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FACE

前言

30年，一晃而过。

1995年，学校一纸调令，把我调入了3年前我参与筹备最终却没有能留下的出版社。可我也没有想到，成立两年零七个月的苏州大学出版社那时正陷入了艰难的困境。7月，正是高校出版社投入的高峰，许多图书需要在开学前出版，可面对财务账上赤字2万元的出版社，又有哪个印刷厂愿意来承印回款无望的图书？可以想见，我的前任带着员工在怎样艰难度日。一个成立之初就被断奶的文化企业，上至决策者，下至普通员工，无一不是出版战线的新人，曲折、弯路乃至高额的“学费”，是无法避免的。尽管我理智地觉得，正是我的前任的摸索、探求，为后来的我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借鉴；尽管我也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坎坷、这样的困境，对于一个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又无各式点滴积累的出版社来说也许是无法避免的，可我得面对现实——以最快速度筹集资金，把开学用书按时出版，否则合同违约、客户丢失、信誉受损，那出版社真的将陷入无药可救的境地了。

我与一起到任但又很快升迁的社长商量如何渡过这个难关，唯一的方法是借钱。学校那里无望，自收自支的企业单位，在困难的时候是没有人愿意问津的，何况学校同样面临着资金的重大缺口；银行贷款同样无望，一个陷入困境的企业，又有哪个银行愿意把钱往无底洞里投？我是银行经理也不会做这样的傻事。更何况当时贷款必须有三A级企业的担保，谁会傻乎乎地来做这样的担保？唯一的办法只有私人出面 借钱。

我平时的人脉资源与人际关系这时派上了用处，在法学院分管创收工作的经历给了我很大帮助。我一一拜访平时私交甚好的朋友，诉说出版社目前的难处，希望他们能伸出援手，扶持我们一把，我只要求4个月的借期。那些学校二级单位还有些积蓄的朋友仗着义气，慷慨解囊，少的10万元，多的50万元，在半个月里我筹集到了115万元，终于如期解决了开学用书的出版印制费用，年底书款回笼，马上还账，我明白信用的重要性，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第二年的6月，我又是如法炮制，筹集了150万元应付开学用书的投入，甚至通过学生家长的关系，把本来上级单位四季度拨给学校的一笔款子提前给我使用3个月。那可是上个世纪的150万元啊，今天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万一全赔了，我就是倾家荡产也偿还不了债务。1996年10月22日，当发行科长从省新华书店拿回一笔300多万元书款时，我心中的感慨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因为从这一天起我们出版社就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终于彻底走出了经济上的困境。我感谢在我们社陷入困境时伸出援手的朋友们。

在那个年月，我，一个主管市场的社领导，一年基本上三分之一的时间出差在外，成天奔波于全国的图书市场。在社里，与全社员工一起，自己当搬运工，自己当装卸工，自己当清洁工。每每回忆起这段可以称得上是艰难困苦的经历，给我的是不断努力前行的动力。刚到出版社的我，内外交困，出版社的困境缠绕着我；我深爱着的母亲身患重病纠结着我，我得每周周末赶回老家，替换我那已经退休的长兄值一夜班，周日的晚上再赶回单位；真的不敢相信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挺过来的。尽管我因此成了家族里唯一的高血压病患者，但是我毕竟挺过来了。也许正是这段经历，时时鞭策着我在出版领域里努力耕耘，从不敢懈怠。

编辑出版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我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出版人，清醒地知道，要真正成为一个出版人，没有三年全身心的投入是没有发言权的，因此，三年里我只有求教、调查、思考、探索、积累，中文专业出身的我，头三年中一个字也没有写。直到1998年10月，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出版业的文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我20多年的“问道”，2010年我的第一个集子题名《出版问道十五年》就是这样来的。到2022年，据网络统计，我的文字有133篇是在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其中CSSCI收录97篇，不过这个数据我觉得是不准确的，肯定有重复计算。

那些文字，忠实地记录了我近30年在出版道路上的足迹。从篇目的排列上，可以看出我对出版业的了解和思考逐步从肤浅走向深入，其渐进的历程十分明晰；从许多文章的题目上可以看出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中国出版业问题的思考上，因为我认为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才是充满信心的表现，只有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从提出和针砭的问题，可以看出我对中国出版业的某些症结在进行着持续的思考探索，有的问题直至今天还是我们讨论的话题，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进程；从论文有些观点和语言的尖锐锋利，就可以看出我急切期望中国出版业健康前行的拳拳之心；从论文直面现实，几乎是一发而不可收的发问，就可以看出我那近30年“问道”的执着。因此，“问道”，问中国出版业的“道”就是笔者近30年孜孜以求的。

我在自己的博客“吴韵楚风”的“公告”里有一句自嘲式的语言：“歌者少有，牢骚之音不断。”正是这不间断的“牢骚之音”式的“问道”，构成了我研究的视野，构成了我在编辑出版实务操作、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编辑出版专业教育三方面的追求。

假如要问我30年来的出版问道表达了一种怎样的心情，我博客自画像中的结尾也许已经清楚地表达出来了：“钟情于中国出版，期盼奋进有为，愿与同人同志，同心同德，同学同行,同为华夏出版用心用力。”也正因为如此，2011年，在我从苏州大学出版社（简称“苏大社”）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不久，清华大学出版社（简称“清华社”）盛情邀请我加盟，他们在清华大学的支持下，聘请我出任出版社总编辑。这样，我又从苏州的二线走上了北京的一线，也就又有了我在接近耳顺之年，开始我出版人职业生涯最后的“北漂”生活，跨出了即使若干年后自己也会十分佩服自己勇气的一步。因为我在继续我的“出版问道”，我出版追梦的道路将可以走得更远。

2018年3月，我告别了北京的同事，给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之后虽没有停下我问道的功课，可毕竟已是“闲云野鹤”，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也基本上是以局外人的身份了，这也许从我继续问道的最后几篇文字中可以看出些端倪。

本书的文章尽量展现其时其境的原貌，尽量展示当时真实的心态与作为，但凡当初有文字记录（有博客，也有工作日志）的我尽量用之，除了个别文字上有错误的略作改正外，尽量保持它的本来样子，以此来展示我走过的、经历过的真实脚印，这是我的初衷。

附录里的4篇文字，是我退隐前后在媒体上发表的文字，收录于后，或许对我脚印的寻觅、观察、端详有些许帮助。

回顾历史，端详脚印，除了让自己留作纪念，或许还可以留下些什么！这是我的希冀。