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邱吉在关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科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期间，曾受业于我约五年之久。2022年3月，我年届七十退休，他遂与同窗张子康（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转到以家礼和宋代朱子学研究著称的吾妻重二教授门下完成最后阶段的学业。同年暮春时节，他欣喜地告知我他荣膺2021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的消息。这份捷报不仅印证其负笈东瀛五载的收获，更令我从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致谢函中感到一份作为导师

的自豪。

在提交博士论文半年之前，邱吉告诉我，毕业后想回国到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我以自身的经历勉励他：1991年春，从大阪大学

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同年秋天开始在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为期一年，出站后在马萨诸塞州立大学获得教职时经过三个月的公示期。最后邱吉如愿以偿，在清华园潜心博士后研究期间，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在学术上得以更上一层楼。

邱吉进入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契机，是2018年我和中谷伸生教授作为主要策展人，与关西大学的同事和奥村佳代子教授、书论研究会会长杉村邦彦先生、泰山书道院院长大桥成行先生及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吴孟晋研究员（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等，在关西大学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山本竟山的书法与学问——内藤湖南、长尾雨山、富冈铁斋之间的文人交流网”展览，同时举办了一天的国际研讨会和挥毫示范会。为此，我们集中调查了关西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内藤文库中有关山本竟山的资料、山本家族的遗存资料，以及京都国立博物馆和铁斋美术馆的相关资料。

邱吉当时还在硕士阶段，参与并协助了展览布置和图录编撰工作。为了探究近代中日碑学书法的创作，他与我指导的博士生苏浩（现为浙江财经

大学副教授）曾跟随大桥成行先生学习过书法和书学理论。大桥成行继承其父大桥泰山创立的泰山书道院，泰山师承山本竟山，而竟山师承杨守敬，所以大桥成行堪称杨守敬的第三代日本弟子。

我常跟学生说做研究最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便“近水楼台先得月”，特别是像关西大学这样创建于1886年的百年老校，拥有内藤

湖南文库、增田涉文库、长泽规矩也文库、山本竟山资料群等多个近代中日文化交流方面重要收藏的学校，一是可以发挥自己研究上的资料优势，二是可以避免长途跋涉，把更多的时间和经费节省下来投入研究。邱吉在硕士期间就曾利用关西大学博物馆藏山本竟山资料群写就习作，获得日本学生悬赏论文“宫本赏”（日中关系学会以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的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学生论文评选活动奖项）的优秀论文奖。博士阶段，又以关于“王一亭与近代日本美术界：大正、昭和前期的‘兴亚美术’运动研究”的研究课题申请到日本科学协会笹川科学研究助成项目。2020年，我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课题“大正期日本的中国研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以内藤文库所藏资料为中心”立项，十人团队包括高田时雄、高木智见、村田雄二郎、石晓军、玄幸子、钱鸥、小嶋茂稔、山田智、二宫聪等以文献分析见长的学者，实力雄厚。该课题对内藤文库所藏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资料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调查，邱吉曾参与相关的调查和拍摄工作，以此为契机，他收集了大量与中国书画相关的著述和信札等，因此，本书中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就是内藤湖南。

本书名为《墨韵东瀛：中国书画在近代日本的鉴藏与展览》，聚焦于因西学和列强冲击导致东亚变局所形成的近代日本的中国书画收藏体系及其特征，着重探讨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古代书画藏品在近代流入日本的主要渠道，以及主要藏品的出售、转让和鉴藏情况；第二，日藏中国古代书画的展览研究在艺术社会史和文化传播史上的作用；第三，中国古代书画在围绕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话语权”的列国博弈之中的意义。

20世纪初期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本的鉴藏与展览，是近现代中日文化艺术交流史上的重要议题。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在日本大规模传播

时期，也是两国通过书画收藏和展览塑造各自文化现代性与身份认同的关键时期。本书通过对罗振玉、廉泉、庞元济（庞莱臣）、上野理一、

阿部房次郎、住友宽一、山本悌二郎和高岛菊次郎等中日两国重要收藏家鉴藏活动的考证分析，特别是对1928年“唐宋元明名画展”与1931年“宋元明清名画展”等大规模展览的细致探讨，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本的流转轨迹，以及相关的现代性叙事的建构过程。

本书分两大部分展开：一是以收藏家为中心的跨国书画流通和文化交流；二是以展览会为公关手段的文化外交策略。这种双重视角不仅体现了艺术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再解释和再利用，也反映了中日两国在20世纪初期构建各自的现代性和文化身份过程中的互惠与竞争关系。作者认为，中日两国通过中国古代书画的鉴赏和展览，建构了各自不同的现代性话语。初步致富变强的日本在大量收购、鉴藏和展览的过程中，进一步吸收了中国古代书画的艺术精髓，并企图借以彰显其作为盟主来代表文化东亚的国际地位；而积贫积弱的中国则力图借助历来对中国文化有较深体察的日本的近代化艺术和传播平台，赢得对自身古代书画的国际评价和尊重，从而维护自身的文化声誉和国际形象。这种文化交流和交涉是双向互动和重新定义的过程，反映了两国在文化外交和身份认同建构中互动和博弈的复杂关系。换言之，中国古代书画在清末民初的大量流失在客观上产生的海外传播不是简单的“输出”和“接受”的单向流动过程，而是接受方通过鉴藏、研究和展览等手段，对源文化进行解构、重组和再脉络化的动态过程。

作者收集了内藤文库所藏的大量信札资料，同时对日本官方的亚洲历史资料馆网页、日文报刊与著述，以及对大阪市立美术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澄怀堂美术馆等文博机构所藏的资料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充分借鉴了相关的先行研究成果，提供了一部精心撰著的研究之作。

本书处理的诸多个案皆为近代日本的典型案例，显示了中日之间文化交涉的主要脉络。不过，还有许多中小案例尚待调查和探明，因而未能收入视野加以分析，因此很期待邱吉今后能继续扩展和完善该课题的研究。看着他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在学术道路上前行，我深感欣慰。

后生可畏。希望邱吉永葆在关西大学读研时的学术热情，继续书写属于他们这代学人的学术新篇章。

是为序。

陶德民

关西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

2025年2月27日于日本大阪古江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