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与being相关的讨论中，我被称为“一‘是’到底论”的

代表，人们对我提出了许多问题和看法。本书回答了许多见诸文字的质

疑和批评，使关于being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得到深化。这里，

我想就几个私下交流中遇到的问题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在我看来，它们

与being相关，也很有趣。

being应该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这一观点似乎得到越

来越多人的赞同。常有人对我说，总体上可以理解这种看法，也认为它

有道理，但是总觉得它还欠缺些东西。对熟悉的人我常笑着回答：“就

是欠缺些与你知识结构中有关‘存在’的认识对应的东西。张无忌在给

周芷若输入九阳真气疗伤的时候，不是总觉得她体内有一股怪异的内气

在与自己的真气抗衡吗？！”这话是说着玩的，不必当真，但是却隐含

着我对国内学界的一个认识。

中国人学习哲学，总是从阅读中译著作开始的。由于being译为“存

在”乃是普遍现象，因此当一个人真正步入研究阶段的时候，他或她已

经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积累了许多有关存在的理解和认识，“存在”一

词甚至已经成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用语。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不断

学习和研究的深入，能够认识到“是”这个译名有道理而“存在”这个

译语有问题，这本身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接受一“是”到底

论又谈何容易？！因为“是”与“存在”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且

不说抛弃甚至铲除多年形成的知识积累在情感上有多么难以接受，需要

做出多么巨大而持久的努力，至少在这一过程中，已有的知识结构一定

会时时处处以不同方式顽强的抵抗。不仅如此，现有的中译著作仍然在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培养和造就未来的哲学研究者，而在他们身上，

上述感触和困惑以后依然会同样出现。所以，“欠缺”感是正常的，是

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有这种欠缺感没有关系，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它。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积累，这是长期学习所形成的，

也是宝贵的。但是一个人应该努力使它成为促进自己学习进步的要素，

而不要让它阻碍自己的发展。

有许多人对我说，那些中译著作大多出自名家啊！他们也都留过学

呀，有人还有学位。怎么可能他们关于being的翻译和理解都错了呢？！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也许很自然，却是典型的诉诸权威或诉诸大众。由

于涉及译者，通常我不发表意见。应该看到，西方学术进入我国的历史

并不长，西方哲学引进的时间则更短。因此就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而言，

国内的基础其实非常薄弱。更何况西方哲学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的学科，

涉及多种语言文字的使用，集西方科学、思想、政治、宗教、语言等交

织的大成，经历了从一体到众多科学的分离，因此西方哲学是一个独具

特色的学科。西方哲学自身又有形而上学与其他哲学之分。形而上学被

公认为是难懂的，形而上学著作也被认为是最难懂的，而being问题恰

恰属于形而上学。想一想，在不长的历史积累上学习形而上学，在完全

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理解being，难道真的会没有问题吗？同样是学习

和研究哲学，或者自认为或自诩是学习和研究最正宗的哲学，难道理解

并把握的真的就是形而上学吗？

而就译者个体而言，在早期没有中译本的时候，他们在学习过程

中一定积累了许多中国思想文化的东西。那里可以有“存在”，可以有

“有”“无”，但是不会有“是”。而中译本出现之后，如上所说，他们在

学习过程中一定会积累许多有关存在的认识。这些术语及其形成的概念

和认识都会影响甚至支配他们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他们相互“参照”，

不断重复和加深这样的概念和认识。此外，一些人学习西方哲学是从翻

译外文著作入手的，还把这看作进入西方哲学的途径，有些翻译甚至是

为了读懂它。这样，许多译著并不是研究的结果，而是学习的产物。译

者最后以译著而名家，因为名著传播了译者的名字，但翻译中的问题也

随着译著深入人心。一个人第一次把自己的翻译变成印刷符号的时候，

他或她可能还会有些沾沾自喜。但是对翻译中的错误，他或她并没有清

楚的认识，甚至没有意识。翻译还会继续，由于各种原因，也许第一次

翻译错了，以后永远都是错的。我是研究者，也做过翻译。我懂得翻译

的艰辛，也尊重译者的工作，但是我知道，诉诸权威或大众绝不能成为

考虑being的依据。

有人曾对我说，你的观点是颠覆性的，大概不会被人接受，尤其是

不会被译著等身的人接受。这话说得直白，有些一针见血。being是西

方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它的翻译若是错了，改正起来确实代价很大，一

如梁存秀先生所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我的工作除了使人认识到应该

如何理解being之外，似乎还会使人隐隐感到：已有的理解要重新理解，

已有的翻译要重新翻译。假如这确实会得罪一些人，那么借用达米特的

话说：“我不道歉。”在这一点上，我敬佩王太庆先生和汪子嵩先生，他

们晚年的工作表明，他们实实在在地在重新翻译和重新理解西方哲学。

近年来在开会和讲学时常有人问我，还在研究being问题吗（哪）？

（！）有人表现出关心、关注，也有人透着调侃。有人对我研究being多

少有些不理解。在他们看来，你研究逻辑，也研究分析哲学，而being

的研究属于形而上学，后者似乎与逻辑没有什么关系，至少与分析哲学

没有什么关系。对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1992年，我在相关研究中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叫《“是”的逻辑研

究中》。我常说，being乃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核心概念，也是他形而上

学的核心概念，二者字面上就是相通的。因而在有关being的研究中，

逻辑与哲学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看不到这一点，形而上学研究是不得

要领的。2003年我出版了《“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一书，

明确使“是”与“真”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清晰的思路。在

传统哲学中，“是”与“真”体现了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二者又可以

是对应的，因而人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去探讨形而上学问题，当然我们

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形而上学。这个思路提供了一条理解形而上

学的新的有益途径。新，指的是它与以往“存在”和“真理”的理解不

同，后者不仅有问题，而且相互无法产生联系，至少字面上看不出有什

么联系。有益，指的是它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西方哲学。不仅有助于

我们理解传统哲学中有关being的讨论，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分析哲学

中有关truth的讨论，比如，为什么传统哲学中being是核心概念，而在

分析哲学中truth是核心概念？不仅如此，这一思路还有助于我们理解

整个哲学史一种从being到truth的发展和转变。因此，有关being的研

究不是单纯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正是从being

与truth的联系之中，可以看到西方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和主线，

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

有人对我一直研究being问题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being有系词

含义和存在含义如今已然众所周知，将它译为“是”还是“存在”也已

经说得很清楚了，因此没有必要再讨论了，或者，哪里还有那么多东西

可以讨论呢？我对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也是不以为然的。在《“是”与

“真”》一书中，我明确阐明，在西方哲学讨论中，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

理解being，应该把它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并且应该把这样

的理解和翻译贯彻始终。不仅如此，我还强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

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认为亚里士

多德的《形而上学》难懂，国内学界许多人也认为分析哲学难懂。在我

看来，它们之所以难懂，在很大程度上与“是”与“真”相关，与对它

们的理解相关，与讨论它们的方式相关。所以，我不断重申上述看法：

这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既然这是形而上学主线上的问题，是核

心问题，既然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当然应该持之

以恒，而不是浅尝辄止。在我看来，这些年来国内学界关于being的问

题有了一些讨论和认识，取得一些进步，但是远远不够，还有大量工作

需要我们去做。我认为这一工作是值得的，因为“是”的问题归根结底

乃是与“真”相联系的，“是”与“真”的问题乃是十分有价值的哲学问题，

对它们的理解也是一个检验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的尺度，因为正像我以前

的书名所说，它们是形而上学的基石。

最后说一下，一“是”到底论不是我提出来的，是人们对我的观点

的称谓。以前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只是借用它。记得有一次在讨论中，

我强调自己的观点乃是“对‘是’的理解贯彻始终”，王晓朝兄直言：“你

就是一‘是’到底论！”好的，就一是到底论吧。

感谢清华大学文科出版基金的支持！

感谢《清华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求是学刊》《哲学分析》《世

界哲学》《经济·科学·社会》《云南大学学报》《哲学门》等刊物！它

们发表了本书的部分内容。

衷心感谢北京书生研究中心！多年来它一直资助我的学术研究，没

有任何要求，不求任何回报。

衷心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所有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劳的同志！

作者

2016年1月清华荷清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