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脉络
——兼谈双重脉络化的理念与实践
回顾自己的文字生涯，可看出我的译者身份其实远早于学者与作者
的身份： 第一本译著出版于19 年，正式发表论文是在19 2 年，第一
本学术专著则出版于2000 年，在台湾的一般中文读者中，知道我译者
身份的人可能远超过知道我学者与作者身份的。面对这种情形我非但不
以为憾、为忤，反而引以为荣，因为毕竟对外文系出身的人来说，从事
翻译工作既是专长，也是本分。
我以双重脉络化为切入点，并结合实作经验，陆续在不同场合发表
相关论文，部分成果就是眼前这本《翻译与脉络》。本书绝非抽象的翻
译论述，也不是一般的译评或译论，而是结合了多年实务经验的学术反
思，落实于特定议题、文本及脉络的探讨，并特别拈出“双重脉络化”
(dual contextualization) 一词来形容我的翻译理念与实践。如果说这个研
究取向符合“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或晚
近学术界对译者的角色与地位之重估与提升，那我欣然欢迎这种巧合，
并深感吾道不孤。
本书总共收录六篇论文和一篇附录。第一篇《译者的角色》试图为
在跨语言、跨文化、跨疆界的沟通和移转中，一向扮演着不可或缺之角
色的译者重新塑造形象。往昔对译者的观感及论证偏向于消极、负面、
被动，以致出入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译者，经常不是被斥为行事“过”
前言
翻译与脉络(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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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及”( 有时“两罪并发”) 的违逆者，就是无人闻问、视而不见
的隐形人。本文针对意大利名谚“Traduttore, traditore” (“翻译者，反
逆者也”) 加以“翻译”“反逆”，以理论与实务来印证译者其实具有颇
为积极、正面、主动的意义。译者由于不同的主客观条件、目标、策略
以及涉入程度的深浅，扮演了中介者、沟通者、传达者、介入者、操控
者、转换者、背叛者、颠覆者、揭露者/ 掩盖者、能动者/ 反间者、重
置者/ 取代者、脉络化者、甚至双重脉络化者的角色。译文既是译者存
在的最佳证明，也见证了他的诸种角色，而译者在代表/ 再现原作( 者)
的同时，也代表/ 再现了自己。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因素，经典文学透过翻译而跨越时间、空间与
语言的障碍，感动异时、异地、异语文的读者，是促成异质文化沟通
与了解的重要途径。第二篇《翻译· 经典· 文学——以Gulliver’s Travels
为例》是有关“双重脉络化”翻译理念的实践，以具体的例证来说明
我在译注英国文学经典《格理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 时所遭遇的困
难，以及这本书被中文读者接受的情况。全文分别从文字、文本、文学、
文化等四个层面来检视这部经典作品原先的背景和中文翻译历程，并分
享我译注这部作品的经验与心得。此文结合了翻译理念与实践，读者也
可从这些例证中进一步体认译者所扮演的角色、译者与原作( 者) 的关
系，以及译者如何借由各种方式来再现内容繁复丰饶的文学经典，使其
获得新生，并透过译文印证自己的存在。
综观《格理弗游记》一书在中文世界的流传史，便会发现在目前的
白话译本风行之前，最著名的是林纾与人合译的《海外轩渠录》(1906
年)。中国翻译史源远流长，但有心于大规模文学翻译且影响深远的，
清末的林纾称得上是第一人。林纾乃桐城派古文名家，虽不通晓外文，
却与人合译文学作品近1 0 部，风行一时，确为中外翻译史上的一大异
数。第三篇《翻译· 介入· 颠覆： 重估林纾的文学翻译——以〈海外轩
渠录〉为例》既将林译置于清末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与救国的时代氛围中，
也引用林所撰写的该书译序，并指出译文中的误译、漏译、添译、改译，
以彰显林纾在中国历史千百年来这一大变局中的艰难，甚至尴尬处境，
vii
前言
并如何借着“介入翻译”及“翻译介入”来表达译者的微言大义。全文
借助晚近若干翻译理论所提供的视角，落实于具体的文本分析，并将林
译置于更宽广的脉络，探讨在中外对抗的情境下，林纾如何借着翻译而
介入并颠覆，甚至自我颠覆，以及翻译在文学、文化、历史、社会、政
治等方面所具有的传达与反抗的意义。
如果说林译反映的是清末译者所面对的情境，那么“冷战”时代
的文学翻译则具有不同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意义。第四篇《“冷
战”时代的美国文学中译——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学翻译与文化政治》
一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空缺，从“冷战”时代的历史脉络，探讨此系列
文学丛书之肇因、内容、参与人士及成果，除运用相关资料之外，还针
对当时参与其事者、译者及相关学者进行访谈，并参考翻译与文化理论
加以观照，以深入探究文学翻译与文化脉络的关系，见证了文学翻译在
特定时空下的文化政治，以及其超越一时一地的普遍价值。
今日世界出版社的译丛选书之精、品质之高、数量之多、制作之
佳、发行之广不仅独步一时，译者群更囊括了当时港台著名的译者、作
者、学者，其中之一就是张爱玲。张爱玲身为中文作家的成就早已广受
肯定，相关研究层出不穷。然而，她的译者身份，尤其是作为美国文
学中译者的身份，却一直被忽略，甚至连她的中文“全集”也到20 世
纪90 年代才将译作纳入，但仍有缺漏或讹误。第五篇《含英吐华——
析论张爱玲的美国文学中译》延续前一篇论文所提供的历史脉络与架
构，落实于“译者张爱玲”之研究。结果发现，中英文俱佳的张爱玲，
她的翻译生涯主要是在其香港时期(1952—1955)，而且是在美国新闻
处支持下进行的，与《今日世界》及今日世界出版社密不可分。她的
译作不仅涵盖了该社文学系列中的多种文类( 小说、诗歌、散文与文
学批评)，而且与她的中文创作密切相关——若干作品甚至先以英文撰
写，再翻译、改写成中文。本文便是探讨译者张爱玲的多重面向，尤其
着重于她身为美国文学中译者的角色和其译作的特性，并予以适当的
评价。
第六篇《理论之旅行/ 翻译：以中文再现Edward W. Said——以
翻译与脉络(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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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lism 的四种中译为例》运用萨义德“理论之旅行”“他者的再
现”和米勒（J. Hillis Miller）“理论之翻译”等观点，来探讨近年两岸
三地对后殖民论述大师萨义德的代表作Orientalism 之中译，以此一具
体事例说明处于不同文化生产脉络中的译者，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与策略
来翻译、再现萨义德——小从一字一词的中译（如书名或原作者之名），
大到整本书的呈现方式。这种种不同的翻译与再现，显示了翻译这一行
为中的衍异、歧出与难以预测，也反映了不同脉络里的中文译者之意图、
目标、能力与策略。原文透过不同的译者而得到不同的新生或来生，而
扮演着再现、中介、沟通、传达、注释、评论甚或颠覆等重要角色的译者，
也透过翻译获得额外的生命。至于代跋《我的翻译（研究）因缘》则以
个人化的笔法来诉说自己的际遇，以及如何从切身的体验中逐渐与个人
的学术研究结合，发展出自己的理念与实践。
由上述可知，笔者本人从多年的实务经验与学术研究中，逐渐发展
出自己有关翻译的基本理念，并落实于文本与脉络的探讨。简言之，翻
译与脉络之间的关系甚为紧密，而居间的译者之角色也不可或缺。没有
译者，就没有翻译；没有翻译，异文化之间就无法交流，文学与文化就
会枯萎。今天我们视为当然的许多现象，其实隐含了无数译者的默默耕
耘与奉献。
记得在研究所读一年级时，美籍李达三(John Deeney) 教授就勉励我
们这群处于中英文之间的青年学子：“如果要当一座桥梁，就不要害怕
别人践踏。”这句话我30 年来谨记在心。本书之所以取名为《翻译与脉
络》，除了前述种种理由及实例，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强调翻译并不局限
于孤立的文本，更要带入文化与脉络。身处于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译
者，除了“不要害怕别人践踏”之外，更应尽量发挥“桥梁”的功能。
因此，本书对“双重脉络化”再三致意，而要达到这个充分沟通与传达
的目标，必须各方重新认定译者积极、主动的角色，同时译者也要摆脱
“翻译者，反逆者也”的刻板印象，重新形塑“翻译者，变易者也”/“译
者，益者也”的形象，因为透过译者的努力，文本不仅易“文”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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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而且更易为人亲近、接受。此外，我们也该强化“译者，益者也”的形
象，因为译者不仅在细读、翻译中获益，也透过翻译让作者与读者受益，
并增益译入语的文化。而致力于异文化之间的交流、了解与互惠的翻译，
也就成为值得有心人投入的毕生志业。
2016 年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