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史
(1926—1952)
学思卷
张小军 杨宇菲 编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从1926年建系至1952年院系调整期间大师云集,本书通过档案、图片、
回忆文章等历史文献资料,介绍了其中的40余位教师。聘任教师有陈达、李济、史禄国、吴
景超、潘光旦、李景汉、傅尚霖、陈序经、李树青、吴泽霖、陶云逵、戴世光、费孝通、史国衡、
王士达、倪因心、林良桐、史镜涵、苏汝江、袁方、周荣德、罗振庵、何启拔、张荦群、廖宝昀、
全慰天、李有义、胡庆钧、刘冠英、刘世海等;聘任兼职教师有吴文藻、许地山、许仕廉、杨堃、
傅葆琛、瞿同祖、谭其骧、林颂河、韩德章、关瑞梧、倪逢吉等。本书梳理了他们的教研生
涯及学术成果,追溯他们的教育实践与学术研究,由此展现老一辈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
族学学人的教育思想和学术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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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史 : 1926—1952. 学思卷 / 张小军, 杨宇菲编. --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6. 10. -- ISBN 978-7-302-72937-2
Ⅰ. G649.281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6X876F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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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设计:傅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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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26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2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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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百年纪念
清华大学建校115周年纪念
致谢本书编写支持机构
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
清华大学校史馆
清华大学档案馆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
编辑说明
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自1926年创建,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并入北京
大学等校,为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本书即反映此一时期清华社会学系基本面貌的
一部文献资料集。
二、根据所收集文献资料的性质,分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史(1926—1952)
概览卷》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史(1926—1952)学思卷》(以下分别简称《概
览卷》和《学思卷》)。
《概览卷》主要是社会学系的历史沿革、学程大纲、在校学生概览、毕业生
概览、毕业论文摘录,以及师生们的学习生活追忆。
《学思卷》主要围绕教师、教学与教育思想成书,包括教师名录、曾先后在清
华社会学系和国情普查研究所任教的41位教师的介绍,以及这一时代的教育思想。
三、书中所收录或引用的历史文献,其用字用语习惯、文章格式等与现行汉
语往往有差别,为尊重历史文献原貌,保留其时代特征不作改动。对于文献史料
中出现的错字、漏字,其存疑者分别在[ ]号和( )号内标示;能认定者,则
直接改正,不再一一注明。
四、书中所收录或引用的历史文献,部分原系竖排繁体,均改横排简体。原
文无标点的,由选编者重新加注标点;原文已有标点的,基本遵照原有标点,若
有明显错误,则加以改正。为了清楚表达文意,文中的标点符号有的按通行用法
做了改动和增加,如书名号、引号、顿号等。书中收录的名录中,社会学系教师
以波浪形下划线标示,以示区分。
五、书中所收录的回忆文章,一般全文照录,部分文章因过长或其他原因进
行了删节,删节处均以(略)或省略号标出。
六、根据出版编辑要求,本书对所有引文注释格式进行了统一。
编者
2026年4月
序言a
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所谓“位育”。《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
育焉”;后世注经先生又加以解释说“位者,安其所,育者,遂其生”,安所遂生,
是谓位育。b
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文化中的价值体系也
应当作这样看法。当然在任何文化中有些价值观念是出于人类集体生活的基础上,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日,这些价值观念的效用也存在一日。c
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自国难一天比一天的
严重,而此种对不起之处才一天比一天的无可掩饰,至最近且到完全暴露的地
步。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
“人”,做一个“士”。
国难的形成,自有它的内因外缘,若就其内因而论,我始终以为教育要负很
大的责任。教育没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没有教一些有聪明智慧的人做士,没有教
大家见利思义、安不忘危,没有教我们择善固执、矢志不渝,也没有教我们谅解
别人的立场而收分工合作之效。我以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是错了
的,错了,应知忏悔。d
我记得杜威博士初来华时的演讲,有一段话很可以作这个题目的导言。我
记不清确切的字句,不过他的大意是:“自然科学在西方已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
a 本序为民国学人版。序自大师,水木相念,吾辈学浅,落笔无颜。社会学人,时代呼唤,
教书育人,天地位焉。本序言内容全部摘编自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师的文章或论
文,谨以此向前辈学人和大师们致敬!
b 潘光旦:《说乡土教育》(1946),载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六卷),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0年,第138-139页(原载潘光旦:《政学罪言》,上海:观察社,1948年)。
c 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1947年1月30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术演讲
稿),载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d 潘光旦:《国难与教育的忏悔》(1936),载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六卷),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130页(原载潘光旦:《政学罪言》,上海:观察社,1948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史(1926—1952)学思卷
IV
所以有今日的进步,中国科学尚在萌芽时代,固然现在急宜提倡科学,注重物质
文明,但是以时间论之,总赶不到。而社会科学,中国几千年前就发达,不过没
有科学的精神,未能把他整理出来,是一个缺点。西方的社会科学,晚近才发的,
还在幼稚时代;所占优胜的,就是有科学精神罢了,中国若能有系统的整理社会
科学的学说,介绍出来,将来在世界文化运动史上的位置,定与西方发明自然科
学同等”。观以上所言,他以为自然科学发源于西方,社会科学发达于东方。言
辞之间,颇希望中国注重社会科学,贡献于世界。本来一国应该发扬己之所长,
且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a
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追溯它的源流,其实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不过大学
教育的制度是一回事,大学教育的精神又是另一回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
固然看不到有类似的组织,但是就大学教育的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的经验大致
相同,彼此相通。文明人类的生活无非两大方面,一个是“己”,一个是“群”,
也就是个人与社会。而教育的最大目的,无非是使社会中的“己”与其他个人所
构成的“群”各得其所、和谐发展,进一步就是相互扶持,相亲相爱;所以不分
中外古今,教育的精神总是相通的。b
教育虽是一个人与历史,人与环境相互感应的过程,从教育的立场说,要教
育来促进位育的功能,却不能不分一个本末宾主,因为教育的对象终究是人自己,
而不是历史,不是环境。我们不得不假定人是本,历史是末,人是主,环境是宾。
人也许是很无能的,也许在在不免受历史与环境的玩弄摆布,但我们不得不假定
人可以修正环境、开辟环境,可以指引历史、创造历史;因为不如此,我们便无
法施行教育,甚至于教育便根本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我们名为是人,实际上也尽
可以浑噩一生,与鸟兽草木同腐,于遭受玩弄与摆布之余,一任历史忘怀,环境
埋藏就是了。c
青年有四个心理的特点:一是易于接受外界的刺激与印象;二是富有想象力
a 吴文藻:《聘请社会科学教授问题》,载《清华周刊》,1921年3月25日第213期,第3-5页。
当时吴文藻还是清华学校的学生。
b 摘录自梅贻琦、潘光旦:《大学一解》(1941年),载《清华学报》,1941年4月第13卷
第1期。
c 潘光旦:《说乡土教育》(1946),载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六卷),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原载潘光旦:《政学罪言》,上海:观察社,1948年)。
序言
V
与理想;三是易于唤起情绪与激发热诚;四是敢于作为而无所顾忌。这原是人生
最可宝贵的四个特点,生命的尊严,文化的灿烂,都从此推演而出。不过它们有
三四个危险:一是流放,二是胶执,三是消沉,四是澌灭。
至于第四种的危险,即青年心理特性的澌灭,则往往在青年期以后我们时常
看见有人在学生时代是何等的好奇爱智,何等的充满了理想与热诚,何等的志大
言大,敢作敢为;一出校门,一入社会,一与实际的物质与人事环境,发生接触,
便销声匿迹,同流合污起来。求知欲很强烈,理想很丰富的会变做故步自封,患
得患失;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会变做追名逐利,狗苟蝇营;家庭改革的健将,会
变做妻子的奴隶、儿女的马牛。一言以蔽之,这种人的言行举措,前后会如出两
人。何以故?青年的特性已经澌灭故。a
人生的最大贡献和价值是创造,创造力才是最宝贵、最有意义的。若读书太
多,或不善于读书,则非徒不促进吾人的创造能力和兴趣,反倒阻碍我们原有的
一点创造力了。因为我们死读书,多读书,我们的模仿力愈大,而自己的创造力
也越削减,自己的思想不知不觉地随着前人的思想走。这种意见,虽然是有谬误
的地方,也以为不为太错。
我们处在大自然里与日常和社会的各方面接触,也可以说是在读书。因为读
书的目的不外求知识,求真理,书也不过是记叙事实的一种工具,从读书我们很
经济的得到古人无数的经验、知识、心得。同时我们也当自己直接的观察研究我
们所处的社会,直接发现真理与事实。自己直接亲切体验出来的知识和思想,才
是创造,才是真有生命的东西。我们读书,就是为要帮助我们达到这一点。否则
我们就成了书呆子,成了字纸篓子了。
我们读书要求真实,要读内容实在的书,我们要依着科学的精神,一丝不苟
的精神作去。能得到一本书正面的好处,而避免其害处。读书要与实际的生活印
证一下,大自然和社会都是我们的书。千万不要阻碍自动的思想,自动的创造。
我们要能运用书本,而不使书本支配我们,甚至变成书本的奴隶。这就反客为主
了。我们无论读多少书,能始终维持我们主人的位置,即思想自由,创造自由。b
a 潘光旦:《国难与教育的忏悔》(1936),载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六卷),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130页(原载潘光旦:《政学罪言》,上海:观察社,1948年)。
b 李景汉:《读书的要点》,载《新中学生》,1937年第1期,第4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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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常听人说潮流两个字,也常听人说顺应潮流四个字。尤其是在思想界里,
好像真有一派浩浩荡荡的一种东西在那里走动似的。究竟有没有,我们不去断定
他。我们要考虑的是:假如我们真在一种潮流之内,我们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
应当如何对付。
假如你观察山涧里一派激流的水,除了你感叹“逝者如斯夫!”之外,你也
可以见到涧内种种东西应付水流的方法,是很不一致的。树叶、草根、落花,是
完全跟水走的,可以算第一种。大一些的东西,例如石块、大树的老根,无论水
流得如何湍急,是丝毫不动的,可以算第二种。涧床深处,有许多鱼,头部一律
向着上流顶着,鱼身的方向恰恰和水流的方向相反;好像争着往上流游去,却是
并不见有什么进步。他们是潮流中的挣扎者。
人世间,社会上,思想界里,若是真有像潮流一般的现象,那么潮流中的分
子——人——应付潮流的方法,也就有不同的几派。不管潮流的方向目的,总是
跟着走的,便好比涧水中的残花落叶。不管潮流的方向目的,总是困守着不动的,
例如一部分食古不化的前辈,便好比山涧中的顽石。看出潮流的方向目的,遇到
方向不大正直、目的不大光明的潮流,便知竭力挣扎,不肯轻放一着的,毕竟是
少数有见识的人。在学问界讨生活的人应该就是这第三种人。他们好比山涧里的
鱼,和潮流有相当的关系,却不会卷入旋涡,演灭顶的惨剧。
这都是常识,尽人皆知的。但是近来似乎有一派哲学家在那里告诉人说,凡
是已成为潮流的东西,我们都应当加入,应当顺应。为什么呢?一种事物而能成
为潮流,能获得相当的声势,一定是经过了经验的盘驳的,一定是经过了生活的
颠扑而不破的。质言之,一定有他的价值。
依我们看来,潮流就是风尚,他们是不一定有价值的。尤其在这个只普及识
字而未尝普及教育的时代,一种思想,一件货物,可以因普遍的广告方法,而立
刻得捧场的人物,得到一种浩大的声势,这种声势甚或可以历久不变。在学问界
讨生活的人,在此中所在,应当知所趋避取舍,做一个时代潮流主动的引导者、
选择者,却不做只是被动的顺应者。至少也应当做一个挣扎者,庶几对山涧里的
鱼可以无愧。a
a 潘光旦:《学问与潮流》,载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28年1月16日。
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
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
天的在那里排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
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
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份责任;
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
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
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
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
们的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a
为学有三条路向:一是深思,二是多闻,三是能干。第一途是做成思想家底
路向;第二(途)是学者;第三(途)是事业家。这三种人同是为学,而其对于
同一对象底理解则不一致。譬如有人在居庸关下偶然捡起块石头,一个思想家要
想他怎样会在那里,怎样被人捡起来,和他底存在底意义。若是一个地质学者,
他对于那石头便从地质方面源源本本地说。若是一个历史学者,他便要探求那石
与过去史实有无底关系。若是一个事业家,他只想着要怎样利用那石而已。三途
之中,以多闻为本。我邦先贤教人以“博闻强记”,及教人“不学而好思,虽知
不广”底话,真可谓能得为学底正谊。但在现在底世界,能专一途底很少。因为
生活上等等底压迫,及种种知识上底需要,使人难为纯粹底思想家或事业家。假
使苏格拉底生于今日底希腊,他难免也要写几篇关于近东问题底论文投到报馆里
去卖几个钱。他也得懂得点汽车、无线电底使用方法。也许他也会把钱财存在银
行里。这并不是因为“人心不古”,乃是因为人事不古……兼多闻与深思者为文
学家。兼多闻与能干底为科学家。就是说一个人具有学者与思想家底才能,便是
文学家;具有学者与专业家底功能底,便是科学家。文学家与科学家同要具学者
底资格所不同者,一是偏于理解,一是偏于作用,一是修文,一是格物(自然我
所用科学家与文学家底名字是广义底)。进一步说,舍多闻既不能有深思,亦不
能生能干,所以多闻是为学根本。多闻多见为学者应有底事情,如人能够做到,
a 李济:《李济致张光直》,载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史(1926—1952)学思卷
才算得过着书虫底生活。当彷徨于学问底歧途时,若不能早自决断该向哪一条路
走去,他底学业必致如荒漠底砂粒,既不能长育生灵,又不堪制作器用。即使他
能下笔千言,必无一字可取。纵使他能临事多谋,必无一策能成。a
社会学者谈社会问题,与他人不同的,第一(点)在对于所讨论的问题,不
加道德的批评。这一点是最要紧的。把这一点弄清楚了,有许多问题,便不成社
会学上的问题。社会学的目的,在求真理。真理的最大仇敌,便是成见。我们研
究一问题时,如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已经下了善恶的判断,那便是成见了。不要
与人辩论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之好坏。这样,可以省却许多无谓的口舌,免得花费
许多宝贵的光阴。
社会学者谈社会问题,第二点与他人不同的,就是他研究的第一步,不是空
谈,不是臆说,而是搜集事实。现在有许多人还有一种误解,以为社会科学,是
可以信口开河、随便乱说的。我回国不久,便有人同我说道:“你们教社会学的,
真是容易,跑上讲台去,随便吹一下就是一点钟!”这种见解,固然错误,但一
半也怪我们学社会科学的人,平日“吹”的时候太多,而脚踏实地去研究的时间
太少。其实社会科学如有志立足于科学之林,便应当采用科学家的态度,用科学
家的方法。科学家的态度,是不空谈、不瞎说,言必有据,立论必有所本。科学
家的方法,第一步是搜集事实。我们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先从搜集事实下手。这
不是坐在椅子上把眼睛一闭便可做得到的,也不是心血来潮、胸有所感便可信笔
直书的。
社会学者谈社会问题,第三点与人不同的,就是他以叙述始,以解释终。一
个问题来了,他先搜集事实,然后叙述事实,然后解释事实。他是处处离不了事
实的。离了事实,他便不是科学家,等到事实已经解释清楚,科学家的职务,便
算成功了。b
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明辨是非真假。要明辨是非真假,关键首在
能虚衷体察,弃绝成见,才能舍各宗各派之非之假,集各宗各派之是之真。c
a 许地山:《牛津的书虫》,载《工商日报》,1950年2月2日。
b 吴景超:《社会学观点下之社会问题》,载《金陵月刊》,1929年第1卷第2期。
c 谭其骧语,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传》(修订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功夫臻此境,方耐五更寒。a
我们以为清华大学教育出来的人才,第一要有广博的常识,(第)二要能在
社会上作一有用的国民,(第)三要有自动研究的本领。清华大学的文科,其职
务不只在灌输学生以欧美的智识。大学文科的教员,应与学生一同研究中国的问
题,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将来有独立的希望。b
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好像躺在一架天平上,天平的一头是我们的父母、老师、
社会为培养我们放进去的砝码,天平的那一头是我们应当给社会所做的事情、所
做的贡献。我们每一个人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最低限度应
当使天平的两头取得平衡。c
21世纪会是个什么局面呢?这个要从20世纪说起。我曾经用过一个比喻性
的说法,说20世纪是世界性的战国世纪。意思是这样一个格局中有一个前景,
就是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
国际社会……这个特点里边有一个方向,就是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的出现。
我们中国人讲,以力服人为之霸,以理服人为之王。霸道统一了天下,也不
能持久,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进入大同。维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后会导致原
子战争,大家同归于尽。我希望避免同归于尽,实现天下大同。所以我在80岁
生日那天提出这样的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d
各文化自有各文化的中心精神及价值标准,但自生物的全体观之生物的一切
行为,最重要的使命是保卫生存——个人及团体的生存。求生存是与生俱存的天
性。从整个生物演化上看是如此,人类何独不然?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保卫生存
的力量越大,它的生存机会也越大,也就是它越完成了它的生存使命。许多人群
a 出自潘光旦所写的诗,收录在《铁螺山房诗草》。参见陈乐民:《茶烟香袅逗高歌——从潘
光旦〈铁螺山房诗草〉想到的》,载陈乐民:《读书与沉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14年,第206页。
b 节录自吴景超:《关于清华大学文科课程的商榷》(1927),载《清华周刊》,1927年第28
卷第4期。附上记者前言:这是留美同学所组织的清华文科课程委员讨论会。吴景超等五
人给清华留美同学会会长徐君宗涑的一个报告。记者因其文中所言,皆系关于大学部文科
课程的增减问题,故特依照原文,录登周刊,以便供清华当局留心清华课程者参考。
c 摘自费孝通:《在人生的天平上——纪念吴泽霖先生》,载鄂义太、黄泰岩:《先生还在身
边:民大名师纪念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28页。
d 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1998年6月15日写于北京大学,载费孝通:《文
化的生与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史(1926—1952)学思卷
的生存,只丧失在他们无能的文化里。当然,有能的文化,方式甚多,并不仅在
武器与经济上。关键尚不在一两项目,乃在文化的整个活体。无论什么精神或目
标,如果不能保卫生存,那便是盲目的、幼稚的、顽固的,从全体生物上看,是
变态的。这个目标或精神,必须改换!a
中国这个“力”字含义甚广,在用它的时候,往往另加个字来表示它的类
别,例如:体力(Kraft)、生力(Vitalit.t)、毅力(Energie)、权力(Macht)等等。
但无论哪一种力,它都含着一派意义,就是自主和自动,它的象征是光明,和它
相反的就是“无力”。无论是哪一种的无力,也都代表了一派意义,就是他主和
被动,它的象征是幽暗。自主、自动,它是主人。他主、被动,它是奴隶。(此
处所称主人与奴隶并无阶级意义,乃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型的象征。)
力与无力,从哪里表达出来?从行动,从人的行动上表达出来。说我们需要
“力”,就是说我们需要“力人”,需要有力的人格,也就是主人型的人格,光明
人格。“力”原来就是一种人格型。
保卫主人型,抛去奴隶型!奴隶型的毒菌原来早就蔓延到我们全民族体。在
时间上,这毒菌老早就在那里搭窝,在那里暗中破损着、啮吮着我们的力人。中
国民族圈儿里现在有若干千万浑浑噩噩的奴隶型的人在那繁殖着。我说,力被破
损、啮吮,就是说我们的力人经过若干千年的反选择(Contra-selection)程序,
被淘汰了。现在也许还有,但是寥寥如凤毛麟角!奴隶型的人多,所以有以下几
点大家公认的中国病:不负责;怕事;无创造;事事模仿;因循,随便;怕得罪人;
不敢当面说亮话,却鬼鬼祟祟,背地做工夫;无绝对的是,也无绝对的非。
这一切一切是道地的奴隶型,道地的无力的表现。这帮奴隶专在狭缝儿里弯
弯曲曲,偷偷摸摸地,讨生活。奴隶型的人们很可“能”用卑鄙手法把主人型的
人们压倒,得到胜利。但他们的胜利便是文化的堕落,便是人格的鬼魅化,便是
幽暗的漫布。
人类最高的孪生理想是真与美。真唯有力人才得的到,也唯有力人才是真。
美也唯有力人才得的到,唯有力人才是美,唯有力人才能达到这理想(这里“力”
与“能”合),唯有力人的世界才是真美的世界。b
a 陶云逵:《从全体看文化》(一),载《大公报(重庆)》战国副刊,1942年5月6日。
b 陶云逵:《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载《战国策》,1941年第13期;陶云逵:《陶云
逵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660-669页。
目录
第一章 大师云集:社会学系教师名录……………………………………………001
一、1926年社会学系成立至1937年西迁前教职员一览……………………………002
二、1937—1946年长沙临大、西南联大时期教职员名录…………………………006
三、1946年复员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前教职员名录……………………………008
四、教师治校:各时期教师在校任职情况……………………………………………011
(一)清华大学常设委员会名录 ………………………………………………011
(二)清华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名录 ……………………………………………019
(三)清华大学教育工作者工会 ………………………………………………020
第二章 开风气之先(1926—1932年)…………………………………………023
一、陈达——朴实诚笃,以身作则……………………………………………………024
二、王士达——去伪存真求“民数”…………………………………………………036
三、李济——融希腊精神与儒家修养于一身…………………………………………039
四、许地山——天人学究是通儒………………………………………………………051
五、许仕廉——为社会学中国化开路…………………………………………………065
六、吴文藻——开风气,育人才………………………………………………………070
七、傅尚霖——社会学基础上的和平观………………………………………………091
八、史禄国——清华园中的“隐士”…………………………………………………093
九、吴景超——走在学科前面的人……………………………………………………110
十、倪因心——国情普查之劳…………………………………………………………127
十一、史镜涵——黄泛区的观察………………………………………………………128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史(1926—1952)学思卷
第三章 清华园里论家国(1932—1937年)……………………………………131
一、傅葆琛——从“树木”到“树人”………………………………………………132
二、林颂河——事实说话,心系劳工…………………………………………………141
三、杨堃——民识第一纯书生…………………………………………………………143
四、潘光旦——功夫臻此境,方耐五更寒……………………………………………156
五、韩德章——博学多才,深耕农经…………………………………………………180
六、李景汉——“先农民化,后化农民”……………………………………………183
七、谭其骧——悠悠长水,舆地江山…………………………………………………197
八、苏汝江——整体视角看劳工………………………………………………………208
第四章 刚毅坚卓求索路(1937—1946年)……………………………………213
一、陈序经——真乐常从苦里来………………………………………………………214
二、李树青——各尽所能,各取所值…………………………………………………226
三、吴泽霖——致知在格物……………………………………………………………237
四、陶云逵——释边疆人文之輶轩使者………………………………………………252
五、林良桐——博览多阅为国谋………………………………………………………269
六、费孝通——从实求知,志在富民…………………………………………………274
七、瞿同祖——由博而专,由专而通…………………………………………………290
八、袁方——解民生之多艰,育社会之英才…………………………………………303
九、戴世光——人口学之翘楚…………………………………………………………311
十、何启拔——南洋华侨研究引路人…………………………………………………312
十一、罗振庵——国情与民族调查……………………………………………………315
第五章 传承与断裂(1946—1952年)…………………………………………317
一、周荣德——流动的士绅……………………………………………………………318
二、张荦群——人性与机器……………………………………………………………325
三、廖宝昀——人口生涯………………………………………………………………329
四、全慰天——经济学人………………………………………………………………331
五、胡庆钧——西南的民族学情结……………………………………………………335
六、刘冠英——民族文物的情结………………………………………………………343
七、刘世海——渴望新文化的到来……………………………………………………345
八、史国衡——砂丁的挚友……………………………………………………………348
九、李有义——藏学度生涯……………………………………………………………359
十、倪逢吉——求索平等之路…………………………………………………………370
十一、关瑞梧——推动儿童福利与教育………………………………………………372
第六章 授业之道:时代的教育思想………………………………………………375
一、1911—1937年:清华学堂到国立清华大学时期…………………………………376
二、1937—1946年:长沙临大与西南联大时期………………………………………389
三、1946—1948年:清华大学复员时期………………………………………………401
四、1948—1952年:新中国成立到院系调整时期……………………………………413
附录…………………………………………………………………………………419
一、清华学校组织大纲(1926年)……………………………………………………419
二、教务长、院长、系主任职权分际之规定…………………………………………423
三、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议事细则……………………………………………………424
四、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关于迁校的决议(1938年)………………………………425
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会议组织大纲(1938年5月)…………………………425
六、抗战二年中教务处工作概况(1939年末)………………………………………426
七、西南联大关于本校及分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名单的布告(1938年)……………430
八、国立清华大学第六届公费留美考试委员会名单(1941年)……………………431
九、国立清华大学各主管人员名录(1948年)………………………………………431
十、第二十一次校务委员会会议记录…………………………………………………433
十一、清华大学行政组织主管人员及分工情况(1949年)…………………………434
十二、清华大学行政组织系统(1949年)……………………………………………436
十三、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名单(1950年)……………………………………436
十四、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名单(1952年)…………………………………………437
十五、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职员评定支薪数额清册(1949年)………………438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史(1926—1952)学思卷
十六、社会学系参加土改教师名单(1951年)………………………………………440
十七、教职员工人数统计(1947年、1950年)………………………………………440
十八、非聘任的兼课教师………………………………………………………………442
编后语………………………………………………………………………………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