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总 序
翻译活动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已是学界之共识。仅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 翻译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性的形成。近代一些思想家，如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等，无不以翻译为利器，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改造文学、改造语言。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翻译研究大多还停留在语言分析层面，在国际上相对滞后。20世纪90年代前，有关翻译研究的论文主要探讨翻译技巧，而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更宽阔的视野来研究翻译的学术论文寥若晨星。曾经一时，人们谈中国译论，必言“信、达、雅”，谈论西方译论，离不开奈达与功能对等理论。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大量西方的翻译理论传播到中国，如语言学派、功能学派、诠释学派、结构学派、文化学派等，这些理论大大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与国际接轨。21世纪初，全球化给中国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国在读的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硕士研究生数以千计，一批翻译系、所或翻译研究中心在高校成立，西方翻译学术名著得到大量引进，翻译研究著作得到大量出版，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翻译学刊增至十种之多，有关翻译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昌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决定选编“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旨在结集出版近年来海内外有关翻译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均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有较强的原创性和鲜明的特色，有翔实的史料或语料，研究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揭示翻译的本质。本丛书所收著作须经丛书编委会评审通过。我们期望本丛书的编选和出版能够为打造学术精品、推动我国翻译与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起到积极和实际的作用。
典籍翻译的历史维度
（代序）
《中庸》为“四书”之一，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庸》的英译始于1691年，源自法语编译本，而法语编译本又源于拉丁版《中国哲学家孔子》，实际上是“四书”（缺少《孟子》）的合成本。首个英译本《中庸》的西行之路至今已有三百余年，其传播与社会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其中颇有曲折，体现了翻译行为的复杂性。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杨文地对《中庸》英译本做了全面细致的整理工作，收集了自1691年以来的各种英译本共25部，包括全译本、编译本、节译本以及漫画本等，从描写翻译学、社会翻译学和文化翻译学等多维理论视角出发，围绕译者身份、翻译与出版、论证逻辑的分析、标题和章句的翻译、译文和译者写作文本的可读性对比分析等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他选取具有文化传播开创性意义的英语首译本和最具当前文化交流价值的三个英译本，分别从哲学阐释、文化传播、诗学再现、史学追求四个方面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个案研究，在《中庸》英译本研究方面其研究可谓最全面、最系统。
概括来看，杨文地的《中庸》英译研究有几个特色：（一）力求研究语料的完整性和穷尽性。他的研究汇集了大量《中庸》的翻译史料，弥补了当前《中庸》英译研究存在的个案多但系统性不够、译本分析相对集中却对当下译本关注不足的遗憾；（二）系统探讨了翻译与出版的关系，对发行人或出版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三）在研究方法上，引入Coh-Metrix3.0在线文本分析工具，对译文的可读性提供了
客观定量的分析，对译文接受度予以量化，这种可操作性标准很有价值；（四）将三种理论维度与两重解读方法相结合，采用人文学科的多维视角，通过分析翻译史料，再现《中庸》英译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
他的研究还有如下发现：
第一，译者翻译目的与出版社宗旨高度吻合，两者都受制于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影响，具有和谐共生、互为选择的关系。《中庸》英译出版重心总体上经历了由英国向美国过渡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够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态势，与中国本土的翻译经历类似，读者只要考察出版社的译作便可判断其翻译定位、目标读者群体和翻译著作的接受情况。
第二，《中庸》英译大多数出自于学者之手。通过对《中庸》英译者的考察可以发现，自陈荣捷始，译者大多在大学任教，从事相关研究，其译作往往直接用于课堂教学。这些译者的翻译动因都与其自身职业和社会化背景相关。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需求也不尽相同，对翻译的呈现方式和关注角度存在差异，这就决定了他们理解译文的多维视域，决定了他们的翻译所表现出的学科特质。
安乐哲和郝大维从中西比较哲学的视域出发，尝试以焦点和场域的语言来建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这些观点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便与安乐哲和郝大维的教育背景、社会身份和职业特点密不可分。同为哲学家，安乐哲对中国哲学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这使得他对中国哲学有深入的了解，能认识到一般的翻译会抹杀、吞噬或扭曲中国哲学术语内涵，故他以焦点和场域来展现中国哲学术语的多重语义，以散点聚焦的方式建构中国哲学术语在英语中的概念域，体现了译者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
成的思维惯习。
作为东亚研究和比较文学学者，浦安迪的《中庸》翻译则表现了不一样的“惯习”——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源、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象征性资本、平等对待不同的文化的重要性、领悟到文化或者文学叙事的差异性，力求把这些也体现在翻译当中。他以叙事为焦点，寻求“对等对话”，尽量还原原文的叙事特征，甚至借助文体和表现形式来展现原文的叙事特点，从词、句、篇各个层次细加分析，并为读者勾勒了一幅中国传统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全景图，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叙事逻辑的把控
能力。
作为历史学家的贾德纳采用多种手段还原历史场景，注意史料的挖掘与翻译，注意原文语体的再现。在翻译中他尽量保持原文的结构，努力再现原作的风格。他的重心不仅仅为了挖掘原文的含义或者获得令人满意的解读，他最大的目标是希望在译文中还原源语读者阅读原典的方式以及经典的动态变化，因此他保留了原典的注疏，通过多模态构建与原文相关的历史场景让读者获得直观的历史感受，让译者来完成历史学家担负的社会功能。当然，贾德纳的翻译目的与其教师身份吻合。他编译的《四书：近代儒家传统的基本教义》更像一部历史教科书，事实上这就是他在历史课上使用的教材，充分展示了儒家经典的阅读背景，突出了注疏传统在阅读经典、塑造经典中的重要作用。课堂上，学生被要求通过自己的阅读和诵读来理解经典和体验经典，这是一种启发式的教学模式，这种翻译策略和手段值得我们在中国典籍的文化传播中加以借鉴。
第三，由于中英思维和篇章结构的差异，《中庸》英译在结构、论证逻辑、术语阐释等方面下足了功夫。标题及章句对把握文本思想、促进理解有重要作用。如果按照字从句比来翻译，没有相应结构的调整和逻辑关系的梳理，目标读者很难领悟原文本的魅力，译文的可读性必然大打折扣，甚至令译者望而却
步。杜维明兼通中西文化，对《中庸》的解读颇具心得，他采用的是整体阅读和逻辑解读方法，原文纷繁复杂的语句经过他之手变得条理清晰，丝丝入扣，在一个深层次上展示了《中庸》的完整内涵。当然，对于普通译者来说，杜先生的做法是不能模仿的。一般不能随意改变原文，不能做个别调整，最佳途径就是利用翻译的副文本来达到阐述的目的。在特定情形下，可以考虑采取编译转述的方式，抓住思想而放弃承载思想的原有外壳，按译入语习惯重新整理成文再事翻译，此时翻译解码和编码过程的自由度更大，但对原文精神的把握度要求更高。这是对“正统”翻译的有力补充，给读者提供了晓畅的阅读体验。这是杜的《中庸》英语编译本所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首句体现了儒家思想乃至中国哲学思想中道之体用的整体观，蕴含了“天”“性”“道”“教”等体现“道”之本原并由上至下一以贯之的概念体系，全篇思想传递的成功与否可决定翻译的成败。杨文地发现在对这些关键词的翻译中存在以下问题：由于对原文的把握不到位，导致译文与原文含义偏离；存在以西方宗教概念取代汉语典籍原有概念的行为。这种情形放在传教士历史背景下来考虑，尚有情可原，但至今仍然未得到纠正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了；关键词的翻译如果仅以拼音和汉字代之而缺少相应的阐释，会带来阅读的困难，影响到译作的接受；忽视汉字的搭配含义将导致出现的翻译错误。汉语典籍语言表达简洁，但是内涵丰富，简单字面翻译无法再现原文的丰富意蕴。
第四，阅读张力在简洁古汉语文字被翻译成现代白话文的过程中缺失。《中庸》的翻译有可能是直接译自古文，受简洁古文的影响，译文句法结构也可能偏于简化，很多深层含义在翻译中流失了，远低于正常的哲学文本的阅读期待。这很可能是许多西方哲学家轻视中国哲学的原因之一。翻译应该充分考虑读者阅读的期待，这就给我们的翻译批评提出了新的思考。为此，本书作者杨文地运用了Coh-Metrix3.0，一种较为实用的检阅译文文本阅读难易度的分析工具，它能够较为清晰客观地展现译文可读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为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提供参考和借鉴。通过这样的检测分析，译者可以根据预期读者阅读水平来适当调整译文的阅读难易度，以符合预期的阅读水平，增强了译文的接受度。在这个工具的帮助下，作者发现，编译本的阅读难度与译者自身写作的阅读难度差别不大，如1691年的编译本，就较好地传达了原著的思想，达到了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作用。如何才能让译文达到母语写作的同等水平？翻译文本与译者写作文本可读性的对比分析也许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五，中国典籍话语中的一些关键词，意涵丰富，如果缺乏语境，理解和翻译都无法获得一致性，采用音译加概念阐述的办法有助于词语相关意涵进入目标语，并最终成为目标语特定词汇。如标题“中庸”由两个字构成，分合皆有其义，二者关系不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补充，意义因合二为一而倍增，要在翻译中完全传达“中庸”的全部意蕴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译者只能退而求其次，采用音译，或音译加阐释的方式引入英语，在文化背景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该词汇自然会为英语世界所吸收。
纵观全书，其主要贡献体现在：首先，译语文本和写作文本的量化对比分析拓展了描写翻译学的描写范式，将对比分析从源语与译语文本的对比拓展到译语与译语所在的目标语整体规范的对比，把重心由考察源语与译语的匹配度拓展到译语文本与译语环境下的整体文本的匹配度，由以源语为中心拓展到兼顾译语在目标语环境下的接受度。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它需要作者谙熟现代教育技术。其次，作者对译者与出版社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并非像学界认为的那样，出版社是单向制约译者的，二者之间是互为选择、互利共生的关系，这是对文化学派翻译理论中关于赞助人有决定权论点的有益补充。再次之，译者身份的学科差异性表现出的翻译呈现方式和关注焦点是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发掘，也是对社会学应用于翻译研究有效性的很好证明。最后，翻译活动复杂性要求多重阐释和多重视角的考察，不应局限于某一种理论思维，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
本书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如语言表达比较拘谨，不够精练，少数地方甚至有失准确。另外，个别研究有待深入。不过，瑕不掩瑜。在众多的《中庸》翻译研究中，杨文地博士的研究从多维角度揭示了典籍翻译的属性和特征，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宽了《中庸》的翻译研究，凸显了翻译研究的历史维度，其研究和发现有助于推动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功莫大焉！
罗选民
2019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