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传统住屋及聚落隐含的社会与文化价值、意象及观念的研究，广泛见于多个相关学科领域中。学者们针对各种研究主题引入特定的标签，如“乡土的”（vernacular）、“本地的”（indigenous）、“原生的”（primitive）、“部族的”（tribal）、“民俗的”（folkloric）、“通行的”（popular）、“匿名的”（anonymous）等。无论如何，尽管无法找到一个能够涵盖一切的恰当标签，并不妨碍我们将这些住屋和聚落归入同一个分析类别。以上这些针对特定建筑和空间的标签有一共同特点：它们皆描述了一个随着某个社会中足够多人

的采纳而形成一种常规做法的过程。

鉴于此，我们不妨使用一种最广义的“传统”概念来涵盖以上所有标签。这个词在当下这个时代或许会很适用，因为学者们逐步发现，对于这类并未经历任何专业审美判断、生发于日常经验的建成环境的研究，是一项跨学科、跨文化的任务，与科学、医学或工程领域的研究皆不相同。1“传统”一词亦可恰当地描述一个代际传播的核心价值体系。“传统”是关乎过程的，因而它异于“本土”或“乡土”这些概念——后者只为描述住屋的源头或是建造的方式。2

理解传统建成环境有多条路径，包括人类学的、建筑学的、考古学的、行为学的，还有结构意义上的。各个学科采取不同的视角，分析人类建造住屋的方式和途径，以及构思这些环境的过程中涉及的象征主义和实用思维。这些各不相同的路径各自强调诸如文化、宗教、气候、安全、经济条件、社会结构、性别关系等因素，这些因素塑造抑或改变了建筑形式。

传统住屋和聚落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并非新近之事，早在19世纪初就随着摩尔根①（Morgan）和摩斯②（Morse）的研究工作而开始。320世纪60年代，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策划的著名展览“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及其同名著作，进一步推动了传统建成环境研究的普及。4鲁道夫斯基试图将这类建筑史学家避之不及的非正规、非正统建筑纳入一个类别框架之中。他指出，建筑史学家所追逐的目标往往过于狭隘，建筑和设计史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偏见——在社会层面偏向于富裕和权势阶层的建筑，在政治层面则偏向于西方的建筑。他进而强调，建筑师参与设计的建筑仅是建成环境中的沧海一粟，而其他大部分建筑皆为普通人、普通社群的非职业作品。同时他试图阐释，这些“无师自通的建造者”如何展现出让建筑融入自然环境的天赋，而非狂妄地试图征服自然。鲁道夫斯基的展览中有一个案例是西非的多贡人聚落。从鸟瞰照片来看它形如废墟（图0.1），而镜头拉近后，便可发现它其实是个由平顶住宅及茅草屋组成的村落（图0.2）。由于缺乏任何大型建筑、车辆甚至是街道，这个村落在外行眼中仿佛是一种最原始的聚落形态；但鲁道夫斯基辩解道，深入的民族志调查已揭示，它是一个精细复杂的文化结构的产物，只是这种文化与西方人所熟悉的完全不同而已。

接下来的十年，该研究领域进一步发展，一批重要作品陆续出版，包括阿莫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的《宅形与文化》（1969），恩里克?基多尼（Enrico Guidoni）的《原生建筑》（1978），保罗?奥利弗（Paul Oliver）的《世界住屋文化》（1987）。这类作品的顶峰是保罗?奥利弗主编的鸿篇巨著《世界乡土建筑百科全书》，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

1988年，作为对这一勃兴学术研究的回应，我联名发起了第一届传统住屋和聚落国际研讨会。本届会议中，我们宣布成立“国际传统环境研究会”（IASTE）。该协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跨学科平台，让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者交流思想，讨论方法和路径，分享关于传统的研究发现。与其他致力于推动某特定学科发展的学术团体不同，IASTE所关注的是如何从相对的、跨文化的、跨学科的视角，理解作为文化习俗（cultural conventions）之表达的传统住屋和聚落。它的目标是成为所有研究乡土、本地、日常和传统环境的学者的庇护伞。

协会成立以来，我已清晰阐释了IASTE的观点，即传统不应被视为历史留下的固态遗产，而是一项基于当下、重释历史的动态工程。过去逾25年，在很多同事的帮助下，我主要通过两项活动来推动建立IASTE的事业：一方面是撰写每届双年会议的摘要征集文；另一方面是主编协会旗下的半年刊物《传统住屋与聚落评论》（TDSR）。

IASTE会议主题的发展帮助定义了协会工作的重心，在此值得回顾。第一届会议于1988年4月在伯克利举办，会议编辑出版了《住屋、聚落与传统》（Dwellings, Settlements and Tradition ）一书。会议探索了住屋和聚落的定义与内涵的多元性，指向一种开放性的传统定义。尽管很难将传统限定在一个狭隘、统一的概念之下，但本书的共同作者大致勾画了研究传统环境的独特方向，尤其论述了研究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至今，本书已成为大量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推动探讨了传统在空间与场所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

1990年会议也在伯克利举办，这一次我们质疑了方兴未艾的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二元论，甄别出多条可通过两个世界的相互联系以影响建成环境生产的路径。1992年会议在法国巴黎举办，试图通过探索乡土建筑的文化生态以解决发展与传统二者的矛盾。1994年的突尼斯会议审视了传统中的价值相关主题，反思了传统环境研究的作用。1996年会议回到伯克利举办，讨论了身份认同与传统的关联性，以及全球化对建成环境形式的影响，并反思了我们阅读传统的能力。

1998年的会议在埃及开罗举办，标志着协会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它试图讨论一个全球性现象，我将其命名为“制造遗产/消费传统”（Manufacturing Heritage/Consuming Tradition）。这个主题来源于人们对遗产地日益商业化的忧虑。会议同时出版了同名书籍，该书作者试图

从全球旅游的视角研究传统。该书聚焦于像移民、旅游、文化交流这些活动如何改变当地社区对传统及其实践的理解。它展现了新涌现的“再本土化”（relocalization）趋势如何颠覆了那些将传统视为遗产的假设，以及建成环境如何在全球消费经济中被打包出售。此外，我在本书前言提出，不再将传统假设为一个原生独立社群的原真性产品之后，我们方可更好地理解传统如何被想象、发明、分类、打包和销售。我的结论是，我们在观察建成环境时，不能再将实体性（physical）和原真性（authentic）视为牢不可破的靠山。此外，将传统与身份认同及场所联系起来将越发显得问题重重。我认为，城市化过程将作为一片竞技场，在那里，地方文化的特殊性与其试图调解全球霸权的努力会持续交缠。

后来我为2000年意大利特拉尼会议制定的论文主题——“传统的终结？”（The End of Tradition?）似乎是对即将到来的“9?11”事件的预言。那届会议的许多论文演讲都批判了“文明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范式，并通过建成环境研究预言它带来的文化潜话语。这届会议并未如部分人预想的那样，宣判传统的终结。但是，这个疑问句仅仅指向作为传统本质特征之一的原真性的重要性的衰弱。这次会议后出版了同名论文集《传统的终结？》。我开始对传统的终结这一概念进行反思，梳理了近期与历史、意识形态、乌托邦和民族国家的终结相关的文献。我提出，传统的终结并不一定意味着传统的死亡；相反，理应终结的是我们这样一种假设——即传统是在代际之间传承的原真性（并因此而具有价值）的理念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