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PREFACE
对于城市的认识。关于城市的定义,卢梭说房屋构成镇,市民构成城;索福克
勒斯则说属于一个人的城市不能算作城市。由于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很难全面概括
城市的本质。城市是发展的,要为城市做统一的定义就更为困难。不同文化背景下,
城市定义有所不同。就中国古代来说,城市与城镇的概念是发展的,在宋之前,城
与镇主要以军事和行政管理的等级区分来划分。从西方来看,城市的功能也是发展
变化的,古希腊的城市,其精神、军事功能要大于生产经济的功能;到了罗马时期,
经济功能逐渐引入;中世纪之后,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出现;到了现代,随着工业化和
城市化急剧发展,城市功能显著发生变化,今天的城市已完全不同于古代,许多特
大城市与乡村已没有明确的边界。
不同的专业对于城市的认识也是不同的。社会学家将城市看作一种文化形态、
观念形态和社会空间系统;经济学家将城市看作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经
济地理学家将城市看作社会和劳动的地域分工;生态学家则将城市看作自然环境中
的人工环境;等等。从行政管理角度看,城市是一种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的一定的实体
组织。
城市的定义也可以从与乡村的对比中来认识。城市有一定的规模,一定的人口
密度和界限;有可以识别的城市街道和空间,有明确的居住和工作场所;城市拥有地
区政治中心和行政管理的职能,是地区的经济中心;等等。
对于规划的认识。关于规划,一般认为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概念,它指的是
一种规划实现某种目标的过程,也指的是这种规划目标完成后的结果。城市规划是
为了未来的状态而进行的规划。但是,城市一直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没有最终状态,
城市规划的蓝图也很难成为最终实现的蓝图。从根本来说,城市规划是一种政治行为,
通过制定新建和改建规划,确定和分配必不可少的资源、资金和空间,为将来的发
回望城市规划——城市历史与理论评述
II
展创造条件,敞开大门。在地域尺度上,城市规划处于侧重大范围的国土空间组织
的区域规划以及侧重建设的建筑设计两种“规划”之间。
为此,城市规划可以大致定义为,在城市或者镇、区尺度上,致力于组织与人
的需要相一致的、和睦共处的空间秩序;它是一门科学,一种艺术,一项政治努力,
致力于创造和引导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一致的城市物质空间秩序安排。
关于城市规划与空间规划。近年来特别关注的空间规划,可以认为它包含了不
同的地域尺度,包括城镇居民点(城镇、村镇、社区),行政区域(省域、市域、县域、
镇域)和国家等。空间是指城镇、生产、生态等功能需要的地上、地表、地下空间,
也包括陆地和海洋。空间规划是指对不同地域尺度上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整
体协同安排。影响空间整体协同安排的因素主要有:不同功能在不同地域尺度上的空
间诉求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也有协调不同功能诉求和动力以减少相互
掣肘的共同生存价值基准;所以,空间规划既是空间管控的技术工具,也是以空间
管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手段,还是统筹协调不同空间利益的治理过程。因此,
空间规划更多的是跨部门、跨区域和跨专业的,包括横向上不同部门之间、纵向上
不同行政层级之间、区域上不同行政区跨区域之间,以及不同专业的空间开发诉求
的相互协调。相对来说,空间诉求的相互协同中土地利用规划对空间规划的影响要
弱一些,更多地表现为空间秩序规范和统筹的规则基准。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迅速发展,以统筹规范城镇居民点开发需要的建设条件、
克服各种功能相互抵触为主要任务的城市规划得以形成和广泛应用。随着城市规模
的扩大,相邻城市扩张地区的相互切割和吞并,与现有行政区划冲突愈发严重,仅
以单个城市进行空间整体协同安排已不可能,多个城镇和跨行政区空间组织的规划
也就出现。就不同层级空间整体协同来说,城镇居民点的城市规划主要解决使用城
镇土地中不同功能相互掣肘的问题,以合理布置公共服务和道路市政基础设施、服
务城市开发等;在省域、市域、县域等区域之间,规划重点在于城镇体系、产业的区
域布局和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安排。跨行政区的空间规划重点在于不同行政区的规
划协作协同;对于国家层面的国家空间规划,重点在于整个国家的空间发展格局的
统筹,以更好地弘扬地方特点,平衡区域发展差异。对于类似欧盟这类超国家组织,
空间规划的重点在于促进国家之间的空间融合和凝聚。
近年来我国城市规划的变革。对于我国,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和经济社会
前 言
III
发展转型,城镇发展、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的统筹协调愈发重要,规划不仅
要处理区域发展和跨行政区的协作协同,也要处理城镇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
之间保护、利用和发展的协作协调,更要规范安排城市的开发建设,以服务人民群
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的规划体系正处在转变之中。2018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和全国人大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成立自然资源部,统一行
使全民所有土地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的职责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与生态保护修复
的职责。
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
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要求理顺国家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
划的相互关系,避免交叉重复和矛盾冲突。根据意见要求,国家发展规划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战略在规划期内的阶段性部署和安排;专项规划是指导特定领域发展、布局
重大工程项目、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等的重要依据;区域规划是指导特定区域发展、制
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空间规划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工作,是实施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依据。
空间用途管制只是城乡规划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至于如何建,建成什么样,
如何发挥空间生产的作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改善全民福利水平、保障城市
运营安全等,更是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重要方面,不容忽视。我国城乡规划经过多
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技术规则,包括确定城市性质和发展方向、城市人口发
展规模;划定城市规划范围、城市用地功能分区;综合安排工业、对外交通运输、仓
储、生活居住、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绿化等用地;统筹城市道路、交通运输系统、
车站、港口、机场等交通枢纽,以及大型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和布点;管控城市主要
广场、交叉口形式、主次干道断面、控制点和标高;提出给水、排水、防洪、电力、
电讯、煤气、供热、公共交通、工程管线,绿化等;综合人防、抗震、环保等规划;
实施旧区改造、城市历史保护;安排新区、卫星城、郊区居民点、副食、蔬菜基地、
郊区绿化、风景区等。城市总体规划制度体系的建立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
和城市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但就以上所列内容可见,这类规划主要涉
及城市的物质规划、建设用地的增长规划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规划等。
在落实总体规划方面,我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形成,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
回望城市规划——城市历史与理论评述
会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密切关联。控制性详细规划起到了规范土地市场化开发的
政策工具作用。由于房地产具有不动产特征,所以地产和房产的用益物权,包括占有、
使用、收益、处分及其相关地产的流转权、补偿权、自动续期权等都或多或少受到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影响,并越来越得到重视。2007年颁布《物权法》,对土地和建筑
物的不动产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质权和占有等进行了法律规定,控制性
详细规划制定的控制指标,涉及物权相关权益,使得规划管控不仅对有序规范规划
建设管理产生影响,也对规范经济和建设活动及其财产权利等发挥影响。如何认识
将来的详细规划演变,还要观察。
在经济社会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中,城市土地开发建设大都采取大规模房地产
投资的建设方式。大宗地产用益权益的公共使用、团体使用的特点,也造成了大规模
的建设用地开发与个体的业主物权收益保护之间的一系列制度、法律和管理难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城市建设进入减量发展和存量改造阶段。多数
城市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已经过去。如何针对新的情况,深化城市总体规划和控
制性详细规划,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妥善处理发展的不均衡、不充
分以及增量与存量发展的各种问题,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落实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解决阻碍经济社会
转型发展的体制性问题,成为规划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其中不仅涉及空间规划,
也涉及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改革。2015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京津冀
协同规划纲要》,其中包括了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空间发展目标要求,以
及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是全国现代商贸物
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
境支撑区的两市一省相互协调的功能定位要求。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则包括了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明确发展目
标、规模和空间布局,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科学配置资源要素,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
的城市特色;提高城市治理水平,让城市更宜居;加强城乡统筹,实现城乡发展一体
化;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城市群;转变规划方式,保
障规划实施等一系列具体要求,城市规划以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统筹安排、具体
落实城市发展战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
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则将控制性详细规划推到了具体落实
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战略定位、规模与结构、空间布局、主导功能、城市特色、
城市风貌、建设没有城市病的城区等具体目标和任务。从上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改革、国家规划体系改革中有关国家与地方关系处理的路径中可以看到,
城市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作用,已不仅限于管控城市开发建设、具体地块开发
建设和规范土地市场等,还要解决区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服务
发展转型,更要具体贯彻落实国家空间发展战略,服务国家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工
程项目建设,以及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的战略部署和安排。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城市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就是这么一个发挥一根针作用的政策工具,
如何改革和认识城市规划的实际效用,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
西方国家发展转型影响下的城市规划转变。就世界经验来看,城市规划在经历
战后重建,解决战后发展迫切需求之后,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进行了一系列
理念、方法的调整。其中最重要的调整是在巨大变革的20世纪60年代末,经历了
战后雄心勃勃的经济快速复兴、经济的全球化,指望进入未来伟大规划时代的时候;
动荡的经济、公民权利的争执、频发的社会抗议,给战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蒙上
了阴影。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更使得人们对于地球资源能否无节制地使用抱有
极大疑虑。1972年6月16日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发表联合国人
类环境会议宣言。此时,规划提倡的不再是改变,而是改善、保护。规划要考虑增
长的极限问题,资源的耗竭和不可再生;工业社会生产方式带来的环境问题;社会的
老龄化和人口的负增长;要求面对现实社会诸如思想形态和政治问题,也包括经济发
展、社会阶层之间的紧张和恐怖主义。
在理性主义影响下,城市规划出现了实用主义的倾向。转向以问题为导向,采
用权宜主义策略,诸如不连贯的增长主义,没有改变的增长(change without growth)
等;期望灵活和可逆性,追求小步骤的发展(urban development in small steps);提倡
对城市进行重新安排和城市修理,鼓励城市更新和对衰败地区再开发等多种想法的
不断出现,开始重视城市历史遗产保护,大量古城和古建筑得以修复,以弥补战后
回望城市规划——城市历史与理论评述
重建的缺失和忽视。
同时,城市规划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新”不再被认为是“好”,保护历史的
连续被认为可以加强城市意象;“小”就是“美”,认识到生态的重要性,追求地方性
和特性,统一的国际风格不再被认为是有个性。此外,城市规划的对象转向了对人的
重视,引进社会学方法,关注空间因素和心理学。城市的社会生活、场所、城市文化
成为关注重点,空间围合、空间要素等成为城市设计理念的落脚点。美国记者简·雅
各布斯(Jane Jacobs)1961年发表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主张城市自身的创新,
自下而上的变革,引起了轰动。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1959年发表《城市意象》
之后,于1981年发表《城市形态》,从建构规划设计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
的理念出发,对形式的意义进行了哲学讨论,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从一般意义上人的
角度,对到底怎样理解城市形态,以及城市形态究竟怎样反映人的理解和认识给予了
更多的关注。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城市发展史》以大规模历史研究汇集的
各种证据,从最早的群体栖息地、中世纪城镇,再到现代商业中心,展现了城市形
态在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发生的变化,进而对工业革命以来大都市的发展深感忧虑,
希望重新发现并强调人与环境有机关系的城市原则。
扬·盖尔(Jan Gehl)的《交往空间》(Life Between buildings: Using Public Space)
认为人的活动包括物理需要和心理感受,提出了城市外部空间场所感的设计问题,以
理解建筑物之间的城市公共生活。克里斯蒂安·诺佰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
Schulz)则在《面向建筑的现象学》(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一书中,
强调场所精神、地方基因(genius loci),认为人的基本需求,在于体验生活的情景,
城市在于传递这种意义。
后现代主义兴起,建筑空间设计被处理成多种文化的混合。柯林·罗(Colin
Rowe)的《拼贴城市》(Collage City)对现代建筑以及城市设计秉持的设计理念开
展了批判,认为现代城市理念对未来世界科学式的整体幻想,以及秉持的历史怀念,
使得城市设计充斥了现代主义普遍性与历史主义地方性的混合。他从柏林、芝加哥、
巴黎、伦敦、慕尼黑等现代建筑案例分析中发现种种不可或缺的纪念意图以及建筑
师个人创新的集体性姿态的集合;认为现代建筑并没有促成一个更好和多样的世界,
进而质疑现代建筑能否成为新文化体系的主角。
对一统天下现代城市价值理念的反叛,催生了多种理念和多种形式混合的做法。
一方面,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的巴黎拉维莱特公园分层图,将考古层、
几何形格网、场景化三个层次,以网格交叉处的红色立方体凉亭来体现三层次的结合,
以期创造出新的复杂的三维交互公共体系。另一方面,恢复原有城市肌理、重现街
道仍然成为城市设计理念的来源之一。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特区新建一个会议中
心,对原有街区改扩建,以形成适宜的街区肌理;德国柏林菲舍尔城(Plannwerkstatt)
则在1998年的城市中心改造设计中强化了老城中心的历史街道特点。在规划方法上,
开始了公众参与、倡导性规划的新的试验。在城市文化上,地景、城市景观、城市文
脉进入城市空间。
对于城市规划的效用,也出现了认识上的转向,对政府、规划管控能否起到成效
产生了迟疑。战后建设的公共干预,面对发展转型,出现了政府投入难以为继的局面。
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放弃以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指望私人投
资和市场发挥作用,由此调整城市规划制度,将地方政府和市场行为放在前沿,规划
政策较多地转向于放手让市场发挥作用,顾及社会利益的调整和平衡。
针对综合规划的长期性,鉴于客观上缺乏实施机制的有效支撑,难以持续推进,
开始兴起战略规划予以回应。战略规划针对城市发展中具有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
问题,从经济社会环境等多因素角度研究采取适宜的具体战略行动,以应对当前的
发展诉求。战略规划的特点,使得它不必拘泥于规划的某一层级,多运用针对城市
或特定地区的多领域政策措施及多项目的组合。战略性的权宜选择成为战略规划的
一个优势。与此同时,对长期难以实施的大项目规划也出现了反思。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大规划的灾难》一书中,从决策科学角度,分析了经济高速发展中大规划
项目长期难以实施或实施偏离的种种问题,探讨了专业人士、官员和社会活动家在
规划政治决策中的作用问题,并以政治科学、经济、伦理和长期预测理论出发,提
出了要加强多学科、多团队的科学预测,要重视大规划、大项目成本和收益的科学
评估及其政治决策的实施能力,要重视长期与近期的关系等。他认为,事实上近期
的发展决定了长期趋势,长期规划的成效取决于发展进程中采取的多种对策和办法,
为此规划决策不必也不是必须要一次性就做出,等等,以避免再犯类似错误。
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成为当时人们最为关心的热点问题。
全球化城市、区域协调的城市、善治下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等众多口号的提出,
回望城市规划——城市历史与理论评述
开始了治理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基本理念的探索以及多种实验。其中,经济的全球化,
特别是亚洲和南美洲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大城市连绵区及
全球城市地区的快速发展,大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带动作用得到重视,关注了全球
城市体系,包括信息城市(cyber space)、网络城市(network city)、边缘城市、郊区
化以及城市之间的城市等现象。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可持续城市、紧凑城市、后工
业化下的城市转型,包括足迹(footprint)理论、韧性城市、棕地与工业废弃地的重
新利用、节约城市土地资源的道路交通、精明增长、新城市主义、城市复兴等规划
理念、概念和代表性项目层出不穷。在城市治理方面,新马克思主义与沟通式规划、
参与式规划,以及跨区域合作与空间规划、区域协调等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成果。
全球化下的城市区域探索,以更大的空间范围来认识城市间的竞争。1966年彼
得·霍尔(Peter Hall)的《世界城市》,将世界城市定义为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
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一流大城市。他从政治、贸易、通信、金融、
文化、技术、科研教育等方面,对伦敦、巴黎、兰斯塔德、莱茵-鲁尔、莫斯科、纽
约、东京等七个世界城市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们属于世界城市体系最顶端。1986年,
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角度,把世界城市特征概
括为主要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国际化组织、世界商业贸易服务部门,以及重
要的制造研发中心、国际交通枢纽等。1991年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在《全
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一书中,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出现空间分散化和国
际化趋势,导致管理与控制枢纽的集中,核心的生产者服务业与金融业越来越集中
于像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的“全球城市”。她认为,此时的东京俨然成为“资本输
出的主要中心”,伦敦是“资本营运的主要中心”,纽约是“主要的资本接收地”和“旨
在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与生产创新中心”。职能分工的差异使得这三座城市保持了
十分密切的联系,构建了一个跨区域的、国家之上的全球城市网络体系。资本与信
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交换与生产,改变着全球的经济产业,也在改变着城
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阶层的分布。
2002年,艾伦·J.史考特(Allen J. Scott)在《全球城市地区》(Global City-
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一书中认为,全球化和城市加速增长带来许多新的问
题,使这些区域的规划和战略政策日益不足,如何予以应对,仍处于理论假设和规
划实践的阶段。他试图将全球城市地区定义为由全球城市与它的腹地城市联合而形
成的一种空间现象,以此来描述影响它们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动力;全球化与地方化的
相互作用,据此整合构成的多中心的空间格局,以加强它们在对外贸易、政治、文
化中的独特地位,应对日益加剧的全球化经济引起的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反应。
至于区域与城市的空间规划,早在“二战”后不久的1949年,欧洲成立了欧
洲委员会(不同于欧盟,主要唤起欧洲共同体意识),1983年提出了主张开展欧
洲区域规划的空间规划宪章《托雷莫里诺斯宪章》(Torremolinos Charter)。之后在
1988—1993年,欧共体/欧盟开始区域政策改革,成立欧洲区域发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 ERDF)、欧洲社会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 ESF)、结
构基金、马斯垂克条约签署成立团结基金(Cohension Fund)等。1994—1999年,
欧盟开展区域政策的第二次改革,进一步加强集中支持最需要的地区,实行伙伴、
计划和配套原则。2000—2006年,欧盟区域政策第三次改革,实施跨区域行动
(interreg),以对城镇转型、农村和渔业以及社会公平采取行动。2007年以来的改革,
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化、科技革命、知识社会、老龄化和移民应对以及区域凝聚。
对于空间规划,早在20世纪60年代,战略性空间规划(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approach)就已是欧洲城市与区域规划的主流方法。1999年,欧盟提出欧洲空间发展
规划战略(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ESDP)之后,空间规划再一次成
为关注的焦点,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空间关系越来越复杂,加之对可持续发
展的关注,越来越需要发挥地方和市场作用,以加强欧盟国家之间的整合。欧洲空间
发展规划的三个基本目标是经济和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欧盟各地区之间的平衡,
以构建多中心均衡化发展的城市体系,实现基础设施和知识信息体系均等的可及性,
促进自然和文化遗产谨慎管理与发展。
对于空间规划的概念,不同管理部门及主体有不同的认识。欧洲理事会(The
European Council, CoE)强调空间规划的区域范畴和欧盟的整体认同;欧盟大
纲(Compendium of the EU)强调空间规划的地域性,将空间规划作为形成空间
结构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欧洲共同体委员会(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EC)将空间规划作为协调不同部门政策以及促进跨区域合作的手段。
当前欧盟主流思想则是将空间规划看作领土融合(territorial cohesion)和政策协调
(policy coordination),既包括横向的平级部门之间,也包括纵向的不同层级政府之
回望城市规划——城市历史与理论评述
间的协调,以及区域间跨行政界线的协调与合作。正因为空间规划没有限定的空间
范畴,理论上它适用于从地方到国家甚至跨国的各级空间层面,侧重于对经济联系、
环境体系和日常生活时空格局产生影响的功能性空间组织。但在欧盟层面,由于自
身没有土地利用规划的职责,加之各国规划体系不同,且部门分割严重,欧盟的空
间规划主要提供发展跨国、跨区域的战略协作,进而实现部门政策的协同,而不涉
及土地利用规划。欧盟空间规划的行动依赖于欧盟空间规划观测网(European Spatial
Planning Observation Network, ESPON)的空间研究及其提出相应的行动方案。跨国
愿景描述了跨国区域的发展愿景(spatial vision)。
在可持续城市方面,有一段时间紧凑城市作为一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
被提了出来,主要是关注到了它的高密度和紧凑的程度。但是今天认为,虽然紧凑
城市拥有交通的可及性以及土地资源节约的优势,但环境质量方面能否达到可持续
的要求,显然不好说。具体到可持续的城市形态,一般认为不存在普世化的单一的
形式,城市是否可持续,取决于所在地区的特点与选择的战略目标和道路之间的治
理协同。为此,可持续发展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提出了不同国家可持续发
展的政治经济关系,例如有美国、瑞典、肯尼亚模式等,环境、公共物品、私人物
品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可持续发展政策治理的主要对象。
继续关注城市文化。1993年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在《城市的形成:
历史视野中的城市模式与意义》一书中收集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城市案例,探索城市
具有文化意义的物质形态和其所庇护社区的含义。他认为,城市最持久的东西在于
它的物质载体,在于在适应新的经济需要和体现时代风尚的过程中不断增添新的物
质内容,同时又为现在或将来的人们保存过去的城市文化痕迹。城市物质形态是持
久的,但变化最快、最激烈的经济变革又都发生在城市,为此需要重视认识城市如
何以及为什么会形成各自的形式。他认为,城市设计理论要关注抽象的城市设计方
案与实际的城市建造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进程”,即时间流逝过程中城市物
质形态的变化和相应的经济社会联系。2021年威廉·H.怀特 (William H. Whyte)的
《小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一书则强调应该
把城市看作人的居住地,而不是简单地看作经济机器、交通节点或巨大建筑的展示
平台。他从观察到的人们对城市空间的使用,呼吁小的、更适合社会生活的城市空间,
反对脱离社会生活的超大、巨大的城市空间。
针对去工业化进程下的城市和旧工业区改造、城市快速增长后的区域整合,2001年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等在《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中指
出,在美国,绝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和郊区之中,形成了一种基本的经济、多元文化、
环境和公民主体联系的边缘城市聚落特征,但也面临无序蔓延的困境。为此,他提
出区域城市的概念和新城市主义,提出了将边缘城市转变成区域城市所需的空间设
计原则,包括构建村、镇、城的核心,特别使用区,保护地,走廊地带,以及采取
相应的公共政策,以建设成熟的郊区聚落、促进城市街区更新;创造和重建丰富多
样、适于步行、紧凑、混合使用的社区,通过建筑环境的重新整合,形成完善的城市、
乡镇及邻里单元。新城市主义是对美国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回应。
转型发展中的城市复兴。2000年前后已经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作用具
有空前的意义,文化被重新定义为一种资源,作为解决政治和社会经济问题的一种
手段,将文化作为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动力的想法成为一种潮流。许多城市试图通过
复兴城市中心区来增强竞争地位,不少企业也利用城市文化复兴策略占据市场地位。
例如,城市国家新加坡就试图以文化战略来增强其在世界城市中的地位;在英国伦
敦,以复兴城市文化来推进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城市区域,促进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文化引导的城市复兴,也有夸大文化
投资影响的潜在危险,面对激化社会分化的风险。此外,复杂的城市和区域问题的
解决通常面临范式的简单化和周期性消长问题的难题。增长极理论、新城、邻里单
位等战后经验证明,期望与现实往往存在差距,因此也就越来越重视寻找适合及适
宜的服务城市政治、经济转型的规划工具。
不只是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经济学思想也引进了城市。1987年,约翰·弗里
德曼(John Friedmann)发表《公共领域的规划:从知识到行动》(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From Knowledge to Action),他从社会有效组织的层面上拓展了对规划的认识
理解,提出了西方政治理论中经常问及的一个问题:历史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
来理性引导社会发展?在他称为规划的知与行的综合处理中,追溯了规划的社会组织
思想、实践主要知识的传统和哲学认识,即社会改革、政策分析和社会学习,以及与
公共管理有关的社会动员,包含推动自下而上社会结构转型的乌托邦、无政府、历史
唯物主义等;介绍了四种规划传统的重要历史,评估了不同思想家的贡献。之后针对
美国的当下社会和规划情况,他提出了采取“激进规划”(radical planning)的建议,
回望城市规划——城市历史与理论评述
建议建立一套拒绝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剥削和隔离,兼具社会改革和社会动员,重
构社会组织的规划理想和方法,以修复社会,恢复政治共同体。
由此可见,战后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城市规划发展,面对
的是城市发展转型的巨大转折变化,面对的是不断探索适应其转型变化的规划思
想、理念和方法的批判和探索。对此,2002年彼得·霍尔在《明日之城》(Cities of
Tomorrow)一书中,将20世纪以来的城市理念,概括为想象之城、梦魇之城、杂道
之城、田园之城、区域之城、纪念碑之城、塔楼之城、自建之城、公路之城、理论
之城、企业之城、褪色的盛世之城、永远的低层阶级之城,进行了思想史方面的批判。
例如,他对受20世纪60年代航天技术影响,规划界出现的采用系统方法(systems
approach)进行规划的想法开展了分析批判。他认为,武器控制于系统之外;城市—
区域受制于系统之内。城市规划并不只有一种问题和一个压倒性的目标,而是有许
多问题和许多目标,且相互矛盾,这就很难从总体目标转化成特定的操作性目标。
城市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完全被破解,需要进行分析的系统并不能不证自明地存在着,
许多现象也不是确定的,处在可能的变化之中;市场的影响、建设的成本与收益很难
进行确切量化。所以,系统规划宣称的科学化目标很难轻易实现。在开放的系统中,
系统分析充其量扮演了直觉判断的辅助性角色。到1975年时,系统规划师中最著名
的布里顿·哈里斯(Britton Harris)写道,他不再相信规划中较困难的问题可以通过
系统的优化方法来进行解决。当然,霍尔将永远的低层阶级之城归为最后一章,表
明城市现代化以来,城市规划面对的一直无法难以有效解决社会底层贫困问题所处
的困境和难题。
对于规划理论的认识。“城市规划理论”不能与自然科学理论相提并论,至少它
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利用相同条件进行重复验证。应该将城市规划看作含有不完整理
论的学科。规划的理论只能是对城市发展、控制措施的方法和内容以及效果所做的
观察和取得的经验进行系统整理。
然而,这只是规划实践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实施的规划措施能否取得预期的
效果。另外,城市规划的内容不能与它的价值观念相脱离。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已经学
到,这些价值观念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一个规划的“成功”在不同时期里可以有完全
不同的理解。因此,就上述意义来说,城市规划仍是一种“启迪式”学科,也就是探
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断地从新的需要出发,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恰当办法。
今天的发展,更多地专注于对规划的认识问题、规划的功效及其能够解决什么、
应该做什么,规划治理的现代化在于多样性和社会的共同参与,规划的功效在于社
会动员能力,以及明确的责任与任务和对城市反映的效率效能的提升所起的作用。
关于本书。最后,说下与本书有关的清华大学“城市历史与理论”课的课程要求。
“城市历史与理论”试图通过对城市规划建设的历史概述和实例介绍,研究不同时期
城市社会状况与城市发展和形式特点之间的关系,分析城市形成的主要条件、城市
的发展过程以及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演化的历史进程。“城市历史与理论”要求通过
课程的学习能够基本了解中外城市规划实践的主要历史事件、城市规划的主要理论
观点和概念,基本了解城市发展的大致过程,能结合学习中掌握的理论和历史材料
或新发掘的材料,运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分析当前的或工作中面临的城市发展问题。
本书的内容取自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研究生“城市历史与理论”课
“城市规划的转型与发展”课程作业的31篇作业论文,涉及城市规划本质,城市规
划的理念和方法,城市规划的治理措施、手段的认识三部分。其中城市规划本质的
认识,包括为何规划干预、如何规划干预以及规划形态秩序的科学性等;城市规划的
理念和方法的认识,包括区域的空间组织、城市的空间组织等规划理念,以及过程
规划、公众参与、规划权管控和区划等规划方法;城市规划的治理措施、手段的认识,
包括空间治理机制、空间模式管控、分权、社区空间治理等多个方面。
出版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展现当前这一代研究生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分析、
归纳、思维思辨方面的能力和水平,进而来认识我们这个时代城市规划理论的进展
程度及其对当代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的影响。
彼德·沃森(Peter Watson)在《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Ideas: A History
from Fire to Freud)一书中转用弗朗西斯·培根的话说,最有趣的历史形式是思想史,
城市规划理论的历史形式也可以说是一部思想史,尽管这部历史还不那么久远。本
书选取的论文作业,展现了研究生们对当代丰富多彩的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的高度兴
趣,其中反映了对当今社会转型发展面对的社会治理一系列挑战,以及如何治理的
不同认识,本质说来是对已有的思想认识范式是否符合当今城市社会发展的基本规
律,我们到底如何和应该怎样在个体和群体层面统筹中来组织城市的发展,服务最
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根本利益。
我国正处于发展转型阶段,对城市发展规律、城市规划的作用等要义迫切需要
回望城市规划——城市历史与理论评述
开展进一步研究。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化下,如何认识和理解城市规划的作用
和在不断发展进程中受到的扰动,是认识城市的未来、把握规划着力点的关键。特
别是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经济、社会、文化转型以及长期存在的社会公
平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发展的挑战,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带来财富的进一步增长
的同时,也产生了更为尖锐的区域不均衡、社会分配不公正的冲突,由此种种,产
生了更为不清晰的现代性问题,需要回望历史,了解是什么原因产生了城市规划,
规划解决了什么,能够解决什么。当然回望过去,更多的是指向未来。作为青年一
代的学者,有着更多的勇气,对过去的认识予以批判,对未来有更多的期望和展望。
本书作为一个窗口,可以看到研究生们对发展转型所面对的挑战和突破的难度
的理解和认识水平。
由于学识和认识的局限,本书展现的材料中,肯定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敬请
各位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本书各篇文章作者分别是:郑伊辰、郝恩琦、李嫣、沈霖、邓冰钰、杨骁、吴
雅馨、王越、李诗卉、刘澜、张鹤琳、刘杨凡奇、钱乾、李梦晗、林晓云、李俊波、
杨建亚、杨若凡、刘艺、刘永城、王怡鹤、金安园、刘思璐、张琳、耿丹。本书的
编辑整理工作由刘艺负责。
为便于读者阅读,在每篇之前分别设置了导言,简要介绍了每篇文章综合概述
的主要观点。
吴唯佳
2022年2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