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 书 总 序
广西地处西南，依山傍海，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其独特的
文化景观。从古至今，广西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发展，并在历史的
潮流中吸取异质文化的元素，显示出多元和开放的特点，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建筑、聚落、戏剧、宗教、习俗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诞生了一大批优秀华侨以及国内外著名的文化巨匠，也留下了形态
多样、保存完整、内容丰富、数量巨大的文化资源。因此，对它们
进行保存、整理、挖掘、提炼，加深对广西文化内涵的研究，从而
更好地延续传统、迈向未来，无疑是一项具有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的工作。
广西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对外交流与贸易频繁
且深广。近代以来，广西又是华侨之乡，大批的桂籍人士远渡重洋、
打拼创业。他们传播了广西文化，推动了中外语言文化交往。深入
研究地方文献，还原这段历史，一定能够增进广西与海外广大华侨
的情感联系和心理共鸣。在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对中国文化产生
过重大影响的桂籍名人辈出，其中像马君武、王力、秦似、梁宗岱、
王宗炎等都是广西地方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的思想资
源长期未被区内外的研究者重视。如果我们对这些大师的翻译、创
作、言论等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进行全面、深入地挖掘研究，以指导
现实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
日前，国务院批复了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这对于该地区包
括文化和教育等内在的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大利好。处在全球化和
资讯迅猛发展的时代，“越是地方或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21 世纪，
中国各省、区、直辖市都在向内深挖文化资源，向外传播文化精华
和发扬当地族群性格，建立认同，寻求发展。在不进则退的严峻形
势面前，我们要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文化强国建设”为指导，努
力发掘、保存、整理、研究和阐释地方语言、文化和传播资源，然
后推向世界。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
语言、文化和传播紧密联系，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统一体，其中
语言是载体，文化是客体，传播是渠道，因此只有通过传播，才能
使东西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成为可能。有鉴于此，如果我们通过对广
西境内及广西籍人士开展的欧美语言、文化、翻译活动的挖掘和深
入研究，从中可以发现早期广西先贤如何弘扬民族文化，引进西方
文化思想，进而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做出巨大贡献的心路历程。
同时，以外国语言、文化、翻译传播研究为契机，将广西地方文化
与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联系在一起，进而将广西推向世界。
广西民族大学拥有广西高校中唯一的外国语言文学博士点，也
是全国民族院校中唯一的外国语言文学博士点。学科队伍结构合理，
研究方向齐全，目标定位科学合理，建设规划目标明确，切实可行，
在学科建设过程中紧紧围绕学校“民族性、区域性、国际性”三性
合一的办学定位，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方面都能很
好地结合民族性和东盟地区的特殊性，服务广西社会经济发展和对
外交流，同时服务国家战略。不断强化区域与国别研究、语言学、
外国文学与文化、翻译与传播几个核心学科方向，并不断拓展新的
学科领域，成功培育了比较文学 译介学、外国文学与文论、东南
亚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研究等特色学科方向，极大推动了学科的内
涵式发展，在外语教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学科已由原来的外
国语学院发展成为外国语学院和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两个学院，外
国语学院侧重欧美国家的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东南亚语言文化
学院则侧重东南亚语言、文学、文化研究。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决定编选“外国语言文化传播研究
丛书”，旨在结集本团队成员近年来有关外国语言文化传播研究相
关成果，同时也吸纳海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的优秀成果。入选作品均
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有较强的原创性和鲜明的特色，研究方法具
有可操作性，深层次揭示了外国语言文化与传播的本质。本丛书为
一套开放性丛书，除收入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成员的成
果外，也收入国内外同仁的优秀研究成果，所收著作须经丛书编委
会评审通过。我们期待本丛书的编选和出版能够为打造学术精品、
推动我国外国语言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起到积极和实际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70 年来，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学的
译介与传播引发各方广泛关注。毋庸讳言，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
传播，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话语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近
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
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
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中国文学在域外的译
介与接受，因此渐成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译学界的研究热点。（许
钧，2018a ：109）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还存在碎片化研究普遍、
系统性研究缺失；理论研究普遍、实证研究缺失；规定性研究普遍、
描述性研究缺失；同质化研究普遍、创新性研究缺失等问题和不足。
然而，在有关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研究领域，有一位研究者引起
了我格外的注意。近十年来，他一直在努力探索，而且在有关的研
究中不断带给学界一些新的思考。他就是我在南京大学指导的第一
位博士后、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胡安江教授。安江和我的结缘是在我
去川外的一次讲学过程中。讲学期间，我做了一次面向全校师生的
学术讲座，讲座结束后，一位戴眼镜的青年学者连续向我提出了三
个问题，问题很尖锐，也很有学术性，让我对这个年轻学者的敏锐、
严谨和好学刮目相看。因此，当他在张佩瑶和区鉷两位教授合作指
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并向我提出进站申请后，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在南京大学的两年里，我带着他，一同走进傅雷的翻译世界，一同
踏入诺奖作家勒克莱齐奥的文学世界，后来我们又一同跨进中国文
学走出去的大千世界。安江的好思、勤奋和专业，不仅给我，也给
我身边的南大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安江在出站之前应我邀约撰写的《中国文学走出去之
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应该是
他从事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的起点。这篇文章发表在2010 年《中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
国翻译》第5 期，迄今为止在CNKI 的下载量有一万余次，转引量
也高达450 余次。以此为基础，他不断努力，就中国文学的对外译
介与传播进行了具有系统性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这
些成果中，不仅有关于译者模式、翻译策略、市场机制、翻译选材、
目标受众等核心议题的理论思考，而且也有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毕
飞宇、刘震云海外译介的个案研究。不仅有定性分析，也有大量的
定量分析。不仅涉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史进程和当下现状，也涵
盖了走出去与请进来、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疏离与对话、市场与
文学、中国想象与想象中国、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文学价值与商
业利益、古典与现代、多元语境与文化互动、现实途径与未来愿景
等多个重要议题。这些成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在翻译学及传播学途
径上做了有益探索，值得积极肯定。
此外，这些研究成果以大量的事实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当前中
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现状以及在西方存在的事实性歧视，进而讨论
了肩负中国文化复兴使命的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焦
虑、压力、机遇、挑战、问题和出路。这些研究成果，展现了安江
敏锐的学术眼光、开阔的学术视野。其研究有观点，有分析，有理
论的深入探索，也有对策性的积极建议，因此在学术和应用的两个
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如他在研究中明确提出“ 中国文学走
出去应当建立起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文学传播机制，同时着力培养职
业化的翻译专业人才队伍，以及建立健全选、编、译、校、用一体
的翻译项目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文学代理人体系，建立健全职业出
版经纪人制度，建立健全语言服务的政策保障机制，从而在国家、
市场、出版社、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架设起良好的互动交流平台”；
以及“尊重译入语文化传统和目标读者可接受性的归化式译法”和
“建立语际互文关系的话语传播模式”。他的这些观点和建议引发了
学界的广泛关注、讨论和探讨。
正是在这一领域的十年执着与坚持，安江有了难得的学术建树，
其相关研究得到了国内同行的一致认可和学界的积极反响。2017 年
7 月，安江和我一道出席了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首届外国文学
与文学翻译研究新思路青年学者峰会”，他应邀在会上做主旨报告，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会后不久，《文学报》便发表了资深记者、首
席评论员、专栏作家傅小平的署名文章：《翻译“文学”还是翻译
“中国”》，作者用了几乎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安江在上海师范大学有
关《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思考》的大会主旨发言。随后，
中国作家网、新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搜狐网、社会科学报、中
国翻译研究院等多家知名媒体和机构纷纷跟进转载他的观点和见
解，中国文学走出去及对外话语传播等相关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而在刚刚过去的2018 年，我向有关部门倡议编写《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一书，安江主持撰写
了其中的“中国文学走出去与中译外研究”一章。与此同时，我在《中
国翻译》主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翻译研究笔谈”，我又请他
撰写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就与反思”一文。他
在文中提出的“四个调适”等观点，我都非常赞成。目前，我可以说，
他已经成为该领域研究最活跃的学者之一。我由衷地为他这些年来
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
当然，就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研究领域而言，尤其是在当下的
非线性译介与传播语境中，各个话语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极其复杂，
因而往往会导致非预期的文学译介与文学传播效果。在设计和评估
中国文学走出去时，现有的关注往往看重翻译与传播的力度与规模，
所论也多集中于翻译与传播的过程考察，而对翻译与传播的效率、
效果、效益、功能、影响与机制却疏于系统的研究。毫无疑问，对
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效能、影响与机制的考察，是检验中
国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话语影响力的枢纽与关键。其次，当下的译介
研究还应该要有明确的理论诉求，对翻译的主体、翻译的价值、翻
译的伦理有进一步的研究，尤其对翻译活动的历史性和复杂性要有
更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拓展研究路径，丰富研究方法。通过
译介研究，一方面深化翻译理论建设; 另一方面为中国文学界拓展
研究视野，通过“异”之镜，丰富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认识。（许钧，
2018a ：117）因此，我很期待安江和其他研究者在未来能紧密围绕
这些问题及方向展开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不断推进该领域的学术
探索和对策研究，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
传播机制。
不言而喻，如何针对理论和现实问题，拓展研究途径，积极回
应国家的战略需求，有效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是学术界要
着力思考与解决的重要课题。（许钧，2018b ：126）因此，我也很期
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
待年轻一代的学者能携起手，共同推进中外文学文化的译介与传播、
交流与对话，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
自己的力量，这也正是我们建立“中华译学馆”的初衷和宗旨：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以中华文化为根，译与学并重，弘扬
优秀文化，促进中外交流，拓展精神疆域，驱动思想创新，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建积极贡献。
是为序1 、2。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2019 年3 月18 日于金陵黄埔花园
1 许钧. 试论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理论思考与探索路径——兼评《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
译介与接受》. 中国比较文学, 2018a（01） 109-118.
2 许钧. 中外交流 文化互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勒克莱齐奥的交往与对话. 外语
教学与研究, 2018b（01） 126-132, 161.
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是必经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与深入，中国文学也得到越来越
多的译介。客观而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进程中，
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引发各方广泛关注。从广义上讲，中国文学走
出去指的是小说、非虚构、诗歌、戏剧、散文等各种文学体裁的海
外传播，而狭义的理解则专指历朝各代文学典籍的对外传播。在当
下的话语语境中，中国文学走出去所论及的主要还是中国现当代文
学作品走出去的问题。
一、 演进与困扰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目前的论述大多溯至19 世
纪末20 世纪初中西文明交汇之际。毋庸置疑，翻译作为“秩序重
建”“追求新知”的价值与功能在此文化转型期必然得到最大程度
的伸张与强调。在寻求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这一进程中，中国文
学对于现代性的迫切诉求也臻于巅峰。事实上，1902 年清政府即在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设立文学科，从而树立了现代意义的“文
学”概念；而1904 年时任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林传甲（1877— 1922）
即已编写了《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随后的1917 年
文学革命、1919 年“五四”运动更是使得中国文学步入“现代化”
轨道。如果按照“文史互证”“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中国文学
史观，那么现当代文学无疑是现代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投影，或者说
现当代文学的出现与新国家、新社会的生成休戚相关。换言之，中
国现当代文学话语与中国国家话语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内在共
生关系。在此意义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建构载
体，已然百年有余。但从总体而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处于走
向世界现代文学体系过程中的转型期”（陈剑晖、杨春时、宋剑华，
1995 ：1），也是“实现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杨义， 1995 ： 1）。
因为处于走向世界现代文学体系过程中的“转型期”，所以中国现
当代文学无论文学观念、形式技巧还是思想内容都深受俄苏与欧美
等域外文学的多重影响，包括早期俄苏与欧美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德国浪漫主义的民间文学观、注重文学审美性的形式主义文学观，
以及1949 年后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而1949 年后
政治化的文学传统，直至“文革”后才被打破。随后的中国文学重
回写实主义的轨辙，文学与现实紧密结合。当下的文学由于经历“大
众化”“商业化”思潮的洗礼，呈“雅俗两极化”的趋势。
众所周知，文学的生产、消费、传播与接受，绝非纯粹基于文
本本身的艺术审美，而是包含了文本之外各种不同社会力量的流动、
博弈与协调。在此期间，文学主体与政治介入的缠绕、国家历史与
全球文明的互涉、精英化与大众化的消长、艺术化与市场化的纠葛、
大众化与商业化的共谋，均在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公共领域粉墨登场
并彼此映衬。近年来，“越界”“旅行”“世界主义”“全球化”等政
治 文化地理的观念在文学生产、消费、翻译与传播中成为打破我执、
活络各领域间对话的重要理念，从而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探讨，
文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学和翻译学等学科的合纵连
横已然成为既成事实的话题。尽管斯皮瓦克质疑“在多大程度上，
文学可以作为社会学证据来加以阅读”（Spivak，2003 ：17），然而，
强调文学的政治意义、社会功能、文献价值以及地理身份的文学阅
读与地缘认知方式，目前看来仍旧大行其道。汉学家杜博妮也曾考
察过西方读者阅读中国的心态：“对当代中国信息的普遍缺乏，使得
西方极其不正常地、严重依赖中国文学来作为其了解中国的文献资
料。”（McDougall，1984 ：xi）此外，在欧美文学研究界一度盛行的
历史学派和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热”，也坚
持对文学进行所谓的“历史阅读”与“外部认知”；马克思主义文
论更是强调：文学置于社会语境中方能得以正确理解，“文学是社
会的构成要件，换句话说，外部指称是充分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
（Hall，1979 ：2）。显然，上述的文学解读方式，在消减文学独立性
的同时，不仅使文学批评沦为经济决定论的附庸，而且导致将文学
作品视同“文献”而非“文学”。
因此，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主要语言中的译介、传播与
接受，首先须直面来自内部的传统观念与传播机制的困扰，同时须
解决全球文明视野下由于语言政治霸权和权力话语失衡而带来的各
种非生态话语语境困扰，以及“‘翻译文学’还是‘翻译中国’”的
文学社会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多重叩问。如此一来，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才能真正地为文学的生产、消费和传播
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二、失语与对话
近年来，“地域”在文学生产、消费、翻译与传播中正引起越
来越多的关注与探讨。客观而论，尽管中国文学从未停止过“走
出去”的种种尝试，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文
学多元系统或者说文学的地理学图谱中却一直居于边缘和弱势的
地位。倘若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观之，无论是
近世“中体西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还是1949 年后一度践行
的“政治驱动”的文学译介模式和国家赞助出版发行的文学传播模
式，直至改革开放以来从官方到民间如火如荼的各种主动“走出
去”热潮，可以说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方面，国人的态度不是保守
封闭，就是急功近利，而正是上述“我族中心主义”的民族心理
与文化心态导致了自近世以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百年困扰。（西
方）世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以同样桀骜的“西方中心主义”傲
慢予以回应，加之西方知识界重英语原著、轻外语译本的所谓“文
化精英主义”和“英语中心主义”，促成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
世界对于翻译和翻译作品的事实性歧视，也使得“中国文学作品不
具阅读和出版价值”（刘亚猛、朱纯深，2015 ：10）的偏见在从出
版商到读者的西方图书行业中甚嚣尘上。于是乎，尽管从未停止
过在世界主要语言中的译介与传播尝试，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
文学多元系统或者说文学地理学图谱中却一直居于边缘和弱势的
地位。
不言而喻，（西方）世界的上述“先见”与“前理解”，对于中
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而言，均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与天堑。而此间的种
种误解与背离，也使得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模式在短时间内难以成
为非华语文学经典所推崇的摹写典范，进而无缘成为世界文学多元
系统中某个值得遵从的模式与范本。
然而，国人在对待文学生产、消费、翻译与传播方面的态度
与西方世界似乎如出一辙。对于文学生产，正统文学史认同儒
家“文以载道”的文学教化观，文学创作与文学消费也一直推
崇和秉承道德、伦理与政治教化的文学社会学理念。而国人对
于“翻译”的认知，无论《大戴礼记》中孔圣人的“小辨”之说、
《国语· 周语》中左丘公的“舌人”之谓，还是早期典籍“象胥而朝”
“重译而朝”“越裳重译”的种种言说，都忠实记录了翻译和翻译者
所遭受的轻慢与蔑视，而这些翻译话语所透露的“上邦”文化心态
和“大汉族中心主义”的强权与优越更是无法掩盖。若论文学的传
播与接受，从封建王朝的轻蔑与倨傲，到近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拿来主义”威仪，直至1949 年后一度践行的“政治驱动”文
学译介模式以及国家赞助出版发行的文学传播模式，可以说，在外
来文化的接受以及本土文化的传播方面，国人的态度不是保守封闭
就是急功近利。而正是上述的诗学传统、民族心理和文化心态，导
致了自近世以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百年困扰。
反观1949 年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种种尝试与无数举措，以及当
下如火如荼的“走出去”景象，这里的“热”与前述的“冷”形成态
度上的极端反差。从20 世纪50 年代《中国文学》的创刊、80 年代
“熊猫丛书”的诞生、世纪之交“大中华文库”的设立，到2006 年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文化建设“十一五”
规划》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首度明确，再到2010 年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
译”项目，加之2014 年由中宣部指导，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
的正式启动，直至2016 年“CCTSS1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推广平
台”与“‘CCTSS—亚马逊’中国当代文学精品翻译合作项目”的
启动等，可以说，中国文学从未停止过任何一种“走出去”的努力
与尝试。但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回想一下莫言在第二次汉学家文学翻
译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把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一场运动，不
是一阵狂风暴雨，而是一桩日积月累、和风细雨的工作。”（莫言，
2012 ：11）毫无疑问，只有保持这样的态度，我们在“走出去”问
题上的所作所为才可能更加理性。
因此，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接受与翻译，需要
1 CCTSS ：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暨中国文化译研网。
深度讨论此过程中的众多繁复关系，尤其是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与世界文明、文学虚构与客观现实、本土化与现代性、艺
术与审美、娱乐与市场、媒介与读者、编辑与出版、翻译与传播、
传播与接受等多重关系的行进、流变、指证、书写与对话。而在这
张错综复杂的、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与接受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关
系网络中，意识形态、国家话语、历史书写、艺术审美、翻译场域、
大众传媒、商业市场与文化建构之间的相遇与碰撞、互动与呼应，
最为蔚为大观。事实上，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钩沉与海外传
播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追求一种对于中国国家身份的认同，
也是对于文学主体、意识形态与文化建构互动关系的呼应。它与时
代的历史需求、文明视野和政治期许息息相关。客观而论，对于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生产、消费、译介、传播与接受的考察，即已成为
国人看待历史、书写历史、记忆历史、反思历史的一种方式。与此
同时，它也成为现代中国重要的文化建构力量以及开启“中国”与“西
方”对话关系的话语平台。然而，研究者对于上述议题的考察与探
讨或习焉不察，或有意漠视，或语焉不详。
三、结构与方法
有鉴于此，本书以上述议题为关注焦点，运用翻译学、传播学、
译介学、比较文学与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相关理论视角及研
究方法，将中国文学走出去置于一个动态的全球语境下进行系统研
究，重点探讨制约与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学因素，并深度考
察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外部生态与内部环境，同时深入探索多元文化
语境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各种历时与共时问题，并立足于促进对话
与交流的终极目的，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经验和教训为参照，探
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立场与视角、症结与路径。
首先，第一章从文化史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并分析作为“边
缘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走出去”进程中所经历和遭逢的种
种现代性焦虑与事实性歧视。第二章借鉴拉斯韦尔的“5W 传播模
式”探讨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并
由此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特定内涵及实质内容等相关
议题。第三章以创刊于20 世纪50 年代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为切入点，从翻译模式、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目
标读者、传播媒介、市场机制等角度，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
所遭逢的种种内部环境与外部生态因素。第四章则从翻译学与文化
研究的视角，以毕飞宇、刘震云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为
例，探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选择、文化制衡、语言策略、出版流
通、翻译政策与文学代理人等相关议题，同时考察欧美等国在对待
异质文化时的接受心态与翻译取舍等诸问题。第五章以寒山诗英译
本的经典化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实践为研究对象，从描
述翻译学的相关理论视角，探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两类典型个案，
并从中反思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学途径及文学传播前景。第六章
则以中国翻译话语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为关注焦点，从
促进对话与交流的宏观视角，深度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可以从中参
考与借鉴的观点与视角。第七章从宏观视角出发，重点分析制约中
国文学走出去的诸种症结，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与中译外研究的现
状与空白、思路与脉络。余语部分立足于翻译学视角，从文学生
产、消费与传播的视角，总结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实途径与未来
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