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汪子嵩

　　玖兴离开我们已快两周年了。

　　我和玖兴初次相识是在1945年，那年暑期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当陈康先生的研究生。玖兴是在194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当研究生的，他比我早一年。他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来到昆明后，他自己说听了哲学系多位教授开的课，大概我和他同堂上过几门课，但我留有深刻记忆的是陈康先生为研究生开的一门“柏拉图哲学著作选读”课，陈先生领我们读柏拉图《国家篇(共和国)》的部分章节。上课时我们每人都得带上一本Jowett的英文译本，轮流读其中一段，解说中文意思，然后由陈先生讲述，从分析柏拉图的逻辑论证说明其中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把着手教我们怎样读哲学原著。选这堂课的学生不多，只有玖兴和我两个研究生，还有一两位哲学系高年级学生，其中就有王太庆； 来旁听的是贺麟先生主持的哲学编译会的编译员陈修斋、邓艾民、孙霄舫，他们也参加轮流读讲。上课是在西南联大校舍角落一间僻静的小教室里，我们七八个学生每周有半天一起上课，课间休息时相互交谈，我和玖兴便是这样认识起来的。我只是说“认识”，真正的熟识要到30多年以后才能算。

　　1945年是关键的一年： 抗日战争刚结束，国共内战马上就要开始。在昆明，先是蒋介石动用武力逼走了云南实力派龙云，想以此镇压民主运动，却引起更大的学生运动，造成“一二·一”惨案。我那时已经参加“民青”组织，是不出头露面的，而是做隐匿的地下工作： 参加读书会，在校园内出大字报，编《罢委会通讯》《学生报》等。我虽然也认真听陈先生的课，开始爱好希腊哲学，但实际上这只是我的副业； 下课以后，便去参加其他活动了。玖兴他们是真正读书的学生，我们之间缺少共同的语言，很少沟通。这次看他的文集清样，才知道当时有“哲学问题讨论会”，我却从来没有参加过。

　　这本文集的第一篇文章《柏拉图的哲学方法》为我们的初次相识留下了纪念。玖兴在文章开始时讨论哲学方法是“哲学家说出来的哲学方法”，还是“哲学家获得和使用哲学的方法”的问题，一望而知，这是他的导师冯友兰先生经常使用的讨论方法。但当他正文谈到柏拉图的哲学方法即辩证法时，他所举的实例，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国家篇》中的洞穴太阳说、《智者篇》中的“通种论”、《曼奴篇》中的回忆说、《斐杜拉斯篇》中的综合和分解等，都是陈康先生在讲课时重点分析的方法。不过陈先生着重分析的是柏拉图自己的逻辑论证，而玖兴却将这些方法提到逻辑学的层面加以讨论。由此可见，玖兴既听了课，也自己读了书。又记得金岳霖先生是他的导师，必须重视逻辑问题，他是学而深思，将这些方面融会到对整个哲学的理解上了。他在“哲学问题讨论会”上提交的另外两篇报告也具有相似的性质。《黑格尔哲学中的几个要点》不仅是他当时听贺麟先生讲“黑格尔哲学”的收获，还因为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曾经是国内最早的黑格尔研究专家张颐老先生的得意门生，才能写出这样精辟的报告。至于另一篇《论必然命题》，则明显表示他已经是金岳霖先生的弟子了。

　　1946年玖兴在清华大学讲授“哲学概论”和“知识论”的讲稿也保留下来了，很有特色。一般教师讲“哲学概论”，往往主要是介绍某种哲学思潮、流派或某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更喜欢讲述他自己的研究心得以至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有点以偏概全，使学生误以为这就是所谓“哲学”了。而玖兴却是将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来讲，从什么是哲学讲起，讲哲学的诞生、分化、发展，直到哲学的分科，使学生对于究竟什么是哲学，有比较全面的了解，真正是哲学的introduction。当然，由于哲学本身的原因，从两千多年前开始到现在，对于究竟什么是哲学众说纷纭，不像一门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那样有公认的定论。玖兴也只能将他自己学习得到的体会，依照当时比较流行并为较多人接受的看法，作这样比较客观的介绍。我以为，这样的讲稿，即使在今天，对于许多想了解哲学究竟是什么的人，读读也是有助益的。

　　1948年玖兴去欧洲留学，张颐老先生劝他到德国去，因为那里是哲学的故乡。可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到处是断壁残垣，他只能到瑞士的弗莱堡大学学习德国古典哲学。虽然玖兴自己说他去西方留学是想“采他山之石以攻玉”，将来回国使中国哲学的精华发扬光大，但在国外学习德国古典哲学之余，玖兴对当时流行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产生兴趣，觉得它和中国哲学的精神有较多相近的地方，因此也学习了欧洲当时流行的现代哲学，后来走上这条“不归之路”，而将弘扬中国哲学的理想留给他的学生了。

　　这里我想谈点我所了解的清华哲学系研究生的情况。那时候的清华、北大哲学系招收研究生很少，一年难得招上一个。1944年玖兴考上清华研究生时，哲学系原有的两位研究生刚刚毕业： 一位是冯宝麟，即后来著名的哲学家冯契，他当研究生时是跟汤用彤、冯友兰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史。他在清华哲学系当学生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到过延安，后来回昆明西南联大复学，1941年毕业后考上研究生。晚年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融会贯通，创造了以《智慧说三篇》为代表的宏大的哲学体系。另外一位是王浩，我记得他和玖兴一样，在抗战前夕是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的“状元”，不过他在山东省，而玖兴在江苏省。王浩在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后因为对哲学，尤其是对数理逻辑有兴趣，考入清华哲学系当研究生，跟沈有鼎、王宪钧先生学习数理逻辑。研究生毕业，于抗战结束后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后来在数理逻辑的研究上有重要贡献，是国际知名的逻辑学和哲学专家。1946年玖兴研究生毕业时，周礼全考入清华哲学系当研究生，他又是清华哲学系培养的一位逻辑专家。礼全是1941年和我同时考入联大哲学系的，他曾因病休学一年，所以在1946年才当研究生，那时清华已经从西南回到北平。从昆明西南联大到1948年玖兴出国留学这段时期，玖兴和周礼全、王太庆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是好朋友。我想，他们就是当年“哲学问题讨论会”的主力，后来太庆还常提到当年他们帮助玖兴办出国手续的故事。

　　我还想谈谈另一位清华哲学系培养的学者任华先生。那时一般的说法是： 清华哲学系的重点是逻辑学，北大哲学系的重点是哲学史，严格说是指西方哲学史，因为在冯友兰先生主持清华哲学系后，中国哲学史当然成为它的重点。据说，在抗战前夕，北大哲学系的逻辑课程往往由清华教授兼任，而清华的西方哲学史课，则常由北大教授兼任。清华哲学系要培养自己的西方哲学史教师，任华先生就是因此被选送去美国哈佛大学专门学习西方哲学史的。后来我听王浩说，1946年他刚进哈佛时，任华先生得到博士学位，正准备回国，对这位新来的学弟热情照料，为他安排生活。任先生回国后在清华讲课，当时张岱年先生刚回到清华，他们两位分别讲授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是清华哲学系教授中的新秀。1952年院系调整，两校的哲学系合并为北大哲学系。当时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人才济济，不过许多先生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任先生却是西方哲学史的通才，从古代希腊哲学直到近现代西方哲学他都有研究，知识广博。开始时教授不能讲课，只能翻译资料，任先生是主力之一，后来开始讲课，任先生是首先上堂讲课的教授。任先生为人谨言慎行，在20世纪50年代还能逃过厄运； 60年代初期编写各种教材，他是西方哲学史组的主编，但那些教材尚未定稿时，又搞起阶级斗争，要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了。接着发生史无前例的“文革”，我和任先生一直没有共事过，那时候却意外地有一次共同工作的机会： 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开始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号召干部“要学习一点哲学史”。出版社到北京大学去组织编写西方哲学史的书稿，却遭到北大军宣队领导的拒绝，他们说： “我们只搞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搞资产阶级的东西。”出版社最后找到我，要我出面组织编写，报社领导同意我暂时离职工作，我提出要求北大同意任华和张世英两位和我一同编写。这时候我发现任先生变得衰老，又特别胆小，请他提出意见他也很少讲。我知道他在运动中受过苦，加上他夫人去世的悲痛，是不是他对当时的写法还有点意见？那时主要依靠世英的力量，我们总算交了卷，完成了《欧洲哲学史简编》那本充满阶级斗争观点，却又据说是“文革”期间由国人自己编写的唯一的所谓“学术著作”，现在看来问题不少，幸亏早已绝版。“文革”结束后学术界逐渐活跃起来，但任先生却非常消沉，没有参加活动。我记得王浩以国际知名学者身份回国，受到热情接待，但当他要求和任华先生会面时却遭到拒绝，理由是任先生身体不好，不愿会客。王浩对我讲后，我不相信任先生会不愿见王浩，就陪他直接到任先生家里去拜访。任先生见到王浩非常高兴，他们谈当年在哈佛会面的情境，王浩向他介绍哈佛旧友现在的状况。我看任先生谈锋甚健，只是因为双目几近失明，生活无人照料，不能出外活动，久居室内，总觉得自己多种疾病缠身，因而情绪消沉。出来后王浩几次对我说： 像任华先生这样的人才，不能好好发挥他的作用，实在可惜。任先生又这样过了好几年后抱憾去世。

　　这件事一直搁在我心里，我也有点负疚，现在看到玖兴的遗稿，有人将它整理出版，我想乘此机会提出来： 任华先生的遗稿是不是也有保留下来的？能不能整理出版？

　　还是回头再谈玖兴。玖兴在瑞士弗莱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那里教中国哲学。1956年冯友兰和任华两位先生去日内瓦参加学术会议，会上和玖兴见面后又专门去玖兴家里，告诉他国内欢迎知识分子回国，动员他回来。玖兴全家于1957年回到北京，可又恰恰赶上风云突变，《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开展反右派斗争。玖兴到北大拜访冯友兰先生那天，校园内铺天盖地贴满了批判右派的大字报，冯先生看到玖兴穿着西服，怕被学生误会，还留他在三松堂过了一晚。玖兴知道这时候如果上课堂，必然“开口便错”。他接受金岳霖和冯友兰先生的意见，不接受北大教授的聘书，而去哲学所当研究员。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随后几年中他能比较平静地以翻译为主，和贺麟先生合作翻译了黑格尔的名著《精神现象学》和其他一些著作，并且写作了几篇学术论文。“文革”期间玖兴虽然也遭受抄家和下放劳动之苦，但比起北大的教授来，终究要轻松一点。“文革”结束以后，他虽然还是谨慎小心，但逐渐开始参加各种活动。他已经是著名的翻译家了，参加翻译了不少哲学名著； 还在大学讲授德国古典哲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发表论文或留下讲稿； 更重要的是在参加国际哲学会议方面发挥了他的才能。 

　　这时候我的思想也逐渐经过反思，最后决定转变研究方向，回头重新捡起希腊哲学，这样，我和玖兴走到同一条道上。20世纪80年代，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编写工作，我和玖兴、世英、太庆、钟宇人、王树人一起负责编定西方哲学史的条目。上距1945年和玖兴初次相识，已将近40年了。

　　我们在北京、烟台、无锡等地一起工作过，记得讨论最后定稿是在无锡，我们将有问题的条目一条一条地进行讨论，然后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指定一位加工修改。玖兴和大家一样积极发表意见，负责修改，我这才领教他那清楚精密分析的能力。工作休息的时候，我们在太湖之滨散步聊天，往往会谈到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的一些轶事，打破了过去的一些隔阂，结下比较真诚的友谊。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几个70岁左右的同龄人： 玖兴、礼全、世英、太庆、我，还有何兆武、黄楠森、李德齐，有时约起聚会，共叙友情。我们中间数玖兴年龄最大，他那时身体和精神都还可以。我还记得有一次傍晚从西郊北大聚会回来，我和玖兴同乘一辆公共汽车，我在车上还向他请教一些有关翻译的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玖兴的身体慢慢差起来了，我也关起门搞《希腊哲学史》，不参加学术活动，很少和他见面。关于他的情况，往往是太庆在电话中告诉我的。不想在世纪之交，太庆和玖兴却先后离开我们走了。

　　玖兴回国后主要从事翻译，他和贺麟先生合译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早已成为有口皆碑的经典著作。我很早就听太庆说，玖兴和他准备合作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在才知道，那是早在60年代初，太庆被调到宁夏银川时，向玖兴提出来的。《纯粹理性批判》是西方哲学史中影响最大却也是最难读懂的一部著作，虽然我国出版过胡仁源和蓝公武两位先生各自翻译的中译本，但他们都是在30年代翻译的，从文字到内容，现在的读者很难读懂，学术界早就希望有新的译本出版（那时候还不知道武汉的韦卓民先生和台湾的牟宗三先生正在翻译）。我知道后一直催促他们，希望快点翻译出来，但是太庆在工作方面兴趣很广，晚年他较多关注希腊哲学方面，想翻译《柏拉图对话全集》，将翻译《纯粹理性批判》的事情推到玖兴身上。而玖兴一方面是身体渐差，更重要的是他过于谨慎小心，要他统一定稿总是感到困难，翻译工作搞搞停停，一直到最后还没有全部完成。现在虽然有杨祖陶、邓晓芒两位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学者根据德文原文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但听说哲学研究所讨论认为玖兴的译本还是值得出版，已请谢地坤先生主持完成最后定稿。我认为像这本书，在许多西方国家也往往出版多种不同的译本，因为每位译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原书的理解不尽相同，因而有不同的译法，读者可以从这些不同译法的相互比较中，加深理解。所以我希望这本主要由玖兴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能够早日出版。

　　我过去很少读玖兴的文章，因为他写的文章公开发表的很少，发表的也大多是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与我研究的东西不同。这次收到他的文集清样，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原来他写作的文字不少，只是未曾发表而已。可是编者规定我这篇序要在一个月以内交稿，我只能选读其中几篇，谈点粗浅的想法。

　　我早就听研究海德格尔的熊伟先生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是“不可说”的。我也曾看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打开便遇到许多陌生的术语，实在读不下去。玖兴在瑞士留学期间，曾研究过存在主义哲学，听过雅斯贝尔斯的课，回国以后在1962年还写过三篇有关海德格尔的文章。他写的文章有逻辑分析，我大致能够看懂，可见存在主义哲学还是“可以说”的。我最有兴趣的还在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这个Sein，究竟译为“存在”还是译为“是”？四五年以前，学术界对于这个词的译法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太庆和我认为这个希腊文on、德文Sein的术语，至少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还是译为“是”比较妥当。玖兴的文章是在40多年前写的，当然还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但是他在《关于海德格尔哲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到，海德格尔曾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只能断定，‘存在’不是一种像存在物那样的东西。”海德格尔还说： “在‘存在’概念的任何定义里都必须使用‘是’这个字(存在是这个或者是那个)，因而，那个要加以定义的字已经包含在它的定义里了。”玖兴在此还加了个脚注： “存在”和“是”在西方文字里是同一个字。(《文集》第180页)我想，后来太庆一定和玖兴讨论过这个词的译法问题，可是现在已经无法知道玖兴的看法了。

　　玖兴还写过一篇《“异化”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我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会写这样一篇与现实政治有关的文章？翻了几篇文章才了解，原来“异化”是黑格尔辩证法中一个相当核心的范畴，早在1945年玖兴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几个要点》的报告中，论述黑格尔的“消极理性”时便提到“异化”，不过那时他译为“移行”，他说： “所谓‘移行’，是说甲保持为甲，从其事体本身，而导向甲之否定，即由甲之否定，而转化为乙。甲因保持为甲，反而成为甲之否定，称为‘扬弃’。由扬弃而移行，是消极理性之本质……”（《文集》第21页）后来在1978年发表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译者导言》中，贺麟也说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表现在贯穿“精神现象学”的“异化”或“自我意识的异化”这一概念上。还说： “由于马克思抓住了精神现象学中所表述的‘异化’——‘否定性的辩证法’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关键和合理内核，他还进一步肯定精神现象学里面包含有‘批判的成分’。”

　　玖兴在《“异化”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文章开始时说，他是针对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异化”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 另一种则认为“异化”只是马克思早期未成熟时期的概念，在其后期著作中已经完全放弃了。玖兴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进行分析对照研究，得出结论： 马克思是在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将“作为异化主体的人的相互关系放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加以考察”后，才揭示“资本主义的异化本质”的。而“另一方面，说马克思早期后期著作没有关联……也是不正确的”（《文集》第280页）。我国理论界重视讨论“异化”问题有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二是80年代初期。前一时期主要是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 后一时期则发生过一次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争辩，即所谓“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争论。在《文集》的目录中，只有这篇文章没有注明写作年份，我想，它应该写于1982年前后。①

　　另一篇引起我兴趣的文章是《〈理性的毁灭〉译者引言》。《理性的毁灭》是卢卡奇的名著。卢卡奇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革命实践者，他在青年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参加匈牙利革命，加入共产党。革命失败后，多次在苏联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发表过许多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在德国和苏联目睹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给欧洲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同时由于他在理论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在匈牙利解放后参加政府工作时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几次被开除党籍，1956年时他是“裴多菲俱乐部”的积极参与者。玖兴说，这部《理性的毁灭》是卢卡奇的思想发展和对现实斗争的“一次理论概括”。卢卡奇认为20世纪的欧洲思想界是“非理性主义”压倒了“理性主义”，所以他的书名叫《理性的毁灭》。

　　玖兴在这篇《译者引言》中介绍卢卡奇的思想，对他的结论是： “正是他自己一度醉心的生命哲学之类的非理性主义导致了这一切，几乎毁灭了理性，几乎毁灭了欧洲文明和整个人类。”卢卡奇认为“德国资产阶级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背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传统，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这一事实“属于德国历史最耻辱的一页”。卢卡奇认为这种非理性主义“来自谢林晚年的天启哲学，来自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以及尼采的强力意志和超人学说，来自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哲学”。因此，他“从考察谢林、叔本华、尼采起，依次批判了狄尔泰、齐美尔、史宾格勒，分析了新黑格尔主义和德国社会学派及其代表人物托尼斯、韦伯……特别从哲学上揭露了希特勒理论家哥比诺、张伯伦、罗森堡的反动的种族主义理论； 还考察了战后才盛行起来的存在主义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萨特等”。（《文集》第446—448页）

　　我对这一长串名单中的许多人多不了解，只有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尼采的强力意志和超人哲学，是从小便耳熟能详的，因为在中学读到的“五四”时期一些著名作家的文章中，总是少不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名字。近年来我常想到： 从19世纪末开始的“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运动中，我们开始接受的，并不是西方从古代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一直到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而是在当时欧洲流行的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因为中国当时正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唯意志论、强力意志和超人哲学对于激发爱国热情确实具有积极作用，所以为许多人所接受。但是到将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再来冷静地回顾过去时，是不是也应该承认这些非理性主义思想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实在不少： 由唯意志论带来的人为灾祸，由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带来的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历史的教训应当吸取。近二三十年来，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卢卡奇提出的这一长串名单中的后面的一些哲学家又成为中国一些哲学家崇奉的思想家了。我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根本无知，对卢卡奇这本书也还没有读过，但是看到玖兴的一篇短文《存在主义哲学》，其中介绍存在主义哲学的“共同特征”的第六点是： “所有的存在主义者都反对在主观和客观之间加以区别，并从而否定在哲学领域里理智知识的价值。照他们看来，真正的知识不从理解得来，而必须从体验实在中得来。而这种体验，主要是通过惶恐（angst）。人就是由这种惶恐经验认识到他的有限性，认识到在被抛入而注定要死亡的世界里，他（人）的地位的脆弱性。”（《文集》第192—193页）我记得近几年中国哲学家发表的有些文章中也提出： 现在哲学发展的方向，应该是要否定“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我真是感到深深的惶恐!

　　在我翻阅玖兴的这些遗稿的时候，不由得想起这将近六十年来的一些故人往事，我们共同走过的路，每个人又有各自不同的遭遇和命运。八十多岁的老人总是喜欢和旧友一起回忆往事。我想，如果是玖兴在世，我已经看到他这些稿子，我大概也会跟他谈到这些事情和想法的。现在呢，只能在他的文集前面写上这些话，寄托我的哀思。

　　2004年12月

① 编者注： 玖兴先生于1983年作《“异化”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汪子嵩先生作序时，所参照目录中未注明此文写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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