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在我国悠久的文明历史中,“酒”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每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酒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文明史同样久远,中国文化的许多特质通过酒文化得以凝聚和传承。酒作为古老历史文化的遗存,展示了它对上古时代至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价值与作用。1995年,中美两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日照两城镇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其中出土的陶瓷内壁有一层白色物质,它与两河文明发源地发现的陶坛中残存物质酒石酸(钙盐)相同,证明了我国在距今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已有葡萄酒。
“酒以饮用”的物质形态之“器”升华为“酒以成礼”的精神之“道”,酒的灵魂融于文化之中,成为一种高度凝练的物质与精神形式,演绎成历史文明的物化表征。
西亚文明史中,“酒”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话题。在伊朗西北部的西阿塞拜疆省(West Azerbaijan)的哈吉·菲鲁兹·泰佩遗址(Hajji Firuz Tepe)中,考古学家在距今8000年前新石器时期的泥砖建筑中发现了6个陶器,陶器内有黄色沉积物,经鉴定残留有酒石酸等物质,被认为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葡萄酒存在的证明。酒与酒神文化更对古希腊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前416年的一次酒会被载入史册,参与者涵盖了一众名人,包括苏格拉底(哲学家)、阿里斯托芬(戏剧家)、柏拉图(哲学家)、费德鲁斯(修辞学家)、阿尔西比亚德斯(雅典政治军事领袖)以及当时的一些社会名流。在这次酒会的30年后,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详细描写了当晚的场景,在长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中,不论是宗教、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酒都占有近乎神圣的地位,也是重要仪式中所不可缺少的。众多的名人逸事通过“酒”这种特殊的载体被历史记录下来,对整个西方文明发展产生了推进作用。
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俄尼索斯为象征,尼采用一个“醉”字比拟酒神的本质,在醉的经验里,可以使万物复苏,生灵欢唱,狄俄尼索斯的激情唤醒。他在《悲剧的诞生》中给予酒神精神以高度的赞扬,并且认为张扬酒神精神就可以超越理性主义对人的束缚,张扬真实生命的存在和意义。 他将诗歌与雕塑比作太阳神的艺术,庄严、宏伟、肃穆、充满秩序,同时又有一部分仿佛是梦境般模糊而易被忽略。这种不清晰和稍纵即逝的感觉,犹如饮酒后的体验,令人飘然若仙,就像音乐能够表现出的陶醉感觉一样。完美的艺术应该融合这两种元素,这或许就是酒神艺术的本质。
苏联文化学者卡冈曾经说过:“每一件艺术品包含两种信息,一个是社会信息,一个是艺术信息。”社会信息指“物”在社会中的文化含义、功能价值、历史根源、造型动机以及表现出来的民俗特征;而艺术信息则是指造型、色彩及形态的美感、艺术个性和美学价值。“酒”明显兼具这两种属性。
2300多年前,《韩非子》 中就有记载:“宋人有酤酒者……为酒甚美……悬帜甚高。”帜就是酒幌,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叫法,如绣饰、酒帘、青帘、青帜、青旗等。其具有告知的功能与文化意义,可见我国早有了信息传播的意识和方法,借助传播需要介入艺术信息。酒幌的形式及视觉效果明确证明了它在传播信息方面的功能,组成了酒文化的一部分,即社会信息与艺术信息的具象展示。再观酒、酒器以及包裹酒的包装,三者无疑关联紧密又具有功能上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指向一个方向:艺术的深刻融入。
酒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饮惟祀”,尊祖敬宗、祈求保佑、神化王权、彰显尊严,这是酒的精神功能;酒作为“礼”的承载物,集天地灵秀之精华,是通神之物,是标榜礼仪之物;“酒以成礼”,以酒祭天、祭地、祭神、祭祖都是国之要事。然酒是无形之水,需容器盛之方可聚形。
清代段玉裁在许慎《说文》中注曰“器乃凡器统称”,就是可以盛物的容器。“器”是会意字,后来本义消失,假借为器具。由于盛酒液,故而为“酒器”。它是酒的外化特征,酒借其器来塑型并彰显个性,宣示特质。酒因水造而塑型难,故而视酒器为一体。抽象意味的“酒”居上,其意与形一致。“器”则具象而下。这里的“器”所指涵盖与之关联的容器包装和配套产物,采用各种材料制造,一起述说着酒的前世今生。
《考工记》提出了“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观点,认为顺应天时、适合地气、材料优良、工艺精湛,四者相结合,才能制作出优良的器物。酒器借自然之物,聚工者巧技,实乃“天人合一”。造酒造器皆有规律可循,而审美形式则是伴着造物者的观念和情感而行。
从古至今,酒具有“水的外形,火的性格”,既是理性物质的存在,更是感性情绪的流淌。相较绘画用视觉形象来呈现美的感受,诗词歌赋用文字、旋律来宣扬情怀与才气,酒虽然是一种流淌的液体,却能让君王领袖振奋、消沉,直鉴国事,能让历代文人、艺术家灵感喷涌,才思敏捷,也能让普通百姓寻找到现实生活之外的另一种精神世界……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酒似乎是高于任何一种文化艺术形式的历史感性之物,徜徉千年,亦幻亦真。
酒,打破了地域、国家、种族、语言的界限,在世界各地文化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以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选择自由的、毫无体面可言的卑微生活,也不愿意做受人束缚的昂首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意义的精髓所在。在古希腊悲剧中,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而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又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寓示情绪的宣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这与庄周的“物我合一”主张也有高度契合之处。
中国酒在历史上并非孤立存在与发展,它与中国的政治、人文、艺术、社会、经济等方面息息相关。纵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器物演变、包装更迭、文学艺术、人文风俗等事物的发展,几乎都与酒形影相随,紧密关联。与酒相关的视觉艺术与人文风俗,为我们的现代审美及人文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一个民族需要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文化意识。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而文化的构建又是极其复杂和多元的。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社会生活就是文化的载体,一切文化、行为、制度、物质都会在某种生活方式中得到体现,且都以人为中心。创造新器物不仅可以满足生活需要,更是在创新文化和丰富精神世界。同时,器物的演变过程也反映出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经济的强弱,社会文化及审美水平。而判断和评价文化的价值,无疑是以社会生活中人对文化的态度、立场、意识观念与其发展为标准的。
本书以中国造物历史中的酒器包装为轴线,以历史发展为经纬,梳理各时期及各地有代表性的酒器包装及饮酒习俗,窥一斑而知全豹,解读历史文化进程,从中获得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进一步强化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鉴于器物创新往往出现在社会开明、经济强盛、文化发达的黄金时期,因而着重于盛唐时期。唐代酒文化相关的文献史料及文物相对丰富,与酒相生的逸闻趣事较多,纵向比较具有典型性,特征外显,社会形态及审美样式丰富,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器物演变与社会生活环境的内在逻辑关系。本书尝试通过对酒文化及历史变迁和社会文化习俗的深刻解读,以酒器包装的双重功能及视觉审美的人文习俗视角,探寻其背后的成因,揭示中国文明的博大与精深,从另一角度审视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及习俗发展,理解文化延绵不绝的根本性之依据,以期获得社会文化不断创新的滋养,继而更优质服务于今日社会文明进步之所需。
几千年的悠悠酒史延续至今,各类畅述中国酒发展的通史不在少数,或关乎中国酒的起源传说、兴衰历程,或讨论酒的社会功能、风俗习惯、酿酒工艺以及饮酒心理学,也有较多以中国酒文化为基础,探讨历朝历代酒与文艺并肩发展的研究。但鲜有见到以中国酒文化中的酒器包装视觉部分为基准,聚焦酒器包装历史风貌及变迁、功能转型、审美及人文风俗探究的专著。皆因微醺助胆,故而笔者动启心念探寻尝试。
本书主要内容涉及酒器物的历史文化进程及审美形式,酒器造型、材料和工艺,酒器与包装之间转化发展的历史源流,酒文化与文艺的共同前行以及酒的文化圈层,人文风俗变化等。根据酒文化的显象艺术表现:酒器、酒包装、饮酒习俗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事件,不同时代语境差异及审美范式,酒器包装制造工艺,酒器包装设计与市场消费方面都作了较为具体的梳理和分析,但也仅是酒文化浩瀚之海的一部分。同时,选取与酒相关的代表性历代书画作品,呈现它们的艺术信息和社会信息,为社会大众提供另一视角的酒文化面貌。本书在器物外在的视觉符号、文艺、人文圈层这几个方面,引用有历史文化传承的茅台、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等名酒为典型案例,探索分析这些视觉文化背后的人文风俗发展以及从古至今围绕酒文化的社会审美趣味变化,鉴评当下酒器包装在外来艺术设计风潮影响下的发展趋势,可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书中所提及“酒器包装”是近现代因酒产品转化为酒商品而产生的专属名词,泛指酒容器及封口盖,是销售包装及运输包装的统称。本书撰写过程中,多以文史引入或摘录古人词句,故语言半文半白,而论近现代之事则以白话表述,目的是让阅读者进入不同时空维度,更容易感受到氛围及场域的差异,不知妥否?还望读者点评。
另外,笔者准备为多年探究酒文化所创作的数百件酒器包装出版设计作品集,以观照本书所论述观点。本书意在尊先祖之“道”,借今日之“术”,造适用之“器”,沿中国酒文化脉络,承继传统文化之精髓,践行理论与实践而创造社会所需产品,为中国酒文化发扬光大贡献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