greatly benefited from the private lessons that your late father had given to me.He was not only a brilliant scholar,but also one who was able to make history very interesting to a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此段文字录自杨振宁1995年4月17日给丁则良长子丁克诠的信。

对寅恪师及已逝同门学长的哀思

翁同文

寅恪师誉满中外，1969年冬他逝世后不久，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的我，也得到消息。当时国内虽已进入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因长期的锁国政策，消息极稀，若非寅恪师不寻常的声誉，绝对是不会知道的。同时，新加坡的新闻媒体，为预防当地华裔青年受到红卫兵暴戾之气的沾染，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也绝少报道，除对寅恪师的学术大师地位有简短说明外，并未提到他也曾受迫害致死的情形。所以我当时认为，那只是老年人的自然凋谢，若非同门学友徐高阮兄的噩耗也同时来到，我不太觉得伤感，更没有深刻的哀悼之情，如哀悼另外两位同门学友丁则良与汪篯二兄，先后各遭迫害而死的那种感受。后来陆续从香港台湾报刊获悉寅恪师及师母相继去世以前的种种惨状，觉得像那样衰老垂暮的人，竟也不能放过，固然可诿为迫害者的凶恶，但让他们得逞，实在是整个民族的耻辱！很久以后，又知汪篯兄遭迫害而死，约略与寅恪师同时，合十年以前遇难的丁则良兄为三人。就不时回忆在昆明时的两年之间，与两位学长及其他同学，在同一课堂共听寅恪师讲授情形。其他同学中，今知尚有王永兴、季平二兄生存。只要想起当年总数不出十人的那一课堂中，就有连师长在内的三人死于非命，不能尽其天年，何况丁、汪二兄，才学极富，潜能极大，史学尚未充分发挥，就被摧毁，谁能不感悲愤！

……

丁则良文集

对寅恪师及已逝同门学长的哀思

寅恪师上课，入教室后，即打开所携包袱翻书，将主要资料写上黑板，使学生抄录，然后归座讲解，声音既不高，又往往闭目发言。若是看惯表演，只会欣赏作秀的人，不知集中精神注意所讲内容，自然不觉有味。惟若注意讲解，领悟内容，就知他闭目发言，乃凝神运思的方式或模范，对学生也有激发思想的作用。后来我任教时，曾遇见好些学生，异口同声的反对所谓填鸭式教育，但却不肯用大脑主动思想面对的问题，只一味等待善于表演的人去灌输。我就想起，应该让他们也认识寅恪师那种凝神运思的方式，或可摆脱浮浅而走向深入。

由于徐高阮、季平与我三人都是即将毕业，照规章仍该写论文一篇。当时教国史，也可指导论文的张荫麟先生应召去重庆，就都与寅恪师议定一个范围有限的题目，开始进行。寅恪师预先警告，文字务必精简，若太冗长，必有浮滥，他就不愿评阅。虽然在一定范围内，题目不大，但当时联大图书馆实在贫乏，稍为冷僻的几部书，都要去翠湖公园内省立图书馆借阅。那个图书馆的古书尚算丰富，但绝少借读之人，那位绰号叫王灵官的馆员，见我们向他打扰，也有不悦之色。经过六七个月，各人的论文也终于完成。据传往年清华的研究生，凡由寅恪师指导的，难得高分，当依照成绩选送学生出国留学时，中选的多是蒋廷黻先生指导的，不知究否如此。但这一年我们的论文，虽然因陋就简，寅恪师评给的分数，居然都不低于80分，也算异数。这是1939年夏，虽然其间夹有一件牵涉数人的意外事件，但有惊无碍，我们都算毕业。季平兄先行离去，后来转回浙江，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助教，徐高阮兄由寅恪师推荐，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前赴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所在，我则因丁则良兄推介，入师范学院任助教，仍未脱离联大的学习生涯。

这年秋天开始的学年，寅恪师讲授“隋唐史”与“佛经翻译文学”两个课程，我因多暇，都去旁听，现在只谈尤觉新鲜且仍多余味的佛经一课。这一课的课堂，在大西门内文林街昆华中学南院悬有“南天一柱”匾额的大殿，听讲的人却屈指可数。如今回忆，应从级次原高于我，因故辍学，延到这年才毕业的王永兴兄说起，大概只有他是经过注册的正式学生。至于此外旁听的人，除丁则良、汪篯二兄与我之外，尚有北大毕业的前辈邓广铭先生，当时在北大任教。一个大殿包容师生六人，想来似乎未免荒落，可是我们五位都是大人的学生并不佻皮，都在最前一排座位的中央紧凑相连而坐，寅恪师依旧低声地讲，听来也无困难。按寅恪师在昆明未携家属，单身住在离云南大学门口不远的靛花巷宿舍楼上，到昆华农校要出城门，昆中南院虽不必出城，也必上坡，惟当时健康尚佳，没有问题。

……

这一学年的佛经翻译文学课程，到1940年夏6月结束。近三年来，寅恪师的家属向住香港，凡遇假期，虽或飞港小住，但旋回昆明授课。但今年暑假赴港，主要因接受牛津大学聘约，前往候船赴英，不复再返昆明，亦即自该时起，已经不再在西南联大授课。到于以后赴英未果，任教香港大学，1941年冬日军攻占香港以后，困居达半年之久，始间关转回内地，执教其他大学，则蒋天枢先生辑纂《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载分明，不复赘述。

（节录自翁同文: 《追念陈寅恪师》，载王永兴编: 《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忆二哥——则良

丁则民

我们兄弟俩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父亲在清末科举考试时中了内阁中书，曾任职于礼部。辛亥革命后，他一直在北京的北洋政府担任文秘工作。由于家学渊源，父亲一直重视对我们兄弟的家庭教育，特别是读古书、古文的教育。我们学习《论语》或一篇古文时，他只做简略的讲解或阐述文章的大意，要求我们朗读许多遍，把它们背诵下来，而且要背得滚瓜烂熟。晚间，父亲常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听我们背诵。背得好的，就给予奖励，奖品往往是每人一个大鸭梨。背得不好，就要求第二天重背。在所背诵的古文中，印象较深的有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诸葛亮的《出师表》等。但因我岁数小，当时只有七八岁，只会背诵，不大懂其中的意思，所以过不久也就忘了。则良比我大四岁，已能领会父亲的讲解，而且对读古书、古文都有兴趣，所以他的收获较多，为他的古文根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除了读古书、古文外，父亲还为他和大哥两人请了一位家庭老师，专门教他们学习英语。经过一年多学习，则良已初步掌握一些英语词汇，读些专供青少年学习的英语读物，有时还翻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周刊》。所以，他上中学之前，就在英语学习方面也有初步的基础。

丁则良文集

忆二哥——则良

    他的少年时期，是在“国耻”和“国难”声中度过的。惨案迭起，国难频仍，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从那时起，他便有了爱国的思想，当时流行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谣就引起了他的共鸣。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他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表示愤慨，也对当权者的懦弱无能和丧权辱国深感失望。他虽有爱国思想，但对怎样才能救中国，却有些茫然。那时，他只有些朴素的想法，认为只有胆识非凡的民族领袖领导国民发愤图强，才能改变国家遭受欺凌、屈辱的局面。出于这种爱国思想，他喜欢读那些报效国家的西方民族英雄的传记，特别是景仰近代为统一意大利而斗争的三杰——即马志尼、加富尔和加里波弟。有时还向我们讲些马志尼怎样秘密组织青年意大利党为把祖国从异族压迫下解放出来，建立统一的意大利而斗争的英勇事迹。在现代爱国创业的历史人物中，他很推崇捷克斯洛伐克开国元勋、首任总统马萨里克和土耳其革命领导人、第一任总统凯末尔，认为他们都是各自新国家的创始人，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独立和促进社会进步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说，挽救垂危的中国就需要这样雄才大略的领导人物。记得有一年春节，我们俩去厂甸逛书摊时，碰巧买到两本关于马萨里克和凯末尔的传记，当时别提有多高兴了。后来，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还讨论过一些问题，如马萨里克连续三次当选总统和凯末尔率领土耳其军队打败英国支持的希腊武装干涉军等，因而印象比较深。

    则良资质聪颖，勤奋好学，加以他中、英文根底都较好，因而在北平负有盛名的中学（私立四存中学和市立男四中）和大学（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他一直学习成绩优秀，名列前茅。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时，他以学习勤奋、思维敏捷和才华出众著称，受到一些教授的赏识。

他在清华一些名师指导下，学习历史专业大有长进，但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的形势下，安静的学习环境被打破了。在日本侵略者节节进攻下，他和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已经坐不住了，正像当时有广泛影响的《国闻周报》一篇著名的时论写的那样: 现在，“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书桌了”。为了实现救亡的意志，他积极投入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在北平举行的游行示威，并于12月下旬参加南下到河北省中部的抗日宣传队，后在抵达固安县时，全队人员被军警押解回平。事后，他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对家里人讲述了大学生不畏强暴，拥进城门，在游行示威过程中与军警英勇搏斗的场面，并且强调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很快便得到沿街商贩和广大市民的响应和支持，从而戳穿了蒋介石政府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阴谋。他说，当时就连担负镇压学生运动任务的廿九军官兵，特别是士兵听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团结起来去打日本鬼子”的口号也很受感动，转而采取按兵不动，听任游行队伍穿越阻拦防线继续前进。这表明抗日救亡的爱国行动的威力。记得在交谈中，有的长辈询及这样频繁地举行游行示威是否会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他回答说: 抗日救亡是当前全国同胞的头等大事，为这桩大事而奔走呼号自然难免会影响正常学习，但承担这一任务是青年学生的天职，责无旁贷。这充分表明他爱国救国的坚定信念。

“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在这之前，则良便离平南下，转往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在昆明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1938年夏，他以优异学习成绩毕业，留校任历史系助教，在他不断来信催促下，我离开沦陷的北平前往昆明，转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学习。当时，在日本侵略军猖狂进攻下，国军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中华民族也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许多在校的学生都非常激愤，力求救亡图存之道; 有些初到昆明入学的流亡学生更想能有机会上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以报效国家，因而他们对是否应在西南联大学习，有些犹豫不定。当时，我也抱有同样的想法。对此，则良提出不同的看法: 认为学生既不能上前线去打仗，那就只有留在后方，留下来就应抓紧学习，充实自己，准备为战后建设我们的祖国贡献力量。他说，学校之所以迁到昆明建立西南联大就是要肩负这个责任，因此全校师生都应有这种使命。在他不断劝说下，我和一些同学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开始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我转入联大历史系学习后，应侧重学什么专业以及如何学法，他都给了我不少指点。当时联大历史系基本上有两个专业，即中国史和西洋史（解放后称世界史）。他的古文根底较好，所以侧重学习中国史，但对西洋史也感兴趣。我从小就爱读外国历史人物传记，所以想侧重学习西洋史。他支持我的想法，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回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除学习历史系规定的必修课外，应尽量选修有关西洋史的课程，如希腊、罗马史、西洋近古史和近代欧洲外交史等; 二、学习西洋史，就得读些原著，而阅读原著就必须提高外语水平，所以要认真学习英语，最好多学些语种; 三、既要学习西洋史，就要争取机会去西方国家留学，学习它的历史，了解它的现状，以增强对它的感性知识。他的这些建议对我日后学习和研究工作都起了重要作用。

    他留系做助教后，主要工作任务就是随主讲教师听课，定期辅导和期末协助评阅考卷，其余的时间他都用于搞科学研究，特别是有关宋史的研究。记得他曾撰写一篇题为《杯酒释兵权考》的论文，论述宋太祖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开国将领的兵权及其得失，获得了师生的好评。在治学方面，他最崇敬的老师是陈寅恪教授和雷海宗教授，认为他们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和精通多种外语的史学大师。他盛赞陈寅恪教授综合研究的治学方法: 沟通文史，融为一体，以诗证史，以史谈诗; 又常常熔文、史、哲三者为一炉，从而新见迭出，为后人治学开辟了新的途径。雷海宗教授则博闻强记，学问精深，擅长讲学艺术。他在讲课中，纵论古今中外，内容新颖充实，引人入胜，很受教益。在中年教师中，他最佩服张荫麟先生，认为张先生思路敏捷，才华出众，只可惜他英年早逝，乃史学界一大损失。他称赞张荫麟著的《中国史纲》（只完成第一册）是部论点鲜明、文笔优美的著作。

    当时，在西南联大，不少学习有关外国专业的文科学生和青年教师，都希望有机会出国留学，继续深造。我们兄弟俩也有这个想法，认为出国留学既能了解留学国家的现实，也有助于较深入地研究它的历史。但是，在抗战期间，出国留学机会是很少的。公开招考的公费留学只有清华留美和中英庚款留英两种，它们都是间隔几年举行一次考试，并且历史专业一般仅录取一名，所以竞争非常激烈，没有一定把握的是不敢报考的。后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民党教育部举办了两届自费留学考试，各科录取名额较多，凡被录取者在留学期间均可定期向国民党政府申请官价外汇，以供在国外学习和生活之需。为了准备参加留学考试，

则良和我都下了一番功夫，除复习和钻研有关历史的考试科目外，主要是通过阅读和笔译原著来提高英语水平。功夫不负苦心人。则良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英庚款留学考试，被录取为唯一一名去英国攻读历史学的留学生，我则于1946年通过国民党教育部举办的第二届自费留学考试，取得留学资格。

    至于出国留学攻读什么历史专业的问题，我们曾交谈了各自的设想。他支持我专攻美国史的决定，认为美国虽然是历史较短的年轻国家，但它却迅速地发展成为科学昌明、经济发达的强国，因而值得对它的历史发展进行研究和探索，供我们振兴祖国的借鉴。至于他自己去英国留学的设想，他表示准备学习、研究苏联历史和现状，因为他认为在当时两个对立阵营的世界中，苏联是一个阵营之首，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因而需要研究它，特别是考虑到祖国的发展前途，就更需要研究它。他常说，历史研究的功能不仅限于说明过去，而且在于从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了解现实，特别是与祖国发展前途攸关的现实。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进入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历史，参加该学院一些著名教授主持的有关俄国史和苏联现状的讨论班。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学习和提高俄语，达到较顺利阅读俄语书刊的水平。经过三年多孜孜不倦的学习，他对俄国史和苏联现状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的收获。

    在伦敦大学攻读期间，他常与我通信，除谈些他的学习心得，介绍他在英国看到的与我撰写学位论文有关的资料外，主要是谈论国内时局发展的巨变，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寄予殷切的期望，认为祖国遭受欺凌、屈辱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为此，他叮嘱我学习告一段落后早日回国，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我原拟在华盛顿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在祖国的召唤下和他不断催促下，我决定离美回国，并于1949年底抵达北京。他也在完成学业后，于1950年底回国。在那段留学期间，他虽身在异国，但却始终情系祖国，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念念不忘振兴中华的职责，这一切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

    回忆则良的一文就写到这里，因为在1950年以前20多年里，我们生活、学习和工作基本在一起，接触较多，常就学习爱好、专业钻研和出国深造等问题交换意见，所以彼此了解较多。这篇回忆的短文就是在这种了解的基础上，将他的学习特点、史学造诣和爱国思想的发展勾画出一个简要轮廓。

1999年3月于长春

忆二哥

丁则延

二哥在兄弟姊妹中聪睿出众

我名丁则延，丁则良是我的二哥。

我出生在一个父慈子孝、兄睦弟恭的家庭。我的祖籍是福建省闽侯县，今福州市。还是在清末，父亲考中科举之后，带着祖母和一家人来到北京落户。祖父在父亲11岁时病逝，祖母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带着父亲、姑姑和叔叔过着艰辛的日子; 幸而因同宗叔祖膝下无子，就将父亲过继给他，这样在生活上才得到些接济。尽管如此也只是勉强糊口。常听父亲讲，他们小时候吃饭没有菜，祖母把饭做熟了，攥成饭团沾点盐给他们吃。可是祖母有文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古文诗词，并擅长书法绘画，而且为人憨厚、宽宏。因此，祖母不仅是父亲、姑姑、叔叔的慈母，还是他们的严师。

    父亲到了北京之后，添了几个子女。所以在我之上有四个姐姐、三个哥哥。不幸的是，在三哥丁则民出生后不久他们的生母丁郑氏因肺病逝世了。这时，父亲要在外工作，家里祖母年迈，照顾不了这六七个小孩; 其中大的要吃饭、穿衣、读书识字、玩耍嬉戏，小的则更是嗷嗷待哺。父亲在这一筹莫展的情况下，经媒妁续娶了我的生母——祁振英。

丁则良文集

忆二哥

母亲家境清寒，三岁丧父，是外婆带着舅舅和母亲在一个远亲家帮工，勉强度日。但母亲勤劳，心地善良，尤其是对所在亲戚家小孩的耐心照顾与呵护，在邻里之间传为佳话。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年19岁。当时除大姐早已出嫁并已因病去世之外，家里还有三个姐姐和三个哥哥，最大的12、13岁，最小的三哥只有3岁，二哥7岁。母亲嫁过来之后，立即承担起家务，照顾祖母和兄、姐们的饮食起居。母亲的勤劳和性情温和得到祖母的称赞和兄、姐们的爱戴。

    在过了六七年之后，兄、姐都长大些了，母亲又添了我和三个弟弟。

    祖母虽是福建人，但学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语言和风俗习惯日渐融合，全家人的情感日增。母亲除张罗全家人的一日三餐和做针线活等家事之外，还跟祖母读书、认字、学文化。

    几个兄姐每天主要的时间是用于学文化，学习“四书”“五经”、“古文观止”、诗词等和练习书法。二哥在几个兄姐一同学习之中，自幼就崭露出他的聪明睿智，表现出好学强记，不仅对所学课文能背诵如流，还能举一反三的进行讲解。为此，二哥常常得到长辈的夸奖，深受父母的喜爱和兄姐们的羡慕。

二哥的健谈既照顾了父母又促进了团结

在母亲和兄姐们白日里一整天紧张的干活和学习之余，晚饭后是大家最轻松惬意的时间。母亲领着兄姐们在自己的房间里团团围坐，用父亲给的零用钱买些花生、瓜子分给大家，大家边吃边听二哥讲章回小说。二哥的表达能力强，口才极佳，记性又好，能够把故事情节讲得绘声绘色。真乃是: 讲的人滔滔不绝，听的人全神贯注，津津有味，而且按照规定的时间，讲了几段之后，往往是戛然而止，且听下回分解。这时，母亲和兄姐们才带着未完故事的悬念，对故事中主人公命运的猜测，纷纷洗涮之后睡觉去了。每晚这一活动，母亲充其量是组织者，而这一活动的主角就非二哥莫属了。这不仅增加了大家对二哥的爱慕，增进了大家的团结，还给父亲创造了一个安静的读书、写字、欣赏国画和休息的条件。

二哥真诚铭记“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祖训

    在晚饭后、午夜前的这段时间里，父亲常独自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喝着浓茶，边吸着长长烟袋锅里的旱烟，看书、写字、作画。

    父亲喜欢绘画、书法、金石。每晚独自一人伏案看书、写字或完成友人托写的扇面或书画上的题词，再就是精心刻字。在一个个精致的小木盒里，摆满了楞角不一、颜色各异的鸡血石、寿山石。有的上边还有已经刻好的小狮子或小猴子或蟠龙的花纹。父亲在这些小石条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或吉利的字。父亲还喜欢藏墨，在一个个精致的福建漆盒里，摆满了带有农夫耕耘图、妇女课子图、妇女织布图并有题词等画面的墨。有的墨还涂上了青山绿水或金色。父亲欣赏这些墨的画面，嗅着散发出来的墨香。他秉承祖母的教诲对子女在读书和做人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把“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祖训，用楷书端端正正地写在我家的大街门上。二哥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的提高，二哥更健谈了。每逢年节、祖先的祭日或亲戚家的喜庆宴会，当叔叔家的堂兄姐，姑姑家的表兄姐等十几个同辈人相聚时，二哥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只见他评古论今，口似悬河。听的人有时鸦雀无声，有时愤慨激昂。尤其在抗日战争前夕，他们这些年轻人，对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满怀悲愤，大家时而听他讲述，时而引吭高歌抗日救亡的歌曲。大家都从听他的讲述中，分享到真诚热情，并深深地为他的爱国精神所感染。

二哥尊老爱幼，为人敦厚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沦陷，二哥和三哥丁则民都上大后方了。父亲想念他们，常常坐在窗前向南瞭望。如果收到他们辗转传来的平安家信，就会感到莫大的安慰。父亲在北京沦陷期间，没有给日本人做事，而是用自己的一点积蓄勉强支撑度日，直到1943年因脑溢血病逝，享年64岁。当时我13岁，最小的弟弟4岁。叔叔买了棺木，帮助料理了丧事。当时没钱买坟地，暂时厝在广渠门外义地，一年之后，卖掉一所小房，才买了万安公墓的穴位下葬。父亲死后，我们给二哥、三哥写了一封信寄至昆明，提到父亲去世了，家里剩下母亲和我们四个小孩生活拮据。过了不久得到二哥的回信，用“恩同再造”四个字表达了他对母亲真挚的感情。他回了这封信，没有给我们钱，因为他们在昆明上学期间也没有钱，但这四个字，字字千金。母亲听过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字字温暖着我们的心。二哥在我们兄弟姊妹之间，不仅才学过人，他的尊老爱幼、为人敦厚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带领我们四个子女靠典当勉强度日，但我们都懂得发愤图强，努力学习。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复员到北京，二哥到清华历史系任教，带来了二嫂李淑蓉和侄女丁克宁。大家庆幸分别多年终于得以团聚了。但是看到我们母、子的困境，二哥和三哥商量决定，除了把变卖的一处房屋他俩应得的份额都不要，而是交给母亲支持我们姐弟四人上学费用外，还每月由他俩给我们资助生活费用，直到我17岁参加工作，逐渐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为止。二哥、三哥给我们的帮助，激励我们努力学习向上，我们始终铭记在心。

二哥心系大家

    记得二哥在清华工作期间，带领二嫂和侄女克宁住在清华园，那年我上初中三年级，在放寒假期间，二哥、二嫂让我去清华小住。看到他们每天非常忙碌，二哥白天上课，晚上看书、备课、写文章，经常干到凌晨; 二嫂主持家务，照顾小孩，总是把家尽量搞得整整齐齐的，还做些南方口味的菜和做些圆形中间抠一个洞，像铜钱似的蛋糕请我吃。她也注意打扮小克宁，她做的针线活虽不够细致，近看针脚比较大，但样式新颖别致，她做的小连衣裙穿在小克宁身上，深得二哥的喜爱。晚饭后，让克宁跳个舞、唱个歌，家庭充满了幸福和温馨。转眼春节到了，二哥说“我们要进城回家去过春节”。于是带领二嫂、小克宁和我，我们四人一块去搭从清华园开到城里骑河楼的校车。那年年三十那天下大雪，现在看起来那时清华大学的校车既小又少，一辆车容纳不了多少人就满了，可是要乘车进城回家过年的人很多，排了很长的队。鹅毛大雪下个不停，落在我们的衣、帽上，一会儿就厚厚的一层，雪越下越大，落在地上都没过了棉鞋帮。排队等车的人不时地拍打帽上、衣上的雪和跺跺脚，抖抖鞋上的雪。我们排队等车足足有三四十分钟，终于上车了。因雪大路滑，车开得慢，到了城里，二哥抱着小克宁，我们又踏着雪咯吱咯吱地走回家，到家已经晚上七八点钟了。

我们走进家门一看，母亲和三个弟弟正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回家过年呢！看我们一进屋，大家立即喜笑颜开。母亲赶紧把封着的炉子捅开，热着用平时紧凑下来的钱做的几样菜和自制的点着红点的豆包。大家团团围坐，互相祝福，热热呼呼地吃了年夜饭。随后，我们听二哥谈天说地的讲故事，小克宁唱歌跳舞，直到午夜。母亲和我，还有三个弟弟，五个人挤在两张床上，腾出一张床给二哥、二嫂和小克宁用，被褥虽旧，但也都是拆洗干净的。这一个除夕夜，虽然外面大雪继续下着，寒气袭人，但家中每个人心里都是暖融融的。

头巾虽小，情深义重

    在二哥赴英国留学期间，二嫂带着克宁回江西南昌娘家去了。1950年二哥从英国回来又到清华大学工作，把二嫂和克宁也接回来了。这次二哥从英国带给我的礼物是一块纯毛的方头巾。这头巾是用古铜色、鹅黄色、翠绿色三种颜色的线交织而成的。一个头巾如果叠成四折时，一面是古铜色和鹅黄色两色线织成的小方格，它的对面一折是一色的翠绿，而另外两面则是分别用古铜色和鹅黄色与翠绿色交织而成的一道深绿、一道浅绿的条纹。这个头巾在解放初期，妇女都是灰色、蓝色装束的情况下，显得非常雅致，尤其是当时我刚刚20岁，戴上这样漂亮的头巾，就更引起同龄人的羡慕。我喜爱这块头巾，因为它可以变换花纹佩戴，所以，虽然是一块头巾，又好似是三四块头巾。我爱它、戴它、珍惜它、收藏它，因为它表达了二哥对我的深情厚谊。

尊老爱幼，兄睦弟恭，源远流长

    北京解放之后，人们生活安定，我的工资可以维持母亲和三个弟弟一家五口人的生活，不需要二哥、三哥按月再接济了，但是他们每逢年节或母亲的生日总要寄些钱来，从来没有忘记过。后来1952年院系调整，二哥、三哥都调到吉林长春去了。二哥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三哥调到东北师范大学。此后，他们每次到北京来出差，都要来看望母亲，而且二哥写的文章发表之后，得到了稿费时，还会拿出点钱亲自塞在母亲手里，供母亲零用。

    二哥有四个子女，长女丁克宁、次女丁克谊、长子丁克诠、次子丁克详，他们对于二嫂非常孝顺，对于祖母更是爱戴倍加。他们无论是出差、出国，途经北京都要来看望奶奶。克诠考取研究生之后，第一次领到的补助费20元钱，自己没舍得用，直接寄给了奶奶。母亲收到之后，心情格外激动。克详的名字是二哥给取的，但是1957年，二哥没顾得回长春去看看他新添的儿子，就投湖自尽了。克详与二哥是未曾谋面的父子，但是他敬重他的父亲，在赴美留学时，先到父亲的墓前行了礼，才出境。尤为可贵的是，这些都没有任何人提醒，完全是他们出于内心自发的举动。

二哥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受师友器重、家人爱戴的二哥，于1957年当得知东北人民大学将其错划为右派时，干脆没有返回东北人民大学去受批斗，就自沉于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中，时年仅42岁。古人言“士可杀，不可辱”，那时对于知识分子的摧残，像是把人推入一个望不见底的黑暗深渊，二哥的死是以生命为代价，向社会敲响的警钟，将同人们对他深深的怀念一道为人们所铭记。

    二哥就这么死了，当时被划定为畏罪自杀的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在害怕株连，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在埋葬二哥时，除家人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庆华教授，他忙前跑后地帮助料理丧事。还有邵循正教授，他没有说话，但表情沉重。在埋葬之后，应在二哥的墓地上立一块碑，但是当时没人敢给写。在无奈的情况下，我不顾遭批判，也不揣自己书法功底不够，主动书写了“丁则良之墓”几个大字，刻在墓碑上。不料，“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块汉白玉的碑石被人偷走了。我给二哥写的碑虽不见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谱写的一生，犹如一座坚不可摧的丰碑，永远矗立在我的心中。

丁则延

1999年2月初稿

2003年7月6日修改

忆爸爸

丁克宁

1957年8月11日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眼睛直直地瞪着天花板，心里想，从此以后我们家就永远没有父亲了，妈妈一个人要撑起这个家，带着我们四个孩子过日子，未来将会怎样发展和变化真是无法估计。我是家里的老大，已经13岁了，要在家里帮妈妈带好弟弟和妹妹（当时妹妹才5岁，大弟弟两岁，和爸爸没见过面的小弟弟只有4个月）。妈妈和妹妹明天要从北京坐火车回长春了，我一定要早点儿起床，把屋子收拾干净，让妈妈宽宽心。从小到大我第一次感到身上的担子这么沉重，恐惧、疑惑困扰着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

12日早上我到火车站接站，看见妈妈和妹妹，心里非常难受。面对妈妈哭肿的眼睛，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妈妈当年才37岁）。到家以后，妈妈一点点地讲出了爸爸去世的经过，我边听边后悔。1957年8月6日，我在《长春日报》第一版看到对“余、丁、徐反党集团”的批判文章时，就立刻感到爸爸已经遇到灭顶之灾了。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的我立刻拿起钢笔在方格本上开始抄报纸，一直抄到后半夜才完成。第二天就寄给爸爸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就是我抄报纸的那天夜里，年仅4２岁的爸爸竟含冤投湖自尽了。要是爸爸那天不着急去北京大学图书馆还书，他就不会那么快地看到《长春日报》和《吉林日报》，就不会在思想上产生那么大的落差——一个从苏联刚刚讲学归来并且兴致未散的历史学教授，几天之后怎么就变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大右派、反革命分子了呢？要是给他一些时间来了解国内政治情况，他也许思想上会慢慢地适应或者说是客观地正视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就不会走到绝路上去呢。现在一切都晚了，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去了就不能复活。这就是摆在我们家人面前的事实。

丁则良文集

忆爸爸

    从那以后，我们家每逢过年过节，妈妈时常都会因为想念爸爸而哭泣，我们一看妈妈哭了就也跟着哭起来。妈妈都会感叹地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只要我们长大有出息，妈妈就没有白辛苦。妈妈三十八年始终如一地细心呵护着我们，精心教育开导着我们，无论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还是在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无论是在城市教书还是在农村参加社教或务农，无论是在她身患重病的时候还是在她经济上十分拮据的时候，她都带我们迎着困难坚强地走下去。妈妈坚强向上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如鱼得水，每个人的事业和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切可以让过早去世的爸爸欣慰了。

    现在回想起来，“爸爸”在我心目中开始产生印象，最初领悟到“爸爸”含义时，我都5岁半了。由于爸爸在我两岁多的时候去英国留学了，当时国内兵荒马乱的，妈妈无奈只好带我从北京回到江西南昌姥姥家住了。那时候白天妈妈去教书，可是一到傍晚，我总能看见妈妈扶着门框若有所思地唱一些英文歌曲，我因为听不懂，所以常常是瞪大了眼睛注视妈妈，心里并不知道妈妈是在思念着远隔着千山万水的爸爸。1949年南昌解放了，大街上到处都能听到“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这些革命歌曲，妈妈的精神也一天天振作起来。大约是1950年暑期，有一天妈妈和我说要去南昌火车站接站，我的爸爸从英国留学回来，来接我和妈妈回北京了。想到我就要见到爸爸了，就要上北京了，心里虽然有些纳闷，但是还是高兴地跟着妈妈去了。到火车站看见爸爸的时候，我却看着爸爸半天不吱声。他中等身材，戴了一副眼镜，皮肤有点黑，长得远没有妈妈好看。我心里想，难道他就是我的“爸爸”吗？妈妈让我叫“爸爸”，可是我非常不情愿。回到家过了一个礼拜，我才和爸爸有说有笑。爸爸看我已经开始喜欢他了，他非常高兴。在爸爸接我和妈妈回北京的途中，爸爸饶有兴致地请我和妈妈到杭州游西湖。我们乘一条小船边饮龙井茶边观赏西湖秀美的风光，摇橹划船的渔夫还不时给我们介绍一些名胜古迹，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十分愉快。在爸爸和渔夫谈话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爸爸是一个很有学问并且也很风趣的人。

    在我们坐火车去北京的途中，爸爸就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北京是我们祖国的首都，也就是祖国的心脏。北京的中心有个天安门，它在全世界闻名。我们初到北京的一个星期天，爸爸带着我和妈妈去参观天安门和故宫博物院了。我们三个人站在天安门前照相，感到无比幸福和荣光。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宏伟的建筑。“天安门”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后来我在幼儿园做手工和画画时，经常要把美丽雄伟的天安门形象展示出来。紧接着我们参观了故宫博物院。故宫可真大呀！爸爸一边带我们参观，一边给妈妈和我解说。爸爸告诉我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这是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代的皇宫，皇帝、皇后还有那些妃子都住在这里。这些宫殿辉煌，宏伟壮观。由此我感到中国人真了不起。

    爸爸还给我买了《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每天吃晚饭后，爸爸和妈妈都会对着地图给我介绍哪里是中国，哪里是北京; 哪里是大西洋，哪里是太平洋; 哪里是南极，哪里是北极……我逐渐地对世界、对国家，特别是对“中国”有了印象。爸爸告诉我，我们都是中国人;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苦难的中国历尽沧桑，现在中国终于解放了，毛主席领导人民翻了身，人民当家作主人了。

    在北京，我家就住在清华大学家属宿舍的北院2号乙。这是一个欧式的房子，房间比较大，举架比较高，每一扇门也高。爸爸在书房里摆放了一个特别大的黑色书桌，桌子上摆满了中、外文图书和笔、墨等文具。每天晚上爸爸都要趴在大书桌上工作到深夜，每逢半夜两点了，爸爸还不睡觉，妈妈就会不止一次地去叫他。有一次，爸爸趴在大书桌上一个劲儿地看书写字，妈妈反复地叫他去睡觉，他嘴上答应，可就是不动弹。他们的说话声音吵醒了我，我睁开眼睛一看，竟然憋不住笑出声来了。原来妈妈正把爸爸大书桌上的书一本、一本地往下面扔，嘴里还叨唠着爸爸。可是爸爸却像卓别林一样，非常风趣地将书一本、一本地接起来，又一摞、一摞地放在地上，简直跟演杂技一样，妈妈让爸爸弄得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了。妈妈说: “别闹了，快睡觉吧！”这时，我倒是觉得我的爸爸、妈妈非常有意思。

    我们在清华住的时候，爸爸在历史系教书，妈妈在清华工农速成中学教数学（当时学校不开英文课）。爸爸还曾经去苏州参加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妈妈后来又进城到北京市妇女干部班教书。开始我跟着爸爸在校园里的一位教授家吃饭，后来我也跟妈妈进城了。

    我跟爸爸住在清华园的日子里，每天吃完饭，经常会有十几位学者在一起聚会，研讨国内外政治、历史、文化和学术研究各方面的问题。爸爸时常和他们谈得很投入、很尽兴，而忽略了我的存在。我也趁此机会赶快和几个小朋友玩玩，并且还能多吃几块糖果。爸爸还经常带我去雷海宗、潘光旦、王乃樑、王佐良等许多教授家做客，他们都特别喜欢我。爸爸告诉我雷爷爷、潘爷爷是爸爸的老师，他们非常有学问，大家都敬佩他们。两个王伯伯都是清华大学的精英，他们都是爸爸的好朋友。雷海宗家的大姐姐有好几个昆虫标本，我特别喜欢。她还送给我一个八音盒作纪念。爸爸曾多次带我去清华大学图书馆看书。我发现爸爸特别喜欢图书馆，一进去就不爱出来了。他给我讲了许多国内外革命伟人、科学家在图书馆里发生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对图书馆产生了好感。

    爸爸非常注意对我的教育。我才五六岁，就给我买了《白毛女》、《卓娅和舒拉》、《丹娘》和《新儿女英雄传》等小人书。这些书对我的成长起到很好的作用。我小的时候，胆子特别小，每天睡觉都离不开妈妈。为了这个，爸爸和妈妈每天给我讲这些故事。后来还带我看了这些故事的电影，在我的脑海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我总是记着: 要像他们一样勇敢，长大做像他们一样的人。晚上妈妈和爸爸都要去工作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家里玩，不哭也不闹; 夜里睡觉的时候，我主动要求睡单人床，还让妈妈关上灯，故意锻炼自己。

    我家隔壁正巧住着一对音乐家夫妇，每天我都会听到许多世界名曲。他们俩或者是钢琴独奏，或者是小提琴独奏。乐曲声十分有感染力，我一点点地喜欢上音乐了。爸爸和妈妈看我从小有一定的音乐天赋，就决定让我到隔壁陆老师办的儿童钢琴班学琴。我们练琴是在清华大学音乐室，我走着去需要将近半小时。爸爸时常会用自行车接、送我练琴。学期末，我们钢琴班举行了小型音乐会，爸爸和妈妈，还有许多小朋友的家长都观看了我们的汇报演出，我还得奖了呢！为了提高我的音乐修养，只要清华大学大礼堂有音乐会，爸爸和妈妈都一定会带我去观赏。回家以后还要进一步给我介绍音乐会演奏曲目的内涵。

    一天晚上我犯错误了还不肯承认，一个劲儿地哭，而且哭得很厉害，过一会儿妈妈生气地不理我，就假装睡着了。过了一会儿，爸爸给我拿来两个小板凳，先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抓了一把花生米放在小板凳上，他蹲着和我边吃边交谈，非常耐心地一点一点地开导我，我看着他慈祥的面孔，渐渐地不哭了。妈妈过来时，我承认了错误，妈妈就把我抱到床上睡觉去了。爸爸那么耐心地关爱着我，使我非常感动，以至于这件小事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在北京住着的日子里，差不多周末我们全家都要进城到奶奶家和叔公家去玩儿。去奶奶家，我就受宠，一天什么事也不做，光想玩儿。吃一顿饭奶奶要给我热好几遍，有时候还要让六叔去胡同口买肉松，才能把饭吃下去。爸爸看我在奶奶家那么娇气，就非常严厉地批评我。当着奶奶、叔叔和姑姑的面，我有些接受不了。心里想爸爸怎么也跟我严厉起来了。我固执地站在那里不高兴，爸爸却不管我高不高兴，更加严厉地批评我。直到坐上回清华大学的校车，爸爸还在说我，这回我可知道爸爸的厉害了，以后再去奶奶家，我就懂事多了，还能帮奶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去叔公家，我更高兴。因为每逢星期六的晚上，叔公家都要有许多人聚会，我们小朋友也要到一起做游戏，非常快乐。叔公家的北屋有一个大厅，墙壁上面挂着好几幅古画，屋子里面摆放着一套不算讲究的硬座沙发和一个吃饭用的八仙桌。另外还有一个老式的留声机和无线电收音机。大厅里地面铺的是花色瓷砖，走起路来滑滑的。爸爸、妈妈、叔叔婶婶们和三姨公、三姨婆，还有叔公和婶婆都聚在大厅里，除了听戏、听音乐，跳交际舞之外，主要是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天。爸爸基本上就是其中的谈话中心。他讲起历史来，滔滔不绝，简直就跟说书一样。大家都十分佩服他博学多才，思想活跃，见识广; 都十分喜欢他的口才; 都欣赏他的幽默。爸爸每次和亲人们见面的时候，都非常热情。不论谁有困难，爸爸都会毫不保留地帮助他。

    为了庆祝“十一”，爸爸和妈妈在学校练习走步、编队，因为到天安门游行，能亲眼看见毛主席，他们十分兴奋。那天一大早他们就跟着学校的队伍一起乘火车进城游行，去见毛主席了。我在家从收音机中听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歌声，又听到游行队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心里想象着爸爸、妈妈见到毛主席时的激动场面。晚上回来时，他们虽然游行很累，但是脸上洋溢出的那种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祖国的感情非常真挚，令我羡慕和佩服。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号召教师支援边疆。爸爸积极带头报名到东北去，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名“吉林大学”）历史系，支援东北地区文教建设。在爸爸的执意要求下，我们家连一块切菜板都没带，就满怀豪情地奔向长春了。为了往长春带东西的事，妈妈没少和爸爸商量。妈妈说咱们少带点儿，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要不然到长春都得重新买……可是，爸爸始终都不同意。爸爸说这次运费是公家报销，我们一定要给国家节省些。我们家全套很好的家具都送给朋友、邻居了。最可惜的是我的玩具都没带。到长春以后，我还经常在梦中见到这些玩具呢！

    1952年10月2日清晨，我们到达长春。开始我们住在二马路长春宾馆，后来学校给我们调到一个日式的公寓住宅中，接着又给我们调到一套日式的住房。在多次搬家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什么家具都没有从北京带来，所以爸爸和妈妈差不多天天都要上街采购生活必需品及家具。为了节省一些钱，买的多数都是旧家具。当时因为长春整体生活水平都比北京差很多，所以许多东西根本买不到，只能将就了。爸爸总是跟妈妈说，我们是来支援边疆的，有困难我们就克服吧。

    在爸爸的影响下，我也注意到: 我的同学有的因为交不起学费，站在教室外边哭; 有的因为没有棉鞋穿，脚冻坏了，不能上学; 有的因为父母有病，只能在家帮助大人做家务……我回家跟爸爸和妈妈讲述了这些事之后，他们非常支持我，让我把自己穿不得的衣服和一些学习用品、玩具送给同学们，尽自己可能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同学。我的这一举动，在班级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后来过了十几年，同学来我家还念念不忘地感谢我。说实在的，要不是跟随爸爸到东北支援边疆，我很难在清华园里看到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很难知道还有那么多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上。

    妈妈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喜欢唱歌、看戏剧。有时爸爸把音乐会、歌舞演唱会或者戏剧演出的票带回家，妈妈和我这时就特别高兴。到了看演出的那天，往往我都要换上漂亮的裙子，精心地梳梳小辫，扎上好看的头绳，还照着镜子美半天。有一天晚上我和妈妈早早地吃完晚饭，聚精会神地等爸爸回来看演出，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爸爸的人影，妈妈只好一趟一趟地上外边望，眼看演出时间都过了，爸爸才匆匆赶回家，妈妈一看时间，就是赶到剧场，演出也快结束了。再说一点儿兴致也没有，妈妈就决定不去了。这时候爸爸已经意识到他的不对了，就好说歹说地哄妈妈，妈妈让他干什么，他都会痛快地去做。同时还会给妈妈做些惹人好笑的事情来。原来爸爸由于工作忙，早把看演出的事儿给忘了。我这时候特别丧气，白忙乎一下午了还没看着演出。这在我们家是常事儿。

    爸爸工作特别投入，以至于他吃饭、走路都经常在考虑他的工作。每当我们家要吃饭的时候，总是要一遍一遍地到书房叫他，他总是“嗯嗯”地答应，可就是不动地方。呆会儿他可下来吃饭了，就看他拿起饭碗和筷子一声不吭地大口吃起来了。妈妈看见爸爸一边吃饭额头上一边爆青筋，就知道爸爸心里在想工作上的事了，妈妈就要唠叨: “你吃饭不专心，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对你身体不好。”爸爸这时才会把心转到和我们吃饭的氛围中，跟我们说两句笑话。爸爸走路时速度比较快，常常因为走路想事，对面过来的熟人跟他打招呼，他都没看见，弄得不好意思。

    爸爸工作特别热心，以至于不注意料理家庭生活小事。有一次妈妈不在家，他说给我做煎蛋（这是他唯一的拿手好戏），我坐饭桌边等着，可是半天还是没得吃。我着急了，跑到厨房一看，爸爸手忙脚乱地把鸡蛋煎糊了，冒了一屋子烟。爸爸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小宝，你就将就吃吧！”我说: “爸爸，你不吹牛最会煎蛋了吗？”爸爸说: “爸爸一到厨房，什么也找不着，就来不及了。”我哈哈地笑话爸爸，可是他也没生气。

    爸爸待人特别实在。他培养青年教师一方面特别严格，另一方面特别热情、循循善诱。他们特别喜欢听爸爸讲课。爸爸一讲课就是半天，中间很少休息。不论哪个老师来咨询问题，他都会热情、耐心地讲解。甚至过了很多年以后，许多老师都还要回味无穷地跟妈妈讲述他们听爸爸讲课受益匪浅的故事。

    爸爸写得一手好字，令我十分佩服。他能够一笔写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空心字。为了学这一招，我可没少练，可惜到头来还是写不好，不是字的结构掌握不好，就是计划不周，还得再写好几笔，才能勉强写出来。他还会写刻图章用的反字。他刻的图章也不错。他用毛笔写的楷书文稿，就像字帖差不多。看见他写的字，就能知道他是一个有抱负、有思想、有学识的才子。

    从小我就经常听爸爸对到我们家访问的客人说图书馆应该实行“双轨制”，我始终也不明白什么叫“双轨制”。后来1981年落实党的政策，我有幸到吉林大学图书馆工作，我终于明白爸爸说的“双轨制”的含义了，对于学者来说，几十年渴望着图书馆实行“双轨制”，直到1992年吉林大学图书馆全面实行计算机管理才真正得到解决。到计算机上一查便一目了然; 所有的国内外书刊资料共享，网上服务……这正是爸爸多年作学术研究天天期盼实现的梦想，现在终于变成现实了（听妈妈说这就是爸爸被定成右派分子的证据）——“万言书”中就有“图书馆应该实行双轨制”这一条）。

    1956年的一天，爸爸一边收拾行装，一边和我及我的小朋友逗乐。一会儿爸爸学马叫，一会儿爸爸给我们表演扔帽子、顶文明棍的杂技节目，逗得我们一个个前仰后合地哈哈大笑，爸爸自己也非常开心。但是，万万没想到这竟然是爸爸和我的诀别。从那天起他离开家去北京大学编教材，后来他又应邀去苏联开学术会议，一直没有回家。爸爸临行前，跟妈妈许下诺言，等他回来，就给小宝买一架钢琴（当时，我正准备小学毕业之后，去考中央音乐学院）。1957年8月2日，爸爸高高兴兴地回国抵京，他完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等着他的竟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迫使他含冤选择了自尽的绝路。爸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1980年7月11日，在吉林大学理化楼七楼礼堂，学校给爸爸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校长唐敖庆，蔡馏生教授、余瑞璜教授等，主持追悼会的是历史系系主任王藻，三叔在追悼会上还发了言。一个人去世２３年之后，才给他开追悼会，才给他平反昭雪，这在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真不容易呀！吉林大学党委通过了给爸爸及其家属子女落实政策的决定。返还了二十多年间扣去的妈妈的工资; 1981年4月20日，我从农村公社中学调回吉林大学图书馆工作。从此以后，我们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艳阳天。妈妈为了给我们留下纪念，学校返还的工资，除了还亲朋好友多年的欠款之外，给我们四个孩子每人买了一块手表。1994年6月20日，从来没有入过共青团，没有上过大学的我竟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4年至1985年我在南开大学图书馆系进修，终于圆了上大学的梦; 1994年我被图书馆评为副研究员。这一切都是过去做梦都没有想过的，现在全都变成了现实。爸爸要是能活到现在，能看到新时代的光彩，能呼吸新时代的新鲜空气，能沐浴新时代的阳光有多好哇！1985年暑期，我从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系进修结业，怀着对北京、对亲人们、对爸爸的思念，乘火车赴京。当火车徐徐抵京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相隔18年了（1966年我曾经在大串联时到过北京），北京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代表妈妈和弟弟、妹妹到万安公墓，给爸爸重新立碑（爸爸原来的墓碑已经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砸掉了）。我站在爸爸的墓碑前，心里默默地跟爸爸说: “爸爸，请安息吧！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2003年7月16日于长春

我 的 回 忆

丁克谊

在我五岁的时候，爸爸就离开了我们。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爸爸非常喜欢我们姐弟。我在家里排行老二，姐姐都八岁了才有我，所以爸爸特别溺爱我。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看着爸爸天天坐在书桌旁看书、写文章，我也非常想象爸爸一样，拿着笔在大书桌的稿纸上写写画画。有一天，爸爸有事出去了。我心想这下我可以趁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上爸爸书房写字去了。于是我悄悄地推开书房房门，爬上了高高的转椅，拿着爸爸的钢笔，蘸着浆糊，在爸爸写好的文稿上认认真真地描了起来，并且是在一个方格里点上一团糨糊，一页稿纸全叫我涂上糨糊了，我高兴地又拿一页稿纸开始写起来。就这样，爸爸已经写好文章的十几页稿纸全被我涂满了糨糊。晚上爸爸回来后，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写的手稿全都粘到一起了，非常生气。这时我才知道自己闯了祸，站在一边不敢做声。爸爸凝视着我那胆怯稚嫩的面庞，真是哭笑不得。无可奈何他原谅宽容了我。从那以后爸爸经常教我画画和写字，给我讲故事，在我心目当中爸爸是个了不起的人。

    从小我是个任性的孩子，可是爸爸特别宠爱我，从来舍不得打我。姐姐常说我小时候是“人来疯”，只要家里一来客人我就不听话。一次家里请客人吃饭，我又耍起蛮来。我站在折叠椅上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一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了下来，摔得胳膊不敢动了，我疼得“哇哇”大哭。爸爸妈妈急忙抱着我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胳臂骨折了。为了我能早日康复，爸爸妈妈更加关心和照顾我，爸爸还经常在百忙的工作中抽时间陪我，给我买了好多好玩的玩具，有时还为我做各种滑稽表演。爸爸是个和蔼可亲、风趣幽默的爸爸。

丁则良文集

我的回忆

小时候我十分顽皮，经常让大人为我操心。一天早上，我背着爸爸妈妈溜出了家门，跟着邻居家的小姐姐去了学校。可到了学校，小姐姐却把我一个人留在操场上，自己进教室上课去了。我独自在操场上玩了一上午。到了放学的时候，我怎么也找不到邻居家的小姐姐了。这时有一个与邻居家孩子长得很相像的小姐姐主动跟我打招呼，说她认识我，她还邀请我去她家玩。于是我就跟着她回家了，并在她家玩了一整天。当天爸爸妈妈发现我不见了，就房前屋后地找我，胡同里的邻居们也一起帮着找我。爸爸妈妈甚至到院子里的井里和公园的湖里打捞我，可是一无所获。爸爸妈妈一边呼唤着我的名字一边不停地到处找我，真是到了心急如焚的程度。傍晚，我在小姐姐家院子里玩得正高兴呢，我们邻居家的一个阿姨恰好路过这里发现了我，便赶紧把我送回了家。爸爸妈妈见我回来了，如获至宝地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半天不舍得撒手。当时我虽然不太懂事，但是我却感受到了父母对孩子深深的爱。

    爸爸是个非常有学问和好客的人，他不仅在国内有好多学术上的朋友，还结交了许多国外的专家学者。在我的记忆中，爸爸经常与来校访问讲学的苏联专家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并且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大概在我四岁那年（1956年）的六一儿童节，吉林大学（原东北人民大学）邀请学校的知名教授与来校访学的苏联专家及小朋友在长春宾馆举行联欢会。当我听说爸爸要带我去与苏联小朋友联欢的好消息时,我高兴得不得了，让妈妈给我穿上了最漂亮的花裙子，还戴上了精美的珍珠项链。经过一番梳洗打扮，我跟爸爸去了长春宾馆。在联欢会上，学校领导、知名教授代表和苏联专家都讲了话，爸爸作为教授代表也发了言。会议期间爸爸用流利的外语与外国专家们交谈着，当时我虽然听不懂爸爸和他们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看出他们谈话的气氛十分融洽。爸爸的举止言谈感染了我，我从心里敬佩我的爸爸。联欢会上爸爸给我介绍认识了好几个苏联小朋友。我和苏联小朋友在联欢会上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共同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这件事给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57年春，爸爸去苏联参加学术会议。几个月没见到爸爸，我十分想念他。8月1日妈妈带我去北京接爸爸，我真是兴奋极了。一路上我和妈妈都盼着快点到北京与爸爸相见。可是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只与我和妈妈在奶奶家小聚之后，就匆匆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才听妈妈说爸爸是去北京大学忙工作去了。8月8日的傍晚，妈妈哭着回来了。她哭得那么悲伤，奶奶全家人一边劝妈妈也一边流下了眼泪。我见此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吓得也跟着哭了起来。我预感到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便问妈妈: “妈妈怎么了？”妈妈一把把我搂在怀里，放声大哭地说: “你爸爸死了，他永远回不来了。”听了妈妈的话，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听错了，我又跑去问奶奶，可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这时我才意识到大祸降临了，我们再也见不到爸爸了，爸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和妈妈悲痛地哭了很久很久……

    爸爸走了，他撇下了妈妈和我们姐弟四人离开了人世。最可怜的是我那仅仅四个月大的小弟弟，没能见上爸爸一面，就与爸爸永别了。

    爸爸不在了，家里好像塌了半边天，妈妈既要工作又要拉扯我们四个孩子，家里经济上生活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的三叔三婶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们伸出了援助的手，他们十年如一日地在生活上接济我们，并把我接到他家抚养。叔叔婶婶的养育之恩我终生难忘。爸爸虽然离开了我们，但爸爸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无数次的睡梦中，梦见爸爸没有死，他说他出远门刚回来，爸爸还在家里跟我做捉迷藏的游戏……可是每次醒来后才知道一切都是梦，而我的爸爸却再也回不来了，我在心里永远怀念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虽然已经离开我们4６年了，但他在事业上刻苦钻研、忘我敬业的精神，在生活中为人正直、与人为善的品德，无时无刻不在鞭策激励着我们。我们姐弟四人没有辜负父辈的希望，在各自事业和生活中完成着爸爸没有完成的事业，实现着爸爸未能实现的具有人生价值的理想！

2003年7月于长春

家书一封本文作者致编者: “因本人于先父丁则良去世时年龄小，无法写回忆文章。今寄上纪念母亲李淑蓉的一封信，请收入文集，以为对父亲的纪念。丁克诠2004年10月17日”。

丁克诠等

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及于莽、君莉、于勇、月月: 

你们好！

    我们沉痛地得知妈妈于8月20日病逝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因为仅在一个星期前，我们还同她老人家通过电话。她高兴地说，感觉好多了，并且曾经走到户外，沐浴阳光。想不到那竟是最后的告别了。丁弋给奶奶写了一封英文信，末尾还高兴地说: “得知奶奶好多了，我们都很高兴，希望奶奶康复……”而如今，这一切都成了幻影，永留在我们的追忆之中。

    妈妈走去了，她怀了欢乐而且镇定的信心走完了她人生的路程，她把她的母爱，她的热情，她宽厚信任的胸怀留给了我们。爸爸早逝，使得妈妈从37岁的时候就肩负起整个家庭的重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在后来的38年里，她佑护着我们姐弟四人，度过了一切政治磨难，一切生活中的屈辱、不公正待遇和贫困。我们一同向前走，成为一个家，一群好朋友，一群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追求的青年。还记得在长白山里柳河县的长兴村，我们家“下放”了，务农为生了。妈妈依旧是那样积极、乐观，她组织我们计划未来的农家生活。城里的孩子还不适应山区，初次打回的木柴有许多刺。妈妈烧饭时，双手都刺破了，在流血。即使在那当口，她也没有怨言，还是鼓励我们要看到成绩，“学会作山里的活计，我们就可以生活了”。偶有年节，妈妈还找出她年青时学会的歌曲，教我们唱歌，使我们领会抗日救亡时代里青年们的心情，让我们体验共和国初创时期自力的艰难。妈妈告诉我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她期盼，她憧憬，她全身心地投入。不管命运把她放到什么地方，她从不放弃她的工作，她的追求，她对孩子们、对未来美好的希望。

丁则良文集

家书一封

    妈妈走去了，她度过了无愧无悔的一生。妈妈在日寇入侵，家乡沦陷，学校南迁的逃难路上同爸爸相识，同行。小客栈里房子不够，爸爸和王乃樑

先生（已故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把仅有的一间小屋让给妈妈，他们二人就在走廊里谈话过夜。妈妈告诉我，那夜，她没睡，她认真地被外面的谈话所吸引。她意识到什么是志向与抱负，什么是智慧的风彩。她由衷地倾注了她的敬佩和景仰，并从这其中升华出她深深的爱情。妈妈的爱情是伟大的，纯真的，一往无前的。无论在什么岁月里，无论在什么困难境地中，她在欢乐或者悲愤的时刻，只要想到、听到、提到“则良”，她双眼中就现出奇异的光彩，也就有信心，有希望，心里充满了光荣与自豪。1986年夏日里，我告诉妈妈说，我要去美国求学了。妈妈彻夜不眠为我收拾东西。清晨，我醒来，妈妈眼里含着眼泪对我说: “小弟（我的乳名），四十年前，我送你爸爸出国。四十年后的今天，我送你出国。也许妈妈再也见不到你几次了。妈妈老了，你知道妈妈为什么吗？希望你像爸爸一样成才，为国家做一点事。”爸爸故去之后的38年里，妈妈对爸爸的思念与敬爱随岁月日深。从中悟出每一份道理，她都渐渐地将其溶入于工作和对孩子的教育之中。从1957年到1976年的各次政治运动，使得爸爸的著作、书信甚至于相片都被洗劫一空。1980年，爸爸终于得了平反（尽管是在他故去之后23年的时候），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去北京瞻仰了爸爸的被摧毁了的陵墓。在那里妈妈第一次详细地告诉我们爸爸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种气质、精神，怎样的一番经历。妈妈高兴地带着我去看望老朋友王乃樑、王佐良和周一良等教授，告诉他们说，“我们还活着”，“则良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妈妈告诉我说: “你没有见过他（指爸爸），如果你见到他，你们一定谈得来。”含辛茹苦几十年全无怨言的她，心底里仅存的竟是这样一点（但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奢望。

    妈妈走去了，她的事业犹存，而且还在兴旺发展。自从她和爸爸一同踏上支援东北的列车，她就没有保留地将整个身心投入到东北的教育事业中。1986年她同蔡永春、黄秀英、曾玉昭、王昆、李万春等教授一同创建了东北人民大学（现在的吉林大学）英法德日教研室。在举国全面学习苏联的政治形势下，妈妈和她的同事们顽强地致力于开创和发展我国的科技英语教育事业。为我国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至于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技术上和人才方面的准备。克服了由于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和家庭负担给她的工作带来的极大的困难，她和她的朋友们独立地或者合力地编写出17种不同专业内容的科技英语教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了解国际动向的科学技术人才，为我国的全面工业化进程铺路。在所在这些过程中，她总是那么热情，积极，富于感染力，以至于她被同事和学生们都视为挚友。每当一部重要的教材编印，交付学校使用，妈妈常会用心地做一桌饭菜，招待同事、朋友们，庆贺合作成功，计划新的工作课题，朋友们都欢欣鼓舞。在那供应极端短缺，几十年没有提职、提薪，经常“劳动改造”的工作环境中，这种精致的晚餐会就成了同事们心中极珍贵的安慰。曾玉昭教授生前对我说，“你妈妈做的菜，只要吃一次，许多年还都记得”。

    妈妈走去了。这使我们失去了最敬爱的母亲，失去了人生路上的一位挚友。每当想到这些，我们心痛。静默中，心里是一种无言的悲苦。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有幸得这样一个勇敢、坚强、百折不挠的母亲，我们姐弟四人才得以生存，长大成人。我们有幸得她的认真指点，才走向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我们有幸得她的言传身教，才学会用宽容之心去对待朋友，包括那些在某些政治气候下伤害过我们的朋友。妈妈用她的生命教导我们，幸福寓意于创造，寓意于关怀、帮助朋友们。这其中的感念也就是我们的追求了。

    妈妈生前曾引述过“祭如丰，莫如养之博”。她希望我们好好关心照顾三叔、三婶、五姑和姑夫，因为他们家中没有子女，更因为这多年来他们帮助妈妈培养我们长大成人，前辈们之间的手足之情，也为我们后来人作出了典范。

    我们感谢姐姐、姐夫们在妈妈的晚年给她以最好的照顾和最好的精神支持。我们感谢长春中级法院法官潘玉香女士和长春武装警察部队医院侯毅大夫，是他们在妈妈晚年里给妈妈以无限的关怀、友谊和及时的医疗帮助。我们感谢我少年时长春第二中学的张振国老师和我的同窗挚友黎为众、付放鸣、丁凯、王可兴、丁冲、任建国、李世平、金志光、赵菲、车兰、钱佳莉、孙长山、韩瑞霞、靳波、付会波、穆杰、于乃博、武亦文、王小平、马利民、由玉林等。感谢他们在妈妈病重期间给予关怀和轮番的探望。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余理华、余治华教授，感谢我的导师徐利治教授同周温时、梁学章教授一同在妈妈生病期间去看望她。对所有亲人和朋友们对妈妈的关怀、救助，我们从心里感谢大家。

    祝平安。

克诠、晓梅

及丁弋、瑞晗同上

1995年8月26日

关于“余、丁、徐反党集团”录自杜瑞芝、姜文光著《上下求索——徐利治》（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标题为编者所加。

杜瑞芝姜文光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余瑞璜、丁则良和徐利治被打成“余、丁、徐反党集团”。这一事件轰动了东北人民大学，在吉林省和长春市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作为当时的一条重要新闻曾在《吉林日报》上详细地报道过，《人民日报》在1957年8月下旬也曾摘引了这条消息。这一事件经过23年后，才彻底平反改正，恢复名誉。

    那么，余、丁、徐是怎样成为“反党集团”的呢？这还要从徐利治的“万言书”说起。

    所谓“万言书”，是指徐利治写给教育部党组的一份内部文字材料。这份材料是在1954年写成并寄出的。它针对当时东北人大领导班子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它的主要内容涉及东北人大在统战、党政领导、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问题。

    “万言书”虽然是由徐利治执笔写成，但整个思路是民盟区分部主要负责人的共识，所论及的事实只有一小部分是徐利治本人在工作中观察到的，大部分材料则是由其他人提供的，不少是丁则良、唐敖庆等人提供的。由于丁则良是这个集体里唯一的文科教授，他的见解常常比别人更深刻一些，在这份材料的起草过程中，丁则良或许起了更大的作用。他们向教育部反映学校工作中的问题，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把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工作搞好。

丁则良文集

关于“余、丁、徐反党集团”

    1954年暑假期间，徐利治去清华调研，当时何东昌任清华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徐利治把这份材料（“万言书”）给何东昌看过，其本意是想请何东昌判断一下，这份材料有没有什么偏颇，应该怎样处理。如果方便的话，他也想请何东昌代为转呈教育部。何东昌看过之后，认为这份材料所反映的问题是有分量的，并建议徐利治将这份材料直接寄送中央教育部党组。此时，何东昌已经有了好几年的党务工作的经验，他认为，徐利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向上级党组织反映问题、汇报工作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不会有什么不妥。

    教育部收到这份材料后，十分重视，很快就派了一个工作检查团来到东北人民大学做调查研究，时间长达40多天。这个检查团的团长是教育部的一位司长李云扬。李云扬在此之前曾负责过同样性质的检查团工作，处理这一类问题相当有经验。李云扬在教育部工作期间颇有威信，后来调去暨南大学任党委书记。

    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检查团曾写出了详尽的报告呈交给上级，并在东北人大的有关会议上，宣布了检查团调查工作的主要结论: “徐利治所写的材料内容是符合事实的。”

    检查团撤离东北人大后不久，吕振羽校长到北京疗养，1955年7月，正式调离东北人大，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东北人民大学校长职位由匡亚明接任。

    由于吕振羽在史学研究中的成就，1955年被选拔为新中国第一批科学院院士。不过，“文革”时期，吕振羽也受到很大冲击，主要原因是他曾担任过刘少奇的政治秘书。众所周知，那时刘少奇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吕振羽受到牵连是必然的。

    这一“万言书”事件，应该说对东北人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导致中央和教育部对东北人大工作的进一步重视，派检查团到东北人大工作40天; 进一步又导致了吕振羽校长的离职和匡亚明校长的上任。从此东北人大获得长足发展。东北人大于1958年改名为吉林大学。吉林大学的教学、科研基础及办学规模主要是那个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在吉林大学和教育界有口皆碑、人所共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徐利治对吉林大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但是，“万言书”事件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它并没有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些矛盾只是暂时潜伏起来，双方对立情绪更加尖锐，只是一时较为隐蔽罢了。

    匡亚明任校长以后，非常器重党内外专家。余瑞璜、丁则良和徐利治三位教授，正处于学术创造的巅峰时期，可谓才华横溢、如日中天，他们自然得到匡校长的赏识。

    谁也不曾料到，“万言书”——这份由一名共产党员写给上级党组织的报告，竟然成了这三位教授人生道路上的一枚重磅定时炸弹。

    正当“春城无处不飞花”的时节，无情的“霜雪”却不期而至。1957年初春，徐利治在市委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批评党内存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成为一条导火线，使他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中，终于在劫难逃，戴上了“极右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徐利治被打成右派，与他所写的上报材料——“万言书”，有着必然的、复杂的联系。

    1956年，是徐利治人生所度过的第三个“本命年”。他刚刚36岁，大学毕业仅仅10年，实际上他还很年轻，社会阅历还很浅。但是，徐利治的头上已经罩上了引人瞩目的光环。当时，他不仅是颇有成就的年轻数学家、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数学系副主任、民盟东北人大区分部的秘书长，而且，就在这一年之间，他还获得了许多耀眼的职位。比如，他被选为东北人大党委委员，任命为校常务委员会（七人领导小组）委员，被选为长春市党代会代表，还被任命为教务长兼教务处长。当时，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中国革命与建设亦步亦趋地学习的榜样。徐利治到苏联参加了极有影响的国际数学会议，并且载誉而归。回国之后，他被誉为党内的红色专家。

    1956年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十分看好，农业获得了中国有史以来的大丰收，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民族团结得到巩固和发展，在朝鲜半岛的战事也获得了极大胜利。中共中央的“八大”胜利召开，全国开展了“向科学进军”的活动。国家和个人的形势都是一派大好。此时，徐利治的心情可以用“春风得意马蹄疾”来形容。

    1957年春，党中央下发文件至全党、全国，发动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史称“整风反右”。其实，开始时党的文件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整顿党内的不正之风，“反右”则是后来运动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次运动的初期，各级党组织大力动员党内外的同志积极参加运动，提倡的原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各级党组织的文件，报刊上大量登载的文章，都强调这次运动的目的是为提高党的素质，要在运动中改正党内的一些不良作风，动员广大群众为党的事业继续发展做贡献; 并且，号召所有的党员、共青团员、党外积极分子带头参加运动。

    运动初期，徐利治在北京开会。他的学术助手朱梧槚曾写信给他，询问应该怎样面对这次运动，是否可以给系总支副书记提意见。徐利治立即回信说: “现在还有谁敢压制批评？你完全可以发言，不必存在任何顾虑！我回校后也要带头鸣放……”在复杂的政治问题上，徐利治的头脑竟像中学生一样简单。

    其实在此之前，朱梧槚已经请教他的恩师刘丹岩（朱梧槚数学系毕业后，在刘丹岩的指导下学习哲学），刘非常明确地回答他说: “作为领导，我得支持你大鸣大放，但作为老师和朋友，我反对你发言。”但朱梧槚还是犹豫不决，他不服气，也有一种好奇心，想看看徐利治是什么态度。果然不一样！刘、徐都是党委委员，又都是朱梧槚最信赖的人，然而，哲学家与数学家的政治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刘丹岩最终也没能幸免。

    朱梧槚在徐利治鼓动下给党委提了意见，不可避免地被打成右派。他和徐利治成了“师生右派”的典型。朱梧槚所受的迫害更为离奇，他后来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科学研究，终于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40多年之后，当朱梧槚提起往事时，深有感触地说徐利治当年“头脑太简单，政治上很幼稚”。

    在“反右斗争”中，吉林大学揪出所谓“余、丁、徐反党集团”，可谓轰动一时。按当时流行的说法，余瑞璜是这个反党集团“黑统帅”，丁则良是“黑参谋”，而徐利治是“急先锋”，余瑞璜因为心口如一，比较直率，曾被人称为“余大炮”。1957年4月间，长春市委组织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长春市各大学民主人士、教授学者，各大学做统战工作的党员干部、党委书记等人参加会议。主持会议的领导一而再地动员大家讲话，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谈了自己的看法。余瑞璜在这次会议上“大放厥词”，提出了“四类干部论”: 第一类是真正的革命者（或称大公无私者），第二类是唯唯诺诺者（惟命是从者），第三类是假公济私者（即公私不分的官员），第四类是妓女型政客（惯于吹牛拍马者）。至于丁则良没有什么有鲜明特色的言论，因此被称为“黑参谋”。

    那么，“急先锋”徐利治是怎样跳出来的呢？在市委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徐利治也作了发言，他的发言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关于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他提到东北人大党组织确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情绪和倾向。他还列举了一些例子，提到所谓有“排内性”和“排外性”。排内性是指有些同志对内部不同的意见进行打击，排外性是指有的人对外来同志一概排斥。第二方面是关于个别领导的不恰当的工作作风，他在发言中曾提出，“有些党政领导干部常常喜欢自称为‘领导群’，似乎表现出有一些高出于群众的优越感……”这时所指的领导人是当年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陈某某同志。陈某某原为东北师范大学团委书记，于1956年调入东北人大，任党委副书记，后任第二书记。他在解放前初中毕业，后来参加了工作。

    在1957年6月到8月间，运动已经转入“反右”阶段。在一次东北人大的党委扩大会议上，陈某某说徐利治暗箭伤人，对徐利治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不点名的批评意见，进行了公开的回击。

    当时，数学系系主任王湘浩先生的一个观点也成了典型的“右派”言论，他曾说过: 党内外干部分四种人——孙行者、沙僧、唐僧和猪八戒。他自认为属于“沙僧”一类的干部。这种观点自然也要受到批判。

    作为东北人大的主要负责人，匡亚明校长在公开场合的态度时常显得十分暧昧。1957年6月到12月，“反右”斗争在东北人大开展起来。匡校长曾经想努力保护徐利治、余瑞璜等人，因为他们都是从北京调到东北人大来的，是创建数、理、化三系的台柱子。匡校长不愿将他们抛出，打成“右派”。但余瑞璜很快就保不住了。在两次徐利治已经不能参加的党委会议上，讨论到定徐利治为“右派”的问题时，匡亚明都坚持不能定，由于不同意见争执不下，两次不得不中断会议。最后，由于形势的发展，匡亚明只好在定徐利治为“右派”的问题上做了让步。事态表明，如果匡校长再不做出让步，连他自己也要被打成“右派”了。有人曾经评价匡校长当时对徐利治的态度是“挥泪斩马谡”，是很恰当的。

    “余、丁、徐反党集团”与几年前的“万言书”事件密切相关。匡亚明是在1955年，由华东局党的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调到东北人大当校长的。他上任以后，对北京来的一批人十分器重，尤其对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和唐敖庆等人十分尊重，十分赏识，经常向他们请教，同他们一起商议校务问题。这使得那批由原来的东北行政学院转到东北人大的“地方干部”，感到很不舒服，甚至有些对立情绪。徐利治那次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所批评的“宗派主义”、“排外性”，应该说是切中要害。当然，定他为“极右分子”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比徐利治遭遇更惨的是丁则良。那时，丁则良任东北人大历史系主任，他已是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其专长是宋史。由于丁则良博学多才，在东北人大发挥了很大作用，历史系的学术基础主要由他奠定。匡校长对丁则良很欣赏，还请他兼任学校的图书馆馆长，他为图书馆的建设出谋筹划，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5月，丁则良去苏联莫斯科出席“东方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了大会发言，当时的苏联政府很有影响的机关报《真理报》，还做了报道。此次莫斯科之行，对丁则良来说是圆满成功的。但当他一踏进北京城，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7年6月的北京，“反右斗争”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此时，丁则良暂住北京，参编一部合作的书籍。他看到自己十分熟悉的师长、朋友都纷纷成了“大右派”，成了革命的对象，十分不理解。从东北人大带来的消息，更使丁则良震惊。不但他这样一个“容易犯错误”的文史学者被打成了“右派”，而且，他所十分了解、极其信任的余瑞璜、徐利治等人也成了“右派”，他们三人成了“余、丁、徐反党集团”，他成了“反党集团”的“黑参谋”。丁则良感到愤愤不平，也很恐慌。丁则良作为一位史学家，抱有“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感到悲愤绝望的丁则良，又苦于没有其他任何抗争的办法，一天夜里，在北大未名湖投湖自尽。

    后来，匡校长在一次会议上说，如果当年丁则良能及时回到吉大的话，那种悲惨的结果就不会发生。还说，丁则良这样的人才是不应该死的。而在那种政治形势下，甚至还有人说出“盖棺论不定”的闲话，也是不足为怪的。其实，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中，包括在知识分子中，一旦形成彼此的对立，便常常无所不用其极，这可能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

    丁则良教授遭到不测之后，有一位年轻的助教陈家正天天来到徐利治的家中，在书房里陪徐利治聊天。这位陈助教是徐利治的学生，1955年毕业留校的。徐利治在政治上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停止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他没有了繁忙的政务工作，每天待在家里离群索居，除了这位年轻的助教，难得有人来访。徐利治并没有感到与这位陈老师的同事和师生关系有什么变化，出于对客人礼貌，他和小陈很随和地聊了起来。可是，一两天倒也没什么，连着好几天小陈总是如期而至，引起了徐利治的疑惑，便问她: “你找我不会有什么事情吧？”陈老师说: “没什么事，正好最近也是闲着，跟您谈天很有趣。”徐利治看问不出实情，也就索性打开话匣子，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神侃了好几天。事后才知道，原来匡亚明校长与有关领导怕徐利治想不开，特地安排小陈来“保护”他。事实上，徐利治与小陈仍谈笑风生，对“白浪滔天”的“反右运动”并没有恐惧之感。不过，这个事使得徐利治对匡亚明校长的感激之情增添了许多。

    徐利治对“反右”毫无紧张恐惧之感，首先来自他的自信心。他有在旧中国艰难环境下做“地下党”的经历，不可能反党，头脑冷静的人也很难相信他会是反党分子。他经常扪心自问，越想越感到自己不但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而且对党有过贡献，所以心里很踏实。其次，他有精神寄托，无空虚感。数学研究可以占用他主要的精力与时间。另外，他认为党对他是理解的。匡亚明校长当时还兼党委书记，与徐利治有密切的工作交往和深厚的友谊，他相信匡校长心里总会有数的。

    事隔30年后，1988年徐利治与匡亚明校长在山东省曲阜重逢。他们是到那里共同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与孔子的儒家学说有关。与会者讨论了儒学、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两位学者在这样的年纪、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相逢，真是不胜唏嘘，感慨万千。

    匡亚明是中国孔子研究会的理事长，在孔府纪念馆里有他撰写的碑文，每每引起来访者的驻足。匡亚明老先生曾在最关键的时候，出任我国两所著名重点大学的校长，在吉林大学与南京大学的发展史上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作为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在“文革”中所遭受的冲击与蹂躏自不必说。匡亚明以其非凡的履历、深邃的思想和独到的体验得到与会者的极大尊重。因此，他在纪念孔子的碑文中恣意纵横，思绪万千，写出博大深邃的哲理，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会议之后，匡亚明夫妇曾设家宴款待徐利治，之后又彻夜长谈。匡老先生对徐利治说，他在“反右”运动期间有个人主义，未能对徐利治保护到底……

    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人们可能很难理解，会禁不住提出许多疑惑和问题。这到底算什么大不了的“错误”，以至于需要把人整倒整臭，整上几十年？同事之间有一些不同看法、不同意见，甚至彼此有些矛盾也都是很正常的，是“合理冲撞”，为什么不寻找更为合理有效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一定要动员大家公开在大会上提意见？并最终导致人身攻击？我们的各级领导人，各次会议的主持人，当他们说着“言者无罪”的时候，心里确实有信心有把握这样做吗？我们的某些领导人、批判大会上的某些积极分子们，是否想到那些不讲人性、不讲天理、不讲公道的做法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是否想到自己有一天也可能被推上同样的“审判台”，而罹受不公正的磨难呢？

    “反右斗争”这段历史已经得到纠正,但是，它给我们国家、民族，以及许多家庭所带来的损失又怎么纠正呢？我们这一部小型的传记文学作品，实在无力对这一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深入研究，更难以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这段历史值得深思，它说明在那个年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管理体制，乃至我们的意识形态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历史在不断发展，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之后成熟了。这样的历史恐怕再也不会重演了。

在丁则良追悼会上的发言

丁则民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我的哥哥丁则良同志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遂于当年8月7日在北京大学含冤而死。1979年初吉林大学党委根据中共中央1978年55号文件精神经省委批准，确定丁则良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已予改正。1980年初吉林大学党委又对丁则良的问题进一步落实了政策，确认丁则良是在反右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含冤而死，并按照党的政策对其家属给予了适当的关怀。今天吉林大学党委在此为丁则良同志举行全校规模的追悼大会，以寄托我们的哀思，我们家属的心情十分沉痛; 同时，在此为丁则良彻底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我们也感到由衷的慰藉。因而，我们衷心地感谢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感谢积极贯彻和认真落实党中央文件精神的各级党组织，感谢二十多年来不断给我们家属以亲切关怀的亲朋好友。

    我哥哥丁则良是一位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年青的史学家。在史学方面，不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他都有一定的造诣，特别是在宋史和亚洲史方面有其独立的见解。1949年全国解放了，1950年他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他在英伦的学习，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远渡重洋，回到祖国，积极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并且在短短的七年中就做出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但是，在他全部的聪明才智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时候，在他还仅仅只有42岁的时候，却承受了不白之冤，长辞人世。这不仅仅是吉林大学历史系的一个损失，也是我国史学界的一个损失。

丁则良文集

在丁则良追悼会上的发言

    丁则良同志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二十多年，但他那种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努力为祖国文教事业做贡献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鼓舞着我们前进。我谨代表丁则良家属的全体成员，在沉痛悼念则良的时候，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在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让我们对今天参加丁则良追悼会的领导和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丁则良先生生平及著译简表

1915年

3月7日（农历正月二十二日）生，籍贯福建闽侯（今福州市），出生地北京。

    父丁震，字威起，清光绪年间举人，内阁中书，任职于礼部，清末新政期间礼部撤销建制，在北京顺天高等学堂（即河北高中，今地安门中学）任学监。辛亥革命后在北京政府任文秘。丁震生有六子五女，丁则良为次子。  

1925年

随父回福建，在福州居住数月，学会流利的福建方言。

幼年时在家学习古文、书法、绘画及小学各门功课。

1927—1930年

在北平四存中学读初中。

1930—1933年

在北平市立男四中读高中。

1933年

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

1934年

经雷海宗教授介绍，于暑期为联大数学系教授杨武之之子杨振宁讲授《孟子》。

1935年

暑期仍为杨振宁讲授《孟子》。

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1936年

    休学约半年。

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与部分清华同学一同经天津、南京去长沙。

1938年

1月，就读于长沙临时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旋赴滇，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在张荫麟先生指导下研究宋史。论文选题《秦桧传考证》。

丁则良文集

丁则良先生生平及著译简表

    8月毕业，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史地学系助教。

    在同月姚从吾给傅斯年的信中，曾写道: “清华史系卒业较多，实以丁君则良为第一。彼同学舆论如此，寿民（刘崇）兄亦数以为言。”信中还谈及丁则良的毕业论文: “说到《秦桧传考证》作者丁君则良，据弟所知，他是反对秦桧的，彼意谓: 秦桧误国之罪有三: （一）言行前后不一致，其主和不是为国为公，而是揣摩投机; （二）和议以后粉饰太平; （三）诛戮不必要的异己。”

1939年

在昆明期间，还曾在天祥中学教过文史。该中学被誉为“天下第一中学”，除丁则良外，法律学家胡正谒教授、历史学家熊德基教授和程应镠教授、物理学家朱光亚教授、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教授等，都曾在该中学任教。

1940年

    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史地学系任助教。又在联大师范专修科文史地组任教员。

    5月13日，在重庆《益世报·史学副刊》第5期发表《跋〈沈括编年事辑〉》一文。

    6月9日，在《今日评论》第3卷第33期发表《关于教师思想问题》（通讯）。

1941年

    在联大师范专修科文史地组任教员，讲授“西洋史”。

    读陈莹中《四明尊尧录》、《宋史》诸志、《宋会要稿》和《诸子大全》诸书，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互相校核，辑录王安石熙宁奏对之语，都千余则，四万余言，名《王安石日录辑佚》。

    发表《王安石日录考》，载《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2期。

    是年，与王佐良共同发起“十一学会”（“士”字拆开），两周左右举行一次学术讲演会，吴宓先生称之为“二良学会”。

1942年

    在联大师范专修科文史地组任教员，讲授“西洋史”。

    联大外文系学生黄维赴缅甸参战牺牲，作挽联悼之。联云: “壮志长存，氧瘴山川悲永逝; 诗魂不死，波涛风雨听孤吟。”

    10月，张荫麟病逝于浙大。11月，作《追悼张荫麟先生》一文。

1943年

    在国立云南大学文史系任专任讲师。

    4月10日，在昆明《大国民报》(3日刊，第4期）发表《曲靖之行》。

    4月21日，在《大国民报》（第7期）发表《中国史学之新趋势——并介绍抗战以后四种国史新著》。

    是年，还先后在昆明《生活导报》上发表下列文章: 

    《顾亭林》，载《生活导报》第29期，1943年6月13日。

    《缄默的尊严》，载《生活导报》第34期，1943年7月18日。

    《忏悔录之一》，载《生活导报》第39期，1943年8月22日。

    《近代化与现代化》，载《生活导报》第44期，1943年10月10日。

    《论现实外交》，载《生活导报》第49期，1943年11月21日。

    又发表《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载《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生活导报社1943年11月13日出版。

1944年

    在国立云南大学文史系任专任讲师。又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进修班文史地组任教，讲授“西洋通史”（二学分）。

    1月1日，与李淑蓉女士结婚，潘光旦教授为证婚人。

    婚后生2女2子: 长女丁克宁，1944年12月15日生。次女丁克谊，1952年6月10日生。长子丁克诠，1955年4月18日生。次子丁克详，1957年3月19日生。

1945年

    在国立云南大学文史系任专任讲师。

    8月，经雷海宗教授向梅贻琦校长推荐，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专任讲师。推荐函中称: “丁君为战前学生中之优异者，对中西史皆能了解，在任何其他学校皆可担任西史课程”，“此种学生抗战以来已不可得，将来复校因中学退步及种种事实关系，亦非短期间能再养成如此根底坚实之学生。故少数此种人才，于可能范围内深值培养。目前丁君工作环境不佳，吾校聘致，对此可有补助”。（推荐信原件藏清华大学档案馆）

    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曾与吴晗共同开设史籍名著选读选修课“资治通鉴”。又为法商学院、师范学院一年级生讲授“中国通史”。

    “一二·一”运动期间，曾参加联大法律委员会和讲助会，声援“一二·一”运动。

    是年，发表《杯酒释兵权考》，载《人文科学学报》1945年第1卷第3期。

1946年

    上半年仍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专任讲师，讲授“中国通史”。

    暑假后随清华大学复员，任历史系专任讲师。

    是年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后唯一的一次公费出国留学考试，考取公费留英。同时考取公费留学的，还有联大外文系的王佐良、数学系的吴文俊、物理系的朱光亚、化学系的朱亚杰、艺术学院的吴冠中等。

1947年

    针对包赉先生所写《王冕事迹考证》一文（载1946年12月4日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第8期），作《〈王冕事迹考证〉商榷》，载1947年1月15日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第14期，就王冕与王艮的关系、王冕北游燕京的年代、王冕有没有民族主义的思想等问题进行商榷。

    修正1940年发表的《跋〈沈括编年事辑〉》一文的观点，作《沈括生卒年考》，载1947年5月21日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29期。

    7月，从上海乘船赴英国，船行两个月左右才抵达伦敦。在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史，并刻苦学习俄语。

1948年

    浙江大学徐规先生在《申报·文史周刊》发表《〈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对沈括生卒年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则良先生作《读〈沈括编年事辑〉校后记》答复，载1948年3月6日《申报·文史周刊》第13期。

1949年

    仍在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学习。时常与正在美国华盛顿留学的丁则民通信，交流学习心得，谈论国内时局发展的巨变，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寄予殷切的期望。

1950年

    放弃赴美学习机会，回清华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

    暑期参加清华历史系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活动，作专题报告《宋代土地问题》，又将宋史部分详细讲授提纲拟出，交小组讨论。秋，参加清华与北大史学系教师联合举行的教学讨论会，再次报告《宋代土地问题》。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编辑了《宋代土地问题史料选辑》1-3册，其中第3册为庄园制与租佃制，署名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丁则良辑。

    与张政烺、杨生茂、李光璧、傅尚文、孙作云、关德栋等先生共同发起筹办《历史教学》杂志，并任历史教学月刊社编委。

    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民盟清华区分部宣教委员。

    本年发表文章: 

    《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性质》，载《社会科学》1950年第6卷第2期。

      《三百五十八年前的援朝抗日战争》，载《进步日报》1950年12月3日。

    《美帝是怎样助日侵华的？》，载《进步日报》1950年12月23日。

1951年

    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7月28日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

    本年发表文章: 

    《介绍一部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文稿——〈素堂遗集〉》，载上海《大公报》1951年1月12日，又载《进步日报》1951年1月12日。

    《关于宋初王小波李顺的起义》，载《历史教学》1951年第1卷第1期。

    《马关议和前李提摩太策动李鸿章卖国阴谋的发现》，载《历史教学》1951年第1卷第2期。

    《〈天津条约〉订立前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动》，载《历史教学》1951年第2卷第2期。

    《李提摩太——一个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载上海《大公报》1951年3月30日。

      《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罪行》，载上海《大公报》1951年8月17日，又载《进步日报》1951年8月17日。  

《翦伯赞编〈义和团书目解题〉中的几个问题》，载上海《大公报》1951年8月24日，又载《进步日报》1951年8月24日。

    单行本《李提摩太》作为“抗美援朝知识丛刊”的一种，由开明书店出版。

1952年

    院系调整，服从组织分配，到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并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发表《华学澜的〈庚子日记〉》，载《历史教学》1952年第12期。

1953年

    在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

    翻译《朝鲜史上抗拒契丹的伟大爱国者姜邯瓒》一文，载《历史教学》1953年第8期。

    中国民主同盟东北人民大学区分部委员于12月13日开会进行第二届改选，会上与朱光亚、唐敖庆等七人当选为委员，并任民盟东北人大区分部副主任委员。

1954年

    在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

    翻译《东方学》（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发表文章: 

      《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个印度士兵的日记》，载《光明日报》1954年2月20日。

      《俄国人第一次环球航行与中国》，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5期。

      《关于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农民起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

    《苏联东方学者论东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与特点——苏联科学院一次学术讨论会的介绍》，载《历史教学》1954年第37期。

    《加强向苏联学习提高教学质量》，载《东北人大》1954年第40号。

1955年

    任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1955—1957年任东北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

    本年11月，与历史系教师柳春藩等五人赴沈阳辽宁省图书馆（即前东北图书馆），就该馆所藏档案中，抄录有关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原始资料。

    本年发表文章: 

      《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涨与中国》，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对胡适疑古论的批判》，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1卷。

    又，与夏禹文合译李清源所著《朝鲜近代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1956年

    任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系主任，兼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高教三级。

    为东北人民大学发起创办《史学集刊》。

    从下半年至1957年，较多时间住在北京大学与周一良教授合作研究亚洲史。

    11月15日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在北京举办的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宣读论文《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

    本年发表文章: 

    《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若干史事的一些资料（上）——辽宁省图书馆档案辑录之一》，载《史学集刊》1956年第1期。

      《评荣孟源同志有关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的几个论点》，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3期。

    又，单行本《近代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三次高涨与中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7年

    5月，从北京去苏联莫斯科出席东方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大会上作学术报告。

    上半年发表文章: 

      《章炳麟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兼论章氏对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些看法》，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斗争》，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关于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中的封建势力和这次起义的性质问题——兼评杜德同志对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的性质的看法》，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

      《一八五七年印度民族起义初期起义军在德里所组织的军事委员会》，载《历史教学》1957年5月号。

    又，与文运、吴倜、郭吾真、张里所译（苏）雷斯涅尔和鲁布佐夫合编《东方各国近代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8月初，从苏联回国，住在北京大学，正值国内“反右派运动”高潮之际，东北人民大学已把丁则良和徐利治、余瑞璜三人划为“右派反党集团”，丁则良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于8月8  日凌晨自沉于北京大学未名湖。时年42岁。死后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丁则良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东北人民大学民盟组织报经民盟长春市委和省委批准，决定开除丁则良盟籍。

1978年

    6月23日，中共吉林大学委员会作出《关于摘掉丁则良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决定“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摘掉丁则良右派分子帽子”。

1979年

  3月6日，中共吉林大学委员会作出《关于丁则良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中称: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对丁则良同志的右派问题，进行复查。经历史系党总支讨论，吉林大学党委通过，中共长春市委、中共吉林省委批准，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恢复丁则良同志的政治名誉。”“建议撤消开除丁则良同志民盟盟籍的决定。”

    5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长春市委员会以第39号公函致中共吉大党委统战部，内称: “丁则良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已经改正。根据盟中央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通知精神，经民盟长春市委员会临时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并经民盟吉林省委员会批准，撤销原来对丁则良同志开除盟籍的处分，并恢复盟籍。附发致丁则良同志撤消处分通知书一份，请转交其家属。”

1980年

    7月，中共吉林大学委员会决定成立丁则良同志治丧委员会，于7月5日发出讣告。讣告中称: “吉林大学原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校委会委员、民盟吉林大学支部副主任委员丁则良同志，在反右斗争中，不幸于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日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四十二岁。”“为沉痛悼念丁则良同志，定于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一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在吉林大学理化楼七楼礼堂，举行追悼会。”

    讣告发出后，治丧委员会和丁则良家属先后收到何东昌、郑天挺、王乃樑、徐利治、许师谦、王永兴、周一良、陈庆华、严宝瑜、吴琼睸、沈自敏、程应镠、严中平、熊德基、张寄谦、胡伦积等位先生的唁电和函件。

1986年

      《历史教学》月刊社为纪念创刊35周年，将1986年第1期编为创刊35周年纪念专号，在该期纪念专号上首次刊出丁则良未发表过的遗稿《宋代土地问题》。

1988年

  清华大学十级毕业校友聚会并隆重印制了纪念刊，其中刊登了丁则良的照片和简介。

后记

几年前，清华大学刘桂生先生等倡议编辑出版清华文科教授文集，丁则良先生文集被确定为其中一种。丁先生于1933年考入清华历史系，学生期间曾因雷海宗先生的介绍，担任数学家杨武之先生之子杨振宁的家庭教师，讲授《孟子》等书。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1952年后任教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丁先生是一位公认的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可惜英年早逝。清华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丁则良先生文集，既是对丁先生的纪念，也是一件很有学术意义的事情。

文集大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丁先生在各个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史（主要是宋史）、中国近代史和亚洲史，可见丁先生治学范围之广。第二部分主要为抗战期间丁先生在昆明《生活导报》等刊物上发表的杂文、随笔，可见丁先生对国家、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关切。其中，《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一篇为丁先生未刊手稿，现藏北京大学档案馆。以上两部分在编辑时，除对文字明显错漏之处进行订正外，文中所引资料，也尽可能与原文进行了核对。而注释形式尽量保留原样，未按现行规范加以统一。文集第三部分主要收录了丁先生亲属和生前友好的回忆文章，从中可见丁先生的品格与生活点滴。

在文集编辑过程中，丁先生的亲属给予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回忆文章和照片，还提供了一些丁先生发表的文字；与此同时，承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永兴教授惠赐序言，承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潘乃木女士惠赠珍贵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编者

2009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