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清廷对基督教延续着禁传和限传的政策。几十年间，在华新教传教士采用辗转周折的策略，从事着大量看似无关传教宏旨的工作。其实，他们无论是办学、行医，还是写作、翻译，无一不是服务于传教大业。经由委曲道路、实现传教目标，是这一时期新教传教士迫不得已的选择，英译中国文献就是其“委曲求传”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

1843年 10月 27日， 24岁的美国赴华传教士娄礼华给他父亲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一段文字记录了当时身处中国的传教士们接连遭遇的种种不幸。娄氏环顾周遭同行，竟“几无一人未遭灾殃，或是病患，或是灾祸，或是丧亲之痛”。我将他信中所述不幸转换为下面的清单：

文惠廉（时年 31岁）夫人逝于 1842年 8月 30日；

马礼逊之子马儒翰（时年 29岁）逝于 1842年 8月；

粦为仁（时年 36岁）夫人逝于 1843年 3月；

赫伯恩（时年 28岁）、合信（时年 27岁）、施敦力（时年 33岁）于 1843年先后各丧一子；

雒魏林（时年 32岁）独子夭折于 1843年。

也就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麦都思、米怜和娄礼华或亲历船只失事，或幸免于水上事故。鲍留云香港住处遭强盗夜间洗劫。其他传教士也均遭受各种大病或伤痛，有些不得已返回其祖国。

—xiv委曲求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史论1807—1850早期传教士在中国遭受的不幸，远非娄礼华的一封书信所能记录。本书中的17位主人公，有10人寿命未过60岁，除28岁时惨遭海盗杀害的娄礼华外，大多乃因积劳成疾以及生活、卫生条件恶劣所致。分别在52岁和37岁时病逝的马礼逊和米怜即为其典型。与上述不幸相比，传教士们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艰苦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但较之于他们本可在国内享受的优越生活，却不啻为泥云之别。一位传教士记录了自己在推销中文版《圣经》途中的经历：这家旅店状况之糟糕简直无法形容。所有旅客挤在一张床上，这还是摆在厨房内的一张床。给床供热的燃料不是炭，而是气味熏鼻的什么东西，其味难以形容。旅店里漆黑一团，非要撞个满怀，才能发觉身前或身后有人。房屋的椽子低矮，我们站起身来便会碰着脑袋，所以从头至尾只能乖乖地躺着。即便是在繁忙要道边的旅店，条件也是十二分的糟糕。跟我们同住的，有猪，有狗，有猫，有鸡，有鸭，还有其他牲畜。我们一起分享着柴火的烟熏和陈年的灰垢，晚上则横七竖八地胡乱扯着草席盖在身上御寒。这批传教士除了必须忍受恶劣的生活状况和卫生条件等“自然”逆境外，还须时时面临清朝政府为传教士所创设的各种人为险境。1837年，伯驾在给海外部的信中描述了他们沿闽江而行的感受：因为沿途看不到别的外国人，要想躲避官府的注意，其难度可想而知。那一次只走了三四十英里，故而侥幸成功。试想，在正常情形之下，要想长距离行动而不被发觉，或者一旦被发现而想免受皮肉之苦，简直是奢望。通过以上几个片段，我们对早期传教士在中国的境遇可窥一斑。一群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正值人生美好年华的优秀人士，远离故土与亲人，

前言

xv

来到文化阻隔深重、条件相对恶劣的中国，忍受着异常的艰苦，尽其最大努力以实现传播基督教之宏伟目标。无论其传教使命最终完成几分，也无论其行为给中国命运带来何种影响，单论他们为完成自身使命所受异常困苦和所做卓绝努力，不由使人唏嘘感慨，令人顿生几分敬意。二对本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是在对明清传教士翻译活动乃至中国翻译史的通盘了解基础上，“在特殊时代背景中发现研究对象”（夏天，2012：83），并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历史语境中运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发现了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这一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体现在两个关键概念之上，一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二是“汉英翻译”。所谓“早期”，是指从马礼逊来华的1807年起，到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基本立足止。后者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但有一系列事件可作为其标志。例如，以《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停刊和《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创刊为标志的新教传教中心由广州北移至上海，清廷由五口开放进而到全面弛禁，新教传教事业从步履蹒跚转向蓬勃兴旺（吴义雄，2000a：2）等。由于这些标志性事件均发生于1850年前后，为讨论方便，本研究将主要论述的时间终点定为1850年。对于传教活动而言，1807年至1850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争取传教工作的合法化和为传教工作做准备，其传教活动具有三大鲜明特征。其一，这是新教传教士在晚清中国传教的最早阶段，在这一时期内，传教环境险恶，传教范围狭小，活动进展缓慢，传教业绩菲薄。传教士活动区域最初仅限于澳门、广州和马六甲等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才扩大到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口岸城市。这一时期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发展信徒人数极少，且大部分为社会下层贫苦无依的“吃教者”。即便是在这一阶段的末期，虽然传播福音的政策障碍已经扫除，各项工作已有良

—xvi委曲求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史论1807—1850好基础，信徒发展也并未呈现蓬勃之势。1其二，由于传教活动区域有限，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全面冲突尚未展开，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很少考虑对中国本土文化的适应问题（王立新，1997：17）。其三，因为清廷的禁止传教和限制传教政策，新教传教士主要采取间接传教方式，翻译与出版成为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心之一。费正清注意到了新教传教士来华早期阶段的重要性，他曾指出“任何关于19世纪新教在中国成长的分期都必须从它最初的不合法阶段开始”（费正清，2006：98）。他所说的“不合法阶段”，指的是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9世纪40年代签订第一批条约时为止。本书所指的“早期”，则是包括“不合法”阶段以及“不合法”阶段刚刚结束后的几年，在这几年，清廷禁教政策还在发挥着它的余威，异质文化接触的“休克”仍在发生巨大作用。无论是费正清定义新教在中国的“不合法”阶段，还是本书确定新教在华传教的“早期”，其共同的出发点是：这一时期新教在华传教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就新教传教士翻译活动而言，这40多年也具有明显区别于中国翻译史其他阶段翻译活动的独特面貌。这是中国翻译史上罕见的由外国人单独进行大规模中国文献翻译的一个时期。19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人尚未形成自觉开展翻译工作的意识，中国本土译者几乎阙如。鸦片战争前，中国几乎没有从事翻译活动的主动性，只有林则徐的翻译班子2可勉强看作是政府参与翻译的肇1对新教在这一时期发展信徒成绩的描述，见吴义雄（2000a：3）：“1842年，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发展的比较正规的教徒仅有6人，在1850年之前，各口岸的传教士在这方面进展甚微。但在1850年之后，吸收信徒的人数直线上升。到1854年达到350人。”2关于林则徐组织翻译班子开展翻译活动的情况，参见尹文涓《林则徐的翻译班子及所译西书西刊》（《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6期）和邵雪萍、林本椿《林则徐和他的翻译班子》（《中国科技翻译》2002年第4期）。

前言

xv

ii

始，

但随后即因林的失势而停止。1843年的开埠，只是被迫无奈的领土开放，清朝官民的封闭意识并未消除。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情势才有所改变，才开始陆续出现有影响的中国本土译者。就翻译活动的开展环境而言，这是新教传教士在严禁传教和限制传教的情况下从事翻译活动的一个时期。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地点，先是严格限制在广州的一小片区域和澳门。在《望厦条约》等条约签订之前，他们也不像天主教传教士那样扩大地盘，而基本上只在口岸城市活动（Fairbank，1978：551）。穗、澳虽为近代最得风气之先的城市，但由于两地均非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集中之地，加之有朝廷禁教之令，使得这些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西方传教士群体在几十年里几乎没有与中国知识分子对话的机会。与其打交道的，主要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等中国社会底层群体。这对拟译文本的选择、中文原文的理解以及翻译操作方式均会产生重要影响。就翻译活动的方向而言，这次翻译运动居于两次西学翻译高潮之间，是一个汉英翻译的高潮期。19世纪前耶稣会士的翻译活动以西学翻译为主，1850年后新教传教士所事翻译工作也以西学翻译为重心，而唯有这段时间在非宗教内容的翻译方面英译多于汉译。本书将研究对象框定为传教士的“汉英”翻译3而不是其英汉翻译或所有翻译活动，主要出于两点考虑。其一，这是中国翻译史上少见的较长时期的翻译“出超”期。这一时期，传教士是从事中外文献互译的主体力量，而其英汉翻译主要限于《圣经》及相关宗教文献，世俗文献则数量甚微。在世俗内容方面，其汉英翻译不论是所涉内容、文献种类还是文本数量，均远在英汉翻译之上。主要目标在于传播基督教福音的传教士，却付出大量精力翻译中国世俗文献，背后的动机值得我们探3早期新教传教士将中国文献翻译成英文，其原文本不仅有汉语文本，也有少量蒙古文文献等，但本研究只讨论从汉语译为英语的情况。

—xviii委曲求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史论1807—1850究。其二，已有研究对包括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内的传教士英汉翻译的情况给予了较充分关注，而对早期新教传教士的汉英翻译则至今未有系统性研究成果问世。这种状况与这一场翻译运动在东学西渐史上的重要意义，特别是这批传教士译者在中国文献英译史上的筚路蓝缕之功很不匹配。确定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为研究对象之后，为保证研究的完整性，凡是新教传教士在1807年至1850年间发表的汉英翻译作品，无论是成册著作还是单篇文章，皆在本研究考察与讨论之列。本书“来华”中“华”的所指，不仅指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而且包括“南洋”地区的“华人世界”。4因为，在新教来华早期，由于晚清的严厉禁教政策，最先来华的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 Milne）采取“曲线迂回”战略，在东南亚的马六甲（Malacca）、槟榔屿（Penang）、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以及印度塞兰坡（Sarampore）5等地建立了对华传教基地，从事在中国遭禁的汉语学习、书籍翻译、印刷出版和教育传教等活动。在这些地区所进行的活动，与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密不可分，人员也多有相互往来。因此，本研究参照同类研究惯例，将这些地区的新教传教士也纳入研究范围。三在华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上半叶从事英译中国文献的总体状况，国内外尚未有人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研究。已有研究多为某个局部、某些片段和个别译者的描述与分析，其中有些著述还因意识4根据英美教会档案文件及有关研究的通行表述，专驻中国的传教士/差会称为“missionary/mission to China”，活动于中国和南洋等华人世界的传教士/差会则称为“missionary/mission to the Chinese”。5塞兰坡（Serampore）是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座城市，现在属于加尔各答都会区的一部分。

前言

xix

形态等的影响而存在诸多偏见，有些则因文献严重不足而存在大量史实性错误，国内某些研究还因主要利用二手文献而导致以讹传讹。本研究将研究对象确定为新教传教士的汉英翻译，将时间范围确定为19世纪上半叶，结合西方基督教传播和清政府基督教政策的变化过程，对这40多年新教传教士翻译汉语文献的史实进行全面梳理，力求从宏观上对该时期新教传教士译介中国的整体状况形成一个较全面系统的认识。在微观层面，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50年代，共有17名新教传教士参与到汉英翻译的事业当中，在来华时间不长而又难以获得本土优秀知识分子帮助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从事翻译工作的？其翻译作品的质量如何？同时，笔者希望通过全面深入地分析这批传教士英译中国文献的活动，为以下问题找到答案：这一时期的西方传教士重视和吸收哪些中国文献？其认识深度如何？传播广度与效果怎样？这些译作在西方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研究力求在内容和方法上实现创新。研究内容方面，本研究将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活动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凸显其在中国翻译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为这一翻译运动建立系统性研究框架，弥补19世纪上半叶晚清翻译史在汉英翻译方面的不足，并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翻译学与史学相结合的性质，但与史学研究翻译活动的目标和方法均有不同。本研究将用相当篇幅叙述有关翻译史实以及看似与翻译不相关的史实，充分考虑翻译活动所受到的背景性影响，但又始终是从翻译学视角出发，透过外围性研究，从传教士在历史上所扮演的众多角色中剥离出其译者属性，从其翻译行为和产品的众多功能中剥离出其翻译学意义。研究方法方面，目前，研究翻译史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学科。一是翻译学，二是历史学。已有的翻译学学者研究翻译史，一般采用描述性

—xx委曲求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史论1807—1850的研究方法，研究翻译学科内部的因素，从外部史即文化史的角度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往往是描述有余而阐释不足。正如王宏志所指出的，目前的翻译史研究都只是通史研究和资料整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6他认为收集史料只是翻译史研究的第一步，重要的是对这些史料的梳理和阐释。翻译界研究翻译史的另一个弊病是内部研究有余而外部研究不足，因为外部史研究难度更大，需要研究者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需要重新调整知识结构。而历史研究中虽然没有翻译史这样的专门史划分，但许多历史学家意识到了翻译史所具有的重要研究价值。他们认为广义的翻译是从一种语言文化到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转化，因而把翻译史看作是一种文化史来进行研究，其研究目的是揭示翻译历史和翻译现象的复杂性。研究者往往把翻译史实跟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描述翻译现象之后对其进行阐释。本书尽量结合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除了研究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的翻译学科内部因素外，还将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研究影响翻译史实的宗教、政治、文化因素，在描述的基础上对有关现象进行阐释。在资料搜集上，本研究尽可能在种类和数量上穷尽所涉史料，包括翻译文本及其底本、译者信息、相关报道和研究、历史背景等一、二手资料。在史料梳理上，本研究以相关翻译理论和文化理论为研究视角，在此视角下梳理史料，对有关史料进行纵向与横向分析。本研究属于针对特定主体和特定翻译方向的翻译断代史范畴。在研究的总体思路上，采用考古式的“观察法”，不事先设定某种理论框架，而是从翻译的原始状态出发，尽量不带成见地观察有关翻译史实的原始状态。在操作层面上，注重原始材料的挖掘、整理与解读，注意对中外6摘自王宏志于2009年6月21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阅读中国翻译史’：第一届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所作题为“翻译研究与历史研究”的报告。

前言

xxi

各家观点进行批判性吸收。通过对大量翻译文本和副文本的细读，形成了一个对全书起支撑性作用的整体观念：传教士翻译的传教旨归。本研究将自始至终带着“比较”意识，分析早期新教传教士汉英活动的特殊性。包括传教士与非传教士译者的比较、不同时期传教士译者的比较等。以其翻译的基督教旨归为主线，分析传教士群体与其他译者群体的差异；以时代变迁为背景，分析此阶段译者与其先行者与后继者的差异。本研究希望通过这样的观察与分析角度，较充分地发现研究对象的区别性特征，进而凸显其特殊价值。另外，本研究将尽力注意分析与解释的历史基础，不以“今天”的、“世俗”的眼光衡量和判断这批传教士的翻译行为。尽可能地想象置身于那个历史时代，体认其传教士身份，对其所译之作、所持之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陈寅恪，2001）。本书得以完成的史料基础主要有19世纪上中叶出版的传教士报刊，如《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印中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传教先驱报》（The Mission-ary Herald）、《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基督教观察家》（The Christian Observer）、《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等；有档案材料，如美国美部会档案（ABCFM Archives）、《筹办夷务始末》等；有相关传教士如马礼逊、裨治文、米怜等人的传记、书信、日记等；还包括其时在华非传教士西人所著回忆录，如《广州番鬼录》（Fan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和《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等。本书最重要的研究资料自然是这批传教士所发表的中国文献英译本。书中所统计、分析的翻译文本，除极个别暂时无法获得者外，笔者尽最大努力做到“亲见”，以期尽量保证所做统计和分析的可靠性，从而避免以讹传讹。以上史料包含着大量可资翻译研究者利用的珍贵素材。本研究能够

—xxii委曲求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史论1807—1850挖掘利用的内容，仅为九牛之一毛。对本书的出版，笔者怀有抛砖引玉的期待。本书因侧重系统整理和宏观分析而难以详及个别译者和单部译作，而第9章对林则徐照会维多利亚女王文书的个案分析，是笔者在早期传教士英译中国文献微观研究方面的一个尝试性努力。期待有更多的学者能在这一方向上做出更有成效的努力，并希望本书所勾画的概貌、所整理的清单能起到一定的向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